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谈怎样种好滩水地小麦（论文文献综述）
张瑜[1]（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冯艳莉[2]（2017）在《旱地小麦品种铜麦6号的选育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选育高产抗旱节水型小麦新品种,是长期以来旱地小麦品种选育的主要目标。目前旱地小麦生产中,农民普遍重施化肥轻视有机肥。长期持续下去,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瘠薄、生产能力降低,直接影响小麦单产提高,总产的稳定性。本文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采用常规育种方法,选用遗传背景不同的亲本材料,组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杂交组合,创造高水平的优良变异,增加分离世代群体量,扩大杂交后代遗传变异幅度,确保优质变异的充分表现,选育抗逆性更强的旱地小麦新品种的同时,研究其高效施肥技术,探索并实践有效的新品种推广方式。得出以下结论:1.选用遗传背景不同的亲本材料,采用常规杂交的方法,选育出对条锈病免疫、高抗白粉病和中抗赤霉病的节水型旱地小麦新品种铜麦6号,在两年区试14点次中,13点次增产,平均产量5179.5kg/hm2,比对照晋麦47增产4.9%。2.多点多年施肥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还田与化肥配施比常规施肥处理有显着的增产效果,增产585kg/hm2,增幅12.0%;在传统施肥水平下,同时提高氮磷钾水平可显着提高产量,增产8.7%17.7%,如果氮肥水平不变,增加磷和钾,产量变化不大,增产-0.5%2.6%;筛选出铜麦6号最佳施肥方案为纯N150 kg/hm2,P2O5 75 kg/hm2,K2O30.0 kg/hm2,最佳的氮:磷:钾的比例为1:0.5:0.2。3.平衡施肥具有十分显着的增产效果。铜麦6号具有较大的品种丰产潜力,大田表现抗逆性和抗倒伏能力强、抗病性突出、耐旱性优于目前生产上主推品种。当生产条件适宜,良种良法配合得当,可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同时增施磷钾肥增产38.4%35.1%,同时增加氮磷钾增产幅度达到89.5%116.9%。当良法配合得当,铜麦6号最高产量可达10141kg/hm2,创陕西省旱地小麦小面积单产最高纪录。4.铜麦6号的推广,采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示范农户+种业企业”联合的组织方式,建设“百亩核心示范田+千亩示范方+万亩示范片”的示范引领推广方法,“主推品种+配套技术+主体培训”新技术组装配套推广手段,实现了“育繁推”一体化,构建起从供种到种植、到生产多方共赢的平台。这种方式,有利于新品种的快速推广。
王华[3]（2015）在《花村》文中指出0我们花河一九五〇年才迎来解放,一九八二年才迎来土地责任制,到了九十年代,才知道农民进城可以大把大把挣钱。由于生得偏僻,我们对于大好形势的反应,总是慢上那么半拍。但我们从来都不消极,我们总是认为只要努力一点,就能把落后的那半拍赶上。一九九二年的春天,花河的年轻男人开始大量涌向城市。每天一趟通往县城的班车,被他们挤得密不透风。命中注定,其中也会我们花村的年轻男人们。
杜娟[4]（2014）在《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人为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现行的人为土分类主要为旱耕人为土与水耕人为土两类,都是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下产生的土壤类型。目前人为土研究已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土壤学视角下的对现有耕地的研究,而对历史时期诸如耕作、堆积、施肥、灌溉等农业活动对人为土的影响以及在这些措施下土壤发生的具体变化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关中平原的（?）土是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为土类型,它区别于自然土壤的根本属性在于其具有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深厚的土壤耕作层。本文以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活动为线索,采用文献记录提取与土壤剖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关中平原土壤命名与分类、土壤结构、质地、水分、肥力等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耕作、施肥、灌溉活动对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影响,并进行了区域内的对比分析。土壤的认知过程时刻相伴于农业生产活动,并在土壤利用与改良过程中相互推进。关中平原历史上的土壤命名与分类表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先秦时期以土壤外观特征及质地结构为标准的土壤分类,秦汉至明清时期立足于生产特性为目的土壤描述,近代以土壤生产性状及土壤发生学分类法相结合的土壤分类,以及新中国时期农业土壤、耕作土壤、人为土等土壤概念的产生及系统分类法的应用。关中平原（?）土具有上部人为堆垫熟化层与下部自然土层叠加的剖面结构。上部人为堆垫熟化层是自然作用下新近堆积的粉尘与农业施加土粪致使土壤耕作层逐年叠加增厚的结果。堆垫熟化层可分为现代耕作层、古熟化层、古耕层、古耕腐殖质层等多层结构。关中平原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区域,耕作土层的性状也有所差异,产生以黄土、垆土、（?）土等不同土类为主的土壤耕作层。历史上以生产工具、治田方式、耕作技术、作物种类选择为主的耕作活动是改良土壤环境,创造土壤耕作层优良结构的主要作用力。随着农业历史的演进,耕作活动对土壤耕作层扰动的频率和强度呈逐渐增强的趋势,以致越接近于近代,土壤的熟化程度越高,土壤耕作层人为化特征越明显。土粪施加是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堆垫增厚的关键环节,在关中古代的土壤培肥过程中,休耕、草肥、蚕屎、人畜粪尿、旧墙土、绿肥种植是主要方式。汉至明代,农业生产中都实行以土拌粪的施肥过程,但表现出较强的种植方式与作物选择的倾向性,在区田法以及蔬菜瓜果类经济作物的种植中才有施加土粪的记录。清至民国时期,复种指数的显着提高对地力要求更高,积制与施加土粪的过程明显增强,这也是关中（?）土上部覆盖层快速堆垫的时期。在人为堆垫过程的同时总是伴随着自然粉尘的堆积作用,但随着农业发展水平及土地生产力需求的提高,土粪在土壤耕作层成土化物质组成中的比例也会提高。关中平原水利灌溉的功效除补给水分以外,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灌溉携带的河流泥沙参与到土壤耕作层的形成与熟化过程中,促进了盐碱土、沼泽土、潮土等的改良与土壤灌淤层的形成,这在关中东部平原区表现十分明显。淤积造田、放淤压盐、引水洗盐是灌淤改良土壤的主要方式,不同水利灌区的土壤性质是决定灌淤效果的关键因素。泾水至石川水之间,盐碱土分布面积小,盐渍化程度低是灌淤成效显着的基本保障,也是引泾灌区灌溉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在石川水至洛水之间,无论郑国渠东段,还是龙首渠都未能持续利用,说明历史时期灌淤对土壤的改良作用受地形、地貌、土壤等自然因素与灌排技术水平的极大限制。关中平原泾、渭、洛河都属于多泥沙河流,灌淤土的形成及灌淤层厚度和灌溉活动的持续性呈正相关关系,在灌溉持续时间最长的引泾灌区,也是关中平原灌淤土分布面积广,灌淤层厚度大的区域。关中平原灌淤土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耕、耙、耱等耕作技术及施加土粪为标志的堆垫熟化作用参与了成土化过程,耕作层的形成是灌溉淤积与人为堆垫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中西部的油土,东部的（?）土以及渭河以南的立槎土、水稻土是区域内主要的人为土类型。气候、地形、母质是造成土壤成土化过程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制约和影响人类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关中西部油土的熟化程度更高,主要由于关中西部较好的水热条件及悠久的耕作历史,以及粉尘沉降与施加土粪构成了以黄土类物质为主的单一成土母质,而东部较为干旱的气候及以河流泥沙沉积为主的物质来源的不断补充导致东部地区（?）土的成土化作用较弱,熟化程度较低。黄土台塬上的红油土、红（?）土的熟化程度不及阶地平原上的黑油土、灰（?）土,这与阶地平原上地形优势引起的人口密度高、灌溉条件好、作物种类多样化及肥粪运输便利等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性有密切关系。
