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包巍[1]（2017）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文中研究表明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存在于华北特殊地域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政权机构,既进行向内的治理与施政,又进行向外的对日交涉。对该机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宋哲元地方实力派间关系的互动与演变,探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本质及影响因素,从而深化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华北政局的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能够有效对华北进行行政统治,华北依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随即全力进行分离华北活动,华北政局深受中日关系变动的影响。华北的地方政权机构,一方面不再单纯是地方势力的权力象征,而具有了应对日本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间较量的焦点。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转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受其影响,华北政权机构相继经历了北平政务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着民族矛盾的升级,为应对日本,需要一个既能立足华北并彰显中央与其之间的管辖关系,又能在对日折冲中坚持“守土卫权”的地方性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此后一年八个月复杂局势里,承担下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既要应付日方与维持地方,又要在频繁对日交涉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因此从成立伊始,即逐渐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机构组织。内设三处及五个专门委员会,并下辖几十个军、政办事机关,以横向层级内部的合议制与纵向层级间集权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作。既有极强的集权色彩,又凸显极差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但在整体运行中却体现出超强的统一性。因此尽管机构内部充斥着非亲日派与亲日派不同的集团,但仍然可以体现出明显的反日本渗透特点。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扩张,使得匪患毒私等问题日趋恶化。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完善地方层级为入手,以“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活动为展开,以稳定地方秩序与解除民众痛苦为目标,力图以安境保民来“救国”。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在解决匪患毒私问题上效果有限,也少地方自治色彩,但可窥见宋哲元地方实力派在华北对日最前沿地带,对如何探索出路的理解。在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有效应对方法之时,冀察政委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会在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间面临选择挑战,但最终能接受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尽管冀察政务委员会全力以赴,但在日本侵略之下,效果不可能显着。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指导对内施政工作,受扰于资金困难,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大力减免附加税的同时,量力而行,以注重实效来发展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以期实现解除民众痛苦的“救国”目的。各项工作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同样体现出脆弱性。在开展对内工作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领域里与日本就冀东、察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外交折冲。在交涉过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出于爱国立场又出于自保目的,坚持“守土卫权”底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其现地交涉态度,也因此经历了由消极到认可的转变过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在日本分离华北问题的应对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补充之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守土卫权”,使日本重新转向与南京国民政府间交涉,来实现华北分离中央的目的。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两广事变中的中立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与警惕,促使蒋介石加紧推动中日间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冀察政务委员会为保住立足之地,在经济提携问题上对日妥协,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效果,也使主权受到威胁。在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各个问题进行弥补,没有让日本分离华北阴谋得逞。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进行对内与对外活动的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民众救亡与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代表的团结抗战共同推动该机构实现了政治明朗化。一方面宋哲元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另一方面机构的折冲空间越来越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现地交涉失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核心成员走向抗日战场的同时,改组后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产物,负有维系华北与中央间关系,并应付日本的使命。冀察政务委员会通过内外活动,基本上实现了“守土卫权”,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备战时间的同时,使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破产。这既是冀察政委会本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渐转强硬的体现,还与民众救亡和团结抗战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离开了这些因素的促动,单纯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机构,不可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运终结也可见,折冲周旋不可能真正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只有团结抗战才是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所有国人的正确出路所在!
