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李恒[2]（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高洁[3]（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刘晶晶[4]（2021）在《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成果、是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纽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力量。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已经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化引导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而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引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多方面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它是对习近平生态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包括精神、物质、制度、行为等四个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第一章介绍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创新性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部分,首先界定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相关概念,并且分析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来源。第三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内容及特征。第四章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研究,旨在促进民众生态意识、生态观念的树立,以此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龚一莼[5]（2021）在《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库移民是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非自愿移民。随着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推进,我国水库移民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2万人次,该群体数量庞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农村地区,水库移民家庭普遍存在生产资本薄弱、生产效率低下、生计能力匮乏等问题。受非自愿搬迁安置的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经历局部生产生活环境改变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其生计活动被迫停滞或终止,生计资产受到损失;同时人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搬迁安置政策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水库移民家庭的贫困风险增加。目前,关于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理论支撑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分散,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需要通过系统化思维对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全过程的生计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演化相关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以水库移民家庭为研究单位,以搬迁安置全过程为时间尺度,按照“搬迁安置政策干预—生计系统响应—特征分析—发展预测—路径规划”的逻辑思路,并结合对QP水库移民的连续跟踪调查结果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是在可以与其他系统和机构进行交互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以生计资本作为输入,基于家庭自身的生计能力,采用一定的生计策略开展生计活动来满足家庭基本的生计需求,并输出生计结果的微观社会-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推导的研究方法,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边界范围、逻辑结构、运行机制和系统属性。通过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为加深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过程（演化过程、发展态势、发展路径）分析与机制（运行机制、风险响应机制、发展动力机制）探讨注入全新视角、提供研究平台。（2）基于恢复力思想,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视角诠释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受到搬迁安置政策干预后的风险响应机制,分析并测度了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和差异性特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可以表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吸收和抵抗生计风险、转变生计模式、主动适应安置地环境与变化的内在能力,从而诠释水库移民家庭在整个搬迁安置的不同阶段的响应行为,描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经历缓冲风险、主动变革和适应安置地环境的演化过程,因此被视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的测度模型,用于计算研究区域内各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以及生计恢复力的得分结果;并根据结构动力学的思想,将生计系统内部要素分为“资本存量”、“内部控制”和“组成结构”三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显着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要素的异同;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比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中一般性特征的差异,分类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保守型、稳健型、创新型和灵活型,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家庭禀赋、发展需求和资源供给等内容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差异性特征的影响作用。以QP水库移民样本户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可以解释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各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结果存在差异但分化程度不高;2)按生计策略和安置模式对303户水库移民家庭分组后,发现持久性的组间差异较适应性和可转化性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纯农户或乡内出村安置的家庭持久性均值较高,而纯非农户或县城安置的家庭持久性的均值较低,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活动和与原住地相似的安置环境对维持生计系统状态稳定方面的优势;3)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因素各有侧重,说明三属性分别表征了搬迁安置不同阶段生计系统状态的变化;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类型的分类结果说明研究区域内水库移民家庭的生计类型以创新性居多,说明大部分家庭具备自主管理和自主调整,以应对搬迁安置风险的能力;其中纯农户和第一类兼业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保守型和稳健型为主,而第二类兼业农户和纯非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创新型和灵活型为主,说明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水库移民家庭自主优化生计策略和适应安置地新环境;5)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生计系统四类特征的显着因素差异明显,回归分析的显着性和参数结果也可以用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分类和预测。（3）基于系统演化视角,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评估水库移民家庭搬迁安置后生计系统的发展状态;基于贫困陷阱理论,提出“发展潜力”概念和测度模型,预测水库移民家庭未来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借鉴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抽象为流量网络来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态势。通过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活动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内部主要要素之间的价值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从而计算得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的可持续性结果;其次,本研究基于贫困陷阱理论,将“发展潜力”定义为水库移民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冲击的作用后仍能保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的能力,选择以二阶多项式规范来构建包含可持续性一阶马尔可夫过程,以及家庭禀赋与失业风险相关解释变量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函数以及发展潜力测度函数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进行参数估计和高阶中心距的计算,从而利用互补积累密度分布函数计算得到各水库移民家庭发展潜力的结果。