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教学与研究》199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旭辉[1]（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黄淑美,伍慕仪[2]（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指出
龙梅[3]（2016）在《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文中指出新世纪,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日益浮现且愈发严重的种种城市问题——超速的城市增量发展导致空间与资源的不堪重负,中国特色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的薄弱导致建筑价值判断失衡,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思考的缺乏导致对外来建筑潮流囫囵吞枣——急需得到重视和严肃对待。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审视总结、除弊创新刻不容缓。众多反映建筑理论、设计实践和物质空间规划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专业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建筑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对学科期刊的剖析能回顾与梳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第一批建筑学学术期刊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传播意义上的专业媒体,建筑专业期刊除了发挥媒介作用传播建筑学信息,其刊载的专业论文具有学科代表性和权威性,能较直观全面的反映出我国建筑理论、建筑实践、建筑技术、建筑评论等专业领域的基本演变状况。本文选择建筑专业期刊的量化数据作为观察学科关注点演化变迁、学术空间生产发展嬗变的切入点,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两本期刊自创刊到2014年间的研究热点、学术产量及其空间分布情况,以期揭示这段时间内的建筑学科发展势态,勾勒学科发展的宏观轨迹,管窥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图景,为建筑研究、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建筑学专业期刊研究的目的和基于学术、社会、方法三方面的研究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就研究对象——两本期刊的选取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二章主要为量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出发,揭示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和发文量的演化历程,对期刊核心作者群及其被引量也有一定的量化分析。第三章、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涉及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统计和剖析。第三章通过对作者机构的分类,了解机构发文情况,探究学界、业界的研究势态;对机构和文章题名所提及的地域信息的统计,观察学科学术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第四章采集期刊关键词和题名有效词做高频词分析,试图呈现学科热点和其嬗变过程。第五章以前面章节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剖切分析,总结和判断学科知识成产动态和趋势,反思论文研究对学科发展的启示,以期揭示学科发展新要求。
张艳[4]（2018）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美国,具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关注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全貌,厘清其改革思路,分析其改革特征,可以为我国深化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开启另一扇有别于欧美“借石攻玉”的大门。本研究以1993年为时间分界点,一方面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对各个时期俄罗斯颁布标准、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同时对改革的教学实施、教科书编写及课程评价进行概述。本研究力图通过总——分的研究形式,勾勒出其改革历程的整体风貌,分析出改革的具体特点,并进一步阐述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成效。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为主、访谈法为辅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深谙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教育背景及对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主要影响的3个教学理论,在此基础上以颁布的4个标准为依据构建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文献解读,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4个标准和9版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纵向比较,同时通过半结构访谈法,采访3名俄罗斯知名的物理教学法专家（她们均参与过国家物理教育标准的撰写工作）,详细了解标准、大纲制定、编写过程及发展情况;再次,通过文献分析,对教科书编写、教学实施以及课程评价进行整体概述,同时结合半结构访谈,采访2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师和30名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来具体了解俄罗斯真实的中学物理教学情况。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梳理出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如下:1.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探索阶段（1993年——1997年）、发展阶段（1998年——2003年）、成熟阶段（2004年——2009年）、巩固阶段（2010年——至今）;2.“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是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课程政策特色。1992年俄罗斯颁布《教育法》并推行国家教育标准,引入西方的课程政策制度,但使用标准时并未取缔教学大纲,说明俄罗斯坚持立足于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3.中学物理教科书在编写上采取了“一标多本”的政策,允许一家出版发行多套或单本教科书,这是当代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灵活性的体现。教科书在编写上注重认知科学方法教育,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说明俄罗斯在教科书编写政策上虽然借鉴了西方经验,但在教科书编写内容上依然以保留自身优良传统为主;4.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教学实施中采取侧重专业教学政策,提倡在“活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通用学习行为”,其中活动教学是俄罗斯借鉴西方教学中重视“实践”的体现。但“活动教学”和“通用学习行为”是俄罗斯本国教育心理学概念,俄罗斯采用本国的教育心理学理论解决本国的教育问题,这体现了俄罗斯强大的民族自信,借鉴西方的同时,一定要立足于本土;5.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从国家层面上设置了国家基础考试和国家统一考试,主要是借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考试经验,考试试题参照了多个国家的标准化考试,尤其是借鉴了美国的SAT考试;学校层面上的考试采用了传统的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评价方式,从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的形式来看,既借鉴西方和其它国家的经验,又保留了自身的优良传统。经过上述对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和改革特点深入、系统地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上讲,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虽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政策和制度,但依然是以保留自身教育的优良传统为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2.从改革成效上来看,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正在渐进的道路上逐步振兴,从近年来TIMSS和PISA两项的考试结果来,俄罗斯的排位都在不断上升,这说明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苏联时期基础物理教育重理论轻实践,教科书高难度原则至今难以扭转。本研究通过对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整体审视,得出4点对我国的启示:应建立统一的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空间,实现改革政策与改革实施的统一;借鉴俄罗斯“标准+大纲”并行的模式,编制类似俄罗斯“教学大纲”操作性较强的辅助文件,细化标准以利于改革的有效实施;应通过“以终为始”的评价思路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物理课程评价应该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多种方式相结合。