王小英[5]（2015）在《陕西省养分资源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针对陕西省目前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状况不清、肥料结构不明、施肥效果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陕西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数据及文献资料,分析了陕西省施肥现状与近40年农户施肥和土壤肥力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当前肥料施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措施,主要结论如下:（1）渭北旱塬、关中灌区和陕南秦巴山区小麦平均产量分别为4269、6437和3742kg/hm2,全省平均5334 kg/hm2。全省小麦化肥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83、110和21 kg/hm2,偏生产力分别为35.02、51.17和134.60 kg/kg。化学氮肥投入过量农户平均68.4%,数量达5.37万吨。磷肥投入过量平均41.0%,数量达2.17万吨。全省化肥N、P2O5和K2O投入不足农户分别为5.6%、38.1%和77.5%,有机肥施用仅占23.7%。如果将施肥不足农户提高到合理水平,陕西省小麦产量可增加24.90万吨。小麦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氮肥投入过量、磷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2）陕北高原、渭北旱塬、关中灌区和陕南秦巴山区玉米平均产量分别为7867、7077、6886和4872 kg/hm2,全省平均6779 kg/hm2。全省玉米化肥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230、63和20 kg/hm2,偏生产力分别为32.87、113.17和228.90kg/kg。化学氮肥投入过量农户平均63.2%,数量达6.59万吨。磷肥投入过量平均30.8%,数量达1.20万吨;投入不足平均58.8%,数量为3.08万吨。全省钾肥投入不足农户达83.0%,有机肥施用仅占36.9%。如果将施肥不足农户提高到合理水平,陕西省玉米产量可增加102.46万吨。玉米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氮肥投入过量、磷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3）陕北高原、渭北旱塬和关中灌区苹果园有机肥施用农户分别占99.96%、24.52%和20.37%,全省平均50.15%;化肥氮磷钾投入从陕北高原、渭北旱塬到关中灌区均是增加趋势,其中氮肥（N）由490 kg/hm2增加到619 kg/hm2,磷肥（P2O5）由318 kg/hm2增加到447 kg/hm2,钾肥（K2O）由73 kg/hm2增加到382 kg/hm2。陕北高原、渭北旱塬和关中灌区化学氮肥投入合理农户分别占18%、17%和12%,全省平均17%,过量分别占67%、74%和78%,全省平均72%;磷肥投入合理分别占12%、27%和15%,全省平均20%,过量分别占42%、52%和65%,全省平均50%;钾肥投入合理分别占11%、12%和14%,全省平均12%,不足分别占84%、48%和15%,全省平均56%。陕西省农户苹果施肥中存在的问题是:氮肥投入过量、磷肥投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4）陕北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区马铃薯平均产量分别为23.0 t/hm2和15.4 t/hm2,全省平均22.3 t/hm2。全省马铃薯化肥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55、78和13 kg/hm2,偏生产力分别为183.66、402.42和561.75 kg/kg。陕北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区化学氮肥投入合理农户分别占43.0%和4.0%,全省平均39.4%;过量分别占24.5%和50.3%,全省平均26.9%。磷肥投入合理分别占64.6%和16.0%,全省平均60.1%;过量分别占21.9%和56.0%,全省平均25.0%。钾肥投入不足分别占96.9%和93.1%,全省平均96.6%。陕西省农户马铃薯施肥存在问题主要包括氮肥和磷肥投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5）陕南秦巴山区水稻平均产量为7822 kg/hm2,中等产量农户占50.9%。总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69、68、54 kg/hm2,其中化肥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59、62、45 kg/hm2,偏生产力分别为51.52、135.69和158.26kg/kg。农户化肥氮、磷和钾投入合理分别为48.0%、42.4%和7.2%,过量分别为22.6%、11.2%和0.6%,不足分别为29.4%、46.5%和92.2%。如果将施肥不足农户提高到合理水平,陕南秦巴山区水稻可增产7.70万吨。该区域水稻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氮肥和磷肥投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6）陕南秦巴山区油菜平均产量为2355 kg/hm2,中等产量农户占60.7%。总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79、80、54 kg/hm2,其中化肥氮（N）、磷（P2O5）和钾（K2O）投入量分别为145、62、34 kg/hm2。化肥氮磷钾施用量整体与产量都有显着的相关性,且各养分投入均表现出报酬递减趋势。农户化肥氮、磷和钾肥投入合理分别为38.5%、27.6%和25.9%,过量分别为15.2%、26.2%和10.3%,不足分别为46.3%、46.2%和63.8%。如果将施肥不足农户提高到合理水平,陕南秦巴山区油菜可增产5.61万吨。有机肥和硼肥施用农户分别只有45.3%和41.7%,施用硼肥平均增产101 kg/hm2。该区域油菜施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氮肥和磷肥投入过量和不足并存,钾肥、硼肥和有机肥投入不足比较普遍。（7）近40年陕北高原、渭北旱塬和关中灌区农户小麦和玉米化肥氮磷钾投入量以及产量均大幅度增加。70年代小麦和玉米地块土壤氮素表现为亏缺,80年底之后表现为盈余,且盈余量逐渐增加;土壤磷素也从亏缺逐渐转为盈余;而土壤钾素亏缺量越来越严重。近40年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呈增加趋势,小麦和玉米氮肥、氮磷肥和氮磷钾肥的偏生产力整体呈下降趋势。随氮肥施用量的增加,土壤全氮和碱解氮含量均呈增加趋势;磷肥和钾肥用量的增加同时提高了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任玲玲[6]（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辉[7]（2013）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文中提出本文在叙述关中黄炎村农民生活故事的同时,阐释农民“过日子”的一般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农民的生活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论文主要回应以下几个理论和现实问题：首先,核心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一直是小农经济的主要家庭形态,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论命题。其次,以古代哲人为代表的生活哲学具有很强的精英主义色彩,小农的生活观和生活方法论更能反映中国最广大群体的生活哲学。再次,农民意识并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阻滞力,农民生活方式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具有正面作用。最后,农村社会转型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变”,还应该关注“不变”,正是人们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使社会转型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研究发现：家庭主义是对农民生活哲学的高度概括,集中表达了农民“过日子”的各项原则、策略和方法。在家庭生活方面,当家权不是集权,而是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基础的分权。家庭和睦的前提是成员间形成稳定的强弱对比关系并达成力量均衡。吵架是化解矛盾和怨气的方式之一,更有效的策略是“凑和”。“凑合”减少了争执,搁置了争议,使家庭成员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继续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交往方面,基本交往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农民在处理家族、邻居、朋友三重社会关系时的基本原则是“通情达理讲良心”。其中,“理”是基于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地方性规范,“情”包括人之常情和人情往来,“良心”是人的内在道德体验。在人神关系方面,家庭是农民宗教行为的基本单位,祭拜家族神以男性为主,日常性祈福以女性为主。“有所求”是农民求神拜佛的基本动力。基于现实生活的多样需求,农民信仰具有多神论和实用主义取向。农民获得宗教感的方式不是皈依神灵,而是在“过日子”同时,将世俗与神圣统一起来,升华生命体验。在人生意义方面,“过日子”就是农民的事业,几乎不存在家庭之外的人生意义和归属感。人生任务以养育孩子为中心层层展开,核心是代际责任。农民的人格不是个体本位,而是家庭本位,家庭是农民人格的依托。农民的人格不是“自我实现”,而是在“过日子”时通过完成人生任务得以安身立命。在家庭经济方面,农民以家庭为中心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通过兼业的方式力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勤俭持家是农民处理积累与消费之间紧张关系的基本原则。小农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生存经济,“过日子”即是对农民生存理性的概括。综合以上五个方面,进一步将农民生活哲学抽象为“过日子精神”,特指农民在经营家庭生活过程中所表现来的一种精神气质：在生产方面,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在家庭生活方面,节俭、顾家,轻个人享受,重子代培养；在人生意义方面,注重现实生活和现世生活,把经营生活作为基本人生目标。这种精神气质,是中国小农在漫长农耕社会中历练而成的生存伦理。