利用QP水库移民样本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例分析的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的303户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均远小于随机网络系统的最佳可持续性值,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本身结构薄弱、功能简单、核心要素之间的约束能力不强,也反映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效率较低,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发展自组织能力;本研究推断大部分水库移民样本户在搬迁至新安置点后,其生计系统尚处于自适应循环过程中的开发（r）阶段,因此建议帮扶政策需从提高系统连通性和自组织能力两方面入手,推动水库移民家庭向最佳可持续发展状态演化;2)对比四类不同生计系统特征的水库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其各类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大小的排列结果为:灵活型>创新型>稳健型>保守型。说明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对于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后促使生计系统朝可持续方向演化的重要作用;3)对可持续性进行GMM估计的结果表明了上一期可持续性、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产价值、非农就业率、社会网络对本期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且上述解释变量对可持续性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失业风险、抚养比对当期的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且边际效应也依次递减;4)对可持续性方差进行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水库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将降低各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对发展潜力进行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不仅推断出可持续性具备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路径的特征,也得到失业风险会显着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发展潜力的结论;从家庭禀赋中的人口特征和家庭资产情况看,抚养比高的家庭发展潜力较小,而非农就业率高、户主高学历、流动资产价值高,或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较多的家庭一般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5)计算得到303户水库移民家庭中具备发展潜力的有254户,不具备发展潜力的有49户,其中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创新型与灵活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同时不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保守型和稳健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能够提高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网络流的增长规模和发展质量,对于水库移民家庭抵抗未来未知的生计风险并促使生计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至关重要。（4）基于驱动力相关理论,本研究探讨了水库移民家庭于新安置地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搬迁政策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下,生计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发展路径。本研究在分析多层级驱动力体系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设置七种政策情景,对比各类政策实施效果的仿真结果,发现多措并举的帮扶政策能够覆盖更多水库移民的发展诉求,满足水库移民的长远发展利益。尤其是在增加特色产业投入、提高生产补贴、提升村集体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频次和质量等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提高水库移民家庭主动创新的生计能力,完善村集体适应性管理水平,助力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从生计能力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主动变革发展路径,和从适应性管理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与村域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后期扶持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探寻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和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和发展状态的差异,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对外部风险的响应机制和受驱动力作用的发展动力机制等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分析框架,丰富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过程分析与机制探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2）基于系统演化视角,首次建立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开发了定量测度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实现了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状态的评估和预测,弥补了目前对水库移民家庭动态发展方面的研究空白;（3）基于驱动力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解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跨尺度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崔旭冉[6]（202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为基础,继承和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汲取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精髓,是新时代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蕴,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的生态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中国实践并凸显时代特征,着眼于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新形势和中国未来发展的远景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规划,为我国继续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论文正文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基于国内外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时代背景,辩证的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以及唯物史观四大方面,对习近平的诸多讲话和指示展开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处理我国生态问题的具体实践中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充分体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为实现绿色中国、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方法指导,并为全球的生态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王宇菲[7]（2021）在《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资助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未来几十年,大幅度降低碳强度将成为中国的核心目标,这种气候雄心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企业作为全面绿色转型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主要载体,是吹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冲锋号,其核心在于通过采取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降低气候环境风险,进而保护维系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根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就企业的环境管理对策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知。例如,在环境方面的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对于企业以及所处环境来说,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通常会比被动消极的环境行为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等。但现如今,随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强,以及在动态竞争市场中经营和获利结构的不断转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早就不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反而可能会为企业在经济方面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实施环境战略的过程中,企业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寻找更加积极的环境策略来应对环境问题,考虑到中国的组织情境以及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寻找合适的战略类型才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平衡企业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找到适合企业的环境治理发展路径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共同思考的话题。