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政权的时代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王舒雅[1]（2014）在《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太平天国公文是我们研究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旨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通过梳理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归纳每一个阶段的公文在文种、文书机构人员、文书制度、文风面貌等方面所呈现的变化及特点。其次,以太平天国公文的革除与创新为中心,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众不同的特色。同时,将太平天国公文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廷公文的区别与联系。从“比较”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本质及其发展的局限。立足于文化阐释的视角,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宏观分析,阐述太平天国公文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中国民间礼俗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此为坐标,挖掘太平天国公文演变过程给近代公文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认识太平天国公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等以喊令与诗歌创作等宣传方式代替纸质文书为革命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早期文书中公文意识已经萌芽。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通过发布公文规范军队纪律,管理社会秩序。格式的规范、制度的初建标志着公文的定型。定都天京以后,大批江南文士加入到文书工作队伍中。文书机构的分工日趋合理,根据政务需要新的文种不断产生,公文撰写和处理制度日趋完备。公文发展较为成熟,处理效率极高。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封建公文的特征。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和文书工作以沉重的打击,文书机构在几经波折后才得以重建。一方面对公文制度进行创新,在公文办理和传递方面采用了不少积极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进行文风改革,进一步革除浮文巧言,提倡晓畅务实的文风。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在清廷和洋人的双重打击下日趋颓败。终日忙于宗教事务的天王在公文中也表现出对宗教的依赖与迷信。公文的权威性被削弱,文书处理效率大幅降低,封建性质的文书不断涌现,太平天国公文随着革命逐渐走向衰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使得太平天国公文呈现出新的特点。太平天国独创了诸多公文文种。公文语言独树一帜,交叉融合了诗歌语言、宗教语、方言口语和革命隐语。公文内容丰富,不仅传承了以往农民起义公文的革命性,还深入关注民风教化、妇女权益、农业生产、工商发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农民领袖利用公文积极外交,促进了所辖区的贸易发展与宗教传播。总之,太平天国在文种的数量、分工的细致、内容的多元、特性的丰富等方面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失败的农民革命政权难以企及的。与清廷公文相比,太平天国公文虽在公文撰写规范性方面有所不及,然而相较于清朝冗长晦涩的公文引起的“案牍积压”,太平天国简明晓畅的通俗文风却加速了公文的流转,提高了行政效率,对近代公文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太平天国虽然在公文的内容与形式上大胆革新,但依旧对清代公文为代表的封建文书有着一定程度地承袭,主要表现在文种、撰写技巧、文书制度等方面。在撰写技巧上,太平天国运用古代公文常用的技法,针对敌方的弱点以援引史实、数据佐证、心理分析等技巧进行笔伐。在公文的内容上,仍然充斥维护封建特权思想。在文书制度方面,抬头制度、避讳制度都较为常见,封建痕迹更为明显。因此从本质上讲,太平天国公文并未能脱离封建性质。公文指导思想不科学、人才水平有限、人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也限制了太平天国公文的发展。太平天国不仅有完备的组织机构还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出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文化阐释是很有必要的。传统与西学相互碰撞的文化背景之下,太平天国公文反映出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体现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民间礼俗的特征。公文不仅折射出这一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与文书人员的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这种变化并不无规律可循。文种的演进经历了由简入繁,从少到多的趋势；公文处理制度方面也因分工的明确和政务需求日趋细化。公文的效力随着革命形势的衰败由强到弱。这些演变规律揭示了古代公文的发展趋势。太平天国政权的历史跨度虽仅有十余年,但这场革命对近代中国影响至深。公文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反清斗争中,虽然出色地完成了革命宣传工作,却也成为清政府破解太平天国军事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平天国公文在古代公文发展史上属于承前启后的阶段,给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公文中所体现的革命性和文化观引发了近代人对救国救民道路以及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太平天国文风改革精神开启了近代公文写作的新风气,提倡简洁晓畅的文风至今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沈红亮[2]（2015）在《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文中研究表明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启动力量和运行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以镇江这个商埠城市为例,从微观角度剖析传统中国社会从帝国结构向分权结构转型的前期过程。