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应考虑建立政策试验区（论文文献综述）
邓伟[1]（2020）在《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共有262座资源型城市,占城市总量的39.9%,其中将近79%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乏力的严峻问题。在实践中,一部分资源型城市在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扶持下完成了转型工作,但大多数尚未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转型效果参差不齐、转型内生动力不足、主导产业方向不明等,成为困扰资源型城市的难点、痛点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研究对象,以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问题作为切入点,沿着主体、内容、客体三条主要脉络,对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通过对转型主体职能的定位,构建了创新驱动体系的主体结构,完善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动力模型;通过对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生命周期、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相互关系的分析,探讨了转型升级时机与模式的选择策略;通过分析主导产业在破解资源、制度和技术锁定效应中的关键作用,确定了主导产业选择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要地位。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法（QR）和68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转型升级的4类8个指标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指标对转型升级的影响最为显着,且存在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地区影响超过其他地区;发展阶段异质性表现为:除衰退型外,科技创新对其他三类城市影响均显着。此外,其他指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在案例分析中,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案例城市转型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其投入是案例城市转型效果欠佳的关键因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比较案例城市35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主导产业的优选次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主导产业的选择,应从产业发展、竞争力、效益等角度,综合考虑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值,并结合城市的产业基础、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以及相对优势确定主导产业的优选次序。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首次定义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基本要素——主体、内容、客体。转型主体应包含一切利益相关者,尤其强调劳动者个人的作用,该主体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或依附企业主体存在。客体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源型城市产业间形成的经济技术关系和数量占比关系、产业构成及资源在产业间的具体配置情况。内容指一切已经、或存在潜在可能性的,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的总和。对三大基本要素的界定,明确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以此为基础搭建结构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有的放矢的对转型升级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提出了创新体系内部主体结构及职能地位的设计。本文通过对主体结构及职能地位的设计,强调了“科技创新人才”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动力模型中的核心地位,完善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动力模型,有助于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创新驱动表面化和盲目化、动力源泉无法聚焦的难点与痛点问题。（3）本文将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引入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均值的局限性,给出被解释变量的全面信息,减小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在应用中,一方面研究各影响因素在总体上的影响显着性及各分位点上的显着性,另一方面将分类样本代入模型,分析区域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这一方法从多个维度分析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使结果更加稳健有效、细致全面。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周璞[3]（2020）在《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空间分区或区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要义,也是地球科学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课题。针对当前国土空间分区科学性不足、省级国土空间分区定位不清,以及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资源型地区空间治理亟待加强等问题,本文以全国第一个全省域以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开展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和实证综合研究,优化提出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区划的模型方法与技术流程,提出国土空间功能分区方案与空间管制建议,以期为省级空间规划分区方案制定提供理论和技术方法支撑,为促进资源型地区国土空间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一是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重构和山西省分区类型改进。在国土空间分类、分区相关理论和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从国土空间功能系统演化机理出发,按照平行维度分类结构的思路,优化构建了五级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根据资源型地区独特的空间演化路径和高质量发展诉求,综合考虑资源产业发展及其外部影响,改进提出了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类型。二是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和区划技术方法体系优化。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指标设置指向性不突出、模型方法机理解释不足,功能判别的量化依据不明晰等问题,引入生态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学等原理,构建了以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为核心,以多功能比较优势分析和空间兼容功能协同性分析为判别标准,以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定性研判为校验准则的技术方法体系。三是开展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评价、综合识别与分区方案制定。构建体现山西特色的国土空间功能“态”“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的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方法进行多功能适宜性评价。基于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比较优势分析和协同性分析等结果,划定了山西省国土空间主导功能分区方案和复合功能分区方案,兼顾了空间管制的政策需要和增强空间管制弹性的现实诉求,并提出了以功能为导向的空间格局优化建议和分区管治策略。综合山西省分区方案衔接对比和技术方法体系总结讨论,本文提出的功能分区体系、综合识别与区划技术方法基本可行,能够对不同尺度尤其是宏观、中观尺度下的空间分区研究提供一定指导,对完善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与方法、指导省级和资源型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践具有良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李莉[4]（2020）在《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一轮东北振兴为背景,研究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转型的新思路,重点探讨“国企主导型”这一具有东北区域特色的制造业集群的增长与转型问题。研究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特殊环境入手,着重分析―国企主导‖这一地方特色,即集群围绕着核心国企产生与发展,主导国企发展决定着集群的形态与发展路径。根据产业集群本质是一种产业组织的特性,引入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中关于组织变迁与信息结构的相关理论,将国企主导特征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提炼,进而构建了一个包含国企主体的增长模型,提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可能对制造业集群增长与转型产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发挥作用可能的现实机制。在理论模型分析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结合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定性分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研究选取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齐齐哈尔和吉林六个主要工业城市1998-2017二十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促进效应。研究首先假定由于国企在制造业集群发展初期能够获得政策支持大量吸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所以会对产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和成熟,可能国企的规模不经济会导致集聚程度的下降。