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土地黑幕解构（论文文献综述）
陈秋旭[1]（2021）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泰东日报》创办于大连,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停刊于1945年10月,其在刊时间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历时37年之久,与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间基本相始终。在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该报的办报风格和政治倾向与之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这十年间《泰东日报》的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国外势力在华侵略,反对国内军阀势力的统治,介绍国内外先进思潮,并声援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侵略史,同时敢于发声,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现出与其他同时期日系中文报纸不同的特点。《泰东日报》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缘何在1918年—1928年间敢于彰显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政治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长春市图书馆馆藏120卷《泰东日报》微缩胶片为文献史料,在通读全部报纸的基础上,重点截取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的宣传报道,采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从《泰东日报》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入手,探究其发生转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泰东日报》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在具体报道中如何体现,由此分析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作为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当时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该论文的选题缘起,综述本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所使用的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考察和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的转向。在系统梳理《泰东日报》并纵向比较该报37年的办报历程后,发掘出《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的特殊性,并从时代背景和报人思想两个层面入手,探究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发生转向的成因。第二章至第六章,系统论述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发生转向并体现进步性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二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在金子平吉和傅立鱼的主持和影响下,虽身处东北地区,但一直关注国际和国内局势。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泰东日报》敢于发声,及时报道国际时局,揭露英、美、日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并对日本在大连及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行径予以报道。第三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对当时的国内局势进行连续报道,揭示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呈现出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现状,并以社论、时评或者社会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报道,尤其是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给予关注和同情。第四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世界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通过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以及一些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译介国外作品,介绍国外社会生活和进步文化。第五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对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给予持续关注和报道,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同时,关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报道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注中共早期活动,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培养爱国精神,抵制日本对大连民众的奴化教育。第六章,探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1918年—1928年间,大连爱国团体先后成立,《泰东日报》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这些爱国团体相互呼应,支持并参与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向大连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高度重视实业的宣传和推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寄予希望。结语部分,在全面梳理《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宣传报道中所彰显的理性与进步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报道内容加以比较,突出论述了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提出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的不足之处。
金明[2]（2020）在《复调合声与边缘逆写——张艺谋电影中的暴力美学》文中提出在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作品中,不断探索女性在命名、身体、情欲、婚姻和母职中所受到的监控和管制,打造出一部部微缩的女性历史。纵观他的创作谱系,其以受苦的女性肉身重铸不同年代、多元种族断裂的庶民中国苦难史,以加诸在身体上的暴力细节,去回眸经历时代更迭、民族战争、政治动乱历史时期的个人生命经验。本文通过分析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中女性身体所呈现的暴力叙事,从电影中的女性身体意象、两性之间伴随暴力的互动以及电影镜头语言去思考张艺谋电影中所呈现的暴力美学。
赵苓岑[3]（2020）在《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文中指出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本土的“先驱”作家、批评家,针对其作品、公共参与的批评及“历史现场”的还原却明显地滞后,但这一错位却恰逢法国社会运动及理论走向外的热潮,积极影响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进程:宏大叙事的形而上的传统被后现代所质疑、清算。后现代思潮中的两股主流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同属否定性批判,却在批判后是否建制的问题上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近来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可能:解构主义中“书写”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实践”这一概念有所对话,而且能够继续对话,以回应后现代的现实。深刻影响了解构主义“书写”概念的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异质性对话,或者说铺垫了这一对话的可能。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作用于后现代思潮,这一问题又具体地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中性何时又如何走向否定性批判,在批判的理论坐标上留下“中性批判”的轨迹,中性批判又如何以非连续性、匿名、复多性等特征实现“书写”与实践、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对话,中性批判如何又是否能够建立“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又是否为另一种建制,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及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布朗肖研究、理解后现代思潮的互动,并探索进一步深化对话的可能,但在国内布朗肖研究中却属于缺位的状态。