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努力提高公文质量（论文文献综述）
孙超然[1]（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郝炜[2]（2019）在《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演进,并非全部按照立法者为行政权设定的轨道运行,行政执法实践不仅存在着“无法律则无行政”,在本土行政法语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同样存在着“无法律亦须行政”的治理诉求。政策对行政主体履行行政任务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基本命题,采取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田野调查等论证方式,廓清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及其相互之间的行政法关系,构成全文论证主旨。伴随社会法治国时代来临,自由法治国时代所形塑行政执法活动严格遵循“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形式法治底线,但却无法达成“无法律亦须行政”的实质法治目标。行政执法依据概念具有执政性（政治立场）与执法性（法律立场）的行政法理。传统行政法奉行依法律执行的唯一路径遮蔽甚至掩盖了公共行政的复杂性,试图以法律规范作为涵摄法律与政策、政府与政党等命题的进路,难以为行政法变迁提供具有阐释力和创新力的行政法理。透过行政执法违法屡禁不止、行政执法依据彼此冲突、行政执法实效不佳的表象,进而揭示行政执法依据研究囿于“法律——政府”分析框架而忽视了行政法在“政党——政府”分析框架下对民主政治的调控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整行政执法依据的研究立场,并重置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行政法学基本立场为出发点,将行政执法依据置于不同立场予以考察,有益于精准认识行政执法依据概念。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注重行政法的规范内涵与逻辑涵摄,着力于将社会事实、非法律规范形态一并转化、凝练为一般化的行政法规范,并透过法律解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实践实现个案正义。与之相反,行政执法依据的社科法学立场则注重经验维度的事实描述,具有注重本土化行政法认知偏好与解读行政法实践的阐释力量。在研究行政执法依据时应当避免仅从行政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立场一端审视。经过对行政执法依据构成要素逐一辨析,即分别从“行政”“执法”“执行”的宪法属性、行政法属性分析,认为行政执法依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选择主权意志、宪法、法律、政策等作为处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任务的执法根据。然而,这种法教义学所宣称的行政执法依据,难以回应行政法治实践的短板,这分别体现在政策元素、经验元素、事实元素对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民主政治结构的现实冲击。可见,行政执法依据及其选择研究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冲突置于一个同时符合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行政法分析框架即政府法治论命题内予以解决。其因在于,政府法治论既紧扣法教义立场的严格逻辑,又能够回应行政法学实践的经验理论从而包容社科法学立场的事实描述。立场既定,则路径趋向必然显现。针对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与社科法学立场分析,事实上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即为行政执法依据命题的规范研究与经验观察预设了不同的分析路径。一个必须交代的学术立场则是,依政策执行研究必须坚定宪法立场、必须符合行政法调控的规范要求。政府法治论为论证居于行政法教义学立场的依法律执行路径设定了合法性边界。首先,确定依法律执行概念。所谓依法律执行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既定行政决定、达成行政目标过程中,应当仅以法律为依据。“依”,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权力对公共行政初次判断权的源头所指,是行政法适用的具体体现。其次,申明依法律执行的必要性。政府依法律产生原理与政府由法律控制原理是行政主体依法律执行的行政法理依据。行政执法依据注重依法律执行已成为法治中国的常识,其必要性来自宪法规范、行政法教义学和民主政治因素的驱动。同规范主义层面原因相比,特别是行政法规范中的执政党要素,对于推动形成依法律执行路径具有更为现实的驱动作用。最后,注重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旨在从反证立场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的唯一性命题。从路径内省的“合法性”质疑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并不是行政执法依据的唯一路径,事实上呈现的则是立法系统漏洞丛生、依法行政实效不彰、行政分层结构冲突、裁判扩张政策空间等现象,从而影响了依法律执行的调控质效。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探究依政策执行命题,其目的是将依政策执行纳入行政法教义学以求法规范与法裁判的形塑。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涉及改革开放的政策往往成为推动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主要动力。然而,行政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是学科体系内部的规范化整理,缺乏与执政党治理系统对话的技术规则。关于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分析表明,依政策执行应当同时满足谨守行政法规范、回应行政法变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机制的要求。关于依政策执行要素的分析表明,政策为行政法提供了法政策立场、合法律转化、全覆盖治理的行政法图式,并赋予行政法调控现实政治的规范理据与实践理性,由此行政法的调控疆域实现了从公共行政向现实政治的重大跨越。在对政策行政法理探究基础上,通过评介“合法性”质疑学说,借助依法律善治原理所提供的“法律—政府”分析框架、“执政党—政府”分析框架,进而提出依政策执行的概念,即当法律对行政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根本就没有作出规定,但基于公共利益目标、行政任务时限、行政裁量考量又必须执行时,此时行政主体在宪法原则和行政法原则之下以创制型政策与执行型政策为依据来执行公共行政事务。毋庸置疑,依政策执行路径本身充满矛盾性,它内蕴“合法”与“有效”的状态分离、法律与政策的规范分离以及法律与政策治理实效重叠的张力。从行政法实践观察,依政策执行的具体调控方式主要表现为“政策主导”“正当有效”“规范替代”等类型。在依政策执行朝向法治化以法规范规整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党内规范与合宪合法、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等因素。为验证上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研究的确是一个“真问题”,本文选取日常行政执法实践中常见的“打请示”,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由此观察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两种不同路径的实践理性。