黄润青[5]（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周龙燕[6]（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夏燕靖[7]（2007）在《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为探讨对象，将视野聚焦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6年间，主要选择四十余所较具代表性院校的课程结构进行分析论证，力图揭示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存在的百衲衣式课程结构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课与课之间是碎片连缀，课程设置多为拼凑与堆砌，看不出贯穿其中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计原则。由此，造成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远离、甚至背离培养目标，出现课程教学目的不明、课程定位模糊、课程编制混乱的现象。全文由引言、正文四个章节、结论和附录及参考文献组成。引言，着重就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关键词界定、课题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努力目标进行综述，阐明的研究意义是以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为出发点，依据当代教育理念提出的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主要在于对课程问题重新认识的主张，将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出现的诸多问题，直接切入到具体的课程结构案例当中加以论述，以期挖掘问题的本质。进而从探讨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百衲衣式课程结构不合理因素出发，厘清课程结构与培养目标、课程的教学目的，以及课程设置等诸方面问题的内外在联系，最终在全而发展观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从理论上阐释清楚由培养目标到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课程的展现问题，以达到提高专业教学质量的目的，保证艺术设计本科专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第一章，围绕艺术设计教育课程结构的历史演变进行论述，主要从追溯历史的角度，说明我国艺术设计教育从孕育之初直至当代，一条错综复杂的教育之路绵延百年而持续至今。这不仅是形成我国艺术设计教育课程形态复杂多变的历史原因，而且是造成问题积重难返的结症所在。因而，要认识问题、揭示问题，尤其是要剖析问题，就必须从追溯、梳理其源头着手，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把握早期图案教育的课程形态、工艺美术教育的课程特点和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变迁的基本规律，特别是从各类设计教育同质异构的课程变化中进行探究，以此作为论述问题的基本条件和事实依据。第二章，围绕百衲衣式课程结构存在问题进行剖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指出课程序列结构本末倒置的问题，即表现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序列紊乱，技艺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比例失调。这一问题在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设置，由于缺乏相应的课程目标层级性的要求，在课程的编制过程中往往出现序列颠倒，表现为课程课目、课程内容难以看出先行、平行和后行的序列关系。又比如，技艺课程与综合课程的配置，由于有一种习惯性的“主副课”思维观念作祟，同样在课程的编制过程中，形成两类课程的设计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在课程设置上，又是一种序列结构上的本末倒置，表现为技艺课程不仅课目繁多又庞杂，而且课时比重过大；综合课程无论是课目还是课时却少之又少，导致课程知识结构序列的严重倾斜。二是指出课程基本结构支离破碎的问题，即表现为课程的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相互割裂、课程的逻辑顺序与要素组合缺乏衔接。比如，不少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出现课程教学目的模糊、课程头绪过多、课程内容太乱、功能无从把握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对课程结构不甚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尤其是艺术设计本科专业教育与市场密切相连，所面临的新知识、新技术、新领域、新问题，较之其他长线学科专业而言，要具体得多、敏感得多，可以说变化不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再加之，艺术设计教育界长期存在着对课程结构的模糊认识，一味强调专业的个性化特征，致使多数院校是根据自身教学资源设课或设计课程，这就造成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多停留在封闭的自循环系统之内，出现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严重脱离实际需要、脱离学科前沿，甚至是低水平重复，反映出来的便是课程的基本结构支离破碎。三是指出课程类型结构模糊不清的问题，即表现为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划分不明、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性质难辨。比如，不少院校在课程设置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只注重罗列各种各样的课程课目，而忽视对课程课目的分类说明，以及对学生选择课程的目标指导。尤其是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设置，始终处于划分不明模棱两可的状态；而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相互作用，不仅在实习教学过程中未能得到有效的重视，就是在各个院校制订的教学计划或课程大纲中也存在着两类课程性质难辨的问题。第三章，围绕形成课程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进行阐述，这是对上述提出三个方面问题进行的原因剖析，指出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历史、现实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所致。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早期设计教育的最初形成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脱胎于清末民初的新式美术教育；二是直接师承手工艺作坊的师徒制传授教育；三是以日、德等国早期设计教育为主的国外混合教育体系的移植。这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延续至今的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都只有纵向的历史关系，即大多局限在美术教育、手工艺教育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专业技能训练，也都是垂直关系的传授。致使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被定位在以技艺传授为主的教学体系之上，从根本上忽视了设计与社会、设计与人文、设计与科技，乃至与其他多种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况且，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教育，是在经历了由早期图案教育、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和艺术设计教育的不断变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也使得教育本身始终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以致影响了课程结构的有序建立。从现实角度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工艺美术专业设置受到两次大的发展机遇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在艺术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中迅速发展起一批工艺美术本专科院校，呈现出加速培养工艺美术设计人才的发展态势：再一次就是在1999年，伴随着我国高校的全面扩招，艺术设计本科专业呈现超速发展之势，不仅专业设置数较上世纪80年代初有成百倍的增长，而且院校也扩大到理科院校、农林院校、经济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然而，在这两次较大的急速发展的过程中，艺术设计本科专业新旧并存的教育教学问题，又因诸多的现实原因，非但没有得到及时地解决和调整，反而叠加并产生出新的问题，各种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和尖锐。二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进行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由于推行和转变过程的时间苍促，以及诸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导致课程结构的调整与改革未能及时跟进，造成课程结构等一系列教学应对措施的缺位。并且，这种缺位在其后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改进，不良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在《专业目录》颁布实施后的九年中，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调整与改革仍处于徘徊不前的状况。从体制角度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艺术设计本科专业单一对口的课程结构，集中体现的是课程设置均严格按照国家拟订的相关计划执行。因此，出现的一系列课程问题便是计划经济体制所特有的问题，即单一对口的专业课程结构和相应僵化的计划体制，不利于高校为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培养多种规格和类型的人才。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在高校教育体制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大特点，便是讲求学校自主办学效益的尽快提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思想作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课程观。这一课程观影响所及便是最大化的功利性教学目标的出现，很快这一观念便波及到整个教育领域。