贺江枫[2]（2019）在《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华北自治运动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不仅是日本有预谋的蚕食华北、实施其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步骤,亦是《何梅协定》达成后,在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之下,华北政治失序、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华北各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与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为保存实力,一方面均主张对日妥协退让,另一方面他们对待中央的态度迥异,地缘政治成为影响各派势力政治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日本蚕食华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犹疑不定,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在日军侵略的外在压力下愈发激化,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华北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因素。
沙治平[3]（2014）在《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文中认为双层博弈理论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已经相当的完善了，研究领域从主要分析跨国贸易问题等低级政治议程发展到军备控制、地区一体化等高级政治议程，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受到高度关注，还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为数不多的原创理论，被谈判学等其他学科所借鉴。过去的二十多年，学者们对双层博弈的研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更加细化了，如分析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制度、选举制度、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双层博弈的影响，分析行政、立法以外的利益团体对双层博弈的影响。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对跨国直接互动这个重要环节缺乏足够重视，具体来说，原模型只有两国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中的行政机关参与了直接博弈，其他行为体只能通过影响中央政府来改变或者推动谈判进程。笔者认为，原理论体系在解释一元权力中心体制的国家间博弈时有较高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多元权力中心体制下国家的博弈方式。在多元权力中心机制下，对国家间双层博弈影响最大的因素当属跨国联盟的成立和维持，其中，跨国联盟由跨越传统国家边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组成，通过直接而不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影响国际、国内互动。文章总结了影响跨国联盟关系的五个要素，跨国联盟形成所需要的五个步骤，及跨国联盟在四个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在国内权力分配机制呈现多元化状态的情况下，增强国际、国内双层博弈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于能否成立跨国联盟，跨国联盟的形成将极大增强联盟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且国内权力配置越分散，跨国联盟的效果越明显；中央政府间或者地方政府间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有利的，而一国中央政府与另外一国地方政府结成的跨国联盟对于改善两国双边关系是不利的。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央政府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国家间、国家双层博弈，找出了期间组成的跨越中日两国政治边界的政治、军事联盟，考察他们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文章总结归纳出十组跨国联盟，其中有八组显着增强了其博弈能力，另有一组部分增强了其博弈能力，还有一组没有增强其博弈能力，因此总的来看，案例分析还是对研究假设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郭昌文[4]（2011）在《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 ——以“剿共”为主要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蒋介石实现个人权力与政治抱负的主要对手方之一。如何处理对付地方实力派与对付中共的关系是蒋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重要部分。纵观1928-1936年蒋对此问题的处理,可谓有异有同：从完成统一、整合内部角度而言,不管是地方实力派,还是中共,均是蒋面临的重要障碍,因而急需解决；从因应外患而言,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均是内部敌人,在一定条件下,皆可寻求政治解决；从国民党层面而言,对付国民党体制内的地方实力派与对付反国民党体制的中共又内外有别。蒋对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统治方式和政治信念。从统治方式而言,蒋在继承传统政治权术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从政治信念而言,蒋自视甚高,有着强烈的排他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执着的追求国家统一,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对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总体而言较为成功：基本上实现了国内统一,一定程度上维持和培养了国家元气,为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1932年后,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变化也有助于蒋个人形象的改观,对于此后成为国家领袖有所助益。当然,蒋并未能成功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对其后政治生涯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以“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档案”等新资料研究蒋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虽无新的重大发现,但对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蒋却大有裨益。当我们依据新的资料对蒋的方方面面均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时,无疑就是这一饱受争议的人物形象日渐真实、丰满之时。
佟德元[5]（2012）在《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文中提出在北洋各大派系中,唯有奉系横跨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时期。因此将以体制转型为时代背景的张学良时期的奉系地方政权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本文中,笔者以大量档案史料为基础,进行实证,并辅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从隐没在故纸堆中的一个个历史碎片中去探寻和还原前人所未曾发现的一些历史面相。在东北易帜前后,企图控制东北的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除了实际控制东北的奉系外,还有试图控制东北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和已经在东北拥有巨大权益的以日苏两国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因此在易帜后的东北,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奉系——日、苏”这样一个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的三方关系。在这个三方关系框架下,笔者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张学良时期奉系地方政权的运作机制及与东北地方政府的关系。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建立了一个以张学良为核心的标榜“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原则,而实际上行“以军代政”、“以军管政”的东北保安政权。易帜后,东北政委会成立,奉系地方政权虽然经历了体制转型,但实际实行的仍是军人专政。而且东北政委会对东北地方政府的控制仍沿用着张作霖时期既有的传统手段,其统治基础并没有松动的迹象。可见奉系仍旧残留着诸多旧军阀的传统与因子,而这种传承的根深蒂固的特性又势必将使国民党的党治体制难于顺利地在东北建立起来。