但是东北国企对制造业集群集聚水平呈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系数为负的二次项不显着,结合东北实情我们给出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方面,大多数东北制造业主导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拥有着许多的子公司和上下游相关企业,随着国企主导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在集群中的核心作用愈发明显,会吸引大量的相关产业以及利益相关企业不断集聚,从而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强政府、弱市场‖现象,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很大程度上通过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大部分的政府投资项目也由国有企业来实施,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在地方市场上有着很强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因此就会有许多企业以主导国企所在位置集聚,使得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大。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得国企规模不经济区间的影响没能得到显现。第二,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的产值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研究理论分析假设国企在集群发展期有着较强的大型项目投资能力,并且在与政府协商集群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国企的发展会带来集群以产值衡量规模的扩大;随后当国企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时,会通过挤占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投资效率低下和政企合谋滋生无效率的非市场行为等机制,抑制集群产值的提升。相关的实证方程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较好地说明了东北地区国企对制造业集群产业规模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规律,且目前就制造业总体情况而言,已经处于抑制阶段。第三,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升级可以起到促进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分析,认为国企主导这一特征是否会推进制造业集群转型,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是否能实现单位产出资源消耗的降低,即国有企业是否能引导制造业集群向着资源节约,环境有好的方向发展。通过东北地区单位工业产出污染与国企工业企业数量相关系数分布地图的定性分析,我们发现国企数量与污染呈现出正向相关,但是正相关程度在减弱。因此我们猜测当前东北国企可能正在发挥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正向作用,但是总效应的正负仍然不能确定。通过更为严密的污染指数核算与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影响也是非线性的: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的国企主导程度在一定范围的时候,确实能够改善制造业集群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提升绿色生产能力,但当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的国有企业主导程度不断增加,并超过一定值以后,这种国企主导特征反而会对制造业集群的进一步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第四,国企主导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通过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培育两个机制产生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企主导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说明东北地区国企相较于其他企业拥有着雄厚的实力,更愿意投入风险较大的、收入周期长的创新项目,发挥促进区域创新的积极作用。在定性分析中发现,围绕着创新密集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创新与国企数量的相关系数有提升的趋势,因此猜测东北地区可能存在着国企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制造业集群创新的发展;相似的人力资本的定性分析也发现类似现象,但是不如知识溢出明显。实证研究通过中介模型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了检验,发现两种机制的中介效应变量都是显着的,说明这两种机制确实存在,并且知识溢出机制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与第四章定性分析的发现相一致,实证检验支持了研究的相关猜想。于此同时,研究也提出了东北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存在的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和要素错配等负面效应。从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国企主导”这一区域特征。进一步地,基于研究结论与研究中发现的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保持国有企业对核心技术控制力、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和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的政策启示。研究兼具理论边际创新与现实意义。理论边际创新方面,通过关于―国企主导‖这一特征对东北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关于所有制结构与集群发展影响因素、国企市场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现实意义方面,国企在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以主导国企为突破口的集群改革,调整产业之间的资源分配,促进传统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变化,通过国企改革带动区域产业、企业和科技创新,对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国企主导对于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东北地区国有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对策建议,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海荣[5]（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肖滢[6]（2019）在《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研究》文中提出资源型城市是以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曾经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发展规律,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中约80%已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资源型产业粗放式生产加工方式影响了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资源约束问题日益凸显。同时,资源型产业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特征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在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资源型城市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当前,在我国绿色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资源型城市亟待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化解资源优势陷阱和生态环境困局。目前,学术界对于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而针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更鲜有涉及。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层面,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演进规律和政策选择进行了论证和检验,为资源型城市进行产业绿色转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初步建立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比较优势陷阱理论和适度规模理论,进行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阐释;以资源诅咒理论阐释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机制;基于供给需求的视角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动因。通过理论分析,系统解释了什么是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为什么资源型城市必然面临产业绿色转型?什么是产业绿色转型面临巨大阻力的原因?以及如何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在此理论基础体系与理论假设上运用计量统计相关方法,评价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绿色转型水平,检验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模式及转型策略,并对湖北省典型资源衰退型城市黄石市进行了案例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本质是绿色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理念下的转型,是要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设置多重约束目标。其内涵包括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逐步协调以及资源型城市工业化绿色效率的提升。（2）产业绿色转型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与现实出路。我国资源型城市在“资源繁荣”的背景下,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形成以资源开采和加工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导致产业发展呈现产业结构重工化、产业关联度不高、产业挤出技术创新、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特征,并且在资源型产业生命周期性衰退规律下还将面临资源枯竭的产业发展危机。从长期来看,在资源型产业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下,产业增长速度将放缓甚至逐渐负增长。同时,适度规模理论指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压力消耗的不同步变化也将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来看,资源型城市必然通过产业绿色转型摆脱传统工业化、传统重工化和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实现工业增长对资源依赖减小和对环境污染的逐步脱钩。