然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没有捷径可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也不可能采取搞样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盲动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这样，在新体制秩序尚未健全的过程中，由于各方利益未能得到应有的平衡，必然出现教育的过度竞争，折射出教育效益功能的异常放大，出现了盲目攀比和求全发展，进而导致形成急功近利的教育观，直接影响着我国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的教育质量。反映在教学过程中比较典型的现象，便是课程功利性非常突出，弱化了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要求。第四章，围绕课程结构设计的主要原则进行论证，主要列举有三项基本原则，即培养目标是课程结构设计的根本依据；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课程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通识教育是课程结构的重要基础。通过阐述课程结构设计的主要原则，是表明课程结构的设计，一方面是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它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并通过促进课程的现代化，使之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课程作为人类文化演进的机制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传递、传播和创新的功能。因而，课程结构设计不仅是关系到教育改革能否推进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能否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问题。结论，归纳为五点建设性意见：一是指出合理设计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前提；二是指出根据不同类型院校，确立符合各自培养目标的课程结构设计原则，是艺术设计教育呈现多样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关键；三是指出完善课程结构设计，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突出专业主干课程，密切各阶段和各层次课程的衔接，兼顾各学科课程的有机融合，以实现艺术设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指出艺术设计本科专业的课程建设，迫切需要融入现代教育理论和课程理论，以促进学科体系和课程结构设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五是围绕课程结构设计的原则进行论证，主要确立了课程结构设计的三项基本原则。
陈然[8]（2008）在《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农林本科院校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数量有限,却在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服务中发挥着其他类型高校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独立设置的38所普通高等农林本科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了困境,在招生、就业、专业与学科设置、经费投入等各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尝试从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的起源开始追溯,分解放前后两个阶段回顾其发展历程,厘清其发展脉络,总结了一百余年来这些院校的五种发展模式,即解放前的“独立-合并/独立”与“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初期的“独立-独立”模式与目前的“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模式;接着介绍了目前我国农林院校在组成与布局、学科与专业设置、重点学科与硕、博士点分布、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说明尽管当前的农林高校都已变为多科性院校,并向综合性院校发展,但从根源上看是传统的农林学科因专业目录调整后扩展分布到与农学相关的工学、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急速扩张造成的,其优势与特色还是在传统的农学领域;然后论述高等农林院校的社会适应性,先从社会外部环境着手,就经济、教育政策体系、宏观教育环境与人口等三个方面分析这些因素对农林院校的影响和作用;再从高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角度,分析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的贡献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提出解决我国农林本科院校发展困境的政策与战略,说明农林院校要实现良性发展,不可能单纯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政府必须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农林院校也必须在从专门走向综合后不断巩固与强化特色。论文最后选取5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农林院校做了较为详尽的个案分析,在实践层面上对前述研究结果做了适当验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全国农林院校从初创到当前的总体情况做了全面梳理,概括出农林院校发展的五种模式,并利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来分析农林院校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从高校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解决发展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孔卓[9]（2016）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清政府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洋务派启动并领导洋务运动,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现代化的序幕。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现代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初始动力。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本地的工商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过渡,进而变革为现代的机器工业,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带动其它行业的现代化。本文以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为基本研究目标。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到抗日战争前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将历史上的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常州市所辖主体区域即新北区、武进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等5区作为研讨的空间范围。对相关史料采用地毯式的挖掘,探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所涉及的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变迁的过程。总结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常州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勾勒出常州早期现代化的背景是对其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对常州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变迁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之上,从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六个方面展开分析。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包括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近代常州基本建立了以航运、铁路、公路为主干的现代交通体系。乘客可以在轮船、火车、汽车之间进行换乘,大大便利旅客的出行,基本实现交通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给常州人带来快捷、高效的出行方式同时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以邮电通讯、道路修筑、河道疏浚、城市照明、消防设施、城市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开辟公园、兴建图书馆、成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是近代常州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建,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适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近代金融业、商业、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变化都体现了常州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进展。近代常州实现了由旧式金融机构钱庄向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转变。银行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而钱庄和典当铺虽然生存下来,但实力衰弱,无法与银行抗衡。无论新、旧金融机构都推动常州的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唐代以后,常州凭借运河和长江的转运功能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明清以来,常州商业活动日益繁荣。近代常州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买办商人。