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农民载着它进入现代社会,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邓新功[8]（2012）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或生产运动,它实质上是毛泽东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发起的一场“农民运动”。①改革开放前的29年，我国农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已过去多年，但是学术界对它的讨论、研究却从未止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学术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到许多方面，对这一运动的认识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大寨运动对于推动全国农村依靠自己力量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起过积极作用。大寨人勇于向大自然开战的英雄形象也激励和鼓舞过全国农民。遗憾的是，后来学大寨运动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轨道，“农业学大寨”作为毛泽东“重大决策”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大寨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提出“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搞“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批判了两个“凡是”和极“左”错误，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终落幕。为了具体而全面的理解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状况，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还历史一个更加真实的面貌，笔者以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这段历史。所以笔者在甘肃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干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再以当时的报刊资料、《甘肃省志》中与“农业学大寨”相关的资料、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志农业史料和文史资料作为补充。本文首先从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谈起，具体讲述了“大寨”作为农业战线上发展生产的典型得以崛起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第二，考察了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根据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将甘肃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至1980年结束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论述。第三，通过对运动本身发展阶段的考察，进一步概括总结出甘肃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成就和问题。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等几个方面。而存在的问题却比较多，用一句话说，那就是由于“大寨模式”并非发展我国农业的灵丹妙药，甘肃省农民辛辛苦苦十几年学大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让农民吃饱饭仍然是甘肃“三农”工作中的第一大难题。第四，通过对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发展模式上，应该尊重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走科学发展的现代农业路子。
郝正春[9]（2011）在《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文中提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做的探索与努力,是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革命步骤。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提出了相宜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其中,新区土改在1927年以来的中共土地运动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共建构政权、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名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最后历程,亦是涉及人口最多、动员范围最广、政策比较严密、运作过程相对平稳的一个土地革命阶段。然而,中国幅员广阔,乡村社会地域特征异常突出,其历史条件、社会生态差别极大,故各地土地改革的进程与特征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将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立体图像和丰富内涵,亦能更加客观地体察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及中共为此所做的努力。晋中新区土改即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依据晋中特殊社会生态领导农民进行的一场土地革命,是新区土改中的一个特例,其间经历了诸多繁难和曲折,而这些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之繁难与曲折的一个缩影。本文即以土改实验村为中心,以“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视角,在运用历史档案、报刊文献、地方志等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态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晋中新区土改运作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由隔膜而渐次达到融合的经验历程及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和繁难进行历史考察,从而更立体地展现这一时段丰富的社会图像和时代特征,并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土地改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围绕研究主题,本文以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作为分析起点,对晋中新区土改中的各个层面如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财富再分配、土改干部群体等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土改前晋中新区社会生态因各种政治力量在该区域的角逐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相。在该区域,既有传统封建关系的遗存、又有中共“五四指示”后短暂的土地调剂,更有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制度的深层影响,这就使该区域乡村社会生态异常复杂。晋中地区解放后,中共即在该区域逐步开展了土地改革,其遵行的政策之生成,一方面综合参照了过去老区及其它新区土改政策的经验,一方面则充分考虑了晋中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得以发展与完善。然而,中共政策施行并非一帆风顺,各社会阶层基于过往生存经验而呈现的各种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对土改形成了种种阻滞,这不得不使中共在运用既往动员组织民众的经验与技术的同时,探寻更为有效的技术以达到自己的动员目标。在动员民众基础上,中共亦汲取经验,运用各种组织技术,在乡村组织了贫农团和农民协会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权力渗透,其间亦颇多曲折。对土改而言,其核心工作就是阶级划分和财富再分配。无论阶级划分还是财富再分配,中共都制定了可供参照的标准和政策,但在具体实践运作中民众以往不断积淀的生存经验与现实需求使之运用各种技术对土改工作进行对抗与抵制,这与中共权力建构的理想相距甚大。为了达成目标,中共不断动员组织其权力的践行者——土改干部,并对他们施以技术训练与理论教育以提升其自身素质与行政能力,以克服干部数量与质量的局限,期望他们在权力构建中发挥关键性的对接作用。但身处国家与社会中间的干部在权力实践过程中又往往受自身经验技术或政策体制的制约而陷入种种行为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晋中新区的土改历程并非一路坦途。通过“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将能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这一历程的曲折与复杂。