二是奉系地方政权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易帜后的奉系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统一的前提下,维持着“分治合作”的格局。在行政上,即除了形式上的统一外,东北及中原大战后成为奉系地盘的冀察平津等省市仍为奉系实际控制着。在党务上,国奉双方在党权上进行了争夺,使得国民党在东北出现“官党”和“秘党”的双重面相。与此同时,奉系也积极调整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关系,如尽量按照国民政府的法律法规对东北进行改革,以完成去北洋化。三是奉系地方政权的外交权问题及其对日苏外交政策与影响。与东北内政问题始终交织着国民党和日苏等外国势力两方面因素一样,东北外交问题也同样存在国民党、奉系、日苏三方双边关系的矛盾交织。国民政府虽然在为统一外交权而努力,但奉系地方政权始终拥有实际外交权。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掣肘,以及在对日和对苏外交问题上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使得奉系在是否与何时使用实际外交权的问题上出现摇摆和失误,导致对外关系处理不当,并最终导致奉系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北完全丧失,而奉系也开始走向末路。四是“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政治分会制度和政务委员会制度均发端于国民党北伐期间,而以东北易帜为契机,政治分会制度被赋予新的生命,与原政务委员会制度融合,形成新的政务委员会制度。至此,“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形成。在北洋时代向国民党时代转变过程中,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这一地方政治制度对于国民党稳定地方实力派,建立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实现统一和应付华北危局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发现面对时代转变和体制转型,面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日苏对东北的不同利益要求,奉系及其地方政权有着强烈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双重诉求,并在这种要求与诉求的较量与博弈中,奉系及其地方政权不断演变、蜕变,直至走向解体和消亡；而面对国家统一与整合的时代要求,国民党则将政务委员会这一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最终升格为正式性、常设性的制度,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局面。
刘志鹏[6]（2014）在《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同盟会时期,此时国民党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出现在华北这一君主专制基础浓厚的地区。民国初建,由于华北这一原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势力雄厚,南方革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民党仅有少数人潜伏活动,党务影响薄弱。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于1928年底逐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政权,“党治”体制确立,华北地方党部由秘密逐步转向公开。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华北的政治社会环境,却又迫使地方党部由公开转向秘密。国民党党部在华北昙花一现的过程,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党部在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及日本势力角逐中的边缘化境地,也是国民党弱势“以党治国”在华北地方社会实践中的尴尬现状。完备的组织系统是国民党进行政党领导的重要前提,而战前由于日本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国民党在华北的各级党部基本陷入停顿。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恢复华北各级党部。经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之决议,华北沦陷区各级党务机构纷纷重建。但是不同于大后方的国统区党部,华北沦陷区各省党部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不断迁徙流动,成为流动的省党部。严格说来,国民党党务组织只有省县两级党部,为加强华北沦陷区党部在地方抗战中的领导,国民党中央指示各省依军事地势及交通等情形,实行党务分区制,以解决省与县之间存在的脱钩现象,同时还致力于完善各级县党部组织。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省、区、县三级党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其领导华北沦陷区党务的重要组织前提。由于地处沦陷区域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党员群体的构成形态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国民党中央及各方努力下,沦陷区党员数量曾一度增长,但由于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党员的吸收没有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和甄审,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致使党员素质下滑,加剧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以致于国民党在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然而华北沦陷区形势错综复杂,处于日伪、地方势力及中共等多方杂处的境域,党务运作异常艰难。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国民党中央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担负发展党务及领导抗战建国的工作,为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最终受恶劣环境、本身素质及内外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党务工作推进缓慢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训练、宣传及经费管理构成了国民党党务运作的重要内容。鉴于华北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及国民党组织机构的流动性,沦陷区人员的教育及训练,除国民党中央所属训练团轮流调训外,还专门在战区筹设中央训练团分团就近训练,华北各战区及省市亦根据自身沦陷区的实际情形,相应成立各级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及国民党党员。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十分脆弱,加上日军的打击,愈益潜伏不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逐步恢复华北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建立省县各级党务宣传机构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宣传途径进行宣传。华北党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划拨与分配,这些经费对于党务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汇转困难、紧缺与管理不善的弊端。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党军、党团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华北党部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在表面上是党政分开到党政领导一元化的过程,具体到各地情形也多有不同,但实际上地方党权难以撼动地方政权,战区及沦陷区的党政纠纷二直未曾中断。党军关系体现在军队党务与政工机构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抗战军兴,国民党中央开始重设政治部与军队特别党部,同时党务由军队政工兼办,党军关系仍然是“以军统党”的形态。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团务即是党务。