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和平合作法”成为废案（论文文献综述）
王鹏飞[1]（2020）在《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文中研究说明战后日本的国会制度采用两院制,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是国民主权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两院均由普选产生,犹如国之双目反映国民公意。参议院作为"再考之府",对众议院以"民主多数决"原则下形成的法案,进行再审议,抑制盲目多数与政党偏私,在制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在"55年体制"时期由于自民党独占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议席,在党内事前审查制度下参议院一度沦为"众议院的附属品"丧失机能。平成时代以降,随着"55年体制"的瓦解与政治改革的推行,参议院的政治作用日益凸显,其运转经历了三个阶段:平成前期参议院的多党化格局与协商政治;平成中期参议院的执政党化重组与联立政权;平成后期参议院的在野党化与政权更迭。现今在安倍一强独大政治之下,作为"再考之府"的参议院正面临严峻考验。
孟晓旭[2]（2018）在《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文中指出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石泽义治,刘江永[3]（2017）在《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冷战后日本主要政策为主》文中指出公共舆论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有时却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政策?本文以冷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主要政策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并通过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及案例检验加以论证,结论认为:在政府决策者遭遇公共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自变量"核心政策"（core policy）和"选举期间"（election）与因变量"政府决策"（policy decision）之间有显着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选举期间,政府的决策者不太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而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核心政策;此外,政府决策者很有可能放弃强行通过公共舆论反对的非核心政策。
陈巍[4]（2017）在《日本新安保法析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日本自吉田茂政府以来,一直坚持走"重经济、轻武装"的发展道路,这使得日本能专注于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旧安保法基本上坚持了专守防卫和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新安保法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常态化,扩大了自卫队海外活动的范围和权限。新安保法的出台,一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二是为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实现日本的大国梦;三是为了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牵制。新安保法使日本拥有了为自己的"国益"而向海外派出军队的权利,给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
张晓磊[5]（2017）在《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变化与战略动机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日本政府赋予自卫队维和新任务,标志着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开始出现新变化。此前日本维和政策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无法可依阶段（1991年）;酝酿合法"外衣"阶段（1991—1992年）;有法可依、有限参与阶段（1992—2001年）;2001年通过"PKO法修正案"、全面参与阶段（2001—2016年）。此次变化预示着日本的维和政策开始进入第五个阶段,即新安保法框架下的"PKO法"第三次修正、深度参与阶段（2016年起）。日本政府赋予自卫队维和新任务,其中包括四重战略新动机:一是破解自卫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主体任务的内在法律困境;二是提高参与维和行动对日本"争常"外交的贡献度;三是减少在参与维和行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度;四是增强自卫队的军事作战能力。
田庆立[6]（2012）在《试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文中提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为运用积极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由此,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陷入了无法克服的"两难之境":一方面侧重依靠日美同盟制衡中国,以达到确保日本在亚洲居优势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及中国崛起的态势,力争把握住中国发展的机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达到互利双赢,也成为其考量对华政策的重要选项之一。在这种矛盾的对华认知的影响下,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对华决策不免增强了竞争和防范相交织的政策取向。
田庆立[7]（2010）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国际观、中国观与历史观》文中提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为运用积极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由此,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也陷入了无法克服的"两难之境":一方面侧重依靠日美同盟制衡中国,以达到确保日本在亚洲居优势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及中国崛起的态势,力争把握住中国发展的机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达到互利双赢,也成为其考量对华政策的重要选择项之一。在这种矛盾的对华认知的影响下,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对华决策不免增强了竞争和防范相交织的政策取向。