研究显示,请示可作为分析论证韦伯式国家权力形式化构建的微创切口;透过请示现象能够证明依法律执行并非政府法治化进程的唯一轨道。针对“打请示”的行政法理探究发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中存在着事实与规范的话语转换、法律与政策的规范替代、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可见,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与重叠为特征的交互逻辑。因此,要对行政执法依据选择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一方面,要实现依政策执行的理性化、民主化,同时严格控制政策在法律体系内制造例外;另一方面,依政策执行具有政治命题向法律议题转向的治理风格,而行政法律制度则是其转向的制度归宿。在宪制框架下将政治问题导向社会主体习以为常的行政法命题,需要依赖预设的并可验证的法律逻辑和法律规则,并由法律配置相应民主政治资源。“打请示”例证还显示,法律事实和法律证据有时会被有意裁剪或筛选,并且法律事实极易被经验主义所代替。因此,依法律执行路径中极难消除“法治逃逸”隐患,而行政效率价值缺失、法律规则隐藏漏洞、地方自治行为偏向、回避承担行政责任等则是其主要原因。由此,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为主的两种类型。展望未来,法治政府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法治政党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具体而言,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具有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变迁具有阐释能力。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命题成立的原因既包括行政执法依据所蕴含的执行主权与执行法律指向,也包括来自“共产党与行政法”互动关系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关注法政策学并非是对超法政策、例外法治的鼓与呼,而是在坚持法治政府取向基础上对法政策功能的最大化运用。在执政党对行政法具有现实影响下,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仍然会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实施现象。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政府”概念一向就有“法律之下的政府”与“政党之下的政府”的界分,而且能够回应与阐释日常行政法的实践法理,同时也为行政法调控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法教义分析工具。
王舒雅[3]（2014）在《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平天国公文是我们研究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旨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通过梳理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归纳每一个阶段的公文在文种、文书机构人员、文书制度、文风面貌等方面所呈现的变化及特点。其次,以太平天国公文的革除与创新为中心,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众不同的特色。同时,将太平天国公文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分析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廷公文的区别与联系。从“比较”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本质及其发展的局限。立足于文化阐释的视角,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宏观分析,阐述太平天国公文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中国民间礼俗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此为坐标,挖掘太平天国公文演变过程给近代公文发展所带来的新因素,认识太平天国公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等以喊令与诗歌创作等宣传方式代替纸质文书为革命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早期文书中公文意识已经萌芽。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通过发布公文规范军队纪律,管理社会秩序。格式的规范、制度的初建标志着公文的定型。定都天京以后,大批江南文士加入到文书工作队伍中。文书机构的分工日趋合理,根据政务需要新的文种不断产生,公文撰写和处理制度日趋完备。公文发展较为成熟,处理效率极高。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有别于封建公文的特征。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革命和文书工作以沉重的打击,文书机构在几经波折后才得以重建。一方面对公文制度进行创新,在公文办理和传递方面采用了不少积极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进行文风改革,进一步革除浮文巧言,提倡晓畅务实的文风。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在清廷和洋人的双重打击下日趋颓败。终日忙于宗教事务的天王在公文中也表现出对宗教的依赖与迷信。公文的权威性被削弱,文书处理效率大幅降低,封建性质的文书不断涌现,太平天国公文随着革命逐渐走向衰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使得太平天国公文呈现出新的特点。太平天国独创了诸多公文文种。公文语言独树一帜,交叉融合了诗歌语言、宗教语、方言口语和革命隐语。公文内容丰富,不仅传承了以往农民起义公文的革命性,还深入关注民风教化、妇女权益、农业生产、工商发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农民领袖利用公文积极外交,促进了所辖区的贸易发展与宗教传播。总之,太平天国在文种的数量、分工的细致、内容的多元、特性的丰富等方面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失败的农民革命政权难以企及的。与清廷公文相比,太平天国公文虽在公文撰写规范性方面有所不及,然而相较于清朝冗长晦涩的公文引起的“案牍积压”,太平天国简明晓畅的通俗文风却加速了公文的流转,提高了行政效率,对近代公文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太平天国虽然在公文的内容与形式上大胆革新,但依旧对清代公文为代表的封建文书有着一定程度地承袭,主要表现在文种、撰写技巧、文书制度等方面。在撰写技巧上,太平天国运用古代公文常用的技法,针对敌方的弱点以援引史实、数据佐证、心理分析等技巧进行笔伐。在公文的内容上,仍然充斥维护封建特权思想。在文书制度方面,抬头制度、避讳制度都较为常见,封建痕迹更为明显。因此从本质上讲,太平天国公文并未能脱离封建性质。公文指导思想不科学、人才水平有限、人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也限制了太平天国公文的发展。太平天国不仅有完备的组织机构还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出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文化阐释是很有必要的。