华北沦陷区特殊政治生态下的三青团在发展组织、争取青年、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却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其与地方党部既有某种联系,又有组织人事上的冲突,反映了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华北地方上的延伸。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的党务活动还表现在与日伪、中共、民众等势力或力量的关系处理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国民党针对日伪的军事打击、情报调查、策反活动及思想清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予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一定程度的抗击,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对日伪的打击程度与国民党当初的设想还存在很大差距。抗战初期国共的合作抗日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对待党外政治团体,尤其是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在华北沦陷区对中共态度起伏较大。此外,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建立各种民运机构,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战时平津党务系统的运作,展现了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城市党务的拓展。抗战期间,平津党务系统渐次恢复,处于沦陷区的党务人员借助天津租界及秘密技术潜伏活动,处境备极艰危。虽然组织松懈、党务人员附逆等不良情形所在多见,但也有许多党务人员能不计危险、奋力完成各种工作。新建的天津党部依托于天津租界为掩护,其负责下的民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总之,华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地方党务中一个特殊的形态,其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点。因应抗战需要,国民党在党务组织,党员吸纳,干部选拔,日常的训练、宣传与经费管理,处理政党内派系间、党军间、政党间及与民众的关系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其在狭促的沦陷区环境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种种失利,除了局势艰危之外,也是国民党自身固有弊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结果。
钟健[7]（2016）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由每个个体的抗战史所组成,参与其间的每个个体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是抗战阵营中的一份子,对其个人抗战经历展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由于蒋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其在抗战进程中的所想、所言、所为进行研究,又具有特殊性。从资料开放程度及相关研究的积累厚度两方面看,目前史学界对"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着实有重新检讨和反思的必要。然而,该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面向众多,决非个体及单项研究所能完成。本文选取蒋介石为何要抵抗日本、从何时开始及如何进行准备、如何准备对日作战与决策对日开战、全面战争初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政略及其抵抗日本的外交战略等问题进行探讨。孙中山深知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为国民党制定"恢复高台、巩固中华"的革命政策。蒋介石为实现统一中国的首要目标,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主张中日提携、亲善,但这与日本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根本冲突,济南惨案赤裸裸地宣告这一事实。从践行孙中山革命主张及现实处境两方面看,蒋不得不抵抗日本。济南惨案爆发后,蒋开始着手准备抵抗日本。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迫使蒋及其幕僚们把国内外政策调整为以抵抗日本为首要宗旨。然而,在短时期内,蒋并没有提出抵抗日本的根本大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安内"。1935年夏,蒋觅得持久抵抗日本的根据地,才大致决定抗日的基本计划,随即着手推进对日作战的战时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趁机推进华北地区的国防建设,以应战指令督促各方加速实施。因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无法再对日本迁让及接受其无理要求,但又未准备好对日开战,遂祭出"以战逼和"的险招,对日实施"攻心之道"。不过,日本军人主战派势力膨胀,和平无望,并疾速攻陷平津,蒋不得不战。此后,察哈尔、淞沪战役迅速爆发。蒋准备不及,仓促开辟上海战场,致使迅速歼灭上海日军的目标并未达成,反而使沪战转趋扩大,不得不重新思考战局与战略政略。在上海与日军持久作战,不仅与引起国际关注、干涉的政略相吻合,且华北战场颓势不止,蒋在战略上别无选择,惟有"引敌南下",诱使日军把主战场放在上海。因此,蒋竭力维持上海战局,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上海战场,导致上海大溃退,此对以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尤大,环环相扣,直至武汉会战结束为止。在与日本的较量中,除军事准备、抵抗以外,蒋与日本在外交领域之"无形的战场"展开激烈争夺。蒋所持的外交战略为,诉诸国际公理,始终站在反侵略、国际正义这一边,积极争取英、美、苏等国卷入中日争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收效甚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与中国结为同盟,但由于蒋个人特质中的民族主义与"低能心结"始终与英美所操持的殖民主义、霸权话语及其"优越心结"保持紧张,致使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对共同对日作战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旨在从长时段阐明蒋抵抗日本的历史逻辑,进而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这个课题,乃至整个抗战史,作一点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刘文楠[8]（2015）在《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文中研究说明1930年代初,蒋介石面临的不仅是日本在东北、华北的侵略和苏区在内地的扩张,还有各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府的不断挑战,如何妥善界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以和平手段安抚地方实力派,也是当时蒋介石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以阎锡山和徐永昌为代表的晋绥在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本文梳理了从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败后避居大连到1934年秋蒋介石走访晋绥这段时间中,蒋介石与阎、徐的互动博弈,并将其置于当时"攘外安内"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一种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1934年底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之纲要案》,从制度文本上明确了中央—地方的权责界分,可谓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锦涛[9]（2020）在《1928年的蒋介石与张学良》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视角为切入点,利用蒋、张两人的个人史料,具体探究蒋、张在1928年历史时空里的个人活动和关系演变过程,进而分析其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并对其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1928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开始接触的一年。