一、论上虞市海涂区的农田基本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董越[1]（2017）在《宁波市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发展愿景,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自此,浙江省率先展开了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的行动规划,县城作为连接乡村和大城市的重要纽带,于2014开始试点进行美丽县城建设行动,但目前美丽县城建设强调行动措施,一味地向前看,在回首总结过去上尚且不足,缺乏评价考核机制验收成果。为了给美丽县城建设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成为住建部门对县城建设管理的抓手,使未来美丽县城建设更具针对性、方向性,本文对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我国县城的特征和问题出发,结合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宜居城市评价体系、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等指标体系的构建经验,构建了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总结为“四个层级、两个分体系、两个数值、权重”,总目标层、系统层、路径层、指标层分层级诠释了美丽县城的内涵,共性和个性指标体系同时体现研究对象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现状值和增长率分别衡量县城的发展实力和发展潜力,权重通过德尔菲法打分确定。本文还提出了指标体系具体的运用方法,通过值的无量纲化达到通过分数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评价的目的。为了使指标体系的使用更具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了指标体系的实施路径,以长久地使用并落实到建设管理中去。本文以宁波市的四个县城为例,在掌握概况的基础上,分析发展定位和现状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分别针对设置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经过指标筛选精简、统计计算、横纵两向的比较得到四个县城建设水平的评价结果,并进行了解读分析,得到各个县城建设的优势与短板。最后,对整个指标体系构建与运用的难点进行了回顾总结。
张焱[2]（2016）在《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商品化、市场化发育程度的日趋成熟,以及农户文化水平的提高、传统思维模式的转变,使农户在做生产决策时不再是单一的利益最大化追求者,而是成为考虑劳动力投入最小化、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等的综合效用追求者。云南南部是云南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且这些地区还受到边境冲突、毒品等的威胁。因此,探寻在新形势下,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挖掘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内外因素,借此引导农户合理地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对优化云南产业结构,提高贫困地区人民收入水平,缓解山区贫困,维护边疆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从农户视角去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农户种植业结构、农户决策行为形成机理等问题。全文总共分为七章,以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展开。在实证部分,主要应用软件SPSS17.0和AMOS23.0,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566户样本农户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并对理论模型假设进行一一验证。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为:（1）关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对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决策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主要内外因素,也就是从可持续生计和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加以总体概述,以便为进一步的理论模型构建做准备。（2）关于样本村寨农户生计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对样本村寨农户的生计背景、生计资本（具体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以及各生计特征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论表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以少数民族为主,各个村寨自然资本状况有较大的区别,农户主要从事纯农业,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粮现象严重,农户参与边境贸易程度低,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村寨收入普遍高于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村寨。（3）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的发生机制。本研究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对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共提出15条假设,其中,9条假设获得支持,6条假设未获得支持。结果表明生计资本、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作用,进而最终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的产生。与前人的研究不同点在于,本研究引入了前置变量生计资本,并发现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构面,即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作用。（4）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模型中,主观规范在生计资本与行为态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在生计资本与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在生计资本与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在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与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良性转换的政策建议。第一,引导农户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激发农户种植业结构良性调整意向;第二,强化政府的引导、服务和协调功能,充分发挥农户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主体作用;第三,兼顾短-中-长期人力资本的能力提升,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贫穷;第四,加快农田和农业技术的改造升级,实现农业保险,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第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生产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第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创新;第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边境贸易发展,不断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第八,培养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第九,发展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第十,提高农产品的营销能力,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王春叶[3]（2016）在《基于遥感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生态红线划分 ——以浙江省海岸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海岸带地处海陆之交,凭借其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各国开发的重要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大片海滨湿地丧失、近海水域富营养化、渔业资源衰退、海平面上升等,加之一系列海上污染事件,海岸带结构改变,功能和可持续性降低,区域生态和人居安全受到威胁。开展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生态红线划分的研究,有助于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升生态功能、改善环境质量,其意义现实而深远。然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生态红线理论内涵和划分方法都有待丰富与完善,生态红线划分也有待在海岸带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因此,本研究通过利用遥感技术对浙江省海岸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通过生态问题综合诊断,确定杭州湾急需划分生态红线,进而建立基于生态保护重要性理论的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方法,并进行划分实践,以期为杭州市有关部门对生态红线的监管提供支撑。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创新成果有:（1）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分别从陆域、海岸线和水域三个子系统分析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用20012010年的活力、组织力和反弹力的乘积来度量浙江省海岸带陆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来说十年间健康状况呈现下降趋势,平均健康值为0.1842,范围为0.12600.2251,存在空间异质性。健康状态相对最好的是奉化、临海、乐清、平阳和苍南,最差的是杭州和慈溪。利用1985、1995、2005和2013年多源遥感影像,提取浙江省海岸线变化长度和增加陆地面积,对海岸线子系统健康进行评价,平均健康值为0.33,范围为00.92,其中,慈溪市健康状态最差。利用2005、2007和2010年遥感反演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以及可空间化的外界压力参数,建立水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结果显示,2005、2007和2010年平均健康值分别为44.68、49.23和46.26,均呈现不健康水平,但有细微改善。杭州湾及中南部沿岸水体状况较差,离岸越远状况越好。（2）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体系建立。以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依据,综合诊断生态问题,结合杭州湾现状,以《指南》为准则建立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方法。杭州湾地区的健康状况最差,从植被破坏,海岸线变迁,土壤侵蚀,海水污染和海洋灾害等方面分析其面临的威胁以及可能导致的生态后果,认为杭州湾地区急需划定生态红线。结合杭州湾在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领域已经开展的工作及不足,以《指南》为准则,以生态保护重要性理论为基础,从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环境灾害危险性和禁止开发区四个方面建立了杭州湾地区生态红线划分体系,包括根据生态环境问题选择12项评价指标,以及ahp权重确定方法和杭州湾生态保护重要性综合指数模型。（3）杭州湾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对杭州湾地区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环境灾害危险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生态功能较重要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在海盐县、萧山市和慈溪市的近岸区域,以及平湖市、上虞市和余姚市内陆区域,这些地区主要是滨海湿地、植被以及水源分布较多的区域,如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较敏感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平湖市、海盐县、上虞市、余姚市和慈溪市的海岸线区域,这些岸段砂质岸线比例相对较高,分布着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受到破坏后恢复困难。