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马云[2](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李圆[3](2014)在《“老三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为全国军民树立了三个学习的榜样:白求恩、张思德、愚公;古今中外,非常齐全。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这样专门为一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也只有这三篇。它凝聚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的人格理想,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挖山不止、奋斗到底的愚公移山精神,培育了我们几代人,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促进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学习“老三篇”运动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自成文起,到建国后被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伴随着“活学活用”毛泽东着作运动,“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行。自林彪1959年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学习毛泽东着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学习的方法是“背警句”,在军队中倡导学习“老三篇”。在改造人们灵魂深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又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搞好思想革命化”;“天天读、天天背”的学习“老三篇”运动扩展到全国,走向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道路。随着林彪集团的破灭;加上群众、干部的批评和抵制,林彪鼓吹的学习“老三篇”运动也随之降温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专门地、疯狂地学习“老三篇”运动再也不会出现,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老三篇”。但是,并不代表“老三篇”没有用、没有必要学习了。“老三篇”蕴含的深刻内涵在新时期依然充满活力,永不过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取得许多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学习和践行“老三篇”十分必要,在当前仍然是进行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教材,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力武器。“老三篇”是对增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最精辟的论述,是进行党性锻炼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它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本身,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内容,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构建,它所遗留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艰苦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和经验对今天及以后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
周太山[4](2011)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指邓小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武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观点体系,是由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作用、主体、客体、内容、原则、方法、学风等方面的认识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的观点体系。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来源是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经验,主观条件是邓小平的个人素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应该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性、客观性和主体性三原则的统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孕育萌芽(1922年—1929年)、初步形成(1929年—1949年)、深化发展(1949年—1974年)和完善成熟(1975年—1997年)四个阶段。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展示着其特色即朴实:语言通俗、道理朴实、务实管用。邓小平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同时代的中心任务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处于从属地位,服从和服务于时代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看家本领”的新论断,赋予了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新的内涵,强化了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多角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大作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启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邓小平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五大作用。这五大作用构成-个有机整体,体现了建党、育人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共同发挥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大作用,体现着其“生命线”、“真正优势”、“看家本领”的地位。邓小平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党委;职能管理机构:理论研究机构;专门教育机构;革命军队;群团组织;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历史性、阶级性、目的性、受约性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育人、导向、示范、组织等作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个体素质要求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能力素质。其中,思想政治素质方面要求无产阶级党性坚强、理论修养较高、道德高尚、作风良好;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要求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知识面要广;健康素质方面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顶得住,乐观积极,心理健康;能力素质要求有鉴别是非的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指挥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人人都要改造”、“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的思想。“人人”是指全国人民,具体地说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干部是关键客体,青年是重点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体具有历史性和主体性即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特性;具有决策参与、进展制约、效果体现等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任何人都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邓小平认为,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根本的内容。学习马列主义有着重大意义: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在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党打牢理论基础;只有学习马列主义,才能提高我们解决新问题的本领;只有学习马列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学习马列主义,可以更加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少犯错误,防止迷失方向和变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内容。学习毛泽东思想意义重大:可以提高党员的水平,克服党的理论水平低的弱点,可以提高我们解决新问题的本领,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纯净党的组织,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可以澄清各种混乱思想,防止迷失方向和变质;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取得成功;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在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根本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邓小平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新时期的中心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邓小平理论,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需要;对于我们认清大局,坚定信念,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好各项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全面的精辟的阐述:专不等于红,也不等于白;专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红一定要专;红专结合、红专统一。“四有”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有理想与有文化,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调发展。邓小平主张和坚持灌输、党性、疏导、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灌输是他人灌输和自我灌输的辩证统一。进行灌输,理论教育主体要有民主精神,要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要注重自我教育、自我灌输,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体的主体性。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纪律性。坚持疏导原则有着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党的领导正确的需要;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这是尊重人的思想、行为活动规律的要求。正确地坚持疏导原则,必须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又疏又导,疏导结合;疏导与法纪手段相结合。