“二次北伐”战争中,蒋、张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刀兵相见。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转折,由对立转入合作。面对日本的野心,两人一致对外,促成了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尽管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蒋、张在易帜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但“兄弟睨于墙而外御其侮”,两人均能适当地作出让步,尽量达成一致。所以,东北易帜不仅是蒋介石与张学良合作“攘外”的一次成功尝试,而且更是两人互相妥协的结果。同时,1928年也是蒋介石与张学良政治生涯发生转折的一年。初膺大任的张学良亟需确保自己能够立足,复职归来的蒋介石也急于摆脱国民党党内的诸多桎梏。于是,“安内”成为蒋、张两人的当务之急。张通过军政改革,培植自己的势力,又经常以“遵从民意”示人,赢得了东北民众的支持。在“杨常事件”之后,张除掉了最后的威胁,成功地将东北的军政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蒋对内部的整理虽然遭到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军事实力派以及张人杰、吴稚晖等元老的抵制,但他及时地选择与回国的胡汉民合作,成功地排挤掉反对势力,控制了国民政府,并一跃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党国领袖。1928年底,东北归附中央,蒋、张地位日形稳固,“训政”肇始,建设方殷,建立联系后的蒋、张交往和合作也自然日趋频繁。
段智峰[10]（2012）在《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文中研究表明以1931年“汤山事件”为契机,汪精卫与胡汉民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局势陡变,随着汪胡合作逐步走向绝境,蒋汪开始接近并酝酿形成合作关系。在携手击垮代表粤方基本利益的孙科内阁后,蒋汪合作正式成局,并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权力分配格局。嗣后,在因应“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蒋汪合作关系得到初步巩固。1932年8月,汪精卫与张学良发生龌龊,并逐步升级,导致政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实施旨在维持现状的初步善后举措,但却铩羽而归。面对政治僵局,蒋被迫实施“弃汪保张”的举措,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汪精卫则愤而出国养病,蒋汪合作遭遇顿挫。至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局势的演进迫使蒋不得不转变立场,实施“去张联汪”的举措,蒋汪合作藉此恢复。以汪精卫1933年复职为标志,蒋汪间不仅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政策理念共识趋于扩大,且在此基础上对合作格局实施一系列调整。经历此次调整,不仅“庐山模式”浮出水面,且蒋汪间的权力地位关系趋于相对平衡状态。1934年发生之“顾案”及其善后过程,即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权力地位的相对平衡状态。国民党内部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既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对蒋汪合作关系构成持续负面影响。1935年所发生的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这两个面向的因素存在直接逻辑关联。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蒋汪合作关系虽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但却并未在实质上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蒋汪关系最终决裂的种子,在蒋汪关系演进历程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不可逆转地走向完全破裂。
二、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架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华北政权机构演变 |
| 第一节 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 |
| 一、东北易帜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二、不抵抗政策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
| 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转向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撤销 |
| 四、北平政务委员会解散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日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
| 一、停战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
| 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机构特点 |
| 三、“善后交涉”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终结 |
| 第三节 交涉转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续妥协交涉 |
| 二、强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构想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机构的组建和权力的构筑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组建与职权 |
| 二、冀察政委会与冀察平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人事更迭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变构与对日折冲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与对日折冲 |
| 二、专门委员会的增加与直辖机构的变动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方式的调整与集权制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方层级与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地方层级制度的完善 |
| 一、编组邻里联乡和守望丁制度 |
| 二、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立 |
| 三、设治局与实验区 |
| 第二节 清匪、禁烟禁毒与缉私 |
| 一、清匪工作 |
| 二、禁烟禁毒 |
| 三、冀察稽查总处的设立与撤销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内施政 |
| 第一节 道德救国的施政理念 |
| 一、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形成 |
| 二、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确立的原因及内容 |
| 三、道德救国施政理念的贯彻 |
| 第二节 财政税收的接收与整理 |
| 一、财政税收的接收 |
| 二、财政税收的整理 |
| 第三节 教育、农业与交通事业的建设 |
|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
| 二、农村合作事业的曲折推进 |
| 三、改良碱地 |
| 四、路政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日交涉中的政治取向 |
| 第一节 以退欲进：冀东问题与察北问题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现地交涉的展开 |
| 三、交涉之外的退让策略 |
| 四、现地交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变 |
| 第二节 坚守底线：“共同防共”问题上的交涉 |
| 一、问题的产生 |
| 二、“自主防共”行动的展开 |
| 三、不脱离中央的交涉活动 |
| 四、现地交涉与蒋介石对宋哲元信任的建立 |
| 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提携问题上的博弈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及其原因 |
| 一、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对宋哲元态度的转变 |
