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IGHLIGHTS（论文文献综述）
林安梧[1]（2022）在《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文中研究说明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陈成玉[2]（2021）在《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升人们道德水平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建设,从毛泽东“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道德原则要求的提出,到邓小平“四有新人”、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及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习近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无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道德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建设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如果不能抓好道德建设或背离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建设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道德建设,并以“引领”“支撑”“保证”等词语形容道德,凸显了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论文以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为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线,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本研究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有哪些内容、特色及价值”“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等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从现实境遇、理论基础及形成脉络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现实境遇主要包括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断渗透和侵袭、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而其形成脉络可作萌芽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其次,阐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架构。该部分从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四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不仅系统回答了当前要对哪些道德予以加强建设及为什么要对其加强建设等问题,而且对四个主要方面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释。再次,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与本质要求进行提炼总结。就理论特色而言,该重要论述呈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广泛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思维系统化、内容大众化、方式生活化、视野国际化等鲜明特色;在本质要求上,“四个要求、三个理念、四个指向”贯穿该重要论述的始终,为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落实提供了原则指向。复次,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从重要贡献来看,该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就价值意蕴看,该重要论述不仅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标准,而且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建立健全新时代道德建设评价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最后,就如何践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展开探讨。这部分重点阐述新时代贯彻落实该重要论述的主要路径,具体从加强理想信念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抓住“最大公约数”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如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论调、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遵循“双创”原则方针、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提升德法合治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等。
李慧娟[3]（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文中指出文化对于国家实现强盛、民族走向复兴意义重大。文化自信直接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命题、时代课题、实践问题,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转变,将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有效整合,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相关问题。概念的明晰是进行研究的基石。逐层分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明确基本概念区别与联系。文化自信强调文化主体对客体的肯定与认同。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和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秉持的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就自信主体而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文化自信;就其定位来讲,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厘清基本概念,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学理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其深厚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代共产党人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深厚。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察世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共建世界家园,坚定文化自信,道阻且长。观国情,中国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行稳致远。看党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种考验”,需抵御“四种危险”,增强“四种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领导下提升文化软实力,树立文明大国形象,使命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文化自信的形成奠定深厚的实践基础。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萌芽、提出、形成、成熟、继续发展等阶段,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坐标体系清晰呈现。以整体思维为主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整体构成、基本内容、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建设,引领文化复兴,只有让文化创新传承,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要有更为深层的实践指向,最终要落脚到基本路径上来。第一,从源头入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向纵深发展。第二,深入价值观自信这一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第三,以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为着眼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四,从提升整体文化软实力的维度,改革文化体制,建设文化强国。第五,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加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形成从内生动力到外在动力的文化自信构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作为重大的时代课题意义重大。从理论角度来看,是对马克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基。