李永田[8]（2005）在《日本军事大国化与宪法第九条》文中认为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弃战”条款于1947年5月3日实施,它确立了和平主义基本原则。冷战时期,日本在“自卫”的幌子下,不断扩充军备,军事力量逐步增长。“武器出口三原则”和“军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GNP1%的限度”等和平原则相继被打破。日本军事力量逐渐背离和平宪法。 冷战后,为实现“普通国家”目标,日本加速军事大国化进程。一方面,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从法律上不断为日本军事发展“松绑”。1992年日本借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了《PKO法》打破了“不得向海外派兵”的宪法禁区,实现了自卫队跨出国门的梦想;1995年日本以朝鲜半岛核危机为借口,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日本“专守防卫”思想松动;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颁布标志着日本防卫体制发生质变,日本防卫战略脱离和平宪法第九条;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改正案》和《ACSA改正案》大大拓宽了日本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范围,为日本在新世纪的军事发展进一步营造了法律依据;2001年日本又抓着阿富汗反恐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通过了“反恐怖三法案”,扩大了首相的专断权,实现了战时派兵的梦想;2003年5月,日本又充分利用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大大放宽了自卫队出动的法律限制,使日本军事“文官管制”名存实亡,开启了“专守防卫”向“集体自卫”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宪法第九条;7月日本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
何英莺[9]（2003）在《论战后日美军事同盟中的摩擦关系》文中提出战后初期，日美两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同盟关系。在战后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它们既有相互密切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摩擦和冲突的一面。本文通过回顾战后日美同盟在军事领域中的摩擦历史，来透视日美同盟在安全合作背后的利益分歧和不同的战略追求，以及日美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对它们利益追求和战略选择的影响，以期更深刻地了解日美同盟的本质。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日美军事同盟摩擦的历史进行了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日美在签订各军事同盟条约时的摩擦。之所以要将此作为一个方面来论述，是因为本文认为在签订条约时候的交涉和摩擦能很好地反映出双方在利益追求和战略取向上的分歧。第二个方面是日美同盟在防卫分担费上的交涉与摩擦。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在同盟的框架下，日美两国又都有着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当利害关系深化时就会产生相应的摩擦。第三个方面是日美在日本增强防卫力和增加防卫费问题上的摩擦，在此本文不仅分析了美国对日本的“白乘安全车”论和“责任分担”论的由来，而且对日本如何利用日美同盟成为经济大国，而后又利用美国的压力一步步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的过程进行了阐释。第四个方面是日美在军事技术上的摩擦，这既反映了日美在军事技术上的赶超与控制的较量，同时也反映了日美两国的实力变化对同盟关系所产生的影响。第五个方面是以冲绳基地为个案来考察日美同盟在军事基地问题上的摩擦。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摩擦，一是日本要收回基地行政权所引起的摩擦，二是美军的基地犯罪所引起的摩擦，其中后者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第六个方面是日美在日本海外派兵问题上的摩擦，就日本如何在美国的“国际贡献”和“责任分担”的不断要求下，在海外派兵问题上从禁止到犹豫不决、再到积极迎合美国的态度转变过程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日本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表现急欲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野心。 通过对日美军事同盟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之后，本文对对日美防务摩擦所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影响日美同盟摩擦产生的三个因素是国家利益因素、国家战略因素以及政治文化因素。本文还从这三个因素出发分析了日美同盟摩擦的产生与发展，并认为导致日美军事领域摩擦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国家利益的矛盾、国家战略追求的不同以及政治文化的差异这三个方面。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引起了战后日美同盟摩擦的发展和深化。然而这些摩擦的发展又使日美同盟之间在利益和战略上形成了既相互抵牾又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的局面，从而使它们的摩擦总是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协调。并且在协调后，日美的同盟关系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和稳固。于是日美同盟的防务摩擦就以摩擦、协调，然后再摩擦、再协调的螺旋型上升的方式发展着。因此，本文认为日美同盟摩擦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以及不可轻易调和的特性。