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论文文献综述）
汤意远[1]（2020）在《基于文献研究人与动物“痢疾”辨证论治的差异》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结合目前全球猪类传染性疾病疫情的严峻形势,加大对当代猪常见传染病“猪痢疾”的中医药治疗,通过文献研究找出中医治疗人类痢疾的辨证规律,进一步指导猪痢疾的辨证论治,促进经济发展。方法:本文通过搜集中医药治疗猪痢疾的相关文献、近现代中医药治疗人类细菌性痢疾的相关文献及明清时期治疗人痢疾的相关医案,文献经过纳入及排除标准后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对病例中的症状、中药、治法、证型等信息进行规范。一,将文献资料进行规范后建立数据库分别统计症状、中药、治法、证型出现频次;二,运用频数描述方法分析不同时期人痢疾与猪痢疾症状规律及不同时期人痢疾症状、中药、治法规律;三,运用相关性分析分析不同时期人痢疾症状与猪痢疾相关性。结果:1.本研究共收集了猪痢疾相关文献26篇;现代时期人痢疾相关文献36篇;过渡时期人痢疾相关文献74篇;明清时期人痢疾相关医案资料190篇。2.利用相关性分析分别与通过文献搜索获得的人类三个不同时期（现代时期、过渡时期、明清时期）的症状作比较,其中明清时期人痢疾症状与猪痢疾症状相关性最大。3.现代时期人痢疾总症状数31个,常见症状有6个,其中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里急后重为主要症状,发热、腹胀为次要症状。过渡时期人痢疾总症状数32个,常见症状有5个,其中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里急后重为主要症状,发热为次要症状。明清时期人痢疾总症状数59个,常见症状有12个,其中黏液脓血便、腹泻、腹痛、里急后重为主要症状,发热、纳差、腹胀、口渴、不食、畏寒、精神不振、恶心呕吐为次要症状。4.现代时期人痢疾中药共有81味,常用中药有白芍、木香、黄连、黄芩、甘草、槟榔、当归、白头翁、大黄、山楂、秦皮、葛根、黄柏、马齿苋、地榆;按照药物功能主治分类后使用频率较高的3类药依次为清热药、补虚药、理气药。过渡时期人痢疾中药共有86味,常用中药有木香、黄柏、黄连、白芍;按照药物功能主治分类后使用频率较高的3类药依次为清热药、理气药、补虚药。明清时期人痢疾中药共有214味,常用中药有白芍、甘草、黄连、茯苓、木香、黄芩、陈皮、白术、山楂、当归、神曲、厚朴、人参、炮姜、砂仁;按照药物功能主治分类后使用频率前3类药的依次为补虚药、清热药、理气药。4.现代时期人痢疾的治法主要分为7大类,常见治法为清热燥湿、调和气血,清热解毒、凉血止痢,养阴和营、清肠化湿。过渡时期人痢疾的治法主要分为7大类,常见治法为清热燥湿、调和气血,清热解毒、凉血止痢。明清时期人痢疾的治法主要分为9大类,常见治法为清热燥湿、调和气血,温补脾肾、收涩固脱,温中燥湿、调和气血,温中调气止痢。结论:1.猪痢疾辨证可以参考明清时期的人痢疾辨证。2.人类三个不同时期痢疾的主要症状无明显差异,次要症状存在差异。3.人类三个不同时期痢疾使用频率最高的三类药物均为清热药、补虚药、理气药;而单味常用药存在差异。4.人类三个不同时期痢疾在治法方面均以清热燥湿、调和气血治法使用频率最高;但不同时期治法之间存在一定差异。5.随着时间的发展,湿热痢比例呈上升趋势,而虚寒痢、休息痢比例呈下降趋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2医院[2]（1976）在《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报道采用抗痢1号（抗菌增效剂 TMP0.1克,痢特灵0.2克,及中药抗菌1号3.0克）治疗急性菌痢获得较好效果。每12小时服一次,连服六次。观察118例中治愈114例（96.61%）,平均治愈日数3.27日,对主要症状消失快,复发率低（5.6%）,副作用少。中药抗菌1号制备:金银藤12斤,贯众15斤,黄芩6斤,黄柏10斤。作者将抗痢1号与快速抗痢片（克泻痢宁、抗菌增效剂等）的疗效作了对比,两者疗效相近。
王积福,张毅,姬兰秀,刘毅,娄梦月,陈春莲,宋吟兰[3]（1981）在《中西医结合短程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的近期疗效观察》文中研究表明 三年来,我科曾对309例急性菌痢住院病例,进行了以3种中草药组方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短程疗法,近期疗效较为满意。现报告如下:
施亚利[4]（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认为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丁玉峰[5]（1991）在《急性菌痢临床治疗进展》文中研究说明 急性菌痢（即急性细菌性痢疾）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之一,大多以急起发热、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及排脓血样大便为主要特征。本病常年散发,发病率高,且秋夏季节明显升高,有时呈爆发性流行,对人们健康危害极大。急性菌痢的传统治疗是在进行对症处理的同时使用氯霉素、四环素、磺胺类、呋喃类等抗菌药物,由于药物的长期使用,耐药痢疾杆菌普遍增加。据文献报道:40年代初,90％以上痢疾杆菌对磺胺类药物敏感,目前已有90％的
黄玉兰[6]（1974）在《细菌性痢疾治疗的近况》文中认为 近年来,细菌性痢疾的治疗有了一定进展,特别是我国医务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措施,对中毒型菌痢的抢救取得了辉煌成绩。考虑到菌痢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之一,对菌痢的治疗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提高,特对有关部分文献作一复习,以供同志们参考。
肖雄[7]（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路振明[8]（1987）在《急性细菌性痢疾的短程治疗》文中研究指明 急性细菌性痢疾（简称急性菌痢）是我国夏秋季常见肠道传染病之一,对人民的健康危害较大。因此,积极有效地进行防治,对保障人民健康、保证四化建设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过去治疗急性菌痢的方法虽有一定疗效,但疗程较长,恢复较慢,且耐药菌株逐年上升,因此需要不断地寻求疗程短、疗效高而又能减少耐药菌株形成的治疗方法。国内黄玉兰、徐采等于1965年首先提出了短程疗法的设想,并在临床上进行了对照研究,证明效果较好。经过17年的临床实践后,全军痢疾协作组于1982年4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了细菌性痢疾短程治疗座谈会,肯定了该疗法的优点,提出进一步推广应