商家日益重视商品的宣传和促销方法的多样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开始利用自己或社会的资源参与政治运动并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清末,常州的梳篦业等手工业中出现拥有雇佣劳动者的手工工场。包买商控制农户的土布生产,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这些都表明近代常州的手工业已经从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常州近代工业发展起来。纺织业、电力工业、粮食加工业等行业都相继建立工厂。这些工厂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使用先进的设备,迈进现代化的大门。常州近代工业是以机械化为基石的一种全新生产手段,其建立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手工业的家长制,初步具有现代的管理方式。近代工业和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间接进入生产领域。近代常州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建立了现代学制。教学内容由儒家经典向现代课程转变。课程设置日益丰富。教育机构趋向正规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考察。教师素质提高,数量增多。民众教育开始并普及。民众学校广泛建立,开展扫盲活动并成立合作社,推广现代休闲娱乐活动。近代教育加快现代文化的传递,培养各类人才、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清代,常州文化领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民国时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书法、绘画、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收获颇丰。随着近代文化的转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图书业和报刊业也快速发展。近代常州的图书出版事业呈现由传统的书铺向现代的出版社过渡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报刊业异军突起,先后有几十种报刊在常州创立,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播。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政治现代化进程。1905年,“武阳商会”成立标志着常州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商会具有严密的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结构,推动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事或间接参与常州社会的各项活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商会推动了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早期现代化,其从事的一系列事业表明常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常州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辛亥革命胜利后,常州军政分府成立,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推进常州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中,常州的群众斗争已经成为各阶层、全行业的工、学、商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城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有一定认识,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事务。近代社会转型、政权更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愈加严重。常州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主要有自杀增加、毒品泛滥、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传统的娱乐形式在市民中仍然广受欢迎。新的娱乐形式开始出现、发展。近代体育兴起,主要包括学校体育运动和民间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体育。而民间体育运动仍然以传统体育为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以下特点：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是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资产阶级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各个层面之间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事业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仍有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现代化整体水平有限。
姚岳绒[10]（2011）在《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个人信息则被誉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资源,但是,个人信息价值在被认识的开始,也是其被侵害与掠夺的开端。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之间的联动发展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大量的个人信息在一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可以不受空间与时间地进行收集、存储、利用乃至破坏,它改变了我们对待个人信息的方式。在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不是新话题,但从宪法视野中来审视个人信息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如何从宪法层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论题。依循个人信息与宪法、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现状以及宪法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这一逻辑,逐个梳理,并提出宪法视野中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途径选择以及基础性设想。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权利为信息自决权。美国或偏向于学习美国法律文化的国家与学者习惯于从隐私权角度来论述个人信息的保护,将隐私权中有关个人信息的部分称为信息隐私权,并将信息隐私的理解侧重于信息的控制权与自主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隐私权的宪法地位,并以此为保护个人信息的宪法基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不同于美国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传统,据于基本法上人性尊严与一般人格权,以人口普查案为契机确立了信息自决权,并以此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美国式的信息隐私与德国式的信息自决,如果熟悉研究者背景又能联系上、下文语境,对这两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也不易混淆,但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则极容易造成概念引用或理解上的混乱甚至出现严重的误解与失实。笔者倾向于采纳信息自决权这一概念,理由如下:第一,概念语义上,信息自决外延比信息隐私要广泛;第二,权利属性上,信息自决更能体现权利本质;第三,现实意义上,信息自决更符合现实所需。在我国,信息自决权是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权利,其作为一项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证成路径为:（1）形式上的证明: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提供了包括信息自决权在内的与人格所涉的新型基本权利的解释空间。现行宪法第33条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为我国宪法上的概括性权利条款,是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这两条宪法条款在信息自决权的证成中缺一不可,同时还可参考宪法第37条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9条的住宅不受侵犯、第40条的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第41条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以及检举的权利等。这些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信息自决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具体基本权利的实现是信息自决权得以实现的有力保障。（2）实质上的证明:一项权利之所以为基本权利,是因为这项权利的价值上具有足够的宪法意义,具备基本权利之品质。信息自决权体现着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即人性尊严与人格独立。信息自决是社会民主的必要;信息自决是公民自治的前提;信息自决是民主社会中个体自由实现的有力保障。信息自决权也是基本权利体系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3）经验上的佐证:综观国外及地区宪政实践以及国外宪法文本,虽然不同国家的宪法实践与宪法文本中,个人信息的保护会以不同的法律术语表示,但诸多国家中,特别是经济发达,法治完善的国家都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确立为一项基本权利。二、综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与实践现状,整体特征表现为:一是量少,无论法律法规数量还是法院受理的案例;二是力弱,保护性条款抽象性突出,缺乏可操作的程序性保障;三是不均,民事保护有一定的传统优势,刑事保护异军突起,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对于刑事领域内的个人信息保护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但行政领域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明显落后于民事与刑事领域,而个人信息真正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于公权力的侵权行为。