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在武昌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朱永康[1]（2021）在《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与武汉市学生联合会一脉相承,从五四运动成立武昌学生团直到1936年受反动当局压迫停止活动算起,湖北省学联的活动历史跨越了十七年历史,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爱国主义贯穿学联组织发展始终,经过斗争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全国学联的领导下,湖北省学联最终成长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觉开展爱国行动的社会团体。湖北省学联对湖北近代革命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民族独立事业贡献出青年的力量,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今天研究学联的历史,能够丰富党史、团史史实研究,了解学生联合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宣传的方法方式,了解青年的思想特点,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守好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本文通过梳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探讨学生联合会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总结党和团组织在带领学生联合会成长进步中的经验,对当代做好青年思想宣传工作作出有益的启示,为做好新时代主流思想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石磊[2]（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郭超[3]（2020）在《抗战胜利后湖北水上警察局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警察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湖北由于其境内水域多、水道长的特性,水上警察局就成为湖北省政府对全省水域进行管理的重要机构。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重新建立,在接收了各方面拨来的人员武器后,先行成立数个分局作为过渡时期执法的机构。不久后结束过渡期,招聘身世清白的人员并将原有人员开革,开办了多种类型的培训班如警长训练班等以提升新补水警素质,正式任用则需要在职水警担保,填写送验单和自传,交代清楚来历。水警局还会对水警进行不定期的考核,以督促水警局认真工作,相关机构针对不同表现情况会给予水警奖励和惩罚。薪俸和福利方面,警官较长警待遇优渥。湖北水警局在恢复建制后,主要在水上市政和维护航行安全、管理陋俗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船舶和船民,水警局也进行了登记和编组以进行管理,有效地捕获了一些犯罪分子,维护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对于威胁航行安全的土匪和不肖军人,水警局都采取过措施进行打击,侦破了一些案件。水警局还对湖北轮渡特别是渡资进行了规范,有效保障了民众利益。此外,对于战后湖北的一些陋俗如烟赌毒等进行了打击,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不良风气。在履行了常规职能外,水警局还参与了对中共的打击,主要采取了实行冬防、侦查地下党、实行攻心战术等措施。水警局将湖北水道划分区域,在重点地区设置岗位,另设机动部队进行巡逻,防止有害治安的事情发生,还对解放区进行封锁,防止物资流入。对于往各大沿江城市尤其是武汉潜伏的地下党,水警局对他们严密防范,防止其进入城市,对已进入的地下党侦测缉拿,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此外,水警局还对解放区逃归人员和中共家眷采取攻心战等软攻势,希望能促使中共部分人员投降国民政府。战后湖北水警局重新建立,在经费和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依靠有限的装备和人员,实现了国民政府对湖北水域的控制,但是由于国民党发起内战以及最终的失败,水警局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武汉解放后,湖北水警局被人民政府接收。
丁天立[4]（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文中研究表明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立法轨迹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效仿大陆法系国家,于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部门;总结中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差异,以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为内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六法体系”;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观方面破旧立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接轨。虽然“代议制”的立法模式并非立法院首创,但是作为承接清末资政院、民初临时参议院以及北洋国会等尚处探索阶段的新式立法模式,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实践结果,无疑开创了中国立法进程的全新阶段。是故,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立法实践活动,就值得加以探索和研究,并思考为时空转换了的当下立法活动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准备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建立本身就极具争议。各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就立法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定位问题,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导致立法院成立之后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家学说的影响和掣肘,虽然胡汉民作为第一任院长,使得立法院起初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但是各方面的争议未曾休止。与此同时,立法院中法学精英们所秉持的立法社会化、本土化思潮也方兴未艾,国民党“训政”时期大力推行的司法党化,也成为研究同时期立法实践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国民政府立法院的机构设置上看,虽然依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构想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本应作为“治权”机关执掌立法大权的立法院,由于需要受到国民党党内机关的裁制,成为了并无实际治权的行政立法部门。