近代史上,镇江是一个各种政治元素齐备的典型城市。有八旗军队驻防,代表着传统的征服者群体；有外国租界,代表着刚侵入的西方势力；传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繁荣的运河城市,较早成为通商口岸,有日益壮大的城市上流阶层,有新式军队驻扎,也有极度贫困的失业大军。还有,镇江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严重兵灾,打开国门后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外国人群体,清末新政中的重大举措,反清革命中声势浩大的斗争——镇江几乎是近代前期中国社会的缩微版。同时,镇江相对独立地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转型周期。通过内部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完成了一场温和的革命。镇江的革命过程和结束方式也几乎是辛亥年中国革命的缩微版。本文以镇江的地方资料为主,复原近代前期镇江社会转型的过程,探寻传统政治架构在近代前期日趋瓦解和重构的机制。近代前夜,帝国结构下一元化权力框架是一种十分稳定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脆弱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中的镇江战役,呈现出一个一触即溃的脆弱社会和牢不可破的政治制度组合。偶然的外力冲击,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在超强暴力整合下的碎片化的国家——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的一元化的权力,为了便于控制和管理,便具有了对农业活动的偏爱,并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洁癖。战争中,处处都可见对非农业因素的打压和对新事物的仇视。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百态,是本文提供的一个历史参照物。在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社会,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展示了传统社会中朝代更替的模式。两个相互对峙的武装集团致力于建立相同性质的政权,并给民众带来地狱般的灾难。双方共享着同一种制度结构。大量史实证明,他们是同质的。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民众,也以相同的方式运作战争机器。稳定的帝国结构是以消灭非农业社会因素和消灭一切个性为代价的,它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社会停滞不前。这个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粗陋统治模式,具有自我修复的机制,以削足适履的方式把一切传统的帝制结构下无力整合的社会资源无情地消灭掉。全社会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回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历史因此呈现出周期性的朝代更替——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另一个重要特征。双方争夺结果孰胜孰败,取决于双方政权的运作效率的高低。如同历史上历次王朝更替一样,无论太平天国战争的胜败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中国社会的性质。太平天国时期的镇江社会场景,是传统中国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收官之作。在对比之下,我们可以衡量出,辛亥年清王朝灭亡时,镇江社会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轨迹有多远。镇江租界设立之后,外来势力犹如一个楔子打入镇江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博弈结果。一元化社会中畸强畸弱的博弈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官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削弱,民众逐渐获得较多的经济自由权利。个体自由的日积月累、异质人群的长期存在、华洋杂处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博弈结果逐渐向有利于生产性群体发展。由于经济自由的增加,内外贸易都走向繁荣,社会的整体性也显着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借用涂尔干的概念来说,镇江社会开始从机械团结的模式向有机团结的模式转变。社会经济因之快速繁荣,近代社会的各种观念也因之发育。官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逐渐力不从心。民众的国家认同、种族认同、群体认同开始偏离官府的束缚。官府也不得不面对民众的认同危机。外国势力的介入,轻微地调整了中国社会的博弈格局,最终积累成为对一元化体制的严峻挑战。然而,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程。由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特质、民众观念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的转变,转型进程显得困难重重。在清末应对危机进行改革之际,镇江社会同样处于危机之中。持续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产生了垄断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危机推动了改革,而改革使得旧的权力架构进一步松动。几项改革措施的后果,都是在挖旧体制的墙角：新式教育推广使新的社会思潮更易传播；编练新军使得镇江旗人更加边缘化；各种经济、政治机构设立,使得城市上流阶层拥有了发挥政治影响的平台。总之,改革既削弱了朝廷的力量,暴露了旧体制的弊端,又加剧了社会危机,并激起全社会起而改变现状的激情。努力垄断权力却又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征服者群体,成为镇江社会的众矢之的。意识形态如同脱缰野马,围绕着主流种族、主流群体的利益迅速塑造成型。以人民为本位、以民权为目标、以反满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被广泛地接受。随着危机的加深,镇江府境及周边地区,逐渐呈现出一个失控的状态。府城及周围的丹阳、句容、金坛等县农村,民众反反复复地以暴力方式向官府的权威挑战,而官府的应对却越来越乏力。镇江府城的驻军系统也分崩离析。最后,以最具实力的新军为核心,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迫使旧的统治群体交出权力。在多元社会环境下的镇江,形成了一个在谈判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权。新政权所遵循的组建原则也起到了激励效果,使得镇军在收复南京战役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此后更大的范围内组建新政权时,镇军将领在一个较为传统的、较为一元化的权力环境中屡屡受挫。