纵观现有关于生态环境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驱动因素以及一些结果因素进行了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尤其是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究竟能否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忽略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产生的战略决策,其作用效果也并不是仅仅是体现在企业某一年度或某几个年度的绩效水平上,忽视了企业环境责任在企业内部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学界对于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对于二者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验证,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二者进行维度划分,并就不同维度之间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环境战略还是绿色创新都是多元化的概念,概念本身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将其作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和验证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以偏概全的问题,没有办法彻底厘清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现有研究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都比较偏向于企业绩效,比较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进行测量。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侧重于企业通过生产和运营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企业可持续性这一变量来衡量企业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企业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更加侧重于企业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是量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此外,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治理将是伴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话题,企业想要在长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可持续性。环境治理也并不是依存于个别政策或者是个别战略决策而单独形成的企业工作任务,而应该是企业核心工作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前文阐述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理论框架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整合作为调节变量。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解决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和实践矛盾,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应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当中。在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悖论观点中明确表明,不同的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些目标虽然看似相互冲突,但也相互依存。通过接受和认知这种紧张关系,悖论视角使决策者能够同时实现相互竞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悖论的观点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余地,因为它把环境和社会问题本身视为企业目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将悖论理论的三个悖论基本范式,归属悖论,学习悖论和绩效悖论应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当中后,本研究提出了三个企业在环境领域面临的悖论,第一,企业在选择忠于股东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存在目标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二,企业在选择稳固型变革和对整个产业结构和经营理念进行更新升级之间存在成本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稳定变革,应对环境变化和积极进行全面变革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三,企业在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重要性之间存在选择决策悖论。在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当中,企业不一定要无条件将经济可持续性放在核心的地位,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样是值得企业追求的重要指标,且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抑制的关系。本研究以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北地区的200多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能够分别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及共同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第二,在对各个维度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时,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责任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并不显着,并且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显着,这也导致反应型环境战略和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着。除此之外,企业环境责任对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能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均被证实,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仍然能够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在对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时,除了反应型环境战略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成立之外,其他变量维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均被证实是正向显着的;第三,在对不同维度中介变量的中介系数进行分析时,研究发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之间的中介关系中,反应型环境战略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产品创新比绿色过程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过程创新比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第四,在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得出结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够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以及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环境战略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各个维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均被验证是成立的;最后,企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三个维度之间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一方面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由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和利益相关者整合为主体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引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当中,在悖论理论的基本悖论范式基础上,总结了现今环境管理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悖论,对基本理论框架中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变量进行了维度划分,不仅对各个维度的单独影响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变量维度影响系数进行了对比,为企业寻找针对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提供了思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有关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的研究领域,对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同时对管理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思维模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帮助企业更加全面且辩证地认识企业应该怎样实现自身的“绿色化”。