而产业绿色转型可以通过传统工业改造拉动产业技术升级、以主导产业转换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的绿色高效化转型。（3）“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及其间传导作用形成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机制,而资源与环境、人力资源、资金供给、生产技术体系及政策制度变动是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基于“资源诅咒学说”路径锁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两部门和三部门数理推导模型,明晰了资源型产业自我强化的发展机制。由于荷兰病效应使得资源部门具有自我强化能力,通过虹吸效应、低关联效应和锁定效应对投资、储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高度依赖、产业结构单一和制度弱化等问题,形成了低技术进步、低人力资本积累和低投资的“三低型”经济,制约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4）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工业绿色高效转型的角度综合评价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首先,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显着,其中成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相较再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化现象更为明显;产业结构具有向高级化发展趋势,其中成熟型城市和成长型城市第二产业具有超前发展趋势,而再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第二产业发展滞缓并具有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趋势;产业结构转型速度整体加快,其中衰退型城市整体转型速度较快;其次,资源型城市工业增长与矿产资源依赖、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消耗的脱钩状态较弱且不稳定,其中能源对工业增长的阻力系数最大反映出高耗能特征,产业发展的资源约束现象依然显着需进一步优化;资源型城市工业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工业烟尘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基本为脱钩状态,产业发展的环境污染现象具有向好趋势,污染减排治理初见成效;第三,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随时间具逐步改善趋势,从分类型城市来看整体表现为成长型城市>再生型城市>成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而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再生型城市>衰退型城市>成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的特征,其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改善。（5）资源型城市资源的开发对产业绿色转型效率存在诅咒效应,资源的开发不利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资源开发进一步通过资源诅咒传导效应,产生了不同强度的对制造业和物质资本的挤出、对制度因素的弱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和对技术创新的制约,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负向影响,使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难度加大,导致一些城市虽然积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但收效甚微。而体制机制问题、资金问题、制造业落后问题、人才问题、核心技术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影响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
马晨光[7]（2019）在《基于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同时也是国家推进城镇化、实施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将引领区域经济的多极增长。产业与空间作为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引擎和重要载体,其相互作用的效应必将影响城市群的生长与协同发展。中国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多数尚未成熟,特别是诸如哈长城市群这类跨省级行政区域城市群,普遍存在着协同机制薄弱、发展路径各异、产业协作困难、地方利益至上等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本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导向、哈长城市群拓展新空间的切实需求、城市产业转型与振兴的发展要求等研究背景,以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为研究切入点,挖掘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系统的作用机理、揭示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的格局、提出适宜哈长城市群未来空间生长的模式及规划策略。全文围绕“理论认知—特征解析—协同测度—模式选择—实现路径”的技术路线展开研究。“理论认知”——从城市群空间生长、产业发展、产业与空间关联性、测度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市群的空间生长基本组织模式、一般特征、制约与促进因素,以及产业集聚扩散的形成机制与动力要素,进而研究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的关联性,对相关技术方法进行梳理,为产业与空间的相关协同发展测度及空间生长模式选择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特征解析”——哈长城市群空间与产业要素演化特征的“形”的分析,哈长城市群具有较好的发展支撑基础,但尚处于雏形发育与快速发展之间的阶段,属于城市群发育的初级水平,且核心城市处在集聚为主的发育阶段。通过多样本大数据,分析人口规模与城市建设用地、经济规模与基本公共服务、交通联系与国家调控政策、资源利用与主体功能区划等空间要素的演化特征,以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企业数量与优势产业、科技创新与外向程度、环境污染与治理状况等产业要素的演化特征。为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提供基础数据与要素支持,并为空间生长模式选择提供“基本轮廓”判断和修正依据。“协同测度”——基于系统耦合的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从“形”深入到“质”,研究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的协同发展水平。首先,通过产业与空间的系统耦合机理分析发现二者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以此构建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和基本测度模型。遵循“目标统领—原则导向—框架指引—逐层完善”的总体思路,构建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体系,涵盖产业与空间2个子系统、涉及8个要素和26个指标单元。将哈长城市群划分为105个区县（县级市）级空间作为研究单元,从时空双重维度对产业与空间发展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得出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并进行时序变化、空间分异和演化格局的分析,进而探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原因。为空间生长模式适宜性选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技术支持。“模式选择”——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的适宜性选择,遵循“格局判读—机制指引—原则匹配—导向修正”的技术路线,从“形”和“质”的双重基础、在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的适宜性选择。首先,根据“状态—机理—行为—格局”的链式循环过程对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格局进行判读;其次,分析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的推阻机制,作为空间生长模式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方向指引;再次,在选择原则的匹配和目标导向的修正下,进行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的适宜性选择,提出内优外联的双核引领、集聚组合的次级稳定、精明收缩的边缘培育、区带统筹的轴向拓展、异类等值的分区管控等空间生长模式,并分析其价值内涵和各模式在空间构成要素、空间结构、空间生长时序等方面的协同关系。“实现路径”——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的实施与规划策略,根据引申讨论和空间生长模式选择,着眼于对缓解“核心—边缘”空间结构锁定效应、实现“产业—空间”规模效应与协同能力、破解内生动力推动区域与城市发展难题、推进不同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道路等路径的探索,从总体路径构建和分模式生长策略制定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空间生长模式实施与规划策略,保障哈长城市群的长远建设以及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研究以《“东北振兴”背景下的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及其空间绩效评价》《收缩城市的时空间演化机制与规划应对研究——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支撑,面向特殊发展时期的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和产业转型问题,通过产业与空间要素演变特征和系统间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的缺陷,在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选择适宜的空间生长模式。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构建支撑城市群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框架与技术方法,在实践层面上,提升城市群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与时效性。