张林君[3]（2016）在《高中历史教学吸纳史学成果问题研究 ——以人教版“太平天国运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是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篇章。20世纪,尤其在建国后,史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颇丰,掀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研究的热潮。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史学研究,编写教科书时会在吸纳史学成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难以取舍的问题,更为困难的是,在近代史教学中如何认识农民起义、评价农民领袖以及把握革命史的基调,这些都是有研究意义的。本文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992、2000、2007版教科书中太平天国的历史为例,主要对四代教科书吸纳学术成果的现象进行分析,得出要公正看待农民战争地位的结论,并提出中国近代史上农民战争的教学对策。通过研究,四代教科书的内容受到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引导而应当坚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历代教科书中以下内容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史学成果,包括:太平天国的性质;拜上帝教与洪秀全的评价;《天朝田亩制度》的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过问题研究。笔者认为本课与史学动态的联系紧密,面对中国近代史中的农民起义,更应该在教学中掌握高中历史教科书吸纳研究成果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肯定近代史中农民起义所表现的价值,稳妥地吸纳成熟的研究成果,理性地面对历史研究的众多着作。教师从自身提高教学技能,讲授可信度高的史实,以达到培养学生正确史观的目的。
王歌雅[4]（2006）在《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婚姻伦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规范婚姻关系、促进婚姻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探寻婚姻伦理的内涵、演进及相关范畴，对阐释中国婚姻伦理的特质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婚姻伦理的定位，捕捉婚姻伦理的特点，描述婚姻伦理的演变，界定婚姻伦理的价值。通过对婚姻伦理相关范畴的把握，透视婚姻伦理与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风俗、文艺等范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婚姻伦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系完备、适用全面、价值明确，并形成了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基本规范为内涵，以具体应用为目的的婚姻伦理规范体系，体现出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 中国近代的婚姻伦理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既有对中国古代婚姻伦理的继承、反思与扬弃，又有对中国当代婚姻伦理的昭示、积淀与超越。透过婚姻伦理的嬗变情境，可以感受到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婚姻伦理思想的价值趋向。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背景下，中国婚姻伦理以思想为内涵，以法律为手段，以风俗为导向，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超越——由近代型的婚姻伦理向现代型的婚姻伦理的嬗变，它推动了婚姻制度的改革，带动了婚姻伦理风尚的变革。
黄广友[5]（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提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国强[6]（2019）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太平天国相关历史事件、人物研究在史学界浩如烟海,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探究太平天国新闻传播策略、宣传方法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太平天国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却带给了后世丰富的借鉴和反思。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分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物通过民间“降僮术”和基督教仪式结合的方式进行宗教传播、通过宗教音乐和谶谣的形式进行宗教传播、通过建立基督教堂、“讲道理”等方式进行宗教传播等等,并用传播学相关的传播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了太平天国宗教传播的规律。太平天国并不漫长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宗教的影子,利用宗教传播进行势力扩张成为了太平天国摧枯拉朽一路从广西到南京建立政权的思想基础和有力工具。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西学东渐的过程,而是其领导人利用宗教思想和中国民间宗教结合用来笼络人心的工具。洪秀全等人充分的利用国内外形势,把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思想和结合中国传统民间的迷信思想相结合,并不遗余力地捣毁孔孟偶像,打破制度枷锁,顺势而为,成就了太平天国短暂的辉煌。最后,笔者在文中通过比较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的时代局限和拜上帝会传播模式分析,总结出太平天国宗教宣传的得与失。由此展开对于太平天国宗教传播的引申思考,以期对太平天国现有研究有所补充,推动太平天国宗教传播研究向更深层次拓展。