钱塘江口邻近海域,受到排污等外界干扰较强,生物生境遭到破坏,多样性降低,对外界干扰敏感。环境灾害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慈溪市、宁波市、上虞市、海盐县、嘉兴市的沿岸区域及北部水域。慈溪等岸段分布有粉砂淤泥质岸线,受到风暴增水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宁波市、舟山市和嘉兴市等沿岸分布较多沿海主要港口,舟山群岛附近排污口较多,并为赤潮高发区,污染物排放、航运、溢油等人为造成的海水污染灾害不容忽视。（4）杭州湾生态红线范围确定。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单因子图层进行综合叠加,将生态保护重要性综合指数分为3个等级,等级最高为红线区,并将禁止开发区直接划入红线区。杭州湾生态红线区面积为548.18km2,占整个区域面积的4.23%,黄线区和绿线区面积分别占63.05%和33.08%。红线区主要分布在海盐县、上虞市、余姚市和慈溪市等沿岸区域,其中湿地占生态红线面积的26.09%。敏感岸线主要分布在慈溪市、余姚市等岸段,占杭州湾总岸线长度的12.65%。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主要为乍浦和镇海的海防炮台遗址。渔业资源保护区位于平湖市海域,以王盘山为中心。（5）杭州湾生态红线区管控措施。对禁止开发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环境灾害危险区进行分类管理。根据生态保护重要性空间分布和实际管理能力及需要,生态红线区分为一级和二级管控区。同时,通过加强海岸带生态监测手段并建立生态红线管理平台和进行生态补偿,确保杭州湾生态红线的真正“落地”和长久发展。
胡蓉[4]（2016）在《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文中指出“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作为土地资源中的精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对耕地占用的压力以及我国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以往的耕地保护主要依靠的是法律和行政约束的强制性保护,缺乏对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关注,缺乏相关主体的激励,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和农户自觉保护耕地的意愿,耕地保护效果不佳。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意识到了通过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推动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陆续出台政策文件明确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四川省成都市、广东佛山区等地也陆续开展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践。学术界针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问题展开热议,已有研究探讨了国家或省域层面大尺度的耕地保护补偿问题,或农户层面的微观保护主体的耕地保护补偿问题,集合区域和农户不同层面问题透视的还较少,没有形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多层面、多要素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机制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耕地资源的价值内涵不清,针对耕地价值的哪一部分进行补偿存在较大的分歧。补偿路径探索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区域差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动态性机制设计。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在基于耕地保护形势的耕地资产核算基础上,以城乡统筹试验区,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人地矛盾尖锐的重庆市为例,综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熵权改进的TOPSIS和CA-Markov模型等多种方法,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经济补偿标准、经济补偿空间时序三个方面探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合理路径,并以重庆的典型县域进行补偿方案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力图解决“如何通过机制创新破解耕地保护困境”,拟通过相关成果的得出丰富耕地保护理论,为健全耕地保护经济激励与制约机制,完善耕地保护在内的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提供相对可行的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耕地资源实物量持续下降,耕地资源价值量严重扭曲,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急需建立。全国耕地资源存量虽大,人均占有量却小,存量和人均占有量持续下降。2013年,全国耕地资源存量为13516.34万hm2,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仅为0.099 hm2。1998年以来,我国耕地资源价值量持续增加,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价值量存量分别为158.45万亿元,165.56万亿元,185.41万亿元,249.55万亿元,393.32万亿元,438.97万亿元,1998-2013年间耕地资源价值量流量为280.52万亿元。发展权价值的增加量最多,其次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价值的增加量。耕地资源的理论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对比表明,耕地的理论价值量远远大于同期耕地的市场价值量,差距主要来源于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性的发展权价值、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和生态价值等。耕地资源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变化表明,两者呈逆向变化关系,耕地资源价值的增加不仅受到耕地数量减少的驱动,人口增长,非农用地需求的改变,政府的干预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对耕地价值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显化耕地资源的真正价值,给予耕地保护主体补贴,才能更好地调动保护主体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保护及补偿意愿具有差异性,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参与意愿受耕地价值变化感知、公众认知、农户特征和选择倾向的影响。农户的耕地价值认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同期耕地保护意愿表现出相似的渐进性。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耕地价值感知度较低,认知的维度较为单一,认可度最高的是耕地的农业生产价值,农户“生存小农”、“理性小农”意识使得此时的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最强烈。90年代,耕地的重要性相对弱化,农民对耕地的就业、养老保障的依赖降低,发展权价值逐步受到重视,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减弱。20世纪初,农户对耕地的生态价值、发展权价值及情感价值认可度高。伴随着农户对耕地多维度价值的认知,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较90年代有所回升。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保护补偿意愿具有显着的差异性。耕地保护补偿参与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农户特征、公众认知、农户的耕地价值变化感知和选择倾向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均具有显着影响。其中,劳动力人数、农业生产价值变化感知、耕地重要性认知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分别对这四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力度最好。公众认知、选择倾向和农户特征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公众认知对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农户的耕地价值变化感知与补偿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农户感知耕地价值提高时,即使没有补偿其耕地保护意愿也会很强烈。农户作为耕地保护最直接的参与者,经济补偿的开展必须尊重农户意愿,以耕地保护和农户获益为前提。通过广泛宣传提升农户对耕地重要性、严峻形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拟定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的选择上,可在综合考虑财政支付能力和民意的基础上,采用现金和保险补偿为主,辅以政策、技术等其他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增加耕地保护补偿的灵活性。针对区域差异下的补偿意愿差异,针对重点人群,划定重点区域。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农户是耕地保护激励的重点人群,以他们的意愿需求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方案,尽可能地弥补他们的“特别牺牲利益”。粮食主产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城乡结合部是耕地保护激励的重点区域,在耕地保护的同时实现优质耕地更好保护。（3）基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及分维度价值的保护补偿标准存在空间分异。全市耕地综合价值补偿额度值以主城区为核心区域,沿圈层式向外递减,至渝东北、渝东南降至最低,总体上呈现“两圈两翼,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局部区域具有典型的空间变异性,万州和黔江地区的补偿价值高于周边区县。空间关联分析表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在空间上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即补偿标准高的区县跟补偿标准高的区县相邻,补偿标准低的区县跟补偿标准低的区县相邻。基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维度补偿值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类似的地域分异格局,即整体上都具有渝西>渝中>渝东北>渝东南。各类补偿标准的Global Moran’s I值介于0.4025-0.8519,空间关联性较强。为提高补偿的可行性,制定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弹性区间,即以耕地资源的发展权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下限,以非市场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中间值,以综合价值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上限,并依据不同的目的或在特定的时期分阶段实行不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人口、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和农户行为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空间分异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人口因素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空间分异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关系。社会经济因素同样表现出显着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经济密度高、投资力度大、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也是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高值集聚区。