| 二、王克敏北上问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转向妥协 |
| 第二节 妥协交涉及其转折 |
| 一、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问题 |
| 二、津石铁路问题 |
| 三、龙烟铁矿问题 |
| 四、中日通航协定问题 |
| 五、交涉下的转折 |
| 小结 |
| 第七章 全面抗战爆发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第一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现政治明朗化 |
|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学生运动的关系转折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西安事变的应对 |
|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明朗化 |
| 第二节 冀察政务委员会走向终结 |
| 一、卢沟桥事变后的现地交涉 |
| 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改组与终结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军侵略与华北政治失序 |
| 二、华北五省自治暗流涌动 |
| 三、华北地方实力派内部分化 |
|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结 论 |
（3）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
| 四、文章主要结构与框架 |
| 第二章 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对双层博弈理论的发展 |
| 一、双层博弈论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二、双层博弈论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判学对双层博弈的借鉴和发展 |
| 一、双层博弈与谈判学理论研究 |
| 二、双层博弈与谈判学应用研究 |
| 第三节 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一、多元权力体制下跨国联盟博弈模型 |
| 二、跨国联盟的相关特征 |
| 第三章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第二次北伐与济案爆发 |
| 一、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 |
| 二、济南惨案爆发 |
| 三、围绕济案的军前交涉 |
| 四、关于济案的外交解决 |
| 第二节 东北易帜 |
| 一、皇姑屯事件 |
| 二、京津与热河易帜 |
| 三、东三省易帜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日本军政关系 |
| 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对日交涉 |
| 三、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四章 关于东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 |
| 一、事变爆发 |
| 二、中方避免冲突的“成功”与日方不扩大方针的“失败” |
| 三、国联交涉与锦州问题 |
| 第二节 淞沪抗战 |
| 一、会战始末 |
| 二、谈判过程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事变前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事变对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 |
| 三、淞沪会战的背景与影响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五章 关于华北问题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热河与长城抗战 |
| 一、热河沦陷 |
| 二、长城抗战 |
| 第二节 《塘沽协定》 |
| 一、谈判过程 |
| 二、协定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缓和”时期的中日关系 |
| 一、缓和的主要表现 |
| 二、华北事变 |
| 三、中日“三原则” |
| 四、从《天羽声明》到币制改革 |
| 第四节 理论分析 |
| 一、长城抗战时期的中日国内政治 |
| 二、缓和时期中国国内状况 |
| 三、缓和时期日本国内状况 |
| 四、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第六章 全面战争前夕的双层博弈 |
| 第一节 中日关系大转折的一年 |
| 一、两广事变 |
| 二、绥远抗战 |
| 三、西安事变 |
| 第二节 走向全面战争 |
| 一、佐藤外交与中日关系 |
| 二、七七事变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 |
| 一、中日两国国内政治 |
| 二、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
| 结论 |
| 一、跨国联盟对于行为体谈判能力的影响分析 |
| 二、跨国联盟对于国家间冲突水平的影响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中日关系史大事记列表（1928-1937） |
（4）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 ——以“剿共”为主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2 影响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因素分析 |
| 2.1 地方实力派的概念界定、产生与构成 |
| 2.1.1 地方实力派之界定 |
| 2.1.2 地方实力派之产生 |
| 2.1.3 地方实力派之构成 |
| 2.2 早年经历对蒋介石的地方实力派策略之影响 |
| 2.2.1 从"一介军人"到"革命重心" |
| 2.2.2 "黄埔模式"的异化及其影响 |
| 2.2.3 早年对统一的认知 |
| 2.2.4 排他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
| 2.3 制约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外在因素 |
| 2.3.1 外国因素 |
| 2.3.2 中共因素 |
| 2.3.3 国民党高层派系政争 |
| 3 从"讨逆"优先到"剿共"为重(1928-1931) |
| 3.1 对地方实力派的文攻与武斗 |
| 3.1.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面临的主要矛盾 |
| 3.1.2 编遣裁军的提出与终止 |
| 3.1.3 蒋介石与"讨逆"战争 |
| 3.2 打击中共地下组织与"引导"青年 |
| 3.2.1 打击中共地下组织 |
| 3.2.2 蒋介石与"引导"青年 |
| 3.3 延续与转变 |
| 3.3.1 中原大战的军事善后 |
| 3.3.2 转变中延续:以1931年调孙连仲部赴赣为例 |
| 3.3.3 宁粤对峙与"剿共"政策的转变 |
| 4 "围剿"时期的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1932-1934) |
| 4.1 第二次下野前后对内外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
| 4.1.1 内外困境 |
| 4.1.2 统治策略的调整 |
| 4.2 蒋介石与粤桂实力派 |
| 4.2.1 对平定粤桂建议的态度 |
| 4.2.2 对拉粤"围剿"的重视 |
| 4.2.3 拉粤"围剿"的双重目的 |
| 4.2.4 粤桂实力派怎样因应 |
| 4.3 蒋介石与北方实力派:以晋阎为例 |
| 4.3.1 北方实力派的退守与自保 |
| 4.3.2 对北方实力派的基本政策 |
| 4.3.3 调晋鲁军入赣"围剿" |
| 4.3.4 晋方内部协商及与蒋交涉 |
| 4.3.5 晋方"助剿"动机分析 |
| 4.4 以调解方式应对地方政争 |
| 4.4.1 蒋介石与1932年韩刘之争 |
| 4.4.2 蒋介石与贵州王犹之争 |
| 4.4.3 蒋介石与川省二刘之争 |
| 4.4.4 "剿共"与调解地方政争关系 |
| 5 红军西撤时期的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1934-1936) |
| 5.1 蒋介石与红军成功西撤之关系 |
| 5.1.1 问题的提出 |
| 5.1.2 红军西撤前后的军事部署 |
| 5.1.3 驱共西撤与解决粤桂无关 |
| 5.2 红军西撤后对内外政策的思考 |
| 5.3 蒋介石与黔局之变 |
| 5.3.1 改造黔局的酝酿 |
| 5.3.2 对粤桂入黔态度的演变 |
| 5.3.3 黔局演变经过 |
| 5.4 蒋介石与川局改造 |
| 5.4.1 川省"剿共"失败与中央军入川呼声 |
| 5.4.2 倚重刘湘 |
| 5.4.3 参谋团与蒋介石入川 |
| 5.4.4 "对川只统制其经济而已" |
| 5.4.5 整理川军及其他方面的革新 |