传统与西学相互碰撞的文化背景之下,太平天国公文反映出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体现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民间礼俗的特征。公文不仅折射出这一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也与文书人员的心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太平天国公文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这种变化并不无规律可循。文种的演进经历了由简入繁,从少到多的趋势；公文处理制度方面也因分工的明确和政务需求日趋细化。公文的效力随着革命形势的衰败由强到弱。这些演变规律揭示了古代公文的发展趋势。太平天国政权的历史跨度虽仅有十余年,但这场革命对近代中国影响至深。公文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反清斗争中,虽然出色地完成了革命宣传工作,却也成为清政府破解太平天国军事策略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平天国公文在古代公文发展史上属于承前启后的阶段,给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公文中所体现的革命性和文化观引发了近代人对救国救民道路以及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太平天国文风改革精神开启了近代公文写作的新风气,提倡简洁晓畅的文风至今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褚楚[4]（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谈笑[5]（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孙英儒[6]（2015）在《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研究 ——以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人员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政秘书考核评价是对党政秘书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本文针对党政秘书工作内容繁杂、综合性强、服务对象特殊的特点,以服务党政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管理学当代动机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各项绩效考核工具,借鉴发达国家公务员考核经验和国家秘书职业标准体系,对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人员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文章客观分析现有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在深入总结其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以三种需要理论、目标设置理论等为指导,运用图评价尺度法、关键事件和行为锚定法等绩效考核工具,对党政秘书考核评价指标进行改进;以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等为指导,综合运用交替排序法和强制分布法、360度反馈法等绩效工具,优化考评主体、考评方法和程序、考评结果及运用,并参照“当代动机理论整合模型”,对各考核评价要素进行整合,使各环节衔接对应。在理论研究领域,有助于拓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深化公务员考核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为秘书学领域评价体系研究提供借鉴。实践方面,改进后的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能更加科学有效地对秘书人员工作行为表现进行评价,有利于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对党政秘书进行激励和约束,为干部选拔任用、人员培训提供依据,增强人事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郑精莹[7]（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高政府机关发文质量、理顺收文办理程序、规范立卷归档要求来提升公文办理效率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在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基本制度框架下,分析当前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在整体以及发文、收文、归档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是提高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水平的必由之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对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办理水平与能力欠缺,导致发文格式与内容、收文办理质量与效率、立卷归档应用与共享等方面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进行取样调研,对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现状进行分析,发掘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办理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剖析原因从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为实现行政公文的规范化办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从而实现提升行政机关办公效率、使公文办理工作更加严谨。
孙峻华[8]（2019）在《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文中提出公文是统治阶级展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公文的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公文文本的质量,而公文文本的质量则与公文写作活动密切相关。公文写作是一项发文主体们为完成机关工作目标与任务,通过撰写公文来实现政令与意图的通达而进行的行为活动,这个活动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过程,整个活动实质是大大小小的主体们围绕着社会实践而进行的思维活动,是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分析、结论,并最终在尊重实践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对社会实践的能动改造,使整个社会达到良性、有序、和谐、高效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目标。公文写作质量的高与低决定着最后的精神产品——公文文本的质量,公文文本质量的优劣则与社会管理者的目标能否实现、社会是否良性运行都密切相关,因此对公文写作活动本身的监控与评价,对其中涉及到的诸要素的分析及通过构建相关模式来体现对要素的要求是本文写作的动机,其最终的目的都是确保公文写作活动有一个高质量的文本的产生。