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藏经》藏、满文版现存故宫（论文文献综述）
乌日切夫[1]（2015）在《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文中认为清代蒙古佛教版画是清代中国佛教版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版画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不仅丰富了清代佛教版画,而且从数量到质量,从传播范围到艺术水准和影响,把蒙古族佛教版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画是在本民族文化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的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产物,对相邻民族和国家、地区的文化与图像产生了辐射作用。第一章主要讲述了元、北元（明）时期的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脉络以及影响；蒙古人对清廷造像艺术和图像艺术的贡献以及它的内容丰富性和形式多样性,介绍了清代蒙古族佛教版画发展情况。第二章主要介绍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的起源、发展及其种类、内容、宗教功能以及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的发展普及的原因及它的特点。第三章阐述清代蒙古墨刻唐卡的种类和特点,分析了清代蒙古墨刻唐卡与唐卡的图像关系,墨刻唐卡的图像传播功能以及清代蒙古墨刻唐卡图像对清代唐卡的影响。第四章论述清代藏传佛教佛像体系的发展,对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本源流介绍和笔者通过阐述对北京朱砂版蒙古文《甘珠尔》版画插图的发现过程,强调了它的文献与图像资料的珍贵性,同时分析研究插图版画的图像渊源和图像特点以及对清代宫廷艺术的重大影响。
特日格乐[2]（2019）在《蒙古文《大藏经》插图图像学研究》文中提出蒙古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合称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翻译本,是蒙古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是研究蒙古族文化史、宗教学、语言学、哲学、医学等必不可少的文献;既是佛教百科全书,也是“蒙古族佛教图像大全”。康熙59年,完整的蒙古文《甘珠尔》在北京木刻出版,共计108函。现存的国内外几部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中有版印佛像和彩绘佛像。《甘珠尔》每卷卷首和卷尾都有一页精美的插图佛像,每一函共计7尊佛像并且不重复。完整的蒙古文《丹珠尔》于1749在北京木刻出版,共计225函;每一卷首页、第二页、尾页共计7尊佛像,佛像内容重复,每一函均一致。此文便围绕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讲述了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始末以及蒙文《大藏经》的翻译史及形成过程,并对它的版本和现存状况进行了梳理。第二章主要是探究了佛教图像的源头——“成就法”的基础文献以及几部重要的佛教图像集;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刻画的规律以及与经文之间的联系;再对《造像量度经》原文与公布查布汉译本进行了对勘。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对几部康熙59年北京版蒙古文《甘珠尔》的插图佛像进行了比较,对无填色版和填色彩绘版之间的差异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说明。再与藏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之间进行了插图佛像的比较分析,在其共性的基础上挖掘蒙古族佛教图像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概括。第四章总结了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的特点,包括佛像造型、象征符号与装饰器物、色彩与绘画技法,在此基础上挖掘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的图像学含义,思想内涵、艺术造诣、社会价值以及对壁画、唐卡、建筑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将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研究与图像学、宗教学、社会学有机结合,在分析图像的基础上探究其历史根源和文化传承展现其民族、宗教、艺术和时代特色。系统地研究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探索研究,初步构筑蒙古文《大藏经》插图图像学研究理论框架,为蒙古佛教艺术图像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为蒙古族佛教图像的艺术创作增添更多的文化内涵。
章宏伟[3]（2008）在《《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文中研究指明manju hergen i ubaliyambuha ambag‘anjur nomun的新拟书名为《满文大藏经》或《清文全藏经》,这与书序名称及书名着录原则均不符;"以国语译汉全藏经"则是乾隆帝《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的一句叙述话语,不能把"国语译汉全藏经"当作书名。该满文古籍应定书名为《清文翻译全藏经》,全称为《御译清文翻译全藏经》。承担该书翻译的是清字经馆。清字经馆是乾隆朝增设的临时性机构,开始时称"译经处",专为修《清文翻译全藏经》而设,隶属于内务府。清廷组织了一批人员专门从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人员,确保了《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质量。