夏春涛[7]（2000）在《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文中指出
余柏青[8]（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认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王毅[9]（2010）在《南京城市空间营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实体,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存在内在的空间秩序和特定的空间发展模式。城市的物质空间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内部、外部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物质空间反应。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数量、规模在不断膨胀,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的展开,城市空间发生着快速而剧烈的变化,许多历史城市的个性正在丧失,对城市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和意义深远。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是城市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有助于制定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方略,引导城市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南京是我国着名古都,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并与古城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城市风貌。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作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之一同其它城市一样经历着城市的飞速发展。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给古城带来巨大的变化,使古城传统风貌受到影响,导致古城文化逐渐淡化和失落。本文以南京为例,从其演进的历史脉络入手,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试图厘清其发展轨迹、空间特征、动力机制等。首先分阶段地对南京城市的空间演变进行社会发展背景分析。其次,对南京城的选址思想、营建模式和演化进程进行研究,分层次地剖析城市深层结构与物质形态的互动关系,探求其内在机制。然后,分单元地重点研究南京空间结构形态的组织模式和要素特征。最后,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研究进行讨论和总结,提出对未来空间营造的思考和展望,剖析症结,提出对策,以期对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郭震旦[10]（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指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二、太平天国政权的时代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平天国政权的时代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太平天国公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的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框架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上)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的分期标准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萌芽(1843—1851年) |
| 一、文书格式初具雏形 |
| 二、革命宣传人员公文意识萌芽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逐渐定型(1851—1853年) |
| 一、常用文种基本固定 |
| 二、公文程式逐渐规范 |
| 三、公文制度的初建 |
| 四、简明文风的形成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下)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日趋成熟(1853—1856年) |
| 一、文书机构的建立与人员职责分配 |
| 二、文种的分工与细化 |
| 三、公文效率的提高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文书工作的动荡发展(1856—1861年) |
| 一、文书机构及人员的重组 |
| 二、文种的使用及变化 |
| 三、公文制度的完备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走向衰落(1861—1864年) |
| 一、文书制度的僵化 |
| 二、文书效力的下降 |
| 第三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革新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对以往农民起义公文有益经验的吸收 |
| 一、广泛运用公文 |
| 二、公文主旨颇具革命性 |
| 三、重视文书人员的培养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革除与创新 |
| 一、文种的改造：细化与创新 |
| 二、用语的标新：诗歌、宗教语、方言、隐语的交叉使用 |
| 三、内容的多元：丰富性与进步性 |
| 四、格式与称谓的创新：宗教化与平等化 |
| 五、文风的改革：摒弃艰深,务求晓畅 |
| 第四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性及发展的局限—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朝公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廷公文的比较 |
| 一、公文指导思想的区别 |
| 二、公文写作人员文化素养的对比 |
| 三、不同政治形态下人才制度的差异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性质及其发展的局限 |
| 一、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烙印 |
