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常模参考分数的分析 编制与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刁玉翠[1]（2018）在《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与教育促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不仅对其身体、心理和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还对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养成有重要价值。进入21世纪后,动作发展受到神经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关注。尤其是在国际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下降和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迟缓的严峻形式下,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与促进成为提升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我国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情况不容乐观,且在基本运动技能评价和干预促进方面的研究仍未成体系的前提下,笔者不禁思考该如何更为全面地调查不同地区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情况和如何更为有效地促进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编制我国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量工具的基础上,探讨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和敏感期,然后从发展敏感期的视角探讨基于课程标准和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规律而设计的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对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与教育促进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首先,本研究在梳理当前国内外关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特征、评价、影响因素和干预促进等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其次,基于心理测量范式,选取我国幼小阶段儿童常用的基本运动技能,编制了《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并对上海市市区、近郊和远郊六个区共计24所幼儿园和小学的1057名3～10岁儿童进行测试,建立了上海市常模;然后,分析了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和掌握情况的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并提出了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敏感期;最后,根据PRECEDE-PROCEED干预计划设计模式制定了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程序,并结合我国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规律设计出具体的促进计划,进而验证了其在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敏感期内（小学一年级）和敏感期外（小学三年级）对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促进效果。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编制的《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包含三个分测验共计13个动作,其信、效度较好,并建立了上海市常模。（1）《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由位移、操控和稳定技能三个维度构成,包含立定跳、单脚跳、跑跳步、快速跑、躲闪跑、原地拍球、踢静止球、双手接球、上手投掷、单手持拍击打、单脚站立、走平衡木和前后滚动13个动作。该测验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我国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测量工具。（2）分年龄建立了上海市3～10岁儿童位移技能和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常模表,分年龄并分性别建立了操控技能和稳定技能常模表,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基本运动技能的年龄和性别常模来评价儿童的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情况。2.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存在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且存在发展敏感期,但其掌握情况不容乐观。（1）上海市3～10岁儿童的基本运动技能随年龄的增长而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存在性别差异。其中,位移技能的性别差异出现在个别年龄段上,男童的操控技能从4岁开始均要好于女童,但稳定技能则从3岁开始一直要弱于女童。（2）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上海市近郊儿童的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普遍好于市区和远郊儿童。13项具体的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水平也存在不同的地区差异。（3）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存在敏感期且具有性别差异。儿童位移和操控技能发展敏感期为4～8岁,稳定技能和总体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敏感期为4～9岁,具体的13项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敏感期集中在5～7岁。（4）上海市儿童基本运动技能掌握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升,且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童的稳定技能掌握情况要好于男童,而男童的操控技能和立定跳、快速跑、躲闪跑等位移技能的掌握情况均普遍要好于女童。但整体上各基本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各基本运动技能的具体动作标准的掌握情况呈现非线性增长趋势。3.基于动作教育课程模式设计的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可以促进小学生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且在其发展敏感期内的促进效果要好于发展敏感期外的效果。（1）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依据是《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以及幼小阶段儿童的基本运动技能、身体素质和心理发展规律;设计的原则是科学性、可行性、发展适宜性和游戏性;设计的程序包含诊断评估、计划设计、计划实施和效果评价四个阶段。（2）我国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包含初级、中级、熟练和初步应用四个阶段,并基于此设计了适合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等。（3）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可以提升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水平和掌握情况,且在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敏感期内的促进效果要好于其发展敏感期外的效果。
陈星星[2]（2019）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编制及湖南省常模构建》文中指出目的编制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评价量表的信效度并验证量表理论架构与实际调查结果的吻合程度,建立量表的均数常模、百分比常模与标准分常模,为评估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水平提供科学的工具,并为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管理提供参考。方法1.通过文献阅读法、深入访谈法等建立量表的条目池,包括3个理论维度,52条条目;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25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形成预试量表。2.使用预试量表对429名1860岁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通过项目筛选、同质性分析、效度分析、信度分析,进行条目的筛减与完善,形成正式量表。3.使用正式量表对366名1860岁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通过潜变量建模建立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使用结构方程拟合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估,了解量表编制理论架构与实际调查的吻合程度。4.将湖南省14个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共分成两层,按随机数字表法在两个层级各抽取3个城市发放正式量表共计2037份。通过计算均数、标准差、百分位数、Z分数等构建量表的均数常模、百分比常模与标准分常模。结果1.本研究成功咨询了25名专家,专家来源于长沙、武汉、西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等8个城市、8所高校、5所三级甲等医院、2所高血压研究所。其中心血管内科领域12人、心理学3人、慢病预防与控制10人,专家的积极系数及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与协调程度均较好。两轮专家咨询后确立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预试）包括高血压相关知识、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及高血压健康相关行为改善3个维度,38条条目。2.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预试）总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8,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751.00;3因子模型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4.70%,各条目的因素负荷均达到0.4的推荐标准;以血压值<140/90mmHg为分界线,将所有受试者分为血压控制较好组与血压控制较差组,对两组数据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存在差异（P<0.01）;效标量表与本量表的态度与信念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呈显着正相关（r=0.547）,与高血压相关知识和高血压健康相关行为改善维度的相关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量表总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3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高血压相关知识0.84、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0.81、高血压健康相关行为改善0.86。3.