余泱川[9]（2012）在《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着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着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着、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着作；着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着、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着、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着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着。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着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着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吴春刚[10]（1976）在《细菌性痢疾临床治疗的进展》文中提出 近年来,关于细菌性痢疾在发病机理、耐药性和抗菌药物、中草药治疗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一概括介绍。发病机理的新认识与治疗的关系（一）发病机理的新认识多年来,一般认为菌痢发病是细菌毒素在起作用。近年来,由于对菌痢
二、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献研究人与动物“痢疾”辨证论治的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
| 1 人痢疾与猪痢疾对比 |
| 1.1 病原学 |
| 1.2 流行病学 |
| 1.3 临床表现 |
| 2 治疗进展与挑战 |
| 2.1 猪痢疾 |
| 2.2 人痢疾 |
| 第二部分 资料与方法 |
| 1 文献来源 |
| 2 文献检索方式与策略 |
| 2.1 猪痢疾文献检索 |
| 2.2 现代时期人痢疾文献检索 |
| 2.3 过渡时期人痢疾文献检索 |
| 2.4 明清时期医案收集 |
| 3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
| 3.1 猪痢疾 |
| 3.2 现代时期人痢疾 |
| 3.3 过渡时期人痢疾 |
| 3.4 明清时期人痢疾 |
| 4 数据规范化 |
| 4.1 症状统一 |
| 4.2 中药统一 |
| 4.3 证型统一规范 |
| 5 统计方法 |
| 结果 |
| 1 一般资料 |
| 2 症状 |
| 2.1 猪痢疾症状频次统计分析 |
| 2.2 现代时期人痢疾症状频次统计分析 |
| 2.3 过渡时期人痢疾症状频次统计分析 |
| 2.4 明清时期人痢疾症状频次统计分析 |
| 3 中药 |
| 3.1 现代时期人痢疾药物统计分析 |
| 3.2 过渡时期人痢疾药物统计分析 |
| 3.3 明清时期人痢疾药物统计分析 |
| 4 治法 |
| 4.1 现代时期人痢疾治法统计分析 |
| 4.2 过渡时期人痢疾治法统计分析 |
| 4.3 明清时期人痢疾治法统计分析 |
| 4.4 三个时期证型 |
| 讨论 |
| 1 中医对痢疾的认识 |
| 1.1 病因病机 |
| 1.2 辨证分型 |
| 1.3 中医药治疗 |
| 2 猪痢疾中医药治疗 |
| 3 不同时期人痢疾的认识 |
| 3.1 症状 |
| 3.2 中药 |
| 3.3 治法 |
| 3.4 讨论 |
| 4 不足与展望 |
| 4.1 不足 |
| 4.2 展望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A 猪四诊 |
| 附表B 猪痢疾纳入文献 |
| 附表C 现代时期痢疾纳入文献 |
| 附表D 过渡时期痢疾纳入文献 |
| 附表E 明清时期痢疾参考着作 |
| 综述 细菌性痢疾的中西医治疗及其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4）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9）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意义与预期成果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中医科学化”政策下的学术探讨与实践(1949至1953年) |
| 第一节 建国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历史、政策背景 |
| 一、“中医科学化”政策的提出 |
| 二、“中医科学化”对于广东中医界的特殊意义 |
| 第二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的主要群体和学术阵地 |
| 一、以民国时期各中医学校教师及毕业生为主的进步中医 |
| 二、具有中医学术素养的开明西医、药师 |
| 三、“中医科学化”的学术阵地——《广东中医药》与《星群医药月刊》 |
| 第三节 围绕“中医科学化”中基本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
| 一、关于中医药传统理论价值的探讨 |
| 二、梁尚博关于“中医科学化”研究方向的设想 |
| 三、谭次仲的“中医科学化”方案 |
| 第四节 广东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学术实践 |
| 一、医史文献研究 |
| 二、中医理论研究 |
| 三、脉学研究 |
| 四、针灸机理及治疗学的研究 |
| 五、星群药厂与中药炼剂研究 |
| 第五节 广东“中医科学化”学术革新运动的特征 |
| 一、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 |
| 二、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 |
| 三、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 |
| 四、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政策引导下的中医学术勃兴(1954至1965年) |