| 二、太平天国公文发展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文化阐释的视角以及太平天国公文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政治制度 |
| 一、公文所体现出的政权变动 |
| 二、公文形式中显示出的政治意味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西方文化及中国传统礼俗 |
| 第四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社会意识 |
| 一、反封建、反压迫的社会呼声 |
| 二、太平天国公文与文人心态 |
| 结语：太平天国公文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
| 一、太平天国公文发展演变的规律及特点 |
| 二、太平天国公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研究现状与研究的意义 |
| 引子：近代前夜镇江民众生存状态 |
| 第一章 中世纪的遗产——一个强权统治下的破裂社会 |
| 第一节 镇江战役的过程 |
| 第二节 统治集团内部合作状况 |
| 第三节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社会秩序的脆弱状态 |
| 第五节 镇江战役的结局评估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中国社会之性质 |
| 第二章 生死搏斗——太平天国时期镇江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新主人的到来 |
| 第二节 战争期间城市居民的生活 |
| 第三节 持续的血腥争夺 |
| 第四节 刀锋下的生存逻辑 |
| 第五节 战火即将熄灭 |
| 第六节 旧主人的守卫 |
| 第七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体制自我恢复之模式 |
| 第三章 第三种力量——租界设立对镇江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租界的设立 |
| 第二节 租界对传统权力体系的调整 |
| 第三节 开埠后的社会新格局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的障碍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意识在形成中 |
| 第四章 新社会的胚胎——改革时代的权力结构与利益结构 |
| 第一节 镇江新式教育及其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编练新军与旗人边缘化 |
| 第三节 鼓励工商业的措施与绅商精英势力壮大 |
| 第四节 皇族的象征在陨落中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意识在形成中 |
| 第五章 旧体制的末路——专制环境下的社会困境 |
| 第一节 王朝末期的政治特征 |
| 第二节 赋税制度是一大公害：制造贫困与不公 |
| 第三节 官场是一大公害：可以摧毁市场 |
| 第四节 垄断是一大公害：恶化市场环境 |
| 第五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下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权利意识在形成中 |
| 第六章 象征性的暴力——一场被谈判代替了的革命 |
| 第一节 风暴来临 |
| 第二节 镇江府境及其周围区域瓦解状态 |
| 第三节 镇江府城驻军系统的瓦解状态 |
| 第四节 各种力量向新中心集结 |
| 第五节 新的地方政权诞生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西方势力在社会冲突中的缓冲作用 |
| 第七章 政权重构——新意识形态下的实力拚图 |
| 第一节 新政权的组建原则 |
| 第二节 革命中的意外血腥 |
| 第三节 新政权势力向江北延伸 |
| 第四节 海军起义使新政权更加强固 |
| 第五节 夺取南京助产新的中央政权 |
| 第六节 本章的观察视角：传统政治的强大惯性 |
| 本文的基本结论 |
| 参考文献 |
（3）高中历史教学吸纳史学成果问题研究 ——以人教版“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历史教科书与史学研究成果的关系研究 |
| （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综述及教学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高中历史课“太平天国运动”内容设定的解读及其在教材中的运用问题 |
| 一、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内容阐释 |
| 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内容阐释 |
| 三、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太平天国运动”内容的变化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运动史学研究新成果及其在教科书内容的反映 |
| 一、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研究 |
| （一）学术研究成果动态 |
| （二）分析人教版教科书中的表述 |
| 二、关于拜上帝教与洪秀全研究 |
| （一）学术研究成果动态 |
| （二）分析人教版教科书中的表述 |
| 三、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研究 |
| （一）学术研究成果动态 |
| （二）分析人教版教科书中的表述 |
| 四、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问题研究 |
| （一）学术研究成果动态 |
| （二）分析人教版教科书中的表述 |
| 五、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功过的问题研究 |
| （一）学术研究成果动态 |
| （二）分析人教版教科书中的表述 |
| 第三章 高中历史教科书吸收新成果的原则 |
|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基本的原则 |
| 二、现代化与革命化相统一的原则 |
| 第四章 教师在近代农民战争史教学中的处理策略 |
| 一、教学吸纳农民起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前提 |
| 二、当今教学中培养学生史观的必要性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2 研究的现状 |
| 3 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 |
| 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5 文献综述 |
| 第1章 绪论 |
| 1.1 婚姻伦理概述 |
| 1.1.1 婚姻伦理的定位 |