本论文以“布朗肖中性批判”为研究对象,旨在文化、社会、历史的典型现象中还原“中性批判”的生成,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中性批判的生成关键在于与他者的异质性对话,集中展现了上世纪思想史“非连续性”的转向、尊重他异性的伦理转向以及回归日常的走向。论文将结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再现布朗肖中性思想与法国典型文学、文化符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国早期浪漫派、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对话,试图阐明中性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逐步地走向文学的共通体,实现一种新的共通体与生活方式。论文分绪论、正文与结论三部分,正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在阐明选题动机及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布朗肖中性思想如何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对话,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史三段论、日常的三层公开性、三种关系,以构建中性批判的话语。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针对中性批判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的现状,选择在正文部分提供较为详实的史料,综合分析中性批判的来龙去脉。论文第一章将聚焦中性批判生成的土壤。二十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批评史避不开布朗肖与萨特,因为他们,法国“话语”因而可能。布朗肖、法国、二十世纪是相互成就的。法国的首都、文学之都、布朗肖文学生涯的起点及场域——巴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学空间:既为布朗肖所描述,又为其提供中性的条件,也构成中性的接受。本章将分析布朗肖为何批判以科学与进步为标准的现代性:首先享受科学与进步成果的巴黎充斥着以新闻为代表的专制语言,以街垒运动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反犹现象所表现出的对他者的排斥,促使布朗肖反思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享有过大权力的启蒙以及启蒙所过度推崇的理性。具化了现代性的现代化城市巴黎,作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互动最为频繁与最为集中的场域,为中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及恰当的喻体。后续章节则回应中性批判的两个关注:生存与审美,也就是如何与他者共存的伦理与如何合乎尺度的表达。同时,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也对应着布朗肖不同的创作阶段,按时序呈现中性批判的发展。首先,以政论式写作开启文学生涯的30年代,布朗肖如何以中性意识突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重围,不仅刺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和平欧洲”的假象,而且借德占区巴黎与巴黎人无以识别的民族面貌强调了中性的必要性:以批判实现自知,但这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倾向于文化自觉,属于中性走向否定性批判的探索初期。第三章则通过与具体的他者——巴特——的比较（对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以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反戴高乐威权、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及这一社会活动高潮期的宣言与自治组织为观察对象,分析二者的不同反应及表述,凸显布朗肖中性批判基于日常的现实粘度与“实践性”,中性批判也正是因为作用于自发性意识的可能,具有实践性。60年代社会运动热潮渐冷,包括布朗肖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语言的思考上来,认为权力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国家机构、政治的视域,应回溯至语言,对语言进行反思。第四章以布朗肖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为切入点,布朗肖批判其“反思自我”的极端主义的可能,提出并实践以断裂、复多性语言为特征的断片书写。但也正因为断片书写,中性批判走向了不同于哲学与传统文学的道路:以写作而非建制作用于意识,而非推翻制度,打造不断生成的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或许过于理想,但中性批判对新小说、80年代城市日常书写乃至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可见,这样一种跨时空的差异性互动或许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共通体的生成性,因此,论文最后一章将具体地以布朗肖代表性虚构作品《死刑判决》为例,辅以新小说理论旗手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虚构作品《窥视者》,分析中性批判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如何调动图文互动,实现一种基于日常又与文学艺术共谋的新的生活方式。论文结论部分就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路径、考察重点与核心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最后指出,通过考察布朗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性批判的流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与思想碰撞,其实践的价值、精神的内涵、思想的前瞻性与独特性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充分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布朗肖中性批判的定义、阶段的划分、特征的梳理、历史定位与思想溯源的追溯,更在于将其当做已经实践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帮助我们探索新时期的批判路径。
闫冬[4]（2020）在《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探索与演变》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话剧在中国近百年有余的发展历史中逐渐走出了一条“民族化”色彩的道路,近年来“民族化”也成为了中国话剧理论研究的焦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中国话剧艺术的代表剧院,也是最具“民族化”特色的话剧演出团体之一,对北京人艺“民族化”成果的研究和梳理,于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对北京人艺“民族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剧作、导演、表演几个层面,作为话剧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舞台美术设计出现了研究的空白。本文将通过北京人艺舞台美术设计这一角度,梳理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发展过程,总结北京人艺舞美设计“民族化”的宝贵经验,努力填补这一研究方向的空白。本文以时间维度集中选取了北京人艺自建院以来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剧目为研究对象,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观看演出录像与现场演出、观摩排练合成彩排、采访主创人员获得研究材料,结合笔者曾经的舞美设计学习与实践经历,通过类比、分析的方法,将这些代表性剧目中舞美设计“民族化”的共性与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整理总结,得出最终的研究成果。本文研究发现,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深受北京人艺剧作艺术、导表演艺术的影响,其美学思想脱胎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创作理念与焦菊隐导演提出的“民族化”思想,舞美设计中的“民族化”与中国戏曲有紧密的联系,其演出实践在文革前达到“民族化”探索的高峰,文革后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多样化演变。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陈莹[6]（2019）在《家国情理的再表达 ——论后期张爱玲的家族故事书写》文中研究表明自1955年赴美至1995年离世,在美四十载,张爱玲的创作未曾间断,一直用中英双语在异文化圈中构建文学中国。