电子政务在我国方兴未艾,而政府型数据库数量在不断增加,又加上数据库之间的联结与共享,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数据库将在规模上会越来越庞大。如此可预测发展面前,提前思考,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免受来自政府公权力的侵犯是当务之急,我们不能等到个人信息被侵犯现象在病入膏肓之际才来治疗。三、个人信息保护的域外经验有诸多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内容。首先是国际组织层面所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理念与框架为世界各国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范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关于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疆界流动的指导原则》（1980）、欧盟（EU）的《个人数据保护指南》（1995）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隐私保护纲领》（2004）。域外各国与地区早期大多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确立个人信息的保护,近来则有不少国家在修宪过程中将个人信息保护明确列入宪法,而立法保护已成为各国与地区个人信息保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据于各自不同的立法理念与立法习惯,个人信息保护的模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统一立法,将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同时纳入调整范围,但将两者适用进行区别对待的,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有统一立法,将公权力主体与私权利主体一并纳入调整范围,并且对两者适用不作区别的,如英国;有分散立法,并侧重于规制行政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如美国;有分散立法,一并重视行政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与私权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如日本。四、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途径应如何选择?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是一种行为,选择哪一种行为须有一定的行为逻辑及相应的结构。具体言:（1）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逻辑的前提是国家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而依现代宪法理论,国家履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途径为立法、执法以及司法;（2）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逻辑的基准为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运用法权分析方法,将法权衡量确定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保护行为的最基本原则;（3）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逻辑结构包含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是不背离宪法的终极价值;二是,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最佳状态是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三是,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有两个基准,即公民权利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以及国家权力足以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四是,国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立足点则是增加法权总量。其次,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是一个宪法问题,是基本权利得以落实的宪法实施问题。宪法实施,即将宪法所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贯彻落实。基于我国实际,我国个人信息宪法保护的途径有两条可供选择:一是,宪法审查的途径,必须但难行的选择;二是,立法保护的途径,必要又可行的选择。最后,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基础性设想:（1）以信息自决权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2）建议采用分散立法模式,并优先制定行政权力领域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3）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设计的两个基准,即公民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与国家权力有防止公民权利滥用的措施。第一,为确保公民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政府收集、储存、使用、传输等行为首要的是合法性。合法性要求的设置是实现公民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的首要基准,以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为两个基本准则。而合理性要求的满足是公民制约国家权力更高层次能力的体现,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收集、储存、使用、传输等行为至少须符合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合比例性原则。除原则性内容外,为确保公民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还需要设置一套适合不同基本权利范围的具体权利体系。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查阅与获取权、信息更正、补充、删除的请求权、信息封存的请求权、信息处理的反对权以及请求赔偿的权利。另外,为确保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顺利执行,设置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很有必要。第二,权利与权力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在公民有足以制约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还须有防止公民权利滥用的强制措施,因此,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还需设置相应的豁免内容以及设定必要的自由裁量权。（4）衔接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建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以独立适用为准则,即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相应的法律提出自己相应的诉求,而执法与司法适用过程各守相应的法律,在同一部或同一领域内的法律范围内来决定或判决是保护还是公开,以避免不同法律之间的串戏式适用与解释。如果二者在法律上发生竞合时,建议优先适用政府信息公开规则。
二、《金融教学与研究》199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教学与研究》199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3）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基础论述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社会变迁与期刊发展 |
| 1.1.2 研究目的：学科动态与现代化进程 |
| 1.1.3 研究意义：学术意义、社会意义与方法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成果述要 |
| 1.2.1 对期刊文献特征的研究 |
| 1.2.2 对期刊媒介自身和社会效益的研究 |
| 1.2.3 小结：国内建筑期刊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3.2 研究内容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
| 1.3.3 原始数据的来源 |
| 1.3.4 本研究可能的局限 |
| 1.4 论文结构 |
| 2 期刊论文生产与作者发文量研究 |
| 2.1 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 |
| 2.1.1 《建筑学报》历年发行情况 |
| 2.1.2 《建筑师》历年发行情况 |
| 2.2 两本期刊发文量及其年度变化 |
| 2.2.1 《建筑学报》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2 《建筑师》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3 小结：两本期刊学术生产情况 |
| 2.3 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1 《建筑学报》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2 《建筑师》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3 作者机构发文量和空间分布研究 |
| 3.1 作者机构分类和发文量研究 |
| 3.1.1 机构分类依据 |
| 3.1.2 《建筑学报》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3 《建筑师》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4 小结：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情况 |
| 3.2 高等院校机构的发文量研究 |
| 3.2.1 建筑院校机构研究统计项的延续与扩充 |
| 3.2.2 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总量 |