刘乔惠[8]（2019）在《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机制及其效果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旧工业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且伴随着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理论的不断深化,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实践也越来越多。然而对再生利用的激励机制则鲜有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下,研究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机制及其效果评价,旨在解决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促进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良性发展。因此,论文以为政府提供激励政策建议,协助政府有效激励开发商参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促进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良性发展为目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并结合实地调研,展开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机制及其效果评价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如下:（1）在参阅文献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发展现状、政策现状进行归纳总结,梳理出现阶段我国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此为基础设计激励机制。（2）基于发展现状、政策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建立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因素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运用SPSS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及因子分析,并结合模糊综合评价识别出关键激励因素,为激励演化博弈模型及效果评价奠定理论基础。（3）遵循利益主体的有限理性假设,结合关键激励因素建立“政府-开发商”的激励演化博弈模型,将利益主体的演化过程通过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进行展示,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验证,模拟了影响因素的激励强度对系统演化均衡点的影响。（4）通过参阅政策评价相关文献,并结合关键激励因素及专家访谈构建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指标体系。进而将未确知测度理论引入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效果评价中,建立基于未确知测度理论的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效果评价模型,对如何设计有效的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最后以上海旧工业建筑激励机制为例,验证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黄橙[9]（2019）在《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泸州市高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级新区,其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推动泸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和战略意义。但是,泸州市高新区资源依托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医药等新兴产业刚刚起步。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格局、挑战和机遇共存的复杂外部环境中,亟待探索适合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路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转型升级发展。论文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切入,运用渐进决策理论、史密斯政策过程模型等理论工具,同时采用文献分析法、调研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展开系统研究。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现状与实施困境主要表现在:泸州市高新区老工业发展基础痕迹明显,产业发展呈现散乱状态,产业链不长,市场占有率不高;产业配套能力差,产业层级偏低,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高新产业发展规划中的城市拓展空间有限,影响了产业的拓展;泸州市高新区周边区域产业发展带来的虹吸效应引起资源外溢与错位发展等等都影响了泸州市高新区产业规划转型发展。影响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困境的原因有:一是产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周边其他区域高新区产业发展重复投资和建设;二是品牌和标准建设步伐缓慢,产业品牌建设和核心竞争力缺乏;三是传统产业发展基础与路径不适应现阶段产业升级发展需要。分析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问题与原因后,本文对标国内外高新区发展的成功路径,探索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有效实施的解决路径,提出首先要建立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机制,避免重复建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布局,有效开发空间布局;要建立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要构建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和服务体系;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区域制造业基础优势;要加快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政商环境。论文研究结论与建议是要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氛围,取长补短,抱团取暖,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聚集发展;要严格审核入园企业,切忌为了招商而招商;要建立高新区企业推出淘汰机制,对不符合园区发展定位需要的企业,做到关闭、兼并和转移,拓展高新区产业发展空间。
李晶晶[10]（2019）在《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而追求均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在针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趋同与趋异学说的争论与验证过程中,多样化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区域不平衡增长兼具复杂性和动态性。面对中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间的矛盾的不断突显,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地位更应进一步提升,并统领其他区域战略合理有效实施。“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在中国区域经济体系中具有战略基础地位,研究中国县市经济不平衡增长问题为破解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推动县市经济由“不平衡增长”向“协调发展”的转变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针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特征,立足经济地理学制度、演化和尺度转向等理论前沿,以全国县（域）市（区）单元为基本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偏移-份额分析、泰尔指数分解、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基于不同数据、指标测度以及不同维度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时空格局进行多维透视,以此探讨中国区域不平衡增长的时空分异,并从区位-行政嵌入、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三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机制进行分析,以破解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微观机制谜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表明:格局现状:（1）基于自然地理要素划分的不同类型县（域）市（区）间的（人均）经济增长表现为市区>平原县>丘陵县>山区县,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与地方性分异规律重叠的现象随时间逐步减弱。（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以2000年为节点,之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之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更快,且不平衡增长的表现从东-西差异逐步转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并重的局面。（3）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不同层次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为主要表现,以面状城市群和点状中心城市为主要集聚载体,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表现出以城市群为面状核心区、“以点扩面”的发展型核心区和以中心城市（或市区）为点状核心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心-外围经济空间结构。（4）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在时空格局上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空间尺度敏感性,不同空间尺度上,区内差异大于区间差异,且区内差异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扩大,而区间差异则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缩小。（5）中国区域产业经济不平衡增长以产业内部结构差异最为显着,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的集聚空间及转移空间均较为分散,主要以资源开发型地区为主,产业转移方向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转移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部转移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与转移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转移方向从在沿海地区内部转移逐步转变为由东部向中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为老工业基地区,转移方向变化较小,以中部和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点状形式集聚分布在技术发达的大中城市,表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的显着趋势。机制分析:（1）区位嵌入在城市群方面所表现出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明显小于行政嵌入在省会和市区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平衡,以增长分量表征的区位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随时间有所减弱,而行政嵌入作用不断增强。