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届年会选出新理事会（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1]（2018）在《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有七十多年。加强对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警醒世人,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引人注目,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史料形式的编着不少,但还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开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切入点,以1937至1944年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运动为主线,以国共两党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重要领导人关于文化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立论依据,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探讨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时代背景、主客观条件、发展繁荣的表现与原因,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和发展于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之际,有其一定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重心被迫西移,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纷纷内迁,桂林因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使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和闻名于世的“文化城”。一时间,文人荟萃,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图书琳琅满目,文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社会科学有声有色,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成为桂林文化城辉煌的抗战文化史诗。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绝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是桂林的特殊地位开启了大门;三是文化重心西移和文化人内迁构筑了平台;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指引了航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并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正确的策略,通过直接掌舵、理论导航、统战护航、“借力”助航、“斗争”引航等一系列高超的艺术领导着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文化城和桂林抗战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提供了空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族危难之际,亦使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桂系地方实力派给桂林抗战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环境和土壤。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文化战线服务于抗战作了一些开明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政策,采取了某些民主和相对开明、进步的政策措施。新桂系在抗战初期抗日的态度比较坚决,他们借“抗日反蒋”旗帜罗致人才,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对抗日民主运动持比较宽容和积极的态度。六是广大进步文化人的抗争和奉献唤醒了民众;七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动力,爱国主义是文化战线团结抗日的基石。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繁荣呈现出几个历史阶段和特征:随着大批名流入桂,文人荟萃,文化团体蓬勃发展,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奏;随之而来是如火如茶的抗战文艺运动、新闻出版战线的呐喊呼号,社会科学空前繁荣,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兴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广大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大营救,辗转来到桂林,加入到文化抗战的大潮中,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抗战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桂林抗战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二是服务救亡图存,致力团结抗战;三是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四是传播、集聚正能量。在特征上,桂林抗战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抗战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突出特征:如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等等。桂林抗战文化在抗战文化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增强了抗战的文化力量;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斗争艰辛、成绩卓着的光辉一页,它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作为我国抗战文化的缩影,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也是抗战文化的经验。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等;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是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抗战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所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抗战文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内容,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宝库。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因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或不足之处。如: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现象;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回顾抗战历史,研究抗战文化,探讨其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应有的责任。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发掘抗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二、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四、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五、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桂林抗战文化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如,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必须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人类应该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王懿[2]（2016）在《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罗竹风（1911-1996）是我国着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同时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并取得了显着成就的编辑出版家,在我国现当代出版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他的编辑生涯复杂曲折,紧跟时代脚步,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在其六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罗竹风尝试了多个领域的编辑角色,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编辑行为与该领域工作性质和要求之间的契合性。他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的优秀图书。他注重实地调查,重视编辑经验的总结,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对经验进行理性的升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对编辑出版活动具有现实指导性的编辑思想。罗竹风自大学起就开始了编辑出版活动,也正是在此期间,激发了他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热爱,良好的教育与兴趣使其具备了必要的编辑出版素质。