立法院的运作严格依照《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进行,其职权也被全面限定,立法委员、专职委员会、秘书处、编译处各司其职;立法院会议也具有了类似议会式的诸多表征,提案、表决、三读等程序被严格贯彻;立法会议记录工作也尽善尽美,形成的《立法院会议录》《立法院公报》《立法专刊》也成为后世研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在立法委员的选任方面,虽然胡汉民一直标榜立法院网罗了诸多法学精英以行专家立法之实,但通过对行宪之前的四届立法委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可以看出,训政时期历届院长、副院长均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决定其人选,立法委员则在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之前,皆经过国民党政治会议的审查以符合党治精神,“民选委员”终成了口号。国民政府立法院在成立初期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对现行法规的整理和重要部门法典的编纂。胡汉民任院长之时,推行立法院的立法原则和职权方面,与国民党训政时期对于立法院的设定高度一致。在胡汉民治下的立法院,不仅在制度层面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立法就是国会”的设计初衷,也在实践层面因为民意缺失、地域配额不均和内部组织不合理等原因,实则与所期许的“法治”渐行渐远。胡汉民的继任者如林森、邵元冲、张继等人,多承担过渡性角色。由于蒋、汪的政治斗争逼迫,孙科在行政院院长任上被迫辞职,并被安排在立法院院长一职。尽管依着《五权宪法》之设定,立法院院长确是拥有实际权力的政府要职,但国民党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造成的立法院制度摇摆不定,真真切切影响了立法院实际权力效用的发挥。在面对中西法律文化碰撞和价值抉择上,多位拥有西学智识背景的立法委员,通过民国24年新《刑法修正案》,促成了训政时期立法院刑事立法思想由全盘西化开始向继受中国传统法的转型。虽然法律移植一直是清末民初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促成方法,但是,由于传统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中华法系的传承性和保守性,裹挟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中国传统法在新式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仍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而随着社会化立法思潮的兴起,由于民生问题贯穿其中,劳动立法成为了整个社会化立法活动的标杆。国民政府立法院意识到了劳资矛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聚合而变得难以调和,故劳工法起草委员会总结了国外解决劳工问题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国民政府自身的经济环境,运用立法手段试图解决当时经济制度不合理之处。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实践活动,在推动立法技术发展和维护法律体系稳定等方面,具有多重功效和积极意义。虽然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未能从根本上变革国民政府的“党治”色彩,亦未改善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法制环境,但体现在立法院所纂每一部成文法典和规范性文件当中的立法者群体的法学素养和政治智慧,仍值得后人在提升立法水平等方面借鉴和思考。
马琳琳[5]（2019）在《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做好青年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乎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稳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向对作为党的青年工作助手、重要社会支柱的共青团及其各项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专门对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价值定位指明方向、对新形势下共青团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在为党培养储备青年人才、团结动员青年群众围绕党中心任务建功立业、引导青年群众自觉培育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服务群众和维护青年群众权益、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新时代共青团仍然面临着各种因素诱发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即“四化”问题的挑战,共青团工作还无法有效满足各阶层青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还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改革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这既需要在共青团改革既有成果基础上在实践层面的持续推进,也需要相关研究的及时跟进。因此,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力争突破多学科研究成果分散、思想理论基础梳理和历史经验总结缺乏系统性、对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缺乏宏观把握等不足,从中共党史学的角度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启示,以问题为导向,在对党领导共青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求本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回顾建党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分析青年群体因时代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需求,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之策。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群体全面解放与发展的途径以及党如何引领青年组织做好青年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界定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本理论内核;再通过系统梳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对不同历史阶段青年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的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时代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青年群体总体特征的变化,在不断推进共青团组织及其各项工作革新的过程中,在组织性质、组织结构设计、组织原则、组织环境营造等组织内外部生态建设方面的特色。