由此，本文认为日美同盟的摩擦也会对同盟本身产生深刻影响，从近期来看，日美同盟的摩擦具有在客观上促进日美同盟加强的作用，因为它们在摩擦中发现它们仍然还相互需要;从远期来看，日美同盟的摩擦将削弱日美同盟存在的基础，并对同盟本身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日美同盟的摩擦的暂时妥协将带来更深刻的摩擦，而随着摩擦的升级，这些摩擦的调和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肖刚[10]（2001）在《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一 冷战后日本政府的联合国外交核心目标是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坚持按照联合国的规定交纳高额会费、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进行发展与环境领域的外交、裁军外交、人权外交等等，均是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冷战后的政治思潮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思想准备，是日本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而冷战后的日本政府的联合国外交主张和冷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潮有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 冷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潮有下列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一国和平主义”进行否定的“新保守主义”，二个是脱联合国的“联合国尊重主义”，三是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对联合国财政贡献大对联合国施压的“软否决权”构想，四是主张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以大国为主轴进行国际协调的“协调下的霸权”论。 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主张是90年代日本联合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日本联合国改革的核心要求是安理会改革，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始终围绕日本现实国家利益即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进行。 日本认为安理会改革必须包括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会员国。对新常任理事国可进行周期性的审查，新常任理事国应该有否决权，安理会应该有24个理事国。关于财政改革的主张，日本提出“责任支付原则”。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压现任常任理事国多承担联合国的会费，二是暗示日本已经取得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能力。“新的发展战略”是日本有关发展的改革主张，该主张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所有权”，在“发达国家、国际组织、NGO等”的协调下进行援助，并把“一揽子手段”和“个别手段”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二 在支撑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种类资源中，以联合国为直接载体的资源占很大比重，因此联合国外交在日本的政治天平之中地位重要。 过去，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更多地是利用世界的经济资源，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地 —————正闪回—回——】口口口回问回口问口口b．．－—－－——位，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应该是政治大国，因此它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世界的政治资源上，如对联合国的经营便是如此。它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方式和投资行为”。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目标，日本联合国外交与它所追求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有密切的关联。 ’ 对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在日本有积极派和消极派，两派都以国家利益为由，但结论完全相同。 在日本进行联合国外交的手法上，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 回顾冷战时期的日本联合国外交，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冷战时期其联合国政策的中心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千方百计地在联合国中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地位；第二，岸信介提出了自己的核政策理念，对以后的日本联合国政策影响巨大；第三，非常热衷在联合国体系中谋取各种重要位置；第四，首次提出安理会改革问题与力图成为“常任理事国”。 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措施主要有：第一，积极寻求在联合国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提出“非核常任理事国”概念；第三，选派骨干担任联合国关键机构的领导职务和成为理事国；第四，向联合国机构捐出巨款；第五，进行双边援助，为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寻求支持；第六，关注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第七，以争取经常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推动加入常任理事国目标；第八，吸引联合国机构留驻日本；第九，利用八国集团的聚集力量向联合国施压；第十，在大学进行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在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中，它有两个主要的权力基础，一个是以经济大国的经济实力对联合国作出的巨额“财政贡献”，另一个是谋求发挥日本的全球军事作用的、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为核心并谋求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军事贡献”，此外，同样是以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所进行的在发展领域的外交。 总的来说，日本是联合国的最大财政贡献国之一，仅次于美国，在任意捐款方面日本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军事贡献”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一是因为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参 4 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以解决它的宪法所限制的不能拥有军队而同时可以使参加集体自卫 权合法化的问题，其二是它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同样也希望通过维和的参 与达到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之目的。前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结，因为联合国至今仍未 实现建立联合国军的承诺，而后者则是日本实实在在所已经体验过的“国际贡献”。 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民
二、谈“和平合作法”成为废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和平合作法”成为废案（论文提纲范文）