从现实意义来看,定位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层面,事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要满足,事关文化强国建设、事关民族文化复兴。从世界发展角度来看,有利于融合世界文明,展现多元文化,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赤字、危机,提供中国方案,实现“美美与共”,共建人类家园,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要秉承问题意识、坚持科学方法、不忘初心、坚守正道。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文化强国建设的维度、民众文化自信增强的角度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紧迫性,为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李艳华[4]（2021）在《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义整合及其主观性》文中研究指明强调为并立复合构式的语法意义之一,表明说话人特别看重或着重提出的内容,在言语情感上表明其重视程度。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主要指"无A无B""没A没B""有A有B""不A不B"和"A不XB不X"等一系列形式并列、语义并重的格式,一般通过语义引申和功能游移、弱化A、B的实指性以及构式压制等来实现语义整合。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主观性强,且有明显的句法表现。
籍万杰[5]（2021）在《揭秘强调结构考查的那些事儿》文中认为在说话或写文章的过程中,有时为了加强语气,增加感情色彩或加强对比,需要改变句子结构,突出强调句子中的某些成分,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强调结构。强调结构是一种修辞手法,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情感而使用的一种形式。英语常用的强调结构是"It is/was+被强调部分+that/who…"。
时金科[6]（2021）在《古汉语“乎”字的用法研究——兼释《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文中认为通过分析先秦经典的相关语料,"乎"字与"于"字的用法区别在于:"乎"字的本义有选择和强调意味,从而可以引申用作比较,用作语气词。"乎"会转移句子的强调部分,由通常的强调谓语转成了强调"乎"的宾语,而"于"字则没有强调义,处于辅助地位,也不能真正用于比较和用作语气词。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攻乎异端"指攻击异端而不指攻读异端;"出乎性"强调"在于性",而不是超出了性;"出乎众"强调"在于群众",而不是超出群众;"不易乎世"指不轻视世俗;"德荡乎名"指德行因为名声而受损。
程晨[7]（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王慧[8]（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徐泽磊[9]（2021）在《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为从1987年2万元人民币起家,到2018年总营业收入近7000亿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华为因此而成为千亿美元的企业。5G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华为在技术标准、专利、基站设备、协议支持等方面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华为已掌握了制定新一代移动标准的话语权;标志着华为站在了通讯行业产业链的最顶端。华为的成长与蜕变,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中国企业的骄傲,同时引领了世界通讯行业的发展。而华为的这些骄人的战绩,与任正非的非凡管理思想、经营理念和领导行为密不可分。任正非所表现的带领企业走出低谷,走向成功;发现企业优势、发扬其优势、面对困难不畏惧、不放弃,不忘初衷的领导行为,被称为积极领导行为。积极领导行为又称为积极领导。积极领导是指领导者关注组织及成员优势、能力和潜力,培养其向善（美德）取向,并帮助组织及成员取得非凡的、惊人的、超出预期成就的积极领导行为。学术界对积极领导份外关注,虽然在积极领导的测量、积极领导的形成和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未能从如何建立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维度测量中,忽略了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如何建立这些目标的关键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学术界深入理解与测试积极领导,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2）未能从有效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视角测量积极领导在现有“建立和实现珠穆朗玛峰目标”的题项中,忽略了实现目标最本质的内容,不利于珠穆朗玛峰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学界对积极领导的准确理解,难以为积极领导的管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3）缺少通过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揭示心理韧性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动态中介机制研究由于积极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行为,因此,研究积极领导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动态分析。然而,目前基于积极领导的研究,却忽略了其动态性的特点。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ognitive 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CAPS）具有可被激活性、动态性且是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等特点。所以,CAPS是揭示心理韧性动态影响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作用路径,不利于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不利于对积极领导形成的全面理解和掌握。（4）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往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积极领导对工作绩的直接影响,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缺乏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中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的研究。然而,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不仅加深了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认知,丰富了积极领导影响效果的理论研究,而且还能使组织中的领导者利用已发现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有效地控制积极领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积极领导的首要目标就是帮助组织成员实现非凡业绩,而非凡业绩能从工作绩效中的创新绩效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非凡业绩的实现也离不开对角色外绩效的投入,而角色外的投入能从工作绩效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维度得以充分体现。然而,现有的研究却缺乏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利于丰富积极领导的理论研究,难以有效指导管理实践。（5）缺乏对积极领导的动态、跨层次、混合方法的研究现有对积极领导更偏重的是静态、截面研究。然而,积极领导是一种动态行为。但是,目前研究却忽略了动态数据的获得。同时,对积极领导更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研究,忽略了多层次、跨层次分析法的应用,不利于对积极领导的形成及作用效果的更全面理解。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的研究内容是（1）修订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子研究1）;（2）从心理韧性视角揭示积极领导的动态形成机制（子研究2）;（3）从影响效果角度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子研究3）。本文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子研究1,首先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35名领导的深度访谈,对积极领导内涵和维度进行识别,生成量表题项,之后历经二次问卷调查,通过获得233份有效问卷和325份有效问卷,优化量表题项,最终通过325份有效问卷对修订的量表进行验证。对于子研究2,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中的领导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方式,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共获取有效问卷286份。对于子研究3,在预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以企业的团队主管和直属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二时段、每时段间隔4周等方式,获取61个团队,共计248套有效问卷。