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颁发的门牌（论文文献综述）
熊彤[1]（2020）在《浙江省博物馆藏太平天国门牌初探》文中认为太平天国实行门牌制度,留存至今的太平天国门牌为相关史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门牌作为文书档案,本身是历史的见证,历经世事沧桑其背后还有着鲜为人知的独特经历。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太平天国门牌数十件,其中一件为太平天国殿前又副掌率邓光明发给德清花户洽和门牌。该门牌收藏信息齐全,从所载文字内容看,其流传经历颇为有趣。本文对此门牌所载之发放目的、发放者和发放对象等内容进行解读,再根据所题跋记,探究其背后的故事,发掘文物的独特之处。
周豪琪[2]（2020）在《太平军在常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60年5月,太平军一举击破清江南大营。天王洪秀全命令忠王李秀成率军乘胜东征,开拓苏南,在此次行动中,隶属于苏州的常熟便成为了太平军的进攻目标。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继而略定苏南,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根据地苏福省。常熟是太平军在苏州地区最后攻克的一个城市,当他的近邻州县都已经被占领之时,常熟的地主团练仍在负隅顽抗。直至1860年9月中旬,太平军将领黄文金与李远继才率军攻陷常熟,很快,常熟在经历了黄李二人为期20日左右的管理之后,便进入到了以钱桂仁为首的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太平军在常熟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力图能够有效控制常熟,并且更希望从此地获取充足的粮饷来支援前线太平军的作战。然而,太平军在常熟的统治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当局忽视了常熟地区因漕弊等问题而存在的社会矛盾,不顾当地百姓的实际诉求,在施政时一切服务、服从于军事,致使传统社会的旧弊重又显现,农村社会民变频发,人们对于太平天国政府的好感荡然无存。在军事政治方面,掌握常熟大权的钱桂仁等军事将领在后期被清方策反,直接导致常熟在1863年初失陷。事发一隅而关系到全局,常熟成为了太平军在苏州地区最先失去的城市,他的失陷也成为太平军失去整个苏南的起点。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太平军从攻占常熟到失去常熟的整个历史经过。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太平军进攻常熟的背景,主要探讨道咸年间常熟地区出现的漕弊、银贵钱贱、抗租罢漕等社会问题,以及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常熟地方对此的反应;第二部分主要叙述太平军进军常熟的经过,包括二破江南大营、横扫苏南、攻克常熟等历史事件;第三部分主要概括太平军在管理常熟时所实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制度与措施;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太平军在常熟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以及因此而失去常熟的经过;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简要概括了太平军在常熟的整个历程,分析太平军攻占与失去常熟的原因,从宏观层面对太平军在常熟的种种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刘晨[3]（2020）在《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文中指出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舒满君[4]（2018）在《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袭明制,以万历原额作为参照,实行赋税定额制度。顺治年间,全国范围内赋役全书的编定意味着该制度完全定型。定额制度在基层社会如何运作,赋税负担在长期存续的乡村社会怎样体现,需要从一个具体的区域作长时段的观察。本文围绕清代的定额田赋在州县实征中如何落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将徽州作为理解田赋定额实践过程的场域,以该地区为中心,将有清一代田赋定额实践变化的过程作长时段的观察,并探究其转变原因及影响。清朝定鼎以后,推行清丈。在徽州,实丈数额与万历原额的对应是册籍编撰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由此推动清丈造册的组织及方法的改变。这种变化带来鱼鳞、实征二册在册籍体系中的地位转换。鱼鳞图册与实征册本处在同一链条上,通过佥业、亲供和推收制度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相互推动更新。清代以来,赋役全书中田赋有定额,鱼鳞图册按照定额折亩折税编造,实征册按照户籍与产业归属情况年年编造（特殊情况除外）。推收制度与鱼鳞图册逐渐分离,与实征册紧密相连,收税以田为据,以户为单位,推收产业亦以户为依归,鱼鳞图册遂渐失其实。推收票据与实征册成为产业占有的凭据,在里甲户籍制下由册书紧密操盘运作,册书群体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制度实践与基层行政无可分割,在行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额外费用的组成与额内数额的盈缩两个方面的变化。基层征收中定额外的附加,一般有三种来源:其一是直接在征收定额税赋的基础上附加,其二是以征收成本的形式附收,其三是额外州县行政经费的摊派。额外费用与一条鞭法及里甲制运行密不可分,定额内的盈缩空间在制度间的相互调剂与腾挪。单一制度的调整实践到地方均会产生制度间的联动效应。因为灾害、战乱等情况的存在,赋役全书规定的定额并不一定是当年的应征额,州县实际应征额会因为灾荒、战乱等情况进行调整。定额看似死板,灾蠲、奏报收成及奏销制度与之共同构筑为地方行政体系,搭建出灵活变动的腾挪区间。