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星星之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全国各地点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燎原之势遍及城乡各行各业,到“文化大革命”的沉沙折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新整顿、恢复、发展及全面活跃的历史进程,并梳理共青团围绕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引领青年、组织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实践及成就,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先研究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将共青团纳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革故鼎新、新型城镇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的新机遇、新资源、新平台;再结合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特征的分析,研究这些新变化对共青团组织的有效覆盖、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共青团工作的内容与方式方法等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四化”问题。第五部分在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新时代共青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思路与理念,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在思想引领、工作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增强青年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发展之策。总之,从中国共青团的实践历程来看,共青团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无论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还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以及对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共青团组织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继续继承发扬共青团工作的优良传统,抓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正视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把握青年群体的新特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布局中寻求共青团工作的新突破,以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
李邵根[6]（2019）在《爱国公约运动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一轮的爱国公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人民法院和政府指导下,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参与运动,承担了宣传发动工作,并教导群众订立公约,监督并执行公约。在随后进行的司法大跃进运动中,人民调解制度被极力推崇,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并深刻影响了司法审判的方式。在爱国公约运动中,人民调解委员会被改为调处委员会,承担起宣传、教育和处罚不良行为的职能,调解工作减少讼累的核心功能被弱化。由于核心功能的弱化,调解组织与宣传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同质化程度增强,人民调解制度逐步衰落。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讲述乡村自治的历史传统。北宋伊始,以儒家伦理观念为指导,乡村社会盛行乡约制度,内容包括以礼教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和以自治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明清时代,乡约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制度,并大力推行。在民国中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倡乡村自治,乡约制度在此盛行出现了以“息讼会”为代表的民间调解组织。第二章讲述人民调解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在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政府积极推行调解制度,并以立法的方式建立调解组织、制定调解规范。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将人民调解制度推向全国各地。1954年3月22政务院公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人民调解制度成为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第三章讲述爱国公约运动中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变化。早期的爱国公约运动本质上是战争动员,号召人民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在集体化运动完成后,为了教育人民爱护公共财产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政府再次推行爱国公约制度。在新一轮爱国公约运动中,人民调解组织被改为调处组织,承担起宣传公约和执行公约的职责。第四章讲述司法大跃进中的社会主义爱国公约。在大跃进时期,爱国公约的性质有了新的定义,人民调处组织也有了新的任务。在司法大跃进的狂热情绪主导下,人民调解制度被视为共产主义行为规范的萌芽,被视为旧司法制度的最佳替代者。但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减少讼累的核心功能已经严重弱化。第五章是对人民调解制度兴衰的法理分析。文章回顾了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法律文化背景,总结近代化、现代化及战争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考察乡村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通过对调解员出任资格变化的分析,指出隐藏在其后的观念转变。最后,文章对人民调解制度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