邓小平倡导理论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其道理有: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其基本要求是:要把理论教育同解决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相结合;要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既要适用于理论教育客体,也要适用于理论教育主体。邓小平提出和坚持了拿笔杆子、透彻说理、从容讨论、榜样示范、因材施教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邓小平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要学会写文章的要求。透彻说理有着重要意义:只有透彻说理,才能说服群众;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可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但绝不巩固,更不会发扬群众的自动性,保持一致。其基本要求是采取民主的谦和的态度、循循善诱、积极耐烦、调查研究、充分说理。民主讨论的重要作用:才能使自己进步;能够集思广益;能够创新。榜样示范意义重大:党员、干部成为工作中的模范,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党员、干部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就不合格;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能够成为榜样的领导集体。因材施教的具体要求:要按照理论教育客体的经历、年龄、性别、阶级阶层、民族等的差异区别对待;要按照理论教育客体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区别对待;要按照时间地点的不同区别对待:对于同志的缺点或错误,要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根本问题是学风问题。邓小平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本身都内含一个前提: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可以用“结合”一词来概括邓小平阐发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科学内涵。“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认为,学风问题是确定政治路线基础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要求。学马列要“精”,就是说要精通它,把握其精髓;要“管用”包含两层意思:要能有效地解决思想理论问题;要能进行理论创新,用创新理论去有效地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工作实践问题。要“精”是要“管用”的前提,要“管用”是要“精”的目的。它们之间是学习与实践、掌握原理与解决问题、坚持与发展的关系。“要精,要管用”,就是要求我们在学马列时要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结合。邓小平提出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交流、端正党风、反对主观主义学风等培养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途径。其中,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最主要的两条。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从理论价值上说,它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全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从实践价值上说,它作为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教育理论的一部分,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提供了理论指南;为我们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提供了深刻启示;为我们正确看待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贡献了卓越智慧。
易图强[5](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认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段发明[6](2017)在《新中国的“红色”课本及其话语成因》文中认为新中国的"红色"课本是在教育革命、课本革命中,在"砸烂"旧课本后,编写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课本。它由工农兵和革命师生联合任主编,以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知识为内容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作教科书编排体例。"红色"课本编写的指导话语从谁来编写、编写什么、如何编写等方面建构了"红专化"的教科书体,从而形成了区别于学术模式的"红色"课本。
王永华[7](2011)在《“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运动始末》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60年代初,一场倡导学习毛泽东着作的红色运动在我国兴起,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当代史上甚是少见。迄今让亲历者和听闻者不禁唏嘘感慨。请阅《"活学活用毛泽东着作"运动始末》一文,让我们对这场影响深远、瑕瑜互见的历史,共同进行见证与反思。
常海[8](2013)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三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郑初文[9](1965)在《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宣传》文中研究表明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建军之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在一切工作中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让毛泽东思想在所有人员的头脑里扎根,这就是报纸宣传的最根本的任务。
冯茜[10](2015)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的党,从建党之初就一直致力于依靠理论武装的方式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水平,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优良的党建传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涌现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提高党员干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从而保持政治忠诚、立场坚定、理论自觉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更使得用先进理论武装各级党员干部,提升理论教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成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战略性任务。基于此,论文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为研究主题,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历程为切入点和分析点,以期从对历史的梳理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握规律,从而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提出探索性建议。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进行概括,对理论教育、干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战略地位进行界定和说明,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第二章对共产党人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认识发展及深化历程进行梳理,主要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和队伍建设的系列观点,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针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发展和教育所作出的重要阐述,以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加强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撑。第三章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历史演变,将总体过程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两大历史阶段,其中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起步及全面展开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演变发展历程,对各个阶段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变化进行梳理。第四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和整体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本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之上,以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教育对象、制度建设、教育渠道等为视角探究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并对规律性经验进行总结。第五章分析了当前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主要从教育对象、教学过程、组织管理、质量评估等角度分析了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幻和严峻形势分析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第六章针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提出探索性建议:就党员干部自身而言,应加强干部队伍的学风建设;就干部教育的组织和培训机构而言,应着力于优化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队伍,从严治校、营造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良好环境,整合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理论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就理论教育者主体而言,应在具体教学中贯彻“服务大局,按需施教”的教学理念,深入和完善教学内容,探索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教学过程的科学化水平。
二、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图表目录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概念阐释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四、学术史综述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小结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小结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小结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第二节 学雷锋 |
