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学习祖国医学 不断提高针麻效果（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姚斯晋[2]（2014）在《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历史考察（1949-1982）》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一项医疗卫生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着进步，兼备中、西医学知识的综合型医学人才辈出，不少疾病和疑难杂症得到治愈，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本文通过对档案馆、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运用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三方面对1949年至1982年山西“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推行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概述了建国后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背景，分析了“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制定情况，以及近代的“中西医汇通”与革命根据地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对建国后“中西医结合”方针制定的影响。除此，还简要概述了解放前山西的疾病及医疗资源状况。第二部分阐述了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历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医科学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废止中医思想再度盛嚣尘上，卫生部从国情出发，提出通过组织中医进修实现“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工作的开展客观上提高了中医的技术水平，但卫生部采取的限制中医做法却背离了“中医科学化”的道路，阻碍了“中西医结合”方针的顺利推行，毛泽东发现卫生工作中的错误后及时予以纠正；第二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西医通过学习中医承担起了整理与研究传统医学的重任，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开展起来并发展成群众运动；第三阶段随着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向农村转移，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培养大量赤脚医生，从而缓解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困境。第三部分首先总结了山西在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包括培养了综合型医学人才，治愈了地方病、常见病等疾病；分析了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治力量的支持、相关医疗卫生部门的系统规划、广大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密切相关；其次揭示了由于认识和管理上的缺陷导致“中西医结合”方针推行过程中存在着歧视中医、短期学习和学员年龄差距大的问题；进而得出启示，充分肯定“中西医结合”方针在医药卫生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对今天的医疗事业提供借鉴。
孙海舒[3]（2016）在《《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文中认为1.研究意义针灸知识来自于医疗实践,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经过多人、长期的积累,凝炼之后,在一定的地区为人们普遍接受,则形成了针灸理论。现存的《内经》、《难经》是针灸学的经典理论来源。无论是公共科目或者针灸专科书目,历代作为国家颁定的教材有《脉经》、《素问》、《甲乙》、《难经》、《黄帝针经》、《脉诀》、《铜人针灸经》、《圣济总录》等。此后,经过漫长的筛选与构建,逐渐形成了现存的《黄帝内经》、《难经》为来源的古典针灸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针灸理论也有着相应的发展轨迹,“知识是现实的镜面反映”。针灸知识的演化路途,是现实的反映。针灸知识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还是建立在社会构建现实的基础之上。考察针灸知识及其在历代针灸教材体系中的异同,发现理论的构建基于以下几点：解决现实疾病问题；受到背景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作者的构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针灸理论经过多次构建,逐渐发展到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为代表的针灸理论体系,纳入了一部分来自古代医籍的内容,也有结合现代技术、受到背景因素影响的“新”知识纳入。1949年以后,以“针灸学”命名的针灸专书到2012年的第九版《针灸学》,其知识体系经历了探索、初创、改革、完善、发展、成熟的阶段。虽然《针灸学》教材作为针灸知识的特殊载体,承担着扩散针灸知识、塑造（学生）针灸理论的重要功能,然而遗憾的是,长时期以来。对于这些规规矩矩、对医生乃至人类健康都具有非凡意义的教材,学术界尤其是学院派的学术界,并没有将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至少没有从理论角度审视教材知识体系对整体针灸理论的贡献与影响。最重要的文本,却缺乏最恰当的关注。因此,对于《针灸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深入研究针灸理论的需要。（2）探索《针灸学》教材研究的现实意义。（3）是理解针灸理论在当代发展特点的需要。（4）为针灸理论研究提供先行研究的基础。2.研究目的探索《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特点,研究《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3.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方法：围绕历版《针灸学》,限定时间范围,采集《针灸学》教材资料,对内容进行梳理、比较。