梳理张爱玲在美时期的文学写作发现反复与改写是其后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现象,而家族故事的系列文本则构成这一重写型叙事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直以来,学界均从自传书写、创伤疗救、焦虑释放、创作力枯竭等角度诠释后期张爱玲的反复与改写,本文的论述主要是对以上观点的反驳与批判,从家国情理等方面重新回答张爱玲的后期转向与反复书写。《金锁记》的四个版本以及“自己的故事”反复书写的四个文本构成后期张爱玲家族故事书写的完整序列。本文以这八个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以后期创作谈、书信集、散文等为辅助材料探析后期张爱玲反复与改写这一文学行为背后真实而复杂的的深层心理机制。绪论部分呈现了本论文的选题及研究背景、概括当前学界对此论题的研究现状并总结不足与缺失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思路与方法。第一章以时间为纵轴梳理后期张爱玲创作的整体历程,并以1967年放弃英文写作与1971年转向中文读者圈为重要节点将其后期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简要概括不同阶段的生活与创作情况。以写于1965年前后的英文创作谈《自白》为主要阐释对象,分析得出张爱玲未能进入美国文学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隔膜以及她坚定不妥协的文化立场。《自白》不仅是后期张爱玲对在美出版受阻的自我解释,更是其放弃英文写作、创作转向的重要信号。第二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探析张爱玲如何将对中国远近文学传统的理性反思与继承投射在小说实践中。后期张爱玲以情爱体验与母女关系书写在主题上接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重情传统、反思了现代文学创作中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传统。在故事情节、意象营造及语言等方面的演变则凸显后期张在小说艺术上深受晚清社会小说笔法的影响,并一直不断尝试突破自己的写作框架、实现文学理想与艺术追求。第三章以《金锁记》的四个版本以及“自己的故事”反复书写为线索,梳理后期张爱玲家族故事反复书写概况。引入家族视野看待后期张爱玲如何以个人史与家族史穿插的方式叙述家族故事,结合1961年前后张爱玲的港台行分析其再次改写《金锁记》的心理与情感动机。认为在创伤书写、焦虑缓解之外割舍不断的国族情感、晚清民国历史的悲剧讲述以及处理家族题材时情理的不断错置、调整才是后期张爱玲中英文反复书写家族故事的深层心理机制。结语部分再次强调张爱玲后期的文学选择、坚持与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母国在文化及情感上不变的立场坚守。并从理性反思与传统继承、情感态度与文化回归、情理结构的调整三个层面再次总结了后期张爱玲反复书写与改写家族故事的文化、心理、情感动机。并在最后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文本阅读的一些感触做出了不成熟的思考与阐发。
陈箫[7]（2016）在《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及其治理》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立足当前我国土地房屋征收“暴力”和“暴富”交加、并存这一事实,以钉子户问题作为理论逻辑的出发点,将社会风险纳入分析框架,引入多案例分析、博弈分析、实证分析,结合对国际理论和经验的援引和借鉴,在社会协同的平台上,探索征收制度改革与社会发展、风险治理相协调的实现方式和行动框架。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界定了钉子户问题相关概念的内涵。在中国,钉子户问题主要发生在土地房屋征收环节,反映了被征收人在土地房屋征收中拥有一种独特的垄断权力,并据此追逐“超额”补偿或追求其声称的其他权益的实现。所谓独特的垄断权力是指即便份额最小的被征收人都有能力阻滞征收项目的进行。钉子户行为,具体而言是对因征收引发的被征收入抗争行为的通称,呈现多样化的诉求,是公然抵抗公权力的行为,其行为结果通常使得征收无法如期完成。钉子户,可以指某个具体的抗争者、具体的实体或具体的事件；亦可以是对这些抗争者的代称、这些事件的描绘；还可以是对这类土地房屋征收（拆迁）问题的概括。（2）对逾十年以来50起典型钉子户事件的要素及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纵观这些钉子户事件,总体呈现出媒介化趋势,钉子户行为主要以“利益受损”引发的工具性取向的诉求为主导。（3）通过观察和分析,发现钉子户问题的制度性成因主要为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和征收权质态不清晰。征收权职能扩大化主要表现为以公权性质的行为来实现私法上的目的,征收权质态不清晰主要表现为以私法手段来实现公权目的。（4）通过对钉子户行为机制的刻画,在理论上进一步验证了当征收近似市场交易时,所有被征收（拆迁）人都有成为钉子户的动机和可能；被征收（拆迁）人土地份额越小越有可能索取高价,被征土地越分散（被征收人数量越多）,造成的项目延迟成本和效率损失也就越大；潜在的钉子户威胁可能会限制项目的最佳开发规模。（5）解决中国的钉子户问题的出路,在于疏解现行征收权的职能,实现征收权的质态的清晰化：“非经营性公共利益用地”取得及整合归征收权；“经营性非公共利益用地”取得及整合归市场；“经营性公共利益用地”兼具经营性和公益性双重属性,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有效配置,因此本文构设了国家购买这一新型土地整合机制,来对“经营性公共利益用地”尝试获取。（6）在公共利益用地征收中,务必要规范征收权,强化征收权的公权性质,还原征收权的本来面目,形成整个社会对征收权应有的尊重,消解征收中的钉子户行为。综合运用概括式和列举式方法来拟定征收目录,将征收范围严格限定在“非经营性公共利益用地”；在合法征收中,要坚持征收强制性,同时将法院作为独立于地方政府和被征收人的第三方引入征收程序,发挥法院裁判的定纷止争之效；以“被征收入所失”为公正补偿标准、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作为衡量“被征收人所失”的客观标准。（7）经营性用地直接入市亦即运用市场机制整合土地开发,遭遇钉子户抵制将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国的经验所昭示,开发者“秘密购买代理”在中国也可能相伴而生。随着征收权职能的疏解,要通过引入利益共享机制和法律规则等,来约束不利于社会最优利用的钉子户行为,探索构建兼顾个体和社会利益的高效率的市场整合土地开发模式.（8）观照美国的CAI、BID以及迈克尔·赫勒（Michael Heller）的LAD等产权结构及治理创新经验和思想,对我们的集体土地制度不必妄自菲薄,在改革完善集体土地制度的过程中,要着重优化集体决策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充分、恰当地发挥和运用集体土地制度的优势,切实化解损害社会利益的钉子户行为,警惕和防范“私地悲剧”在中国发生。（9）基于产权治理创新理论构设“土地整合区”制度,破解“一对一”协商机制下的钉子户困局。“土地整合区”制度设计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基于公权力主导（“自上而下”）的产权创新理念,通过“公私合作”和“集体协作”来实现土地高效有序整合,主要适用于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以及城中村改造等需要统筹多种用地类型的项目。第二阶段,基于契约自由主导（“自下而上”）的产权创新理念,通过“集体协作”来实现土地市场高效整合,主要适用于一般的经营性项目。在应然层面,“土地整合区”制度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理土地整合中的钉子户问题。
魏兰[8]（2013）在《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土地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中国农村题材作品丰富多彩,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生命力,具有研究的当代性价值。其作品中“土地意象”的多重展示,以及寓于其中的中国“农民和土地”主题,和谐地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本世界。面对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的浩莽浑然,本文无法作全景式把握,而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赛珍珠几部主要的中国农村题材作品中,包括《大地三部曲》、《母亲》、《龙子》和《同胞》。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赛珍珠“文化边缘人”视野中的“土地意象”入手,对赛珍珠的主要中国农村题材作品进行“土地主题”的归纳和文本解读。本文试图剖析：身为“文化边缘人”的赛珍珠在跨国界的生活、跨文化的创作中,心系中国土地和农民,以人类的理性指引小说创作,把个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凝聚在“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中心话语上,进而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对土地的深切眷恋。当作家触摸“人与土地”这一古老的文化命题时,已经超越了仅仅针对目标读者群——西方读者这一局限,进而对不同民族的“土地情结”进行了联系性思考。当创作激情催发为创作,即展示了中国农村题材小说所具有的世界性品质——身为“异乡人”、“文化边缘人”的作家在“父国”的土地上安放自己精神家园的同时,亦站在人类共性的高度进行着她的小说创作。进一步说,赛珍珠作品中的“土地主题”呼应“和谐共生”的人与人、人与世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新型关系,与作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文化和合主义价值观彼此印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亦有标新立异的前瞻意义。