| 3.2.3 1954-2014年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年度总量 |
| 3.3 机构地域空间分布 |
| 3.3.1 机构地域信息录入依据 |
| 3.3.2 《建筑学报》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3 《建筑师》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4 小结：发文机构空间分布情况 |
| 3.4 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1 数据采集 |
| 3.4.2 《建筑学报》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3 《建筑师》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4 小结：研究对象空间分布情况 |
| 4 关键词、题名名词年度变化研究 |
| 4.1 工作方法说明 |
| 4.1.1 数据采集 |
| 4.1.2 数据整理 |
| 4.1.3 分析方法 |
| 4.2 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1 研究情境 |
| 4.2.2 《建筑学报》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3 《建筑师》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3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 |
| 4.3.1 数据源分析 |
| 4.3.2 《建筑学报》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3.3 《建筑师》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4 关键词研究结果对比 |
| 4.4.1 时间段内高频关键词的对比 |
| 4.4.2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对比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建筑类知识生产基本状态 |
| 5.1.1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量性分布 |
| 5.1.2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地理分布 |
| 5.1.3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关键词研究 |
| 5.2 学科知识生产呈现的中国建筑现代化图景与发展趋势 |
| 5.2.1 总结：知识生产历程 |
| 5.2.2 讨论：动态与趋势 |
| 5.2.3 展望：学科发展要求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当代俄罗斯(Росиия) |
| 1.4.2 基础教育(общее образавание) |
| 1.4.3 教育改革(рефор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关于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7——11 年级)改革的研究 |
| 1.5.2 关于俄罗斯国家教育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7——11 年级)的研究 |
| 1.5.3 关于俄罗斯基础教育教科书的研究 |
| 1.5.4 关于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和侧重专业教学的研究 |
| 1.5.5 小结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访谈法 |
| 1.7 创新之处 |
| 1.8 论文框架 |
| 2.当代俄罗斯基础教育改革的概述 |
| 2.1 社会背景 |
| 2.1.1 叶利钦“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西化改革(1992——1999 年) |
| 2.1.2 普京“乱世用重典”的振兴改革(2000 年——至今)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乌申斯基“民族性”教育思想 |
| 2.2.2 达维多夫-艾利康宁发展性教学理论 |
| 2.2.3 杜威实用主义教学思想 |
| 2.3 价值取向 |
| 2.3.1 人文化取向 |
| 2.3.2 个性化取向 |
| 2.3.3 区别化取向 |
| 3.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演进历程 |
| 3.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前回顾 |
| 3.1.1 俄国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766——1915 年) |
| 3.1.2 苏联基础物理教育的发展(1916——1987 年) |
| 3.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的萌芽(1988——1992 年) |
| 3.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探索阶段(1993—1997 年) |
| 3.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发展阶段(1998—2003 年) |
| 3.4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成熟阶段(2004—2009 年) |
| 3.5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巩固阶段(2010—至今) |
| 4.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标准+大纲” |
| 4.1 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演变 |
| 4.1.1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框架结构演变 |
| 4.1.2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的发展脉络 |
| 4.1.3 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标准”理念的更迭 |
| 4.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纵向比较 |
| 4.2.1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的发展概况 |
| 4.2.2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框架结构的演变 |
| 4.2.3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目标的演变 |
| 4.2.4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 4.2.5 初中物理教学大纲(7——9 年级)学习结果的演变 |
| 4.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纵向比较 |
| 4.3.1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的发展概况 |
| 4.3.2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教学内容的演变 |
| 4.3.3 高中物理教学大纲(10——11 年级)中学习结果的演变 |
| 4.4 中学物理教学大纲的特点 |
| 4.4.1 教学大纲具有可操作强特点,保证了教学目标的高度达成 |
| 4.4.2 教学大纲按照一定逻辑顺序编写知识内容 |
| 4.4.3 教学大纲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保证了学生对知识、方法和能力的建构 |
| 4.4.4 教学大纲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要求达到了分层化 |
| 4.4.5 教学大纲关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安全教育和环境保护 |
| 4.5 基于“标准+大纲”的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进展分析 |
| 4.5.1 “标准+大纲”并行的特有模式 |
| 4.5.2 教学负担的最大容量和必修内容的最低限制 |
| 4.5.3 重视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
| 4.6 小结 |
| 5.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科书编写 |
| 5.1 改革前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简要回顾 |
| 5.1.1 俄国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1.2 苏联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1.3 20 世纪90 年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的编写 |
| 5.2 21 世纪中学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的编写 |
| 5.2.1 物理教科书(7——9 年级)概况 |
| 5.2.2 韩德施特因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 5.2.3 布雷舍娃主编的物理教科书(7-9 年级)介绍 |
| 5.3 21 世纪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的编写 |
| 5.3.1 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概况 |
| 5.3.2 布雷舍娃主编物理教科书10-11 年级(基础水平)介绍 |
| 5.3.3 米基舍夫主编的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介绍 |
| 5.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教科书编写特点 |
| 5.4.1 遵循标准和示范性教学大纲进行编写 |
| 5.4.2 基本继承了苏联教材的“高难度原则” |
| 5.4.3 重视科学认知方法教育 |
| 5.4.4 遵循“阶段式的物理课程体系”原则 |
| 5.4.5 关注物理学史内容,重视本国科学家对物理学的贡献 |
| 5.5 小结 |
| 6.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教学实施特色 |
| 6.1 高中侧重专业教学 |
| 6.1.1 内涵和目标 |
| 6.1.2 侧重专业教学的课程结构 |
| 6.1.3 侧重专业教学的保障政策 |
| 6.2 培养学生通用学习行为(技能)的“活动”教学 |
| 6.2.1 标准与“活动”教学 |
| 6.2.2 通用学习行为(技能) |
| 6.2.3 “摩擦力”(7 年级)“活动”教学举例 |