（2）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县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大于流出地,省域和经济区因素会降低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对流出地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但同样表现为降低人口流动对增长的促进作用。（3）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并减缓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受到产业结构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双重影响。其中,以资源密集为主的其他类型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更是支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促进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制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入能够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转移有助于加快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其对产业转入地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更有助于东北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政策建议:（1）弱化地域行政藩篱,实施根植于地区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化区域政策,为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优良的宏观政策环境。（2）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并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打破产业和人口分布的城乡格局,引导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协调推进乡村地区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3）深化改革户籍制度,重视劳动人口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引导人口在发达城市地区的合理集聚,促成并稳定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动态平衡格局。（4）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际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加大非相关多样性产业的引入力度,促成错层、错位的产业发展格局。（5）关注重点区域发展,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经济实力强市的带动作用,走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带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通过“重大战略联动”、“补齐短板”等战略措施,打破“阶梯”、“板块”以及“省域”等的县市区位-行政分割发展格局,实现跨区重构的区域经济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应考虑建立政策试验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应考虑建立政策试验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理论与主导产业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相关的研究 |
| 2.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容研究 |
| 2.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法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3 基于主体-内容-客体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2 我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产业结构的形成 |
| 3.2.1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分类 |
| 3.2.2 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
| 3.3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要素的界定 |
| 3.3.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体 |
| 3.3.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内容 |
| 3.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客体 |
| 3.4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成因分析 |
| 3.4.1 转型升级主体职能定位产生的影响 |
| 3.4.2 经济增长与生命周期等因素产生的影响 |
| 3.4.3 资源型城市锁定效应产生的影响 |
| 3.5 构建三位一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分析框架 |
| 3.5.1 构建主体明晰的创新动力模型 |
| 3.5.2 确定转型升级时机的科学方法 |
| 3.5.3 比较选择转型升级的适宜模式 |
| 3.5.4 结合主导产业有效破解锁定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4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4.1.1 评价指标选择与数据 |
| 4.1.2 构建模型 |
| 4.2 总体样本回归分析 |
| 4.3 区域与城市异质性分析 |
| 4.4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解析 |
| 5 转型效果评价与主导产业选择:以衡阳为例 |
| 5.1 衡阳市的选择动因 |
| 5.2 衡阳市转型效果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衡阳市主导产业优选分析 |
| 5.3.1 主导产业优选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3.2 基于DEA的主导产业优选模型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清晰界定主体职能地位 |
| 6.2.2 精准把握转型升级时机 |
| 6.2.3 因地制宜选择转型升级模式 |
| 6.2.4 科学评估确定主导产业 |
| 6.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体策略 |
| 6.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1.6 完成的工作量 |
| 2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 国土空间功能识别与分区研究 |
| 2.2.1 国土空间功能类型划分 |
| 2.2.2 国土空间功能评价方法 |
| 2.2.3 国土空间功能识别与分区 |
| 2.3 国土空间规划发展与分区研究 |
| 2.3.1 国外空间规划发展与分区类型 |
| 2.3.2 我国“多规合一”的发展背景与分区对比 |
| 2.4 资源型地区相关研究 |
| 2.4.1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研究 |
| 2.4.2 资源型地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 |
| 2.4.3 山西省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
| 2.5 研究进展评述 |
| 3 山西省国土基本概况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资源环境 |
| 3.1.2 土地利用状况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 |
| 3.2 国土空间分区现状和开发利用问题 |
| 3.2.1 现有国土空间分区类型对比 |
| 3.2.2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主要问题 |
|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数据处理 |
| 4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优化 |
| 4.1 国土空间优化治理的需求分析 |
| 4.1.1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理论与现实需求 |
| 4.1.2 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 |
| 4.2 国土空间功能演变机理分析 |
| 4.2.1 国土空间功能演变的一般机理 |
| 4.2.2 资源型地区空间功能演变的主要特征 |
| 4.3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类型优化 |
| 4.3.1 分区体系构建思路与原则 |
| 4.3.2 “多规合一”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体系优化构建 |
| 4.3.3 基于省级资源型特征的山西省分区类型改进 |
| 5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 |
| 5.1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方法改进 |
| 5.1.1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基本原理 |
| 5.1.2 功能“态”与“势”评价模型 |
| 5.1.3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
| 5.1.4 改进的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 |
| 5.1.5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动态综合评价 |
| 5.2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指标和参数选取 |
| 5.2.1 标准地域单元确定 |
| 5.2.2 功能“态”与“势”评价指标构建 |
| 5.2.3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与参数选取 |
| 5.3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测算和分析 |
| 5.3.1 功能“态”和“势”测度结果 |
| 5.3.2 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结果 |
| 5.3.3 国土空间功能“生态位”适宜度测算结果 |
| 5.3.4 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空间关联分析 |
| 6 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区划 |
| 6.1 国土空间功能综合判别与分区技术流程优化 |
| 6.1.1 功能分区的主要原则 |
| 6.1.2 国土空间功能比较优势分析方法 |
| 6.1.3 国土空间功能协同性分析方法 |
| 6.1.4 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路径 |
| 6.2 基于比较优势分析的主导功能识别与分区 |
| 6.2.1 多功能比较优势分析 |
| 6.2.2 主导功能调整优化 |
| 6.2.3 国土空间主导功能分区方案 |
| 6.3 基于协同分析的潜力功能识别与分区优化 |
