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费”不可一付再付（论文文献综述）
陈筱煦[1]（2020）在《吴芝瑛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芝瑛（1868-1934）,出身於桐城吴氏,晚清民初的进步女性之一,是一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文学家。吴芝瑛及其诗歌作品在当时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这些作品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芝瑛的一生主要有这几件具有影响力的大事:发动女子国民捐、捐产办学、义葬秋瑾、发表讨袁文书、抄写经书。吴芝瑛一生结交甚广,但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还是文人、政要和进步女性。在民权思想上,吴芝瑛追求民主政治、女权和新式义务教育的推广;在文学主张上,她作文骈散兼重,追求雅洁和情趣,作诗不喜风月之作,常作题画、集句类诗歌。因身处易代之际,吴芝瑛诗歌的主题不仅有对传统诗歌题材的继承,作有风景诗、亲情诗、祝寿诗等,还突破了传统女性诗歌主题的藩篱,出现了革命主题的作品。而在艺术特色上,吴芝瑛有喜用重出之字、喜用数字入诗的用字偏好和在遣词造句上常以与水相关意象、佛教术语入诗,常用否定句式的艺术特点。同时,因为其家庭环境的和谐和她自身性格的沉稳,其诗歌呈现出平和的诗风;又因其所处时代的艰苦动荡,她的诗歌又有清冷之风。
罗逸珍[2]（2020）在《明代江西文人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明代江西文人文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整个文学长河,对序跋内容进行整理和研究。论文除绪论、余论、附录之外,主体内容总共有四章;论文第一章从序跋当中提炼出文人形象,其中有妇孺皆知的大奸臣严嵩,也有因明廷灭亡而隐居故里的“宁都三魏”和因仕途失意而入浮屠之道的费元禄;第二章立足于序跋中与文人交游有关的语段,再结合文人文集,研究文人交游的不同类别以及文人交游对明代社会的影响;第三章从文学观念和文人价值观角度来观察序跋中体现的思想内涵,分别得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学观念,即推崇唐宋八大家、至宋无诗、文为心声、不平则鸣和文以载道,也了解了明代文人价值取向;论文第四章为序跋中体现的文集出版情况,从文集收录和文集刊刻两个角度,研究明代江西文人文集的出版情况。论文正文的最后一部分为余论,这一部分里,着眼于序跋本身进行研究,挖掘明代江西文人文集序跋的特点。文末附有文集序跋,当作整篇论文的附录部分,这是笔者论文撰写的首要基础。由于学界对文集序跋的研究较少,对明代江西文人文集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也没有相关文献对序跋进行整理,所以大部分序跋都是选自四库系列。明代江西有文集传世的作家有186人,由于资料缺乏以及笔者能力有限,其中也删除了部分字迹不清的序跋,故只从中选取了55位文人的168篇序跋进行整理,继而加以研究。序跋作为一种文体,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整理和研究明代江西文人文集的序跋,可以窥探明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可以纵向的知道明代江西文人的交游情况以及文集的刊刻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明代历史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细节,让后人了解不一样的明代历史。
刘春汐[3]（2019）在《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以自如1号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租公寓能提供包括日常运营管理和社交培训等更加契合市场需求的各种增值服务,而且对于形成规模化经营、盘活存量资产有着重要意义,是住房租赁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7年以来,“租购同权”的提出推进了相关政策的出台并且加快了租赁市场的发展,长租公寓市场也迎来它的“春天”。但是长租公寓目前营运状况并不好,长租平台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是有充足的资金支撑,而处于成长期的长租平台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融资难度较高,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把未来现金流变现成为长租平台的融资新选择。中信证券成功发行的自如一号是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号召的示范性证券化产品。其以租房分期消费贷款作为底层资产,拥有成熟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和机制,以及更加精准高效的资产服务能力和更加精密完备的交易结构。本文以其为例对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介绍了长租公寓的发展现状以及趋势。接着,深入研究其交易结构、资产池特性、相关风险应对措施以及现金流状况,分析了其存在的优缺点。最后,提出了优化信用评级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信息披露机制和宽严相济灵活监管的建议。本文以基础理论和真实案例作为支撑,系统的分析了“自如1号”专项计划,指出其流动性监测账户设置、循环贷款结构和储架发行等对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并进一步为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的完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刘晓海[4]（2018）在《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曲艺的瑰宝——苏州评弹,数百年来流行于江南地区,是城乡居民普遍喜爱的地方曲艺之一。评弹的不断发展得益于有效地传承。这其中,跟师制、学校制是评弹传承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模式。十九世纪中叶,马如飞等评弹艺人重建光裕社,光裕社这一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针对拜师学艺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行会掌控下的跟师传承模式逐步形成。光裕社通过社规将评弹传承掌握在自己手中,规范化的跟师制促使评弹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使得评弹传承深受地域、血缘、性别等因素制约。伴随着上海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评弹在融入上海文艺市场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艺术本体为了适应市场而产生的变化,在不经意间影响了评弹固有的传承模式。光裕社失去了对于传承的绝对掌控权,地域、血缘、性别这些传统上制约评弹传承的因素逐渐消除。评弹传承的新变化,使得评弹艺术水准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发掘评弹的政治宣传功能,力图将评弹塑造成“文艺轻骑兵”。在“改人、改戏、改制”的原则指导下,评弹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评弹传承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自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政治掌控下的学校制传承模式开始进行探索。这一阶段的评弹教育以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艺人的目标。由此,思想政治、文化知识第一次进入了评弹学生的学习之中。根据组织的需要,青年学生最终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工作者。进入评弹团体的青年艺人,学校教育的成果受到团体的考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弹学校制的探索过程中,教学工作受到了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对艺术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王纾然[5]（2018）在《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初,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女学在中国开始兴起。