因此,从“土地情结”这一主题层面考证,赛氏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突破或文化突破。本论文分导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言中,首先介绍赛珍珠的平民主义创作及中国情怀,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思路及全文框架；然后循着由远及今的思路,对国内外赛珍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括性的归纳论述,并阐明本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追溯纵向跨文化时空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引入赛珍珠独特的乡土中国书写；第二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作品中的“土地意象”展现,对“土地主题”进行逐层剖析和归纳；第三章以作品中的“土地情结”为契机,探索赛珍珠作品中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从而展示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风貌；第四章在乡土文学的范畴内,将赛珍珠与同时代的中国乡土作家作了横向对比；第五章立足“异乡人”、“文化边缘人”的层面,剖析赛珍珠在跨越两个世界的“土地主题”书写中,建构多元文化身份的积极努力,从而实现其文化和合主义的理想诉求。结语部分回顾本文的主要内容,并重申主要结论：由于“文化边缘人”的独具慧眼,具有普世人类学意义的“土地主题”构成了赛珍珠“生命主题”的重中之重,从而反映了作者毕生追求的文化和合主义理念。因此,从文化和文学比较的层面来看,赛珍珠的土地主题研究具有深层的意义。结语部分还提出后续研究的设想,即赛珍珠的土地主题、平民主义创作观与“文化”的原初意义和隐喻意义不谋而合。基于此认识,笔者试图在日后的研究实践中,以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现当代跨文化语境中,进一步评价赛珍珠跨国书写及文化沟通的隐喻意义和现实价值。
谭福民[9]（2012）在《郭沫若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20世纪的一位文化巨人,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众多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丰硕成果。作为杰出的翻译家,他通晓日、德、英、俄等数国语言,笔耕一生,译着等身,茹古涵今,贯通中西。郭沫若翻译成果显着,一生中翻译作品总量达三百多万字,且翻译题材十分广泛,涉及文学、诗歌、政治、科学等诸多学科门类。学界对郭沫若翻译作品、翻译风格、翻译思想及理论均略有涉及但不够深入,对其翻译思想的成因、翻译作品的归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阐述与定位、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关系,以及其译作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尚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对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旨在考察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成因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彰显其理论对其实践的阐释力,从而进一步论证其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翻译观,使人们能从中吸取对我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启示。对郭沫若译作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译者身份的嬗变、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为文学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给郭沫若整体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素材。本文由前言、五个章节和结语组成。前言简要介绍郭沫若生平、文学翻译生涯、郭沫若翻译研究背景与现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考察郭沫若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积淀,狂飙时代的冲击与觉醒以及异域名家其感染与影响,分析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成因,得出结论认为,郭沫若成为浪漫的诗人、激情的译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背景。郭沫若从小接受母亲和私塾的严格教育和熏陶,有着良好而又扎实的诗词和中文基础;狂飙动乱的时代使之愤世嫉俗,遇事有激情却易冲动,成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浪漫气质,这些在他创作和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惠特曼、歌德、泰戈尔等异域名家的作品对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使郭沫若的创作和翻译互为借鉴,相互影响。总之,中西方文明的对撞与融合,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接受,再加上其个人的气质构成了郭沫若文学创作和翻译中充满激情与浪漫的风格。第二章探讨郭沫若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创造社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翻译中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翻译选材上,创造社成员注重选择有益于本民族文学创造和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文学自身建设出发引入外国文学资源,而不仅为了“指导人生、救时弊”。对于文学翻译方法的选择,他们不推崇直译,更强调从灵感和悟性出发解读原文和原作者,通过自己的感悟创造性地再现原着的情绪、形式和风韵。以各种刊物和杂志作为阵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就文学和翻译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关于翻译的论争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是否应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当时有人提出现在可以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孟雷德》等“虽产生较早,而有永久之价值”的着作,而另外却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样做“不经济”。二是关于翻译错误的问题。梁俊青对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批评以及胡适对郁达夫《夕阳楼日记》的指摘,引起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的反击,从而引起两大文学团体在翻译上的论争。创造社对郭沫若创作与翻译的影响巨大。创造社自成立以来创办了多种刊物,如前期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等,后期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这些刊物为郭沫若及其成员提供了发表翻译与创作的平台,使郭沫若有机会尽情施展他的翻译才能。创造社的十年是郭沫若一生中翻译的鼎盛时期,他大部分译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许多诗歌译作首先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刊登。同时,创造社的这些刊物也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提供了阵地,在这个阵地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就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进行了论争,丰富了郭沫若的翻译思想,逐步形成他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章展现郭沫若的翻译成果,包括郭沫若翻译了哪些国家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选择翻译这些作品。首先,笔者对他的译介活动从诗歌、小说、戏剧、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以及其他类型着作的翻译作了“全景式”扫描,勾画出他翻译实践的大致“轮廓”与整体成果;然后,对某些重要译作如《德国诗选》、《茵梦湖》等进行“特景”透视,展示其翻译的“细节”,探究其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第四章集中探讨郭沫若的翻译思想。郭沫若的翻译思想散见于他的论文、译例言、按语、序文等,涉及翻译的意义、标准、翻译态度、译者修养等方面。郭沫若认为,翻译的意义在于通过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来滋养和丰富自己。文学翻译除了促进本国的创作,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同时可以为促进国际交流、消除国际间障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郭沫若视翻译为‘借石他山,以资我们攻错’的重要手段。