这一空间集聚特征也表现在交通区位因素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空间关系上。农户行为因素中,农户经营投入行为、种植选择行为与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空间分异表现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因此,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应在区域耕地资源价值科学评定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弹性区间,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针对性和有效性。（4）依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率划定耕地保护补偿空间时序,在不同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补偿策略。以耕地建设负荷为依据,以重庆耕地分布的37个区县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确定了各县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优先序,并将重庆耕地保护补偿划分为三个区域: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和临界补偿区。三个区域涉及的区县分别为12个,14个和11个,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32.36%,37.14%和30.50%。三大区域在耕地资源禀赋、区域发展定位和市级耕地建设性补偿的支持力度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根据空间时序和区域差异性,设计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区域协调战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时序上,分别设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先行试点区、试点区和全面推开区;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补偿区和次级补偿区多为区位较好的城市近郊区域,对农户可以现金+保险补偿为主,适当配置耕地保护、现代农业的信贷优惠政策;而次级补偿区中的部分县域及临界补偿区多为远离重庆经济社会政治中心的县域,激励性补偿在以现金+保险补偿为主外,适当配置技术补偿,提高后备建设区的农业“造血”功能。（5）本研究构建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思路和关键技术方法合理、可行,但在不同的区域应用时应进行修正。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变化调控、经济补偿标准差异化设计、经济补偿空间时序安排、经济补偿的农户意愿调查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思路和关键技术方法在重庆市江津区的实证表明是合理、可行的。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方面,借助遥感解译技术和GIS技术动态监测土地利用变化,利用CA-Markov模型预测未来年份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实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动态化、精确化;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方面,基于耕地资源价值内涵重构,通过收益还原法、替代市场法等对耕地资源的分维度和综合价值进行了评估,确定了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不同价值的理论补偿值,结合地方财政承受力确定了实际的经济补偿标准,并明晰了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在经济补偿的具体方式方面,依据农户意愿调查中感知敏感的经济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依据等方面确定农户认可度高的形式。在经济补偿的区域协调方面,依据“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布局,开展全面补偿和重点补偿,提高经济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耕地保护效率。研究构建的思路和方法理清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户的利益关系,建立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区域作为西南丘陵地区的典型代表,其经济补偿方案在西南丘陵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复杂性,在应用时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进行地方财政收支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修正。综上所述,本文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切入点,通过重构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核算静态时点及连续时间序列的耕地资产价值变化,明确了耕地资源价值内涵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采用农户调查了解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微观主体农户的意愿诉求,将土地价值意识纳入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分析,增强了经济补偿设计的针对性。基于耕地资源价值的补偿标准空间分异及补偿标准、范围的时间演变,设计了差异化、动态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路径。同时,基于耕地保护补偿效率的空间时序划定及地方财政承受力的补偿路径调整,提高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可行性。最终构建了基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变化调控、经济补偿标准差异化设计、经济补偿空间时序安排、经济补偿的农户意愿调查的系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路径框架,明确了各个关键环节的技术和方法。本文的经济补偿标准修正和分区方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际,案例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理论提炼,补偿重点区域如何聚焦才能更好地提升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从而为政府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赵伟平[5]（2015）在《基于都市圈背景的上虞经济发展战略及支撑体系研究》文中提出郡县治,天下安。县级行政建制是联结城乡、稳定农村的重要层级,县域经济是承上启下、统筹城乡的重要节点。作为行政区经济的一种典型样式,县域经济在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后,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发展瓶颈和制约,尤其是在实施“省管县”体制的浙江,县域经济的局限性和弊端已经日益显现。如何加速转型,实现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的新跨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论文以2013年实行撤市设区的上虞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行政区经济、县域经济、都市圈经济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了长三角、杭甬都市圈的发展态势和绍兴的大城市规划,研究了周边都市圈经济发展和绍兴大城市建设可能给上虞的重大影响,梳理了解放以来上虞的发展历史,比较了绍兴三区的发展情况,并对上虞的发展形势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虞发展战略、总体定位和都市圈融入方向,并提出了支撑上虞未来发展的支撑体系。论文提出,撤市设区后的上虞必须加速融入都市圈的发展。建议今后一段时期上虞的战略定位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施创新驱动、深化改革、融合互动、生态优化、统筹共享的发展战略,在都市圈经济中主动融入绍兴、连接杭甬、呼应沪温,把上虞打造成为实业之区、创新之都、休闲之乡、品质之城、幸福之地。为了保证战略的实施,建议加强支撑上虞经济发展的七大体系建设,包括硬件方面的空间平台支撑体系、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现代产业支撑体系、资源环境支撑体系,软件方面的科技人才支撑体系、社会发展支撑体系、行政服务支撑体系,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措施。
杨逢银[6]（2015）在《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有效地激发、释放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力,我国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行政分权改革。在既有的“属地化管理”和行政分权改革体制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配置方式以及政府间府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各级政府不仅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还使地方政府因维护各自的辖区利益而相互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导致相邻政区的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针对行政分权改革背景下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不断加剧,本研究从属地化管理和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浙江温州平阳县和苍南县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在对个案中存在的“行政区经济”问题严重、区域性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区域城镇群协同发展困难、鳌江流域治理绩效低下等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跨区域事务治理议题的生成机理、主要治理困境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在突破既有政区行政（属地化管理）、复合行政、区域公共管理等理论分析范式的基础上,从跨区域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包括政区相邻的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跨区域治理解决机制。研究表明,跨区域事务的治理困境虽然主要由相邻政区地方政府属地化管理和恶性竞争所致,但单纯依赖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复合行政”或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公共管理”的解决范式对问题的消解是有限度的,只有将其纳入到跨区域治理的架构中问题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解决。跨区域治理是一种统合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在内的多方力量参与的网络化的协同治理框架,内涵着纵向政府间的科层治理机制、横向地方政府间及其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对典型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通过区域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的合作治理,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纵向与横向的沟通、合作机制和跨部门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是消除属地化管理及地方政府竞争引起的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基本路径。