几十年间,中国女性走出闺阁,走向学校和职场,获得了独立和解放的可能,而这一变化在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尤为剧烈和多样。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是学校与职场向女性打开之后,近代上海女性的教育生活与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展和演变的。通过描述和分析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的图景,探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中,女性生活空间延展和人生轨迹改变的过程。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普通上海女性如何进入近代教育和近代职场,她们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图景如何演变,以及教育是如何作用于女性的职业生涯和自我实现的历程等问题。研究时间跨度为1900年至1949年,以上海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为起点,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本研究所涉及的女性群体以占近代职业女性大多数的中下层女性为主,探寻沉默的普通女性的教育和职业生涯。除绪论外,正文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以城市与社会性别及女性教育的关系为视角,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考察近代上海女性社会性别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意在说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女性社会性别的重塑,描述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的概况,并试图寻找女性在其中的自我诠释。第二章研究的对象是近代教育中的女教师,她们伴随近代教育而成为职业教育者,又在这一传统与现代兼具的职业中表现出多重特性。第三章主要分析随着近代城市发展出现的商业、医护、公用事业等新的职业领域中的女性教育与职业状况,展现新的职业女性阶层的生态样貌。第四章记述在近代工业中成长的以纺织女工为代表的产业女工,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她们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极其匮乏,却参与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意义上获得了自我实现和解放。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叙事研究法和口述史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有选择地访谈了14位曾在1949年之前接受教育或工作的普通女性或他们的配偶,他们的职业有产业工人、教师、职员、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在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生动地再现近代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的几个片段和侧面。本研究试图在相关领域丰富的成果基础上,将近代女性置于时代和社会嬗变的大背景下,从接受教育和从事职业的女性的主体视角描述女性的教育过程和职业生涯,以第一手口述和原始档案还原部分的真实历史,为理解教育与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近代上海普通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的图景,是上海城市大历史和女性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它相伴城市和时代变迁而生,又推动和改变着历史的轨迹。在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演变中,女性的社会性别和社会角色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女性在教育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自我的重塑,她们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找回了自己在教育中的位置。不同行业的女性的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迥异。教育与医疗是社会留给女性相对宽容的职业空间,为此进行的女性教育有比较完备的专业性,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十分直接而紧密。而在此之外的职业女性,她们的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她们伴随城市职业生态近代化的过程出现,为近代上海提供了生动的职业样本。教育对女性职业和女性自我发展的作用是多样化的。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新旧并存并急速变迁的都市里,女性对自我认知的矛盾与困惑表现得尤为集中。女性本身对自我的认同和认知在不断蜕变,女性自我意识在教育和职业场景中的唤醒是一个充满纠结的过程。但最终女性在社会转型中实现了自我救赎,逐步接近了女性对教育的自主权,对性别角色的主动权,对职业生涯的选择权。
卞梁[6]（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武[7]（2017）在《张元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在激进与保守两极对峙的历史夹缝中适宜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数十年如一日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厂提升到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从清翰林转变而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有关张元济的研究,近三十多年来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相关论着层出不穷,单是他的传记就已出版了 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更多达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有鉴于此,本文力避重复性论述,而选取他学行与志业生涯中若干重大且尚未引起重视或需要重新检视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张元济研究应有的内涵,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彰显张元济这一“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全文除序引、结语和附录外,主体部分由六个专题研究组成,每个专题一章。第一章综论张元济的学思历程及其毕业志业之所在,并分析他在变乱纷扰的年代领导商务印书馆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张元济在五四前后的时代大潮中的依违进退之道,以及这种依违进退之道给商务印书馆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中选取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及股东会历次会议上提出的21个议案逐一进行整理、点校和笺释,藉此展示张元济的另面,即他作为一家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导者的识见、能力、智慧和良知;第四章以上海市档案馆新公布的张元济与日本友人及公私藏书机构来往书信为核心史料,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重新梳理张元济1928年日本访书始末及随后复杂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阐释此次访书在近代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多重意义;第五章依据相关当事人的档案、日记、书信及书籍广告等史料,对张元济终身抱憾的《国藏善本丛刊》从创议、选目、摄照到最后宣布停刊的全过程做了详尽的考索和钩沉,还原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书林往事;第六章以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张元济致傅斯年信和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所藏傅斯年致张元济信相互比勘,并稍作诠释,从而再现出张、傅两代学人之间过去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以及因这种交往而带动的商务与史语所之间的紧密合作。