本文的研究结论（1）从“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真正乐观”四维度测量积极领导,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2）心理韧性是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重要前因变量;（3）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能揭示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中介机制;（4）组织间竞争是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形成的边界条件;（5）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是积极领导的重要结果变量;（6）领导认同感能揭示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作用的中介机制,能揭示积极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作用的中介机制;（7）主动性人格是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重要的边界条件。本文理论贡献体现在（1）修订了积极领导的测量量表;（2）验证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3）揭示了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影响的动态中介机制;（4）识别出了在心理韧性与积极领导之间的动态中介机制存在的边界条件;（5）验证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6）揭示了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理论意义体现在:（1）加深了对积极领导概念、内涵的理解;（2）补充了积极领导的形成机制研究;（3）增加了积极领导的作用效果研究;（4）拓展了认知情感加工系统（CAPS）、特质激活理论和社会认知等理论的应用。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从（1）“积极沟通”、“积极意义”、“发现优势”和“真正乐观”甄别和培养积极领导行为;（2）提高领导者的心理韧性,促使积极领导行为产生;（3）提高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中介效应,有助于提升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4）提高领导认同感,有助于提升积极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5）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有助于其对积极领导认同感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员工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提升等方面,为企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领导,激发员工实现非凡业绩,助力企业实现非凡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朱文宇[10]（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二、HIGHLIGHT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HIGHLIGHTS（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一、楔子：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并不是同一层次 |
| 二、人性论的字义溯源学：“自然气性”与“道德觉性” |
| 三、宗教与人文的连续体：“帝之令”“天之命”与“道之德” |
| 四、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传经之儒”与“传心之儒” |
| 五、儒家重视的四个共同体——人性论不离“天地亲君师” |
| 六、孟子论“大体”与“小体”:“心之官”与“耳目之官” |
| 七、如何理解孟子“性善”:理论的假设VS.存在的呈现 |
| 八、荀子的“性恶”论：从“本始材朴”到“人之性恶” |
| 九、荀子论恶的克服及人文的建构：“化性起伪”与“礼义之教” |
| 十、孟子论性善的培育与天道的确认：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 |
| 十一、荀子对“天”的搁置与确立：从“不求知天”到“知天” |
| 十二、孟子的实践修养论：“存养扩充”与“知言养气” |
| 十三、孟子“可欲之谓善”的性善论：欲望的正视与共同体的育成 |
| 十四、荀子论“自然气性”的萎堕及其对治：“大清明心”与“师法之化” |
| 十五、孟子论“道德觉性”的定向性：“善向论”VS.“向善论” |
| 十六、结语：合参孟荀，统合传经之儒、传心之儒 |
| 附录 林安梧教授讲座后的讨论(讨论稿整理人：王绪琴) |
（2）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想信念 |
| (二)爱国主义 |
| (三)中华传统美德 |
| (四)社会主义道德 |
| (五)道德建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境遇 |
| 一、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 |
| 二、资产阶级道德的渗透和侵袭 |
| 三、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 |
|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 |
| 一、萌芽阶段:十八大以前 |
| 二、初步形成阶段:十八大至十九大 |
| 三、发展阶段:十九大之后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架 |
| 第一节 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的“定盘星” |
| 一、将“理想信念”提升到“精神之钙”“总开关”的战略高度 |
| 二、赋予理想信念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
| 三、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国梦”相结合 |
| 四、提出理想信念的客观衡量标准 |
| 第二节 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的“主旋律” |
| 一、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
| 二、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之外兼具“人类关怀” |
|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主题 |
| 第三节 中华传统美德:道德建设的“精神根脉” |
| 一、将中华传统美德当成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
| 二、拓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涵 |
| 三、形塑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
| 四、“双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的原则方针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的“重要工程” |
| 一、将社会主义道德提升至“兴国立人”的战略位置 |
| 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德法并举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 |
| 四、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和本质要求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 一、基本特征:“四个统一”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 |
| (二)广泛性和层次性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 |
| 二、鲜明特色:“四化” |
| (一)思维系统化 |
| (二)内容大众化 |
| (三)方式生活化 |
| (四)视野国际化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本质要求 |
| 一、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要求” |
| (一)坚持对中华传统美德批判地继承弘扬是基本要求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核心要求 |
| (三)占领网络道德建设新阵地、提升道德传播能力是重要要求 |
| (四)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是根本要求 |
| 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理念” |
| (一)“最大公约数”理念 |
| (二)“协同育人”理念 |
| (三)“弘扬正能量”理念 |
| 三、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指向” |
| (一)加强顶层规划,明确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 |
| (二)强调全方位,科学谋划推进创新 |
| (三)关注多层次,循序渐进提升育人实效 |
| (四)注重宽领域,各战线多场域协同发力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共产党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
| 二、新时代推进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 |