郑文明[7]（2014）在《绍兴开发海涂资源的研究分析》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沿海城市面对扩张中越来越突显出土地资源的紧张,采取围海造陆这一办法来解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针对这一问题做出大量研究,对海涂开发提出了各种意见建议。如认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着眼,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涂资源也是沿海地区发展经济的潜力所在。但也有专家认为向沿海滩涂开发扩展陆地以满足项目建设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对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滩涂围垦开发也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处理好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绍兴地靠杭州湾出海口,在上世纪兴起的大规模围海造地中开发了大量的海涂资源。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绍兴利用海涂资源开发建设新城,拓展城市框架的优势,以及借鉴国内外海涂开发经验,提出要注意的问题,更合理地利用好宝贵的海涂资源,把它建设绍兴经济新的增长点,城市发展的新方向,有利地推动绍兴大城市建设,走向海湾时代。
薛剑[8]（2014）在《高标准农田标准与建设路径研究 ——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例》文中提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我国,由于部门分工等原因造成对高标准农田标准的认识不统一。现有的相关标准只是着重规定建设内容,并没有说明经过建设后不同区域的高标准农田所应达到的状态及其对作物生长的保障作用,难以指导科学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本研究在辨析现有相关高标准农田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根据作物生长与耕地质量条件的关系,科学界定“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研究高标准农田标准的确定方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空布局方法和建设措施,并以黑龙江富锦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检验和论证上述高标准农田标准与建设路径的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高标准农田是在一定时期内,满足区域内主要作物高产稳产生长需求,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可以持续利用的农田。高标准农田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并非一定是“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早能灌、涝能排”的“十全十美”农田,只要耕地质量条件能够满足当地主要作物的高产稳产高效生产的需求,就是高标准农田。2.研究区域主要作物的高产稳产高效生产的需求是确定高标准农田标准的基础。因此,区域高标准农田标准的确定,首先要明确基于当地气候适宜性的区域标准耕作制度的主要作物,以及这些作物高产稳产对土壤、水分和田间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本文综合有关农业区划和农用地质量分等研究成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区、黄淮海区等12个高标准农田类型区,分析区域自然禀赋对耕地质量条件的影响,研究区域主要作物的高产稳产对土壤、水分和田间基础设施条件的要求,提出了区域性的高标准农田标准,也指出了影响区域主要作物高产稳产的限制性因素及其相应的改造改良措施。3.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包括空间布局、时序安排和建设措施等三项主要任务。在高标准农田空间布局上,首先通过“一票否决”将空间不稳定的区域排除,即将有可能被建设占用、生态退耕或灾害损毁的耕地排除在外,以免造成建设的过程性浪费；其次,将现有耕地质量条件与区域高标准农田标准进行比对,将已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的耕地直接认定为高标准农田,不列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区；第三,分析影响区域主要栽培作物生长的因素,排除那些存在明显限制性因素且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不可改造的耕地；以上三步排除的耕地之外的区域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内建设时序的安排,通过空间稳定性评价方法,按照空间稳定性分级次序确定。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内的建设措施的确定,首先需要诊断影响作物高产稳产高效生产的因素,借鉴现有土壤改良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措施,根据当地的技术经济条件,拟定科学高效的工程措施和政策保障措施。4.富锦市的实证研究证明,富锦市旱地与水田的高标准农田标准是不同的。由于地处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自然降水完全满足玉米的水分需求,并不需要灌溉,旱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不需要考虑灌溉系统。但若种植水稻,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须修建灌排系统。无论旱地还是水田都需要合理确定耕作田块大小以便提高耕作效率。对于在岗地上开垦黑土、白浆土而来的早地,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能进行土地大平整,因为平整土地容易破坏黑土层。根据拟定的富锦市高标准农田标准衡量现有耕地,现有高标准农田以旱地为主,占高标准农田总量的99.77%,水田只占高标准农田的很小部分。而富锦市水田占耕地面积的30.91%,旱地占耕地面积的68.95%,水浇地占耕地面积的0.13%。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评价结果,是因为分布在岗地上的旱地种植玉米,土壤没有限制,水分靠天然降水可以满足,排水靠自然地形也没有限制,没有灌溉与排水设施也符合高标准农田标准。而当地的水利工程不完善,对于水田来说,就达不到高标准农田的要求。富锦市的实证研究还证明,现有高标准农田并非全是农用地分等中的“最优等别”,还包括“次优等别”,这说明,农用地分等成果只是认定高标准农田的重要参考。认定高标准农田,需要比对区域主要作物的高产稳产高效生产需求和耕地质量条件。调研发现,目前富锦市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些项目位于根据本文确定的高标准农田标准认定的现有高标准农田内,存在着“超高标准建设”或者重复建设的问题。5.由于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平衡,必须分区域确定高标准农田的标准。本研究将全国划分了12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差异还是很大,因此所提出的区域高标准农田的标准还是很笼统,特别需要更详细的分区来研究高标准农田标准和待建区的改良或建设措施。6.本文关于高标准农田的空间布局只是考虑到不被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和灾毁,而要保证高标准农田的可持续利用,还应该考虑其他资源环境要素,特别是水资源的可持续保障。如果区域内总体上水分不富裕,而依靠打井开采地下水,从“标准”上判断,有良好的灌溉设施,属于“高标准”,但这种耗竭地质储水的做法就不是可持续的。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必须在将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深入研究。
曹清瑛[9]（2013）在《浙江农业景观的文化形态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浙江地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拥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浙江余姚地区发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其中找到大量稻壳的堆积、成批出土的骨耙、复杂的农耕木质工具以及带禅铆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农业生产过去作为浙江地区主要的劳动方式和生活资料来源，劳作方式、作息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信仰文化和民俗文化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农业生产赋予浙江农村生活特色，同时也制约和影响着浙江地区的文化制度、文化心态的形成和发展。农业景观既包含在自然景观、种植景观等物质景观，也包括由农业生产影响的社会形态、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礼俗信仰等人文景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已从传统手工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许多过去的生产生活景观消亡，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当历史斑驳的老房子受到人们关注保护时，若与之相应的民俗民风、生活方式都消失殆尽，固化下来的乡村聚落也显得空洞、了无生机。本文将综合景观设计、社会和文化等视角对浙江农业景观进行剖析，主要分为以下三点：1、通过调查、文献收集等方式对浙江地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农业生产景观、生活景观和农业文化等进行分析，全面了解传统农业景观的文化形态、发展。2、通过走访，对浙江地区现代农业景观文化形态和现代农业发展进行调查，并对现代农业景观类型加以分析。3、通过对传统农业景观和现代农业景观的剖析，综合国内外发达地区农业景观的发展经验，对当今浙江地区农业景观加以评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农业景观远不局限于优美的大地种植景观，更多的是在农业文明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民俗民风。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农业景观中的人文景观，并对其中较为独特的民风民俗、社会结构和景观形态进行保护和延续。
李晨[10]（2013）在《土地整治规划尺度差异及统筹协调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提出统筹协调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管理，对解决我国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内容的上级与下级雷同、完善土地整治规划体系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土地整治功能分析入手，分析各级土地整治规划的尺度差异，明确了省市县三级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和分工，从规划指标、空间等方面进行了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统筹协调。得到以下结论：（1）基于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层次性，分析了规划的尺度差异。省级规划属于政策性引导规划，市级规划属于布局性规划，县级规划是指导县级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性文件。由于不同尺度规划功能、主体利益、基础数据的差异，使土地整治规划目标任务和内容存在着尺度差异。尺度越大，土地整治规划越侧重政策性与宏观调控；尺度越小，土地整治规划更侧重操作性和微观实施。（2）从目标任务、空间、项目几个方面，构建了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统筹配置模式。土地整治规划指标体系应层次分明、时空有序，上位规划目标任务控制下位规划相关指标。大尺度土地整治规划应提出相关约束指标，体现土地整治战略安排和政策引导；中尺度规划指标应体现区域土地整治功能与差别化土地整治方向；小尺度规划则着重空间落实，体现各指标对用地空间重构的影响。空间的统筹衔接应通过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分区的衔接来实现。省级规划应为地域综合分区，安排重大项目，体现对市级功能分区的引导；市级规划应为土地整治功能分区，安排重点项目，注重各分区间的统筹协调，体现其政策指导性；县级规划应在功能分区控制下，评价土地利用格局、质量及生态适宜性，分析各类型土地整治潜力与区域功能关系，划定整治项目区。（3）以浙江省为例，从指标分解、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土地整治规划统筹协调的实证研究。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分解为例进行了规划指标的分解，实现规划指标在尺度上的逐级控制与衔接。结果表明，省级指标分解主要影响因素是以基本农田面积和耕地质量为基础的粮食生产能力；市级指标分解除了受基本农田面积影响外，受整治潜力影响较大；县级指标分解主要受到景观尺度耕地及农村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影响。产生影响的指标既体现对上位规划指标的承接，也体现本层次内部差异。使用自上而下、逐层控制的方法，划定不同层次土地整治分区，进行空间统筹协调。根据区域宏观差异，将浙江省划分为浙北水网平原区、浙西山地丘陵区等分区，明确各市不同功能分区政策与空间导向。进而依据嘉兴区内土地整治功能定位差异，将嘉兴市分为特色农业发展区、城镇优化整治区、湿地水网生态功能区等功能区。最后结合南湖区各类型土地整治潜力，划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区、农村建设用地整理项目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等，指导土地整治项目合理安排。