文末附录《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整理稿》系根据本人所藏《商务印书馆档案抄件》中的相关内容整理点校而成。张元济自始至终参与商务董事会的运作,并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因此,这部整理稿对了解和研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故附录于此,与正文相互参证。
丁伟[8]（2015）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三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三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三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三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陈婴虹[9]（2015）在《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西方议会制的引进与实践。在中央层面,表现为资政院和国会,而在地方层面则表现为各省咨议局和省议会。以往我国理论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民国前期的中央历届国会。对于民国前期各省议会的全局性、系统性的研究,虽然近几年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于省议会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尤其是对于省议会立法的系统整理和研究。1911年至1926年时值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急遽变革。较之全国一些省份,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没有经历较大的战火摧残,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全国属先进水平,这为议会政治在浙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浙江军政府于1911年12月20日成立了浙江省临时议会,次年又召开了第二、三次临时议会。1913年2月,浙江省议会正式成立,在袁世凯解散前召开了一次常年会和一次临时会。1916年9月,浙江省议会在全国率先恢复,以后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常年会和一次以上的临时会。1918年和1919年又进行了第二、三届省议员的换届选举。到1924年7月,第三届省议员的法定任期已经届满,但省长并没有依法进行改选,又召集了三次常年会和四次临时会,直至北伐军入浙。1911至1926年间的浙江省议会,是民国前期全国各省中集会次数最多、历史最为完整的省议会之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通过了大量的立法,包括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税收金融、教育文化、实业发展、农林渔业、禁烟等各方面。这些立法为民国前期浙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列全国先进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这是其他省所不具备的。这些档案主要包括浙江省议会所编印的议决案、文牍、议事录、议员质问书、议会要览等,这为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选择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原因,一是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的史料留存较好,没有太多的遗失,能够以浙江的资料间接地来反映当时民国前期省议会立法的状况。其次是与其他省份比较,民国前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为议会制度在中国地方的移植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可以说,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是当时全国各省议会中的优秀者之一,在民国前期地方议会制度中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是在广泛收集民国前期（1911—1926）有关浙江省议会的各项记录、报刊报道、历史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客观全面地分析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程序及相关问题。本文共分为导论、正文八章,其内容要点如下:导言,主要是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范围,并对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指出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第一章民国前期浙江地方和议会立法之源。我国疆域辽阔,自古以来各地地理、气候、物产,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各有不同,经济和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各地不同的特点与全国法律的统一就势必产生矛盾。而地方立法的功能就可以调和两者的矛盾。中国古代地方立法不是中央针对某一地方的立法,而是地方政府针对本辖区的事务自主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古代,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补充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功能。浙江自秦以来建立郡县制,地方政府便进行地方立法来管理地方事务。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浙江地方立法开始大量出现。浙江古代地方立法形式很多,在清代省例出现以前,地方立法的主体是地方政府长官,其立法并无立法体系之完整,往往是针对特别事项进行零星的立法。这些法律形式包括条约、章程、规条、告示等。同一级衙门可能使用不同的法律形式,同一事务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但这些法律形式之间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效力等级。《治浙成规》是清代浙江的省例,共分为八卷,收入法规164件,时间跨度从乾隆三十五年到嘉庆四年。《治浙成规》是浙江古代立法的系统性编撰。它的内容具有系统性和完备性,效力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社会动荡和国家政局的变化,西方的议会制度被引入中国,产生了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08年）九月初一,浙江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正式开议。浙江咨议局会议分常年会及临时会二种,均由督抚召集。常年会每年一次,会期四十日,自九月初一日起至十月十一日止。浙江咨议局只对督抚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但是咨议局分割了原属于地方督抚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的政治运行机制发生重大改变,各省绅士们代表地方百姓,开始通过正常的渠道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浙江咨议局通过了70多件议决案,巡抚的提案主要是有关农田水利的兴修、赋税、教育、交通实业、移风易俗,以及完成朝廷在预备立宪期的任务等。