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论文文献综述）
邱林[1]（2018）在《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文中研究表明关于晚清的学术史论述中,往往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梁启超和钱穆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孙诒让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梁、钱的书流传很广,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清代学术史的印象。相比之下,章太炎等人却对孙诒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晚清第一大师”“三百年绝等双矣”。参照章太炎的论述,孙诒让显然属于一般清代学术史论述中被低估的学人,因而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晚清朴学大师和经学后殿。他在经学、诸子、金石文字、训诂校勘、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着作主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等。孙诒让早年随父宦居大江南北,后半生偏居乡里,潜心着述。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他也走出书斋致力于在温州等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问家,还是最早在浙江南部推行新式学堂的教育家。自孙诒让年少起,父亲孙衣言即指点其读书治学,不仅为他创造了优越的着述条件,还带他结识了众多一流学者。孙诒让本人也聪敏好学、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一位着作等身、成就卓着的朴学大师。孙氏治学服膺乾嘉之道,欣赏高邮王氏之学,在金石文字和校注《周礼》、《墨子》等典籍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孙诒让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巨着,总结了历代《周礼》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外,他明确指出大宰“八法”为《周礼》的纲领所在,并通过对“官联”问题的梳理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呼应,从而超越了汉唐注疏。在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孙诒让延续了“周公作《周礼》”的观点。对此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在阅读《周礼正义》一书时要有充分的认识。《墨子间诂》一书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清中叶以后诸家校注《墨子》的成果。该书三易其稿,始成定本,除了进一步进行训诂、校勘之外,孙氏还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间诂》是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后来的墨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墨学真正复兴的基础。总体来说,孙诒让生活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期,治学上偏向传统但又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甲午战败后时事多艰、国难当头,孙诒让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救国救民的实用人才。之后他又领导“温处学务分处”,筚路蓝缕,在浙江南部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堪称一位教育家。除此之外,孙诒让大量订阅各种新式书刊,关心时局变化,主张进行变法革新。甲午之后他提出创办“兴儒会”,以兴儒救国。清政府新政之际,他受盛宣怀的邀请起草了《变法条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晚年的时候孙诒让结交章太炎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孙诒让不仅治学严谨、着作等身,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同时又关心社会,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
董小梅[2]（2014）在《考据与经世 ——孙诒让周礼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针对孙诒让的周礼学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通过分析晚清的学术大势及周礼学的发展和孙诒让的学术传承,介绍了孙诒让研究《周礼》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从文献学的角度,主要从辑佚、校勘、注疏三个方面分析孙诒让周礼学的考据学基础,并从孙氏疏解《周礼》所采用的解经体例、方法及特色等方面分析《周礼正义》一书的学术地位；通过对《周礼政要》的解读及考察孙氏在《周礼》的影响下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阐明孙氏周礼学与晚清社会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孙氏的周礼学成就及思想,并给予客观的评价。晚清时期,一方面随着政治、社会危机的日益加重,通经致用、经世实学成为越来越多传统士人的选择,这种经世性也反映在周礼学的研究上,孙诒让对《周礼》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孙氏个人偏重乾嘉学者的治学之法,从文字、训诂入手,研究典章制度,走上为《周礼》作新疏的研究之路。