二、论上虞市海涂区的农田基本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上虞市海涂区的农田基本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宁波市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国家层面政策要求 |
| 1.2.2 浙江省美丽县城建设要求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概念与范围 |
| 1.4.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MECE分析法 |
| 1.5.3 层次分析法 |
| 1.5.4 德尔菲法 |
| 1.5.5 问卷调查法 |
| 1.5.6 比较分析法 |
| 1.6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关于小城镇建设的国内外研究 |
| 2.1.1 国外小城镇建设研究 |
| 2.1.2 国内县城建设研究 |
| 2.2 关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 |
| 2.2.1 国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2.2.2 国内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 3 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我国县城的特征与问题 |
| 3.2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3.3 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思路 |
| 3.4 指标体系的构成内容 |
| 3.4.1 四个层级 |
| 3.4.2 两个分体系 |
| 3.4.3 两个数值 |
| 3.4.4 权重 |
| 3.5 指标体系的运用方法 |
| 3.5.1 值的无量纲化处理 |
| 3.5.2 评价结果的比较分析 |
| 3.6 指标体系的实施路径 |
| 3.6.1 建立年度维护和更新机制 |
| 3.6.2 指导县城建设评级 |
| 3.6.3 对接美丽县城三年行动规划 |
| 3.6.4 以法定图则为载体进入建设管理体系 |
| 4 案例:宁波市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运用 |
| 4.1 宁波市县城总体特征与问题 |
| 4.1.1 宁波市概况 |
| 4.1.2 宁波市特征与问题 |
| 4.1.3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4.1.4 各县城概况、定位、问题 |
| 4.2 具体指标的确定 |
| 4.2.1 共性指标的确定 |
| 4.2.2 个性指标的确定 |
| 4.3 评价结果 |
| 4.4 两个维度上的比较分析 |
| 4.4.1 横向比较 |
| 4.4.2 纵向比较 |
| 5 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难点 |
| 5.1 研究范围的矛盾 |
| 5.2 自上而下对指标体系的要求与当地需求的矛盾 |
| 5.3 不同地区资料更新程度不同的矛盾 |
| 5.4 县城对指标的需求与指标可操作性的矛盾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研究创新点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6.1.3 指标体系的内容体系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国外案例 |
| 附录2: 国内案例 |
| 附录3: 德尔菲法专家意见咨询表 |
| 附录4: 宁波市各县城概况、定位、问题 |
| 1 宁海县 |
| 2 象山县 |
| 3 余姚市 |
| 4 慈溪市 |
| 附件5: 核心共性指标数据统计 |
| 附件6: 核心共性指标评价得分 |
| 作者简历 |
（2）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局限性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回顾、文献综述和理论模型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农户生计 |
| 2.1.3 种植业结构 |
| 2.2 理论回顾 |
| 2.2.1 产业结构理论 |
| 2.2.2 需求供给理论 |
| 2.2.3 行为经济学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2.5 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边境地区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山区农户相关研究综述 |
| 2.3.3 种植业结构调整研究综述 |
| 2.3.4 农户决策行为研究综述 |
| 2.3.5 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综述 |
| 2.3.6 文献研究述评 |
| 2.4 农户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 |
| 2.4.1 农户效用模型 |
| 2.4.2 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行为模型 |
| 2.4.3 本论文选用的农户决策行为模型 |
| 2.4.4 农户决策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决策行为的关联性分析 |
| 3.1.1 生存视角 |
| 3.1.2 “多元化”发展视角 |
| 3.2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下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 |
| 3.2.1 人力资本 |
| 3.2.2 自然资本 |
| 3.2.3 物质资本 |
| 3.2.4 金融资本 |
| 3.2.5 社会资本 |
| 3.3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下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 |
| 3.3.1 行为态度 |
| 3.3.2 主观规范 |
| 3.3.3 知觉行为控制 |
| 3.3.4 行为意愿 |
| 3.4 影响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其他因素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研究设计 |
| 4.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2 研究变量和假设的提出 |
| 4.2.1 协方差矩阵 |
| 4.2.2 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与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 |
| 4.2.3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和实际行为 |
| 4.2.4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态度 |
| 4.2.5 生计资本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 |
| 4.2.6 生计资本与种植业结构调整意向和实际行为 |
| 4.3 问卷的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步骤 |
| 4.3.2 变量的测量题项 |
| 4.3.3 研究村寨和抽样方法的选取 |
| 4.3.4 问卷预试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样本村寨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
| 5.1 正式调研 |
| 5.2 样本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生计基本情况 |
| 5.3.1 农户生计背景 |
| 5.3.2 各村寨农户生计资本 |
| 5.3.3 各村寨农户生计策略 |
| 5.3.4 各村寨农户生计后果 |
| 5.3.5 农户生计特征的内在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模型分析 |
| 6.1 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 |
| 6.1.1 样本数检定 |
| 6.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1.3 Bollen二阶段检验 |
| 6.1.4 变量的多元常态检定 |
| 6.1.5 共同方法变异(CMV)检定 |
| 6.1.6 整体构面的区别效度检定 |
| 6.2 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估计结果和中介效应分析 |
| 6.2.1 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
| 6.2.2 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2.3 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3 结构方程模型的交叉效度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农户生计脆弱、生计资本总体匮乏,且面临较大的生计风险 |
| 7.1.2 各因素对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程度具有较大区别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引导农户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激发农户种植业结构良性调整意向 |
| 7.2.2 强化政府的引导、服务和协调功能,充分发挥农户的种植业结构调整主体作用 |
| 7.2.3 兼顾短-中-长期人力资本的能力提升,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贫穷 |
| 7.2.4 加快农田和农业技术的改造升级,试行农业保险,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 |
| 7.2.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生产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
| 7.2.6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创新 |
| 7.2.7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边境贸易发展,不断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 |
| 7.2.8 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 |
| 7.2.9 发展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方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
| 7.2.10 提高农产品的营销实力,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拓展研究方法,对本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做进一步验证 |
| 7.3.2 挖掘其他潜在变量,丰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
| 7.3.3 拓展研究对象,增加群组比较分析,深化本研究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致谢 |
| 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参加的科研和成果 |
| 附录B 调查问卷 |
| 附录B.1 农户问卷调查 |
| 附录B.2 村领导或知情人员访谈 |
（3）基于遥感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生态红线划分 ——以浙江省海岸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 1.3.2 生态红线划分 |
| 1.3.3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生态红线划分的关联性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陆域子系统对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
| 2.1 遥感数据收集与处理 |
| 2.1.1 归一化植被指数简介 |
| 2.1.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活力变化 |
| 2.2.2 组织力变化 |
| 2.2.3 反弹力分析 |
| 2.2.4 陆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海岸线子系统对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