而议员的提案还包括了对行政官厅的监督。第二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背景。政治方面,浙江军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保障人民权利,革除陈规陋习,刷新社会风气。在采取措施稳定浙江政局的同时,浙江军政府积极参与了援宁、北伐和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活动,以彻底推翻清政府。1911年12月10日,浙江省临时议会在原咨议局会所举行开会式,浙江省临时议会的成立是浙江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的结果,也是辛亥光复后浙江政权民主建设的一个成果。辛亥革命后浙江一直倡导并实行“浙人治浙”,由本省人任督军、省长,因此政治情形被认为是全国最完好的地区。1917年,“浙人治浙”结束,浙江进入北洋军阀直接统治时期。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浙江军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兴办实业。在1911至1926年这一时期,浙江的工商业发展速度快,厂矿单位有了较大增加,投资总额增长迅速。产业的分布在地区上有所扩大。除了以丝织、棉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外,五金机械、电力、矿业、交通运输、银行等各行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浙省光复后,自军政府成立伊始,财政就开始艰难。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浙江的财政总是与借款、举债分不开。财政困难之际,只得通过借款和发行公债得以缓解。民国前期浙江社团的发展、新式教育的创办、报刊的宣传、爱国主义运动的开展对民智的开启、民权的扩张、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国前期浙江的社团数量极多,而且种类十分庞杂。在传播新思想、争取权利中比较活跃的社团有:浙江商会组织、浙江教育会、工人社团和学生组织等。民国前期浙江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新式小学大量建立,中等教育在注重举办普通中学的同时,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也得到相应的发展。1912年至1926年期间的浙江新闻界在曲折中发展,社会舆论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形成了浙江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第三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与中央立法的权限划分。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了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民国前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出现了中央议会与地方议会相互争夺立法权的现象。民初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有联邦制、单一制和分权制的争论。在中央层面,行使民国立法权的机关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为参议院、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于地方政权的组织原则、机构和权限则没有予以规定。《天坛宪草》主张在中央集权制下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袁记约法》没有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但其条文可以看出该约法实行的是袁世凯一人的中央集权制度。《民八宪草》也没有规定中央与地方政权的职权划分。《贿选宪法》的第五章“国权”与第十二章“地方制度”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仿效《贿选宪法》,采取列举式,未被列举的事项,性质属于全国的,由国家立法,属于各省的,由省立法。《浙江临时议会议会法》是浙江临时议会赖以存在的法律依据。其通过的议案多是重要的的法律案,涉及建构一个新政权的行政、司法、立法方而的根本制度。《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事务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其中也规定了省议会的立法权。除了对议会的立法权予以规定外,《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对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也予以了规定。1913年,中央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其中明确了省议会的职权。相较于《浙江省临时议会议会法》、《浙江省议会法》,《省议会暂行法》对省议会职权进行了削弱。首先,《省议会暂行法》架空了议会的行政监督权。《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只是可以提出弹劾都督,但是具体处置则由国务院办理。其次,《省议会暂行法》削弱了议会的立法权。《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与省行政长官对于议案有争议时,可以提起诉讼,议案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平政院。第四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程序。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议案的提出主体包括省长、议员和人民。议员提出议案需要有其他议员的赞同。民国浙江省议会的提案主要来自省行政长官。议员的提案数量,第一届议会比较多。到了第二届议会,尤其是民国九年常年会后,议员相对于省长的提案逐年下降。在浙江省临时议会和浙江省第一届议会期间,由于国家初创,所提议案大都涉及基本的制度建设;在第二届和第三届议会中的提案中,与增减经费相关的提案日益增加。浙江省议会议案审议的流程如下:首先是提出动议后,经过初读会后,统一称为议案,或是直接打消。初读后,所有议案要交付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经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后,议会就开始二读。二读审查后,决定议案废弃,或二读通过。二读通过的议案,如果议会决议不召开三读会,则成为议决案。决议需要三读的案件,待三读通过后成为议决案。对于议会通过的议案,由民政长（或省长）公布施行,其效力及于全省。在议案的议事过程中,诸多环节需要议员的讨论,包括在初读阶段是否经动议列为议案并交付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对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的意见;在二读会阶段中的逐条审查,以及在三读会中对于议案文意的讨论。民国前期处于快速社会变革期,所以议会的立法修改频繁,尤其是在临时议会期间。浙江省临时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议案主要是关于政权建立的基本法律,共44项。在同年的第二次会议上,就有10项进行了修正。在民国前期,不同时期的议会立法,诸如《浙江省临时议会法》、《浙江省议会法》和《议会暂行法》都规定了任何公民和团体都可以向省议会提出人民请愿案,也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议会或议员反映各种意见。在议会立法中活跃的社团主要有浙江省城的杭县律师公会、省教育会、杭总商会、省农会等,社团在财富、知识、社会知名度、社会地位及政治人际关系的优势决定了社团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参与的效益。第五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上）。有关国家机构组织的立法主要集中于浙江省临时议会时期。临时议会在全国尚未统一、省自为政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通过了大量有关议决案。但是临时议会作为一个地方立法机关,实际上已对政体、省制、官制等作出了规定,行使了国会的职能。