公文写作质量控制问题的提出,即结合公文实践中出现的诸种不如人意的问题,针对公文写作活动中涉及到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对每一个因素从实践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具体的写作角度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与措施,最后再予以整合,使公文文本的出世便具有高质量,以利于官方政令的下达与执行,以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本文分为九章,内容简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其中论及本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公文写作研究的状况、研究的内容、方法、思路、意义及目的。第二章对文本中所涉及相关概念,公文、公文写作、公文文本质量、公文写作涉及的相关要素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与论述。第三章为当前公文实践领域内的问题及与公文写作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文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对政府公文网络式跟踪调查,从网上来了解公文的基本状况;二是走访式加问卷式调查,前后两次以机关单位中从事公文写作的文秘人员为对象进行公文相关内容的问卷调查,同时与之进行关于公文活动的交流,取得第一手数据;三是参考政府机关自己对公文的调查,如2013年国土资源部组织文秘从业人员、高校专家等对国土资源部下属单位的公文进行的评估。从正反两方面观察与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效果,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重点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不足,归纳、总结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红头文件”问题、“朝令夕改”问题、公文过度解读问题、公文文风不良问题、“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等写作实践及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从公文写作角度分析公文实践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分别从公文写作的语境角度、公文写作的系统论角度、公文写作中矛盾论的角度、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角度、公文写作相关规律角度等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第五章为原因分析与写作要素分析与控制的过渡章节,论及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及相关框架,为下文论证打好基础。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析影响公文写作活动的诸要素,具体分析诸要素在公文写作中的作用及要求,并将诸要素与整个公文写作活动的质量高低联系起来,与公文在现实中诸种问题产生联系起来,目的即把好公文写作的关,使其活动产生的成果——文本是满足要求的成品,以避免其在实践中的问题的产生。这些要素包括了写作主体（三个主体）、收文主体、公文所揭示客体、以及文本客体（包括文种、格式、主旨、材料、结构、语言、文风）,当然还包括了诸如语境这样对公文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要素。重点放在分析构成公文写作诸要素的特点要求,如何协调与控制使整个公文写作高效,从而保证所产生公文文本的高质量。第九章对论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未来公文写作问题的研究展望。
谢健[9]（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提出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董亮[10]（2016）在《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规化管理是部队建设永恒的主题,我军的建设史就是一部正规化管理史,是一部在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史。在新形势下,习主席审时度势,战略性地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并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一战略思想摆上新的历史高度,这对加强我军正规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火箭军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的战略打击力量,地位作用突出、使命任务艰巨,对正规化管理提出了更为迫切要求和更为严格的标准。正规化管理似乎是军队管理学的专用词汇,军外研究成果中鲜有涉及,但与正规化管理理论相近的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理论,早已各成一脉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应用成果。我军对正规化管理的研究也同样硕果累累,无论是学术论文和研究专着的理论成果,还是集训研讨取得的制度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正规化管理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关乎部队建设方方面面,涉及全领域、全要素、全时域的“大管理”,其主要特点是高效有序、正规统一。要提升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在贯彻落实好以条令条例为核心的各项军队法规制度的同时,还应总结推行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为此,有必要构建一个符合火箭军部队实际的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以在书面制度与行为执行之间搭建一座转化实现的桥梁。目前,大部分火箭军部队都各自量身定制了一套管理规范,但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不够全面、操作性不够强、合理性有所欠缺等问题,特别是相同类型部队之间没能形成统一标准,这也不符合正规化管理的“统一性”要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规范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理论要点,结合课题研究实践,总结提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必须遵循合法性、可行性、先进性和针对性的原则,采取立足管理实践、人员广泛参与、坚持科学合理、突出重点内容、着眼适度开发、配套保障机制的方法,提出了在决策筹划、人员选配和策略选择等环节上的具体意见,以及在规范体系的施行与修订的具体步骤和注意要点。依据管理组织三层设计理论,构建了以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四个秩序”为主体框架,涵盖火箭军部队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方面建设的管理规范体系,并结合部队管理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内容。本文的研究成果已在部分火箭军部队得到推行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成效,该研究成果对火箭军机关、科研院校以及其他军种部队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也具有借鉴价值。