| 3.1 海岸线的界定 |
| 3.2 遥感数据收集与处理 |
| 3.2.1 数据收集 |
| 3.2.2 数据处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海岸线变迁结果 |
| 3.3.2 海岸线变化较大区域 |
| 3.3.3 海岸线围垦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
| 3.3.4 海岸线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水域子系统对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 |
| 4.1 基于遥感的水质参数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悬浮泥沙浓度的时空变化和生态效应 |
| 4.2.2 叶绿素浓度的时空变化和生态效应 |
| 4.2.3 透明度的时空变化和生态效应 |
| 4.2.4 赤潮的时空变化和生态效应 |
| 4.2.5 河流物质输送的生态效应 |
| 4.2.6 排污口的生态效应 |
| 4.2.7 港口与航道的生态效应 |
| 4.3 水域子系统对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
| 4.3.1 水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与权重 |
| 4.3.2 水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分级 |
| 4.3.3 水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 |
| 5.1 生态红线的划分原则 |
| 5.2 生态红线的划分流程 |
| 5.3 生态红线划分范围识别 |
| 5.3.1 浙江省海岸带生态问题诊断 |
| 5.3.2 浙江省海岸带生态保护现状 |
| 5.3.3 杭州湾需要生态红线 |
| 5.4 基于生态保护重要性的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方法 |
| 5.4.1 生态保护重要性内涵 |
| 5.4.2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方法 |
| 5.4.3 生态红线范围确定方法 |
| 5.5 杭州湾生态红线划分实践 |
| 5.5.1 杭州湾概况 |
| 5.5.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5.5.3 杭州湾生态保护重要性因子提取 |
| 5.5.4 杭州湾生态红线范围确定 |
| 5.5.5 生态红线管控措施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问题讨论 |
| 6.3.1 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法问题 |
| 6.3.2 评价指标与评价标准问题 |
| 6.3.3 空间尺度问题 |
| 6.3.4 研究结果可信度和后续问题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4）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概况 |
| 1.1.1 研究时段划分 |
| 1.1.2 研究机构分布 |
| 1.1.3 研究作者分布 |
| 1.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热点 |
| 1.2.1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内涵 |
| 1.2.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相关利益主体 |
| 1.2.3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
| 1.2.4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区域协调 |
| 1.2.5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意愿 |
| 1.2.6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 |
| 1.3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应用实践 |
| 1.3.1 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践 |
| 1.3.2 国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践 |
| 1.4 研究评述 |
| 第2章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2.1.1 研究背景 |
| 2.1.2 研究意义 |
| 2.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2.1 研究目标 |
| 2.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区域概况 |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 2.3.2 社会经济条件 |
| 2.3.3 土地利用条件 |
| 2.4 数据源说明 |
| 2.5 技术路线 |
| 第3章 耕地资产核算的宏观态势研究 |
|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耕地资源的资产实物量核算 |
| 3.2.2 耕地资源的资产价值量核算 |
| 3.3 小结 |
| 第4章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微观主体农户意愿研究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意愿基本情况 |
| 4.2.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参与意愿的结构验证 |
| 4.3 小结 |
| 第5章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标准研究 |
| 5.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1.2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于综合价值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
| 5.2.2 基于分维度价值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 |
| 5.2.3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弹性区间和动态化实施 |
| 5.2.4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区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小结 |
| 第6章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空间时序研究 |
| 6.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6.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评价指标的权重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空间时序 |
| 6.2.3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空间特征 |
| 6.3 小结 |
| 第7章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证：重庆市江津区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预测 |
| 7.2.2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测算 |
| 7.2.3 地方财政收支下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调整 |
| 7.2.4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案确定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基于都市圈背景的上虞经济发展战略及支撑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目的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途径 |
| 1.2.1 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内行政区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研究 |
| 2.1.3 国外类似行政区经济的研究和解决方案 |
| 2.2 都市圈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外都市圈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都市圈理论的研究 |
| 2.2.3 关于都市圈边界和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研究 |
| 2.3 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的研究 |
| 2.3.1 县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3.2 浙江省“省管县”模式的研究 |
| 2.3.3 浙江县域经济如何融入都市圈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4 简要小结 |
| 3 上虞所处的都市圈发展趋势分析 |
| 3.1 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及对上虞的影响 |
| 3.1.1 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沿革 |
| 3.1.2 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趋势 |
| 3.1.3 上虞与上海的经济社会联系 |
| 3.2 杭甬都市圈的发展及对上虞的影响 |
| 3.2.1 浙江四大都市圈的发展 |
| 3.2.2 杭州、宁波都市圈的比较分析 |
| 3.2.3 上虞的尴尬 |
| 3.3 绍兴大城市发展战略及对上虞的影响 |
| 3.3.1 绍兴的基本情况 |
| 3.3.2 绍兴的城市之痛和产业之痛 |
| 3.3.3 行政区划调整后绍兴的城市发展总体战略 |
| 3.3.4 绍兴城市发展总体战略对上虞转型发展的影响 |
| 4 上虞发展现状分析及战略定位研究 |
| 4.1 上虞概况及现状比较 |
| 4.1.1 上虞概况 |
| 4.1.2 建国以来上虞的发展历程回顾 |
| 4.1.3 上虞与越城、柯桥发展情况比较分析 |
| 4.2 上虞发展的SWOT分析 |
| 4.2.1 发展优势 |
| 4.2.2 发展劣势 |
| 4.2.3 发展机遇 |
| 4.2.4 发展挑战 |
| 4.3 撤市改区后上虞的发展战略及定位 |
| 4.3.1 今后一段时期上虞的发展战略 |
| 4.3.2 上虞融入都市圈的方向选择 |
| 4.3.3 未来上虞发展的功能定位 |
| 4.3.4 未来上虞发展的空间布局 |
| 5 上虞发展的支撑体系研究 |
| 5.1 空间平台支撑体系 |
| 5.1.1 构筑“一核两区一带多点”的空间结构 |
| 5.1.2 突出重点区块的开发建设 |
| 5.1.3 加快培育特色小镇 |
| 5.1.4 打造美丽乡村休闲带 |
| 5.2 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
| 5.2.1 坚持交通先行 |
| 5.2.2 完善水利命脉 |
| 5.2.3 推进其他基础配套 |
| 5.3 现代产业支撑体系 |
| 5.3.1 着力建设五大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
| 5.3.2 积极培育四大新经济增长点 |
| 5.3.3 以“四换三名”为抓手推动产业升级 |
| 5.4 科技人才支撑体系 |
| 5.4.1 打造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
| 5.4.2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5.4.3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
| 5.4.4 千方百计引进人才 |
| 5.5 资源环境支撑体系 |
| 5.5.1 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
| 5.5.2 着力打造清水环境 |
| 5.5.3 推进集约节约用地 |
| 5.5.4 大力构建生态文明 |
| 5.6 社会发展支撑体系 |
| 5.6.1 不断强化就业保障 |
| 5.6.2 着力提升公共服务 |
| 5.6.3 致力优化社会治理 |
| 5.7 行政服务支撑体系 |
| 5.7.1 主动激发开放动力 |
| 5.7.2 全面释放改革红利 |
| 5.7.3 全力打造高效服务政风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和建议 |
| 6.2 不足或深化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1.1 跨区域治理问题的提出 |
| 1.1.2 跨区域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政府间关系 |
| 1.2.2 大都市区治理 |
| 1.2.3 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 |