| 5.5 政治"收抚"中共与督促地方实力派军事"剿共"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5）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及相关说明 |
| 四、资料来源、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缘起：历史传承与制度融合 |
| 一、张作霖时期奉系地方政权的演变及对北京政府的控制 |
| 二、政治分会制度——易帜后奉系地方政权的制度来源 |
| 三、结语 |
| 第二章 嬗变：从北洋旧政权到国民党新政权 |
| 一、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地方政权的重建 |
| 二、国奉双方易帜谈判——以东北政治分会为中心 |
| 三、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洋旧制向国民党新制的转变 |
| 四、结语 |
| 第三章 蛰伏：奉系地方政权的架构与国、奉权力博弈 |
| 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内部结构及运作机制考察 |
| 二、东北政务委员会与东北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 |
| 四、结语 |
| 第四章 扩张：再次入主华北与民国政治版图变动 |
| 一、中原大战与奉系的抉择 |
| 二、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 |
| 三、盛极而衰：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终结 |
| 四、结语 |
| 第五章 “官党”与“秘党”：党权之争与奉系国民党化 |
| 一、奉系对国民党东北党务公开化的因应 |
| 二、奉系的国民党化 |
| 三、国民党“秘党务”的受挫 |
| 四、结语 |
| 第六章 内政与经济：奉系地方政权延续因素考察 |
| 一、从被动到主导：奉系对东北地方政治制度的重塑 |
| 二、奉系对东北经济资源的保护 |
| 三、结语 |
| 第七章 外交：奉系地方政权蜕变因素考察 |
| 一、外交权的虚与实——以中东路事件前后交涉为例 |
| 二、奉系对日外交的演变与九一八事变 |
| 三、结语 |
| 第八章 走向解体：华北政权的流变与东北军的“国军化” |
| 一、蜕变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后奉系根基的丧失 |
| 二、奉系地方政权的残存：北平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
| 三、奉系的解体：华北政权的去奉系化与东北军的“国军化” |
| 四、结语 |
| 结论 |
| 一、军阀政治与党派政治的隔阂——以东北政务委员会合法性危机的应对为视角 |
| 二、“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的形成及其作用 |
| 附表：民国时期东北各县历任长官职官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与文章架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及行文规范 |
| 第一章 抗战前华北地方国民党的生存样态 |
| 第一节 北伐胜利及国民党在华北的“治党”实践 |
| 一、北伐胜利初期的华北党务 |
| 二、党派纷争与党部虚弱的华北政治生态 |
| 三、反蒋集团的形成与华北党务的重新整理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华北国民党 |
| 一、地方势力干涉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 |
| 二、日本干涉华北与国民党组织的撤销与潜伏 |
| 三、抗战初期“华北党务办事处”的设置及运作 |
| 第二章 华北沦陷区党务机构述略 |
| 第一节 流动的省党部 |
| 一、艰难图存的山东省党部 |
| 二、飘泊省外的山西省党部 |
| 三、消而复立的河北省党部 |
| 四、境内流亡的河南省党部 |
| 五、华北沦陷区省党部的特点 |
| 第二节 地方党务分区制 |
| 一、党务分区制的战时确立 |
| 二、党务督导区的划分与完善 |
| 三、关于分区党务督导制的利弊得失 |
| 第三节 县以下基层党部组织 |
| 一、县以下党部组织的健全 |
| 二、县级党部人员的选拔与任用 |
| 三、县以下基层党部组织的完善 |
| 第三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群体形态探究 |
| 第一节 国民党党员群体形态考察 |
| 一、沦陷区党员征收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二、沦陷区国民党清理党籍政策与效果 |
| 三、党员征收体制的实际运作状态考察 |
| 四、征收党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沦陷区党务干部群体探究——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为个案 |
| 一、党部委员群体的构成与演变 |
| 二、党部委员群体的概况与特征 |
| 三、党部委员群体的敌后抗战 |
| 四、省党部委员的分派与管理 |
| 五、党部委员群体的内外纷争 |
| 六、党部委员的生活画像 |
| 第四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务运作实态 |
| 第一节 国民党训练工作考略 |
| 一、沦陷区国民党训练工作的重要性 |
| 二、国民党中央对沦陷区的党务干部训练 |
| 三、沦陷区地方训练机关对基层党务干部训练 |
| 四、沦陷区内的党员训练 |
| 五、华北沦陷区国民党训练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二节 国民党宣传工作探究 |
| 一、国民党对沦陷区宣传工作的设置与推展 |
| 二、华北沦陷区宣传机构的具体改进与实施 |
| 三、宣传人才的延揽与基层工作的拓展 |
| 四、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及宣传品的灵活应用 |
| 五、国民党在华北地区宣传工作的实效及其启示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务经费探源 |
| 一、华北党务经费的来源与分配 |
| 二、沦陷区党务经费的管理与使用——以河北省党部为中心的分析 |
| 三、沦陷区党务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五章 战时华北沦陷区党政军团关系剖析 |
| 第一节 华北沦陷区党政关系解析 |
| 一、沦陷区党政关系的政策框架 |
| 二、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实态 |
| 三、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纠纷与党权实效 |
|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党军关系廓清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党务系统 |
| 二、沦陷区困境中的政工与党务 |
| 三、党军关系在华北的实态 |
| 第三节 华北沦陷区三青团评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筹建及其在华北沦陷区的设置 |
| 二、三青团的组织发展与内部运作 |
| 三、三青团所开展的对外团务活动 |
| 四、华北沦陷区地方三青团检讨 |
| 第六章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活动考略 |
| 第一节 国民党打击日伪活动考察 |
| 一、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军事打击 |
| 二、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情报调查 |
| 三、国民党对华北日伪的策反工作 |
| 四、国民党针对华北日伪的思想清肃 |
|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的国共党际关系 |
| 一、华北沦陷区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 |
| 二、国民党党务系统以“组织对抗组织” |
| 三、国民党利用内线对中共进行情报调查 |
| 四、国民党党部策动外部力量“借力打力” |
| 五、国共两党在华北党际关系的检讨 |
| 第三节 国民党民运工作研究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机构的恢复 |
| 二、国民党对华北沦陷区民众团体的组训 |
| 三、国民党指导下的华北沦陷区民运活动举要 |
| 四、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工作检讨 |
| 第七章 战时平津城市党务系统运作考察 |
| 第一节 抗战期间平津党务运作窥探 |
| 一、平津两市党部组织变迁概述 |
| 二、褚承猷与赢弱失序的北平市党部 |
| 三、王若僖与天津市党部的地下活动 |
| 四、战时平津城市党务工作检讨 |
| 第二节 李桂庭与国民党天津民运工作考察 |
| 一、国民党天津民运组织的完善 |
| 二、经费运转与天津民运工作的开展 |
| 三、天津民运工作的拓展与实施 |
| 第三节 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 |
| 一、联处的组织机构及沿革 |
| 二、联处自身运作情形 |
| 三、联处的联络及推动工作 |
| 四、余论 |
| 结语 |
