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五届全国化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郭震旦[1]（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符晓[2]（2016）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研究表明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三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孟钟捷[3]（2009）在《世界史学科发展30年大事记（1978-2008）（下）》文中认为1991年3月14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行"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学术座谈会"。3月25-27日,中国学者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列宁与二十世纪"国际学术圆桌讨论会。4与4-7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在苏州举行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当前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典型剖析。6月21-25日,中国苏东史研究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了俄国史学术讨论会。
孟钟捷[4]（2009）在《世界史学科发展30年大事记（1978-2008）（上）》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1月,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创办《国外社会科学》（双月刊）。12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世界历史》（双月刊）创刊。同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创办《阿拉伯世界》,后更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双月刊）。
黄淑美,伍慕仪[5]（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提出
詹志华[6]（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张天明[7]（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孟德楷[8]（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认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温玉清[9]（2006）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综述,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变迁的整体系统,探寻中国建筑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深厚学术内涵的学科体系其内在基本规律,反思其成败得失,力求对未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作为学术史研究,本文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发展之时代顺序为叙述理路,结合大量第一手档案史料之整理,基本厘清、还原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各相关学术机构、研究者及其研究情况的历史面貌,并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本刊编辑部[10]（1989）在《《中国科技史料》一至十卷（1980—1989年）目录分类索引》文中提出
二、第五届全国化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五届全国化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写作背景与理论环境 |
| 二、创作意义与理论价值 |
| 三、文献说明与创作思路 |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与新时期美学的肇生 |
| 第一节 美学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 |
| 一、美学重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概说 |
| 二、周扬谈话：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立法 |
| 三、时代热点：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美学话题 |
| 四、白璧微瑕：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百花齐放：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及其影响 |
| 一、响应号召：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的召开 |
| 二、双向互动：美学学会的制度特色 |
| 三、美学争鸣：省级美学学会讨论会的展开 |
| 第三节 启蒙与意识形态：新时期早期美学会议的思想意义 |
| 一、美学启蒙及其不可能性 |
| 二、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变奏 |
| 第二章 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设 |
| 第一节 美学会议对学科美学的早期构想 |
| 一、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美学史研究的展开 |
| 二、《美学原理》：新时期美学教材雏形讨论 |
| 第二节 学科美学及其制度推进 |
| 一、古典美学讨论会：现实基础与制度演进 |
| 二、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中国现代美学的坐标与走向 |
| 三、文艺学20年：美学学科的反思与畅想 |
| 四、美学新问题：美学、文艺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责任 |
| 第三章 美学会议与美学家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美学家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
| 一、朱光潜：美学会议的指路灯 |
| 二、宗白华：从美学教员到美学家 |
| 三、李泽厚：辗转于美学会议之间 |
| 第二节 回归传统：重塑现代美学家 |
| 一、以美学家为中心：美学史的一种写法 |
| 二、梁启超、蔡元培与丰子恺：向现代美学家致敬 |
| 三、美学家讨论会：新美学家的身份确认 |
| 第四章 美学会议与美育的制度化 |
| 第一节 “美育”的重构与流播 |
| 一、“美育”重生：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中的美育思想 |
| 二、时代精神：美育与意识形态的互文 |
| 三、重视“美育”：美育制度的普及与流播 |
| 第二节 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落实 |
| 一、教育方针之外：1990年代早期美育制度的基本状况 |
| 二、继承与重构：1990年代美育会议的双重诉求 |
| 三、制度建设：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关联性 |
| 第五章 美学会议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热潮 |
| 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美学讨论 |
|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讨论的普及 |
| 三、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在文学和美学之间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体系性建设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建设 |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定位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历史定位：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 |
| 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代中国 |
| 三、中英互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与美学新拓展 |