| 6.3.1 国土空间兼容功能性识别 |
| 6.3.2 兼容功能协同性指数测算 |
| 6.3.3 兼容潜力功能类型判别 |
| 6.3.4 国土空间复合功能分区方案 |
| 6.4 国土空间功能格局主要特征和政策导向 |
| 6.4.1 功能区的市域分布规律统计 |
| 6.4.2 功能区分异特征和调控政策 |
| 6.4.3 与相关分区成果的衔接与对比 |
| 6.5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和技术体系适用性讨论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
| 附录2 个人简介和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4）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涉及的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群 |
| 2.1.2 制造业集群 |
| 2.2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
| 2.2.2 东北地区制造业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新一轮东北制造业集群振兴研究的前沿问题 |
| 2.3 国企与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
| 2.4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 |
| 2.4.1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基础 |
| 2.4.2 使用比较制度分析的优势 |
| 2.5 研究评述 |
| 2.5.1 研究评述 |
| 2.5.2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
| 第3章 国企主导与东北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特征与分类 |
| 3.1.1 国企主导制造业集群的含义 |
| 3.1.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的特征 |
| 3.1.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分类 |
| 3.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的数理模型 |
| 3.3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转型的数理模型 |
| 3.3.1 微观机制:转型中的国企行为 |
| 3.3.2 转型增长路径 |
| 3.4 转型路径选择 |
| 3.4.1 上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3.4.2 中游、下游国企主导型集群 |
| 第4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基础条件评价 |
| 4.2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现状分析 |
| 4.3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转型分析 |
| 4.3.1 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 |
| 4.3.2 制造业集群创新发展 |
| 4.4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负面效应分析 |
| 4.4.1 企业内部管理落后 |
| 4.4.2 要素使用效率低下 |
| 4.4.3 抑制其他主体发展 |
| 4.4.4 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 |
| 第5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增长与集聚效应研究 |
| 5.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集聚程度增长计量分析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1.4 解决内生性 |
| 5.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产值规模增长计量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解决内生性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与创新转型效应实证研究 |
| 6.1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绿色发展计量分析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效率提升计量分析 |
| 6.2.1 中介效应分析 |
| 6.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政策启示 |
| 7.2.1 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 |
| 7.2.2 加强对国企产能可持续性的监督管理 |
| 7.2.3 保持国企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 |
| 7.2.4 优化国企管理体制增强人才吸引力 |
| 7.2.5 注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集群发展目标差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2.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评价研究 |
| 2.3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机理分析 |
| 3.1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内涵的界定 |
| 3.1.1 资源型城市 |
| 3.1.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 |
| 3.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 |
| 3.2.1 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 |
| 3.2.2 资源型产业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
| 3.2.3 产业结构理论 |
| 3.2.4 比较优势陷阱理论 |
| 3.2.5 适度规模理论 |
| 3.3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机制分析 |
| 3.3.1 荷兰病效应 |
| 3.3.2 挤出效应 |
| 3.3.3 制度弱化效应 |
| 3.4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动因分析 |
| 3.4.1 社会需求变化 |
| 3.4.2 供给变动 |
| 3.4.3 政策制度影响 |
| 第四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评价 |
| 4.1 评价思路、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4.1.1 评价思路 |
| 4.1.2 研究区域 |
| 4.1.3 数据来源 |
| 4.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评价 |
| 4.2.1 产业专业化分析 |
| 4.2.2 产业多样化分析 |
| 4.2.3 产业升级方向分析 |
| 4.2.4 产业转型速度分析 |
| 4.3 资源型城市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评价 |
| 4.3.1 工业增长与资源的脱钩分析 |
| 4.3.2 工业增长的资源约束分析 |
| 4.3.3 工业增长与环境的脱钩分析 |
| 4.4 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评价 |
| 4.4.1 工业绿色转型效率的指标体系 |
| 4.4.2 工业绿色转型效率测度及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障碍与制约效应分析 |
| 5.1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障碍分析 |
| 5.1.1 产业发展障碍 |
| 5.1.2 市场机制障碍 |
| 5.1.3 要素约束性障碍 |
| 5.1.4 生态环境压力障碍 |
| 5.1.5 传统产业退出障碍 |
| 5.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制约效应分析 |
| 5.2.1 资源诅咒及资源要素的制约效应模型设定 |
| 5.2.2 资源要素的制约效应分析 |
| 5.2.3 资源要素制约的传导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模式与策略 |
| 6.1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的模式分析 |
| 6.1.1 成长型城市主导产业振兴模式 |
| 6.1.2 成熟型城市支柱产业调整模式 |
| 6.1.3 衰退型城市接续产业替代模式 |
| 6.1.4 再生型城市新兴产业扶持模式 |
| 6.2 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策略分析 |
| 6.2.1 宏观层面的产业绿色转型策略 |
| 6.2.2 微观层面的产业绿色转型策略 |
| 第七章 案例分析—以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为例 |
| 7.1 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评价分析 |
| 7.1.1 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存在的问题 |
| 7.1.2 黄石市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
| 7.1.3 黄石市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分析 |
| 7.1.4 黄石市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分析 |
| 7.2 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
| 7.2.1 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选择 |
| 7.2.2 黄石市产业绿色转型的对策分析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基于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型城镇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导向 |
| 1.1.2 哈长城市群拓展新空间的切实需求 |
| 1.1.3 城市产业转型与振兴的发展要求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哈长城市群 |
| 1.3.2 城市群空间生长 |
| 1.3.3 协同发展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城市群空间发展与生长 |
| 2.1.1 城市群空间发展理论 |
| 2.1.2 城市群空间生长的组织模式 |
| 2.1.3 城市群空间生长的一般特征 |
| 2.1.4 城市群空间的生长动力与促进因素 |
| 2.2 产业发展与集聚扩散 |
| 2.2.1 产业发展理论 |
| 2.2.2 产业集聚扩散的形成机制 |
| 2.2.3 产业集聚扩散的动力要素 |
| 2.3 城市群产业与空间的关联性 |
| 2.3.1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
| 2.3.2 产业阶段与空间要素的演化模式 |
| 2.3.3 产业优化与空间演进的作用机理 |
| 2.3.4 产业组织与空间生长的趋势判断 |
| 2.4 协同发展测度体系与技术方法 |
| 2.4.1 协同理论与复杂系统的关系 |
| 2.4.2 协同发展测度体系的构建路径 |
| 2.4.3 协同发展的测度方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哈长城市群空间与产业要素的演化 |