为了重疏《周礼》,孙诒让对贾逵、马融、干宝三家《周礼》古注进行辑佚,并将辑佚成果很好地运用在《周礼正义》的考证上。孙氏撰作的《周礼注疏校记》是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再次校勘,共出校文一千四百零七条,有意将阮元《校勘记》的错误一一补正,为经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本子。《周礼正义》是孙氏花费二十七年的时间完成的《周礼》新疏。在疏解的过程中,他以大宰八法为纲贯串众职,勾稽厘正了古代政制,并博采汉唐以来旧诂,爬梳校勘,理董发正,匡纠各家经疏之谬误。加之孙氏持论宏通,没有门户之见,一些众说纷纭乃至千古聚讼的礼制问题,在疏解过程中大都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而且对于比较重要的名物制度,孙诒让的疏解往往带有鲜明的总结性质。所以新疏能够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并达到了新的高度,被梁启超誉为“清代诸疏之冠”。在时局的刺激下,中年以后的孙诒让,其学术政治思想逐步发生转变。他选择了学术经世的道路,在疏解《周礼》时,他便牢牢把握“政教”这一中心环节,从时代需要出发,企图“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闳意妙旨”。甲午战后,他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为体例撰写的《周礼政要》,更是明显地将周官之学,直接用用于政治改良服务。同时,孙氏开始走出书斋,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受《周礼》“政教”思想的影响,他重视教育,反复强调兴学是自强的的基础,并全力以赴投入到办学活动中,成为近代教育的先行者。综观孙诒让的治学道路、政治思想和社会实践,它们在外观上似乎颇不相同,实质上却完全一致。由于孙诒让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不抱门户之见,广泛吸取各学派的思想观点及所提供的资料,撰作《周礼正义》精微平实,集二千年来周礼学之大成。同时,孙氏又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重疏《周礼》,目的是为了“剀今而振弊”,这与传统的汉学家为考证而考证有着原则区别,开始把汉学引入“经世致用”的道路,意义重大,因此被称为是清代汉学的“光辉后殿”。在《周礼》“政教”思想的影响下,他撰作《周礼政要》,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全面主张,虽然未免带有些许“书生论政”的局限,也没有见于实践,但其忧心国民,学以致用的精神值得后人尊重。正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学术、政治交互影响,使孙诒让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代汉学家的路程。
徐佳贵[3]（2018）在《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以浙江省温州府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晚清以降规模空前的西力东渐与"国族"危机影响下,温州地方士人开始面向本地下层民众的"启蒙"实践。据其自身的理解,此类实践非仅是将新知新潮在地方作普及;外来之学与士人的某些传统观念诉求结合而生的亦新亦旧的知识观念,在其间或起到更关键的作用。此外,士人还借鉴西人（主要是传教士）在民间发生影响力的方式手段,据以抟塑本国"国族",再反过来与外人形成竞争。但在文字语言改革、演说阅报、反迷信、实业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即便在士人自身的观感中,实效似也多半未合预期。士人实际多是在建构自身及其子弟亲族的"国民"地位。以"启蒙"求"合群"的初衷,终却可能固化了地方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隔膜。
沈传河[4]（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提出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兰秋阳[5]（2018）在《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文中研究表明从同治三年四月庀局安庆,到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金陵书局在晚清的主要活动时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晚清最负盛名的地方书局之一,金陵书局在创建者、编校人员、刊刻书籍等方面无一不展示出它的经典性,而它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历史也与晚清社会、政治与学术文化的演变息息相关。从刻书重心的转变来看,金陵书局的历史发展明显呈现出安庆曾氏书局、“金陵书局”、“江南书局”三个阶段。安庆曾氏书局时期,始自同治三年四月曾国藩与曾国荃设书局于安庆,九月迁局金陵铁作坊,次年八月撤局。安庆曾氏书局专为刊刻《船山遗书》而设,其性质仍是传统的幕府刻书组织,但较之传统幕府刻书又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金陵书局”时期,始自同治四年五月底李鸿章继任江督、组建“堂子巷”新局并开始使用“金陵书局”牌记。堂子巷新局替代铜作坊旧局,标志着金陵书局完成了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金陵书局”时期以编刻《四书十三经》《十四史》为重心,自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曾国藩迁局“飞霞阁”续刻《四史》、马新贻参与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至曾国藩谋刻《十三经注疏》,金陵书局维持了近十年的繁荣,发展成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书局。