“风韵译”属于郭沫若的翻译标准范畴。从近现代到当代翻译标准的发展进程中,郭沫若的“风韵译”翻译标准起着至关重要的承传作用。这一标准对中国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郭沫若认为,“韵”当指文章的雅致,常与“神韵”、“风韵”相连,要求诗歌写得空灵,给人“悟”和“品”的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意境”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有韵者必得其意境。就狭义的范畴来说,“韵”与音韵相通,指文章的一种外在形式。因而,“风韵”主要还是一种形式美学,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混沌与感悟。郭沫若主张风韵译,主要从美学角度要求翻译不仅通达和雅致,而且应具备形式美。在郭沫若“风韵译”提出之前的翻译理论中,很少有人专门就译文的形式和其它美学要素发表过见解,而在此之后,人们才对翻译在形式和美学上提出了要求。郭沫若在中国翻译标准的理论演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链接作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转换等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翻译的文本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预测等方面。本章重点从译者的素质、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和译者情感植入等方面进行探讨。郭沫若认为译者应具备有高度的责任感,翻译选材要慎重,同时还需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语文修养;译者能动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的创造性上;译者的移情强调翻译过程中要注重情感的植入,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视译作为创作。第五章探讨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章讨论郭沫若的翻译观和创作观,深入考察他从事翻译与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以《鲁拜集》和《雪莱诗选》为例,分析其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结论部分总结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作用和地位以及郭沫若翻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鲁毅[10]（2012）在《夹缝中的抉择 ——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嬗变论》文中研究表明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但是它的概念及其流变进程在历来的正统文学史史述中却显得含混不清,存在着偏颇和简单化的倾向。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就在不断升温,但是其热点位置并没有将其研究推向高峰,相反,大量悬而未决的文学现象、研究课题尚未触及,诸多述而不作的文学史定论与常识在惯性沿袭中有待经受卷帙浩繁的文学史料的检验。此外,对该派的研究还牵涉到文学史观念的重大调整,以及具有丰厚的史料研究价值等,所以对该派的研究显得必要与迫切。因此本人选取处于滥觞及最初繁盛期的鸳鸯蝴蝶派,即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1909年《小说时报》创立——1920年《小说季报》停刊）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该时间区位的研究意义还在于,首先,这一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传统/现代”、“雅/俗”、“中/西”、“本土/外来”等多重维度的集结点上,对它的研究自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文学阐释空间；其次,这一时期是鸳鸯蝴蝶派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众多研究史料尚处于尘封状态,且缺乏必要的梳理,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重要意义；再次,这一时期也是鸳鸯蝴蝶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日后,即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流变及整体定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前提与依据,这也丰富了对已有鸳鸯蝴蝶派研究的认知。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的典型叙事特征为切入口,考察鸳鸯蝴蝶派在1909—1920年不同时间区位中的文学风貌、嬗变轨迹,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时代语境的激烈变动中所面临的创作心理障碍、繁复的生命体验,及在对语境的调试中所作出的艰难抉择,以期最终能够呈现出鸳鸯蝴蝶派在这一时期的深层嬗变规律以及嬗变背后的根由。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叙事学、话语理论及现代性等相关理论,采用史料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论文的框架安排上,以鸳鸯蝴蝶派在19091920年不同阶段的差异性嬗变特征为依据,以呈现这种差异性嬗变特征的典型鸳鸯蝴蝶派期刊为主要考察场域,同时梳理出该派的国族话语（面相）与娱乐主义话语（面相）两条线索,将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具体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先后论述：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综述；论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厘清以往“鸳鸯蝴蝶派”概念使用的含混性,界定本文所使用的“鸳鸯蝴蝶派”概念的内涵。第一章：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该章论述在晚清“新小说”语境的余波下,“新小说”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资源,以致形成了它在这一时期的独特话语方式及面相。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以启蒙、救亡为标识的国族话语的延续,但同时它或者将这种国族话语置于启蒙与时尚的交界处,或者对其进行添加与删减,从而又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国族话语的疏离。在具体论述中,通过选取早期鸳鸯蝴蝶派期刊中的国族话语特征、“英雌”形象的演化及科幻小说中国族话语的变迁等几个点,集中论述从晚清“新小说”到清末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国族话语（面相）的嬗变状况。第二,晚清“小说界革命”以一种政治视域审读文学,在“新小说”内部建构起了以启蒙、救亡为价值指向的浓郁政治话语形式,但是随着它的进一步演变,却悖论式地解构了这种政治话语,指向了传统小说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娱乐主义话语,这为日后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定型提供了温床。该章的创新点在于将鸳鸯蝴蝶派的早期阶段与晚清“新小说”联系起来,特别是本章提出的,晚清“新小说”的政治话语在解构之后成为鸳鸯蝴蝶派发展的腹地等结论,修正并补充了前人研究中所忽视或“断裂”的晚清“新小说”至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之间的文学发展链条,这也为其日后嬗变轨迹的考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域。第二章：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该章论述进入民国“共和”语境中,外部激变的社会政治现实使鸳鸯蝴蝶派作家产生了怎样的体验,以致生成了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独特面相。在这一短暂时期内主要呈现为一种严肃的国族面相,但又区别于前一时期,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戏讽与悲悼的美学形态及话语方式,并寄予了作家在全新语境中的独特体验。在论述方式上,选取《自由杂志》与《民权素》两种鸳鸯蝴蝶派期刊,从其分别代表的戏讽与悲悼的话语叙述特征、美学形态出发,探究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共性体验,并进一步阐发这种嬗变发生的根由。该章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的考察,提出了“共和”语境的概念,认为鸳鸯蝴蝶派在民国“共和”机制下呈现出相应的文学风貌,因此对这一时期《民权素》中哭悼诗文与娱乐小说（哀情小说）之间的“断裂性”解读,便可以还原出作家对“共和”理想现实沉沦的代偿化书写意图,这修正了以往对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简单定论,同时也回应了当前“民国文学史”的热点探讨。第三章：怀旧与忘却：民初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分野。该章论述在“共和”语境的远离与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铺展中,鸳鸯蝴蝶派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与作家心态。