（2）文献计量学方法：以“针灸学”为检索词,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对纳入文献用分类统计的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3）历史研究方法：引入目录学方法、背景因素分析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基于目录学方法研究《针灸学》知识分类；研究背景因素对《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4）理论分析法：分析《针灸学》知识纳入与排除,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及其构建的特点；试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试归纳《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4.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面向中医本科学生的《针灸学》教材（1961年-2012年）。研究内容：（1）建立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以“针灸学”命名的原始文献数据库。包括两部分：①截止2012年,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数据库纳入文章30,000余篇；②书籍图片库,数据量2.0GB。（2）考证古代针灸教材,通过《针灸学》知识体系与古代针灸知识体系的比较、与对外交流教材的比较,分析《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从经络分部、腧穴主治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古代针灸知识体系与《针灸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互相影响。（3）梳理《针灸学》教材,呈现、分析其知识分类、知识体系、知识构建。通过考察某些知识点的纳入和排除,分析针灸知识体系对针灸理论的影响与联系。（4）按教材的历史阶段,分析社会背景因素等对教材涵盖的针灸知识的影响,以及对针灸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5）描述以教材为载体的针灸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分析特征。（6）从知识论的角度认识针灸教材的知识体系。研究教材知识体系的变化对于针灸理论的影响。以“赤医针”、“针刺麻醉”、“组织疗法”等现象加以分析。5.研究结果通过比较与分析,结果如下：（1）古代针灸教材中的针灸理论本论文研究的古代针灸教材是：《黄帝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政和圣济总录》。上述教材涉及的针灸理论包括：相同或相似的针灸知识,由于编撰者构建方式的不同,即层级结构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古代教材中存在的经络分部,有不同的排列方式,而《针灸学》只拣选了其中一种,随着历版教材的固化,《针灸学》中所选择的排列方式,有取代其他方式的趋势。关于腧穴主治,由于某些理论没有被纳入《针灸学》知识体系,对腧穴的定位与适应症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教材的发展,某些既有的针灸理论,被教材选中纳入教材的理论体系当中,由于被纳入的范畴不同、层级设置不同,反而影响了该理论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背景因素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影响明显。《针灸学》知识体系的设置,对“新”治疗方法纳入方面,提供了一个“入口”,并逐渐完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1961年之前冠以“针灸学”的文献,是对知识体系的探索。以南京中医学院为代表,前贤对于教材知识体系的构建,做了许多基础性研究。（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背景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赤医针”、“穴位注射”、“针刺麻醉”等知识的纳入,显示了《针灸学》知识体系的灵活性和开放性。（3）古代针灸教材,面对的是类似或相同的针灸知识,然而编制者不同,依然影响其知识体系的构建。（4）对外教材与古代教材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基础理论的拣选。6.结论（1）《针灸学》知识体系,是理论与知识的融合体,理论能够达到预测的作用,及对于临床的指导作用；知识是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升华为理论,没有升华为理论的针灸知识,对临床的意义在于规范。（2）《针灸学》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处理好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3）《针灸学》知识体系,并非基于“新”知识的新体系,而是面对相同或相似针灸知识,受到不同因素影响,编制者拣选了不同的知识排列方式而进行的知识体系重构,《针灸学》知识体系不能代替针灸理论,但是可以纳入既有而未被拣选的理论或知识,同时需要考虑纳入的标准,纳入后知识层级的设置。
余泱川[4]（2012）在《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着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着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着、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着作；着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着、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着、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着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着。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着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着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领导小组针麻办公室[5]（1974）在《三年来上海针麻研究工作情况》文中认为 三年来,上海针麻研究工作,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按照《红旗》杂志1971年就开展关于针麻理论原理讨论发表的编者按中向我们指明的“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促进中西医更好结合,创造和发展我国的新医学,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和繁荣”的方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工