| 1.2.4 跨界流域治理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2 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
| 2.1 跨区域治理 |
| 2.1.1 跨区域治理的界定 |
| 2.1.2 跨区域治理的特征 |
| 2.1.3 跨区域治理的重要意义 |
| 2.2 跨区域治理的三个维度 |
| 2.2.1 优化行政权力配置 |
| 2.2.2 构建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 |
| 2.2.3 拓展区域性地方治理 |
| 2.3 地方政府竞争 |
| 2.3.1 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 |
| 2.3.2 地方政府竞争的机制分析 |
| 2.3.3 地方政府竞争的效应分析 |
| 2.3.4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失范的矫治 |
| 3. 跨区域事务解决的制度框架 |
| 3.1 跨区域事务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1 建国前：从城镇区域分割走向区域城乡分治 |
| 3.1.2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央集权的大政区管理 |
| 3.1.3 改革开放后：市场导向的分权型区域管理 |
| 3.2 跨区域事务管理的制度安排及局限 |
| 3.2.1 政区行政与行政区划调整 |
| 3.2.2 区域政府合作与区域行政 |
| 3.2.3 多方参与与区域公共管理 |
| 3.3 县际跨区域事务管理的个案选择：苍平竞逐 |
| 3.3.1 个案选择的依据 |
| 3.3.2 个案中两县及下辖两镇发展概况 |
| 3.3.3 个案中跨区域事务管理的主要议题 |
| 4 县域“行政区经济” |
| 4.1 招商引资竞争 |
| 4.1.1 “招商引资是第一要务” |
| 4.1.2 两县政府招商引资政策比较 |
| 4.1.3 两县个案项目招商过程比较 |
| 4.1.4 招商项目同质化竞争的弊端 |
| 4.1.5 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的原因分析 |
| 4.2 产业同构 |
| 4.2.1 两县支柱产业的比照 |
| 4.2.2 鳌江龙港两镇支柱产业的比照 |
| 4.2.3 低小散的雷同产业转型升级困境 |
| 4.2.4 产业同构问题的困境反思 |
| 4.3 工业园区建设 |
| 4.3.1 工业园区建设的地位 |
| 4.3.2 两县工业园区布局及建设情况 |
| 4.3.3 两县工业园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3.4 工业园区重复建设问题的反思 |
| 5 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 |
| 5.1 县际桥梁建设 |
| 5.1.1 瓯南大桥：一座400米的桥,缘何架了20年 |
| 5.1.2 鳌江多座大桥建设概况 |
| 5.1.3 鳌江多座大桥建设困境的原因剖析 |
| 5.2 县际公交服务供给 |
| 5.2.1 鳌江至龙港县际公交开通运营 |
| 5.2.2 鳌江至龙港县际公交运营困难 |
| 5.2.3 龙鳌县际公交运营困难的原因剖析 |
| 5.3 县际公共物品供给缺失的反思 |
| 5.3.1 县际公共物品的外溢特性 |
| 5.3.2 上级政府行政不作为 |
| 5.3.3 横向政府间无序竞争 |
| 5.3.4 企业、民众参与度低 |
| 6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
| 6.1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规划 |
| 6.1.1 省、市对鳌江流域城镇发展规划的沿革 |
| 6.1.2 平阳县及鳌江镇的城镇发展规划 |
| 6.1.3 苍南县及龙港镇的城镇发展规划 |
| 6.1.4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规划混乱的困境反思 |
| 6.2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的竞争策略 |
| 6.2.1 平阳县大力推进“昆鳌一体化” |
| 6.2.2 苍南县全力打造龙港新城 |
| 6.2.3 两县中心城市建设战略举措的困境反思 |
| 6.3 鳌江流域跨区域城镇事务管理 |
| 6.3.1 城镇交通运输管理 |
| 6.3.2 跨政区城管执法 |
| 6.3.3 跨区域城镇事务管理面临的困境反思 |
| 6.4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滞后的困境分析 |
| 7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 |
| 7.1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议题的生成 |
| 7.1.1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问题丛生 |
| 7.1.2 鳌江流域跨区域治理困境产生的诱因 |
| 7.2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分析 |
| 7.2.1 鳌江流域跨区域水污染治理 |
| 7.2.2 两县沿江防护堤修筑 |
| 7.2.3 两县港口规划建设 |
| 7.3 鳌江流域跨区域事务治理困境的反思 |
| 7.3.1 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
| 7.3.2 企业非法排污 |
| 7.3.3 公众参与组织化程度低 |
| 7.3.4 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协同机制缺失 |
| 8. 县际跨区域治理困境的形成机理 |
| 8.1 “属地化”管理 |
| 8.1.1 “属地化”管理体制 |
| 8.1.2 “属地化”管理与区域行政分割 |
| 8.1.3 “属地化”管理与跨区域事务 |
| 8.2 县际政府竞争 |
| 8.2.1 行政分权改革 |
| 8.2.2 准科层化的政府治理结构 |
| 8.2.3 县际地方政府竞争与跨区域事务 |
| 8.3 县际跨域治理困境 |
| 8.3.1 县际经济发展 |
| 8.3.2 县际公共物品供给 |
| 8.3.3 鳌江流域中心城市建设 |
| 8.3.4 鳌江流域治理 |
| 9 跨区域治理制度框架的构建 |
| 9.1 目标模式：走向跨区域治理 |
| 9.1.1 跨区域治理的可行性 |
| 9.1.2 跨区域治理的实践及成效 |
| 9.1.3 跨区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9.2 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
| 9.2.1 重塑区域政府间关系,型构整体性政府治理机制 |
| 9.2.2 健全社会参与及自治机制,建立政社良性互动机制 |
| 9.2.3 完善市场自律机制,构建公私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 |
| 9.2.4 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相互协作的复合治理机制 |
| 9.3 跨区域治理的实现路径 |
| 9.3.1 推进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 |
| 9.3.2 创新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
| 9.3.3 推进跨区域城镇群协同发展 |
| 9.3.4 改善鳌江流域治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绍兴开发海涂资源的研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国内外海涂资源利用与研究现状 |
| 2.1 国外海涂资源开发与利用 |
| 2.1.1 荷兰围海造陆情况 |
| 2.1.2 日本围海造陆情况 |
| 2.1.3 美国围海造陆情况 |
| 2.2 国内海涂资源开发与利用 |
| 2.2.1 我国的海涂资源分布 |
| 2.2.2 我国的围海造陆史 |
| 2.2.3 我国城市的海涂开发利用情况 |
| 2.3 国内海涂资源利用研究现状 |
| 3 国内海涂资源开发案例 |
| 3.1 曹妃甸海涂资源开发案例 |
| 3.1.1 曹妃甸基本情况介绍 |
| 3.1.2 曹妃甸海涂资源开发 |
| 3.2 莱州市海涂资源开发案例 |
| 3.2.1 莱州市基本情况介绍 |
| 3.2.2 莱州市海涂资源开发 |
| 3.3 舟山市海涂资源开发案例 |
| 3.3.1 舟山市基本情况介绍 |
| 3.3.2 舟山市海涂资源开发 |
| 4 绍兴市城市发展与海涂资源开发 |
| 4.1 绍兴市城市发展背景 |
| 4.1.1 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历史 |
| 4.1.2 绍兴市城市建设拓展方向 |
| 4.1.3 绍兴市对城市建设的迫切需求 |
| 4.2 绍兴市城市发展现状 |
| 4.2.1 绍兴的发展基础 |
| 4.2.2 绍兴市城市建设面临的机遇 |
| 4.2.3 绍兴行政区划调整保障大城市建设 |
| 4.3 绍兴市城市发展目标 |
| 4.3.1 绍兴市城市发展的原则以及构想 |
| 4.3.2 绍兴市城市发展的经济目标 |
| 4.3.3 绍兴市城市未来功能布局 |
| 5 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综合分析 |
| 5.1 新型城市化下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 |
| 5.2 绍兴市开展海涂资源开发的优势 |
| 5.3 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
| 5.3.1 向海要地解决土地资源要素制约 |
| 5.3.2 空间不足制约绍兴城市发展 |
| 5.3.3 绍兴市城市发展的需要 |
| 5.4 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现状 |
| 5.4.1 绍兴市海涂资源开发遇到的问题 |
| 5.4.2 绍兴市海涂资源持续开发建议 |
| 6 开发海涂资源存在的问题、举措与效益分析 |
| 6.1 国外开发海涂资源存在的问题 |
| 6.2 国内开发海涂资源存在的问题 |
| 6.3 持续开发海涂资源的举措 |
| 6.4 绍兴滨海新城海涂开发经济效益分析 |
| 6.4.1 滨海新城2010-2013经济效益 |
| 6.4.2 滨海新城江滨区2030年经济指标预测分析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高标准农田标准与建设路径研究 ——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3 研究方案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界定 |
| 2.1 基础理论 |
| 2.2 相关概念辨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区域高标准农田标准研究 |
| 3.1 高标准农田标准的确定过程 |
| 3.2 满足作物高产稳产需求的农田条件 |
| 3.3 提高耕作效率所需的农田条件 |
| 3.4 区域高标准农田标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标准农田建设路径研究 |
| 4.1 高标准农田建设程序 |
| 4.2 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
| 4.3 高标准农田建设时序安排 |
| 4.4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措施 |
| 4.5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措施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富锦市高标准农田标准与建设路径 |
| 5.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5.2 富锦市自然条件分析与耕地自然质量等别评价 |
| 5.3 富锦市土地利用格局分析 |
| 5.4 富锦市农田稳定性评价 |
| 5.5 富锦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区确定 |
| 5.6 富锦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措施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6.3 论文创新点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 个人简历 |
（9）浙江农业景观的文化形态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
| 1.1.2 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需求 |
| 1.1.3 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 |
| 1.1.4 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保护的兴起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思 |
| 1.3 相关概念阐述 |
| 1.3.1 景观 |
| 1.3.2 农业景观 |
| 1.3.3 文化景观 |
| 1.3.4 传统农业 |
| 1.3.5 传统农业景观 |
| 1.3.6 现代农业 |
| 1.3.7 现代农业景观 |
| 1.4 研究现状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1.1 多学科融贯的研究法 |
| 1.5.1.2 文献材料研究分析 |
| 1.5.1.3 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现场调研 |
| 1.5.1.4 比较研究法 |
| 1.5.1.5 针对个别案例分析理解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浙江地区农业生产背景概述 |