验证性因素分析共构建了两种模型,两种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除RMSEA外（模型1为0.116,模型2为0.103）,其余拟合指数均达到推荐标准（模型1与模型2结果分别为WRMR:0.915、0.808,CFI:0.913、0.924,TLI:0.902、0.917）,Differtest检验结果显示模型2的拟合结果优于模型1。知识对态度与行为均有直接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0.752,态度对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回归系数为0.665;量表总的校正信度为0.817,高血压相关知识、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高血压健康相关行为改善的信度各为0.808、0.813、0.816。4.量表的均数常模:总体人群93分,男性93分,女性为92分;1845岁为94分,4660岁为91分。百分比常模:男性90分达到50%分位,女性89分达到50%分位,总体为90分达到50%分位。标准分常模:男性76分达到“一般”水平,女性77分达到“一般”水平,总体为81分达到“一般”水平。结论1.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信效度检验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编制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包括知识、态度与行为3个维度,共计35条条目,量表采用分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知信行水平越高2.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湖南省总体均数常模为:总体93分,男性93分,女性为92分;1845岁为94分,4660岁为91分。百分比常模:男性90分达到50%分位,女性89分达到50%分位,总体为90分达到50%分位。标准分常模:男性76分达到“一般”水平,女性77分达到“一般”水平,总体为81分达到“一般”水平。
曾先林[3]（2014）在《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编制》文中研究表明民航飞行员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实现安全、舒适、高效的飞行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源自民航局重点科研项目“飞行员心理特征及行为方式引导”（项目编号：MHRD201116），旨在消化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民航飞行员这一特殊群体，编制心理健康量表。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访谈法和德尔菲法建构了包括9个一级维度、33个二级维度在内的42个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维度；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各维度数据离散性小，专家意见一致性高。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构建了量表的理论结构，确定了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由工作满意度、个性、情绪状态、应对方式、情绪稳定性、职业道德、适应能力、理性判断与认知、意志品质9个分量表组成，共计155个题项。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法检验表明，量表理论结构模型与测验变量拟合良好，支持该量表的理论结构。采用Cronbacha系数和重测相关系数检验量表信度，量表各维度与总体间Cronbacha系数在0.703-0.875之间，维度和总分的重测相关系数在0.344-0.934之间，且P<0.05；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的分析显示，分量表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07-0.575，维度与总体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09-0.840，效标得分的相关系数在0.421-0.748，且p<0.05；信度和效度研究表明，测试量表各项目间的同质性信度比较理想，内部一致性较高，且具有较高的跨时间稳定性和一致性，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本研究采用标准常模编制方法，完成了标准五分制常模的编制。本文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主导结合传统心理学理论观点，以数据为驱动，创新性地构建了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维度，编制了针对民航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量表及常模，通过研究证明本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唐红英[4]（2011）在《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和态度与信念量表的编制及重庆市常模的建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现有2亿高血压患者,且每年新增加1千万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目前心脑血管病已经成为中国首位死因,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死亡,半数以上与高血压有关,因此控制高血压是防治心脑血管病的关键。高血压的发病率高而控制率低已成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其中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差是导致血压控制率低的最主要原因,而患者对降压治疗的态度与信念是影响依从性行为的重要原因。准确有效评估患者对降压治疗的态度与信念及依从性行为,有助于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高血压治疗包括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即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善）。既往研究中常用一些慢性病量表对高血压服药依从性进行评估,针对性不强,且对生活方式的评估极少。目前国内外尚缺乏可同时评估高血压服药及非药物治疗依从性的评价量表,也没有高血压治疗相关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由于缺乏信效度较好的测量工具,致使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及结论的可比性受限,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推广应用,不利于高血压的治疗和管理。本研究针对高血压依从性及认知评估测量工具的不足,按照规范的量表开发流程,首次构建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及高血压治疗态度和信念评价量表,并进行信效度评价;分析影响依从性行为及态度与信念的相关因素,为确定干预的重点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建立量表的常模标准并初步探讨其合理的划界分,为高血压治疗依从性及认知评估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和参照标准,以进一步规范高血压管理,提高血压控制率。研究一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TASHP）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TASHP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评价一、目的编制高血压治疗依从性评价量表（Therapeutic Adherence Scale for Hypertensive Patients,TASHP）,并进行信效度评价。二、方法第一阶段,通过文献研究及对16例高血压患者和10名心脑血管疾病专家的访谈结果发展条目池。经过9名心脑血管疾病医护专家及2名心理学专家对条目进行两轮筛选与评定,在30例患者中进行预调查后再次调整修正,建立TASHP（预试）量表,含28个条目;第二阶段,采用TASHP（预试）量表对404例高血压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其中105例同时填答中文版Morisky服药依从性问卷。采用项目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校标关联效度、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和重测信度等进行信效度评价,共删除3个条目,保留25个条目。第三阶段,以第二阶段形成的量表结构为基础,在594例高血压患者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进一步修订完善量表,形成高血压治疗依从性评价正式量表。三、结果TASHP量表最后含25个条目,由以下四个维度组成:遵医服药行为（5个条目）、不良服药行为（8个条目）、日常生活管理行为（10个条目）、烟酒嗜好管理行为（2个条目）。各条目在其公因子的负荷值为0.4860.890。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210.736（P<0.01）;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相关系数为0.1230.356（P<0.01）;量表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862,4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为0.8270. 894。总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958,各因子重测信度系数为0.7910.939。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没有或极少时间”到“全部时间”,分别赋值15分,反向题则反向计分（51分）,总分25125分。评估患者最近一月的高血压治疗依从性,得分越高表示依从性越好。四、结论研制的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TASHP）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依从性的有效测量工具。第二部分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目的了解重庆市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水平及影响因素,为确定干预的重点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二、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TASHP）及基本情况调查表为调查工具,对1120例高血压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分析不同性别、年龄等人口社会学因素,以及高血压病程、有无高血压并发症/合并症等疾病相关因素对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三、结果经单因素分析,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行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性:即性别（女性>男性）、年龄（年长者>年轻者）、文化程度（文化程度高者>低者）、工作状况（离退休>未就业>城镇在职者>务农者）、家庭经济收入（收入高者>低者）、服降压药时间（时间长者>短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全公费>城镇医保>全自费>新农合）、高血压并发症/合并症（有>无）、高血压伴发症状（无>有）、家庭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频率高者>低者）、血压控制是否达标（达标者>未达标者）、自评降压效果（效果好者>差者）、自评健康状况（健康好者>差者）、居住城乡（城镇>农村）等14个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自测血压、血压控制是否达标、性别、居住地、自评降压药效果、服降压药时间、患者自评健康状况、高血压并发症/合并症、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高血压治疗依从性=0.140×家庭自测血压-0.160×血压控制是否达标-0.184×性别+0.062×居住地+0.068×自评降压药效果+0.090×服降压药时间+0.092×患者自评健康状况+0.070×高血压并发症/合并症+0.071×家庭人均月收入。