当下,中国农村问题乃至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均牵涉国家、民众及政策践行者的三维互动场景,其间仍不可避免会遭遇各种困难与曲折,虽然并非历史的翻版,但历史的经验构建历程会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而“经验、技术与权力”这样一个三维视角亦有益于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高巍翔[10]（2010）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文中研究表明1956年至1966年,既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建国头七年主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服务转变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它既是全方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开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到了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党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服务于各方面建设的实践中开始逐步形成,基本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适应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总的来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服务于党的各个中心工作中,在发挥自身优势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当然,这一时期,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曾经犯过严重“左”的错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着同样的曲折过程,在曲折中发展。经验与教训同在,发展与挫折交叉,理论上的开拓、完善与局部性的失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正确与偏差并存,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基础的奠立。1955年到1957年整风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奠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命线”地位,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问题,而且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为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同时,党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围绕中心工作转移,重点加强了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这些积极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957年整风前后,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门整风中,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掀起反右派运动。受其影响,整风运动的主题发生逆转,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党由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党开展了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总体上是健康的、有成绩的。通过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澄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在肯定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混淆了“两个界限”,盲目追求高速度,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左”,导致了经济建设陷入严重困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左”的错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根本特殊化风盛行,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运动服务,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用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用来解决对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的不同认识；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急于求成,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严重,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当地采借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民主原则；三是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五风”盛行；四是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忽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泥潭,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就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党一方面开始着手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战胜严重困难,实现国民经济调整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立足于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以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共度难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使我国度过了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经济局面,并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但是,由于纠正“左”的错误不彻底,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对形势估量、经济政策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了新的波折,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此,党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改善经营管理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四清”运动毕竟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泛政治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逐步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产生了一些失误,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教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原则,切忌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不能“运动群众”；三是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切忌形式主义,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庸俗化。
二、谈谈怎样种好滩水地小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谈怎样种好滩水地小麦（论文提纲范文）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旱地小麦品种铜麦6号的选育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世界小麦生产现状 |
| 1.2 陕西省小麦生产概况 |
| 1.2.1 关中平原冬麦区 |
| 1.2.2 渭北高原冬麦区 |
| 1.2.3 陕南平坝区和秦巴浅山丘陵冬麦区 |
| 1.3 陕西旱地小麦品种选育状况 |
| 1.3.1 制定选育目标 |
| 1.3.2 正确选配组合 |
| 1.3.3 严格后代选择 |
| 1.3.4 旱地小麦良种繁育技术 |
| 1.4 旱地小麦施肥技术 |
| 1.5 旱地小麦新品种推广方式 |
| 1.6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铜麦6号小麦品种选育 |
| 2.1 育种目标的制定 |
| 2.2 试验地点 |