此固然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拥有如此巨大的职权和广泛的议事权限,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立法职权上产生矛盾。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对地方国家机构的组织立法有较多的规定。因此,浙江省议会在这方面的立法就比较少了。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通过的地方议会组织的立法主要有《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浙江省约法实施法》、《浙江省议会法》、《浙江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行政组织法主要有:《浙江省都督选举法》、《浙江省各司官制》、《浙江省地方官制》、《浙江省官制施行法》、《浙江省文官考试暂行法》、《浙江省文官任用暂行法》、《浙江省职官等级表》、《浙江省官俸暂行法》。司法制度立法主要有:《浙江省法官考试暂行法》、《浙江省法官任用暂行法》、《浙江省法官编制法》、《浙江省修订新刑律施行法》、《浙江省行政审判院法》、《浙江省辩护士法》、《浙江省检证规则》、《浙江省讼费规则》、《浙江省审判暂行章程》、《浙江省监狱署官制》、《浙江省警察官制》、《浙江省会警察官制》。税收方面的立法主要有:《浙江省地丁征收法》、《浙江省统捐暂行法》、《浙江省财政收支统一办法》、《浙江省暂行不动产登记法》、《浙江省暂行不动产转移税法》、《浙江省捐换牙贴简章》、《浙江省典当捐贴案》。《浙江省通捐暂行税率》、《浙江省统捐局设立地点表》、《浙江省特别规定捐率》、《浙江省地丁滞纳处分暂行法》、《浙江省不动产登记法施行细则》、《浙江省抵补金滞纳处分暂行条例》、《浙江省征收店屋捐章章程》、《浙江省推收户粮规则》、《浙省征收卷烟特税暂行章程案》等。金融立法主要有:《浙军政府发行爱国公债简章》、《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收归省办案》和《浙江地方银行条例》。第六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下）。教育立法包括了综合性立法,初等教育、中等学校、高等教育、留学生和社会教育立法,主要有:《浙江省筹划高等教育进行预备案》、《浙江省学制统系案》、《省立公共学校选送学生案》、《筹设省立师范学校案》、《关于筹备义务教育之全省国民学校设齐年限及办法案》、《浙江省中等学校校长任用规程》、《浙江省派遣留学生规程》、《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办法案》、《筹办杭州大学大纲》等。民国前期浙江议会议决案中有大量的补助经费案,其中对教育的补助经费案占了较大的比例。扶持实业和农林渔业立法中振兴棉纺丝织业立法有:《招商承办模范缫丝厂案》、《浙江省模范缫丝厂招商承办规则》、《试办改良靛青制造模范工厂案》、《织物整理模范工厂展长试办期限案》、《筹设官商合办浙江模范缫丝厂案》、《浙江省茧行条例》、《浙江省丝厂单行条例》和《永康三良制靛工厂息借公款案》等。其他振兴实业的立法主要有:《设立浙江矿务局案》、《筹设改良手工造纸传习工场案》、《筹办商品陈列馆附设劝工场案》、《试办浙江水产品制造模范工厂案》、《筹设改良瓷业传习工场案》、《添设改良制糖场附设种蔗试验场案》、《武林铁工厂请将前借官款展期还本案》等。农林渔业立法主要有:《筹设改良棉种试验场案》、《浙江省保护森林条例》、《浙江省立苗圃办法》、《筹设省立第一模范造林场案》、《劝办浙海渔业公司条例》、《浙江外海渔业局条例》等。交通和水利建设立法主要有:《修筑浙江省道案》、《修筑省道办事处章程》、《浙江修筑省道募捐条例》、《浙江修筑省道收用土地条例》、《修筑省道奖励条例》、《浙江省道局章程》、《浙江修筑省道施工条例》、《浙江修筑省道地方团体及商人承筑条例》、《浙江省道商办汽车条例》、《浙江省道商办汽车发给执照规则》、《浙江修筑省道地方团体及商人承筑条例案》、《改良钱江义渡条跳板》、《修筑环湖马路案》。水利建设的立法主要有:《嘉禾县议会请联合江苏疏浚浙西案》、《调查全浙水利》、《修浚浙西水利案》、《疏浚桐江上游航路案》等。其他立法还包括禁烟立法、社会秩序管理立法、社会福利立法、地方自治类立法和祀祠类立法等。主要有:《浙江省施行禁绝鸦片议决案》、《浙江禁烟特别条例》、《浙江省预防传染病规则》、《浙江省管理道路规则》、《浙江省取缔戏园规则》、《浙江省食品商品市场取缔规则》、《人力车取缔规则》、《浙江外海取缔船舶规则》、《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取缔船舶规则》、《外海取缔船舶规则修正案》、《浙江省户口登记暂行条例》、《筹办贫民习艺所案》、《浙江省立贫儿院章程》等。第七章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议决案是由省行政长官来实施。《浙江省临时议会法》和《浙江省议会法》都规定了议会议决案如都督有异议,得于一星期内提出异议书。对于都督的复议书,若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都督仍需要公布实施。在正式议会期间,根据《暂行议会法》则规定,省议会的议决,省行政长官如果认为违法,可以咨省议会撤销之。如省议会不服行政长官的撤销的,可以提起诉讼于平政院。浙江省议会不服省公署撤销该议会议决裁撤温属护商警察局案之处分一案就是典型一例。为了能够执行浙江省议会通过的各项议案。浙江省政府及下属各机关还出台了大量的行政规则来配套议案的执行。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有三种类型,一是效果好的。例如行政官制的立法、禁绝鸦片的立法、兴办国民小学、中学和师范等教育的立法。二是没有效果。如一些为了振兴实业建立模范工厂的立法,花费了资金,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效果。三是效果一般没有完全实施。例如省道建设,从议决案出台后,拖延数年才开始建设了一部分,与议案的要求相距甚远。又如法院制度的建设,一些区域没有实施,仍由县知事承担法官。影响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因素包括:官员的执行力和官员的廉洁状况,议案的最后具体实施是由具体的行政部门及官员来实施的,官员的执行力和官员的廉洁状况直接影响议案的实施。立法与省行政长官的关系,议案的执行是由省行政长官来执行的,所以议会与省行政长官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议案的执行效果。1921年至1926年期间,历届浙江省行政长官或都督与议会关系良好的不在多数,有些甚至到了被弹劾的地步。中央立法是否替代地方立法,浙江光复后,随着中央出台了一些制度,加之《省议会暂行法》将中央与地方的议会立法权进行了划分。浙江临时议会与中央立法有冲突的立法则不再有效而不再实施。财政因素,财政状况影响着政府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一些兴办实业、交通水利建设、支持教育类的议案,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那就等于是有名无实。实施对象因素,因牵涉到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浙江省议会的议决案有时会遭到议案实施对象的强烈反对,甚至闹成风潮,导致议案不能实施。第八章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的特色和变迁。民国前期,浙江的地缘格局与社会政治环境使得浙江省议会立法呈现出其特殊性,反映了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历史传统的特色。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地方特色,在文中主要是与当时的湖南省议会立法作比较。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开放时间较早,又因为毗邻上海,受先行近代化上海的影响颇深,所以浙江的近代化转型的步伐远远早于内地。纵观整个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延续了清末修律,以西方当时民主国家法治制度为蓝本,力图建立起西方式的法律制度。浙江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具有着反正统,非主流的特点。浙江经世致用的文化特点与浙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在宋代,浙江已具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改变了把商业作为“末业”的传统观念。所以,民国前期的浙江省议会通过了大量的讲求实效的经济类议案,体现了浙江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1911年至1926年之间,浙江政局相对稳定,在本省境内几乎没有大的战争。虽然军政首脑更换频繁,但是在浙江大部分地区没有战争或只是局部、零星、短暂的战斗。