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清廷的财政运转以筹饷一事为轴心展开,徽州的田赋经历充饷、抵征和清理恢复征收的政策转变。在曾国藩的治理下,战时抵征的战后延续以及战后征收定价的确立,均处在长江中下游的减浮浪潮之中。为了尽可能地增加实额,在有限的已经恢复生产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征收,曾国藩将州县田赋附加在耗羡归公之后以一两五钱为限合法化,并打通了银元、白银、制钱三种货币在田赋缴纳中的应用。从减额到限定田赋附加背后是“减浮额以增实收”的理念贯彻,是减少基数与提升税率的方法偷换。光绪清赋是清廷覆灭之前迫于庚款压力,在皖省最后一次尝试展复旧额。此案安徽省清赋总额近原荒的30%,但徽州清赋总额不及原荒的5%。清赋之时,徽州钱粮控案纷纷,“光绪歙县公控钱粮案”便是徽州士绅利用“曾文正公定章”反对田赋额外附加的一次集中诉控。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改章”,将“耗羡”上调至正赋的20%至40%之间,实际上是将这种“不法”行为在地方“合法化”,以“附加”的方式在田赋上获得地方行政经费。统观曾国藩核定征收定价至清赋期间这一时期徽州社会的变化可知,在银钱比价波动下,征收定价与奏销折价之间的剪刀差,成为衡量地方公费规模的重要指标,田赋实征则成为官员、胥吏和士绅三方的角力场。
闫鸣[5]（2013）在《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陆玉珠[6]（2013）在《太平天国门牌杂谈》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所见太平天国存世最早的刷印门牌实物为甲寅四年八月三十日（1854年10月5日）殿右拾贰检点林启容发给江西省九江郡瑞昌县胡泽阶门牌以及乙荣五年（1855年）北殿户部尚书发湖北省武昌郡嘉鱼县空白门牌。
陈洛[7]（2011）在《韦昌辉的门牌户籍理念——桂学研究中的人与事之一》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天国行政管理的一大创举,是门牌户籍制度。韦昌辉设立的门牌户籍隐含着多方面理念,包括人口管理理念,经济管理理念,文化管理理念和治安管理理念等。从太平天国的门牌户籍可透出,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所固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不可避免地将城市功能单一化、行政架构粗放化和管理手段简单化。但是,在韦昌辉的倡导下,太平天国做了有益的门牌户籍尝试,这对与后来的城市经营,无论是经济、文化和治安的多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各级政权对官衙、民户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制度,应该说是一种贡献。
刘彦波[8]（2011）在《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行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晚清州县行政为研究对象,借助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州县政府职能为基本框架和主线,分析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行政运作和演变,包括司法职能的变动、社会治安管理模式的演变等。厘清两湖地区州县变革的具体情形,及其对州县行政的影响,并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体部分为六章,每章基本内容提要如下：第一章：从典章制度、文本规定的角度出发,勾勒了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州县行政治理结构一般模式、特征,及清代州县行政内容和州县行政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并介绍了两湖地区州县设置情况。第二章：结合两湖地区的情形,阐述了晚清州县征收的赋税类别、地丁征解程序和州县地丁征收的弊病,以及太平天国时期针对地丁漕粮征收的弊端所进行的改革及影响。第三章：本章主要分析州县司法。首先从制度文本的规定性说明了州县的司法权责和州县审判在清代司法体系中的地位,然后论述了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两湖地区督抚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和措施,分析了州县实施就地正法分的操作程序。晚清时期教案剧增,民教冲突的查明和处理是州县行政的重要任务。教案既是内政又牵涉到外交,所以为避免遭受惩处,州县官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教堂和教士。州县官处理教案纠纷有三种类型,他们有着两难处境和矛盾心理。最后阐述了清末竟的两湖司法改革。第四章：论述了晚清基层社会治安管理模式从保甲、团练到警察制度的演变。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两湖基层政权的失控的情况下,两湖团练大规模兴办,分析了团练兴办后的绅权扩张及原因。同光时期,清政府不断发布整顿保甲和团练的上谕,但州县往往视为具文,到清朝末年,面对地方治安机构已基本趋于瘫痪的情形,清政府试图通过警察制度的创办,建立起一套新的地方治安体系,本章阐释了州县警政在两湖兴办的概况、职能及其影响。第五章：两湖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晚清时期水灾频发,危害极大,因此,修堤防险、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就成为州县政府与乡村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章以《襄堤成案》所载天门知县邵世恩修堤资料为例,来分析堤工的修筑、管理和维护以及经费筹集等问题；又以李輈《牧沔纪略》所载疏浚柴林河为例,分析了州县政府在治河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并阐述了了为防止绅士在堤工中的牟利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第六章：20世纪初,清政府颁行了若干州县的行政改革措施,既包括裁汰胥吏和差役、设置佐治各官、改革对州县官的考核制度和任用制度、设立初级审判厅等属于传统性整治吏治的分散措施,也包括“预备立宪”开始后对州县行政进行整体性改革,这种整体性改革既包括健全州县行政组织和机制,建立乡镇一级国家行政,也包括建立地方自治机构。本章勾勒了清末新政时期的这些改革措施及其在两湖地区实施概况,分析了其对州县行政和治理模式带来的巨大影响。