崔嵩生[6]（2010）在《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观察耳穴贴压用于围手术期辅助镇痛的效果。2、观察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对机体的调整作用。3、探讨耳穴贴压相关的作用机制。4、基于研究结论,总结出一套简便、行之有效的耳穴贴压用于围手术期的方法。方法：1、分组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92例,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法分为三组：①耳穴贴压组（耳穴组）,31例；②安慰对照组（对照组）,31例；③空白对照组（空白组）,30例。2、实验步骤：（1）各组操作方法：全部病例均需进行耳廓视诊,并记录阳性反应的类型、部位。①耳穴组：术前一日利用耳穴探测器,选取双侧神门、皮质下、内分泌、耳中、肺、脾和子宫、盆腔等耳穴,常规消毒后敷压磁贴。以拇指、食指对压耳穴,以局部发红、发热,病人可耐受为限。术中操作者每隔30分钟按压1次,每次以60-90次／分的频率按压耳穴,每穴30秒,用力均匀。叮嘱患者或其家属手术前后自行按压耳穴,按压3-5次后,则不痛不压,痛时再压,3天后去除耳穴贴。②对照组：在所选耳穴区敷贴同样外观、数量的无磁珠胶布,不予任何刺激。③空白组：不予任何干预措施。（2）所有患者麻醉前30分钟肌肉注射阿托品0.5毫克和苯巴比妥钠100毫克,术中静脉输注5%乳酸钠林格注射液或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钠注射液（万汶）,输液速度统一为8ml·kg-1·h-1,并根据失血量按晶体：胶体为2：1补充液体。（3）所有患者进入手术室后,连接多功能监测仪（Marquette EA-GLE 3000）常规监测,开放外周静脉。右侧卧位下行两点法腰-硬联合麻醉穿刺,麻醉平面控制在T6以下。以术中保持病人安静、无痛和手术能顺利进行为前提。记录术中麻醉药的用量。（4）术中保持患者意识清醒,并常规鼻导管吸氧,必要时面罩辅助给氧。（5）术毕时利用耳穴探测器,在耳穴组患者的耳穴区内探查大、小肠及胃、脑点并加敷磁贴。3、观察指标：（1）分别于手术前一天、术后第三天时采用SAS自评量表记录患者神志情绪评分,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神志情绪状况的调整作用。（2）记录麻醉前、麻醉诱导时、手术开始切皮时、分离肿物时、术毕时、术后第一天各个时期的心率（HR）、血压（BP）、脉搏氧饱和度（SPO2）、呼吸频率（RR）、Ramesay评分,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功能的调整作用。（3）观察并记录各种不良反应,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的调整作用。（4）记录患者术后排气及排便时间,以评价耳穴贴压对机体胃肠功能恢复的调整作用。（5）分别于贴压耳穴前、术后第三天抽取外周静脉血,检测外周血白细胞构成比、生化等相关指标,以探明耳穴贴压对于氧化应激反应的相关作用机制。（6）分别于术前准备期、术毕时抽取外周静脉血,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外周静脉血β-内啡肽和C-反应蛋白等相关指标,以探明耳穴贴压镇痛抗炎的相关作用机制。结果：1、三组病人按照年龄、体质指数、ASA分级、疾病构成、孕产史构成、手术方式构成、中医证型等方面进行对比,其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三组病例耳穴阳性反应的比较：三组的阳性率依次为93.5%、96.8%、93.3%,总阳性率达到94.6%,其中子宫和盆腔穴处血管充盈的阳性反应类型占较大的比例。说明耳穴阳性反应具有一定的辅助诊断意义。3、三组病例术前SAS评分的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耳穴组的SAS评分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的分数相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的SAS评分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4、三组病例各时间点的心率、脉搏氧饱和度、呼吸频率、Ramesay评分自身及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各组的心率、脉搏氧饱和度、呼吸频率、Ramesay评分在各时间点虽有变化,但无显着的影响。而在术始切皮时、分离肿物时、术毕时各时间点的三组血压的组内比较,以及耳穴组与对照组、空白组的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对患者术中的血压有良好的稳定、调整作用。5、术前各组症状程度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空白组在手术前后比较在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皮肤瘙痒等症状方面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后耳穴组在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方面,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可降低患者使用麻醉药物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6、耳穴组的排气、排便时间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7、三组病例的手术时间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耳穴组的硬膜外用药量、加用芬氟合剂的例数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8、三组病例术前血分析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耳穴组的单核粒细胞总数分别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与空白组的单核粒细胞总数相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9、三组病例术前血清β-内啡肽的组间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病例术后血清β-内啡肽的组间比较、C-反应蛋白的组间及手术前后比较差异无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耳穴刺激可使血清β-内啡肽水平升高而起到镇痛的作用。