| 2.1 浙江历史沿革 |
| 2.2 浙江地区地理环境 |
| 2.3 浙江地区气候条件 |
| 2.4 浙江地区经济背景 |
| 2.5 浙江地区人文背景 |
| 3 浙江传统农业景观的内涵 |
| 3.1 浙江传统农业发展历程 |
| 3.2 浙江农业种植形式 |
| 3.2.1 平原地区 |
| 3.2.2 山地区域梯田 |
| 3.3 浙江传统农业种植景观特征 |
| 3.3.1 传统农业种植的自然美 |
| 3.3.1.1 农田空间景观营造 |
| 3.3.1.2 复合生态系统 |
| 3.3.1.3 季节性景观 |
| 3.3.2 节律性的劳作方式 |
| 3.3.3 传统农业生产设施景观 |
| 3.3.3.1 传统农耕器具景观 |
| 3.3.3.2 水利系统 |
| 3.4 浙江传统农业社会形态 |
| 3.4.1 传统农业社会组织 |
| 3.4.2 传统农业劳动形式 |
| 3.4.3 人与人、社会的和谐关系 |
| 3.5 浙江传统农村生活景观 |
| 3.5.1 聚居景观 |
| 3.5.1.1 村落选址 |
| 3.5.1.2 村落景观特征 |
| 3.5.2 饮食文化 |
| 3.5.2.1 以稻米为主的日常饮食 |
| 3.5.2.2 特殊节令饮食习俗 |
| 3.5.2.3 酒文化 |
| 3.5.2.4 醋文化 |
| 3.5.3 服饰文化 |
| 3.6 浙江传统农业文化 |
| 3.6.1 生产民俗 |
| 3.6.2 神灵信仰 |
| 3.6.3 自然崇拜 |
| 3.6.3.1 稻米崇拜 |
| 3.6.3.2 太阳崇拜 |
| 3.6.3.3 蛇、鸟崇拜 |
| 3.6.3.4 其他崇拜 |
| 3.7 小结 |
| 4 浙江农业景观的转型 |
| 4.1 浙江农业景观转变因素 |
| 4.1.1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
| 4.1.2 社会人口发展对农业的压力 |
| 4.1.3 现代思潮对农业景观的影响 |
| 4.2 浙江现代农业景观特征 |
| 4.2.1 浙江现代农业发展历程 |
| 4.2.2 现代农业景观特点 |
| 4.2.2.1 农业景观形式美 |
| 4.2.2.2 高科技的技术美 |
| 4.2.2.3 农业旅游 |
| 4.2.2.4 园艺景观 |
| 4.2.3 现代农村生产生活景观 |
| 4.3 浙江现代农业景观类型 |
| 4.3.1 传统农耕景观 |
| 4.3.2 生产型农业景观 |
| 4.3.3 都市农业 |
| 4.3.3.1 城市农业景观 |
| 4.3.3.2 城市农业主题公园 |
| 4.3.4 休闲农业 |
| 4.3.4.1 农业观光园 |
| 4.3.4.2 农业科技园 |
| 4.4 小结 |
| 5 浙江农业景观的传承与发展 |
| 5.1 浙江现代农业发展问题 |
| 5.1.1 田园景观结构性的破坏 |
| 5.1.1.1 传统文化认识偏差 |
| 5.1.1.2 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 |
| 5.1.1.3 农田结构的破坏 |
| 5.1.1.4 传统农耕文化研究的缺失 |
| 5.1.2 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 |
| 5.1.2.1 环境污染 |
| 5.1.2.2 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 |
| 5.1.3 农产品的安全性 |
| 5.1.4 传统文化情感的缺失 |
| 5.1.4.1 割断了人与土地的情感 |
| 5.1.4.2 传统文化展示空间的消失 |
| 5.2 国内外农业景观发展经验借鉴 |
| 5.2.1 日本农业景观发展经验 |
| 5.2.1.1 日本农业发展历程 |
| 5.2.1.2. 日本农业发展模式 |
| 5.2.2 法国农业景观发展经验 |
| 5.2.2.1 法国农业发展历程 |
| 5.2.2.2 法国农业发展模式 |
| 5.2.3 台湾农业景观发展经验 |
| 5.2.3.1 台湾农业发展历程 |
| 5.2.3.2 台湾农业发展模式 |
| 5.3 浙江农业景观发展策略 |
| 5.3.1 农业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
| 5.3.1.1 农业景观经济与生产功能最大化 |
| 5.3.1.2 保护生物与景观多样性 |
| 5.3.1.3 合理利用农业资源 |
| 5.3.1.4 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 |
| 5.3.1.5 公众参与和经济可行性原则 |
| 5.3.1.6 科学的规划设计 |
| 5.3.2 浙江农业四类农业景观发展策略 |
| 5.3.2.1 传统农耕景观 |
| 5.3.2.2 生产型农业景观 |
| 5.3.2.3 都市农业景观 |
| 5.3.2.4 休闲农业景观 |
| 6. 结语 |
| 图录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土地整治规划尺度差异及统筹协调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内容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土地整治规划研究现状和趋势 |
| 2.1 国内土地整治规划研究现状 |
| 2.1.1 土地整治规划体系的研究 |
| 2.1.2 土地整治规划内容的研究 |
| 2.1.3 规划制度方面的研究 |
| 2.2 国外及台湾地区土地整治规划经验总结 |
| 2.2.1 德国 |
| 2.2.2 荷兰 |
| 2.2.3 俄罗斯 |
| 2.2.4 日本 |
| 2.2.5 我国台湾地区 |
| 2.3 土地整治规划研究趋势 |
| 第3章 土地整治规划尺度及统筹的理论基础 |
| 3.1 土地整治规划的尺度及层次性 |
| 3.1.1 土地整治的内涵 |
| 3.1.2 土地整治规划 |
| 3.1.3 土地整治系统 |
| 3.1.4 土地整治规划尺度 |
| 3.1.5 土地整治的层次性 |
| 3.2 土地整治规划的系统论 |
| 3.2.1 系统论概述 |
| 3.2.2 土地整治规划不同尺度统筹协调系统观 |
| 3.3 土地整治规划的控制论 |
| 3.3.1 控制论的内涵 |
| 3.3.2 土地整治规划逐层控制论 |
| 3.4 土地整治规划的资源配置论 |
| 3.4.1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3.4.2 土地经济供给理论 |
| 3.4.3 成本—收益理论 |
| 3.4.4 资源配置论对土地整治规划编制的指导作用 |
| 3.5 土地整治规划的统筹协调论 |
| 3.5.1 地域分异理论 |
| 3.5.2 城乡统筹理论 |
| 3.5.3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3.5.4 人地协调理论 |
| 3.5.5 区域统筹协调对土地整治规划的指导作用 |
| 第4章 基于功能分析的土地整治规划差异 |
| 4.1 国内外土地整治发展 |
| 4.1.1 国内土地整治发展情况 |
| 4.1.2 国外成熟土地整治阶段借鉴 |
| 4.2 土地整治的多功能性及其演变 |
| 4.2.1 土地整治不同功能 |
| 4.2.2 土地整治利益主体需求差异 |
| 4.2.3 土地整治功能演变 |
| 4.3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 |
| 4.3.1 省级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 |
| 4.3.2 市级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 |
| 4.3.3 县级土地整治规划功能定位 |
| 4.4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差异分析 |
| 4.4.1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目标差异分析 |
| 4.4.2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任务差异分析 |
| 4.4.3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内容的差异分析 |
| 第5章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统筹配置模式 |
| 5.1 土地整治规划统筹协调原则 |
| 5.2 土地整治规划统筹配置模式 |
| 5.2.1 统筹配置模式构建思路 |
| 5.2.2 统筹配置模式构成要素 |
| 5.2.3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目标、任务和内容的确定 |
| 第6章 土地整治规划指标统筹协调 |
| 6.1 现行规划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
| 6.1.1 规划指标单一，指标体系不完整 |
| 6.1.2 规划指标设置雷同，层次差异不强 |
| 6.1.3 规划指标确定的科学性不强，实施管理水平不高 |
| 6.1.4 规划指标的权责不对称，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
| 6.2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指标体系构建与衔接 |
| 6.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
| 6.2.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4 土地整治规划指标衔接——以浙江省补充耕地指标分解为例 |
| 6.3 土地整治规划指标的逐层控制 |
| 6.3.1 控制目标 |
| 6.3.2 控制方法 |
| 6.3.3 分解的原则 |
| 6.3.4 省级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协调——以浙江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指标分解为例 |
| 6.3.5 市级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协调——以嘉兴市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指标分解为例 |
| 6.3.6 县级土地整治规划指标协调——以南湖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指标分解为例 |
| 第7章 土地整治规划空间管理统筹协调 |
| 7.1 土地整治规划空间管理方法及特点 |
| 7.1.1 “两轮”土地整治规划空间管理方法分析 |
| 7.1.2 土地整治分区管理的重点 |
| 7.1.3 当前土地整治分区的主要问题 |
| 7.2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分区选择与空间衔接 |
| 7.2.1 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分区选择 |
| 7.2.2 不同土地整治分区的空间衔接 |
| 7.3 土地整治规划空间衔接—以浙江省土地整治分区体系为例 |
| 7.3.1 浙江省土地整治地域综合分区 |
| 7.3.2 嘉兴市土地整治功能分区 |
| 7.3.3 土地整治项目区与土地整治功能分区的衔接 |
| 第8章 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及实施管理统筹协调 |
| 8.1 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中的问题 |
| 8.1.1 自上而下的编制方式降低了规划整体协调和微观落实能力 |
| 8.1.2 统筹协调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工作缺乏法律依据 |
| 8.2 统筹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 |
| 8.2.1 同步编制能提高多尺度规划的系统性和准确度 |
| 8.2.2 多尺度土地整治规划同步编制技术路线 |
| 8.3 健全规划法律保障体系 |
| 8.3.1 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
| 8.3.2 部门层面：行业规范 |
| 8.3.3 地方层面：地方法规 |
| 第9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四、论上虞市海涂区的农田基本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宁波市美丽县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D]. 董越. 浙江大学, 2017(02)
- [2]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种植业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研究[D]. 张焱. 昆明理工大学, 2016(12)
- [3]基于遥感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生态红线划分 ——以浙江省海岸带为例[D]. 王春叶. 上海海洋大学, 2016(02)
- [4]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研究[D]. 胡蓉. 西南大学, 2016(12)
- [5]基于都市圈背景的上虞经济发展战略及支撑体系研究[D]. 赵伟平. 浙江工业大学, 2015(07)
- [6]行政分权、县际竞争与跨区域治理 ——以浙江平阳与苍南县为例[D]. 杨逢银. 浙江大学, 2015(10)
- [7]绍兴开发海涂资源的研究分析[D]. 郑文明. 浙江大学, 2014(08)
- [8]高标准农田标准与建设路径研究 ——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例[D]. 薛剑.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3)
- [9]浙江农业景观的文化形态与发展研究[D]. 曹清瑛. 浙江农林大学, 2013(04)
- [10]土地整治规划尺度差异及统筹协调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李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