四、结论高血压治疗依从性主要受家庭自测血压、血压控制是否达标、性别、居住地、自评降压药效果、服降压药时间、患者自评健康状况、高血压并发症/合并症、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影响,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在高血压管理中筛选重点干预的对象。第三部分TASHP量表重庆市常模的建立一、目的建立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的重庆市常模,并制订依从性分级标准,以期为临床合理判断患者的依从性提供参照标准。二、方法结合论文研究一第二部分的统计分析结果,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服降压药时间、居住地等组间均存在显着差异,因此本研究分别建立高血压治疗依从性的总体常模、性别常模、年龄常模、文化程度常模、工作状况常模、服降压药时间常模、城乡常模。采用的常模形式为粗分、标准分Z分数和T分数。以高血压控制情况为依据,采用ROC曲线分析对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的划界分进行初步探讨。找出尤登指数最大即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好的切点作为划界分。三、结果1.分别建立了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原始粗分常模、标准Z分数及T分数常模:即总体常模、性别常模、年龄常模、文化程度常模、工作状况常模、城乡常模、服药时间常模。2.以T分51分（原始分95分）为划界分,将高血压治疗依从性划分为高低两组,其敏感性为61.9%,特异性为58.7%。四、结论建立了重庆市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的常模,并制订了依从性分级判断标准,为临床评估高血压患者依从性提供了参照标准。研究二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ATRABS）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ATRABS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评价一、目的研制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Antihypertensive Therapy Related Attitudes and Beliefs Scale, ATRABS）,并进行信效度评价,以期为有效识别高血压患者的错误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健康教育等认知疗法干预提供依据及量化评估工具。二、方法同研究一第一部分。三、结果ATRABS量表最后保留21个条目,由4个维度组成:服药治疗态度与信念（7个条目）、治疗性生活方式态度与信念（7个条目）、持续治疗困扰顾虑（3个条目）、坚持治疗态度与信念（4个条目）。各条目在其因子的负荷值为0.4680.846。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600.302（P<0.01）,各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5130.802（P<0.01）。量表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4,4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为0.6390. 841总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0.922,各因子重测信度系数为0.8590.936。ATRABS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同意、同意、说不准、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15分,反向题则反向计分（51分）,总分21105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对治疗越持有正性的态度与信念。四、结论研制的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量表（ATRABS）经信效度检验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认知评估及干预的测量工具。第二部分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目的了解重庆市高血压患者对降压治疗所持态度与信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健康教育、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二、方法同研究一第二部分。三、结果经单因素分析,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性,即年龄（年长者>年轻者）、婚姻（已婚>未婚及其他>丧偶）、文化程度（文化程度高者>低者）、工作状况（城镇在职>离退休人员>未就业>务农者）、家庭经济收入（经济收入高者>低者）、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全公费>城镇医保>全自费>新农合）、血压控制是否达标（达标者>未达标者）、有无并发症/合并症者（有>无）、家庭自测血压频率（家庭自测血压频率高者>低者）、服降压药时间（时间长者>短者）、有无高血压相关症状（无>有）、自评降压药效果（效果好者>差者）、自评健康状况（健康好者>差者）、居住城乡（城镇>农村）等。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自测血压、居住地、自评健康状况、自评降压效果、家庭人均月收入、血压控制是否达标、服降压药时间。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0.180×家庭自测血压+0.097×居住地+0.115×自评健康状况+0.080×自评降压药效果+0.101×家庭人均月收入-0.085×血压控制是否达标+0.080×服降压药时间。四、结论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主要受家庭自测血压、居住地、自评健康状况、自评降压效果、家庭人均月收入、血压控制是否达标、服降压药时间等影响。在针对不同特征高血压人群制定个体化认知干预措施时,应将居住农村、经济收入低、服降压药时间短、自评降压药效果差及健康差、不/偶尔进行家庭自测血压的患者作为干预的重点对象。第三部分ATRABS量表重庆市常模的建立一、目的建立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量表的重庆市常模,并制订分级标准,为临床合理判断患者对降压治疗的态度与信念提供参照标准。二、方法结合研究二第二部分的统计分析结果,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服降压药时间、居住地的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均存在显着差异,故分别建立了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的总体常模、年龄常模、文化程度常模、工作状况常模、服降压药时间常模、城乡常模。采用的常模形式为粗分、标准分Z分数和T分数。划界分的选取方法同第三部分。三、结果1.分别建立了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的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原始粗分常模、标准Z分数及T分数常模:即总体常模、年龄常模、文化程度常模、工作状况常模、服降压药时间常模、城乡常模。2.以T分49分（原始分70分）为划界分,将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划分为高低两组,其敏感性为66.1%,特异性为49.2%。四、结论建立了重庆市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量表的常模,并制订了分级判断标准,为临床评估高血压患者的态度与信念提供了参照标准,
尹晓峰[5]（2019）在《上海儿童（78岁）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不仅能够对其认知和社会性及人格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还会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与提升产生以及规律锻炼行为养成有着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变革在给现代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以“健康”为主线的关爱行动开始受到各个国家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提高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遏制青少年体质下滑趋势、有效促进动作能力的发展己经成为公共健康领域和教育各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世界各国已经相继开展了围绕动作能力发展评估的测评工具和相关措施,但是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地域气候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如何有效借鉴欧美动作发展领域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开展本土化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儿童动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构建多维度的儿童动作能力发展模型,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理论研究,还能够为我国新时期儿童动作能力的促进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本研究在梳理当前国内外有关儿童动作发展特征和评价的研究进展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量表法、问卷调查法、量表法、数理统计法等规范的研究方法,首先在对德国儿童青少年动作能力测评工具“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动作能力测试（DMT6-18）”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建立了“上海儿童动作能力测试（CMT-SH）”,并对上海市市区、郊区共计8个辖区共计6010名84至107月龄段的儿童进行了测试,形成了上海市7至8岁适龄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常模。其次,运用CMT-SH测评工具对733名上海适龄儿童的动作能力发展水平进行了测评,基于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详细分析了个体约束特征层、身体活动特征层以及社会—物理环境特征层各因素对上海儿童动作能力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建立我国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社会生态学模型。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在修订基础上编制的“上海儿童动作能力测试（CMT-SH）”包含5个动作能力维度共计9项测试任务,该测评工具的客观性、可靠性以及有效性较好。5个维度包括力量、耐力、精准控制协调性、时间压力协调性以及柔韧性。9项测试任务由6分钟跑、20秒跑、15秒侧向跳、40秒仰卧起坐、40秒俯卧撑、80克投掷球、立定跳远、平衡倒退走以及立位体前屈。2.按照月龄段和性别建立了7岁和8岁儿童动作能力5各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常模,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儿童的性别和年龄对儿童动作能力的发展情况进行测试和评价。3.本研究通过横断面研究对上海地区二年级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与分析,并通过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别检验了个体约束特征层面、身体活动特征层面以及社会—物理环境特征层面因素对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影响和作用。（1）在个体约束特征值层,年龄因素在各维度动作能力方面并未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影响作用,但是从动作能力发展总体水平来看,对动作能力发展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作为身体形态典型性指标的BMI指数以及心理学因素的身体能力自我感知度都对儿童动作能力分组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BMI指数的增加,儿童的动作能力发展呈现显着下降的趋势。而身体能力自我感知度则对儿童动作能力分组有着正向影响。（2）在身体活动特征值层,儿童性别角色定式以及年龄因素在身体活动水平与动作能力发展水平之间并未表现出显着性影响。每周身体活动量的增加,特别是校内体育活动水平的增加对于提升动作能力有着显着作用。同时,儿童每周身体活动推荐量也是有效抑制儿童动作能力向低水平方向下滑趋势的重要参考指标。（3）在社会—物理环境层,家庭结构能够对儿童动作能力水平产生显着性影响,“核心家庭”中成长儿童动作能力显着高于其他两类家庭。父母在运动方面积极的支持和父母双方规律性的健身行为,都能够对儿童动作能力水平的分组产生正向作用,其中父亲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另外,地理因素也在儿童早期动作能力表现方面产生了显着作用。4.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社会生态学视角,逻辑推导出我国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社会生态学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五个系统,即构成微观系统的个体约束特征层、构成中观系统的身体活动特征层、构成外周系统的社会—物理特征层、构成宏观系统的政策方针指导层以及构成反馈系统的动作能力反馈层。这些层面中又包含了影响儿童动作能力的不同因素。该模型从宏观的角度展示了五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机制。