一方面,随着“共和”语境的淡去,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怀旧与隐逸的文学形态,这使其在延续前一时期国族话语的基础上发生嬗变,不仅在美学形态上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情感蕴藉色彩,在小说叙事模式及情节设置上亦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随着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渐兴,一种以市民日常生活与世俗意识为表现内容的全新小说范式开始生成,在语言、叙事模式、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与以往的鸳鸯蝴蝶派创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出对国族话语（面相）的疏离和对娱乐（话语）面相的靠拢,形成了两种话语（面相）对峙与交替的嬗变趋势。在嬗变的背后,一方面,隐含着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际分野,及对变化了的语境的差异性调试姿态与结果；另一方面,两派作家又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叙事特征及价值理念,从而又保持了作为鸳鸯蝴蝶派整体的统一性。在论述方式上,仍然以典型的小说叙事形态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叙事（嬗变）特征背后的作家体验及其困境。该章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分野问题,将其内部的差异性创作理解为代际式区分的两个群体,以此描述鸳鸯蝴蝶派在这一时期的演变进程,这补充了以往研究中对鸳鸯蝴蝶派驳杂、混乱的模糊认知。此外,本章论及的鸳鸯蝴蝶派的传统文化道德认同问题,也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简单地论定为封建性与保守性,而是将其放置在晚清以降的复古主义文化思潮中理解其开掘传统文化资源、补救文化价值失范的重要意义。第四章：沉落与勃兴：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内部更迭。该章论述在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即将进入一个全新、定型的发展阶段之前,它如何通过其内部新老作家的交替完成这种嬗变,期间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及其复杂的心态。在论述方式上,选取《小说季报》这一历来被忽视的鸳鸯蝴蝶派场域,即保留了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最后的共存状态及其独特的文学存在形态,考察出老派作家以一种强烈的国族话语决心扭转创作的颓败局势,却又夹杂着娱乐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执拗地建构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世界,同时掺杂着个人对时代的浓重感伤体验,但是在构建中却又悖论式地消解了这个文学世界。新派作家则延续着前一时期新的小说范式继续营构着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老派作家的影子,却完全呈现出娱乐主义的话语方式及面相。该章的创新点在于找到了《小说季报》这一重要的文学场域,这为揭示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嬗变特征,尤其是新老作家的更迭过程与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其中诸如对老派作家徐枕亚试图作出超乎想象的转型尝试的史料发现,无疑丰富了这一时期老派作家文学生存形态的认知。结语部分：试图通过本文所探究的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规律,以及新老作家在交替中对文学语境的差异性调试与创作心理障碍,提出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意义与得失、对当下文学变革语境中作家的启示,以及如何拾取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一脉,有效地推进当前文化（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总之,本文在对鸳鸯蝴蝶派旧报刊等第一手历史资料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从阅读体验出发,与文本对话,最终得出结论：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从渐兴到最初的繁荣,始终纠结着严肃国族话语与娱乐主义话语的双重向度,从而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杂糅的复合面相,而非单一、定型的面孔。但是在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在接续晚清“新小说”两种相应话语的同时,它又经历了严肃国族话语（面相）渐失,娱乐主义话语（面相）增强的一个嬗变过程,期间还夹杂着两种话语（面相）此消彼长的复杂性与逆转性,最终在1920年前后,鸳鸯蝴蝶派完全实现了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呈现出文学史中一般认知的那个“娱乐、游戏、消遣”的面孔。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史述中的两种论断提出了质疑或补充：第一,史述中关于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定性存在着叙述简略与遮蔽的倾向,这并不能涵盖一个流派的动态发展进程；第二,鸳鸯蝴蝶派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以及与“五四”文学“雅/俗”对峙格局的形成,并非依赖于新文学的强势干预,而是源于其自身的嬗变规律,从而不可避免地、明确地走向了一条适应市民大众观念、生活的彻底俗化之路。
二、中国土地黑幕解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土地黑幕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1）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史料及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转向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的创办、发展及转向 |
| 一、《泰东日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所发生的转向 |
| 第二节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转向的成因 |
| 一、《泰东日报》办报环境的变迁 |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报人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报道国际时局并揭露列强侵华行径 |
| 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局 |
| 二、揭露英、美等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
| 三、报道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 |
| 四、报道和揭露列强对中国民众爱国斗争的镇压和迫害 |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在大连及东北的殖民统治 |
| 一、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金融等其他社会现象 |
| 二、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卫生防疫事业 |
| 三、揭露日本在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 一、反对皖系军阀时期复辟帝制 |
| 二、揭露皖系军阀举债卖国、出卖主权 |
| 三、谴责皖系军阀官僚阶层的腐败统治 |
| 四、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揭露直系军阀时期的腐败统治 |
| 一、揭露曹锟贿选丑闻 |
| 二、揭露直系军阀时期军阀统治的本质 |
| 三、揭露直系军阀的专制独裁 |
| 四、报道直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揭露和抨击奉系军阀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 一、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的真实面目 |
| 二、批判奉系军阀官场和官员的腐败现象 |
| 三、报道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泰东日报》对国外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 |
| 第一节 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 |
|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
| 二、支持中俄(苏)恢复邦交 |
| 三、记录当时世界革命高潮 |
| 四、报道日本国内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 |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客观的介绍 |
|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二、对列宁的高度评价 |