闫妍[8]（2021）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应用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如今人们不在满足于温饱小康的局面,公始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成为现在时学发展的潮流。农产品作为生态绿色的产物,深受消费者喜爱和追捧,同时学表了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体现。特色农产品的产量以及高品质都是来源于当地的地域因素,由于当地的地域元素才能造就特色农产品。但是同样因为地域的原因,人们对于农产品的品牌意识较为淡薄,在农产品包装设设中加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较少,导致农产品的销路较为狭窄,无法扩东农产品的销售。所以,本课题立足于在农产品包装设设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对农产品包装设设的发展趋势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应用等方面进行中析,从农产品包装设设的结构、材质、色彩、文字中形等方面入手,对艺术设设中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农产品包装体现地域特色,从而达到在农产品包装中体现生态绿色的目的,和增强品牌意识、促进区域经济建设的目的,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和阐述。对于设设者和企业来说,在包装设设上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要坚持从消费者出发,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设原则,从消费者的心理和情感的需求出发,让包装设设变得有温度;第二,要满足市场需求和地域文化特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将农产品包装设设和地域文化元素完美的融合。同时,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农产品包装存在包装形式与农产品不符、过度包装等问题,明确东东农产品在包装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设设策略,运用专业的方式解决问题。为东东农产品包装设设研究给予明确的方向,并带来新的思路,才是本文的根本目的。
李亚楠[9]（2021）在《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强调生态文明制度的根本保障性作用,这是我党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然结果。虽然中国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不长,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不断出现适应中国国情、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相关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态文明制度是立足中国国情而建立的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的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其产生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着深刻的现实缘由。本文拟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历程,阐明生态文明制度在萌芽起步期、形成发展期、丰富完善期、成熟定型期的历史背景下的主要内容。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其地位不断由“边缘”走向“中心”、内容由“碎片”走向“整体”、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以唯物史观的视域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不断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力因素,即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直接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和利益、内在动力是先进执政党的生态实践、外在动力是国际生态治理的共识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历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制度的深刻认识和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刘菁元[10]（2021）在《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私人规制一般是指由各类私人实体所创设的一系列规则与实践。私人规制的出现既是对全球问题复杂化趋势的适应,也是对目前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体系的补充。本文结合全球治理的语境,将私人规制具体定义为一种由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劳工、人权和环境等领域进行标准编撰、标准执行情况监督和认证的治理机制。其中,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是其最为重要的方面。私人规制主要作用于社会、环境等领域,是缓解当前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赤字”的重要出路,也是私人权威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有学者提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棘轮效应”使之成为近50年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规制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即其行为逻辑为何。此问题不仅涉及了私人规制的作用机制,更与其行为策略相关。行为逻辑是研究治理机制作用模式的重要工具。为了对私人规制的作用模式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行为逻辑研究框架。本文认为,私人规制因其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和自身性质的独特性,在一系列治理实践中形成了高度复合性的行为逻辑:即控制逻辑、赋权逻辑、市场逻辑。具体来讲,控制性逻辑通过对行为体的生产、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赋权逻辑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的方式实现治理机制的社会性目标;市场性逻辑以市场供求为利益杠杆,对行为体的经营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实现治理的经济价值。正是这样的复合性逻辑使得私人规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价值,实现更为全面的治理效果。本文绪论部分对私人规制的研究背景、现状、方法、意义进行了介绍。正文开篇由全球治理的“失灵”现象引入,进而论述了私人规制产生、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和成果。接着,作者构建了文章的理论框架部分,先后对私人规制行为逻辑的本质驱动、理论基底和具体形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为验证提出的分析框架,文章选取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FSC正是借助“控制”、“赋权”和“市场”三种行为逻辑来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治理价值。首先,FSC通过制定森林管理和林产品生产等方面的标准和规则、设立执行保证机制的方式对相关行为体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以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其次,FSC通过制度设计、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实现治理的社会性价值。其中,制度设计主要包含了“三分席位”模式、公众咨询机制、纠纷解决系统、开放性平台等方面。知识生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价值理念、概念创新和实践信息三个层次。最后,FSC运用市场逻辑,通过市场激励和市场宣传两种方式实现了治理的经济价值。其中,市场激励措施包括商标提供、市场运动等方面;市场宣传则主要包括构建宣传网络、拓展传播主体、大众媒体宣传和修辞策略运用等内容。文章的结论部分对国际森林问题及FSC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同时提出了私人规制研究的潜在方向和重点领域。
二、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写作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与不足 |
| 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概述 |
| 2.1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内涵的界定 |
| 2.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1 生态危机全球化 |
| 2.2.2 生态问题严重化 |
| 2.3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理论渊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观 |
| 2.3.2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生态观 |
| 2.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
| 3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
| 3.1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
| 3.1.1 精神层面:共生共融共享的理念 |
| 3.1.2 物质层面:生态服务的新型业态 |
| 3.1.3 制度层面:环境资源制度化的规范 |
| 3.1.4 行为层面:主体生态活动的践履 |
| 3.2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特征 |
| 3.2.1 承前启后的传承性 |
| 3.2.2 和谐共享的普惠性 |
| 3.2.3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3.2.4 求真务实的实践性 |
| 4 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的价值意蕴 |
| 4.1 理论价值 |