结论：本研究表明,耳穴磁疗在妇科开腹手术的围手术期中对机体功能的调整作用是肯定的。手术前期通过耳穴刺激可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恐惧等负面情绪,调整体内失调、紊乱的代谢过程或功能状态,使机体朝着正常生理状态方向发展转化,并降低术后腹胀痛、神疲乏力、纳呆、恶心呕吐、失眠等麻醉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手术中期可以即时调整、稳定患者的血压,不同程度地减轻病人手术中因内脏牵拉引起的胃部不适、恶心等症状,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手术后期患者的排气、排便时间明显缩短,说明耳穴贴压可改善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情况。但其具体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在麻醉方面,手术中期耳穴组的硬膜外用药量比对照组、空白组的药量少15%-20%,需加用芬氟合剂的例数也较对照组、空白组少,仅占16.1%。目前针药复合麻醉主要还在于辅助镇痛,减少麻醉药用量,减少术后不良反应、并发症的发生。此外,本研究还观察到耳穴刺激可使血清β-内啡肽水平在术前升高；抑制单核粒细胞总数的增加,从而稳定了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王友良[7]（1978）在《学习《自然辩证法》 研究针刺麻醉原理》文中研究表明 在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经过大量临床实践,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麻醉方法——针刺麻醉。人们借助这种新的麻醉方法,首次摆脱了过去那种应用药物进行麻醉的状况,使人体能够在清醒情况下达到止痛而进行手术
北京针麻协作组[8]（1973）在《对针刺麻醉原理的初步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阐述了在穴位上扎针所产生的生理作用,并对影响针麻效果的因素作了分析,着重讨论了针刺的条件。文中简单介绍了关于神经系统在针刺麻醉中的作用的初步实验研究结果。最后,对“经络”的实质进行了探讨。
北京针麻协作组[9]（1971）在《穴位、经络和针刺麻醉原理》文中提出 针刺麻醉是我国广大医务人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通过临床实践获得的一项新成就。针刺麻醉的临床工作和理论研究都还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在体针和耳针麻醉的基础上,广大医务人员通过实践又进一步创造成功了很多其他形式的针刺麻醉方法,为针麻开辟了
上海市医学科学情报站[10]（1975）在《针刺麻醉进展情况综述》文中认为 一、针刺麻醉的概况我国广大医务人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根据祖国医学理论,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中,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创造了针刺麻醉,开辟了外科临床麻醉领域中一条崭新的途径。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医务人员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批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散布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坚持了
二、努力学习祖国医学 不断提高针麻效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学习祖国医学 不断提高针麻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历史考察（1949-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 研究界定 |
| 1.4.1 时间界定 |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 2 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背景 |
| 2.1 建国后“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提出 |
| 2.2 近代山西 “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实践 |
| 2.2.1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成立 |
| 2.2.2 医学传习所的设立 |
| 2.2.3 中医改进研究会附属医院的建立 |
| 2.2.4 《医学杂志》的创刊 |
| 2.2.5 着名医家 |
| 2.3 革命根据地时期山西中西医结合思想的实践 |
| 2.4 解放前山西疾病及医疗资源状况 |
| 2.4.1 解放前山西的疾病情况 |
| 2.4.2 解放前山西的医疗资源状况 |
| 3 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历程 |
| 3.1 “中医科学化”阶段（1949-1954） |
| 3.1.1 开展中医进修工作 |
| 3.1.2 限制中医 |
| 3.1.3 纠正“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错误 |
| 3.2 西医学习中医运动阶段（1955-1964） |
| 3.2.1 西医学习中医 |
| 3.2.2 西医学习中医的重点内容——针灸疗法 |
| 3.3 赤脚医生培养阶段（1965-1982） |
| 3.3.1 举办中西医结合赤脚医生培训班 |
| 3.3.2 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培养赤脚医生 |
| 4 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成效分析及启示 |
| 4.1 “中西医结合”方针推行的积极影响及原因 |
| 4.1.1 积极影响 |