宋以丰[4]（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刘梦雨[5]（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提出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戴克良[6]（2013）在《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满族及其先世，不仅建立过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一个显着的成就是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族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延用了300多年；明末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依照蒙古字母创制“老满文”，皇太极时又由达海改进为“新满文”。满文在清代延用了近300年。女真语文和满语文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极具比较研究的价值。本文系统地对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整体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满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历史学、文献学、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主要围绕满语文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清代的“国语”政策及满语文的兴衰历程；清代满文文献的分类及价值；满语文对满族及东北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影响几个主要问题展开，力争在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绪论部分回顾了关于满语文研究的学术史与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探讨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重点是靺鞨和女真。以渤海族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来分析民族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文化自觉的关系，还论述了女真文的优缺点及其推广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并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审视女真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比较。此外还论述了明代女真人逐渐使用蒙古文字，开始由“汉字文化圈”渐趋“蒙古化”，满文的创制就是“蒙古化”的结果。第二章探讨清代满语文的兴衰历程。重点是满语与女真语的关系，从满文的创制与改制所反映的满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清代“国语”政策及其历史演变，满语文的衰落状况及原因，以及从满汉语言文化的接触和融合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融合的阶段特征及原因。清代，随着满汉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满语与蒙语的关系逐渐疏远，而与汉语的关系日益密切，最终在文字的发展道路走出了“汉化（金）——蒙古化（元明）——再汉化（清）”的历史轨迹。第三章对清代的各种满文文献进行评述。重点是满文文献主要分类方法的评述，满文档案文献及其史学价值，满文翻译文献及其所体现的满汉文化关系，从翻译《大藏经》看清代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满文辞书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等问题。从清代满文辞书的体例演变历程既可以看出辞书编纂手段的进步，亦可以看出清代满汉两种文字彼此消长的关系。“清文鉴”系列对满文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三体”到“四体”、再到“五体”，体现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清前期（满文产生到乾隆末年）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第四章探讨满语文的历史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主体部分。主要分析满语文对满族文化、东北区域文化、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还集中探讨了满语文与锡伯语文的关系以及锡伯族语文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重点解决满语文所反映的清代满族的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满语对北京“官话”的历史影响，清代外国学者研究满语文的状况、特点以及“满学”的相关问题。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通过满语文反映出语言与文字、满语文与满族文化认同、满语文与清代文化、满语文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这几个理论问题。最后总结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即语言的兴衰历程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民族的社会环境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语言又对民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班玛吉[7]（2020）在《《清文翻译全藏经》译刻过程及其意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据民族历史学、文献学、翻译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并结合田野调查和文本对比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清乾隆时期完成的继《四库全书》之后又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过程及其意义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和研究。《清文翻译全藏经》的文字翻译以及付梓刊印,无疑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巨大时间跨度的文化工程。因此,乾隆皇帝将译刻事宜全部交由清内务府承担,责令永2)、和珅、福隆安等王公贵臣负责总体事务和协调事宜,并召集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和金简等当朝佛学大师及饱学之士担任翻译和校勘等具体事务。最后,还需呈览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后方可誊录刊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是以清政府最高规格的文化工程来进行和完成的,对这项文化工程的历史背景、前期准备、译刻时间、地点、人员、译刻步骤等具体内容展开详细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清政府内部不同民族人员协同推进和处理事务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清一代是如何以朝廷牵头开展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从而推动民族团结事业。学术界对《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仍然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同观点,而在藏学领域,尤其藏语学术界关于《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学术论文或研究专着几近空白。