| 6.3 小结 |
| 7.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中的课程评价 |
| 7.1 物理课程的平时测试和期末考试 |
| 7.1.1 主题测验考试(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 7.1.2 自主测验考试(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
| 7.1.3 期末考试(зачёт或者экзамен) |
| 7.2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结业考核 |
| 7.2.1 国家基础考试(ОГЭ)概述 |
| 7.2.2 物理国家基础考试(ОГЭ) |
| 7.2.3 2017 年国家基础考试(ОГЭ)物理卷 |
| 7.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毕业考核 |
| 7.3.1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 7.3.2 物理国家统一考试(ЕГЭ) |
| 7.3.3 2017 年国家统一考试(ЕГЭ)物理卷 |
| 7.4 当代俄罗斯中学物理课程评价特点 |
| 7.4.1 物理课程评价采取口试、笔试和实验操作相结合的多样化评价方式 |
| 7.4.2 物理课程评价力求避免“一考定终身”形式 |
| 7.4.3 国家统一考试(ЕГЭ)和国家基础考试(ОГЭ)还不能完全实现对标准评价结果的考核 |
| 7.5 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我国的启示 |
| 附录 1 谟涅摩叙涅(мнемозин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年级)目录 |
| 附录 2 德罗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7-9 年级)目录 |
| 附录 3 德拉法(дрофа)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基础水平10-11 年级)目录 |
| 附录 4 教育(просвешение)出版社出版物理教科书(专业水平10——11 年级)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本文关键词的界定 |
|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本文研究方法及努力目标 |
| 第一章 艺术设计教育课程结构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早期图案教育的课程形态 |
| 第二节 工艺美术教育的课程特点 |
| 第三节 艺术设计教育的课程变迁 |
| 第二章 百衲衣式的课程结构 |
| 第一节 课程的序列结构本末倒置 |
| 一、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序列紊乱 |
| 二、技艺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比例失调 |
| 第二节 课程的基本结构支离破碎 |
| 一、课程的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相互割裂 |
| 二、课程的逻辑顺序与要素组合缺乏衔接 |
| 第三节 课程的类型结构模糊不清 |
| 一、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划分不明 |
| 二、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性质难辨 |
| 第三章 形成课程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
| 第一节 由来已久的历史原因 |
| 一、"师徒相授"的教学方法日久成习 |
| 二、源于早期美术教育的"画画"思想根深蒂固 |
| 三、盲目照搬外来课程的习惯性做法 |
| 第二节 急速变革的现实原因 |
| 一、专业目录的调整与课程改革的严重滞后 |
| 二、专业发展过热与教学应对策略的缺位 |
| 三、技能型为主的专才教育抑制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 |
| 第三节 无法回避的体制原因 |
| 一、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单一对口的课程模式 |
| 二、片面"市场化"出现的急功近利的课程观 |
| 第四章 课程结构设计的主要原则 |
| 第一节 培养目标是课程结构设计的根本依据 |
| 第二节 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课程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通识教育是课程结构的重要基础 |
| 结论 |
| 附录一:本文引用教育学和课程论对"课程结构"概念的阐释综述 |
| 附录二:木课题研究现状的资料综述(1982～2006) |
| 附录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专业课程设置状况综述 |
| 附录四:本文论述所涉及的相关院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资料选编 |
| 附录五:我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大纲(教学计划)资料选编 |
| 附录六:本文论述所涉及的相关院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内容分析 |
| 附录七:德国早期设计教育课程特点分析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参加撰写辞书及学术活动 |
（8）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释义 |
| 第一章 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起源 |
| 一、清末至抗战前的高等农林院校发展情况 |
| 二、抗战爆发至解放前的高等农林院校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新中国建立后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历程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高等农林院校 |
| 二、改革开放至今的高等农林院校 |
| 第三节 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 |
| 一、解放前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 |
|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 |
|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发展模式 |
| 第二章 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基本现状 |
| 第一节 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组成情况与地区分布 |
| 一、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组成情况 |
| 二、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地区布局 |
| 第二节 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学科与专业设置 |
| 一、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学科门类 |
| 二、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专业设置 |
| 第三节 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重点和优势学科分布情况 |
| 一、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中的国家重点学科 |
| 二、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中的博士点和硕士点 |
| 第四节 全国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发展目标 |
| 一、普通本科农林院校的发展目标 |
| 二、普通本科农林院校发展目标中体现出的特点 |
| 第三章 影响高等农林院校发展的社会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因素 |
| 一、建立农林院校的经济动因 |
| 二、农林院校区域布局与经济发展格局的关系 |
| 三、经济发展与高等农林院校发展取向的关系 |
| 第二节 教育政策体系因素 |
| 一、教育经费政策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影响 |
| 二、课程政策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影响 |
| 三、学生政策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影响 |
| 四、教师政策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影响 |
| 五、教育管理政策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影响 |
| 第三节 宏观教育环境及人口因素 |
| 一、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
| 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农业院校的影响 |
| 三、人口因素对高等农林院校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社会适应性 |
| 第一节 高等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 |
| 一、高等农林院校数量与学生数量的变化 |
| 二、我国高等农林院校的本科专业分布情况 |
| 三、高等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评价 |
| 第二节 高等农林院校的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
| 一、高等农林院校的科学研究 |
| 二、高等农林院校的社会服务 |
| 第五章 我国高等农林院校实现良性发展的途径 |
| 第一节 对政府的建议 |
| 一、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 |
| 二、建立高等农林院校、农业、政府之间的常设联动机构 |
| 第二节 对高等农林院校的建议 |
| 一、从专门学院到综合发展 |
| 二、在综合基础上强化特色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农业大学 |
|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 |
| 二、基本评价与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华中农业大学 |
|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 |