| 4.1.2 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 |
| 4.2 “中西医结合”方针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2.1 存在的问题 |
| 4.2.2 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3 “中西医结合”方针推行的启示 |
| 4.3.1 正确发挥政治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
| 4.3.2 坚持辩证、全面、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
| 4.3.3 制定适合国情、与时俱进的医疗卫生政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现代《针灸学》教材概况 |
| 1. 《针灸学》教材基本情况 |
| 2. 《针灸学》教材多元化 |
| 3. 《针灸学》研究现状 |
| 4. 对外《针灸学》教材概述 |
| 小结 |
| 综述二 古代针灸教材研究概况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针灸学”教材体系 |
| 1.1 基于神经理论的“新针灸学” |
| 1.1.1 《新编针灸学》知识体系 |
| 1.1.2 《新针灸学》知识体系 |
| 1.1.3 《针灸学手册》知识体系 |
| 1.2 基于经络学说的“针灸学” |
| 1.2.1 “针灸学”教材体系概述 |
| 1.2.2 “针灸学”教材体系的知识设置 |
| 1.3 以“针灸学”命名的其他参考教材(1949-1961) |
| 小结 |
| 2.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 |
| 2.1 第一版至第五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 2.1.1 知识体系概况 |
| 2.1.2 第一版与第二版教材的知识体系比较 |
| 2.1.3 《针灸学》知识体系构建知识的特点 |
| 2.2 第六版至第九版《针灸学》知识体系 |
| 小结 |
| 3. 古代针灸教材知识体系 |
| 3.1 古代针灸教材 |
| 3.2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及其知识体系 |
| 3.2.1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概况 |
| 3.2.2 《针灸甲乙经》知识体系 |
| 3.3 《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知识体系 |
| 3.4 《政和圣济总录》知识体系 |
| 小结 |
| 4. 古今教材知识体系比较 |
| 4.1 古代教材对《针灸学》知识体系的影响 |
| 4.2 《针灸学》知识体系对于腧穴排列的影响 |
| 4.3 《针灸学》对于腧穴知识的影响 |
| 4.4 《针灸学》教材知识体系的层级设置 |
| 4.4.1 不同类型《针灸学》知识体系比较 |
| 4.4.2 对外教材知识体系举例 |
| 小结 |
| 5. 《针灸学》知识体系影响因素 |
| 5.1 背景因素概述 |
| 5.1.1 地域资源 |
| 5.1.2 学术传承 |
| 5.1.3 社会因素 |
| 5.1.4 文化传播 |
| 5.2 背景因素与知识体系 |
| 小结 |
| 6. 知识体系与针灸理论的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4）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意义与预期成果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下的学术探讨与实践(1949至1953年) |
| 第一节 建国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历史、政策背景 |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提出 |
| 二、“中医科学化”对于广东中医界的特殊意义 |
| 第二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的主要群体和学术阵地 |
| 一、以民国时期各中医学校教师及毕业生为主的进步中医 |
| 二、具有中医学术素养的开明西医、药师 |
| 三、“中医科学化”的学术阵地——《广东中医药》与《星群医药月刊》 |
| 第三节 围绕“中医科学化”中基本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
| 一、关于中医药传统理论价值的探讨 |
| 二、梁尚博关于“中医科学化”研究方向的设想 |
| 三、谭次仲的“中医科学化”方案 |
| 第四节 广东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学术实践 |
| 一、医史文献研究 |
| 二、中医理论研究 |
| 三、脉学研究 |
| 四、针灸机理及治疗学的研究 |
| 五、星群药厂与中药炼剂研究 |
| 第五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学术革新运动的特征 |
| 一、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 |
| 二、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 |
| 三、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 |
| 四、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政策引导下的中医学术勃兴(1954至1965年) |
| 第一节 重要的中医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机构 |
| 一、《广东中医》与《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 |
| 二、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医药研究所)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
| 第二节 以学术讨论端正对继承发展中医学术的态度 |
| 一、梁乃津对余云岫及其学术观点的批判 |
| 二、对《新针灸学》的评论及相关争论 |
| 三、对龙世雄“关于中医中药的研究问题”一文的评论 |
| 第三节 医史文献研究 |
| 一、萧熙的医史文献研究 |
| 二、赵思兢关于中药功效及炮制法的文献溯源 |
| 三、张创献关于经络实质与“九针”源流的考证 |
| 第四节 地域医学研究 |
| 一、岭南医家、医籍、医学文化研究 |
| 二、广东医家医案、医话研究及医疗经验提炼总结 |
| 三、岭南生草药及验方研究 |
| 第五节 关于中医理论核心、诊疗手段的探讨 |
| 一、关于中医理论核心的大讨论 |
| 二、关于脉学的大讨论 |