| 第六章 美学会议与审美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审美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 |
| 一、美学的“当代”：1990年代初期的美学会议 |
| 二、在审美文化中复兴：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 |
| 三、“审美文化”：美学与政治的互动 |
| 第二节 审美文化的多元建构 |
| 一、自然、园林、生态、旅游：景观美学初探 |
| 二、以“艺术”之名：美学与艺术的互动 |
| 三、民族美学：书写汉民族共同体美学 |
| 第七章 美学会议与走向世界的新世纪美学 |
| 第一节 全国美学会议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全球化与中国美学” |
| 二、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回顾与展望” |
| 第二节 东方美学与生态美学：现代美学的两种新范式 |
| 一、“东方美学”的兴起与东方美学国际会议 |
| 二、生态美学研讨会与生态美学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中国美学新发展 |
| 一、走向世界：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美学背景 |
| 二、百家争鸣：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讨论会 |
| 三、影响意义：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对中国美学制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生活美学的兴起：生活与美学的合流 |
|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形成 |
|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的讨论方式 |
| 三、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新时期美学会议总体情况列表（1979-2014） |
| 后记 |
（6）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学史学史及其研究概况 |
| 二、中国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
| 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四、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
| 五、本文的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史概述 |
| 第一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机构和团体选介 |
| 第三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会议、刊物选介 |
| 第四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论着选介 |
| 第五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之展望 |
| 第二章 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开创及早期研究 |
| 第二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低谷、转机与兴起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建制与繁荣 |
| 第三章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相关学科 |
| 第一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历史学科 |
| 第二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传统哲学 |
| 第三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哲学 |
| 第四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
| 第四章 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 |
| 第一节 科学史学的创新意蕴 |
| 第二节 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 |
| 第三节 科学史学与科技发明 |
| 第五章 境外科学史学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境外科学史学的组织与会议 |
| 第三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文献与刊物 |
| 第六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一节 境外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二节 国外科学史学之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中外科学史学交流之途径 |
| 第四节 "全球化"与中国科学史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学史？” |
| 二、中国建筑史学核心价值的阐释 |
| 三、中国建筑史学史的历史分期 |
| 四、已有相关研究回顾 |
| 五、主要研究内容、范围及方法概略 |
| 六、创新之处及未尽事宜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先导 |
| 一、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溯源 |
| 二、20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导概略 |
| 1 、先导之一：东方学（Orientalism）与欧洲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
| 2、先导之二：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
| 3、先导之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勃兴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滥觞 |
| 一、文献传统：《营造法式》的发现和校勘 |
| 二、匠作传统：中国古代工程籍本的搜集整理 |
| 三、清代“样式雷”图档的整理研究 |
| 四、中国古代建筑调查与测绘 |
| 五、困境与坚守 |
| 六、式微 |
| 1、《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 |
| 2、梁思成着《中国建筑史》及《图像中国建筑史》 |
| 七、本章小结：中国营造学社学术贡献概述 |
| 第三章 195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综述：以研究机构及其学术活动为中心 |
| 一、195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概略 |
| 1、建筑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情况 |
| 2、高等院校中国古建筑测绘及其研究情况 |
| 3、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机构的研究情况 |
| 二、“中国建筑研究室”：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机构之肇端 |
| 三、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 |
| 四、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分水岭：“1958 年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学术讨论会” |
| 五、本章小结 |
| 下篇 |
| 第四章 1960 年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综述——以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中心 |
| 一、核心机构：建研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1958～1964） |
| 1、创办背景 |
| 2、研究情况述略 |
| 3、《建筑理论及历史科学研究中进行调查考察工作的体会》简述 |
| 4、曲终人散 |
| 5、恢复及延续 |
| 二、“建筑三史”：中国建筑史学史的历史坐标 |
| 1、“建筑三史” |
| 2、《中国古代建筑史》之最初稿本 |
| 3、《中国建筑简史》编写过程概略 |
| 4、“建筑三史”之意义 |
| 三、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始末 |