二、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努力提高公文质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努力提高公文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题、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行政执法依据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内涵变迁 |
| 一、从“行政”到“执法” |
| 二、从“执法”到“执行” |
| 三、行政执法依据的概念分析 |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本土实践 |
| 一、行政执法依据与政策 |
| 二、行政执法依据与经验 |
| 三、行政执法依据与事实 |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法治论”的要义勾勒 |
| 二、“政府法治论”的介入理据 |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路径选择 |
| 一、路径解析 |
| 二、路径面向 |
| 第二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律逻辑——依法律执行 |
| 第一节 依法律执行的概念界定 |
| 一、依法律执行的概念分析 |
| 二、依法律执行的理念融合 |
| 第二节 依法律执行的设定缘由 |
| 一、宪法规范约束 |
| 二、行政法教义学限定 |
| 三、民主政治驱动 |
| 第三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外观 |
| 一、形塑法治政府的构建逻辑 |
| 二、营造法治政府的法律生态 |
| 三、确立法治政府的救济体系 |
| 四、构建法治政府的顶层设计 |
| 第四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反思 |
| 一、路径反思的“合法性”质疑 |
| 二、路径反思的教义学评价 |
| 第三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政策逻辑——依政策执行 |
| 第一节 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 |
| 一、行政法教义空间狭仄 |
| 二、规制派规范研究欠缺 |
| 三、执政党法治实践诉求 |
| 第二节 依政策执行概念的行政法理 |
| 一、政策的行政法意涵 |
| 二、依政策执行的法概念界定 |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现实挑战 |
| 一、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矛盾性 |
| 二、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必要性 |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依政策执行内核的规范重整 |
| 一、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 |
| 二、党内法规与合宪合法 |
| 三、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 |
| 第四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选择的互动与冲突: 基于个案的验证 |
| 第一节 背景说明 |
| 一、街道办事处的职权演变 |
| 二、项目开竣工时间的法律规定 |
| 第二节 请示及其类型化的法律之维 |
| 一、作为载体的请示 |
| 二、作为公文的请示 |
| 三、作为惯例的请示 |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交互逻辑 |
| 一、行政法事实与行政法规范的话语转换 |
| 二、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规范替代 |
| 三、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 |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治挑战 |
| 一、行政效率价值缺失 |
| 二、法律规则隐藏漏洞 |
| 三、立法规制选择偏好 |
| 四、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
| 五、回避承担行政责任 |
| 第五章 行政执法依据选择路径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 |
| 一、路径选择的权利逻辑 |
| 二、行政执法的政治驱动 |
| 三、政策功用的权利指引 |
| 四、权利指向的行政执法 |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 |
| 一、选择依据的价值目标 |
| 二、党的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
| 三、党的执政权的行政法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太平天国公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的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框架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上)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的分期标准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萌芽(1843—1851年) |
| 一、文书格式初具雏形 |
| 二、革命宣传人员公文意识萌芽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逐渐定型(1851—1853年) |
| 一、常用文种基本固定 |
| 二、公文程式逐渐规范 |
| 三、公文制度的初建 |
| 四、简明文风的形成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公文发展史(下)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日趋成熟(1853—1856年) |
| 一、文书机构的建立与人员职责分配 |
| 二、文种的分工与细化 |
| 三、公文效率的提高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文书工作的动荡发展(1856—1861年) |
| 一、文书机构及人员的重组 |
| 二、文种的使用及变化 |
| 三、公文制度的完备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走向衰落(1861—1864年) |
| 一、文书制度的僵化 |
| 二、文书效力的下降 |
| 第三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革新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对以往农民起义公文有益经验的吸收 |
| 一、广泛运用公文 |
| 二、公文主旨颇具革命性 |
| 三、重视文书人员的培养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革除与创新 |
| 一、文种的改造：细化与创新 |
| 二、用语的标新：诗歌、宗教语、方言、隐语的交叉使用 |
| 三、内容的多元：丰富性与进步性 |
| 四、格式与称谓的创新：宗教化与平等化 |
| 五、文风的改革：摒弃艰深,务求晓畅 |
| 第四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性及发展的局限—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朝公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廷公文的比较 |