| 2.3 亲本材料的选择 |
| 2.4 试验调查及田间记载指标 |
| 2.4.1 物侯期调查及记载标准 |
| 2.4.2 形态特征调查及记载标准 |
| 2.4.3 生育动态调查方法 |
| 2.4.4 抗逆性记载标准和方法 |
| 2.4.5 病害调查方法及记载标准 |
| 2.4.6 室内考种指标及方法 |
| 2.4.7 产量测试 |
| 2.4.8 数据处理方法 |
| 2.5 品种选育过程 |
| 2.6 区域试验结果 |
| 2.7 生产试验结果 |
| 2.8 品种审定 |
| 第三章 铜麦6号小麦品种配套技术研究 |
| 3.1 铜麦6号小麦品种的良种繁育方法及技术 |
| 3.1.1 三年三圃提纯法 |
| 3.1.2 二年二圃提纯法 |
| 3.1.3 穗选法和片选法 |
| 3.1.4 提纯技术 |
| 3.2 铜麦6号小麦品种因苗管理技术 |
| 3.2.1 铜麦6号冬前苗情诊断 |
| 3.2.2 因苗管理技术 |
| 3.3 秸秆还田对铜麦6号小麦产量效应 |
| 3.3.1 试验时间、地点与方法 |
| 3.3.2 试验调查指标 |
| 3.3.3 试验结果与分析 |
| 3.3.4 试验结论 |
| 3.4 不同养分配置对铜麦6号小麦产量的效应 |
| 3.4.1 试验时间、地点与方法 |
| 3.4.2 主要调查指标及数据处理方法 |
| 3.4.3 试验结果与分析 |
| 3.4.4 试验结论 |
| 3.5 多点施肥试验对产量的效应 |
| 3.5.1 试验地点及材料来源 |
| 3.5.2 试验方法 |
| 3.5.3 主要调查指标 |
| 3.5.4 试验结果与分析 |
| 3.5.5 试验结论 |
| 3.6 肥效试验小结 |
| 第四章 铜麦6号推广方法分析 |
| 4.1 铜麦6号推广方法 |
| 4.1.1 制定系统的推广计划 |
| 4.1.2 探索新的推广方式 |
| 4.1.3 良种与良法配套 |
| 4.1.4 抓示范培训，引领客户消费 |
| 4.1.5 科技服务到户，宣传观摩并举 |
| 4.2 铜麦6号推广实效 |
| 4.3 经验与启示 |
| 4.3.1 完备的良种繁育技术是保持品种优良种性的根本保证 |
| 4.3.2 良种和良法配套实现了品种优势潜力的更好发挥 |
| 4.3.3 高标准示范样板田建设坚定了企业推广的信心和群众选择品种的意愿 |
| 4.3.4 推广体制的创新为品种大面积推广顺畅了通道 |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 |
| 5.1 讨论 |
| 5.2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花村（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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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有关选题的解说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时空设定 |
| 第二节 土壤学几个概念的说明 |
| 一、农业土壤 |
| 二、人为土 |
| 三、土壤耕作层 |
|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
| 一、土壤学领域的研究 |
| 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叙述框架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叙述框架 |
| 第二章 前人对关中土壤的命名、分类及性状描述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关中土壤种类及性状描述 |
| 一、《禹贡》及《周礼》中的土壤种类 |
| 二、《管子·地员》篇中的土壤种类 |
| 三、《吕氏春秋》中的土壤种类 |
| 第二节 汉魏时期关中土壤描述 |
| 一、《泛胜之书》中的土壤描述 |
| 二、《齐民要术》中的土壤描述 |
| 第三节 唐至元时期农书中的关中土壤描述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农书中的关中土壤描述 |
| 第五节 近代关中平原的土壤分类 |
| 第六节 新中国的土壤系统分类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结构：耕作表层及古耕层 |
| 第一节 关中平原的土壤耕作表层 |
| 一、黄土 |
| 二、垆土 |
| 三、塿土 |
| 第二节 古耕层：历史上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遗迹 |
| 一、古耕层及存在形式 |
| 二、关中塿土剖面中古耕层的判别 |
| 第三节 关中平原塿土剖面 |
| 一、塿土剖面结构 |
| 二、塿土剖面的人为化特征 |
| 三、农田基本建设与塿土剖面的变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中平原耕作活动与土壤细熟过程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 一、农具使用与土壤的碎化 |
| 二、耕、耨、稷、耱、蔺技术与土壤结构改良 |
| 三、耕地时节与土壤水、热、气协调 |
| 四、畎亩法、代田法、区田法 |
| 五、主要作物的种植与土壤环境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 一、整地农具改良与耕作效率的提高 |
| 二、耕-耙-耢耕作体系的建立与土壤结构的细化 |
| 三、秋耕、转耕、深浅耕与土壤细熟保墒 |
| 第三节 唐宋元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 一、耕具、作物与土壤熟化 |
| 二、耕、耙、耢、锄等耕作技术的沿用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农业耕作与土壤环境 |
| 一、耕作深度、耕作时节与土壤抗旱保墒 |
| 二、耕、耙、耱的土壤细熟过程 |
| 三、种植制度、作物与土壤熟化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人为堆垫过程 |
| 第一节 古代关中平原的土壤培肥措施 |
| 一、先秦时期的土壤培肥 |
| 二、汉魏时期的土壤培肥 |
| 三、唐至明代的土壤培肥 |
| 四、清至民国的土壤培肥 |
| 第二节 “以粪和土”：土粪的积制与施用 |
| 一、“以粪和土” |
| 二、“以土垫圈”与“墙土、炕土” |
| 第三节 施加土粪与土壤耕作层的形成 |
| 一、土壤耕作层人为堆垫的时间变化 |
| 二、土壤耕作层人为堆垫的空间变化 |
| 三、填土人为堆垫层性质的变化 |
| 四、有关塿土覆盖层“自然堆积”和“人为堆垫”的讨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灌溉改良 |
| 第一节 关中主要水利灌区的地貌及土壤 |
| 一、泾洛灌区 |
| 二、引渭灌区 |
| 第二节 “泽卤之地”的改良 |
| 一、淤积造田 |
| 二、放淤压盐 |
| 三、引水洗盐 |
| 第三节 浑水灌溉与灌淤层的形成 |
| 一、关中平原的土壤灌淤层 |
| 二、灌淤层物质来源补充的持续性问题 |
| 三、土壤灌淤层之熟化过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 第一节 关中西部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 一、渭北黄土台塬的红油土 |
| 二、河流阶地上的黑油土 |
| 第二节 关中东部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 一、红塿土 |
| 二、灰塿土 |
| 三、灌淤土 |
| 第三节 关中渭河以南土壤耕作层的区域特征 |
| 第四节 关中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
| 一、关中东、西部土壤耕作层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二、黄土台塬与河流阶地土壤耕作层形成之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陕西省养分资源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全国和陕西省肥料施用状况及存在问题 |
| 1.2.1 我国肥料施用状况、化肥对中国粮食增长的历史贡献以及面临的挑战 |
| 1.2.2 陕西省肥料施用状况、化肥对陕西省粮食增长的历史贡献以及面临的挑战 |
| 1.3 养分资源综合管理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3.1 国际上养分资源宏观管理 |
| 1.3.2 国内养分资源宏观管理 |
| 1.4 我国作物施肥评价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区域及概况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数据来源 |
| 2.4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
| 2.5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陕西省小麦施肥现状评价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陕西省小麦产量分布 |
| 3.2.2 陕西省小麦肥料投入状况 |
| 3.2.3 陕西省小麦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3.2.4 陕西省小麦施肥状况评价 |
| 3.2.5 陕西省小麦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3.2.6 灌溉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
| 3.2.7 不同品种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陕西省玉米施肥现状评价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陕西省玉米产量分布 |
| 4.2.2 陕西省玉米肥料投入状况 |
| 4.2.3 陕西省玉米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4.2.4 陕西省玉米施肥状况评价 |