在建国后,罗竹风正式走入出版行业,思想也不断成熟,他参与编纂的《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等相继出版后,在学术界好评如潮,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编辑出版家的地位。本文结合罗竹风的编辑实践及其作品,试图系统地梳理总结罗竹风的主要编辑活动,概括分析其在编辑实践中所彰显的编辑思想。罗竹风的编辑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抗战时期初涉编辑工作到解放后投身出版事业再到“文革”后的多元化编辑时期,他的编辑活动特点主要是以大型工具书为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编辑图书种类多样。罗竹风的编辑活动领域广阔,涉及到辞书的编纂,宗教图书的编辑以及杂文的编辑,在各个领域的编辑事业中,罗竹风都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辞书的编纂,他认为: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辞书编纂的灵魂,扎实的资料累积是辞书质量的保证,专业的编纂队伍是辞书编纂的核心,知识性、稳定性是辞书编纂的准则。对宗教图书这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他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编辑方法。对于杂文的编辑他提出了连续性图书出版理念、与时俱进的选题观和不断发展杂文作者队伍。提倡“杂家”的罗竹风还提出了自己关于出版人素养论和出版改革的思想。他认为出版人首先要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次要“专家”与“杂家”共同发展,最后要与作者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出版改革,罗竹风对出版体制、发行渠道以及创办出版专业都作了一定思考。罗竹风严谨的编辑行为、先进的编辑观念都对现代出版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阮武昌[3]（2010）在《在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文中提出同志们!在我们即将送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的时候,喜逢我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建立2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共同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20年来,我们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也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现在,我代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对20年的主要工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陈扬[4]（2010）在《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5月31日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本届理事会于1993年3月选举产生。按市会章程,任期三年。后来为了与市社联任期同步,并报经社联批准,任期改为四年。现将四年来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汇报于后,并对下一届工作提出若干建议,请代表们审议。
阮武昌[5]（2010）在《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表明2002年12月26日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是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不久以后召开的。让我们热烈庆祝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本届理事会于1997年5月31日经第五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按本会章程,任期四年,应于2001年到期。为了与市社联任期五年同步,经报社联批准,任期延长一年。但在去年下半年收
胡辛人[6]（2010）在《工作报告》文中认为三届年会以来,市会和各分会在市领导的关怀和社联的指导下,开展了几方面的工作与活动,获得一些成绩,也存在若干问题,现受理事会委托,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初步建议。请代表们审议。
王维[7]（2010）在《第四届年会文件选编 开幕词(摘要)》文中指出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们的代表大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将回顾近5年来的工作,修改会章,选举第四届理事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会长、副会长,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很重视。大家知道,全国
黄广友[8]（2010）在《刘大年史学研究》文中认为1949年新旧政权完成更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在此之前经历一段“在野”期后,终于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并获得空前发展。一批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星光闪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时更是光芒四射,这一群体大致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人们只将赞佩的目光注意他们或为他们的高言阔论所吸引之时,在他们身边却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群体则是以刘大年、胡绳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代史家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们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命运与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紧相关联。如果我们把新中国五十年作为一个学术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分明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文革”后他们相继去世,以刘大年、胡绳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过“掌门”,坚守唯物史观史学阵地,薪火相传。比较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历程,第一代史家体验的是唯物史观史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艰辛和喜悦,第二代史家除分享了唯物史观史学统领史坛的快乐外,还经历了唯物史观史学学术势力逐渐下沉的无奈。因此,后者的学术生态和学者的心境更加复杂,他们学术取向的变与不变,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更值得后人去探讨,因为它不仅仅属于已经逝去的时代,而且昭示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研究以刘大年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对身处21世纪的史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刘大年史学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研究,有助于求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的学术生态。英国史学家卡尔曾说,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刘大年这样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缅怀表彰式追忆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把刘大年史学作为学术史对象置入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框架中进行综合研究。任何史学家的史学成长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我们首先从时代、史学与史家三者互动中分析与刘大年史学密切相关的生平、着述与学术交往。刘大年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战士,早年革命战士的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他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品格的定位。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中国历史学界领导地位,亦学亦官,这使他在多次运动中往往处在一线。刘大年一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并认为史学应为政治服务,因此,其着述往往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挂得比较紧。刘大年又是一个有广泛学术交往的史学家。分析他与毛泽东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他终生都在诠释毛泽东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是毛泽东近代史理论的忠实扞卫者；刘大年与史学“五老”学术交往都比较密切,而与郭沫若、范文澜学术交往和工作生活交往尤多,郭老和范老对刘大年的学术影响更深；刘大年与胡绳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他们二者的学术交往属于同辈学人的互相促进。刘大年与国外学者交往也比较多,尤其是与日本井上清的交往甚深、交情甚笃,这是缘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偏好；与齐赫文斯基交往特别曲折,由互相为敌到成为朋友,他们学术上的论战反映的是中苏那段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论战对历史学术、对历史学家造成的影响。史学家的史学建树或史学成就是当代人或后代人研究其史学的主要载体,也是衡量其史学地位的主要凭依。