| (一)深化了党对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
| (二)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念 |
| (三)揭开了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新篇章 |
|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有力保障 |
| (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道路指引 |
| (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 |
| (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力量泉源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
| 一、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标准 |
| (一)人民对美好道德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 |
| (二)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 |
| (三)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作的最终评判者 |
| 二、蕴含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
| (一)强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
| (二)体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
| 三、蕴含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价值评判标准 |
| (一)蕴含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评判标准 |
| (二)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政德标准 |
| (三)包含了教师的师德标准 |
| (四)强调了青少年的道德标准 |
| 第五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把握道德建设的方向 |
|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 |
| 二、加强对理想信念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等思潮的批判力度 |
| 三、区分对象进行有层次有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 |
| 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中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第二节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推进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
| 一、教育引导人民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和文化 |
| 二、通过“两个共同体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
| 三、抓住重点对象并注重发挥仪式礼仪的爱国育人作用 |
| 四、疏堵结合营造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的良好社会氛围 |
| 第三节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赋予道德建设以深厚的精神滋养 |
|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
| 二、在遵循“双创”方针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 |
|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四、以家庭美德建设和世界美德传播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第四节 抓住“最大公约数”,增强道德建设的践行成效 |
| 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以个人品德建设为重要着力点开启公民道德建设新征程 |
| 三、注重发挥重点阵地和群体的道德育人作用 |
| 四、在国家治理中推动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展、相得益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化自信概念界定 |
| 2.1 文化的界定 |
| 2.1.1 文化的含义 |
| 2.1.2 文化的分类 |
| 2.1.3 文化的功能 |
| 2.2 自信的界定 |
| 2.2.1 自信的词源 |
| 2.2.2 自信的含义 |
| 2.3 文化自信的界定 |
| 2.3.1 文化自信 |
| 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2.3.3 文化自信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形成与发展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的论述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世情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国情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党情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实践基础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经济基础 |
| 3.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政治基础 |
| 3.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文化成就 |
| 3.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民生根基 |
| 3.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绿色底蕴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形成发展过程 |
| 3.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萌芽阶段 |
| 3.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确立阶段 |
| 3.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完善阶段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整体构成 |
| 4.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体 |
| 4.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象 |
| 4.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中介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目标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 |
| 4.2.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
| 4.2.2 对革命文化自信 |
| 4.2.3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特征 |
| 4.3.1 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 4.3.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4.3.3 时代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 |
| 5.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
| 5.1.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立论依据 |
| 5.1.2 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5.1.3 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5.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体现 |
| 5.2.2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5.2.3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建设 |
| 5.3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 5.3.1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之基 |
| 5.3.2 秉承正确原则,做好宣传工作 |
| 5.3.3 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把握主动权 |
| 5.4 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5.4.1 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
| 5.4.2 讲好中国故事 |
| 5.4.3 树立国家形象 |
| 5.4.4 提高国际话语权 |