叶美燕[7]（2019）在《1927年鄂南秋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鄂南是一个地域概念,晚清以降,经历过多次历史沿革。从革命史视角来看,鄂南有其自然、人文、群众、党组织等革命基础。大革命时期,作为农民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中共通过农民协会扩大了影响力。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共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发动秋收起义成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在湖北,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积极地策划和组织全区范围内的秋收暴动。最终,确定以鄂南为全省的暴动中心。1927年8月中旬始,在中共湖北省委、鄂南特委的指示和领导下,鄂南秋暴迅猛发动。暴动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兴起阶段:8月5日《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出台,是指导鄂南秋暴的纲领性文件。8月中旬鄂南秋暴局部爆发,崇阳、通城、通山三县率先打响全国秋收暴动的第一枪,通城、通山建立起县级工农革命政权。高潮阶段:以9月8日晚“中伙铺劫车”为标志,鄂南秋暴全面爆发,进行攻占蒲圻、咸宁两座中心县城的斗争,随后“新店事变”爆发,鄂南秋暴达到高潮的顶点。失败阶段:以“新店事变”为转折点,鄂南秋暴在夺城斗争中接连失利直至跌落低谷,最终由攻占城市转向上山游击。对鄂南秋暴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是文章的重点所在。其一,总结鄂南秋暴的历史功绩。从国共关系角度而言,打击了国民党统治基础,推动了两湖乃至全国的秋收起义进程;从党内角度而言,锻炼了一批领导干部,加强了党组织对土地革命的认识;从群众角度而言,提高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其二,分析鄂南秋暴的失败原因。当时党内普遍的解释是,“军事投机”导致暴动的失败。其实不能简单地归责于“军事投机”,中共党组织的问题、农民武装的缺陷、敌我力量的悬殊等都是应该考虑的因素。鄂南秋暴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党内“左”倾路线在地方上的实践,决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其三,恰当地确立鄂南秋暴的历史地位。鄂南秋暴是全国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与湖南秋收起义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鄂南三县点燃了两湖暴动的烽火,由此拉开了全国秋收暴动的序幕;鄂南秋暴较早地建立起工农革命政权,是八七会议后建立的首批县级红色政权之一。
王国梁[8]（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江炅坡[9]（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指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臧振勇[10]（2019）在《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97年,南洋公学在上海创办,正式拉开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大门。与此同时,伴随着全国师范教育的兴起,湖北省师范教育事业也开始逐渐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政府从1927年到1949年所建立起的一套教育体系,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在革命根据地办师范教育的经验,以慎重态度,分类予以了接受接管。截止1957年,在以“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湖北省已有高师6所,中师18所,初师19所,在注重扩充数量的同时也开始着眼质量的提升。然而,受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同教育“大跃进”一道,师范教育并没能以此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超负荷式跃进性前进-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学改革高潮迭起、勤俭办学大力提倡、各级学校盲目升格-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全面开启。然而,这依然未能达到工农业“跃进式”发展的需求,同时结合师范教育“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受1960年继续“大跃进”大气候的影响,从全国到湖北连续召开了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在对师范教育内部学制、课程、师资等问题作出一定改革的同时,却又导致了师范教育的“再跃进”。其实,在1958年秋冬之际,国家已意识到师范教育“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开始了一定的调整、整顿。然而,受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影响,直到1961年1月“八字方针”的提出,全面调整的步伐才算真正开始。从调整教育规模、控制学校数量,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明确红专关系、进行甄别平反,提高教师地位、开展师资培训等方面入手,湖北省以“八字方针”为指导,结合自身实际,落实工作全面展开,教育教学事业逐步得以逐步好转。这场发生在1958-1963年的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运动及其调整,与国家气候、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密不可分。通过对这场运动的历史透视,我们既看到了其得与失、进步与局限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了师范教育与整个教育、国家与湖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如果把它放到中苏关系上来看,这又是一场从“以俄为师”到“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再到“部分向苏联教育模式回归”的历史过程。回首历史,不只是为了追忆历史的车轮,更应从轮迹之中总经经验、汲取精华,以启当今、以鉴未来。
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在武昌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在武昌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成立与探索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二节 发展与转变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政党与学联的关系 |
| 二、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消沉与停滞时期的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
| 一、时代背景 |
| 二、从高涨走向停滞的学生联合会 |
| 三、其他形式的学联组织 |
| 第二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开展的活动 |