第三节 学大寨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小结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小结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附录 A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一 农村 |
二 扫盲教育 |
三 社会控制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一 集中学习 |
二 分散学习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老三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由来 |
(一)选题简介 |
(二)选题来源 |
二、学术史综述 |
(一)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间接研究 |
(二)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直接研究 |
三、选题论证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关照性 |
四、学术要点 |
(一)选题切入点 |
(二)新学理视点 |
(三)学术考量重点 |
(四)学术辨析焦点 |
(五)学术探讨难点 |
(六)学术创新点 |
第一章 “老三篇”的写作背景 |
一、《纪念白求恩》的写作背景 |
(一)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前往西班牙 |
(二)中国战争形势严峻,白求恩来华 |
(三)《纪念白求恩》的发表 |
(四)即时影响 |
二、《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背景 |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 |
(二)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 |
(三)《为人民服务》的发表 |
(四)即时影响 |
三、《愚公移山》的写作背景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 |
(二)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
(三)《愚公移山》的发表 |
(四)即时影响 |
第二章 “老三篇”的版本流传 |
一、“老三篇”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收录、修改、修订 |
二、“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 |
(一)“老三篇”合订本 |
(二)“老三篇”单行本 |
三、有关“老三篇”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 |
第三章 “老三篇”的思想内涵 |
一、《纪念白求恩》的思想内涵 |
(一)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 |
(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
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 |
(二)为人民利益而死 |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
(四)追悼会制度 |
三、《愚公移山》的思想内涵 |
(一)充分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意义 |
(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第四章 学习“老三篇”运动 |
一、历史背景 |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二)林彪的崛起 |
(三)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活动 |
二、学习“老三篇”运动发展历程 |
(一)让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二)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
(三)学习“老三篇”运动开始降温 |
(四)“老三篇”学习走向正常化 |
三、建国后“老三篇”对国内的社会影响 |
(一)政治方面 |
(二)经济方面 |
(三)思想文化 |
第五章 当今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意义与价值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问题与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的问题 |
(二)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二、学习“老三篇”的现代启示 |
(一)坚持毛泽东思想 |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
(四)发挥榜样的作用 |
(五)端正文风 |
(六)重视纪念活动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致谢 |
(4)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之处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
第一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
(一) 历史条件:革命、建设和改革 |
(二) 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三) 思想来源:实践经验 |
(四) 主观条件:个人素质 |
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一) 邓小平的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阶段划分的方法论原则 |
(二)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三、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特色 |
(一) 语言通俗 |
(二) 道理朴实 |
(三) 务实管用 |
第二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地位与作用思想 |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
(二) "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看家本领" |
二、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 |
(一)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二) 启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
(三) 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 |
(四)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五) 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
第三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思想 |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内涵与外延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特性与作用 |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个体素质 |
二、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体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体的内涵与外延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体的特性与作用 |
三、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相互依存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 |
第四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思想 |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 |
(一) 最根本内容:马列主义 |
(二) 根本内容:毛泽东思想 |
(三) 新时期中心内容:邓小平理论 |
二、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 |
(一) "要学会多种知识" |
(二) 正确理解、合理要求"又红又专" |
第五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思想 |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 |
(一) 灌输原则 |
(二) 党性原则 |
(三) 疏导原则 |
(四) 理论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
二、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
(一) "拿笔杆子" |
(二) "透彻说理" |
(三) "从容讨论" |
(四) 榜样示范 |
(五) 因材施教 |
第六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思想 |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科学内涵 |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 |
(二) "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 |
二、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重要意义 |
(一) 学风问题是确定政治路线基础的思想路线问题 |
(二) 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 |
三、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要求 |
(一) 学马列要"精" |
(二) 学马列要"管用" |
(三) 要"精"和要"管用"紧密相关 |
四、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培养途径 |
(一) "实事求是" |
(二) "走群众路线" |
(三) "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四) 提倡学术交流 |
(五) 端正党风 |
(六) 反对主观主义学风 |
第七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价值 |
一、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
(二) 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
二、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
(一) 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
(二) 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 |
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提供了理论指南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四、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提供了深刻启示 |
(一)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二)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
五、为正确看待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贡献了卓越智慧 |
(一) 要辩证地认识意识形态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影响 |
(二) 要辩证地对待意识形态多样性与马克思主义主导性的关系 |
(三) 要用辩证方法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新中国的“红色”课本及其话语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一、课本的革命———“红色”课本的兴替 |
1. 复课闹革命,“红色”课本兴起 |
(1)暂用性课本———“红色”课本的探索 |
(2)试用课本———“红色”课本的完型 |
2.“整顿”与“反回潮”,“红色”课本的反复 |