王碧梅[6]（2017）在《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各国激烈的科技竞争和频繁的科学教育改革之中,教师素质成为了培养国家科技人才和关乎科学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科学教师素质的核心要素是其课堂教学能力,是教师在科学教学实践中,围绕科学教育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所必备的多种能力的结合,是保证教学活动能够顺利实施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课堂教学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评价科学教师素质的依据。但是基于能力的教师评价却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原因有: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内涵指涉不清;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指标尚未完善;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方法单一等等。基于此,本研究综合使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混合研究范式,采用理论建构——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路径从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研究一:构建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模型。本研究以思维型科学课堂教学理论、现象图示学理论、价值观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已有文献和一线教师行为事件访谈资料的分析,采用Nvivo8.0软件的编码功能和聚类的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初步拟定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要素,并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选取优秀的一线教师和高校专家,双重建构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科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结构包括科学教学目标调控能力、科学教学内容组织能力、情境创设能力、提问解释能力、探究教学能力、合作交流能力、评价总结能力、迁移应用能力八个核心能力。这些核心的能力在整体的能力结构模型中,也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实现科学教学目标和完成科学教学内容,并最终以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能力的发展为目的。研究二:开发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工具。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围绕课堂教学和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特性,遵循最优化原则、可操作性原则、恒常性原则,开发了课堂观察量表、学生评教量表、学生学业成就测试三个评价工具,并依次采用层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信效度分析等方法,验证工具的适用性。研究显示:开发的三类评价工具具有很高的信度、效度、区分度,能够有效的测量出科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研究三:建构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在研究二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特性,建构了多方参与、多种资料、多种途径的“教师评价模型”。并分别采用课堂行为观察评价、学生评教、增值性评价三方评价方式对HZ市和XA市的64位科学教师及其任教班级的2827位五年级学生进行评价。最终综合三类评价的结果,采用内部常模和外部常模的方式,对科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科学、严谨的评价,针对评价结果,给予每位教师相应的评估报告,以此探索其专业发展的路径。研究显示:（1）不同性别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能力上并无显着性差异,也就是说,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在课堂教学能力的评分上是大致相同的。（2）不同教龄段教师的课堂教学存在显着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行为观察、学生学业成就测试和综合性评分上。（3）不同学校层级的教师在学生评教和学生学业成就上存在显着差异。（4）HZ市和XA市两个地区在学生评教和学生学业成就测试得分上存在差异。本研究对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模型、能力评价工具和能力评价差异因素进行了综合性的讨论,并从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社会性别三个视角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学理性分析,以此探寻造成差异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因素。
李菊芳[7]（2016）在《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编制与初步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编制目的:利用标准量表编制流程,编制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并探索其因素结构、信度及效度。方法:本研究基于心理应激理论,通过一系列的量表编制程序和步骤,最终确立了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并初步建立了其温州地区常模。第一步,通过文献回顾（文献资料、现有精神疾病抑郁症诊断标准、现有抑郁评估量表和病人访谈）建立含有50个条目,6个维度的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条目池。第二步,通过课题组员讨论、74例临床医护人员调研、16位专家咨询以及40例病人预调查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修改和优化,形成含有35个条目,6个维度的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预试版）。第三步,使用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预试版）对410例急性期脑卒中病人进行调查,利用临界比值,相关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删除“我为过去的不良生活习惯自责”、“我不愿与人交流”、“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祈祷、希望奇迹出现”、“我胃口不好”和“我感觉自己体重减轻了”等6个项目分析不合格的条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各因素与量表的相关矩阵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删除“我觉得自己的病好不了,很消沉”、“我遇到稍有不顺心的事,就容易发火”、“我觉得活着会拖累家人”、“我感觉自己被疾病困住了”、“我感觉本次患病是命运对我的作弄或惩罚”、“我感到自己很无用”、“我总是责备自己”、“我做任何事情都比卒中前更费力”和“我比过去容易疲倦”等9个因素分析不合格条目;通过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各因素与总分的相关分析评价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提示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良好;量表的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和重测信度进行考评,考评结果良好。通过以上各种方法的筛选和考评,形成含有20个条目,5个维度的正式版量表。第四步,使用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正式版）对505例急性期（卒中7-30天）脑卒中病人进行调查,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量表因素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再次对量表的信度进行评价。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各因素及量表的总信度都大于0.70的预期标准。第五步,利用本研究两次大样本调查数据资料（915例）初步制定量表的温州地区常模,包括均数、标准差常模;Z分数和T分数常模以及量表的划界分。结果:本研究确立了包含20个条目,5个维度的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量表维度分别为情绪低落,迟钝,情绪化,精神紧张和难以入睡。本量表是采用0-4级评分的自评量表,应答项分别为“无”、“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别对应0-4分。各维度条目得分相加得到维度分;量表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的取值范围为0-80分,分数越高,病人的抑郁程度越重。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具有稳定的因素结构;量表各维度信度为0.775-0.908,量表总信度为0.888,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初步建立了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原始粗分均数、标准差常模（包括总体常模、性别常模和年龄常模）;Z分数和T分数常模（包括总体常模和性别常模）以及量表划界分。量表进行早期抑郁筛查的划界分界定为得分≤11.5无早期抑郁症状;11.5<得分≤23.5有轻度早期抑郁症状,23.5<得分≤36.5有中度早期抑郁症状,得分≥36.5有重度早期抑郁症状。结论:本研究编制的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具有稳定的因素结构及良好的信效度,能够用于临床对急性期脑卒中病人进行早期抑郁症状的筛查,同时也可作为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相关研究的筛查工具。