浙江省议会出台大量交通道路水利建设、促进实业、发展民生、社会管理的立法,都反映了民国前期浙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浙江地处东海之滨,境内主要河流钱塘江自西向东入海,全省以丘陵山地为主。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和以北的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当,宜于蚕、桑的自然生长。因此,浙江丝织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明代浙江丝绸已畅销全国、行销海外。民国前期浙江省丝织业得到迅速发展与浙江议会议决的有关振兴丝绸业的议案密不可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浙江没有了省民意机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不是立法机关,只是为集思广益促进省政兴革。之后的浙江省参议会也不是立法机关,只能是政府制定政策的辅助机构。浙江省的省级立法机构主要是浙江省政府,此外还有省政府下属的各个机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的变迁体现在官制、税收、金融、实业、教育、社会救济等多方面。
焦冲[10]（2014）在《北漂十年》文中认为1多年以后,毛学明无意间从北京站前街路过,当他望见余晖之中只剩剪影的钟楼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的那个遥远的黄昏。那是2003年的早春时节,一个平淡无奇的傍晚,"非典"刚刚入侵京城,尚未成肆虐之势,但出门的人俨然比平时少很多。刚下火车,他有些慌乱无措,像一只误闯到公路上的小鹿,六神无主东张西望,深呼吸两次,稍微镇
二、“学费”不可一付再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费”不可一付再付（论文提纲范文）
（1）吴芝瑛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吴芝瑛的生平、交游及思想 |
| 第一节 吴芝瑛的生平 |
| 第二节 吴芝瑛的交游 |
| 第三节 吴芝瑛的思想 |
| 第二章 吴芝瑛诗歌的主题 |
| 第一节 革命主题 |
| 第二节 风景主题 |
| 第三节 其它主题 |
| 第三章 吴芝瑛诗歌的艺术特点及风格 |
| 第一节 吴芝瑛诗歌的用字偏好 |
| 第二节 吴芝瑛诗歌的用词与句式特点 |
| 第三节 吴芝瑛诗歌的风格及成因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吴芝瑛集》所收作品讹、佚考 |
| 附录二:《吴芝瑛集》出处存疑作品对照表 |
| 附录三:《小万柳堂丛书》五种《翦淞留影集》所收篇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明代江西文人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序跋中体现的文人形象 |
| 第一节 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 |
| 第二节 遗民的“出”与“隐”——宁都三魏 |
| 第三节 从浮屠之道中获取人生失意的平衡点——费元禄 |
| 第二章 序跋中体现的文人交游 |
| 第一节 文人交游类别 |
| 一 同乡之交 |
| 二 同僚之交 |
| 三 师生之交 |
| 四 莫逆之交 |
| 第二节 文人交游对明代文化的影响 |
| 一 促进了台阁文学的繁盛 |
| 二 推动了阳明心学的发展 |
| 三 保证了文人文集的传世 |
| 第三章 序跋中体现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文学观念 |
| 一 推崇唐宋八大家 |
| 二 至宋无诗 |
| 三 文为心声 |
| 四 不平则鸣 |
| 五 文以载道 |
| 第二节 文人价值观 |
| 一 立德 |
| 二 立功 |
| 三 立言 |
| 四 德、功、言兼重 |
| 第四章 序跋中体现的文集出版情况 |
| 第一节 文集整理 |
| 一 子嗣门人编辑 |
| 二 文人合力 |
| 三 天子号召收录 |
| 四 好友收录 |
| 第二节 文集刊刻 |
| 一 文人自刻 |
| 二 子嗣门人刊刻 |
| 三 好友刊刻 |
| 余论 |
| 第一节 使用异体字现象普遍 |
| 第二节 字体书写方式多样 |
| 第三节 印章文化盛行 |
| 第四节 骈散结合的写作手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明代江西文人文集序跋 |
| 致谢 |
（3）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以自如1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产证券化研究现状 |
| 1.2.2 长租公寓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长租公寓发展现状与趋势 |
| 2.1 市场环境和产业现状 |
| 2.2 市场竞争格局 |
| 2.3 行业发展趋势 |
| 2.4 频繁爆仓与资产证券化 |
| 3.自如1号基本情况介绍 |
| 3.1 公司及相关方简介 |
| 3.1.1 北京自如众诚友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3.1.2 北京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3.1.3 自如长租业务介绍 |
| 3.2 资产支持证券基本情况 |
| 3.2.1 资产支持证券的品种 |
| 3.2.2 募集期限及规模 |
| 3.2.3 交易结构 |
| 3.2.4 信用增级方式 |
| 3.2.5 专项计划资金运用 |
| 4.自如1号案例分析 |
| 4.1 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模式分析 |
| 4.1.1 ABS模式 |
| 4.1.2 CMBS模式 |
| 4.1.3 类REITs模式 |
| 4.2 交易结构分析 |
| 4.2.1 双SPV结构 |
| 4.2.2 循环结构 |
| 4.3 资产池分析 |
| 4.3.1 底层资产组成 |
| 4.3.2 底层资产分析 |
| 4.3.3 基础资产分析 |
| 4.4 风险分析 |
| 4.4.1 与基础资产相关的风险 |
| 4.4.2 与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的风险 |
| 4.5 产品现金流分析 |
| 4.5.1 影响未来现金流的因素 |
| 4.5.2 预期现金流 |
| 4.5.3 实际现金流 |
| 5.自如1号优缺点分析 |
| 5.1 自如1号优点分析 |
| 5.1.1 流动性监测账户稳定资产池现金流 |
| 5.1.2 设置循环贷款结构保障投资人收益 |
| 5.1.3 高效精确的风控措施降低信用风险 |
| 5.1.4 储架发行降低融资成本 |
| 5.2 自如1号缺点分析 |
| 5.2.1 信用评级缺乏数据支撑 |
| 5.2.2 专项计划审批周期长 |
| 5.2.3 信息披露不充分 |
| 6.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发展建议 |
| 6.1 优化信用评级建设 |
| 6.2 宽严相济灵活监管 |
| 6.3 强化信息披露机制 |
| 6.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概念解析 |
| 三 学术回顾 |
| 四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光前裕后:光裕社对评弹传承的整合 |
| 第一节 1860 年代以前的评弹传承 |
| 一、柳敬亭与莫后光 |
| 二、王周士与评弹“前四家” |
| 第二节 光裕社对传承体系的建构 |
| 一、马如飞重建光裕社 |
| 二、建构三皇祖师 |
| 三、行规与道训 |
| 四、学艺与出道 |
| 第三节 光裕社对传承体系的维护 |
| 一、苏道与外道 |
| 二、亲疏有别 |
| 三、男女有别 |
| 四、夏荷生出走光裕社 |
| 第二章 异彩纷呈:民国时期评弹传承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市场变革对评弹传承的影响 |
| 一、上海成为评弹新中心 |
| 二、润余社对传承体系与观念的冲击 |
| 三、无师承者涌入评弹界 |
| 第二节 性别隔离消解对评弹传承的影响 |
| 一、从“女先儿”到“书坛佳丽” |
| 二、“雌雄档”与家班制 |
| 第三章 革故鼎新:1949 年后评弹传承的变革 |
| 第一节 学校制评弹传承模式的确立 |
| 一、评弹业态的全面变革 |
| 二、文艺教育的“鲁艺模式” |
| 三、评弹学校教育模式的确立过程 |
| 第二节 规训与反应 |
| 一、政治与艺术并重 |
| 二、定向分配与跟师学习 |
| 三、应对与迷失 |
| 结语 |
| 附录 |
| 1.同治五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866‐1944)光裕社出道情况简表 |