| 3.1 哈长城市群基础概况 |
| 3.1.1 哈长城市群历史演进过程 |
| 3.1.2 哈长城市群发展基础 |
| 3.2 哈长城市群发育水平分析 |
| 3.2.1 哈长城市群发育阶段识别 |
| 3.2.2 哈长城市群发育水平的类比分析 |
| 3.2.3 核心城市发育水平的类比分析 |
| 3.3 哈长城市群空间要素演化特征分析 |
| 3.3.1 人口规模与城市建设用地 |
| 3.3.2 经济规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3.3.3 交通联系与国家调控政策 |
| 3.3.4 资源利用与主体功能区划 |
| 3.4 哈长城市群产业要素演化特征分析 |
| 3.4.1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
| 3.4.2 企业数量与优势产业 |
| 3.4.3 科技创新与外向程度 |
| 3.4.4 环境污染与治理状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哈长城市群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 |
| 4.1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的理论构建 |
| 4.1.1 产业与空间的系统耦合机理 |
| 4.1.2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 |
| 4.1.3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测度模型 |
| 4.2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测度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的目标原则与层次框架 |
| 4.2.2 多维指针集成及要素层构建 |
| 4.2.3 指标层构建与内涵解析 |
| 4.3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水平测度 |
| 4.3.1 研究单元选取 |
| 4.3.2 数据来源与校正 |
| 4.3.3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
| 4.3.4 主客观结合确定指标权重 |
| 4.3.5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 4.4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
| 4.4.1 协同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
| 4.4.2 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 |
| 4.4.3 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格局 |
| 4.5 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水平及差异成因 |
| 4.5.1 群域发育水平与外向能力相对滞后 |
| 4.5.2 产业分工与地域合作程度有待优化 |
| 4.5.3 城市间扩张与收缩并存的发展分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选择 |
| 5.1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格局判读 |
| 5.1.1 哈长城市群的全域空间生长格局 |
| 5.1.2 哈长城市群的局域空间生长格局 |
| 5.2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的推阻机制 |
| 5.2.1 空间禀赋的先导与规制 |
| 5.2.2 产业组织的联动与传导 |
| 5.2.3 交通联系的支撑与促动 |
| 5.2.4 行政边界的异化与疏导 |
| 5.2.5 政策制度的引导与调控 |
| 5.3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选择思路 |
| 5.3.1 空间生长模式的判据原则 |
| 5.3.2 空间生长模式的目标导向 |
| 5.3.3 空间生长模式的选择路线 |
| 5.4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选择 |
| 5.4.1 内优外联的双核引领模式 |
| 5.4.2 集聚组合的次级稳定模式 |
| 5.4.3 精明收缩的边缘培育模式 |
| 5.4.4 区带统筹的轴向拓展模式 |
| 5.4.5 异类等值的分区管控模式 |
| 5.5 空间生长模式的关系与价值内涵 |
| 5.5.1 各空间生长模式之间的协同关系 |
| 5.5.2 空间生长模式的价值内涵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实施策略 |
| 6.1 空间生长路径总构 |
| 6.1.1 重点培育与适度平衡 |
| 6.1.2 群域外向型网络构建 |
| 6.1.3 群域多级中心融合 |
| 6.1.4 一体化与差异化发展 |
| 6.2 核心城市内优外联的生长策略 |
| 6.2.1 都市区核心圈层的优化生长重点 |
| 6.2.2 都市区外围圈层的拓展生长重点 |
| 6.2.3 两核相向生长的示范区建设重点 |
| 6.3 次级中心集聚组合的合作策略 |
| 6.3.1 组合城市合作互补式发展路径 |
| 6.3.2 城郊组团型组合城市的合作策略 |
| 6.3.3 跨越生长型组合城市的合作策略 |
| 6.4 边缘地区精明收缩的培育策略 |
| 6.4.1 精明收缩的空间培育路径 |
| 6.4.2 产业转型与新生的精确化引导 |
| 6.4.3 产业集群与融合的精细化培育 |
| 6.4.4 空间储备与生长的精明化管控 |
| 6.5 生长轴带沿线拓展的统筹策略 |
| 6.5.1 交通联系通道的轴带统筹 |
| 6.5.2 产业集聚融合的体系统筹 |
| 6.5.3 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统筹 |
| 6.6 各功能区异类等值的要素调配策略 |
| 6.6.1 产业要素的调控与配置 |
| 6.6.2 空间要素的调控与配置 |
| 6.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机制及其效果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1.2.1 工业遗产与旧工业建筑 |
| 1.2.2 再生利用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旧工业建筑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激励机制研究现状 |
| 1.3.3 旧工业建筑中激励机制研究现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机制分析基础 |
| 2.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现状分析 |
| 2.1.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发展现状 |
| 2.1.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策现状 |
| 2.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机制设计及效果评价 |
| 2.3.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机制设计 |
| 2.3.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效果评价 |
| 2.4 本章小结 |
| 3.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因素分析 |
| 3.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因素识别 |
| 3.1.1 政府激励因素识别 |
| 3.1.2 问卷设计发放及回收 |
| 3.2 回收问卷数据分析 |
| 3.2.1 信度分析 |
| 3.2.2 因子分析 |
| 3.3 确定关键激励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演化博弈分析 |
| 4.1 演化博弈理论 |
| 4.1.1 演化博弈理论基本概念 |
| 4.1.2 演化稳定策略与复制动态方程 |
| 4.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主体行为分析 |
| 4.2.1 政府行为分析 |
| 4.2.2 开发商行为分析 |
| 4.3 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分析 |
| 4.3.1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3.2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4.3.3 演化博弈模型的参数分析 |
| 4.4 政府与开发商的演化博弈仿真 |
| 4.4.1 政府成本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
| 4.4.2 政府收益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
| 4.4.3 开发商成本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
| 4.4.4 开发商收益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5.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效果评价 |
| 5.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评价指标选择依据 |
| 5.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 激励效果评价模型建立 |
| 5.2.1 评价方法的选择 |
| 5.2.2 未确知测度评价法 |
| 5.2.3 基于结构熵权法的权重确定 |
| 5.2.4 基于未确知理论的评价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项目简介 |
| 5.3.2 激励效果评价 |
| 5.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激励政策建议 |
| 5.5 本章小结 |
| 6.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 旧工业建筑各典型城市政策汇总 |
| 附录2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典型项目政府激励因素汇总 |
| 附录3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各激励因素释义 |
| 附录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政府激励因素问卷调查 |
（9）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海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总结与评价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区 |
| 2.1.2 产业发展规划 |
| 2.1.3 产业发展规划实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渐进决策理论 |
| 2.2.2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
| 2.2.3 公共选择理论 |
| 3.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的现状、成效与困境 |
| 3.1 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的现状 |
| 3.1.1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现状 |
| 3.1.2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现状 |
| 3.2 产业发展规划实施的成效 |
| 3.2.1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 |
| 3.2.2 主导产业优势突显 |
| 3.2.3 创新能力初步显现 |
| 3.2.4 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 |
| 3.3 产业发展规划实施面临的困境 |
| 3.3.1 空间困境 |