| 一、公文指导思想的区别 |
| 二、公文写作人员文化素养的对比 |
| 三、不同政治形态下人才制度的差异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性质及其发展的局限 |
| 一、太平天国公文的封建烙印 |
| 二、太平天国公文发展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太平天国公文的文化阐释 |
| 第一节 文化阐释的视角以及太平天国公文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政治制度 |
| 一、公文所体现出的政权变动 |
| 二、公文形式中显示出的政治意味 |
| 第三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西方文化及中国传统礼俗 |
| 第四节 太平天国公文与社会意识 |
| 一、反封建、反压迫的社会呼声 |
| 二、太平天国公文与文人心态 |
| 结语：太平天国公文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
| 一、太平天国公文发展演变的规律及特点 |
| 二、太平天国公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6）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研究 ——以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人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和不足 |
| 2.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概述 |
| 2.1 党政秘书概述 |
| 2.2 考核评价体系概述 |
| 2.3 现有考评体系的特点与不足 |
| 3.考评体系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
| 3.1 动机理论及其对党政秘书考评的启示 |
| 3.2 绩效考核工具及其在党政秘书考评中的应用 |
| 3.3 比较视角下的党政秘书考评体系改进思路与方法 |
| 4.党政秘书考评指标改进思路与措施 |
| 4.1 党政秘书考评指标设置原则和程序 |
| 4.2 党政秘书考评指标要素设置 |
| 4.3 党政秘书考评指标权重设置 |
| 5.党政秘书考评体系改进思路与措施 |
| 5.1 基于360度考核法的考评主体设定 |
| 5.2 基于管理学理论和工具的考评方法和程序改进 |
| 5.3 比较视角启发下的考评结果设置和运用 |
| 6．党政秘书考评体系改进成效分析 |
| 6.1 党政秘书考评情况调查问卷分析 |
| 6.2 党政秘书考评体系改进个案分析 |
| 7.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7）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选题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焦点 |
| 第一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地方政府 |
| 二、行政公文 |
| 三、行政公文办理 |
| 四、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 |
| 第二节 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的基本要求 |
| 一、收文办理的基本要求 |
| 二、发文办理的基本要求 |
| 三、整理归档的基本要求 |
| 第三节 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理论基础 |
| 一、公文处理学理论 |
| 二、公文管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成就、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的成就 |
| 一、推行行政公文收、发文规范化办理成效显着 |
| 二、行政公文整理归档作用初现 |
| 三、行政公文办理人员已纳入规范化管理 |
| 四、电子公文的应用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办理存在的问题 |
| 一、收文办理方面的问题 |
| (一)行政公文处理工作日渐繁重 |
| (二)初审、承办作用不明显 |
| (三)催办形式单一 |
| 二、发文办理方面的问题 |
| (一)行政公文写作不规范 |
| (二)校核层次有待提高 |
| (三)合法性审查力度不够 |
| (四)利用非保密平台处理收发文工作 |
| 三、整理归档方面的问题 |
| (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行政公文办理基本理论知识 |
| (二)整理归档方法相对落后 |
| (三)管理模式不科学 |
| 第三节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非规范化办理的原因分析 |
| 一、行政公文审核与评估制度不完善 |
| 二、行政公文办理规范贯彻执行不到位 |
| 三、人员的能力和责任意识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加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的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办理人员的能力建设 |
| 一、定期组织培训学习 |
| 二、提高公务员行政公文办理的综合素质 |
| 三、强化对上级沟通反馈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办理制度 |
| 一、健全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审核链条 |
| 二、推广协同办公系统 |
| 三、提高电子公文处理的保密意识 |
| 第三节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办理水平 |
| 一、深化行政公文办理制度的改革 |
| 二、加强法规教育宣传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1 国内研究述评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公文 |
| 2.1.2 公文写作 |
| 2.1.3 公文写作要素 |
| 2.1.4 公文文本质量 |
| 2.2 理论基础 |
| 2.3 小结 |
| 第3章 公文实践中的问题与公文文本质量的关系 |
| 3.1 公文实践状况调查 |
| 3.1.1 调查方案 |
| 3.1.2 调查实施 |
| 3.1.3 调查结论 |
| 3.2 从公文质量角度看公文实践中的问题 |
| 3.2.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 3.2.2 “朝令夕改” |
| 3.2.3 “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
| 3.2.4 文件过度解读 |
| 3.2.5 “红头文件 |
| 3.2.6 公文文风不良 |
| 3.3 小结 |
| 第4章 从公文写作角度看公文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原因 |
| 4.1 从公文写作系统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1.1 从文本系统角度看公文写作实践问题 |
| 4.1.2 从发文系统角度看公文实践中问题存在之原因 |
| 4.2 从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2.1 在公文写作语用活动中主客体的对立表现 |
| 4.2.2 主客体对立的解决之道即主客体的统一 |