| 第一节 联系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 |
| 一、接受政治建构 |
| 二、发展党团力量 |
| 第二节 联系学联组织 |
| 一、联系全国学联 |
| 二、联系省内学联组织 |
| 第三节 领导与配合反帝爱国运动 |
| 一、领导学生界反帝爱国运动 |
| 二、配合社会各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
| 第三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性质转变 |
| 第一节 前期:积极探索的学生组织 |
| 一、主要领导者信仰形成的曲折性 |
| 二、爱国行动存在软弱性与妥协性 |
| 第二节 后期:自觉行动的社会团体 |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学生主体思想变化 |
| 第四章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整合了学生群体力量 |
| 第二节 传播了先进思想 |
| 第三节 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抗战胜利后湖北水上警察局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 研究动态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重难点 |
| 一、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的接收和重建 |
| (一) 抗战胜利前的湖北水上警察机构 |
| (二) 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对装备的接收 |
| (三) 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机构的重建 |
| 二、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的人事管理 |
| (一) 来源和招聘 |
| (二) 培训和任用 |
| (三) 考核和奖惩 |
| (四) 薪俸和福利 |
| 三、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的职能 |
| (一) 管理水上市政 |
| (二) 维持航行安全 |
| (三) 打击犯罪行为 |
| 四、抗战胜利后湖北水警局的政治镇压 |
| (一) 实行冬防 |
| (二) 侦查地下党 |
| (三) 实行攻心战术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基本思路 |
| 三、史料收集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立法院的制度起源和前期探索 |
| 第一节 混乱的政局与激变的思潮 |
| 第二节 议会制的立法模式源起与引进 |
| 第三节 新式立法制度的初步发展与实践 |
| 第四节 探索阶段议会式立法的困局 |
| 第二章 立法院的指导思想和定位 |
| 第一节 西学分权思想的推演 |
| 第二节 国民党与训政时期约法的调适 |
| 第三节 立法院宪法地位的论争 |
| 第三章 立法院的人员构成和立法活动 |
| 第一节 《立法院组织法》与立法院制度设计 |
| 第二节 立法委员众生相 |
| 第三节 立法院的立法活动 |
| 第四节 立法院的运作特质 |
| 第四章 立法院的中西法律文化聚焦——以新《刑法修正案》为例 |
| 第一节 新《刑法修正案》的修法背景 |
| 第二节 立法院刑事修法的实践与问题 |
| 第三节 立法院法律移植思维的本土化转型 |
| 第五章 立法院的社会本位立法导向——以劳工法为例 |
| 第一节 立法院对于“民生主义”的理解 |
| 第二节 立法院《工会法》《工厂法》起草经过 |
| 第三节 立法院劳工问题的解决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本位在立法院劳动立法上的取舍 |
| 第六章 立法院立法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立法院的总体特征与观感 |
| 第二节 立法院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立法院立法活动的反思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共青团工作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 |
| (一)青年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代表着未来和希望 |
| (二)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三)先进青年组织应担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的青年观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三)新时代习近平的青年观 |
| 第二章 共青团的组织特色 |
| 一、共青团的组织性质 |
| (一)跟着共产党走: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 |
| (二)领着青年走:共青团组织的先进性 |
| (三)与青年同步走:共青团组织的群众性 |
| 二、共青团的组织结构 |
| (一)共青团组织的结构形态 |
| (二)共青团纵横网状结构的优势 |
| 三、共青团的组织原则 |
| (一)共青团“三个服从”的原则 |
| (二)共青团代表大会制度 |
| (三)共青团民主选举制度 |
| (四)上下级团组织互通情报、互相监督制度 |
| (五)共青团集体领导制度 |
| 四、共青团的组织职能 |
| (一)共青团的政治职能 |
| (二)共青团的社会职能 |
| 五、共青团的组织环境 |
| (一)共青团与党的关系 |
| (二)共青团与全国青联的关系 |
| (三)共青团与全国学联的关系 |
| 第三章 共青团工作的实践轨迹 |
| 一、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前奏 |
| (一)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思想前奏 |
| (二)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组织奠基 |
| (三)共青团工作开展的力量储备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工作的开创 |
| (一)占领思想高地:开展面向青年的教育宣传 |
| (二)发动有生力量:革命运动中对青年的组织动员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有序深入 |
| (一)政治学习中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 |
|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教育 |
|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共青团工作的中断与初步恢复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
| (一)共青团的工作由恢复和发展开始走向全面活跃 |
| (二)共青团的工作制度化、科学化探索 |
| (三)共青团工作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
| 六、共青团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工作的政治保障 |
| (二)坚持理论建设是共青团工作的思想保障 |
| (三)坚持服务大局是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工作重点 |