（1）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平成前期参议院的多党化格局与协商政治 |
| 二、平成中期参议院的执政党化重组与联合政权 |
| 三、平成后期参议院的在野党化与政权更迭 |
（2）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两极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萌发 |
| 二、多极化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嬗变 |
| 三、新兴国家崛起与日本大国化谋求的深化 |
| 四、日本对大国化谋求的前景 |
| 结论 |
（3）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冷战后日本主要政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舆论非合理说 |
| (二) 公共舆论合理说 |
| (三) 公共舆论有效说 |
| (四) 公共舆论无效说 |
| (五) 外部威胁介入说 |
| (六) 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
| 二、理论构建 |
|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 公共舆论 |
| 2. 核心政策 |
| 3. 政权稳定性 |
| 4. 政权利益 |
| (二) 基本逻辑 |
| (三) 因果机制与研究假设 |
| 三、定量分析 |
| (一) 自变量及其赋值 |
| (二) 控制变量及其赋值 |
| (三) 因变量及其赋值 |
| (四) 描述性分析 |
| (五) 因果效应分析 |
| 四、案例比较分析 |
| (一) 《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的废立和《通信监听法》的延期 |
| 1.《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的先废后立 |
| 2. 日本《通信监听法》为何先退后进 |
| 3. 小结 |
| (二) 增加消费税再三延期和《新安保法》的强行通过 |
| 1. 安倍内阁增加消费税的承诺缘何一再延期 |
| 2. 安倍内阁为何无视民众反对而强行通过《新安保法》 |
| 3. 小结 |
| (三) TPP协定的国会审议 |
| 1. 日本政府为何先暂缓后强推TPP协定审议 |
| 2. 小结 |
| 五、结论 |
| (一) 结果分析 |
|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的参考意义 |
（4）日本新安保法析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旧安保法的特点 |
| (一) 专守防卫 |
| (二) 不行使集体自卫权 |
| 二、新安保法的突破 |
| (一) 行使集体自卫权 |
| (二) 海外派兵常态化 |
| (三) 进一步扩大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和权限 |
| 1. 将《周边事态法》改订为《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 扩大对美军支援的范围 |
| 2. 扩大国际和平活动的范围 |
| 三、制定新安保法的原因 |
| (一) 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
| (二) 日本右翼的抬头 |
| (三) 对中国进行压制 |
| 四、结语 |
（5）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变化与战略动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脉络 |
| (一)无法可依阶段(1991年) |
| (二)酝酿合法“外衣”阶段(1991—1992年) |
| (三)有法可依、有限参与阶段(1992—2001年) |
| (四)通过“PKO法修正案”、全面参与阶段(2001—2016年) |
| (五)新安保法框架下第三次修正“PKO法”、深度参与阶段(2016年起) |
| 二、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新动机 |
| (一)破解自卫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主体任务”的内在法律困境 |
| (二)提高参与维和行动对日本“争常”外交的贡献度 |
| (三)减少在参与维和行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度 |
| (四)增强自卫队的军事作战能力 |
| 三、日本维和新政策的影响 |
（6）试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国际观 |
| (一) 富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 |
| (二) 积极主张修改宪法 |
| (三) 新生代政治家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张 |
| 二、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 |
| (一) 新生代政治家对中国的态度日趋强硬 |
| (二) 新生代政治家在发展与台湾关系上表现积极 |
| 三、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历史观 |
| (一) 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的思想根源上存在分歧 |
| (二) 天皇制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国民的历史认知 |
| (三) 新生代政治家的历史认知趋于保守偏右 |
| 四、结语 |
（8）日本军事大国化与宪法第九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主要依据与可行性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动态与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及论点概要 |
| 第二章 从非军事化到重新武装 |
| 2.1 日本宪法及和平原则的产生 |
| 2.2 宪法第九条的历史遗留问题 |
| 2.3 冷战时期日本军事对宪法第九条的冲击 |
| 第三章 从海外派兵到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
| 3.1 《PKO法》突破海外派兵禁区 |
| 3.2 日本防卫政策脱离“专守防卫”轨道 |
| 3.3 “周边事态三法案”：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
| 第四章 从战时派兵到行使集体自卫权 |
| 4.1 “反恐怖三法案”实现派兵性质的转变 |
| 4.2 “有事法制”开启专守防卫向集体自卫的转变 |
| 4.3 日本谋求海外派兵永久化 |
| 第五章 从军事大国化到和平宪法的空洞化 |
| 5.1 日本的核能力与核动向挑战“无核三原则” |
| 5.2 日本“TMD”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 |
| 5.3 日本三军实力将和平宪法第九条推上极限 |
| 5.4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之走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大事记 |
（9）论战后日美军事同盟中的摩擦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日美同盟的由来与发展 |
| 第二章 日美同盟摩擦的内容 |