陶短房[9]（2011）在《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得与失》文中研究说明太平天国运动前后19年,纵横18省,占领过600座以上的城市,曾建立过版图辽阔的国家,按曾国藩的说法,是所谓"僭号之贼",与"流寇"完全不一样,在所占领的城市里往往一住就是几年,最长的达11年。太平天国是如何治理这些城市的,其治理之道究竟能给后人怎样的启示,都值得认真探究。
王明前[10]（2010）在《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文中研究表明太平天国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阶级分析论范式普遍存在三种方法论误区:首先,这一范式习惯用《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起义者实际施政的尺度;其次,阶级分析论者一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所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一个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最后,阶级分析论者们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习惯于根据该人物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治忠诚来定夺。因此,突破阶级分析论贫困的研究框架,便成为扭转太平天国研究整体式微的关键。
二、太平天国颁发的门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平天国颁发的门牌（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省博物馆藏太平天国门牌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门牌概说 |
| 二内容解读 |
| 三流传经历 |
| 四结语 |
（2）太平军在常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太平军到达前常熟地区的社会危机 |
| 第一节 漕政弊端与银贵钱贱 |
| 第二节 民众罢租抗漕的集群行为 |
| 第三节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常熟地区的反响 |
| 第二章 太平军进军常熟 |
| 第一节 1860年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行动 |
| 第二节 太平军攻克常熟 |
| 第三章 太平军在常熟实施的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军政制度与措施 |
| 第二节 经济制度与措施 |
| 第三节 文化制度与措施 |
| 第四章 太平军在常熟的失败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民变频发 |
| 第二节 清方势力的渗透与招降 |
| 第三节 太平军失守常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应变十策” |
| (一)安民造册 |
| 1. 宣讲“道理”。 |
| 2. 出榜安民。 |
| 3. 编户造册。 |
| (二)招辑流亡 |
| (三)管理诉讼 |
| (四)治理土匪 |
| (五)兴办团练 |
| (六)整饬军纪 |
| (七)保障农业 |
| (八)兴修水利 |
| (九)减赋限租 |
| (十)招贤之制 |
| 二、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 |
| 三、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
| (一)可取之处 |
| 1. 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 |
| 2. 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 |
| 3. 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 |
| (二)深刻教训 |
| 1. 未能超越旧式民众运动的局限 |
| 2. 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机制 |
| 3.“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
（4）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史回顾 |
| 二 问题与思路 |
| 三 史料与章节 |
| 第一章 定额入册: 清初的额赋与册籍运作 |
| 第一节 赋役册籍的编造及保管 |
| 第二节 产业流转与册籍更新: 《休宁三都六图暑字号弓口册》研究 |
| 第三节 从户外到户内: 《江南徽州府祁门县汪世盛户粮簿》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额外额内:行政费用的摊派与定额的盈缩 |
| 第一节 行政费用的摊派与里甲制的变化 |
| 第二节 里役运作、分户征收与版串定额 |
| 第三节 实践中的消减: 灾蠲、亏空、积欠与定额 |
| 小结 |
| 第三章 减额与增税: 咸同时期的田赋充饷与善后新章 |
| 第一节 战时财政运作下的田赋 |
| 第二节 抵作正赋: 亩捐与抵征的流变 |
| 第三节 钱漕豁免及善后查荒 |
| 第四节 歙县的抵征与查荒: 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
| 第五节 “曾文正公定章”的形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展复旧额的尝试: 光绪清赋与公控钱粮案研究 |
| 第一节 清赋的背景、缘起与筹备 |
| 第二节 由省到县: 清赋事宜的开展与落实 |
| 第三节 徽州的清赋进程及效果 |
| 第四节 从减浮到清赋: 光绪歙县公控钱粮案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5）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