| 2.苏州评话传统书目流传情况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视角与过程 |
| 第五节 研究结构和内容 |
| 第一章 城市、社会性别与教育 |
| 第一节 新城市与新教育 |
| 第二节 近代城市和教育的发展为女性带来的空间 |
| 第三节 社会性别在学校和职场的涵义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教育造就的女性职业教育者 |
| 第一节 女教师的职业与生活 |
| 第二节 女教师在学校场域的影响力 |
| 第三节 女教师的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职业引发的女性教育和阶层 |
| 第一节 经世适用的女性职业教育与女性职业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医护助产教育 |
| 第三节 社会性别和经济视角的女性职业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在近代工业中进行的纺织女工教育与职业 |
| 第一节 水路江南的纺织工业风景 |
| 第二节 纺织女工的日常生活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教育的可能性和特殊性 |
| 小结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产业女工访谈记录 |
| 二、教育工作者访谈记录 |
| 三、医护人员访谈记录 |
| 四、职员访谈记录 |
| 五、自由职业者访谈记录 |
（6）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二) 台港澳学界的有关研究 |
| (三) 西方及日本学界的研究 |
| 三、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西人来台背景及其职业 |
| 第一节 近代来台西人所处的时代背景 |
| 1.1.1 十九世纪中叶的台湾 |
| 1.1.2 大航海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西方 |
| 第二节 近代赴台西人的职业 |
| 第二章 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 |
| 第一节 实证主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记述中的实践 |
| 2.1.1 社会学理论及其在西人述台中的作用 |
| 2.1.2 人类学理论及方法在西人印象形成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与东方学 |
| 2.2.1 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实际运用 |
| 2.2.2 东方主义理论及其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影响 |
| 第三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上) |
| 第一节 地理景观与风物特产 |
| 3.1.1 对台湾的地质学考量 |
| 3.1.2 对台湾本岛的描述 |
| 3.1.3 对澎湖地区的描述 |
| 3.1.4 台湾的植物 |
| 3.1.5 台湾的动物 |
| 3.1.6 台湾的矿产资源 |
| 第二节 历史变迁与城镇面貌 |
| 3.2.1 台湾的历史沿革 |
| 3.2.2 近代台湾的城镇面貌 |
| 3.2.3 近代台湾原住民地区面貌 |
|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构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 |
| 3.3.1 西人的对台人种学理论 |
| 3.3.2 西人眼中的台湾先住民形象 |
| 3.3.3 近代西人眼中的汉人形象 |
| 第四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中) |
| 第一节 台湾文化与台湾社会 |
| 4.1.1 台湾医疗 |
| 4.1.2 台湾音乐 |
| 4.1.3 台湾教育 |
| 4.1.4 台湾方志及游记 |
| 第二节 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 |
| 4.2.1 在台汉人的宗教观 |
| 4.2.2 台湾原住民的宗教观 |
| 4.2.3 近代天主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4 近代基督新教在台传教活动 |
| 4.2.5 风水迷信 |
| 第五章 西人眼中的“台湾印象”(下) |
| 第一节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樟脑战争 |
| 第二节 牡丹社事件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
| 第三节 法军侵台与西人眼中的战时台湾 |
| 第六章 西人“台湾印象”形成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赴台西人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
| 第二节 “文化优越论”与西方中心观 |
| 第三节 基督教义与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
| 第四节 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张元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序引 |
| 第一章 张元济的学行与志业 |
| 一、从“通艺”到“南洋” |
| 二、主持商务编译所与教科书革命 |
| 三、“为古人续命” |
| 四、创建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 |
| 五、一个人和三个社会群落 |
| 第二章 张元济与新文化运动 |
| 一、革新与守旧之间 |
| 二、推陈出新:商务编译所的再造 |
| 三、喜新厌旧主义与依违进退之道 |
| 第三章 张元济商务董事会及股东会提案笺释 |
| 一、分派花红须改办法议 |
| 二、保护做工孕妇议案 |
| 三、增股议案 |
| 四、推广保险议案 |
| 五、拟裁减分馆意见书 |
| 六、关于购买政府公债议案 |
| 七、关于设立公用图书馆的议案 |
| 八、股息公积意见书 |
| 九、辞监理案 |
| 十、关于创办同人消费合作社的议案 |
| 十一、关于选任王云五为总经理的议案 |
| 十二、关于酬劳善后期内办事人员议案 |
| 十三、提议总管理处迁移长沙案 |
| 十四、关于预垫股东利息案 |
| 十五、关于升值增资方案 |
| 十六、修改公司章程提案 |
| 十七、关于拟行节约方案 |
| 十八、关于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案 |
| 十九、关于将公司所藏《永乐大典》捐献政府之提案 |
| 二十、本馆设立节约委员会,励行节约案 |
| 二十一、关于解除常务董事案 |
| 第四章 张元济日本访书及其意义 |
| 一、广求善本与日本访书 |
| 二、借影交涉:过程、收获与“雅谊” |
| 三、多重意义:版本价值与民族记忆的修复 |
| 第五章 张元济与《国藏善本丛刊》 |
| 一、傅斯年的“微意”与《国藏善本》景印缘起 |
| 二、选目甄采、商榷与“定局” |
| 三、“预约样本”的制作与《国藏善本》预售 |
| 四、抗战军兴与《国藏善本》停刊 |
| 第六章 从张、傅往来书信看张元济与傅斯年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关系 |
| 一、张、傅交往之始 |
| 二、旧学商量转邃密 |
| 三、关于蔡元培 |
| 结语 |
| 附录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整理稿 （1909-1928） |
| 参考文献要目 |
（8）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办学历史背景与办学条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办学主观条件 |
| 第三节 办学客观条件 |
|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办学经历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起(1915年—1918年)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发展(1919年—1931年)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兴盛(1932年—1937年)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衰落(1938年—1946年) |
| 第三章 英语函授教育的办学特点、效果及问题 |