| 第三节 对国外社会生活及文化的介绍和报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报道和宣传 |
| 第一节 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关注 |
| 一、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 |
| 二、关注孙中山动态,报道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
| 第二节 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
| 一、报道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 二、关注中共早期活动,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报道 |
| 三、报道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 |
| 第三节 对新思想的宣传和报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对大连爱国团体的关注与报道 |
| 一、傅立鱼组织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 |
| 二、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的相继成立 |
| 第二节 关注并支持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 |
| 一、关注大连民众疾苦 |
| 二、支持大连民众进行政治抗争 |
| 第三节 对大连民众社会生活及方式的重视和宣传 |
| 一、对实业的重视和推广 |
| 二、关注并报道各项社会活动 |
| 三、批判旧思想,宣传健康、文明、上进的生活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复调合声与边缘逆写——张艺谋电影中的暴力美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暴力美学的身体之殇 |
| 二、战争空间中的暴力物语 |
| 三、“铁屋子牢笼”中的暴力 |
| 四、权力暧昧涌现的江湖中的暴力 |
| 结语 |
（3）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法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性批判的土壤——文学与革命 |
| 1.1 新闻与死亡的权利 |
| 1.1.1 新闻的景观与文学的自知 |
| 1.1.2 捧杀、棒杀与回归日常 |
| 1.1.3 照片、疾病与日常的过渡及匿名 |
| 1.2 暴力与日常 |
| 1.2.1 暴力与日常三难 |
| 1.2.2 四百多年街垒史与中性批判的调性 |
| 1.2.3 精神街垒与知识分子的拒绝 |
| 1.3 批判与日常 |
| 1.3.1 《国际杂志》与跨界的“世界” |
| 1.3.2 批判的根基与尺度——语言栅栏 |
| 1.4 写作与日常 |
| 1.4.1 中间人以及跨界的中性关系 |
| 1.4.2 反犹与为了纪念及警示的批判 |
| 1.4.3 奥斯维辛之后共通体的写作 |
| 1.4.4 流亡、外边与写作的受难、救赎 |
| 小结:拱廊街、拱廊街计划 |
| 第二章 中性批判的萌芽——文化自觉与理论探索 |
| 2.1 象征或者象征性 |
| 2.1.1 “不设防”与象征的逃逸 |
| 2.1.2 象征的“理性组织”与政治激情 |
| 2.1.3 分裂式政论写作 |
| 2.1.3.1 异见者的呼唤——中性的身份 |
| 2.1.3.2 游击、断裂的批判与时代病的诊断 |
| 2.1.3.3 疾病的隐喻、纳粹与虚假的联盟 |
| 2.1.3.4 非暴力不合作的批判与“和平欧洲”的假象 |
| 2.2 虚构与象征 |
| 2.2.1 虚设的门与无形的门 |
| 2.2.2 落空的手与中性的“念头” |
| 2.3 同时代的颜色 |
| 2.3.1 德占区巴黎与无法识别的民族面貌 |
| 2.3.2 不可能者的思想:他异的关系 |
| 2.3.3 拉斯科的野兽与文学的起源 |
| 小结:以文学扞卫象征 |
| 第三章 中性批判的发展——布朗肖与巴特的中性 |
| 3.1 模糊的中性与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 |
| 3.1.1 “服务的中性”与“为中性服务” |
| 3.1.2 巴特的中性与符号结构 |
| 3.2 中性的不同实践——白板书写与白色书写 |
| 3.2.1 “意识”的自由而非“功效”的自由 |
| 3.2.2 中性的不同程度:意识的缺席或者行动的自杀 |
| 3.3 写作的生成与想象的变形 |
| 3.3.1 作家应有的属性:反复自杀的耐心 |
| 3.3.2 先知之言——神性的受难 |
| 3.4 中性批判的“我” |
| 3.4.1 “我可以是谁”的疑问与文学的开端 |
| 3.4.2 反复接近原初的白板书写 |
| 3.5 走出文本的行动:宣言及自治组织 |
| 3.5.1 “走出”、“别处”与文学的本质、作家身份及写作的需求 |
| 3.5.2 拒绝直接而急迫的行动与文学的娱乐性、匿名性 |
| 3.5.3 词与物的中性或者行动的中性 |
| 3.5.3.1 结构主义与政治冷感的原因 |
| 3.5.3.2 无法匿名的戴高乐与知识分子纳粹化的可能 |
| 3.5.4 巴特与词语的“象牙塔” |
| 3.5.5 为了玫瑰的战役——签名与自治组织 |
| 3.5.5.1 与宣言合一及签名的集体性 |
| 3.5.5.2 启蒙、批判与自治组织 |
| 小结:文本的欢愉与共通体的狂欢 |
| 第四章 中性批判的成熟——布朗肖与德国浪漫派 |
| 4.1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危机与文学的良机 |
| 4.1.1 “反思”与写作的镜子 |
| 4.1.2 “无动于衷”的布朗肖与“脱轨”的浪漫派 |
| 4.2 “反思语言”对“反思自我”的批判 |
| 4.2.1 “反思自我”的弊端与语言的自治 |
| 4.2.2 断片的60 年代与布朗肖的断片 |
| 4.2.2.1 独白的交流——断片的花环 |
| 4.2.2.2 言语的群岛与断裂的必然 |
| 4.3 中性语言的特征:“欧几里得几何到黎曼几何” |
| 4.3.1 中性——言语关系 |
| 4.3.2 等待,遗忘——无尽的谈话 |
| 4.3.2.1 等待匿名与复多的言语 |
| 4.3.2.2 “遗忘的回忆”——断片的起点 |
| 4.3.3 作为第三类关系的断片 |
| 4.3.3.1 玩弄切分的解构 |
| 4.3.3.2 断片的三种距离 |
| 小结:如果批判成为一种起源 |
| 第五章 中性批判的装置艺术——布朗肖与罗伯-格里耶的日常 |
| 5.1 日常与现实 |
| 5.1.1 结构主义模型与中性批判 |
| 5.1.2 日常、批判及闲暇 |
| 5.1.3 “闲暇”的品格与约减的翻译 |
| 5.1.4 “远”和“空”的旅行 |
| 5.2 中性的图文互动与作为开关的玛德莱娜蛋糕 |
| 5.2.1 “重现的镜子”以及小说之光 |
| 5.2.2 死亡作为文学的权利 |
| 5.2.3 死亡之眼与作品的诞生 |
| 5.2.4 《死刑判决》的核心意象:都灵裹尸布 |
| 5.2.4.1 《死刑判决》与叙事的叠层 |
| 5.2.4.2 《窥视者》与移动摄影机 |
| 5.3 窥视内外 |
| 5.3.1 内部窥视 |
| 5.3.2 蒙太奇的外部窥视 |
| 5.4 牧神的迷宫——《窥视者》与《死刑判决》的装置艺术 |
| 5.4.1 牧神与现代性 |
| 5.4.2 《窥视者》与造浪的人工海岸 |
| 5.4.3 《死刑判决》与拱廊街 |
| 小结:创造一种日常 |
| 结论:成为我们自己的传承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布朗肖发表文章、序言、后记、集体宣言、公开信、手册总览（按时间顺序排列） |
| 附录B:布朗肖私人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 |
| 致谢 |
（4）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探索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话剧“民族化” |
| (一)“民族化”的概念 |
| (二)话剧“民族化”的内涵 |
| (三)话剧“民族化”的提出和演变 |
| (四)话剧“民族化”的特征 |
| 1.“民族化”内容的呈现 |
| 2.意与境的交融 |
| 3.民族美学与现代手法的结合 |
| 二、舞台美术在话剧“民族化”中的重要性 |
| (一)传递者——“民族化”风格样式的传递者 |
| (二)营造者——“民族化”舞台气氛、戏剧情境的营造者 |
| (三)组织者——戏剧动作组织中的空间支点 |
| (四)揭示者——“民族化”主题思想的揭示者 |
| 三、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美学追求 |
| (一)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美学特征 |
| 1.写实布景为民族化”内容服务 |
| 2.虚实结合达到“民族化”精神与形式的统一 |
| 3.现代手法的“民族化”尝试 |
| (二)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座基 |
| 1.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美学思想为理论基础 |
| 2.古都北京所独有的文化土壤为人文基础 |
| (三)焦菊隐对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影响 |
| 四、北京人艺舞台美术在“民族化”过程中的探索与演变 |
| (一)民族化”的不断探索(1952——1976) |
| (二) “民族化”的多元演变(1977——2012) |
| 1.第一种类型——对现实主义“民族化”风格的继承 |
| 2.第二种类型——对假定性和非幻觉继续尝试 |
| 3.第三种类型——西方美学与东方美学的碰撞 |
| 4.第四种类型——更具实验性、现代性的小剧场“民族化”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家国情理的再表达 ——论后期张爱玲的家族故事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文化心理转向与后期张爱玲的创作阶段演变 |
| 2.1 后期张爱玲创作的三个阶段 |
| 2.1.1 1955—1967:追梦·受挫·高产 |
| 2.1.2 1967—1971:驻校作家与研究员 |
| 2.1.3 1971—1995:重返中文读者圈 |