第二部分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目的:探讨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症状相关护理措施提供循证理论指导。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利用一般资料问卷（包括病人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和卒中临床资料）和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对304例急性期脑卒中病人（卒中时间为7-30天）进行大样本调查。使用描述性统计（百分比）计算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发生率;利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探讨病人一般资料对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影响;以t检验或卡方检验有显着性的病人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脑卒中后早期抑郁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最佳预测因素。结果:脑卒中后早期抑郁总的发生率为76.0%,其中轻度抑郁（26.3%）,中度抑郁（29.3%）,重度抑郁（20.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人每天睡眠时间、家庭月收入、居住地、住院病房类型、左半球卒中、右半球卒中、额叶卒中、颞叶卒中、顶叶卒中、脑室卒中和腔隙性梗死与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发生有关系。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卒中病人每天睡眠时间、家庭月收入、住院病房类型、左半球卒中以及右半球卒中是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最佳预测因素。其中卒中病人每天睡眠时间、家庭月收入和住6人间病房是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保护性因素,这几个变量的OR值均小于1;而住三人间病房及左半球和右半球卒中则是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危险因素,其OR值均大于1。结论:脑卒中病人的每天睡眠时间、家庭月收入、住院病房类型、左半球卒中以及右半球卒中是卒中病人早期抑郁的最佳预测因素。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患者的家庭月收入及卒中部位,改善病人的睡眠状况及改变患者的住院病房类型则有望降低急性期卒中病人的早期抑郁风险。
于林露[8]（2016）在《阈下抑郁量表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常模的初步建立》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阈下抑郁（subthreshold depression,以下简称SD）是指具有抑郁症状表现却又无法达到抑郁症的临床诊断标准的一种介于健康和抑郁症之间的一种心理亚健康状态。研究显示,SD在人群中具有很高的发生率,而大学生比普通群体更易于遭受到SD侵袭,若不能早发现和早干预,有较高发展为抑郁症的风险。如在目前的研究中,对SD的筛查没有专门的测评工具,通常借用于评价抑郁症的抑郁自评量表或者他评量表,但在评定SD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不适用性及缺陷性,针对此,本课题组在前期的研究中,编制出了阈下抑郁量表（STDS） 。因此,对编制出的STDS,并选取标准化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样本进行施测,以建立起STDS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常模和进行临界分值的划定,以拓展SD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心理亚健康和心理测量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采取自编的STDS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SD水平进行测试,对STDS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建立起中医药院校大学生阂下抑郁常模,并进行STDS!临界分值的初步划定。研究方法：按地理区域划分对全国东、中、西部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进行抽样,以性别、年级、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等为人口学变量,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2805人进行SD调查,同时以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为校标量表进行测量。重测样本选取北京地区的大学四年级学生62人,重测时间为2周。研究结果：（1） STDS各条目与总分相关系数r值在0.471～0.715之间,说明量表的条目具有很好的区分度；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半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84、0.912和0.942,均大于0.8,P值均小于0.01。说明量表非常好的信度。（2） STDS的得分统计结果与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较高,且量表各维度之间有较好的独立性和共同性,内容效度较好；效标效度检验得出STDS与CES-D量表间的相关系数为0.662,在0.01水平下有显着性意义,有较好的关联性；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STDS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说明量表良好的信度。（3）不同人口学变量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SD上的得分存在显着差异,其中,对不同地区的大学生：西部>中部>东部；大学四年级学生的SD水平最高,大学一年级学生的SD水平最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SD水平高于汉族大学生；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SD水平高于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农村大学生的SD水平高于城市大学生；男性大学生在STDS上的得分略高于女性大学生的得分,但两者差异不显着。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建立起了全国大学生SD的粗分常模、常模分数分布图和百分位等级常模,并初步划定得分90分为临界分值,对应80百分位。结论：（1） STDS在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在地区、年级、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之间存在显着差异。（3）建立了中医药院校大学生阈下抑郁的常模,并对STDS临界分值进行了初步划定。
马兴妙[9]（2019）在《新高考选科咨询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以多元智能水平与学科相关性函数模型为内核》文中研究说明自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浙江、上海试点总体顺利。新高考改革为学生带来了福音,但也伴随着困扰。其中,最困扰学生的是如何选择选考科目。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一元智能观,认为个体智能的差异是造成个体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学生选科提供了新的思路。选择与个体智能特点相符的学科,有助于发挥学生个体优势、提升学习效能感,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为探究多元智能理论在新高考选科中的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多种途径建立起与台湾心理咨询公司的沟通渠道,开展学生多元智能测评;其次,利用问卷对学习不同学科所需要的智能或智能组合进行调查,研究多元智能与学科的相关性;最后,为学生模拟新高考选科情景,根据学生选科结果与多元智能测试结果构建选科函数并进行实践运用。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与数据分析后发现:（1）根据800多份教师和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每一个学科的学习都需要多种智能协同作用;根据调查得到的每一种智能对学习不同学科的重要程度不同,可以将六门选考科目分为三类,即学习物理和地理时运用的主要智能有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和自然智能;学习化学和生物时运用的主要智能有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和自然智能;学习历史和政治时运用的主要智能有语言智能、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学生可根据自身各项智能水平粗略地选择某一类作为自己的高考选考科目;（2）选科函数的回代结果表明该函数预测的正确率为76.9%83.3%,判别精度与实际情况吻合度较好,该函数可以作为学生的选科依据,利用该函数选科是本研究着重推荐的选科方法。
孙玥[10]（2016）在《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的常模研究及其应用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变得越来越信息化与全球化,当代教育指出“学会学习”比“学会知识”更为重要。良好学习策略的运用是“学会学习”的重要表现,利于学生形成自学能力,为培养其终生学习打下基础。数学学习策略的应用水平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进而对学生的数学学业成就乃至总体学业成就起到影响。目前,关于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的研究己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在已推广的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量表中鲜有关于评价工具的应用性研究,以及将其推广到区域乃至全国性的常模研究。为弥补上述领域的研究空白,在已有《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量表》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天津市12个区县22所高中的1124名高二学生参与在线测试,分析处理1026份有效问卷,建立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常模；并以学生学业成绩为效标,将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给出所处等级学生的学习策略特征,分析其不足并提出有效可行的数学学习策略改善方法；最后,以研究过程中所得数据为例,给出《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量表使用说明》。采用文献分析法、特尔斐法及调查研究法,在已有《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量表》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心理测量相关常模建立的研究并征询国内外专家建议,确定建立百分等级和标准分常模,期间对有效问卷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及信效度与效标验证,最终确立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常模,并将常模划分为五个等级水平。研究所得结论为：（1）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测评的有效工具；（2）所建总体常模、认知策略常模、元认知策略常模及资源管理策略常模,可作为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的测评与研究的客观依据。（3）高中生总体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及其三个主维度可分为五个等级,即优秀、中上、中等、中下和差,等级量表的确立可作为评价标准应用。