| 第一节 办学特点的总结 |
| 第二节 显着的办学效果 |
| 第三节 存在的办学问题 |
| 第四章 主要历史作用、启示 |
| 第一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英语函授教育与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英语函授教育推动民国社会的进步 |
| 第四节 英语函授教育的现代启示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前期浙江地方和议会立法之源 |
| 第一节 古代浙江地方立法 |
| 一、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沿革 |
| 二、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形式 |
| 三、古代浙江地方立法的内容 |
| 四、浙江古代立法的载体 |
| 第二节 清代的《治浙成规》 |
| 一、《治浙成规》的内容 |
| 二、《治浙成规》与中央立法的关系 |
| 三、《治浙成规》的特色 |
| 第三节 清末浙江谘议局的立法 |
| 一、浙江咨议局的筹办和会议经过 |
| 二、浙江咨议局的立法活动 |
| 三、浙江咨议局立法的执行 |
| 第二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一、浙江军政府早期 |
| 二、浙人治浙时期 |
| 三、北洋系军阀统治时期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一、浙江工商业的发展 |
| 二、浙江的财政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背景 |
| 一、社会团体的发展 |
| 二、新思想的传播 |
| 第三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与中央立法的权限划分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 |
| 一、民国前期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争论 |
| 二、民国前期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 |
| 三、民国前期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的立法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权限 |
| 一、临时省议会时期的议会立法权限 |
| 二、正式省议会时期的议会立法权限 |
| 第四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的立法程序 |
| 第一节 立法提案 |
| 一、立法提案总览 |
| 二、省行政长官的提案 |
| 三、议员提案 |
| 第二节 议案的审议过程 |
| 一、初读会 |
| 二、审查委员会审查 |
| 三、二读会和三读会 |
| 四、议案的表决和公布 |
| 第三节 议会立法程序中的其他问题 |
| 一、议员对议案的讨论 |
| 二、议案的通过率 |
| 三、议案的修改 |
| 四、社团和公众的立法参与 |
| 第五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上） |
| 第一节 地方议会组织法 |
| 一、临时省议会时期 |
| 二、正式省议会时期 |
| 第二节 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法 |
| 一、有关都督的组织立法 |
| 二、地方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 |
| 三、行政官员官制立法 |
| 第三节 地方司法制度 |
| 一、地方司法制度的立法 |
| 二、地方警察制度的立法 |
| 第四节 税收金融立法 |
| 一、税收立法 |
| 二、金融立法 |
| 第六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内容（下） |
| 第一节 教育立法 |
| 一、综合性立法 |
| 二、初等教育立法 |
| 三、中等学校立法 |
| 四、高等教育立法 |
| 五、留学生和社会教育立法 |
| 第二节 扶持实业和农林渔业立法 |
| 一、扶持实业立法 |
| 二、农林渔业立法 |
| 第三节 交通和水利建设立法 |
| 一、交通建设立法 |
| 二、水利建设立法 |
| 第四节 其他立法 |
| 一、禁烟立法 |
| 二、社会秩序管理立法 |
| 三、社会福利立法 |
| 四、地方自治类立法 |
| 五、祀祠类立法 |
| 第七章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过程 |
| 一、实施立法的程序 |
| 二、配套立法实施的省级行政规则 |
| 三、立法实施过程中的阻力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一、地方政治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二、金融税收立法的实施情况 |
| 三、实业、交通立法的实施情况 |
| 四、教育和禁烟立法的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影响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效果的因素 |
| 一、官员素质因素 |
| 二、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因素 |
| 三、中央立法因素 |
| 四、财政因素 |
| 五、实施对象因素 |
| 六、立法质量因素 |
| 第八章 民国前期浙江议会立法的特色和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的特色 |
| 一、体现受近代化浪潮影响较早较深的特色 |
| 二、体现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特色 |
| 三、体现政局稳定的特点 |
| 四、体现发达丝织业的产业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变迁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的立法机构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议会立法内容的变迁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治浙成规》八卷目录 |
| 附录二：浙江省议会法律议决案 |
| 附录三：浙江省议会开会时间年表 |
| 附录四：浙江省议会历届议员名单 |
| 附录五：民国前期浙江省军政民政职官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北漂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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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 |
四、“学费”不可一付再付（论文参考文献）
- [1]吴芝瑛诗歌研究[D]. 陈筱煦.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2]明代江西文人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罗逸珍.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 ——以自如1号为例[D]. 刘春汐.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4]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传承研究[D]. 刘晓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5]近代上海女性教育与职业生涯研究[D]. 王纾然.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6]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7]张元济研究[D]. 周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8]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07)
- [9]民国前期浙江省议会立法研究（1911-1926）[D]. 陈婴虹.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10]北漂十年[J]. 焦冲.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