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勤通[1]（2020）在《论传统君主批判思想的嬗变:从黄宗羲到郭嵩焘》文中指出中国君主批判思想自商周时期就出现萌芽,其后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在不同层面也认识到君主制的某些缺陷,有关否定君权神授、否定君主制的制度优势、否定把保卫君主制作为制度目的的思想断断续续出现。在集大成的基础上,黄宗羲进一步对君主制提出批判。他所建构的民主、君客观念既受到理学体用思想的影响,也蕴含某些契约论观念的影子。郭嵩焘则在考察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更有突破性的思考,君民平等、政不在君、君主非所有人之君等思想体现出他超越黄宗羲的一面。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推动了这些思想的出现,而这些思想对于近代革命有重要启发意义。
吴京蔚[2]（2020）在《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郭嵩焘是晚清洋务大臣兼外交使臣,是中外闻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有“近代孤独的先行者”之称。他在目睹了国家遭外敌入侵之后,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力图改革中国。作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在外期间,他深受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之启迪,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致力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清王朝封建阶层中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涉及广泛,内涵丰富。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他建议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运用于中国,达到君与民交相维系目的;主张重视法制建设,德法兼治,相得益彰以稳固国家政权;针对晚清吏治腐败的官场习气,他主张治理从严、抚民以宽。在经济现代化领域,他主张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反对重农抑商政策,强调以行商治国为本;主张整顿钱法税制,规范市场秩序,并且积极地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教育现代化领域,他倡导在学生的教育课程中加入实学内容,以此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力推学生出国留学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后归国做贡献,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提倡建立国家充实选拔人才的体系;在外交现代化领域,他通过考察侨民在国外的现实情况,提出设立领事基地保护在外侨民的利益;他强烈反对针对朝廷内的传统狂妄排外的虚骄士气,认为应该立足国家实际制定对外政策,主张尽量避免战争损伤国家人力物力,并且崇尚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政策。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显示出以“立足传统”为核心、以“本末统一”为主线的特点。他的现代化思想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使得其后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有志之士;强烈冲击了长时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中心论”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的束缚,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他作为深受儒学文化浸染的封建官僚,其现代化思想尚未清醒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实质,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并且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缺陷。
罗啸[3]（2020）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嵩焘是中国晚清具有法治人格的代表,在其法治理念与事功建立中处处彰显法治人格。晚清中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不断,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影响下,部分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禁锢,走出国门参与西方法治生活,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探寻法治真谛,郭嵩焘就是晚清先进法治人物的一个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参与筹办洋务过程中,其内心及行动上不断打破“夷夏之大防”观念,将西方人平等视之,主动认识西方法治文明,透过西方富强的现象看到西方富强的本质,提出着名的“本末论”。马嘉理事件爆发,郭嵩焘勇担历史重任出使西洋,成为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出使西洋,也意味着“夷夏”观念在外力压迫下进一步被打破,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认识西方。出使期间,郭嵩焘以平等的心态参与到西方法治生活中,积极学习并运用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国家权益,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与赞赏,尽展其法治人格。回国后,郭嵩焘并未上京复命,而是回到家乡投身湖湘复兴改革运动,试图将自己在西方所学到的先进理念对现实进行改造,为湖湘法治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在湘风促化过程中,郭嵩焘改造传统教育模式,引进西方法治教育,推动了湖湘法治教育近代化,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被后世誉为“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的法治人格影响着其事功的建立,并在事功的建立中不断完善其法治人格。