| 5.5 吸收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 |
| 5.5.1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 |
| 5.5.2 摒弃错误思想和观念 |
| 5.5.3 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意义 |
| 6.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
| 6.1.2 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
| 6.1.3 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基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意义 |
| 6.2.1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向往 |
| 6.2.2 更好推动建设文化强国 |
| 6.2.3 更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
|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世界意义 |
| 6.3.1 有利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 |
| 6.3.2 有助于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
| 6.3.3 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义整合及其主观性（论文提纲范文）
| 〇 引 言 |
| 一 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法构成 |
| 1.1 “无A无B”和“没A没B” |
| 1.2 有A有B |
| 1.3 不A不B |
| 1.4 A不XB不X(Y) |
| 二 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义整合 |
| 2.1 格式标和格式槽语义的相互作用 |
| 2.2 语义整体性 |
| 2.2.1 语义引申和功能游移 |
| 2.2.2 弱化A、B的实指性 |
| 2.2.3 构式压制 |
| 三 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主观性及句法表现 |
| 3.1 感情色彩 |
| 3.2 表达主观情感的词语 |
| 3.3 语气副词 |
| 四 余 论 |
（5）揭秘强调结构考查的那些事儿（论文提纲范文）
| 一考查强调结构的基本形式 |
| 1. 强调主语 |
| 2. 强调宾语 |
| 3. 强调地点状语 |
| 4. 强调时间状语 |
| 5. 强调补语 |
| 6. 强调表语 |
| 7. 强调方式状语 |
| 8. 强调非谓语动词 |
| 二考查强调结构的一般疑问句形式 |
| 三考查强调结构的特殊疑问句形式 |
| 四考查表推测的情态动词与be连用的强调结构 |
| 五考查对not…until…句式的强调 |
| 六考查强调句型的反意疑问句及答语 |
| 七考查对各种从句的强调 |
| 1. 强调状语从句 |
| 2. 强调名词性从句 |
| 八考查强调结构与其他相似结构的区别 |
| 1. 与定语从句的区别 |
| 2. 与主语从句的区别 |
| 3. 与状语从句的区别 |
（6）古汉语“乎”字的用法研究——兼释《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乎”字的用法 |
| （一）“乎”用于比较，而“于”不用于比较 |
| （二）用于动作，“乎”表示选择和强调 |
| 1. 表示动作的对象，相当于宾语 |
| 2. 表示动作的方向、指向，相当于“对于” |
| 3. 表示动作的源头和起因 |
| 4. 表示达到的状态 |
| 5. 表示动作的时间 |
| 6. 表示动作的地点 |
| 7. 表示方式 |
| 8. 表示被动 |
| （三）“乎”做语气词 |
| （四）习惯用法：于是乎、恶乎、于从政乎、几乎 |
| 二、“乎”“于”的用法分析 |
| （一）典型案例分析 |
| 1. 出乎/出于 |
| 2. 本乎/本于 |
| 3. 长乎/长于 |
| （二）“乎”“于”的用法分析 |
| 三、“攻乎异端”释义 |
| 四、结语 |
（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8）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测量 |
| 2.1.1 积极领导的概念 |
| 2.1.2 积极领导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积极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
| 2.2 积极领导的形成 |
| 2.2.1 自我构建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2 人格特质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2.3 环境因素对积极领导的影响 |
| 2.3 积极领导的影响结果 |
| 2.3.1 积极领导对个体层面的影响 |
| 2.3.2 积极领导对团队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影响 |
| 2.4 积极领导的研究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积极领导的量表修订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概念、内涵与维度识别 |
| 3.2.1 积极领导的概念与内涵 |
| 3.2.2 积极领导的维度识别 |
| 3.2.3“发现优势”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2.4“真正乐观”维度测量的理论基础 |
| 3.3 生成量表题项 |
| 3.3.1 初始题项的生成 |
| 3.3.2 内容效度评估 |
| 3.4 优化量表题项 |
| 3.4.1 数据收集 |
| 3.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4.3 内部一致性评估 |
| 3.4.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5 量表验证 |
| 3.5.1 研究假设 |
| 3.5.2 测量量表 |
| 3.5.3 数据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影响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与应用 |
| 4.2.2 特质激活理论与应用 |
| 4.2.3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心理韧性对积极领导的直接影响 |
| 4.3.2 积极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
| 4.3.3 组织间竞争的调节作用 |
| 4.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4.1 测量工具 |
| 4.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4.4.3 正式调查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信度分析 |
| 4.5.3 效度分析 |
| 4.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4.5.5 相关分析 |
| 4.5.6 假设检验 |
| 4.5.7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效果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2.1 社会认知理论与应用 |
| 5.2.2 理论模型的形成 |
| 5.3 研究假设 |
| 5.3.1 积极领导对创新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领导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
| 5.3.3 主动性人格在积极领导与领导认同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
| 5.4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5.4.1 测量工具 |
| 5.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5.4.3 正式调查 |
| 5.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2 信度分析 |
| 5.5.3 效度分析 |
| 5.5.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5.5 数据聚合检验 |
| 5.5.6 相关分析 |
| 5.5.7 假设检验 |
| 5.5.8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四、HIGHLIGHTS（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J]. 林安梧. 齐鲁学刊, 2022(01)
- [2]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陈成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D]. 李慧娟. 河北大学, 2021
- [4]强调义并立复合构式的语义整合及其主观性[J]. 李艳华. 汉语学报, 2021(04)
- [5]揭秘强调结构考查的那些事儿[J]. 籍万杰. 求学, 2021(41)
- [6]古汉语“乎”字的用法研究——兼释《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J]. 时金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7]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8]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9]积极领导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研究[D]. 徐泽磊. 吉林大学, 2021(01)
- [10]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