| 1、《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五稿 |
| 2、《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六稿 |
| 3、《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七稿 |
| 4、《中国古代建筑史》之第八稿 |
| 5、《中国古代建筑史》之最终付梓 |
| 6、1964 年8 月15 日《中国古代建筑史纲要》鉴定会议记录 |
| 四、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其他重要学术成果撷要（1959～1966） |
| 1、梁思成主持《营造法式》研究及《营造法式注释》（卷上） |
| 2、刘敦桢主持苏州古典园林研究 |
| 3、陈明达、莫宗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着述举要（1959～1966） |
| 4、天津大学建筑系清代皇家园林测绘及研究 |
| 5、《文物》创刊初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论文简析 |
| 6、清华大学建筑系主编《建筑史论文集》（1964）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述评——以198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中心 |
| 一、1980 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复兴与转型 |
| 二、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学术组织概要 |
| 三、文化遗产概念引入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拓展 |
| 四、1980 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述略 |
| 1、《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 |
| 2、《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营造法式》研究的深入 |
| 3、《华夏意匠》 |
| 4、东方建筑研究与中国传统民居研究 |
| 5、《中国建筑艺术史》 |
| 6、五卷集《中国古代建筑史》 |
| 7、当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学术期刊概况 |
| 五、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及着述分类概览 |
| 1、中国古代建筑通史研究及着述 |
| 2、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 |
| 3、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及修缮技术研究 |
| 4、中国传统建筑理论及建筑文化研究 |
| 5、中国古代建筑专题研究及着述 |
| （1）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研究 |
| （2） 中国古代宗教建筑研究 |
| （3） 中国古代礼制及祠祀建筑研究 |
| （4） 中国古塔研究 |
| （5） 中国古代石窟寺研究 |
| （6） 中国古代陵寝研究 |
| （7） 中国传统民居研究 |
| （8） 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 |
| （9） 中国古代桥梁研究 |
| （10）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研究 |
| 六、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概述 |
| 七、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史略——从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谈起 |
| 一、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35～1948） |
| 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1949～1955） |
| 三、古代建筑修整所与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时期（1956～1965） |
| 四、“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全面停滞（1966～1973） |
| 五、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时期（1974～1990） |
| 六、中国文物研究所时期（1990～至今） |
| 七、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本文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后记 |
| 附录部分 |
| 附录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总目录 |
| 附录二：中国营造学社编辑出版图书目录 |
| 附录三：《文物》创刊初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论文简目（1951-1965) |
| 附录四：建研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所出版的着作目录简录（1959-2002) |
| 附录五：建研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室）所发表论文简表（1959-2002 |
| 附录六：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及建筑史学分会简表 |
| 附录七：中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大事纪略（1935-2005) |
| 附录八：中国文物研究所历年古建筑保护工程项目简表（1949-2005) |
| 附录九：《营造法式》研究文献（中文）（1919-2002) |
| 附录十：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项目统计简表（2000-2006) |
| 附录十一：刘敦桢对《中国建筑简史》第一册的若干意见 |
| 附录十二：1961 年建筑史编写工作情况报告 |
| 附录十三：1961 年5 月10 日《中国建筑简史》编写会议记录 |
| 附录十四：1961 年5 月12 日《中国古代建筑史》（苏联稿和教材稿）讨论会议纪要 |
| 附录十五：1961 年5 月13 日《建筑历史讨论简报 |
| 附录十六：1961 年5 月19 日《编史结束座谈会发言记录》（摘要) |
| 附录十七：1961 年5 月12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一号） |
| 附录十八：1961 年5 月14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二号） |
| 附录十九：1961 年5 月16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三号） |
| 附录二十：1961 年5 月18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四号） |
| 附录二十一：1961 年5 月23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五号） |
| 附录二十二：1961 年6 月15 日《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写情况简报》（第六号） |
| 附录二十三：刘敦桢先生在修订《中国古代建筑史纲要》期间信函（共三十九封） |
| 附录二十四：《卢绳先生学术传略》 |
四、第五届全国化学史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2]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3]世界史学科发展30年大事记（1978-2008）（下）[J]. 孟钟捷. 历史教学问题, 2009(02)
- [4]世界史学科发展30年大事记（1978-2008）（上）[J]. 孟钟捷. 历史教学问题, 2009(01)
- [5]《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6]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
- [7]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9]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念与方法 ——中国建筑史学史初探（上）[D]. 温玉清. 天津大学, 2006(06)
- [10]《中国科技史料》一至十卷（1980—1989年）目录分类索引[J]. 本刊编辑部. 中国科技史料, 19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