| 4.1.1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
| 4.1.2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
| 4.1.3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
| 4.2 实践价值 |
| 4.2.1 加快构建美丽中国步伐 |
| 4.2.2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2.3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
| 4.2.4 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生计问题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案例概况 |
| 1.6.2 研究数据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1.1 可持续生计理论缘起与内涵 |
| 2.1.2 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及应用 |
| 2.1.3 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启示 |
|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2.1 适应性循环:管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 |
| 2.2.2 恢复力思想:诠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动力学关系 |
| 2.2.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梳理与启示 |
| 2.3 系统演化及相关理论 |
| 2.3.1 上升性理论 |
| 2.3.2 驱动力及相关理论 |
| 2.3.3 系统演化理论的启示 |
| 2.4 贫困陷阱理论 |
| 2.4.1 贫困陷阱理论思想内涵 |
| 2.4.2 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应用与启示 |
| 2.5 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建构 |
| 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内涵 |
| 3.1.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概念及边界范围 |
| 3.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特性 |
| 3.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功能 |
| 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 |
| 3.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逻辑结构 |
| 3.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 |
| 3.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演化路径 |
| 3.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 |
| 3.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路径 |
| 3.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 |
| 3.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 |
| 3.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转化性 |
| 3.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适应性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与特征分析 |
| 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 |
| 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分析 |
| 4.2.1 一般性特征分析 |
| 4.2.2 一般性特征测度模型构建 |
| 4.2.3 一般性特征测度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分析 |
| 4.3.1 差异性特征分类分析 |
| 4.3.2 差异性特征的分类结果 |
| 4.3.3. 差异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与发展潜力分析 |
| 5.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 5.1.1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系统评价原理 |
| 5.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网络分析 |
| 5.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结果分析 |
| 5.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预测 |
| 5.2.1 发展潜力理论模型构建 |
| 5.2.2 发展潜力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节 |
| 第6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路径分析 |
| 6.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
| 6.1.1 驱动力体系框架 |
| 6.1.2 驱动力作用机制 |
| 6.1.3 驱动力作用路径 |
| 6.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 |
| 6.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结构分析 |
| 6.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检验 |
| 6.2.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情景设定与仿真 |
| 6.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分析 |
| 6.3.1 基于生计能力视角的主动变革路径 |
| 6.3.2 基于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协同发展路径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水库移民样本户问卷调查表 |
| 附录2 水库移民样本村问卷调查表 |
| 附录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各项生计资本之间的货币价值转移方式调查 |
| 附录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中所有方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 |
| 1.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2.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对立统一 |
| 3.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
| 4.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途径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
| 1.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
| 2.道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 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生态文明思想 |
| 2.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生态文明思想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
|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辩证唯物论原理 |
| 1.自然环境的客观性和先在性 |
| 2.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 3.尊重客观规律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前提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唯物辩证法原理 |
|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普遍联系原理 |
| 2.坚持发展的观点推动绿色协调发展 |
|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4.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中的“两点论”与“重点论” |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认识论原理 |
| 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 |
| 2.发展与保护相结合的生态实践观 |
|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唯物史观 |
| 1.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
| 2.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生保障的应有之意 |
| 3.科技创新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动力 |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
| 2.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 1.为实现“绿色中国”提供理论指导 |
| 2.为全球生态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环境责任 |
| 2.2 企业可持续性 |
| 2.3 企业环境战略 |
| 2.4 绿色创新 |
| 2.5 利益相关者整合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2 变量设计与测量 |
| 4.3 数据收集与控制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 假设检验 |
| 5.4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的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4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课题创新之处 |