湘人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影响下,思想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谭嗣同等人承继了郭嵩焘的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法治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建立了一系列法治事功。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觉形成完善的法治人格,养成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理顺与汲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培养现代法治人格,为不断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打造坚实基础。
李会军[4]（2020）在《郭嵩焘政教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郭嵩焘,晚清知名政治家、思想家。他既有传统士大夫的身份意识,又有当时国人鲜有的现代观念,故而,反映在他的政教思想与作为上,便有了开时代风气之先的特质。郭嵩焘在国运交困之际,被清政府派为首任驻外公使,这是其思想形成的重大契机。郭氏着名的“政教为本”思想,也以出使英法为界,呈现出前后相连又有所区别的两个阶段。出使之前的“朝廷政教为本”说,已经有了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的思想内涵;出使之后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因汲取西方政教风俗的合理成分而多有突破和发展。郭嵩焘毕生追求重建三代之治的王道秩序。这是基于他对三代之治所体现的“天下为公”思想和秩序的高度信仰。郭氏“公天下”的制度构想,极富近代色彩,即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的政治体制。他所理解的“公天下”,一端是“公其政”,另一端是“公其利”。他提出了“利天下”的各项具体措施,如务求便民的行政制度,以通商为经国大政的经济制度,维持国体保护人民的外交制度等。这在洋务时期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火花,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宜忽视的重要地位。“公天下”的实现,离不开个体与群体的道德认知,故郭嵩焘提出了“人心风俗为本”的思想主张。郭氏认为,社会道德的建立,离不开道德、学术、政治三者的良性互动。道德是核心内涵,学术是理论基石,政治是根本手段。道德、学术、政治三位一体,互为表里,可谓是道学政相统一的儒学传统的近代体现。在具体的教育改革思路上,郭氏也归心“三代”,认为应继承“三代学校之制”,并取法西洋“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制度。这寄托了他回向三代的理想,又蕴含着借鉴西方富强之道及其学校制度的现实指向。郭嵩焘的政教思想不仅有具体的制度构想,还有深层次的道论依据。“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的哲学观点,高扬了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一方面,诚与几对于天人之道的确立和实现具有关键意义;另一方面,诚与几对于公天下、利天下等政教观念与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也具有关键意义。由此,郭氏颇具特色的诚论和几论,构成了其道论与政教思想的连接纽带或沟通中介。相应地,郭嵩焘的政教思想也有其独特的方法论依据,即通观古今理势之变和审量天下人心之平的历史主义方法,参证中外的比较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这就为近代中国人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时代难题提供了思想方法。综合地看,郭嵩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产生了不宜低估的影响。但在郭氏试图应对晚清政教困境的过程中,又面临着新的思想困境和社会困境。郭嵩焘作为挽澜者,却被浪潮席卷而去,而政治文化转型仍是晚清时代留给后人的历史课题。总之,郭嵩焘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教思想,并汲取了西方政教观念,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质的政教思想,从而开启了政治文化近代转型的先声。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指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童敏[6]（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认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胡慧娥[7]（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吴桐[8]（2019）在《郭嵩焘的基督教观》文中提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受经世思想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探寻救国道路。他在这一过程中接触与认识基督教,并形成其基督教观。郭嵩焘的出访经历成为其基督教观形成的关键节点。在出访之前郭嵩焘因教案问题以及对西学的追寻而与基督教接触,对基督教有了初步的认识。出访期间,郭嵩焘为进一步探索西学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形成对基督教的基本认识。对比出访前后郭嵩焘对基督教认识的变化,可见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深入,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也更为客观与理性,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愈加透彻。郭嵩焘的基督教观,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束缚,肯定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为学习西方扫除思想壁垒,从而推动其洋务观的形成。