| 4.3 从公文写作矛盾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3.1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
| 4.3.2 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
| 4.4 从公文写作语境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4.1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 |
| 4.4.2 忽视情景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 4.4.3 忽视篇内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 4.4.4 忽视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 |
| 4.5 从公文写作规律论看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 4.5.1 从定向性规律看 |
| 4.5.2 从转化性规律看 |
| 4.5.3 从实践性规律看 |
| 4.5.4 从创新性规律看 |
| 4.5.5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规律看 |
| 4.5.6 从对立统一规律看 |
| 4.6 小结 |
| 第5章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与框架 |
| 5.1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 |
| 5.2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框架 |
| 5.3 小结 |
| 第6章 公文写作的主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 6.1 写作主体 |
| 6.1.1 “大主体”(发文机关) |
| 6.1.2 “中主体”(领导或领导群体) |
| 6.1.3 “小主体”(文秘写作人员) |
| 6.2 收文主体 |
| 6.2.1 收文主体的特点 |
| 6.2.2 收文主体的公文写作理念 |
| 6.2.3 收文主体在公文写作中的控制措施 |
| 6.3 小结 |
| 第7章 公文写作的客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 7.1 揭示客体 |
| 7.1.1 公文所揭示的客体的作用 |
| 7.1.2 作为文本所揭示的客体的条件 |
| 7.1.3 作为文本已揭示对象的控制 |
| 7.2 公文文本客体 |
| 7.2.1 公文文种 |
| 7.2.2 公文格式 |
| 7.2.3 公文主旨 |
| 7.2.4 公文材料 |
| 7.2.5 公文结构 |
| 7.2.6 公文语言 |
| 7.2.7公文文风 |
| 7.3 小结 |
| 第8章 公文写作的语境要素分析及控制 |
| 8.1 语境概述 |
| 8.2 公文写作语境的类别 |
| 8.3 语境对公文写作的制约 |
| 8.4 公文语境失误的控制措施 |
| 8.4.1 篇内语境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4.2 情景语境语用失误对策 |
| 8.4.3 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4.4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之对策 |
| 8.5 小结 |
| 第9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9.1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
| 9.1.1 主要观点 |
| 9.1.2 创新之处 |
| 9.1.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9.2 研究展望 |
| 附录: 公文写作调查问卷 |
| 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廿一军与防区制时代的四川基层司法(1927—1934) |
| 第一节 历史的回旋:廿一军防区的司法系统建设 |
| 一、沿袭旧制的县司法公署 |
| 二、基层法院体系建设 |
| 三、廿一军辖区的兼理司法制度 |
| 四、廿一军基层司法建设的认识与趋势 |
| 五、地方治安系统及其运作实效 |
| 第二节 防区制下司法系统的运作 |
| 一、基层司法中的人事问题 |
| 二、基层司法经费问题 |
| 三、监所运作与监犯管理 |
| 四、廿一军戍区内的其它司法行政事务 |
| 第三节 防区制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
| 一、审案程序与规模分析 |
| 二、防区制下的案件处理及其弊端 |
| 第二章 基层司法机关的完善及运作(1935—1949)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
| 一、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川政统一后川省基层司法机关的演变 |
| 第二节 基层司法机关人事与经费的制度分析 |
| 一、司法官的任用与考核 |
| 二、司法职员的招录与管理 |
| 三、司法经费的筹措与司法人员的薪津标准 |
| 第三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运作分析 |
| 一、基层司法机关处务规范 |
| 二、诉讼管理与审判实践 |
| 三、案件指数分析 |
| 四、监狱协进会与基层监狱的管理 |
| 第三章 战时实验地方法院与基层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战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实验地方法院 |
| 一、战时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
| 二、实验地方法院的建立与撤销 |
| 第二节 实验地方法院案件审判事务的改革 |
| 一、案件审理的程序简化 |
| 二、自诉案件的移送与案件书表制作 |
| 第三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院务革新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司法行政 |
| 二、监所改良与监犯管理 |
| 三、实验地方法院对司法事务的研究 |
| 第四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及弊端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 |
| 二、对实验地方法院的质疑 |
| 第四章 兼理军法制度与四川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文本解读:兼理军法制度概览 |
| 一、兼理军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二、兼理军法制度审判范围的变化 |
| 三、兼理军法制度的审案规定 |
| 四、兼理军法制度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县军法机关的组织与运作 |
| 一、县军法室的组织、人事及财政 |
| 二、县军法室受理案件分析 |
| 三、县军法监与军法监犯的管理 |
| 第三节 兼理军法制度的审判实效 |
| 一、军法判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军法审判中的地方势力因素 |
| 三、从优势到弊端:兼理军法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偏离 |
| 第五章 基层司法建设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体系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一、律师的任职条件及其管理 |