| 4.2.5 陕西省玉米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4.2.6 灌溉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 4.2.7 不同品种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陕西省苹果施肥现状评价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陕西省苹果产量分布 |
| 5.2.2 陕西省苹果肥料投入状况 |
| 5.2.3 陕西省苹果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5.2.4 陕西省苹果施肥状况评价 |
| 5.2.5 陕西省苹果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陕西省马铃薯施肥现状评价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陕西省马铃薯产量分布 |
| 6.2.2 陕西省马铃薯肥料投入状况 |
| 6.2.3 陕西省马铃薯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6.2.4 陕西省马铃薯施肥状况评价 |
| 6.2.5 陕西省马铃薯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6.3 讨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施肥现状评价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7.1.2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产量分布 |
| 7.2.2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肥料投入状况 |
| 7.2.3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7.2.4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施肥状况评价 |
| 7.2.5 陕南秦巴山区水稻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7.2.6 不同品种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
| 7.3 讨论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施肥现状评价 |
| 8.1 材料与方法 |
| 8.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8.1.2 数据处理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产量分布 |
| 8.2.2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肥料投入状况 |
| 8.2.3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
| 8.2.4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施肥状况评价 |
| 8.2.5 陕南秦巴山区油菜施用肥料品种概况 |
| 8.2.6 不同品种对油菜产量的影响 |
| 8.3 讨论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黄土高原近40年来农田施肥与土壤肥力变化特征研究 |
| 9.1 材料与方法 |
| 9.1.1 研究区域概况 |
| 9.1.2 数据来源 |
| 9.1.3 数据处理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不同区域农户小麦和玉米化肥施用量与产量时空变化 |
| 9.2.2 不同区域小麦和玉米地块养分平衡时空变化 |
| 9.2.3 不同区域土壤肥力时空变化 |
| 9.2.4 施肥、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之间的关系 |
| 9.3 讨论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10.3 主要进展 |
| 10.4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过日子”概念考析 |
| 2.1 出处考证 |
| 2.2 词素分析 |
| 2.3 语料分析 |
| 小结：“过日子”的含义 |
| 第3章 家庭生活中的秩序与冲突 |
| 3.1 爱情故事 |
| 3.2 媳妇当家 |
| 3.3 父子之间 |
| 3.4 分家立户 |
| 小结：家庭生活艺术 |
| 第4章 社会交往中的情与理 |
| 4.1 贵在自立 |
| 4.2 礼尚往来 |
| 4.3 善邻敬友 |
| 4.4 以理服人 |
| 小结：社会交往之道 |
| 第5章 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感 |
| 5.1 庙与庙会 |
| 5.2 求神拜佛 |
| 5.3 祖先崇拜 |
| 5.4 信仰天主 |
| 小结：农民的宗教感 |
| 第6章 人生意义与心理调适 |
| 6.1 人生任务 |
| 6.2 人生动力 |
| 6.3 人生态度 |
| 6.4 人生体验 |
| 小结：农民人格及其实现方式 |
| 第7章 家庭经济与小农的谋生之道 |
| 7.1 土地改革 |
| 7.2 集体经济 |
| 7.3 分田到户 |
| 小结：生存经济与勤俭持家 |
| 第8章 生活转型 |
| 8.1 从过日子到赚钱花 |
| 8.2 亲密关系的变革 |
| 8.3 通往社会之路 |
| 8.4 关起门来过日子 |
| 8.5 无聊的闲暇 |
| 小结：人心之变 |
| 第9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过日子”与农民的家庭生活再生产 |
| 9.2 家庭主义与农民的生活哲学 |
| 9.3 当代农民生活中的“个体化”与“家本位” |
| 9.4 “过日子”与农民的宗教感 |
| 9.5 “过日子精神”与社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卷内备考表 |
（8）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背景 |
| 第一节 大寨和陈永贵的崛起 |
| 第二节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起 |
| 第三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学大寨，赶大寨”运动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
| 第三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 |
| 第四章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与问题 |
| 第一节 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就 |
| 第二节 甘肃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反思 |
| 结语 |
| 附录一（图） |
| 附录二（表）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土改前的晋中新区之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传统封建经济关系 |
| 第二节 阎锡山时期的"土地村公有"与"兵农合一" |
| 第三节 阎锡山时期的"自白转生"与"三自传训" |
| 第四节 "兵农合一"典型村之社会生态考察 |
| 第二章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之考察 |
| 第一节 老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 第二节 新区土改之政策经验 |
| 第三节 晋中新区土改政策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三章 乡村民众的社会动员 |
| 第一节 土改初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
| 第二节 民众动员的政策依据 |
| 第三节 民众动员的技术运作 |
| 第四章 乡村土改的权力机构 |
| 第一节 昙花一现的贫农团 |
| 第二节 乡村权力的执导:农民协会 |
| 第五章 阶级划分:身份与权力的重塑 |
| 第一节 阶级划分的标准 |
| 第二节 阶级划分的技术运作 |
| 第三节 权力与权威的演示:斗地主 |
| 第六章 乡村财富的再分配 |
| 第一节 土地分配的政策与策略考量 |
| 第二节 土地分配之运作过程 |
| 第三节 土地之外之财富再分配 |
| 第七章 "经验"制造的主导者:土改干部群体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土改干部之动员与配置 |
| 第二节 土改干部之训练与学习 |
| 第三节 土改干部之纪律规束与行为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的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二) 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状况 |
| 四、方法与结构 |
| (一)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奠定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命线"地位的确立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一) 《论十大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原则,提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