二、“红色”的教科书体(6) |
1.“红专化”的内容体系 |
(1)革命英雄谱 |
(2)斗争知识谱 |
2.“红专化”的编排体例 |
(1)统帅体 |
(2)学用体 |
三、“红色”课本的革命性及其话语成因 |
1.“红色”课本的革命性 |
2.“红色”课本的“话语”成因 |
(1)教育的基本话语 |
(2)基本话语建构课本编写 |
四、“红色”课本的困局 |
(7)“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运动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林彪:学毛着“要带着问题学, 活学活用, 学用结合, 急用先学, 立竿见影” |
“方巷经验”:全国农民学习毛泽东着作的“方向” |
一场影响深远、瑕瑜互见的运动 |
(8)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 |
一、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二、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
(二)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
三、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中共领导人对执政党加强理论学习问题的强调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的规定 |
(二) 刘少奇对理论学习和宣传问题的论述 |
(三)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要求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出与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二) 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理论学习 |
(三) 批判唯心主义与理论学习 |
(四) 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一) 关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二) 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
四、 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一) 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 |
(二) 关于正确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 |
(一) 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论述 |
(二) 错误理论观点的出现和发展 |
(三)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 |
(一)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和党员学习的规定 |
(三) 刘少奇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并存 |
(一) 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二) 对干部理论学习的进一步要求 |
(三) 对群众性理论学习活动的提倡 |
(四) 结合中苏论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四、 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一)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和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三) 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的逐步“升级”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 |
(一) 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严重 |
(二) 对别有用心的言论的认可 |
(三) 错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和合法化 |
(四)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革命大批判” |
二、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 |
(一)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初步批判 |
(二) 中央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三)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批判 |
(四)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 |
(一) 错误理论的继续坚持和“批林批孔” |
(二)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三) 邓小平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 |
(四) 理论问题上的再失误 |
第五章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评价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 |
(一) 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学习思想的发展 |
(二) 对新中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促进作用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危害和原因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造成的危害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
三、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示 |
(一)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现实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一)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目的 |
(二)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内容特征 |
(三) 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的路径 |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一) 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定位 |
(二)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内容要求 |
(三)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路径 |
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党员干部教育的思想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思想 |
第三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的历史演变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一) 改革开放起步及全面展开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内容分析 |
第四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及经验总结 |
一、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发展特点 |
(一) 指导思想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
(二) 工作原则由局部向整体推进 |
(三) 教育对象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
(四) 制度建设稳步实现规范式发展 |
(五) 教育渠道形成集中式管理格局 |
(六) 教材建设体现时代性和导向性 |
二、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经验总结 |
(一) 坚守教育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
(二) 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 |
(三) 贯彻分级分层分类的教育方针 |
(四) 始终以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心内容 |
(五)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集中性教育活动 |
(六) 充分运用最新传播媒介进行理论宣传 |
附件 |
第五章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时代挑战 |
一、党员干部理论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 教育对象学习动力不足 |
(二) 教学过程科学化水平不高 |
(三) 组织管理工作规范性不够 |
(四) 质量评估工作可操作性不强 |
二、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
(一)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国际境遇 |
(二)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国内环境 |
(三) 党员干部理论教育面临的党内形势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对策建议 |
一、加强党员干部学风建设 |
(一) 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
(二) 坚持“自信、自觉、自省”的学习品格 |
(三) 发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
二、完善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保障机制 |
(一) 加强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师资建设 |
(二) 营造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良好环境 |
(三) 整合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培训资源 |
三、完善党员干部理论教育教学过程 |
(一) 贯彻“服务大局、按需施教”的教学理念 |
(二) 增强教育内容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融合 |
(三) 探索教育方式方法的时代创新 |
(四) 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3]“老三篇”研究[D]. 李圆.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4]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D]. 周太山. 武汉大学, 2011(04)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6]新中国的“红色”课本及其话语成因[J]. 段发明.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7(02)
- [7]“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运动始末[J]. 王永华. 文史精华, 2011(01)
- [8]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D]. 常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9]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宣传[J]. 郑初文. 新闻业务, 1965(06)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研究[D]. 冯茜. 武汉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