地方书局的兴起是19世纪中后期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学术衍变交织促成。光绪初年,“金陵书局”更名为“江南书局”,刻书重心转为“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虽然经历了经费危机与人事变动,江南书局在光绪初年仍维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光绪六年以后,江南书局逐渐走向衰落,戊戌、庚子新政时期,江南书局先是改归江宁府管辖,不久并入江楚编译局,宣统三年并入江南图书馆。清末地方书局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廷裁撤局所,地方书局的普遍裁撤是清末育才兴学、教育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显示了时代重心与学术潮流的变化。经历了咸丰朝的战乱与动荡,传统学术遭受重创,金陵书局在近半个世纪中刊印了大量书籍,对晚清学术的重建与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影响。金陵书局以刊刻理学书籍为主,汉学书籍为辅,可谓兼容汉宋;兼重地志与当代史、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旁及南宋永嘉学派、桐城派、佛教、阳明学等非主流学派着述,呈现多元化的学术倾向。这是晚清地方书局刻书的整体特征,只是各书局的侧重有所不同。它们既是传统学术自身嬗变的表征,又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学术多元化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晚清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学术史不只是书籍出版的静态历史,还是在特定空间中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的动态历史。金陵书局不仅是晚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图书出版机构,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空间与文化传播中心。金陵书局汇集了同光年间一群有影响的学者,他们除了日常校书、诗文唱和之外,撰着与论学活动也十分活跃,对于汉宋学、今古文及诸子学亦多有学术争论与辩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望与韩弼元、强汝询之间的宋汉分歧,刘恭冕与戴望的《论语》研究以及戴望与孙诒让的诸子学研究。这些着述与论学活动,不仅展现学人之心性情怀、师友之切磋砥砺,更是学术思想史的延伸和补充,也构成了学术史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兰秋阳[6]（2017）在《今古文经学与戴望、孙诒让的诸子学路向》文中研究说明戴望和孙诒让是清代浙江汉学的重镇,也是晚清诸子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均传承乾嘉考证之学,校勘、训诂经、子之书,但其学源及治学经历不尽相同,基本体现了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的不同风格。他们的经学差异在子书考证中也有一定体现,戴望讲求义理,好作发挥,常有附会之失;孙诒让极重文字训诂,校注古籍平实有据,而义理色彩较淡薄。戴、孙二人的诸子学差异体现了清代经、子关系的深刻关联。
张立鑫[7]（2010）在《孙诒让的学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孙诒让是晚清着名学者,也是清代富有盛名的学术大师之一。他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涉足经学、子学、文字学、方志学等多个领域,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学方面,孙诒让最大的成绩体现在对《周礼》的研究。《周礼》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之一,他在继承、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很好的疏理和总结,并纠正和弥补了许多错误和不足。同时,又采用“以大宰八法为纲”和“义例归纳”两种方法疏解经文,并进行了大量的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考证工作,最终完成了《周礼正义》这部集大成之作。在子学方面,孙诒让以一部《墨子闲诂》为标志,对清代学者的《墨子》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使沉寂已久的墨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复兴,又为二十世纪墨学研究的兴起与兴盛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文字学方面,他于17岁时开始研究金文,对众多铜器铭文进行了考释,又对前人的考释进行了补充、修正,而先后完成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两部着作及多篇论文正是对其研究的总结。金文之外,孙氏又涉及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是记载商代历史的宝贵材料,在其出现之初,并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是随着《铁云藏龟》这部书的出版,则昭示了甲骨文研究的开始。得到此书后,孙氏凭借其深厚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花费了两个月时间对其进行考释、校读,终于完成了甲骨文研究的首部专着──《契文举例》,成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人和甲骨学的开山之祖。随后,孙氏又利用其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着成《名原》一书。在书中孙氏一方面对自己的古文字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力图探求古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方志学方面,孙氏不仅亲自参与了多部地方志的编纂和校勘工作,而且在实践中对方志的编纂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当然,孙氏的学术研究也有不足,如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研究方法受限于传统、理论未能形成体系等。这些不足的产生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局限,最终使他未能实现对传统学术的跨越。