二、常模参考分数的分析 编制与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常模参考分数的分析 编制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与教育促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动作发展作为儿童青少年体育与健康的重要内容受到国家的重视 |
| 1.1.2 基本运动技能对儿童身心健康促进有重要价值 |
| 1.1.3 我国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迟缓的严重现象亟需解决 |
| 1.1.4 我国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与促进研究仍需完善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 |
| 2 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研究进展 |
| 2.1 基本运动技能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运动技能 |
| 2.1.2 基本运动技能 |
| 2.1.3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 |
| 2.2 关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特征的研究 |
| 2.2.1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特征识别方法 |
| 2.2.2 基本运动技能整体发展特征 |
| 2.2.3 基本运动技能部分发展特征 |
| 2.2.4 基于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特征的教学设计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关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评价的研究 |
| 2.3.1 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工具 |
| 2.3.2 以过程为导向的评价工具 |
| 2.3.3 小结 |
| 2.4 关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4.1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
| 2.4.2 关于儿童个体因素的影响研究 |
| 2.4.3 关于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 |
| 2.4.4 关于学校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 |
| 2.4.5 小结 |
| 2.5 关于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干预和促进的研究 |
| 2.5.1 干预的类型 |
| 2.5.2 干预的内容 |
| 2.5.3 干预的时间与效果 |
| 2.5.4 干预计划的理论基础 |
| 2.5.5 干预研究评述 |
| 2.6 小结 |
| 3 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基础理论 |
| 3.1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1 哲学基础 |
| 3.1.2 教育学基础 |
| 3.1.3 心理学基础 |
| 3.1.4 动作技能学基础 |
| 3.2 动作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1 Seefeldt的动作熟练度模型 |
| 3.2.2 Gallahue和Ozmun的三角沙漏模型 |
| 3.2.3 Gabbard的动作发展连续体模型 |
| 3.2.4 Clark和Metcalfe的动作发展山峰模型 |
| 3.3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规律 |
| 3.3.1 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
| 3.3.2 普遍性与差异性相统一 |
| 3.3.3 增长与衰退相统一 |
| 3.3.4 对基本运动技能教学的启示 |
| 3.4 小结 |
| 4 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的编制与上海常模建立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 |
| 4.2.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 |
| 4.3.1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的初步编制 |
| 4.3.2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预测版)》的质量分析 |
| 4.3.3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的质量分析 |
| 4.3.4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常模的建立 |
| 4.4 讨论 |
| 4.4.1 基于专家调查和测量数据,初步编制了《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 |
| 4.4.2 《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在上海市儿童中应用的信、效度较好 |
| 4.4.3 分年龄和性别建立了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常模 |
| 4.5 结论 |
| 5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和掌握研究 |
| 5.1 研究目的 |
| 5.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5.2.1 研究对象 |
| 5.2.2 研究方法 |
| 5.3 结果 |
| 5.3.1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情况 |
| 5.3.2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掌握情况 |
| 5.4 讨论 |
| 5.4.1 上海市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存在性别、年龄和地区差异 |
| 5.4.2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掌握情况 |
| 5.5 结论与建议 |
| 5.5.1 结论 |
| 5.5.2 建议 |
| 6 基于动作教育课程模式的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 |
| 6.1 动作教育课程模式的基本理论 |
| 6.1.1 动作教育课程模式的目的 |
| 6.1.2 动作教育课程模式的特点 |
| 6.1.3 动作教育课程模式的主要内容 |
| 6.2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基本理论 |
| 6.2.1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理论基础 |
| 6.2.2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目的 |
| 6.2.3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依据 |
| 6.2.4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原则 |
| 6.2.5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的程序 |
| 6.3 儿童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设计实例 |
| 6.3.1 设计实例 |
| 6.3.2 设计实例评析 |
| 6.4 小结 |
| 7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对小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实验研究 |
| 7.1 实验目的与假设 |
| 7.2 实验方法 |
| 7.2.1 实验设计 |
| 7.2.2 实验程序 |
| 7.2.3 数理统计 |
| 7.3 结果 |
| 7.3.1 对一年级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影响 |
| 7.3.2 对三年级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影响 |
| 7.3.3 对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促进的差异 |
| 7.4 讨论 |
| 7.4.1 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可以提高小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水平和掌握情况 |
| 7.4.2 在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敏感期内的促进效果要好于敏感期外的促进效果 |
| 7.5 结论与建议 |
| 7.5.1 结论 |
| 7.5.2 建议 |
| 8 总结、反思与展望 |
| 8.1 总结论 |
| 8.1.1 编制的《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测验》包含三个分测验共计13个动作，其信、效度较好，并建立了上海市常模 |
| 8.1.2 上海市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水平存在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且存在发展敏感期,但其掌握情况不容乐观 |
| 8.1.3 基于动作教育课程模式设计的基本运动技能促进计划可以促进小学生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且在其发展敏感期内的促进效果要好于发展敏感期外的效果 |
| 8.2 研究反思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重视全国性的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监测并建立全国常模 |
| 8.3.2 基于PPCT模型制定家庭-学校-社区多位一体的综合性干预计划 |
| 8.3.3 基于Laban动作分析理论和我国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规律,在幼儿园和小学低段全面实施动作教育课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编制及湖南省常模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 研究路线 |
| 1.4 操作性定义 |
| 1.5 理论基础及概念框架 |
| 第2章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初步编制 |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
|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 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湖南省常模的建立 |
| 5.1 对象与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编制》专家咨询问卷(第一轮) |
| 附录2《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编制》专家咨询问卷(第二轮) |
| 附录3 信效度检验问卷 |
| 附录4 验证性因素分析与常模构建调查问卷 |
| 附录5 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 |
| 附录6 伦理审查表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编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心理健康的定义和标准 |
| 2.1.1 心理健康定义 |
| 2.1.2 心理健康标准 |
| 2.2 心理健康相关理论 |
| 2.2.1 积极心理学理论 |
| 2.2.2 焦虑理论 |
| 2.2.3 应激理论 |
| 第三章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维度研究 |
| 3.1 研究目的与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基于专家访谈法的维度研究 |
| 3.2.2 基于德尔菲法的维度研究 |
| 3.3 专家访谈和德尔菲函询研究结果 |