此外,同时代及后续官僚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聚焦在教案上,而郭嵩焘的基督教观则在此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基督教与西学以及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出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认识远超时人,凸显其思想的先进性。但同时郭嵩焘也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始终站在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上认识基督教,体现出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因此,从郭嵩焘的基督教观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陶旭佳[9]（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刘爱广[10]（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认为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二、简论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产生的条件 |
| 2.1 客观条件 |
| 2.1.1 外来挑战的冲击 |
| 2.1.2 家庭环境的熏陶 |
| 2.1.3 良师益友的启迪 |
| 2.2 主观条件 |
| 2.2.1 驻外公使经历的影响 |
| 2.2.2 办理洋务实践的触动 |
| 2.2.3 爱国忧患意识的激发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内容 |
| 3.1 郭嵩焘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
| 3.1.1 君与民的交相维系 |
| 3.1.2 倡法治以德法兼治 |
| 3.1.3 严官吏以安抚民心 |
| 3.2 郭嵩焘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
| 3.2.1 工商立国为本 |
| 3.2.2 整顿钱法税制 |
| 3.2.3 发展对外贸易 |
| 3.3 郭嵩焘的教育现代化思想 |
| 3.3.1 推崇实学以丰富课程内容 |
| 3.3.2 选拔人才以推动国家振兴 |
| 3.3.3 鼓励留学以改进教育方式 |
| 3.4 郭嵩焘的外交现代化思想 |
| 3.4.1 立足实际以摒弃虚娇士气 |
| 3.4.2 讲求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 |
| 3.4.3 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侨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评析 |
| 4.1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
| 4.1.1 以立足传统为核心 |
| 4.1.2 以本末统一为主线 |
| 4.2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意义 |
| 4.2.1 孕育了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
| 4.2.2 突破了传统华夷外交观念的束缚 |
| 4.3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局限性 |
| 4.3.1 未能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 |
| 4.3.2 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瑕玷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三、研究动态述评 |
| (一)对近代湖南人的人格事功研究 |
| (二)对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研究 |
| 四、理论导引 |
| (一)湖湘人格与事功 |
| (二)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分析 |
| 1、“人格”一词的溯源及定义探讨 |
| 2、法治人格的定义探析及内涵 |
| 3、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阐释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郭嵩焘法治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 |
| 第一节 晚清变局与西方法治文明的传入 |
| 第二节 国人对西方法治的主动传播 |
| 第三节 郭嵩焘的个人经历 |
| 一、郭嵩焘与湘军事业 |
| 二、参与洋务运动 |
| 三、出使西洋 |
| 四、公使回国 |
| 第二章 洋务先知: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
| 第一节 湖湘士人对“夷务”的探索 |
|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
| 二、湘人领导的洋务运动 |
| 三、郭嵩焘初涉洋务知洋情 |
| 第二节 郭嵩焘洋务思想及其法治人格体现 |
| 一、破“夷夏之防”观念 |
| 二、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
| 第三章 使西先觉:第一公使的法政考察 |
| 第一节 “马嘉理”事件的影响 |
| 一、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
| 二、郭嵩焘任中国第一任外交官 |
| 第二节 郭嵩焘对英国议会制度的考察 |
| 一、对“君民兼主国政”的思考 |
| 二、在中西民主政治之间进行对比 |
| 第三节 对西方司法制度的考察 |
| 一、对律师制度的考察 |
| 二、对陪审制度的考察 |
| 三、对狱政制度的考察 |
| 第四章 湘风促化:推动湖湘法治文化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重振‘人心风俗’ |
| 一、确立王船山“道统‘地位 |
| 二、以王船山为核心树立湖湘典范 |
| 第二节 开创近代湖湘法政教育先河 |
| 第三节 早期维新运动先驱 |
| 一、建立中国式议会制度的提议 |
| 二、早期湖湘维新派对郭嵩焘思想的继承 |