任淑莉[8]（2019）在《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认为宋元方志处于方志发展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其中浙江地区方志存量大、质量佳,保存了不少语言、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学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研究尚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散佚的宋元方志辑佚成果需做较为完备而全面的补辑,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活化石”,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又是非常值得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至今没有人做过整理和考证。论文基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宋、元两代编纂成书的浙江地方志文献（包括18部现存方志（残志）及161部亡佚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界定了研究范围,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并对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根据历代目录,参考相关方志研究成果,考订取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存佚总目》;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的分布特点;对宋元浙江方志名称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宋元浙江方志整体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史志目录、补史目录、官书目录、私家目录中的分布情况,系统梳理现存主要目录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着录信息,整理《宋元浙江方志目录着录表》;结合宋元以来各类地理志、史注、类书、文集笔记等,对历代目录着录宋元浙江方志存在的方志误录、作者名号、卷帙及同书异名现象进行了考证。第四部分遍检宋元以来各类文献,综合各家所辑,在刘纬毅辑本75种方志基础上,补辑宋元方志46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对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存在的方志误录,佚文误辑、多辑、漏辑等进行了辩证;对补辑佚文中文献记载互异、内容史实有疑的条目进行了考证。第五部分从时代、体类、地域三个方面,对两宋及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梳理了浙江方志的作者背景,考察了作者籍贯、时任官职、修志职务等,制成《宋元浙江方志作者一览表》;结合编纂方式、编纂目的、编纂条件及出版经费来源,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编纂特点进行了整体研究;从体裁、篇目结构与文字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宋元浙江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考察;以宋元“四明六志”为例,探讨了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第六部分是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论文以现存18部宋元浙江方志与所辑1543条佚文为文本范围,对宋元浙江方志中334个方言词进行了辑录、考释;结合古今书证,考察方言词的历史源流嬗变,追溯较早源头、文献用例、通行地域等。
程军[9]（2007）在《孙诒让“兴教强国”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孙诒让是晚清的经学大师，他研究的范围甚广，一生着书数十种。晚年目睹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各种矛盾也日趋激化，引起他的思想和文化主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他忧国忧民，积极主张变法维新，阅览进步书籍，致力于兴教强国。从1895年开始，致力于教育、实业强国，服务乡邦。在温、处两地16县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0多所，成立各种进步社会机构。1905年开始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1907年又被推为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本文从两个方面介绍了晚年孙诒让的办学历程。