刘大年史学成就巨大,撮其要归纳之：第一,刘大年在研究美国侵华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紧随刘着《美国侵华简史》之后,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中国历史的课题迅速展开,论着和文章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刘大年作为一名战士学者的为学旨趣,另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学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此书奠定了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二,刘大年一生专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编撰中国近代通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他主撰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扩编为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此着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贯穿全书,对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自己见解渗透其中。在近代史解释体系上完善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全面反映了刘大年在近代通史编撰方面的重要成就。第三,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果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更专注研究的方面,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题。他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孙中山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刘大年晚年开拓的又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做出了突出业绩。由于刘大年的奋力开拓,及胡乔木、胡绳的共同努力,抗日战争史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取丰硕研究成果。第五,近代经学方面的研究。刘大年前后历经十年着《评近代经学》长文。这是刘大年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时间里,面对“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活,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学做出的再认识,它凝聚了一个战士型学者对传统经学的理解。此文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革命,极富创见。任何有成就的史学家在自己的着述中都体现着一定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有学者说,从1949年开始,几十年间,毛泽东的历史观点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学习、宣传、阐释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题。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指导着、规范着、覆盖着中国史学界。可以肯定的是,刘大年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是刘大年史学理论最突出表现。刘大年始终坚信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或者说,将这一观念具体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认为要把社会关系及其运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私有制社会,就是把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毛泽东历史观的指导下,刘大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旧史书上劳动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被颠倒了,事实上,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是刘大年始终坚信不疑的观念并贯穿于其史学着述之中。与史家的史学理论一样,有成就的史家也往往都有自己研究历史的套路和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一般地说,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表里如一的。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路径或者说是史学方法论特色,这就是从革命时期开始构筑的革命史范式。这一范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酝酿,中经40、50年代到60年代最后完善。刘大年对完善这一解释体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文革”结束前,革命史范式一直统领史坛,它把“革命”看作历史的最高价值,其突出的外在表现是把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文革”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现代化范式迅速崛起,传统的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和挑战。如何回应挑战成为刘大年在新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两种范式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辩,刘大年反对以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强调研究近代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被刘大年引为同道的胡绳除仍坚持阶级斗争主线论外,同时也赞成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在“民族独立”与“近代化”问题上,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应该先行,然后才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胡绳在这一点上赞同刘大年的观点；两种范式另一个分歧点是如何认识近代革命与改良问题,刘大年认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脊梁和主旋律,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当承认,两种范式都是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模式,但由于方法论的局限,都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的某些侧面,只有多种范式互补方可有益于史学的发展。综观之,刘大年史学是那种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意识形态倾向比较突出的那一种史学。其史学革命意识形态是他学术与政治高度绾合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交织在一起必定损害学术。从刘大年一生学术实践来看,其实未必,如果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建设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价值,当然,如果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控制史学,产生的负面作用会非常之大。刘大年学术一生取得了巨大史学成就,从学术史意义上证明了这一点。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历了新中国五十年风雨历程,如同我们国家在这五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学家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坎坷。在这五十年里,最突出的变化是社会主题完成了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应社会主题的转换做出了相应调整并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个史学家认识不一,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其史学又表现了个体差异,有时认识甚至并不正确。因此,唯怀有不卑不亢之心,既不虚高,又不妄贬,客观探讨主要史家们的史学,才能准确了解刘大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生态,进而从整体上正确衡估这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这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渠长根[9]（2003）在《功罪千秋 ——花园口事件研究（1938—1945）》文中提出1938年发生的花园口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花园口事件研究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现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具有多学科的价值。 花园口事件研究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中国大陆和台湾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且，各自走过了具有自我特色的研究道路，也各自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又都是分散的、杂乱的、浅层次的，而且，尚未出现具有针对性的宏观系统研究。此次以1938—1945年为时间界限所进行的花园口事件再探讨，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更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化的专题研究。 一个原则。坚持“论从史出，理由事生”。对于花园口事件，无论是在现象描述、过程梳理，还是在得失论述、功过提示等诸方面，力求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记录为依据，依托档案资料建立研究平台，以述为主，以论为辅，述中见论，由述求解。 