| 1.1.2 婚姻伦理的特点 |
| 1.1.3 婚姻伦理的演变 |
| 1.1.4 婚姻伦理的价值 |
| 1.2 婚姻伦理的相关范畴 |
| 1.2.1 法律范畴 |
| 1.2.2 经济范畴 |
| 1.2.3 政治范畴 |
| 1.2.4 宗教范畴 |
| 1.2.5 风俗范畴 |
| 1.2.6 文艺范畴 |
| 第2章 中国古代婚姻伦理的内涵审视 |
| 2.1 婚姻伦理的基本原则 |
| 2.1.1 三纲 |
| 2.1.2 男尊女卑 |
| 2.1.3 三从四德 |
| 2.1.4 从一而终 |
| 2.1.5 夫妻和谐 |
| 2.2 婚姻伦理的基本规范 |
| 2.2.1 婚约伦理规范 |
| 2.2.2 结婚伦理规范 |
| 2.2.3 离婚伦理规范 |
| 2.2.4 再婚伦理规范 |
| 2.3 婚姻伦理的适用考察 |
| 2.3.1 聘娶婚的伦理内涵 |
| 2.3.2 买卖婚的伦理内涵 |
| 2.3.3 掠夺婚的伦理内涵 |
| 2.3.4 变异婚的伦理内涵 |
| 2.4 婚姻伦理的价值审视 |
| 2.4.1 婚姻伦理的价值界定 |
| 2.4.2 婚姻伦理的价值超越 |
| 第3章 中国近代婚姻伦理的变革 |
| 3.1 婚姻伦理的嬗变情境 |
| 3.1.1 婚姻伦理嬗变的历史背景 |
| 3.1.2 婚姻伦理嬗变的思想渊源 |
| 3.1.3 婚姻伦理嬗变的时代透视 |
| 3.2 太平天国时期的婚姻伦理思想 |
| 3.2.1 太平天国时期的婚姻形态 |
| 3.2.2 太平天国婚姻形态的伦理内涵 |
| 3.2.3 太平天国婚姻伦理思想的价值趋向 |
| 3.3 戊戌维新时期的婚姻伦理思想 |
| 3.3.1 戊戌维新时期对婚姻习俗的反思 |
| 3.3.2 戊戌维新时期的婚姻观 |
| 3.3.3 女性解放与婚姻伦理的变革 |
| 3.4 辛亥革命时期的婚姻伦理思想 |
| 3.4.1 辛亥革命时期的婚俗变革 |
| 3.4.2 辛亥革命时期婚俗变革的伦理价值 |
| 3.4.3 女权主义与婚姻伦理的变革 |
| 第4章 中国现代婚姻伦理的理念超越 |
| 4.1 婚姻伦理超越概览 |
| 4.1.1 婚姻伦理超越的时代断层 |
| 4.1.2 婚姻伦理超越的思想模块 |
| 4.1.3 婚姻伦理超越的法律功能 |
| 4.1.4 婚姻伦理超越的风俗变迁 |
| 4.2 五四时期的婚姻伦理嬗变 |
| 4.2.1 新文化运动与传统婚姻伦理 |
| 4.2.2 婚姻伦理思想的嬗变 |
| 4.2.3 婚姻伦理嬗变的价值审视 |
| 4.3 红色根据地的婚姻伦理价值 |
| 4.3.1 苏区的婚姻伦理积淀 |
| 4.3.2 抗日边区的婚姻伦理改革 |
| 4.3.3 解放区的婚姻伦理传承 |
| 4.4 新中国的婚姻伦理建设 |
| 4.4.1 新中国婚姻伦理的建构 |
| 4.4.2 新中国婚姻伦理的转型 |
| 4.4.3 新中国婚姻伦理的重塑 |
| 结语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独创性声明 |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 中文详细摘要 |
（5）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太平天国的宗教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综述 |
| 2.2 国外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综述 |
| 2.3 宗教传播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3 太平天国宗教传播背景 |
| 3.1 内忧外患背景下的革命自觉 |
| 3.1.1 西学东渐广泛传播西方思想 |
| 3.1.2 南中国排满反清思想由来已久 |
| 3.2 儒家学说的权威崩塌与西方思想在华传播 |
| 3.2.1 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局限 |
| 3.2.2 太平天国对宗教思想的现实应用 |
| 4 基督教思想传播与拜上帝会兴起 |
| 4.1 太平天国运动简介 |
| 4.2 鸦片战争前后的传教士活动 |
| 4.2.1 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统计 |
| 4.2.2 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典型与总结 |
| 4.2.3 刻工梁发与《劝世良言》 |
| 4.3 洪秀全与拜上帝会的创立 |
| 4.3.1 洪秀全个人简介 |
| 4.3.2 拜上帝会的创立 |
| 4.3.3 洪秀全早期的宗教宣传文本 |
| 4.3.4 拜上帝会领导人的“降僮术”宣传 |
| 4.3.5 宗教音乐与谶谣传播 |
| 5 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的宗教传播 |
| 5.1 金田起义确立反清主体思想 |
| 5.2 撰写刊印宗教宣传书册公告 |
| 5.3 太平军中的宗教传播 |
| 5.4 设立教堂进行仪式化传播 |
| 5.5 捣毁孔孟偶像禁止儒学传播 |
| 5.6 设高台,“讲道理” |
| 5.7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宗教思想传播 |
| 5.8 洪仁玕的宗教思想传播 |
| 5.8.1 《资政新篇》中的宗教思想传播 |
| 5.8.2 《钦定军次实录》中的宗教思想传播 |
| 6 太平天国宗教传播总结 |
| 6.1 太平天国宗教传播模式 |
| 6.1.1 总过程模式下的宗教传播分析 |
| 6.1.2 系统模式下的宗教传播分析 |
| 6.2 太平天国宗教传播特点 |
| 6.3 太平天国宗教传播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主持参与研究的课题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南京城市空间营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区范围 |
| 1.4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5 南京概况 |
| 1.5.1 自然环境 |
| 1.5.2 建置沿革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框架 |
| 2 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相关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市 |
| 2.1.2 空间营造 |
| 2.1.3 城市形态 |
| 2.1.4 城市空间结构 |
| 2.1.5 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的关系 |
| 2.1.6 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复合涵义 |
| 2.2 研究现状 |
| 2.2.1 国外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研究进展 |
| 2.2.2 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理论的进展 |
| 2.3 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变的深层结构 |