| 第一节 重要的中医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机构 |
| 一、《广东中医》与《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 |
| 二、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医药研究所)与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
| 第二节 以学术讨论端正对继承发展中医学术的态度 |
| 一、梁乃津对余云岫及其学术观点的批判 |
| 二、对《新针灸学》的评论及相关争论 |
| 三、对龙世雄“关于中医中药的研究问题”一文的评论 |
| 第三节 医史文献研究 |
| 一、萧熙的医史文献研究 |
| 二、赵思兢关于中药功效及炮制法的文献溯源 |
| 三、张创献关于经络实质与“九针”源流的考证 |
| 第四节 地域医学研究 |
| 一、岭南医家、医籍、医学文化研究 |
| 二、广东医家医案、医话研究及医疗经验提炼总结 |
| 三、岭南生草药及验方研究 |
| 第五节 关于中医理论核心、诊疗手段的探讨 |
| 一、关于中医理论核心的大讨论 |
| 二、关于脉学的大讨论 |
| 三、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 |
| 第六节 中医临床医学研究 |
| 一、中医脾胃学说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
| 二、中医防治重大传染病的研究 |
| 三、妇科疾病防治 |
| 四、儿科疾病的中医治疗学研究 |
| 五、针灸手法、模型及经络学说研究 |
| 六、五官科疾病的中医治疗 |
| 第七节 1954至1965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特征 |
| 一、注重文献研究对中医学术研究的先导作用 |
| 二、岭南医学研究方兴未艾 |
| 三、注重名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
| 四、空前活跃的学术气氛 |
| 五、中医防治传染病研究成果丰硕 |
| 六、国家政策推动学术勃兴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繁荣(1966至1979年) |
| 第一节 脾胃学说研究的深入 |
| 一、文献收集整理方面 |
| 二、临床研究方面 |
| 三、实验研究方面 |
| 第二节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重大成果 |
| 一、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 |
| 二、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 |
| 三、针刺麻醉研究 |
| 第三节 中药特效药及岭南生草药研究 |
| 一、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 |
| 二、破伤风抗毒素的研究 |
| 三、毛冬青防治脉管炎研究 |
| 四、岭南生草药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医理论结合研究 |
| 一、侯灿关于“八纲”现代医学意义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控制论原理的探讨 |
| 三、梁直英从控制论角度对《伤寒论》的再认识 |
| 第五节 1966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特征 |
| 一、中西医结合研究成为学术活动的主流 |
| 二、临床应用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文献研究相对匮乏 |
| 三、注重现代科学前沿理论与中医学术研究的结合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香港地区中医发展史略 |
| 第一节 香港中医发展概况 |
| 一、港英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限制 |
| 二、香港中医医疗机构发展概况 |
| 三、香港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
| 四、香港中医团体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侨港名医与香港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
| 一、侨港中医群体 |
| 二、“侨港名医”对香港中医事业的贡献 |
| 三、“二战”后着名侨港医家及其在港学术成就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图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献研究人与动物“痢疾”辨证论治的差异[D]. 汤意远.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0(03)
- [2]中西结合短程快速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疗效观察[J].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2医院. 中草药通讯, 1976(12)
- [3]中西医结合短程疗法治疗急性菌痢的近期疗效观察[J]. 王积福,张毅,姬兰秀,刘毅,娄梦月,陈春莲,宋吟兰. 西北国防医学杂志, 1981(01)
- [4]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5]急性菌痢临床治疗进展[J]. 丁玉峰. 湖北医药导报, 1991(03)
- [6]细菌性痢疾治疗的近况[J]. 黄玉兰. 人民军医, 1974(03)
- [7]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8]急性细菌性痢疾的短程治疗[J]. 路振明. 实用医学杂志, 1987(01)
- [9]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D]. 余泱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10]细菌性痢疾临床治疗的进展[J]. 吴春刚. 人民军医, 19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