| 3.3.1 专家访谈结果 |
| 3.3.2 德尔菲函询结果 |
| 3.4 讨论 |
| 3.4.1 专家访谈结果讨论 |
| 3.4.2 第一轮德尔菲法函询结果讨论 |
| 3.4.3 第二轮德尔菲法函询结果讨论 |
| 3.5 结论 |
| 第四章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题项研究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被试 |
| 4.2.2 研究材料 |
| 4.2.3 研究过程 |
| 4.2.4 数理统计工具 |
| 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4.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第五章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
| 5.1 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1 信度检验方法 |
| 5.1.2 信度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2 量表的效度分析 |
| 5.2.1 效度检验方法 |
| 5.2.2 效度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 结论 |
| 第六章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1 常模的概述 |
| 6.1.1 常模的概念 |
| 6.1.2 标准分常模 |
| 6.2 常模编制工作的展开 |
| 6.2.1 常模编制方法的确定 |
| 6.2.2 常模测试量表及权重问卷的确定 |
| 6.2.3 常模数据的采集 |
| 6.3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1 工作满意度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2 个性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3 情绪状态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4 应对方式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5 情绪稳定性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6 职业道德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7 适应能力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8 理性认知与判断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9 意志品质分量表常模的建构 |
| 6.3.10 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总分常模 |
| 6.4 讨论 |
| 6.5 结论 |
| 第七章 论文工作总结与展望 |
| 7.1 论文工作总结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1 研究项目 |
| 2 发表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第一轮德尔菲函询问卷（部分） |
| 附录2：第二轮德尔菲函询问卷（部分） |
| 附录3：飞行员心理健康初测修改问卷（以工作满意度问卷为例） |
| 附录4：心理健康问卷效标（部分） |
| 附录5：心理健康量表（以工作满意度分量表为例） |
| 附录6：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维度权重函询表（部分） |
（4）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和态度与信念量表的编制及重庆市常模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一 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TASHP）的系列研究 |
| 第一部分 TASHP 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评价 |
| 第一阶段 TASHP 量表的构建 |
| 第二阶段 TASHP 量表的信效度评价 |
| 第三阶段 TASHP 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TASHP 量表重庆市常模的建立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研究二 高血压治疗态度与信念评价量表（ATRABS）的系列研究 |
| 第一部分 ATRABS 量表的编制与评价 |
| 第一阶段 ATRABS 量表的构建 |
| 第二阶段 ATRABS 量表的信效度评价 |
| 第三阶段 ATRABS 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高血压患者治疗态度与信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ATRABS 量表重庆市常模的建立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高血压治疗依从性评价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博士学习期间发表论文和有关成果 |
（5）上海儿童（78岁）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时代呼唤 |
| 1.1.2 儿童青少年动作能力发展的价值体现 |
| 1.1.3 儿童青少年动作能力评价的科研诉求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预测试阶段测量对象 |
| 1.3.2 正式测试阶段测量对象 |
| 1.3.3 CMT-SH测量对象 |
| 1.3.4 问卷调查对象和量表测量对象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创新 |
| 2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研究进展 |
| 2.1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研究的重要术语和概念 |
| 2.1.1 动作与运动 |
| 2.1.2 动作能力 |
| 2.2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研究范畴 |
| 2.2.1 人类发展领域 |
| 2.2.2 人类发展阶段 |
| 2.3 儿童动作能力的相关研究 |
| 2.3.1 生物学因素与儿童动作能力关系研究 |
| 2.3.2 心理因素与儿童动作能力关系研究 |
| 2.3.3 社会学因素与儿童动作能力关系研究 |
| 2.4 儿童动作能力评价研究 |
| 2.4.1 动作技能类的测评工具 |
| 2.4.2 动作表现类测评工具 |
| 2.4.3 我国动作能力测评相关工具的修订与引进研究 |
| 2.4.4 儿童动作能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
| 2.5 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动作能力测试(DMT6-18)概况 |
| 2.5.1 DMT6-8 测试体系构建背景 |
| 2.5.2 DMT6-18 测试体系的基本构成 |
| 2.5.3 DMT6-18 测试体系的结构 |
| 2.5.4 DMT6-18 测试体系的局限性 |
| 2.6 小结 |
| 3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纽厄尔的约束模型 |
| 3.1.2 克拉克的山峰模型 |
| 3.1.3 沙漏模型 |
| 3.1.4 嵌套模型 |
| 3.2 动作能力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2.1 生物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
| 3.2.2 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
| 3.2.3 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论基础 |
| 3.2.3 生态学领域的理论基础 |
| 3.3 小结 |
| 4 上海儿童动作能力测评体系构建与上海常模建立 |
| 4.1 研究结果 |
| 4.1.1 CMT-SH预测试分析 |
| 4.1.2 CMT-SH质量分析 |
| 4.1.3 上海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常模(7~8 岁)的建立 |
| 4.2 讨论 |
| 4.2.1 基于专家调查和测量数据完成了DMT6-18 的中文译制 |
| 4.2.2 CMT-SH在上海儿童中应用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
| 4.2.3 按照年龄和性别建立了上海地区儿童动作能力发展常模 |
| 4.3 结论 |
| 5 上海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社会生态学解释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个体约束特征层面对儿童动作能力影响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
| 5.2.2 身体活动特征层面对儿童动作能力影响的调查结果与分析 |
| 5.2.3 社会—物理环境特征层面对儿童动作能力的影响 |
| 6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社会生态学模型构建 |
| 6.1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因子综合分析 |
| 6.2 儿童动作能力发展的社会生态学模型 |
| 6.2.1 微观系统 |
| 6.2.2 中观系统 |
| 6.2.3 外周系统 |
| 6.2.4 宏观系统 |
| 6.2.5 反馈系统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8 致谢 |
| 9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动作能力测试DMT6-18 |
| 附录二 :上海儿童动作能力测试CMT-SH |
| 附录三 :上海市“儿童敏感期动作能力”测试告家长书 |
| 附录四 :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上海儿童动作能力与身体活动综合调查表 |
（6）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科学教师教学能力内涵指涉不清 |
| 1.1.2 科学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指标善未完善 |
| 1.1.3 科学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方法单一偏颇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 |
| 1.3.2 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科学教师教育的研究 |
| 1.4.2 教师评价的研究 |
| 1.4.3 研究启示和不足 |
| 1.5 问题提出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整体研究设计和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方法论——混合方法研究 |
| 2.2 研究目标 |
| 2.3 研究方案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思维型科学课堂教学理论 |
| 2.4.2 现象图示学理论 |
| 2.4.3 价值观理论 |
| 第3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模型建构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1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编码信度分析 |
| 3.3.2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重要性程度分析 |
| 3.3.3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要素的聚类结果分析 |
| 3.3.4 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
| 3.3.5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要素分析 |
| 3.3.6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模型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工具的开发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1 课堂观察量表的开发 |