| 2.3.1 政治政策结构 |
| 2.3.2 经济技术结构 |
| 2.3.3 社会文化结构 |
| 2.3.4 建设环境结构 |
| 3 古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总体分析 |
| 3.1 古代南京社会结构的阶段分析 |
| 3.1.1 先秦勾吴 |
| 3.1.2 六朝时期 |
| 3.1.3 南唐时期 |
| 3.1.4 明清时期 |
| 3.2 古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阶段分析 |
| 3.2.1 先秦原始聚落 |
| 3.2.2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 |
| 3.2.3 六朝时期 |
| 3.2.4 南唐时期 |
| 3.2.5 明清时期 |
| 3.3 古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模式研究 |
| 3.3.1 选址思想 |
| 3.3.2 规划模式 |
| 3.3.3 演化轨迹 |
| 3.3.4 动力机制 |
| 3.4 古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构成的要素研究 |
| 3.4.1 架 |
| 3.4.2 核 |
| 3.4.3 轴 |
| 3.4.4 群 |
| 3.4.5 界面 |
| 4 近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总体分析 |
| 4.1 近代南京社会结构的阶段分析 |
| 4.1.1 晚清时期 |
| 4.1.2 民国时期 |
| 4.2 近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阶段分析 |
| 4.2.1 晚清时期 |
| 4.2.2 民国时期 |
| 4.3 近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模式研究 |
| 4.3.1 规划模式 |
| 4.3.2 演化轨迹 |
| 4.3.3 动力机制 |
| 4.4 近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构成的要素研究 |
| 4.4.1 架 |
| 4.4.2 核 |
| 4.4.3 轴 |
| 4.4.4 群 |
| 4.4.5 界面 |
| 5 现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总体分析 |
| 5.1 现代南京社会结构的阶段分析 |
| 5.1.1 政治概述 |
| 5.1.2 经济概述 |
| 5.1.3 社会概述 |
| 5.2 现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阶段分析 |
| 5.2.1 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2年) |
| 5.2.2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 |
| 5.2.3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1965年) |
| 5.2.4 "文革"动乱时期(1966～1976年) |
| 5.3 现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模式研究 |
| 5.3.1 规划模式 |
| 5.3.2 演化轨迹 |
| 5.3.3 动力机制 |
| 5.4 现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构成的要素研究 |
| 5.4.1 架 |
| 5.4.2 核 |
| 5.4.3 轴 |
| 5.4.4 群 |
| 5.4.5 界面 |
| 6 当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总体分析 |
| 6.1 当代南京社会结构的阶段分析 |
| 6.1.1 政治概述 |
| 6.1.2 经济概述 |
| 6.1.3 社会概述 |
| 6.2 当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阶段分析 |
| 6.2.1 调整阶段(1979～1985年) |
| 6.2.2 探索阶段(1986～1991年) |
| 6.2.3 更新阶段(1992～2000年) |
| 6.2.4 突破阶段(2001年至今) |
| 6.3 当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模式研究 |
| 6.3.1 规划模式 |
| 6.3.2 演化轨迹 |
| 6.3.3 动力机制 |
| 6.4 当代南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构成的要素研究 |
| 6.4.1 架 |
| 6.4.2 核 |
| 6.4.3 轴 |
| 6.4.4 群 |
| 6.4.5 界面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回顾 |
| 7.2 展望 |
| 7.2.1 现行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
| 7.2.2 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 |
| 7.2.3 发展设想 |
| 7.2.4 城市风貌保护 |
| 7.2.5 城市空间特色塑造 |
| 7.2.6 环境整治 |
| 7.2.7 综合防灾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太平天国政权的时代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太平天国公文研究[D]. 王舒雅.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2]瓦解与重构—镇江近代前期社会转型研究（1840-1911）[D]. 沈红亮. 南京大学, 2015(03)
- [3]高中历史教学吸纳史学成果问题研究 ——以人教版“太平天国运动”为例[D]. 张林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6(11)
- [4]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D]. 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 2006(12)
- [5]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6]太平天国的宗教传播研究[D]. 张国强. 重庆大学, 2019(09)
- [7]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J]. 夏春涛. 历史研究, 2000(02)
- [8]《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南京城市空间营造研究[D]. 王毅. 武汉大学, 2010(05)
- [10]“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