| 三、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一步发展 |
| (一) 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 (二)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问题 |
| (三)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
| (四) 加强和改善党员干部群众路线教育 |
| 四、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奠立 |
|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 |
| (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
| (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规定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
|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一)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二)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和改造的理论与方法 |
| 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评价 |
| (一)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党对农民开展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现实原因 |
| (二) 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党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
| (四) 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 |
| (五) 扫除农民文盲,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
| 二、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教育 |
| (二)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三)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 |
| 三、党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关于工商业者思想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
| (二) 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商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四、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评价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
| (二)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获得了重大发展 |
| 第三章 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 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
| (三) 开门整风和整风运动的逆转 |
| (四) 全面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二、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 |
| (二) 批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
| (三)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
| (四) 树立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 |
| 三、党对工商业者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批判少数工商业者抗拒思想教育的思想和行为 |
| (二) 对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教育 |
| (三) 宣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 |
| 四、整社整风和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农村整风和开展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原因 |
| (二) 通过辩论、对比,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
| (三)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教育,克服本位主义思想 |
| (四) 对农民进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巩固工农联盟 |
| (五) 厘清农民在工农生活差别方面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
| (六) 整顿农村干部工作作风,巩固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
| (七) 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树立守法观念 |
| 五、党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一) 党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
| (二) 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责任认识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三)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利益观思想教育 |
| (四) 帮助工人群众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五) 鼓励工人积极学习文化和技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
| (六)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学习先进生产者活动 |
| (七) 关心工人群众生活,解决工人群众困难 |
| 六、以参加体力劳动为主的干部整风教育运动 |
| (一)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解决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重要途径 |
| (二) 干部整风教育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
| 七、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 |
| (一)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要的 |
| (二) 澄清了人们混乱的思想认识,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健康有成绩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 (二) 正确估计形势科学把握主要矛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切忌以群众性的运动方式进行 |
|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 |
| (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 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和全民大炼钢铁 |
| (三) "大跃进"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逆转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农民"大跃进"的积极性 |
| (一) 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展开大辩论,激发农民生产"大跃进" |
| (二)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运用"四大"方法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
| (三) 总结人民公社"经验",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
| (四) 运用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形式,向农民描绘人民公社的幸福图景 |
| (五) 通过鸣放辩论,激发农民爱国爱社的共产主义思想 |
| (六) 激发农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 三、围绕"大跃进"运动进行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提高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立场 |