| 三、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 |
| 第六节 中医临床医学研究 |
| 一、中医脾胃学说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
| 二、中医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研究 |
| 三、妇科疾病防治 |
| 四、儿科疾病的中医治疗学研究 |
| 五、针灸手法、模型及经络学说研究 |
| 六、五官科疾病的中医治疗 |
| 第七节 1954至1965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特征 |
| 一、注重文献研究对中医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 |
| 二、岭南医学研究方兴未艾 |
| 三、注重名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
| 四、空前活跃的学术气氛 |
| 五、中医防治传染病研究成果丰硕 |
| 六、国家政策推动学术勃兴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繁荣(1966至1979年) |
| 第一节 脾胃学说研究的深入 |
| 一、文献收集整理方面 |
| 二、临床研究方面 |
| 三、实验研究方面 |
|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大成果 |
| 一、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 |
| 二、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 |
| 三、针刺麻醉研究 |
| 第三节 中药特效药及岭南生草药研究 |
| 一、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 |
| 二、破伤风抗毒素的研究 |
| 三、毛冬青防治脉管炎研究 |
| 四、岭南生草药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医理论结合研究 |
| 一、侯灿关于“八纲”现代医学意义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控制论原理的探讨 |
| 三、梁直英从控制论角度对《伤寒论》的再认识 |
| 第五节 1966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特征 |
| 一、中西医结合研究成为学术活动的主流 |
| 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文献研究相对匮乏 |
| 三、注重现代科学前沿理论与中医学术研究的结合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香港地区中医发展史略 |
| 第一节 香港中医发展概况 |
| 一、港英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限制 |
| 二、香港中医医疗机构发展概况 |
| 三、香港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
| 四、香港中医团体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侨港名医与香港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
| 一、侨港中医群体 |
| 二、“侨港名医”对香港中医事业的贡献 |
| 三、“二战”后着名侨港医家及其在港学术成就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图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针刺麻醉研究概述 |
| 一、针刺镇痛 |
| 二、针刺麻醉 |
| 三、针刺复合麻醉 |
| 四、耳针麻醉 |
| 五、耳针麻醉的国内外现状 |
| 六、针刺麻醉的研究与不足 |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 一、临床资料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结果 |
| (一) 一般临床资料 |
| (二) 耳穴阳性反应的观察 |
| (三) 手术前后主要症状的观察 |
| (四) 各时间点的心肺功能及Ramesay评分比较 |
| (五) 手术时间、麻醉用药的比较 |
| (六) 手术前后血分析、生化指标的比较 |
| (七) 手术前后血清β-内啡肽和C-反应蛋白的比较 |
| (八) 手术前后SAS和术后VAS评分的比较 |
| (九) 术后排气、排便时间的比较 |
| 三、不良反应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的作用评价 |
| 三、耳穴贴压的中、西医理论基础 |
| 四、耳穴敷压磁贴的作用机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努力学习祖国医学 不断提高针麻效果（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山西推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历史考察（1949-1982）[D]. 姚斯晋.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3]《针灸学》知识体系研究[D]. 孙海舒.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6(01)
- [4]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D]. 余泱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5]三年来上海针麻研究工作情况[J]. 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领导小组针麻办公室. 医学研究通讯, 1974(11)
- [6]耳穴贴压在围手术期辅助镇痛和机体调整作用的研究[D]. 崔嵩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0(09)
- [7]学习《自然辩证法》 研究针刺麻醉原理[J]. 王友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8(01)
- [8]对针刺麻醉原理的初步探讨[J]. 北京针麻协作组. 中国科学, 1973(03)
- [9]穴位、经络和针刺麻醉原理[J]. 北京针麻协作组. 山东医药, 1971(07)
- [10]针刺麻醉进展情况综述[J]. 上海市医学科学情报站. 医学研究通讯, 19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