由此,笔者便萌生了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为此缺憾做一填补工作的念头。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发现,前人研究中,多数文章内容属于换汤不换药的重复叙述,而其中较为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础问题又存在较多疑点,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另外,前人研究中普遍缺少藏文史料的支撑。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各类研究资源,并充分利用藏文古籍文献,重新对《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过程及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笔者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工程。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当时清政府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日趋紧密;二,到乾隆时期,满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的传统文化逐渐消逝,清廷推出“国语骑射”等应对政策;三,佛教已成为清政府高层为主的满族人的信仰载体。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工作便应运而生。作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其完成需要每一个步骤都要有条不紊地推进。在正式开启《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工作之前,其准备工作可以说已展开已久。首先,章嘉国师等已编纂《御制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梵番满蒙汉五体合璧贤劫千佛号》、《御制满汉蒙古番合阿礼嘎礼》等满汉蒙藏等文字对照的工具书,成为后来在翻译全藏经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和权威辞书。另外,清政府在西华门内武英殿处设有“清字经馆”,并配备专门人员从事满蒙藏文等文字翻译及印刷工作,后来“清字经馆”及这些专门人员立刻被用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工作中,促进了其工程的快速推进。关于《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时间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有争议。笔者在对比乾隆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及藏文古籍《章嘉·若必多吉传》等多部重要史料后,认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准备工作,翌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式在清字经馆开始翻译和刊刻印刷工作。每一函翻译定稿后便开始刻板、刊印。因此可视为该版本编译付梓的一大特点,翻译和刊刻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翻译工作基本完成,而全部刊印工作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业已告竣。之前有学者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工作是在位于承德的殊像寺完成的,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上谕档》《啸亭续录》等史料中可以看出,《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工作全部是在位于西华门内的清字经馆和武英殿完成的。而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名单及具体负责的工作内容也在《清文翻译全藏经》附录《名衔》一函中,总计95人。此95人分工各有不同,各工种之间相互紧密衔接形成了严格的译刻步骤。第一步由翻译人员完成翻译后,交由校对官核对,校对官再次交付到阅经总裁及副总裁、办理经咒喇嘛等处审阅,之后呈览乾隆皇帝处作最后审定,再交由誊录官誊录,最后完成付梓刊印。从翻译学角度看,《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翻译,应该参考了当时最重要的两部翻译理论着作,即章嘉·若必多吉的《智者之源》和魏象乾的《翻清说》。同时,也可以认为《清文翻译全藏经》是这两部翻译理论着作的重要实践成果。那么《清文翻译全藏经》究竟是依据哪部《大藏经》或者说哪种文字的佛经翻译而成,学者们众说纷纭,各持己见。面对方家前辈的各类观点,笔者打算另辟蹊径,终于在翻阅大量藏、汉、蒙古文字的《大藏经》目录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清文翻译全藏经》的目录顺序及经卷内容、函数等与藏文《甘珠尔》经基本一致。并且与北京版《甘珠尔》更趋一致,与蒙古文《甘珠尔》也多有相似之处,而与汉文《大藏经》目录出入较大。另外,在《乾隆朝记实录》等史料记载,当时清宫内部对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极为尊崇,各殿几乎都有供奉一套。乾隆皇帝亦御批经咒要依据藏文原音,并指出汉文经咒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依据藏文《甘珠尔》康熙版翻译,在具体经卷和佛经词条时又借鉴汉文及蒙古文《大藏经》的内容而成。《清文翻译全藏经》在当时共付梓了12套,部分留存宫中,其余颁赐至盛京（今沈阳）、承德、西藏布达拉宫等处。至今仅存世两套,其中西藏布达拉宫收藏一套（似乎缺1函,共108函）,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两地所藏为一套完整的满文大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及其经版代表了清内府书籍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清文翻译全藏经》的译刻发行,不仅促进藏传佛教成为满族民间的新的信仰载体,而且也推动形成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定团结局面,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文字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故此,本研究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柴冰[8]（2017）在《清乾隆三十六年颁发各庙宇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考》文中研究指明历史上有两部佛经简称《首楞严经》:一为《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亦称作《小首楞严经》;一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亦称作《大首楞严经》,现今"首楞严经"一般指向此经,"首楞严三昧经"则指称《佛说首楞严三昧经》。本文要探究的《楞严经》即指《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为此经简称之一。