| 二、律师公会法令的文本解读 |
| 三、基层律师公会的组织——以璧山律师公会为例 |
| 第二节 法条变化与权力争夺——成都律师公会换届纠纷中的管辖问题 |
| 一、1942 年与1946 年的两次选举纠纷 |
| 二、双重管辖权下的权力争夺 |
| 第三节 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法治 |
| 一、基层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二、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司法改进 |
| 第六章 地方自治下的基层司法建设与法治实践 |
| 第一节 情、理、法之间:调解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 |
| 一、地方自治框架下的调解委员会 |
| 二、调解委员群体的历史面相 |
| 三、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与成效 |
| 四、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基层警政与地方治安维护 |
| 一、以警察局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关系 |
| 二、警察局处理案件的来源与规模 |
| 三、治安实践:警察与基层案件处理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与地方法治:基于乡镇公所及保甲运作实效的分析 |
| 一、纠纷处理及案件评断 |
| 二、对治安事件的因应 |
| 三、案件审判中保甲及乡镇 |
|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一、行会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二、默认与支持:宗族调解与纠纷处理 |
| 结语 |
| 附录 (一)法规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火箭军部队 |
| 1.2.2 正规化管理 |
| 1.2.3 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 |
| 1.3 相关理论 |
| 1.3.1 我军主要领导人正规化管理思想 |
| 1.3.2 系统整合原理 |
| 1.3.3 规范行为理论 |
| 1.3.4 管理组织三层设计理论 |
| 1.4 国内外正规化管理有关研究综述 |
| 1.4.1 精细化管理 |
| 1.4.2 规范化管理 |
| 1.4.3 正规化管理 |
| 1.5 研究目标 |
| 1.5.1 揭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5.2 揭示构建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方法论 |
| 1.5.3 研究构建符合火箭军部队实际的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 |
| 1.6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创新点 |
| 2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状况与原因分析 |
| 2.1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状况 |
| 2.1.1 取得的成绩 |
| 2.1.2 存在的问题 |
| 2.2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2.2.1 对正规化管理理解不深 |
| 2.2.2 人治思想还未彻底扫清 |
| 2.2.3 存在军法化的认识误区 |
| 2.2.4 研究推动力度还不够大 |
| 2.2.5 配套保障机制还不完善 |
| 3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的法规依据 |
| 3.1 我军管理法规体系 |
| 3.1.1 我军管理法规的纵向划分 |
| 3.1.2 我军管理法规的横向划分 |
| 3.2 我军条令条例 |
| 3.2.1 条令条例概念 |
| 3.2.2 我军条令条例发展历程 |
| 3.3 我军基层建设纲要 |
| 3.3.1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的发展历史 |
| 3.3.2 新修订纲要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4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构建思路 |
| 4.1 规范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1.1 合法性 |
| 4.1.2 可行性 |
| 4.1.3 先进性 |
| 4.1.4 针对性 |
| 4.2 规范体系构建的方法路径 |
| 4.2.1 立足管理实践 |
| 4.2.2 人员广泛参与 |
| 4.2.3 坚持科学合理 |
| 4.2.4 突出重点内容 |
| 4.2.5 着眼适度开发 |
| 4.2.6 配套保障机制 |
| 4.3 规范体系构建的组织实施 |
| 4.3.1 研究工作的决策筹划 |
| 4.3.2 研究小组的人员选配 |
| 4.3.3 体系构建的模式选择 |
| 4.3.4 规范施行的学习培训 |
| 4.3.5 规范体系的修订完善 |
| 5 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的框架及内容 |
| 5.1 战备秩序 |
| 5.1.1 战备职责 |
| 5.1.2 战备方案 |
| 5.1.3 战备教育 |
| 5.1.4 战备值班 |
| 5.1.5 战备演练 |
| 5.1.6 战备设施 |
| 5.1.7 战备检查 |
| 5.2 训练秩序 |
| 5.2.1 训练计划 |
| 5.2.2 训练准备 |
| 5.2.3 训练实施 |
| 5.2.4 训练考核 |
| 5.2.5 训练保障 |
| 5.2.6 登记、统计与报告 |
| 5.3 工作秩序 |
| 5.3.1 办公秩序 |
| 5.3.2 共性业务工作 |
| 5.3.3 专项业务工作 |
| 5.3.4 安全工作 |
| 5.3.5 保密工作 |
| 5.4 生活秩序 |
| 5.4.1 生活制度 |
| 5.4.2 生活场所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6.2.1 规范体系的充实完善 |
| 6.2.2 规范体系的拓展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努力提高公文质量（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2]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D]. 郝炜. 山东大学, 2019(02)
- [3]太平天国公文研究[D]. 王舒雅.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4]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6]党政秘书考核评价体系研究 ——以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人员为例[D]. 孙英儒. 暨南大学, 2015(02)
- [7]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公文规范化办理问题研究[D]. 郑精莹.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8]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D]. 孙峻华. 南京大学, 2019(08)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 [10]火箭军部队正规化管理规范体系构建研究[D]. 董亮. 武汉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