| 一、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组织及其运作特征 |
| 二、启示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认知与因应 |
| 一、青年蒋介石受惠于日本 |
| 二、北伐前期蒋介石与日本的互动 |
| 三、转折:蒋介石在外交上放弃东京路线 |
| 第二章 蒋介石准备抵抗日本的构想及作为 |
| 一、九一八事变前蒋对日问题之谋略及其实践 |
| 二、蒋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应对 |
| (一) "内重于外" |
| (二) "无名有责" |
| 三、关键的1932:寻求对日持久抵抗之道 |
| 四、对日缓和之计:调整中日邦交 |
| 第三章 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战因应再探 |
|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蒋对日作战的准备 |
| 二、内外与虚实:"战"、"和"双管齐下 |
| (一) 强硬背后的初衷:加速推进对日备战进程 |
| (二) "攻心之道":以"战"逼"和" |
| (三) 不得不战:内外情势下的必然举措 |
| 第四章 全面战争初期蒋介石的战略政略再探 |
| 一、蒋介石与华北战场的开局与走向 |
| (一) 蒋对华北的部署与"意料外的察哈尔作战" |
| (二) 察哈尔鏖战与华北战场格局初定 |
| 二、蒋介石与淞沪战役的政略战略 |
| (一) 先发制人:打一个迅速的歼灭战 |
| (二) 战局扩大与政略战略的形成 |
| (三) 维持战局与外交形势相呼应 |
| (四) 悲壮的结局:上海大撤退 |
| 三、蒋介石与淞沪战役后的战局发展 |
| 第五章 "无形的战场":蒋介石的国际观及其实践 |
| 一、公理制胜:坚定走英美路线 |
|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因应 |
| (一) 主动求变 |
| (二) 以不变应万变 |
| (三) 对美两次关键忠告 |
|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与英美交往的几个侧面 |
| (一)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龃龉 |
| (二) "低能心结"与"优越心结"之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原大战后阎锡山的再起 |
| 二从对抗到合作: 国难威胁下中央—地方关系的转变 |
| 三 “忍辱以自强”: 中央与地方渐趋一致 |
| 四中央集权压力下的中央—地方关系 |
| 余论 |
（9）1928年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 第一章 二次北伐——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初次接触 |
| 一、北伐军出师与北方政局 |
| (一)蒋介石复职与推动北伐 |
| (二)内外交困的奉系 |
| 二、中日冲突与南北停战谈判 |
| (一)济南惨案与奉系求和 |
| (二)停战谈判 |
| 第二章 东北易帜——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合作与分歧 |
| 一、易帜谈判 |
| (一)张学良回奉与蒋介石北上 |
| (二)易帜谈判 |
| 二、日本干涉与易帜受阻 |
| (一)国民政府对日废约与日本干涉易帜 |
| (二)林权助来华与易帜再次推迟 |
| 三、蒋张合作解决直鲁联军 |
| (一)内外皆不能容的直鲁联军 |
| (二)武力解决还是和平收编 |
| 四、进行易帜 |
| (一)易帜谈判重启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二)久悬未决的热河问题 |
| (三)东北易帜 |
| 第三章 权力之路——蒋介石与张学良军政地位的确立 |
| 一、初膺大任的张学良 |
| (一)各方对张学良的怀疑与轻视 |
| (二)张学良对东北军政的掌控 |
| (三)张学良对东北内部意见的整合 |
| (四)杨常事件 |
| 二、重回权力中心的蒋介石 |
| (一)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心态的变化 |
| (二)蒋介石整理内部的尝试以及遇到的阻力 |
| (三)蒋胡合作与蒋介石党政军地位的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2 学术史的回顾 |
| 1.3 拟解决问题及基本框架 |
| 1.3.1 拟解决问题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中的不足 |
| 2 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平衡：蒋汪合作形成的历史考察 |
| 2.1 汪胡合作的顿挫与蒋汪接近 |
| 2.1.1 蒋、胡、汪三人的历史纠葛 |
| 2.1.2 基础孱弱与顿挫频现：“非常会议”时期的汪胡合作 |
| 2.1.3 理念共识下的坚冰初融：蒋汪关系的和缓与接近 |
| 2.2 “一国三公”下的政治困境 |
| 2.2.1 政制改革与孙科内阁的困境 |
| 2.2.2 蒋、汪、胡三方的困境与博弈 |
| 2.2.3 困厄中孙科的挣扎及其失败 |
| 2.3 蒋汪合作格局的鼎定与初步巩固 |
| 2.3.1 困境中的突围：蒋汪合作的鼎定 |
| 2.3.2 蒋汪合作的初步巩固：孙科反侧的酝酿及失败 |
| 2.3.3 蒋汪合作的隐忧 |
| 3 蒋汪合作的顿挫：1932年汪张交恶与蒋介石善后 |
| 3.1 汪张交恶与热河问题 |
| 3.2 从维持现状到弃汪保张：蒋介石善后政策嬗变 |
| 3.3 热河沦陷与蒋介石弃张联汪政策的实施 |
| 4 蒋汪合作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形成 |
| 4.1 蒋汪合作调整分析 |
| 4.1.1 蒋汪关系的新变化 |
| 4.1.2 政策、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
| 4.2 “庐山模式”的形成及成因 |
| 4.2.1 宏观视野内的“庐山模式” |
| 4.2.2 微观视域内的“庐山模式” |
| 以国民政府在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中的决策过程为中心 |
| 4.3 蒋汪合作的另一个侧面：以1934年顾孟余案为中心 |
| 4.3.1 “顾案”的发生：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 |
| 4.3.2 汪精卫的反击：中政会三项弹劾办法的出炉 |
| 4.3.3 蒋介石对于“顾案”的初步干预：袒汪抑于 |
| 4.3.4 存废之争：各方围绕中政会三办法的角力 |
| 4.3.5 小结 |
| 5 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1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反汪运动 |
| 5.1.1 四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反汪行动 |
| 5.1.2 汪精卫复职后的反汪运动 |
| 5.2 政治体制的掣肘 |
| 5.3 从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看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3.1 汪精卫辞职事件爆发前的政治形势 |
| 5.3.2 反汪风潮肇始与汪精卫辞职 |
| 5.3.3 蒋介石善后与汪精卫复职 |
| 5.3.4 小结 |
| 6 走向破裂 |
| 6.1 五全大会前后的蒋汪关系 |
| 6.1.1 关于汪精卫遇刺案 |
| 6.1.2 五全大会的权力重组与蒋汪关系 |
| 6.2 走向最终破裂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华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冀察政务委员会述论[D]. 包巍. 吉林大学, 2017(09)
- [2]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J]. 贺江枫. 历史研究, 2019(01)
- [3]跨国联盟与双层博弈 ——多元权力体制之下的中日关系（1928-1937）[D]. 沙治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4]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 ——以“剿共”为主要视角[D]. 郭昌文. 浙江大学, 2011(11)
- [5]转型、博弈与政治空间诉求：1928-1933年奉系地方政权研究[D]. 佟德元. 南京大学, 2012(06)
- [6]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D]. 刘志鹏. 山东大学, 2014(11)
- [7]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几个问题之研究[D]. 钟健. 浙江大学, 2016(07)
- [8]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J]. 刘文楠. 史林, 2015(05)
- [9]1928年的蒋介石与张学良[D]. 王锦涛.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D]. 段智峰. 浙江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