三个历史规定性。第一，花园口决堤发生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首先是一个抗击外敌入侵的军事行为。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弱国、穷国抵御强大的敌人的民族战争。花园口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是既定的和难以回避的。第三，考察、评价花园口事件，既要立足抗战的军事立场，同时还应兼及政治、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既不能以单纯军事观点论事，也不能从纯粹的政治立场出发回溯过去。 两种条件。在目前情况下，重新审视花园口事件所面临的环境是双重性的，既有有利的层面，也有不利的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现并公开，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其彼此之间得以相互印证，从而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而且还弥补了一些史料的空缺，因此夯实了研究的基础，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一些重要史料相继面世的同时，也有一些史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正在丧失其佐证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进一步研究花园口事件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确属刻不容缓。另外，1938—1945年毕竟其时不久、其事不远，至今，花园口事件还带有一定的敏感性。这是学术研究不容回避的困扰。 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根据新的史料对过去的结论进行验证和重新确认。比如，关于花园口决堤的时候有没有通知和疏散居民的措施和行动，对此，以前是完全否认的，新的资料表明并非如此。再如，是谁最早提出利用黄河的伟大障碍力和破坏力，打击、削弱日军的强劲攻势，现在证实不是陈果夫而是法肯豪森，还比如中国军事领导机关“以水代兵”、“以黄制敌”决策的形成确实就是草率、匆忙的吗?也未必。第二，对过去研究中遗留的空白和缺陷进行补缺平遗。这又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填补前人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却因缺乏史料而留下的空白。如花园口决堤是“炸堤”还是“掘堤”，决堤成功后，到底是谁率先把这一重大消息公布于世的；再如1945年日本谋求投降的活动跟黄泛区有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二是开创性地检证前人研究时并未发现的问题和遗缺。如花园口决堤之后，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救助救济政策和行动，再如黄泛区形成后，中国军民在此开展的艰苦抗战的具体情形等。 六个步骤。第一，从日本处心积虑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与策略出发，研究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军事进攻路线，回顾、展示中国政府相应的对策运筹及实际的抵抗行动，结合战争变化、推延的态势，显现中、日两国军队在中原尤其是河南正面交锋的必然性，特别是黄河被利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在战争形势下，中国利用黄河制约日军进攻这一思想的发生、演变和决策过程，揭示其酝酿、决定时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要素的互动关系。第二，全面展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行动过程和决堤真相的社会传播过程，分析决堤给中、日双方所造成的近期直接后果，尤其是对日军进攻态势的巨大影响。第三，论述花园口决堤的另一后果一一副产品一一黄泛区的形成过程和新黄河的军事价值，着重阐述中国军民是如何继续贯彻“以黄制敌”策略，利用黄河打击日伪政权的。第四，揭露日军在黄泛区内的殖民统治，再现中国军民在黄泛区艰苦而顽强的抗战历程，揭示中原抗战对全国抗战格局的支持和协调作用。第五，首次较为全面地披露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善后态度和救助救济政策与行动。第六，借助前面的过程梳理和事实再现，分析、提示对花园口事件的历史评价和功过推定。
阮武昌[10]（2002）在《在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文中研究指明同志们! 在我们即将送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的时候,喜逢我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建立2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共同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20年来,我们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也随着祖国前进的脚
二、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届年会选出新理事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届年会选出新理事会（论文提纲范文）
（1）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海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与难点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 |
| (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等相关概念 |
| (二) 桂林抗战文化与桂林抗战文化精神等相关概念 |
| (三) 桂林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 |
|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 |
| 第二章 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条件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客观条件 |
| (一) 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影响 |
| (二) 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相继爆发 |
| (三)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
| (四)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比较宽松的政策影响 |
| (五) 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氛围 |
| (六) 桂林的文化和地理条件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主观条件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二) 内迁文化人的特殊作用 |
| 第三章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特色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发轫 |
| (一) 战前桂林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 名流聚桂文人荟萃 |
| (三) 各种文化社团相继建立 |
| 二、初次高潮兴起 |
| (一) 抗战文艺运动勃兴 |
| (二) 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 |
| (三) 社科阵地砥砺奋进 |
| 三、低潮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 |
| (二) 杂文兴起为战斗檄文 |
| 四、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 |
| (一) 文艺作品异彩纷呈 |
| (二) 戏剧活动重新活跃 |
| (三) 最后的坚守与高歌 |
| 第四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 |
| (一) 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
| (二) 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 |
| (三) 服务救亡图存团结抗战 |
| (四) 传播集聚正能量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 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 |
| (二) 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 |
| (三) 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 |
| (四) 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基本经验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 |
| (一) 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
| (二) 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
| (三) 强化了文化抗战的力量 |
| (四)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五)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
| (六)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经验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 |
| (二) 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 |
| (三) 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 |
| (四) 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 |
| 第六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局限 |
| 一、桂林抗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 |