| 第2章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念概述 |
| 2.1.2 包装设计概述 |
| 2.2 包装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关系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包装设计 |
| 2.2.2 包装设计带动可持续发展理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发展趋势 |
| 3.1 东北农产品包装的发展历程 |
| 3.1.1 原始包装 |
| 3.1.2 功能决定形式 |
| 3.1.3 品牌介入 |
| 3.2 东北农产品包装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2.1 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强 |
| 3.2.2 包装设计较为传统 |
| 3.2.3 过度包装造成价值失衡 |
| 3.2.4 包装延续性实用功能被忽略 |
| 3.2.5 农产品品牌意识薄弱 |
| 3.3 可持续理念包装设计对东北农产品的现实方法 |
| 3.3.1 提高品牌策划及可持续发展意识 |
| 3.3.2 倡导新型设计理念 |
| 3.3.3 增强消费者环保意识 |
| 3.3.4 政府应加强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 |
| 3.3.5 对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推广 |
| 3.4 东北农产品包装的艺术形式表现 |
| 3.4.1 东北地域文化元素研究 |
| 3.4.2 造型结构研究 |
| 3.4.3 人文特征研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探究 |
| 4.1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的关键因素 |
| 4.1.1 包装品牌意识 |
| 4.1.2 包装策划定位 |
| 4.1.3 包装生态意识 |
| 4.2 东北农产品包装的视觉元素 |
| 4.2.1 包装的结构方面 |
| 4.2.2 包装的材料方面 |
| 4.2.3 包装的色彩方面 |
| 4.2.4 包装的字体方面 |
| 4.2.5 包装的图形方面 |
| 4.3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应用原则 |
| 4.3.1 传递生活美学原则 |
| 4.3.2 追求产品创新原则 |
| 4.3.3 弘扬地方文化原则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价值与展望 |
| 5.1 介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东北农产品设计的价值 |
| 5.1.1 学术研究价值 |
| 5.1.2 人文精神体现 |
| 5.1.3 生态意识增强 |
| 5.2 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的前景展望 |
| 5.2.1 生态可循环 |
| 5.2.2 情怀文脉性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方案设计 |
| (一)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 (四)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文明制度的相关概念阐述 |
| 一、生态文明 |
|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
| (二)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
| 二、生态文明制度 |
| (一)“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 |
| (二)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
| 第二章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缘由 |
| 一、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
| (三)发达国家的生态理论与经验 |
| 二、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现实缘由 |
| (一)中国严峻的生态态势急待改善 |
| (二)解决生态民生问题的必然选择 |
| (三)提升国际生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
| 第三章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历程 |
| 一、萌芽起步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生态文明制度 |
| (一)萌芽起步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萌芽起步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二、形成发展期: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初的生态文明制度 |
| (一)形成发展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形成发展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三、丰富完善期: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的生态文明制度 |
| (一)丰富完善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丰富完善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内容 |
| 四、成熟定型期:党的十八大至今的生态文明制度 |
| (一)成熟定型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成熟定型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演进规律和动力 |
| 一、中国生态文明制度演进的规律 |
| (一)地位上:由“边缘”走向“中心” |
| (二)内容上:由“碎片”走向“整体” |
| (三)方法上:由“单一”走向“多元” |
| 二、中国生态文明制度演进的动力 |
| (一)根本动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
| (二)直接动力: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和利益 |
| (三)内在动力:先进执政党的生态实践 |
| (四)外在动力:国际生态治理的共识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 (一)何为“私人规制”? |
| (二)关于私人规制的现有研究 |
| (三)对FSC的现有研究 |
|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失灵”与私人规制的兴起 |
|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失灵” |
| 一、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概念的兴起 |
| 二、全球治理失灵的背景及表现 |
| 第二节 私人规制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私人规制的概念与分类 |
| 二、私人规制的兴起和演变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中的私人规制 |
| 一、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发展现状 |
| 二、全球治理领域私人规制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行为逻辑的驱动:合法性问题 |
| 一、关于合法性的研究 |
| 二、关于组织合法性的研究 |
| 三、组织合法性研究路径 |
| 四、合法化与合法化策略的研究 |
| 第二节 复合式行为逻辑:“控制”、“赋权”与“市场” |
| 一、逻辑一:“控制”逻辑 |
| 二、逻辑二:“赋权”逻辑(Empowerment) |
| 三、逻辑三:“市场”逻辑(Marketing) |
| 第三节 治理逻辑与治理价值 |
| 一、“控制”逻辑与环境价值 |
| 二、“赋权”逻辑与社会价值 |
| 三、“市场”逻辑与经济价值 |
| 四、复合式行为逻辑与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私人规制视角下的森林管理委员会 |
| 第一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背景与进展 |
| 一、国际森林治理的历史与背景 |
| 二、国际森林治理进展与现状 |
| 三、国际森林治理的特点和趋势 |
| 第二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
| 第三节 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规制——FSC |
| 一、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转向 |
| 二、国际森林治理中的森林规制 |
| 第四章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逻辑一:基于环境价值的“控制”逻辑 |
| 一、“控制”逻辑下的标准与原则 |
| 二、“控制”逻辑下的执行保证机制(Assurance System) |
| 第二节 逻辑二:基于社会价值的“赋权”逻辑 |
| 一、制度赋权 |
| 二、知识赋权 |
| 第三节 逻辑三:基于经济价值的“市场”逻辑 |
| 一、市场激励策略 |
| 二、市场宣传 |
| 结论 |
| 一、国际森林问题发展态势 |
| 二、可持续发展与森林治理 |
|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方向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四、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3]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4]习近平生态文化观研究[D]. 刘晶晶. 中北大学, 2021(09)
- [5]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D]. 龚一莼.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6]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崔旭冉.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宇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8]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东北农产品包装设计应用研究[D]. 闫妍. 东北电力大学, 2021(09)
- [9]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历史演进研究[D]. 李亚楠.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D]. 刘菁元. 外交学院,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