| 4.3.2 学生评教量表的开发 |
| 4.3.3 增值性评价测试卷 |
| 4.3.4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模型建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观察评价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工具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教师课堂观察评价得分概括 |
| 5.3.2 不同教龄教师的课堂观察评价得分情况 |
| 5.3.3 不同性别教师的课堂观察评价得分情况 |
| 5.3.4 不同学校层级的教师的课堂观察评价得分情况 |
| 5.3.5 HZ市和XA市教师的课堂观察评价得分情况 |
| 5.4 研究结论 |
| 第6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之学生评教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研究工具 |
| 6.2.2 研究对象 |
| 6.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3.1 学生评教总体概况 |
| 6.3.2 不同教龄教师的学生评教得分情况 |
| 6.3.3 不同性别教师的学生评教得分情况 |
| 6.3.4 不同学校层级的学生评教得分情况 |
| 6.3.5 HZ市和XA市教师的学生评教情况 |
| 6.4 研究结论 |
| 第7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之增值性评价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研究工具 |
| 7.2.2 研究对象 |
| 7.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7.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3.1 学生平均成绩转换处理 |
| 7.3.2 学生水平变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3 教师水平变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4 两类水平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5 完整模型的因素分析 |
| 7.4 研究结论 |
| 第8章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综合评价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研究方法 |
| 8.2.1 研究工具 |
| 8.2.2 研究对象 |
| 8.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8.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8.3.1 三种评价方法权重计算结果 |
| 8.3.2 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综合得分计算 |
| 8.3.3 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结果 |
| 8.3.4 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报告 |
| 8.3.5 三种评价与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相关性 |
| 8.4 研究结论 |
| 第9章 综合讨论 |
| 9.1 研究讨论 |
| 9.1.1 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结构模型的讨论 |
| 9.1.2 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工具的讨论 |
| 9.1.3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差异因素讨论 |
| 9.1.4 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评价差异理论分析 |
| 9.2 研究启示 |
| 9.2.1 对教师评价的启示 |
| 9.2.2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 |
| 9.2.3 对科学教师教育的启示 |
| 9.3 研究局限 |
| 9.3.1 研究自身的局限 |
| 9.3.2 数据收集的局限 |
| 9.4 未来展望 |
| 9.4.1 扩大样本量 |
| 9.4.2 推广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编制与初步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编制 |
| 前言 |
| 1 量表编制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结论 |
| 第二部分 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
| 前言 |
| 1 研究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一：脑卒中后抑郁筛查工具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阈下抑郁量表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常模的初步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阈下抑郁 |
| 1.1 阈下抑郁的概念 |
| 1.2 关于阈下抑郁的研究现状 |
| 1.3 关于阈下抑郁量表的研究现状 |
| 2 关于常模的研究 |
| 2.1 常模的定义 |
| 2.2 常模的类型 |
| 2.3 建立常模的方法 |
| 2.4 关于常模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 |
| 1 资料 |
| 1.1 被试抽样 |
| 1.2 研究工具 |
| 1.3 施测 |
| 2 方法 |
| 2.1 文献研究 |
| 2.2 问卷调查 |
| 2.3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受试STDS得分情况 |
| 3.2 STDS的信度检验 |
| 3.3 STDS的效度检验 |
| 3.4 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
| 3.5 常模分数 |
| 3.6 临界值的划分 |
| 4 讨论 |
| 4.1 常模样本的代表性 |
| 4.2 STDS在大学生中的信度 |
| 4.3 STDS在大学生中的效度 |
| 4.4 大学生SD的差异分析 |
| 4.5 大学生SD的常模 |
| 5 结论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新高考选科咨询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以多元智能水平与学科相关性函数模型为内核（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多元智能理论概述 |
| 一、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 |
| 二、智能的判据 |
| 三、多元智能理论的构成及内涵 |
| 四、多元智能理论的特征 |
| 第二节 统计学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 |
| 二、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
| 三、判别分析 |
| 第三章 多元智能与学科的相关性研究 |
| 第一节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实施 |
| 一、问卷的编制 |
| 二、调查的实施 |
| 第二节 教师问卷(A卷)的调查结果分析及结论 |
| 一、化学学科的分析及结论 |
| 二、各学科的分析及结论 |
| 第三节 学生问卷(B卷)的调查结果分析及结论 |
| 一、化学学科的分析及结论 |
| 二、各学科的分析及结论 |
| 第四节 多元智能与学科相关性的构建 |
| 一、不同调查对象在各个学科智能分布的差异比较 |
| 二、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元智能测评与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台湾中文多元智能发展测评系统(CMIDAS)概述 |
| 一、CMIDAS简介 |
| 二、信度与效度 |
| 三、计分原则 |
| 四、多元智能量表的用途与限制 |
| 第二节 学生多元智能测评与实践研究 |
| 一、多元智能测评的准备与实施 |
| 二、选科函数的构建与应用 |
| 第三节 多元智能测评个案实例(节选) |
| 一、个案实例展示 |
| 二、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探寻了多元智能与学科的相关性 |
| 二、构建了各学科的选科函数 |
| 三、为学生选科提供了多种参考依据 |
| 四、为学生职业规划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
| 第二节 反思 |
| 一、研究工具不成熟 |
| 二、研究范围局限 |
| 第三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的常模研究及其应用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常模的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工具 |
| 3.2 研究假设 |
| 3.3 研究对象 |
| 3.4 研究程序 |
| 第四章 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常模建立 |
| 4.1 样本分布 |
| 4.2 数据分析 |
| 4.3 常模建立 |
| 4.4 研究小结 |
| 第五章 《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常模量表》的应用案例 |
| 5.1 量表结构与内容 |
| 5.2 量表施测方式与施测指导 |
| 5.3 数据处理 |
| 5.4 应用案例 |
| 5.5 解释说明与表格附录 |
| 第六章 讨论、结论与建议 |
| 6.1 讨论 |
| 6.2 结论 |
| 6.3 建议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四、常模参考分数的分析 编制与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3～10岁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与教育促进研究[D]. 刁玉翠.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3)
- [2]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知信行量表的编制及湖南省常模构建[D]. 陈星星. 南华大学, 2019(01)
- [3]民航飞行员心理健康量表编制[D]. 曾先林.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2014(03)
- [4]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和态度与信念量表的编制及重庆市常模的建立[D]. 唐红英. 第三军医大学, 2011(07)
- [5]上海儿童（78岁）动作能力评价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的研究[D]. 尹晓峰. 上海体育学院, 2019(01)
- [6]小学科学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评价研究[D]. 王碧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7]脑卒中后早期抑郁筛查量表的编制与初步应用研究[D]. 李菊芳. 重庆医科大学, 2016(02)
- [8]阈下抑郁量表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常模的初步建立[D]. 于林露.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8)
- [9]新高考选科咨询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以多元智能水平与学科相关性函数模型为内核[D]. 马兴妙.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天津市高中生数学学习策略水平的常模研究及其应用案例分析[D]. 孙玥. 天津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