| (四)坚持融入青年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力量源泉 |
| 第四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思想引领提出更高期待 |
| (二)“互联网+”为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
| (三)新型城镇化为扩大共青团覆盖面奠定基础 |
| (四)社会组织发展为共青团职能发挥提供平台 |
| 二、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 |
| (一)青年群体结构多元分化影响共青团工作覆盖力 |
| (二)青年思想与需求多样化影响共青团工作引领力 |
| (三)组织资源有限供给与离散影响共青团工作组织力 |
| (四)行政化与机关化风气遗存影响共青团工作凝聚力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理念 |
| (一)以青年为本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原则 |
| (二)增强技术性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核心 |
| (三)完善制度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突破口 |
| 二、中国梦视域下的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创新 |
| (一)“中国梦”与共青团思想引领的价值定位 |
| (二)共青团思想引领路径的多元化 |
| 三、新媒体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 |
| (一)共青团网络工作的新环境 |
| (二)共青团对青年网络话语体系的把握 |
| (三)共青团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的新理念 |
| 四、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的创新 |
| (一)青年组织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重要变量 |
| (二)成为“枢纽型组织”: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
| (三)跨界搭台:增强共青团的枢纽性有效途径 |
| (四)扁平化与品牌化:提升基层团组织活力的有益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爱国公约运动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动机与论题由来 |
| 二、研究状况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乡村自治的历史传统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从吕氏乡约到申明亭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从吕氏乡约到乡约宣讲 |
| 一、吕氏乡约——乡规民约的形成与其中义理 |
| 二、明、清时期的乡约制度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乡绅阶层与乡村建设 |
| 一、中国乡村的领导者 |
| 二、中国乡绅阶层的兴亡史 |
| 三、乡村建设运动与村民自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山西村治运动——息讼会及其功能 |
| 一、山西村治运动及其宗旨 |
| 二、息讼会的设立及其章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人民调解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在抗日根据地创立人民调解制度 |
| 一、抗日根据地的调解制度 |
| 二、抗日根据地政府颁行的调解法规 |
| 第二节 建国前后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 |
| 一、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调解制度 |
| 二、新政权与人民调解制度 |
| 第三节 人民调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正式确立 |
|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主要内容 |
|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对人民调解制度作了新的定位..71小结 |
| 小结 |
| 第三章 爱国公约运动中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爱国公约的由来 |
| 一、爱国公约运动的基本精神 |
| 二、早期的爱国公约运动 |
| 第二节 爱国公约运动的兴起 |
| 一、爱国公约订立与执行的情况 |
|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的爱国公约 |
| 第三节 爱国公约与人民调处制度 |
| 一、新一轮爱国公约运动的提出 |
| 二、爱国公约和人民调处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大跃进中的社会主义爱国公约 |
| 第一节 爱国公约的新角色——大跃进中的司法 |
| 一、对爱国公约的新定义 |
| 二、司法大跃进与人民调处工作 |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爱国公约运动与人民调处制度的结合 |
| 一、大跃进时期的爱国公约 |
| 二、社会主义爱国公约与人民调处的约束力 |
| 三、社会主义爱国公约与人民调处工作的效果 |
| 第三节 调解案例分析——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制度 |
| 一、对新婚姻法实施中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
| 二、对家庭纠纷的调解 |
| 三、对群众进行科学知识教育 |
| 四、处理治安案件 |
| 五、宣传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
| 第四节 人民司法大跃进的结局 |
| 一、紧急叫停‘共产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结束 |
| 二、人民调处组织的结局 |
| 小结 |
| 第五章 人民调解制度兴衰的法理分析 |
| 第一节 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法律文化背景 |
| 一、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
| 二、战争过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三、乡村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 |
| 第二节 调解员的出任资格的变化与隐藏其后的观念转变 |
| 一、士绅的衰落与退出 |
| 二、主持调解的新旧人员变化 |
| 三、民间调解的内容、主导思想与方式的变化 |
| 第三节 人民调解制度的变化 |
| 一、作为调解制度存在基础的乡村自治已经被彻底消解 |
| 二、调解组织已经由群众自治组织演变为具有行政色彩的机构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自治精神是人民调解制度兴盛的基础 |
| 二、法律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现实需要为前提 |