先讲述了他在浙江南部地区对教育近代化的实践探索，创办各类学校的具体情况，从“以应时需”创办的各类学校开始，到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及主持温处学务分处后大力发展地方教育等等，称赞他在浙江南部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是兴办新式教育的主力，并由此给浙南新式教育带来的飞跃式的发展。接着阐述他在筹措教育经费方面的各种方法与措施，反映地方近代教育兴办之难，借以凸现孙诒让兴教实践的社会价值意义。结语部分对他兴教强国的思想渊源进行了的分析，阐述了他的普及教育思想、如何更新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内容等，并对他勇于兴办地方近代教育的探索实践和兴教强国思想给予了历史的肯定。文章在展开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同时，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试图分析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变化中的知识分子与地方新式教育的关系，借以揭示中国地方教育变革发生的本质面。
陈伟欢[10]（2012）在《孙诒让致黄绍箕信函十一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诒让和黄绍箕,都是浙江瑞安人,人称"二仲先生",一生中交往甚密。本文所涉孙诒让致黄绍箕信函十一通,时间自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内容涉及家事、学术研究以及推荐、提携後辈等情事,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二人之间深厚情义的见证。
二、《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论文提纲范文）
（1）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孙诒让的治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影响条件优越 |
| 第二节 聪敏好学持之以恒 |
| 第三节 结交论学见多识广 |
| 第四节 服膺乾嘉宗法二王 |
| 第二章 《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 第一节 《周礼正义》的撰写与成就 |
| 第二节 《周礼》官联问题研探 |
| 第三节 关于“周公作《周礼》”说 |
| 第三章 《周礼正义》的刊刻 |
| 第一节 初次刊刻 |
| 第二节 楚本刊刻 |
| 第四章 《墨子间诂》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一节 《墨子间诂》的撰写 |
| 第二节 《墨子间诂》的学术贡献 |
| 第三节 评价与影响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办学活动 |
| 第一节 创办新式学堂 |
| 第二节 难题与解决之道 |
| 第三节 教育观念及办学成效 |
| 第六章 孙诒让的政治态度分析 |
| 第一节 主张变法的开明态度 |
| 第二节 支持新政的施行 |
| 第三节 晚年同情革命的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考据与经世 ——孙诒让周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孙诒让周礼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及渊源 |
| 第一节 孙诒让治周礼学的时代学术背景 |
| 一、晚清社会与周礼学的发展 |
| 二、汉宋调和的学术大势 |
| 第二节 孙诒让治周礼学之渊源 |
| 一、受庭训,承家学 |
| 二、接永嘉学派之绪脉 |
| 三、承乾嘉学派之精法 |
| 第二章 以考据为基础的周礼学研究(上) |
| 第一节 孙诒让对《周礼》古注的辑佚 |
| 一、清代学者辑《周礼》佚注的概况 |
| 二、《周礼三家佚注》 |
| 三、对辑佚成果的运用 |
| 第二节 孙诒让对《周礼》的校勘 |
| 一、《十三经注疏校记》 |
| 二、《周礼注疏校勘记》 |
| 三、对校勘成果的运用 |
| 第三节 孙诒让对《周礼》的注疏 |
| 一、撰作背景及动机 |
| 二、《周礼正义》的撰作过程 |
| 三、稿本流传 |
| 第三章 以考据为基础的周礼学研究(下) |
| 第一节 更张义例：以大宰八法统摄全书 |
| 一、对解经义例的突破 |
| 二、“大宰八法”的内容及以其为纲的体现 |
| 第二节 重视对经文义例归纳 |
| 一、沟通古今文字,理董经注字例 |
| 二、归纳词义义例 |
| 三、总结名物制度 |
| 第三节 持论宏通,博采众长 |
| 一、广搜群籍,尊重旧注旧疏 |
| 二、持论宏通,无宗派之见 |
| 第四章 以经世为目的的周礼学研究及实践 |
| 第一节 孙诒让学术政治思想的转变 |
| 一、由考据向经世转变 |
| 二、由复古守旧向积极学习西学转变 |
| 三、由书斋问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变 |
| 第二节 《周礼政要》的成书 |
| 一、辛丑之际的“诏议变法”与《变法条议》 |
| 二、《周礼政要》的主要内容 |
| 三、《周礼政要》的影响及后人的评价 |
| 第三节 “周礼为纲西政为目”的政治理想及实践 |
| 一、孙氏的维新思想与西学 |
| 二、孙氏的维新主张 |
| 三、孙氏的维新实践及影响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周礼学思想及其评价 |
| 第一节 孙诒让的《周礼》观 |
| 一、《周礼》为周公所作 |
| 二、对《周礼》命名及授受源流的认识 |
| 三、对《冬官》亡佚及《考工记》补入的认识 |
| 第二节 《周礼》为经世致太平之书 |
| 一、六典必备,为周公治太平之迹 |
| 二、闳意妙旨“不越政教二科” |
| 第三节 对孙诒让周礼学研究及其思想的评价 |
| 一、孙氏周礼学成就在周礼学史上地位 |
| 二、对孙氏周礼学研究及思想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3）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以浙江省温州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观念基础 |