| 三、近代湖湘法政事业的兴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报刊、文件类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郭嵩焘政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相关说明 |
| 1.3.1 研究思路、重点、难点 |
| 1.3.2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郭嵩焘政教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2.1 身份意识与政教思想的形成 |
| 2.1.1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政教关怀 |
| 2.1.2 “政教为本”思想的形成 |
| 2.2 社会文化背景 |
| 2.2.1 中国政教传统在晚清的危机 |
| 2.2.2 西方政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
| 2.3 中西思想渊源 |
| 2.3.1 作为传统渊源的中国传统政教思想 |
| 2.3.2 作为近代渊源的西方政教观念 |
| 2.4 小结 |
| 第3章 郭嵩焘政教思想的政治维度 |
| 3.1 公天下的体制构想 |
| 3.1.1 “公天下”的王道理念 |
| 3.1.2 “君民相维”的政治体制 |
| 3.2 利天下的制度构想及实践 |
| 3.2.1 “行政务求便民”的行政制度构想 |
| 3.2.2 “以通商为经国大政”的经济制度构想 |
| 3.2.3 “维持国体保护人民”的外交制度构想及实践 |
| 3.3 “一断以律”的法治构想及实践 |
| 3.4 小结 |
| 第4章 郭嵩焘政教思想的教育维度 |
| 4.1 “人心风俗为本”的社会教化思想 |
| 4.1.1 人心风俗基于道德 |
| 4.1.2 人心风俗明于学术 |
| 4.1.3 人心风俗本于吏治 |
| 4.2 .“学仕两途相倚”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实践 |
| 4.2.1 对晚清学校教育的反思 |
| 4.2.2 对三代学校制度的推崇 |
| 4.2.3 对近代西方教育的认知 |
| 4.2.4 学校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
| 4.3 小结 |
| 第5章 郭嵩焘政教思想的理论依据 |
| 5.1 政教思想的道论依据 |
| 5.1.1 几在道论与政教思想中的体现 |
| 5.1.2 诚在道论与政教思想中的体现 |
| 5.1.3 道论的变革意义 |
| 5.2 政教思想的方法论依据 |
| 5.2.1 “思大而公者” |
| 5.2.2 “参证中外” |
| 5.2.3 “实事求是” |
| 5.2.4 方法论的变革意义 |
| 5.3 小结 |
| 第6章 郭嵩焘与晚清政治文化转型 |
| 6.1 郭嵩焘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
| 6.2 政教困境与政治文化转型 |
| 6.2.1 郭嵩焘的政教困境 |
| 6.2.2 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限度 |
| 6.3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主持的科研项目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 一、日常实践 |
| 二、审美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郭嵩焘的基督教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时代、思潮与郭嵩焘 |
| 第一节 郭嵩焘之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内忧外患与西风东渐对郭嵩焘的影响 |
| 一、郭嵩焘与晚清社会的内忧外患 |
| 二、西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与西学东渐 |
| 第三节 经世思潮与郭嵩焘 |
| 一、经世思潮的复兴 |
| 二、经世思潮对郭嵩焘的影响 |
| 第二章 郭嵩焘与基督教的早期接触 |
| 第一节 郭嵩焘与基督教的初逢 |
| 一、因教案而关注基督教 |
| 二、从探索西学中接触基督教 |
| 三、与传教士的往来中了解基督教 |
| 第二节 早期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认识 |
| 一、政治视野下对基督教的认识 |
| 二、宗教文化视野下对基督教的认知 |
| 第三章 出访期间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进一步探访 |
| 第一节 海外觅“教”:郭嵩焘出访期间与基督教的接触 |
| 一、出访途中对基督教世界的初探 |
| 二、抵达西方后对基督教的探索 |
| 三、归国途中与基督教的接触 |
| 第二节 出访期间郭嵩焘的基督教观 |
| 一、政治视野下的基督教观 |
| 二、文化视野下的基督教观 |
| 第四章 郭嵩焘基督教观的演变与特点 |
| 第一节 出访前后郭嵩焘基督教观的变化 |
| 一、政治视角下对基督教与政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 |
| 二、文化视角下的基督教观:从西学载体到西方文明之源 |
| 第二节 与同期及后续官僚士大夫比较:郭嵩焘基督教观的特点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 一、主流与支流 |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四、简论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传统君主批判思想的嬗变:从黄宗羲到郭嵩焘[J]. 李勤通. 岳麓法学评论, 2020(00)
- [2]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D]. 吴京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3]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D]. 罗啸.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郭嵩焘政教思想研究[D]. 李会军. 湖南大学, 2020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7]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8]郭嵩焘的基督教观[D]. 吴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