| 二、基本评价与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华南农业大学 |
|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 |
| 二、基本评价与发展方向 |
| 第四节 新疆农业大学 |
|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 |
| 二、基本评价与发展方向 |
| 第五节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
| 一、目前的发展状况 |
| 二、基本评价与发展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综述 |
| 四、研究理论及方法 |
| 五、论文框架 |
| 六、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常州现代化的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
| 一、自然环境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人口变迁 |
| 一、古代人口演变 |
| 二、近代人口变迁 |
| 第二章 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 |
| 第一节 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 |
| 一、航运 |
| 二、铁路 |
| 三、公路 |
| 四、交通现代化的综合评估 |
| 第二节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 |
| 一、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 |
| 二、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 |
| 第三章 经济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金融业的演变 |
| 一、钱庄的发展 |
| 二、典当的衰落 |
| 三、银行的兴起 |
| 第二节 商业现代化的嬗变 |
| 一、传统商业的变动 |
| 二、现代商业的开展 |
| 第三节 手工业的转变 |
| 一、发达的古代手工业 |
| 二、近代手工业的裂变 |
| 第四节 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扩散 |
| 一、工业的起步和发达 |
| 二、工业的意义 |
| 三、工业的不足 |
| 四、工业发展评估 |
| 第四章 教育体制的转换 |
| 第一节 完备的传统教育 |
| 一、传统教育的组织形式 |
| 二、传统教育的作用 |
| 第二节 发达的近代教育 |
| 一、新式学校教育的创立和成长 |
| 二、民众教育的开始和普及 |
| 三、近代教育的价值 |
| 第五章 新文化的显现 |
| 第一节 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 |
| 一、辉煌的学术 |
| 二、杰出的艺术 |
| 第二节 现代气息的图书发行业和报刊业 |
| 一、别具一格的图书发行业 |
| 二、异军突起的报刊业 |
| 第六章 现代政治的进展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的形成 |
| 一、行会组织 |
| 二、商会 |
| 第二节 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 |
| 一、常州辛亥革命吟 |
| 二、爱国救亡的五四运动 |
| 第七章 近代常州社会问题和生活方式的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问题显现 |
| 一、自杀增加 |
| 二、毒品泛滥 |
| 三、盗匪猖獗 |
| 四、迷信充斥 |
| 五、赌风盛行 |
| 第二节 多姿多彩的休闲生活 |
| 一、传统的娱乐形式 |
| 二、新娱乐形式出现 |
| 三、演说风气渐兴 |
| 第三节 现代体育运动的诞生 |
| 一、学校体育运动的革新 |
| 二、民间体育运动的继承和发扬 |
| 三、现代体育竞赛体制形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谁动了您的信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之所以重要 |
| 一、信息崇拜与信息失守 |
|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个人信息保护的内涵与外延 |
| 一、采用“个人信息”概念的理由 |
|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内涵 |
| 三、个人信息保护的外延 |
| 第三节 两个案例的启示 |
| 一、德国人口普查案 |
| 二、台湾地区捺指纹换取身份证案 |
| 三、两案的启示：个人信息保护与宪法密切相关 |
| 第二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权利 |
| 一、隐私权到信息自决权的演进 |
| 二、隐私权与信息自决权彼此独立而又部分包含 |
| 三、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 |
| 第二节 信息自决权形成的三种途径：比较法上的观察 |
| 一、美国：从隐私权扩展及信息隐私权与自决隐私权 |
| 二、德国：从人格权扩展及信息自决权 |
| 三、日本：从隐私权扩展及信息的自我决定权 |
| 第三节 信息自决权理应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基础 |
| 一、方法论上的选择 |
| 二、形式上的证明 |
| 三、实质上的证明 |
| 四、经验上的佐证 |
| 第三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型数据库发展对个人信息的影响 |
| 一、政府型数据库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 |
| 二、我国典型的政府型数据库 |
| 三、政府型数据库时代迫切需要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
| 第二节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 |
| 一、直接以“个人信息”名义保护的法律法规 |
| 二、以“隐私权”名义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 |
| 三、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得与失 |
| 第三节 我国公共行政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成就与不足 |
| 一、《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法》 |
| 二、《统计法》与《人口普查条例》 |
| 三、个人信息保护的典范：三部关于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的规范 |
| 第四章 个人信息保护之立法途径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文件所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与框架 |
| 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个人信息保护 |
| 二、欧盟（EU）的个人信息保护 |
| 三、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个人信息保护 |
| 四、国际组织个人信息保护的经验 |
| 第二节 欧、美国家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
| 一、美国：以隐私权为中心的分散式立法保护 |
| 二、德国：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集中式立法保护 |
| 三、英国：别具一格的英国式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
| 第三节 亚洲国家与地区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
| 一、日本：兼容欧美又具自身特色的混合型立法保护 |
| 二、韩国：以隐私权为中心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
| 三、我国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
| 第五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途径选择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逻辑 |
| 一、逻辑前提：国家有保护公民信息自决权的义务 |
| 二、逻辑基准：以法权衡量为最基本原则 |
| 三、逻辑结构：密不可分的四个层次 |
| 第二节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途径选择 |
| 一、宪法审查的途径：必须但难行的选择 |
| 二、立法保护的途径：必要又可行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基础性设想 |
| 一、二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的评析 |
| 二、以信息自决权为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权利基础 |
| 三、选择分散立法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
| 四、确立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二大基准 |
| 五、衔接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金融教学与研究》199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2]《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3]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D]. 龙梅. 重庆大学, 2016(03)
- [4]当代俄罗斯基础物理教育改革研究[D]. 张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7]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本科专业课程结构的探讨[D].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 2007(06)
- [8]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研究[D]. 陈然. 厦门大学, 2008(08)
- [9]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D]. 孔卓. 扬州大学, 2016(12)
- [10]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D]. 姚岳绒. 华东政法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