| 二文字和语言改革 |
| 三开民智、易民俗 |
| 1. 演说会、阅报所 |
| 2. 反“迷信”活动 |
| 四学堂化的“启蒙”? |
| 余论 |
（4）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安庆曾氏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谋划刻书 |
| 一、欧阳兆熊欲重刻 |
| 二、赵烈文代为请求 |
| 三、曾国藩拒绝倡首 |
| 四、曾国荃慨允出资 |
| 第二节 设局安庆 |
| 一、筹备工作 |
| 二、设局时间考辩 |
| 第三节 移局金陵 |
| 一、曾国藩欲刻经史典籍 |
| 二、“铜作坊”书局之撤 |
| 三、《船山遗书》的后续工作 |
| 第四节 安庆曾氏书局的性质 |
| 一、晚清幕府刻书的特征 |
| 二、晚清第一个地方书局 |
| 第二章 “金陵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李鸿章刻《四书十三经》 |
| 一、“堂子巷”新局 |
| 二、从幕府刻书向地方书局的转变 |
| 第二节 曾国藩续刻《四史》 |
| 一、移局冶城山“飞霞阁” |
| 二、经费来源 |
| 三、书局人员与管理 |
| 四、续刻《四史》 |
| 五、重定刊书章程 |
| 第三节 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 一、曾、马信函商议 |
| 二、洪汝奎继任书局提调 |
| 三、筹集经费 |
| 四、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
| 第四节 仿殿本《十三经注疏》 |
| 一、何绍基提议重刻 |
| 二、曾、莫金陵商谈 |
| 三、何绍基赴扬州 |
| 四、先刻《毛诗注疏》 |
| 五、广东书局覆刻 |
| 第五节 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缘由探析 |
| 一、重建文化秩序的举措 |
| 二、讲求经世实学的需要 |
| 三、晚清学术衍变的推动 |
| 四、督抚权力扩张的产物 |
| 第三章 “江南书局”时期 |
| 第一节 光绪初年的调整与变动 |
| 一、刊刻经史善本及海内稀有之书 |
| 二、经费危机 |
| 三、人事变动 |
| 第二节 晚清裁撤局所与地方书局之衰落 |
| 一、晚清裁撤局所大概 |
| 二、“江上雠书日闭关” |
| 第三节 戊戌、庚子新政与书局之撤 |
| 一、裁并各局 |
| 二、学堂与译书局 |
| 三、以局隶馆 |
| 第四章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 第一节 金陵书局刻书书目考证 |
| 一、局本调研 |
| 二、局本补遗 |
| 三、金陵书局刊刻书籍详目表 |
| 第二节 刊刻书籍流程 |
| 一、选材 |
| 二、校勘 |
| 三、刻印 |
| 四、发行 |
| 第三节 金陵局本与晚清学术 |
| 一、理学书籍 |
| 二、汉学书籍 |
| 三、地志与当代史着述 |
| 四、传统科技与军事着述 |
| 五、非主流学派着述 |
| 第五章 书局人员着述与交游 |
| 第一节 书局人员考辩 |
| 一、现有研究辨正 |
| 二、书局人员补遗 |
| 三、金陵书局人员汇总表 |
| 第二节 书局人员学术风貌 |
| 一、机构规模 |
| 二、学术成就 |
| 三、学人交游 |
| 四、最终命运 |
| 第三节 学人着述与学术交游 |
| 一、宋学与汉学 |
| 二、刘恭冕《论语正义》与戴望《论语注》 |
| 三、今、古文经学与戴望、孙诒让的诸子学路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7）孙诒让的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生平及其着作 |
| 第一节 孙诒让生平 |
| 第二节 孙诒让的着作 |
| 第二章 经子之学 |
| 第一节 《周礼正义》 |
| 一、晚清以前的《周礼》学研究 |
| 二、《周礼》学集大成之作──《周礼正义》 |
| 三、孙诒让疏解《周礼》的贡献与不足 |
| 第二节 《墨子闲诂》 |
| 一、清代墨学研究的复活及前期研究的不足 |
| 二、墨学研究复兴的里程碑──《墨子闲诂》 |
| 三、二十世纪墨学研究兴起与兴盛的开端 |
| 第三章 文字学 |
| 第一节 金文研究 |
| 一、宋代以来金石学的发展 |
| 二、孙诒让的金文研究 |
| 三、孙诒让金文研究的贡献 |
| 第二节 甲骨文研究 |
| 一、《契文举例》的诞生 |
| 二、《契文举例》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
| 三、《契文举例》的地位和价值 |
| 第三节 《名原》的学术价值 |
| 一、《名原》撰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
| 二、《名原》中所使用的材料 |
| 三、《名原》中的文字观 |
| 四、《名原》的学术价值 |
| 第四章 地方志的编纂 |
| 第一节 代表性着作 |
| 一、《温州经籍志》 |
| 二、其它地方志 |
| 第二节 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探讨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学术地位及局限 |
| 第一节 承前启后的一代学人 |
| 第二节 囿于传统学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一)为宋元历史、自然、社会各方面研究提供方志文献依据 |
| (二)为宋元语言及方言研究提供新语料 |
| (三)为新方志的编纂和中国方志史的编写提供经验和资料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宋元浙江方志的整理 |
| (二)宋元浙江方志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考证法 |
| (二)统计分析法 |
| (三)比较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一)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系统文献学考察 |