| 1. 北宋以来保甲制度的发展 |
| 2. 清前期门牌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 |
| 二、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相关规定及其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
| 1. 清代政府推行门牌制度的相关规定 |
| 2. 清代门牌的基本形制 |
| 3. 从门牌原件看清代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
| 三、清中后期门牌保甲制度的衰变 |
| 1. 清代中期门牌制度的实际推行情况 |
| 2. 太平天国叛乱与清代后期门牌保甲制度的演变 |
| 结语 |
（8）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行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评述 |
| 一、清代州县制度研究述评 |
| 二、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行政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选题意义 |
| 一、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清代州县行政体制概述 |
| 第一节 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 |
| 第二节 州县行政治理结构及行政地位 |
| 一、治理结构 |
| 二、州县行政内容和行政地位 |
| 第二章 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赋税征收 |
| 第一节 赋税征收 |
| 一、晚清州县征收的赋税类别 |
| 二、地丁的征解 |
| 三、杂税的征收 |
| 第二节 两湖州县地丁漕粮改革 |
| 一、漕粮征收弊端 |
| 二、漕政之弊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 |
| 三、湖南的地丁漕粮改革 |
| 四、湖北的地丁漕粮改革 |
| 第三章 晚清州县司法职能变动 |
| 第一节 清代州县司法概述 |
| 一、州县官的司法权 |
| 二、州县审判在清代司法体系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晚清就地正法之制与两湖州县司法 |
| 一、就地正法政策实施 |
| 二、两湖地区督抚的就地正法政策 |
| 三、州县就地正法的操作程序 |
| 第三节 教案审理和交涉 |
| 一、两湖地区教会发展与教案概况 |
| 二、两湖州县对教务教案的办理 |
| 三、州县官的两难处境和矛盾心理 |
| 第四节 清末未竟的两湖司法改革 |
| 第四章 州县基层社会治安管理模式的演变 |
| 第一节 从保甲到团练 |
| 一、清前期的保甲和团练 |
| 二、太平天国运动与两湖团练的兴办 |
| 第二节 同光时期保甲团练的整顿与加强 |
| 一、整顿保甲 |
| 二、整顿团练 |
| 第三节 州县警政的兴办 |
| 一、湖南保卫局 |
| 二、清末新政时期的两湖警察 |
| 第五章 两湖地区的水灾与水利兴修 |
| 第一节 晚清两湖地区的洪涝灾害 |
| 第二节 兴修水利 |
| 一、修堤 |
| 二、修河——以柴林河为例 |
| 三、制止绅士的营私舞弊 |
| 第六章 20世纪初的两湖州县行政改革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州县行政改革 |
| 一、裁汰胥吏和差役 |
| 二、设置佐治各官 |
| 三、改革州县官的考核制度和任用制度 |
| 第二节 两湖州县地方自治的举办 |
| 一、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两湖地区城镇乡地方自治的举办 |
| 结语：社会变迁下的晚清州县行政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部分论文 |
| 后记 |
（9）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得与失（论文提纲范文）
| “开衙”的不如坐衙的 |
| 城市变成了军营 |
| 天国门牌:“公益”变“敛财” |
（10）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太平天国研究九部重要着作考察 |
| 二、太平天国研究中阶级分析论的方法论误区 |
四、太平天国颁发的门牌（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博物馆藏太平天国门牌初探[J]. 熊彤.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0(07)
- [2]太平军在常熟[D]. 周豪琪. 扬州大学, 2020(05)
- [3]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J]. 刘晨. 史学集刊, 2020(01)
- [4]清代田赋定额的地方实践 ——以徽州地区为中心[D]. 舒满君. 厦门大学, 2018(07)
- [5]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J]. 闫鸣.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3(02)
- [6]太平天国门牌杂谈[J]. 陆玉珠. 艺术科技, 2013(02)
- [7]韦昌辉的门牌户籍理念——桂学研究中的人与事之一[J]. 陈洛.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1(06)
- [8]晚清两湖地区州县行政研究[D]. 刘彦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
- [9]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得与失[J]. 陶短房. 同舟共进, 2011(02)
- [10]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J]. 王明前.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