| 三、建设法律制度,必须考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协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1927年鄂南秋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鄂南秋暴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鄂南的历史沿革和革命基础 |
| 一、近代以来鄂南的历史沿革 |
| 二、鄂南的革命基础 |
| 第二节 大革命兴起与失败时鄂南的局势 |
| 一、大革命时期鄂南地区的农民运动 |
| 二、大革命失败后鄂南地区的革命形势 |
| 三、八七会议与中共湖北省委的贯彻 |
| 第二章 鄂南秋暴的历史经过 |
| 第一节 鄂南秋暴的兴起 |
| 一、《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的出台及内容 |
| 二、夺县建政,鄂南秋暴的局部爆发 |
| 第二节 鄂南秋暴的高潮 |
| 一、中伙铺劫车,鄂南秋暴的高潮起点 |
| 二、新店事变,鄂南秋暴的高潮顶点 |
| 第三节 鄂南秋暴的失败 |
| 一、鄂南秋暴的全面失败 |
| 二、从暴动到“上山”的转变 |
| 第三章 鄂南秋暴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鄂南秋暴的历史功绩 |
| 一、打击了国民党统治基础,推动了两湖乃至全国的秋收起义 |
| 二、锻炼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加强了党组织对土地革命的认识 |
| 三、提高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
| 第二节 鄂南秋暴的失败原因 |
| 一、“军事投机”说及其思考 |
| 二、“综合因素”说及其分析 |
| 三、鄂南秋暴失败的根本原因 |
| 第三节 鄂南秋暴的历史地位 |
| 一、是全国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打响了全国秋收暴动的第一枪 |
| 三、较早地建立起工农革命政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周汉反教案的调查与交涉(1890-1891) |
| 第一节 长江教案期间的外国舆论 |
| 第二节 杨格非追查教案的发现 |
| 第三节 列强眼中的周汉反教案 |
| 第二章 周汉与宁乡周氏家族的关系网络(1390-1903) |
| 第一节 宁乡周氏家族的早期发展(1390-1850) |
| 第二节 湘军与周氏家族的际遇(1850-1903) |
| 第三节 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人脉(1861-1890) |
| 第三章 周汉反教案的处置(1891-1892) |
| 第一节 “从缓察办”策略的出台 |
| 第二节 两湖督抚的权力斗争 |
| 第三节 恽祖翼赴湘查办结果 |
| 第四章 周汉反教案的后续交涉(1892-1898) |
| 第一节 英法领事赴湘事件 |
| 第二节 反教风波之后的湖南、周汉与周氏家族 |
| 第三节 周汉案的后续交涉与落幕 |
| 第五章 周汉形象的符号化及其流变(1898-2018) |
| 第一节 排外旧党与湖南维新期间的周汉形象(1898-1900) |
| 第二节 反教士绅与清末民初的周汉形象(1900-1930) |
| 第三节 1930年代以降的周汉形象变化(1930-2018)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周汉的评论资料辑录(1898-2018) |
| 附录二 周汉生平大事年表 |
| 作者简介 |
（10）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以时间为主轴的纵向梳理 |
| (二) 从不同角度切入横向比较 |
| 三、论文思路与框架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六、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教育“大跃进” |
| (二) 何以选择1958-1963年研究 |
| 第一章 “大跃进”前湖北省师范教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师范教育发展 |
| 二、1949—1958年全国师范教育发展 |
| 三、1949—1958年前湖北省师范教育 |
| 四、“大跃进”前夕“跃进”倾向初露端倪 |
| 第二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
| 一、1958年师范教育“走上”“大跃进”轨道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 |
| (一) 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
| (二) 教学改革高潮迭起 |
| (三) 勤俭办学大力提倡 |
| (四) 各级学校盲目升格 |
| 三、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与师范教育“再跃进” |
| (一) 全国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的召开 |
| (二) 湖北省师范教育改革的宣传与贯彻 |
| (三) 师范教育改革中的“再跃进” |
| 第三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的“调整” |
| 一、师范教育从“大跃进”到“大调整”的转变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调整”工作的落实 |
| (一) 调整教育规模,控制学校数量 |
| (二) 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 |
| (三) 明确红专关系,进行甄别平反 |
| (四) 提高教师地位,开展师资培训 |
| 第四章 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历史透视 |
| 一、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中的得与失 |
| 二、湖北省师范教育“调整”中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在武昌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研究（1919-1936）[D]. 朱永康.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抗战胜利后湖北水上警察局研究（1945-1949）[D]. 郭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D]. 丁天立. 南京大学, 2020(08)
- [5]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D]. 马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爱国公约运动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研究[D]. 李邵根.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1927年鄂南秋暴研究[D]. 叶美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9]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10]湖北省师范教育“大跃进”及其调整研究（1958-1963）[D]. 臧振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