| (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全面补辑和佚文校勘 |
| (三)首次关注宋元方志中的方言材料,拓展学术视野 |
| (四)研究成果创新 |
| 第一章 宋元浙江方志概况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数量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名称 |
| 第三节 现存宋元浙江方志提要 |
| 第四节 宋元浙江方志特点 |
| 第二章 宋元浙江方志着录研究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目录的分布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着录考 |
| 一、方志误录 |
| 二、作者名号 |
| 三、方志卷帙 |
| 四、同书异名 |
| 第三章 宋元浙江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辑佚原则与方法 |
| 一、辑佚原则 |
| 二、辑佚方法 |
| 第二节 《宋辽金元方志辑佚》辩证 |
| 第三节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辨误 |
| 第四节 宋元浙江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章 宋元浙江方志编纂研究 |
| 第一节 总体概况 |
| 一、两宋浙江方志编纂概况 |
| 二、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概况 |
| 第二节 编纂群体研究 |
| 一、作者数量与修志模式 |
| 二、职务分工及特点 |
| 三、修志群体的身份构成 |
| 第三节 编纂特点与刊刻 |
| 一、资料收集与编纂方式 |
| 二、编纂目的 |
| 三、编纂条件 |
| 四、出版经费来源 |
| 第四节 编纂体例及特点 |
| 一、宋元浙江方志体例情况 |
| 二、宋元浙江方志体例特点 |
| 三、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五章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的搜集与整理 |
| 一、方志直接注明引用文献方言材料 |
| 二、利用判定标记提取方志活方言 |
| 三、参照前代及同代文献勾稽方言词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的考释方法 |
| 第三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考释 |
| 一、方志引文献方言词考释 |
| 二、方志引活方言词考释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 |
| 凡例 |
| 方志目录 |
| (一)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
| (二)嘉兴府(今浙江嘉兴) |
| (三)安吉州(今浙江湖州) |
| (四)建德府(今浙江建德) |
| (五)婺州(今浙江金华) |
| (六)绍兴府(今浙江绍兴) |
| (七)庆元府(今浙江宁波) |
| (八)瑞安府(今浙江温州) |
| (九)台州(今浙江临海) |
| (十)衢州(今浙江衢州) |
| (十一)处州(今浙江丽水) |
| 附录二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表(参照文献勾稽)》 |
| 附录三 《宋元浙江方志记音词表》 |
| 附录四 《宋元浙江方志俗语词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孙诒让“兴教强国”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孙诒让对浙南地区教育近代化的探索实践 |
| (一) 孙诒让的变法主张及创办各类学校"以应时需" |
| (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 (三) 开展社会教育,创建良好社会文明的努力 |
| (四) 主持温处学务分处,发展地方教育 |
| 第二章 地方近代教育办学之难——孙诒让兴教办学经费筹措研究 |
| (一) 兴教筹款活动积极性的来源 |
| (二) 对兴教阻力来源的认识 |
| (三) 地方官吏对教育经费筹措过程中的敷衍延宕态度 |
| (四) 以孙诒让为首的兴教士绅在筹措教育经费中采取的方法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孙诒让遗文辑存》拾遗（论文参考文献）
- [1]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D]. 邱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考据与经世 ——孙诒让周礼学研究[D]. 董小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3]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以浙江省温州府为例[J]. 徐佳贵. 史林, 2018(02)
- [4]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5]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D]. 兰秋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03)
- [6]今古文经学与戴望、孙诒让的诸子学路向[J]. 兰秋阳. 诸子学刊, 2017(01)
- [7]孙诒让的学术研究[D]. 张立鑫. 苏州大学, 2010(02)
- [8]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D]. 任淑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9]孙诒让“兴教强国”实践研究[D]. 程军. 安徽大学, 2007(01)
- [10]孙诒让致黄绍箕信函十一通[J]. 陈伟欢.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