罗文华[9]（2003）在《《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文中研究说明《满文大藏经》是乾隆中晚年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由于其长期深藏内宫寺院,鲜为人知,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本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加以研究论述。
罗文华[10]（2005）在《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文中指出本文依据清宫旧藏档案并结合清代、民国文献,对满文《大藏经》从开始编纂的时间,编纂缘起,编纂原则,刊印数目,使用经费,主要供奉地,参与的藏、汉僧人及满文《大藏经》的命运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
二、《大藏经》藏、满文版现存故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藏经》藏、满文版现存故宫（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元、北元(明)时期的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元、北元(明)时期的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概况 |
| 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版印技术的使用 |
| 二、元代佛教版画的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图像影响 |
| 三、明代佛教版画传承对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影响 |
| 第二节 蒙古人对清廷艺术的贡献及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 |
| 一、蒙古人对清廷图像艺术的贡献 |
| 二、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发展 |
| 三、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分类概述 |
| 附图 |
| 第二章 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 |
| 第一节 供养类像 |
| 一、显宗佛像 |
| 二、密宗佛像 |
| 三、护法神祗像 |
| 四、师祖像 |
| 第二节 祈福、辟邪符咒类和贡品类图像 |
| 一、祈福、辟邪符咒类 |
| 二、贡品类图像 |
| 第三节 “黑莫勒”(禄马风旗) |
| 一、“黑莫勒”的起源 |
| 二、“黑莫勒”的分类、图像特点 |
| 三、清代蒙古族“黑莫勒”构图特点 |
| 第四节 清代蒙古族民间佛教版画的发展原因及其特点 |
| 一、发展的原因 |
| 二、种类和特点 |
| 附图 |
| 第三章 清代蒙古墨刻唐卡的图像分析 |
| 第一节 清代蒙古墨刻唐卡的种类及特点 |
| 一、清代蒙古墨刻唐卡的种类 |
| 二、蒙古墨刻唐卡的特点 |
| 第二节 清代蒙古墨刻唐卡与唐卡图像关系 |
| 一、共同的制作机构——中正殿与造办处 |
| 二、图像上的相互参考 |
| 三、上师像均以祖师像为粉本 |
| 第三节 清代蒙古木版唐卡是唐卡图像传播的主要途径 |
| 一、《佛传图》的图像沿承 |
| 二、《大白伞佛母》的各种版本图像 |
| 第四节 清代蒙古木版唐卡的图像影响 |
| 一、《时轮金刚》的图像源流 |
| 二、外蒙古《香巴拉》的版本 |
| 三、《护法图》的图像变化 |
| 附图 |
| 第四章 清代蒙古佛经版画 |
| 第一节 清代藏传佛教佛像体系的发展 |
| 一、清代藏传佛教佛像体系的发展 |
| 二、清代蒙古文《甘珠尔》单出的木刻诸品 |
| 第二节 北京朱印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版本源流 |
| 一、北京朱印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本考 |
| 二、北京朱印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的发现 |
| 第三节 北京朱印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的图像渊源及其影响 |
| 一、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的图像渊源 |
| 二、北京朱印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的影响 |
| 第四节 清代蒙古佛经版画的特点 |
| 一、内容丰富 |
| 二、形式多样 |
| 三、工艺独特 |
| 四、造型夸张和刀法多变 |
| 五、广泛的传播 |
| 附图 |
| 总结 |
| 附录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2）蒙古文《大藏经》插图图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一、蒙古文《大藏经》形成历史概述 |
| (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
| (二)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及形成过程 |
| (三)蒙古文《大藏经》版本考究与现存状况 |
| 二、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与经文 |
| (一)佛教图像古代文献基础 |
| (二)蒙古文《大藏经》经文与插图佛像 |
| (三)《造像量度经》 |
| 三、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比较分析 |
| (一)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比较分析 |
| (二)蒙、藏文《大藏经》插图佛像比较分析 |
| (三)蒙、满文《大藏经》插图佛像比较分析 |
| (四)蒙、汉文《大藏经》插图佛像比较分析 |
| 四、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图像学研究 |
| (一)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前图像志描述 |
| (二)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图像志分析 |
| (三)蒙古文《大藏经》插图佛像图像学阐释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文翻译全藏经》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
| 二、《清文翻译全藏经》书名考 |
| 三、清字经馆考 |