| (二) 结合"双反"运动加强新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鼓励青年职工投身劳动竞赛活动,树立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本色 |
| (四) 鼓励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大闹技术革命 |
| 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 |
| (一) 深入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进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 |
| (二) 在政治思想领域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
| (三) 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 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
| (一) 错误地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上"左"的偏差 |
| (三) 混淆"两个界限",宣传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思想,助长了"五风" |
| (四) 违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的作用 |
| (五) 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
| (一) 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 |
| (二) 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
| (三) 改善企业管理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
| 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和政治上"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一) 七千人大会促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 |
| (二)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 |
| (三) "四清"、"五反"和文化领域批判运动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重点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和背景 |
| (二) 加强干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
| (三) 加强干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
| (四) 对干部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 |
| (五) 加强执政党建设,防止干部队伍形成特权阶层 |
| (六) 加强反和平演变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
| (七) 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制度 |
| 四、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 向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
| (三) 树立大寨典型,引导农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 (四) 开展"四清"教育运动,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 |
| (五) 对农民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同富裕教育,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
| 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人阶级思想政治教育 |
| (一) 学习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二) 制定《工业七十条》,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 树立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学习榜样 |
| (四) 做好职工和精简城镇人口的思想工作,为国分忧解难 |
| (五) 加强工农联盟教育,支援农业建设为农业发展作贡献 |
| (六) 结合"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 |
| (一) 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 |
| (二) 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
| (三) 关心群众生活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
| (四) 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机制 |
| 七、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与经验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教育运动中的成就 |
| (二) 抓住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
| (三)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作用 |
| (四) 发挥了榜样教育的巨大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
| 八、思想政治教育在"四清"运动中的教训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科学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坚持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切忌搞群众运动 |
| (三) 切忌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违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
| 结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做好新时期人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
| 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是发挥其"生命线"作用的根本要求 |
|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规律 |
| 六、探索榜样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源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问参加的课题研究和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四、谈谈怎样种好滩水地小麦（论文参考文献）
- [1]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2]旱地小麦品种铜麦6号的选育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研究[D]. 冯艳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01)
- [3]花村[J]. 王华. 当代, 2015(02)
- [4]关中平原土壤耕作层形成过程研究[D]. 杜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8)
- [5]陕西省养分资源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D]. 王小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9)
- [6]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7]“过日子”：农民的生活哲学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主义[D]. 陈辉. 华东理工大学, 2013(08)
- [8]甘肃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1964-1980）[D]. 邓新功. 西北师范大学, 2012(04)
- [9]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 ——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48-1950）[D]. 郝正春. 山西大学, 2011(05)
- [10]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56-1966）[D]. 高巍翔. 武汉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