| 第一节 日美同盟的关系定位-- 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角度考察 |
| 第二节 日美围绕防卫分担费的交涉-- 减负与增负的矛盾 |
| 第三节 日美围绕日本增强防卫力和增加防卫费的摩擦-- 利用与被利用的过程 |
| 第四节 日美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摩擦-- 赶超与控制的较量 |
| 第五节 日美围绕军事基地问题的摩擦-- 以冲绳为个案 |
| 第六节 日美围绕日本海外派兵问题的摩擦 |
| 第三章 日美同盟摩擦的原因、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矛盾 |
| 第二节 国家战略的不同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的差异-- 一种从文化角度出发的诠释 |
| 第四节 日美同盟摩擦的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一览 |
| 附录 |
| 致谢 |
（10）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提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选题论证 |
| 第一节 选题 |
| 第二节 论文的构思框架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学者的研究 |
| 二、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第五节 指导思想 |
| 一、 《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二、 邓小平的对日政策思想 |
| 三、 邓小平有关联合国问题的论述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 辩证法思想的应用 |
| 二、 “国家利益”的分析角度 |
| 第二章 冷战后的思潮与联合国改革主张 |
| 第一节 冷战后的政治思潮 |
| 一、 新保守主义 |
| 二、 “联合国尊重主义” |
| 三、 “软否决权”构想 |
| 四、 “协调下的霸权” |
| 第二节 日本政府的联合国改革主张 |
| 一、 安理会改革主张 |
| 二、 财政改革主张 |
| 三、 发展领域改革主张 |
| 第三章 日本的国际资源背景与联合国外交措施 |
| 第一节 日本国家目标的资源基础与国家利益结构 |
| 第二节 日本的国家利益结构与联合国外交目标 |
| 第三节 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对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联合国外交的具体措施 |
| 一、 冷战时期的日本联合国外交回顾 |
| 二、 冷战后的联合国外交措施 |
| 第四章 联合国外交的“硬权力”与“软权力” |
| 第一节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硬权力” |
| 一、 日本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 |
| 二、 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联合国常设军” |
| 三、 作用有限的“发展外交” |
| 第二节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软权力” |
| 一、 环境外交 |
| 二、 裁军外交 |
| 三、 追随外交的表现：日本在联合国中的反华人权外交 |
| 四、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树立文化吸引力 |
| 第五章 加速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及其难题 |
| 第一节 谋求加速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
| 第二节 日本谋求加入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反映 |
| 第三节 日本走向常任理事国的难题 |
| 一、 历史认识问题的消极影响 |
| 二、 视野狭窄的联合国改革观 |
| 三、 联合国外交目标的国内制约因素 |
| 四、 安理会改革的复杂性 |
| 五、 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六、 “军事贡献”的难题 |
| 七、 民意调查分析——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
| 八、 不结盟国家对日本常任理事国化的牵制 |
| 九、 日本与德国：国家认同与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 |
| 十、 缺少“国家理性”的联合国外交 |
| 第六章 日本联合国外交与中国 |
| 第一节 面向21世纪的中国联合国政策与联合国外交方针 |
| 第二节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推动双边在联合国中的合作 |
| 一、 现实安全利益的需要 |
| 二、 国际责任的需要 |
| 三、 巩固双边关系的需要 |
| 四、 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时代联合国重要作用的需要 |
| 第四节 中日加强联合国合作的方案 |
| 一、 方案之一：加强中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领域中的合作 |
| 二、 方案之二：建立中日学者联合国改革推动与研究论坛 |
| 三、 方案之三：新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
| 四、 方案之四：加强大众层次的联合国政策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
| 结束语 |
| 后记 |
| 附录 |
| 主要资料目录 |
四、谈“和平合作法”成为废案（论文参考文献）
- [1]平成日本政治结构演变与参议院在国会中的作用转换[J]. 王鹏飞. 日本研究, 2020(02)
- [2]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J]. 孟晓旭. 日本问题研究, 2018(05)
- [3]公共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以冷战后日本主要政策为主[J]. 石泽义治,刘江永. 国际政治科学, 2017(03)
- [4]日本新安保法析论[J]. 陈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7(02)
- [5]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变化与战略动机分析[J]. 张晓磊. 东北亚学刊, 2017(02)
- [6]试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J]. 田庆立. 东北亚学刊, 2012(04)
- [7]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国际观、中国观与历史观[J]. 田庆立. 南开日本研究, 2010(00)
- [8]日本军事大国化与宪法第九条[D]. 李永田. 延边大学, 2005(04)
- [9]论战后日美军事同盟中的摩擦关系[D]. 何英莺. 复旦大学, 2003(02)
- [10]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研究[D]. 肖刚. 外交学院,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