| (一) 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 |
| (二) 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
| (三) 中国抗战文化的缩影 |
| (四) 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局限或不足 |
| (一) 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或者过激现象 |
| (二) 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 |
| (三) 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 |
| (四) 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 |
| 第七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及重要启迪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 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 |
| (二)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 |
| (三) 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 |
| (四) 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五) 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启迪 |
| (一) 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
| (二) 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群众 |
| (三) 必须坚持党对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 |
| (四) 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五) 必须强化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2）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罗竹风的编辑生涯 |
| 第一节 罗竹风其人 |
| 一、教育经历 |
| 二、工作经历 |
| 第二节 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历程 |
| 一、战时初涉编辑工作（1931—1948） |
| 二、投身出版事业，涉足辞书编辑（1949—1976） |
| 三、多元化编辑时期（1977—1996） |
| 第三章 鞠躬尽瘁的辞书编纂家 |
| 第一节 罗竹风的辞书编辑实践 |
| 一、呕心沥血编纂《辞海》 |
| 二、苦心经营《汉语大词典》 |
| 第二节 罗竹风的辞书编辑思想 |
| 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辞书编纂的灵魂 |
| 二、扎实的资料累积是辞书质量的保证 |
| 三、专业的编纂队伍是辞书编纂的核心 |
| 四、知识性、稳定性是辞书编纂的准则 |
| 第四章 勇于探索的宗教图书编辑家 |
| 第一节 罗竹风的宗教图书编辑活动 |
| 一、罗竹风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
| 二、主编宗教学学术图书 |
| 三、主编宗教学教材 |
| 第二节 罗竹风的宗教图书编辑思想 |
| 一、编创合一的编辑方法 |
| 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选题思想 |
| 三、动态调查与静态研究相结合 |
| 第五章 发扬正气的杂文编辑家 |
| 第一节 罗竹风的杂文编辑活动 |
| 第二节 罗竹风的杂文编辑思想 |
| 一、连续性图书出版理念 |
| 二、与时俱进的选题观 |
| 三、不断发展杂文作者队伍 |
| 第六章 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人 |
| 第一节 罗竹风关于出版人的素养论 |
| 一、出版人必须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二、编辑“杂家”论与编辑“专家”论 |
| 三、编辑与作者的“战友”关系 |
| 第二节 罗竹风关于出版改革的思想 |
| 一、对出版体制改革的思考 |
| 二、发行渠道由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变革 |
| 三、研究出版学理论，提出试办出版学专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8）刘大年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理由与价值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预期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时代、史学与刘大年 |
| 第一节 作为"战士与学者"的一生 |
| 第二节 着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
| 第三节 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建树 |
| 第一节 创榛辟莽,开"美国侵华史研究"之先河——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以"反帝、反封建"为"红线"编撰中国近代通史——以《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四节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 |
| 第五节 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主题——以《评近代经学》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章 刘大年的主要史学理论:阶级斗争观点 |
| 第一节 私有制社会历史研究:把"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作为对象 |
| 第二节 反抗动力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与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劳动人民"历史主体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普遍命题 |
| 第四章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 |
| 第一节 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构筑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近代史叙事革命史化 |
| 第三节 回应"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刘大年关于"革命史范式"在新时期历史命运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功罪千秋 ——花园口事件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抗战与决堤策略 |
| 一、 日军西进南下，中国军队节节抵抗 |
| 二、 以水代兵策略的酝酿与权衡 |
| 三、 兰封会战与决堤决策 |
| 第二章 豫东抗战失利与仓促的决堤行动 |
| 一、 花园口决堤 |
| 二、 决堤真相披露与社会反应 |
| 三、 决堤对近期抗战的直接影响(1938年内) |
| 第三章 黄泛区的形成与新黄河的军事意义 |
| 一、 黄泛区的形成 |
| 二、 黄泛中心区域--豫东地区 |
| 三、 以黄制敌:新黄河的军事价值 |
| 第四章 黄泛区的艰苦抗战 |
| 一、 日伪在黄泛区的统治 |
| 二、 黄泛区中国军民的抗战(1939-1945年) |
| 第五章 抗战中国民政府的黄泛善后与社会救助 |
| 一、 为抗战牺牲的豫皖苏 |
| 二、 抗战中黄泛的社会关注 |
| 三、 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救济救助措施 |
| 四、 国民政府黄泛善后与救助、救济活动评价 |
| 结语 沉重而复杂的历史反思 |
| 一、 戏剧性的一幕:侵华日军投降谈判最初发生在黄泛区 |
| 二、 不是尾声的尾声:1947年花园口堵复合龙 |
| 三、 阻敌自卫，功过任评说 |
| 附录 |
| 一、 花园口事件大事纪要 |
| 二、 花园口事件文献辑录 |
| 三、 中国电报时间用语 |
| 后记 |
四、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届年会选出新理事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 山东大学, 2018(02)
- [2]罗竹风的编辑活动及其思想研究[D]. 王懿.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3]在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A]. 阮武昌.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十年纪事（1980-2010）, 2010
- [4]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A]. 陈扬.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十年纪事（1980-2010）, 2010
- [5]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A]. 阮武昌.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十年纪事（1980-2010）, 2010
- [6]工作报告[A]. 胡辛人.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十年纪事（1980-2010）, 2010
- [7]第四届年会文件选编 开幕词(摘要)[A]. 王维.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十年纪事（1980-2010）, 2010
- [8]刘大年史学研究[D]. 黄广友. 山东大学, 2010(09)
- [9]功罪千秋 ——花园口事件研究（1938—1945）[D]. 渠长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03(04)
- [10]在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A]. 阮武昌.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纪念特刊,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