| 3.3.2 创新困境 |
| 3.3.3 虹吸效应困境 |
| 3.3.4 错位发展困境 |
| 4.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空间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1 现有土地空间不足 |
| 4.1.2 土地拓展空间受限 |
| 4.2 创新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2.1 老工业基地发展痕迹明显 |
| 4.2.2 政策主体创新意识不强 |
| 4.3 虹吸效应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3.1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 |
| 4.3.2 区域溢出效应吸收不够 |
| 4.4 错位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4.1 统一协调和规划不足 |
| 4.4.2 区域特色定位不明显 |
| 5.国内典型城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实践做法与经验借鉴 |
| 5.1 国内典型城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实践做法 |
| 5.1.1 苏州市的实践做法 |
| 5.1.2 成都市的实践做法 |
| 5.2 国内典型城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经验借鉴 |
| 5.2.1 政府导向是前提 |
| 5.2.2 产业定位是关键 |
| 5.2.3 产业发展措施要落地 |
| 5.2.4 运营管理是保障 |
| 6.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优化路径 |
| 6.1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
| 6.1.1 建设西部创新优势培育区 |
| 6.1.2 建设中部改造转型升级区 |
| 6.1.3 建设东部智造产业集中发展区 |
| 6.1.4 建设南部经济发展区 |
| 6.2 搭建产业发展创新平台 |
| 6.2.1 建设科研技术创新研究平台 |
| 6.2.2 建设创新成果孵化平台 |
| 6.2.3 搭建创新人才引智平台 |
| 6.2.4 建立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
| 6.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溢出效应 |
| 6.3.1 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
| 6.3.2 一干多支战略破解溢出效应 |
| 6.4 建立区域产业协调与特色发展机制 |
| 6.4.1 建立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
| 6.4.2 构建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特色现代产业和服务体系 |
| 6.5 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
| 6.5.1 明确招商引资路径 |
| 6.5.2 区分招商引资重点区域 |
| 6.5.3 完善招商绩效考核 |
| 7.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 |
| 1.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行政区经济”现象依然存在 |
| 1.1.3 中国人口流动和产业转移趋势出现新动态 |
| 1.1.4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亟待破解“不平衡”的形成机制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嵌入理论 |
| 2.1.2 人口迁移理论 |
| 2.1.3 产业转移理论 |
| 2.1.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进展 |
| 2.2.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2.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第一自然与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3.2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作用机制 |
| 3.2.1 区位嵌入(宏观区位环境)的作用机理 |
| 3.2.2 行政嵌入(行政隶属关系)的作用机理 |
| 3.2.3 区位-行政嵌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3.1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2 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3.3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4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4.1 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2 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 |
| 3.4.3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实现机理 |
| 3.5 本研究分析框架 |
| 3.5.1 分析框架 |
| 3.5.2 分析视角及关注焦点 |
| 3.5.3 机制要素间关系 |
| 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1.2 泰尔指数及分解 |
| 4.1.3 偏移-份额分析 |
| 4.1.4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 |
| 4.1.5 产业多样性熵指数 |
| 4.2 相关指标解析及测算 |
| 4.2.1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概念解析 |
| 4.2.2 人口流动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2.3 产业转移概念解析及指标测度 |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基础数据处理 |
| 4.3.3 产业密集程度类型划分 |
| 4.3.4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处理 |
| 4.3.5 变量指标的对比选择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分析 |
| 5.1 基于不同测度指标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演化 |
| 5.1.1 基于不同地貌类型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2 基于DMSP/OLS影像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
| 5.1.3 基于人均经济增速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4 基于区位-行政嵌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1.5 基于不同人口统计口径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 |
| 5.2 中国区位-行政嵌入类型的演化 |
| 5.3 中国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演化 |
| 5.4 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及产业转移时空格局演化 |
| 5.4.1 产业分布格局演化分析 |
| 5.4.2 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3 产业多样性时空格局分析 |
| 5.4.4 产业转移时空格局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机制分析 |
| 6.1 自然地理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 区位-行政嵌入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2.1 类别变量分析 |
| 6.2.2 连续变量分析 |
| 6.3 人口流动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3.1 单空间尺度分析 |
| 6.3.2 多空间尺度分析 |
| 6.4 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 |
| 6.4.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4.2 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1.1 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时空格局多维度-多尺度特征明显 |
| 7.1.2 区位-行政嵌入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3 人口流动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1.4 产业转移减缓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实施跨区域协作的发展模式,弱化地域行政藩篱 |
| 7.2.2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推进地域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 |
| 7.2.3 重视劳动力回流,积极引导人口合理集聚 |
| 7.2.4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 |
| 7.2.5 关注重点区域发展,推动重大战略融合 |
| 7.3 创新与不足 |
| 7.3.1 创新之处 |
| 7.3.2 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应考虑建立政策试验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D]. 邓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山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综合识别与分区优化研究[D]. 周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4]东北地区国企主导型制造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D]. 李莉. 辽宁大学, 2020(01)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6]资源型城市产业绿色转型研究[D]. 肖滢.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7]基于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的哈长城市群空间生长模式研究[D]. 马晨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12)
- [8]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政府激励机制及其效果评价研究[D]. 刘乔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9]泸州市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困境与路径优化研究[D]. 黄橙.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10]基于县市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与机制研究[D]. 李晶晶. 河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