| 四、《清文翻译全藏经》译刻人员考 |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5）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学术史与研究现状 |
| 二、 本文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 |
| 第一节 女真以前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语言文字 |
| 一、 金代女真文的创制 |
| 二、 金代女真文的特点 |
| 三、 金代女真文在创制方法上的缺陷及原因 |
| 四、 金代女真文的使用和推广 |
| 五、 金代女真文推广方式的不完善 |
| 六、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女真语与汉语的融合 |
| 第三节 元明时期的女真语言文字 |
| 一、 元明时期女真语文概况 |
| 二、 明代女真语文机构及主要文献 |
| 三、 明代女真文与蒙古文的并行使用 |
| 四、 明代女真语与汉语的接触与融合 |
| 五、 从女真文看“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
| 第二章 清代满语文的兴衰历程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入关前的使用状况 |
| 一、 满语和女真语的关系 |
| 二、 后金及清初对蒙古文的利用 |
| 三、 老满文的创制 |
| 四、 新满文的改制 |
| 五、 清入关前满文的使用状况 |
| 第二节 清代“国语”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一、 顺治时期的“国语”政策 |
| 二、 康熙时期的“国语”政策 |
| 三、 雍正时期的“国语”政策 |
| 四、 乾隆时期的“国语”政策及乾隆帝对满语文的规范 |
| 五、 嘉庆朝及其后的“国语”政策 |
| 第三节 清代中后期满语文的衰落 |
| 一、 关内满语文的衰落状况 |
| 二、 关外满语文的衰落状况 |
| 三、 满语文衰落的原因 |
| 四、 从满语文的兴衰历程看语言的融合 |
| 第三章 清代满文文献 |
| 第一节 清代满文文献的分类 |
| 一、 乌兰其木格的研究成果 |
| 二、 赵令志的分类方法 |
| 三、 郭孟秀的分类方法 |
| 第二节 清代满文档案文献 |
| 一、 满文档案的含义 |
| 二、 清代满文档案的相关制度 |
| 三、 清代满文档案的学术价值 |
| 第三节 清代满文翻译文献 |
| 一、 清代满文翻译机构 |
| 二、 清代满文翻译概况 |
| 三、 满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影响 |
| 第四节 清代满语文学文献 |
| 一、 满语民间文学 |
| 二、 满语翻译文学 |
| 三、 从“满汉合璧”到“满汉兼”的子弟书 |
| 四、 满族说部及其价值 |
| 第五节 清代的满语研究及满文工具书的编纂 |
| 一、 清代的满语研究 |
| 二、 清代满语文教材与教法 |
| 三、 从“十二字头”到穆麟德夫罗马字注音 |
| 四、 清代满文辞书的编纂与特点 |
| 五、 “清文鉴”系列的编纂及影响 |
| 第四章 清代满语文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满语文对满族的历史影响 |
| 一、 满文所反映的满族族称 |
| 二、 满语文所反映的满族“国家意识” |
| 三、 满语文与满族的文化认同 |
| 第二节 满语文对东北区域文化的历史影响 |
| 一、 清代东北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
| 二、 满语文与清代东北区域文化的繁荣 |
| 第三节 满语文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影响 |
| 一、 蒙古族 |
| 二、 达斡尔族 |
| 三、 鄂温克族 |
| 四、 鄂伦春族 |
| 五、 赫哲族 |
| 第四节 锡伯族对满语文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锡伯族语言文字概况 |
| 二、 锡伯族选择满语文的过程 |
| 三、 满语在新疆得以保留的原因 |
| 四、 锡伯文的出现及影响 |
| 第五节 满语对北京“官话”的历史影响 |
| 一、 辽金以来北京“官话”发展演变概况 |
| 二、 满语对北京“官话”影响的具体体现 |
| 第六节 满语文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
| 一、 清代朝鲜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二、 清代欧洲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三、 清代俄罗斯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结论 |
| 一、 从满语与满文看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
| 二、 从满语文在清代的发展看语言文字与民族的关系 |
| 三、 满语文与清代文化 |
| 四、 满语文与作为国际性学科的满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7）《清文翻译全藏经》译刻过程及其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正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论文提纲范文）
| 一《满文大藏经》概述 |
| 二诸尊名号与满文阿礼嘎礼字 |
| 三《满文大藏经》的绘画内容与艺术风格 |
| 四结论 |
（10）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字经馆的设立 |
| 二满文《大藏经》编译缘起 |
| 三编纂原则 |
| 四编译僧俗人考 |
| 五供奉地与造经费用 |
| 六历尽劫波 |
四、《大藏经》藏、满文版现存故宫（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蒙古佛教版画的调查与研究[D]. 乌日切夫. 中央美术学院, 2015(08)
- [2]蒙古文《大藏经》插图图像学研究[D]. 特日格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8)
- [3]《清文翻译全藏经》丛考[J]. 章宏伟. 满语研究, 2008(02)
- [4]“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6]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D]. 戴克良.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7]《清文翻译全藏经》译刻过程及其意义研究[D]. 班玛吉.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6)
- [8]清乾隆三十六年颁发各庙宇西番字、蒙古字《楞严经》考[J]. 柴冰. 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 2017(00)
- [9]《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J].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3(03)
- [10]满文《大藏经》编纂考略[J]. 罗文华. 中国历史文物,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