| 2.2 英文《自白》在后期创作转向中的位置 |
| 2.2.1 《自白》:对英语文学界的一次发言 |
| 2.2.2 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反思与回归 |
| 3 理性反思与传统继承中的主题及艺术风格演变 |
| 3.1 核心主题:情爱体验与母女关系 |
| 3.1.1 两种爱情模式:崇高与余情未了 |
| 3.1.2 “娜拉”现象的再言说 |
| 3.2 古典文学影响下的艺术风格转变 |
| 3.2.1 故事情节:传奇的消解 |
| 3.2.2 意象营造:淡化与深化 |
| 3.2.3 语言风格:简约与含蓄 |
| 4 后期家族故事反复书写的心理机制:晚清史与家国情 |
| 4.1 中英文反复书写家族故事 |
| 4.1.1 《金锁记》的四个版本 |
| 4.1.2 “自己的故事”:个人史与家族史 |
| 4.2 晚清民国历史的悲剧讲述 |
| 4.3 家与国:情与理的错置 |
| 4.3.1 重返边城:国族情感的唤醒 |
| 4.3.2 离散中的文化回归 |
| 4.3.3 情与理:错置中的文本生成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及其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价值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成果应用去向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国外钉子户问题研究 |
| 2.1.1 钉子户问题的内涵、表现及成因 |
| 2.1.2 钉子户行为逻辑：多视角分析 |
| 2.1.3 钉子户问题的危害及其校正 |
| 2.2 中国钉子户问题研究 |
| 2.2.1 钉子户问题的成因 |
| 2.2.2 钉子户及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分析 |
| 2.2.3 钉子户问题的校正 |
| 2.3 文献评价及研究切入点 |
| 3 钉子户事件的要素及统计特征 |
| 3.1 场景 |
| 3.2 主体 |
| 3.3 行为 |
| 3.3.1 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行为分析 |
| 3.3.2 钉子户行为分析 |
| 3.4 收场 |
| 3.5 本章小结 |
| 4 钉子户问题的制度性成因 |
| 4.1 征收权职能扩大化 |
| 4.1.1 征收权内涵及其发展 |
| 4.1.2 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及其表现 |
| 4.1.3 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和钉子户问题 |
| 4.2 征收权质态不清晰 |
| 4.2.1 征收权性质 |
| 4.2.2 征收权质态不清晰的表现：制度层面 |
| 4.2.3 征收权质态不清晰的表现：实务层面 |
| 4.2.4 征收权质态不清晰和钉子户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5 钉子户的行为机制 |
| 5.1 钉子户行为规律：定性分析 |
| 5.2 钉子户行为规律：定量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钉子户行为策略 |
| 5.2.3 钉子户行为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6 钉子户问题治理的基本逻辑及路径 |
| 6.1 钉子户问题治理的本土制度逻辑 |
| 6.2 钉子户问题治理的域外经验及其逻辑 |
| 6.2.1 私人项目：引入秘密购买代理 |
| 6.2.2 公共项目：引入征收权 |
| 6.2.3 突破困局的另类尝试：产权结构及治理创新 |
| 6.2.4 结论和启示 |
| 6.3 中国钉子户问题治理的路径选择：一个总括 |
| 6.3.1 征收权改革 |
| 6.3.2 产权创新 |
| 6.4 本章小结 |
| 7 钉子户问题治理的路径(一)：征收权改革 |
| 7.1 征收权性质界定：强化征收权的公权性质 |
| 7.1.1 公共利益的认定 |
| 7.1.2 强制性征收程序 |
| 7.1.3 公正补偿的实现机制 |
| 7.2 征收权职能疏解(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
| 7.3 征收权职能疏解(下)：引入国家购买机制 |
| 7.4 结论和讨论 |
| 8 钉子户问题治理的路径(二)：产权优化和创新 |
| 8.1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机制优化 |
| 8.1.1 集体土地所有权：一个概说 |
| 8.1.2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机制：实证分析 |
| 8.1.3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机制：优化设计 |
| 8.2 土地产权整合创新 |
| 8.2.1 “土地整合区”制度的法理基础 |
| 8.2.2 “土地整合区”制度的运行机制 |
| 8.2.3 “土地整合区”制度的比较优势 |
| 8.2.4 “土地整合区”制度的未来突破 |
| 8.2.5 “土地整合区”制度的辅助手段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8）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土地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中国土地中国情 |
| 二、赛珍珠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一) 本选题的学术价值 |
| (二) 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
| 四、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跨文化视阈中的“中国书写” |
| 第一节 赛珍珠的跨国生活和创作缘起 |
| 一、美国生、中国长的二元人生 |
| 二、赛珍珠的跨文化创作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一、中国形象——从“辉煌”滑向“暗淡” |
| 二、正负两极间的“中国形象” |
| 第三节 近代西方“再发现”文本中的“田园中国”书写 |
| 一、迥异的“再发现”文本 |
| 二、复苏的“田园中国”印象 |
| 第二章 赛珍珠对中国“土地意象”的多重阐释 |
| 第一节 “史诗”熔铸的“土地”情结 |
| 一、华夏“土地”的人文阐释 |
| 二、史诗描绘中的“乡土认同” |
| 第二节 赛珍珠小说“土地意象”的巡礼 |
| 一、三代人的生死场——《大地三部曲》中的土地悲欢 |
| 二、静态乡村律动下的激情——《母亲》中的土地诗意 |
| 三、一方“战斗的土地”——《龙子》中的土地呼唤 |
| 四、“桥”与“根”的观照——《同胞》中的土地回归 |
| 五、“角色”出演——感官聚焦下的生命沃土 |
| 六、“地母”的人间影像 |
| 七、原型的共鸣——“土地”的世界投影 |
| 第三章 土地文化史——中国农村文化的万象图 |
| 第一节 “土地之梦”的断裂和救赎 |
| 一、《大地三部曲》中家庭观念的变迁 |
| 二、《母亲》中的家庭危机和情感失落 |
| 三、变异与追寻——《龙子》中的战时家庭危机 |
| 四、《同胞》：两个世界的和美之梦 |
| 五、“家庭”意象的断裂和文本遗憾 |
| 第二节 疑信参半的“土地神”崇拜 |
| 一、敬神与渎神：《大地三部曲》中的人心变迁 |
| 二、质疑与挑战：“母亲”中的人性沉浮 |
| 第三节 埋骨黄土的救赎之梦 |
| 一、梦醒于生离死别之际——以《大地》为例 |
| 二、沉迷于丧仪“游戏”——以《儿子》为例 |
| 第四章 另类的“乡土文学”：一方土地,两种情怀 |
|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乡土引力 |
| 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 |
| 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 |
| 第二节 乡土中国：不一样的展示 |
| 一、乡村生态的深浅呈现 |
| 二、农民形象的色调差异 |
| 三、审美意趣的竖笛横吹 |
| 四、城乡守望中的风俗之变 |
| 五、人情、人性的悲喜渲染 |
| 六、创作意向的独辟蹊径 |
| 第五章 寻觅与建构：“文化边缘人”的对话 |
| 第一节 归属定位：矛盾与抉择 |
| 一、“乡土性”思考：非信仰的信仰执着 |
| 二、从“异乡人”到“文化边缘人” |
| 三、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文化边缘人”视角下的独特写作策略 |
| 第二节 “和而不同”架人桥：赛珍珠的多元文化身份建构 |
| 一、文化身份的寻觅和建构 |
| 二、前瞻与对话：文化和合主义 |
| 结语 |
| 一、本文的主旨回顾 |
| 二、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启发 |
| 三、基于本论文的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郭沫若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郭沫若诗人气质与翻译思想探因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国学修养 |
| 一、早期家庭教育打下坚实的母语和诗歌基础 |
| 二、传统文化夯实国学功底 |
| 第二节 狂飙时代造就激情奔放的诗人性格 |
| 一、内忧外患的国情使郭沫若忧国忧民 |
| 二、各种救国图强之路的探索使郭沫若激情奋进 |
| 三、时代冲击促成郭沫若浪漫气质 |
| 第三节 异域文化成就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和实践 |
| 一、东方文化扩大了郭沫若的翻译视野 |
| 二、西方文化为郭沫若的翻译注入了活力 |
| 第二章 创造社对郭沫若翻译的影响 |
| 第一节 创造社的成立及其翻译历程 |
| 一、创造社成立的背景 |
| 二、创造社的翻译活动 |
| 第二节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之争 |
| 一、争论的表现形式 |
| 二、论争的焦点 |
| 三、论争的影响 |
| 第三节 创造社对郭沫若翻译的影响 |
| 一、翻译选材注重浪漫主义作品 |
| 二、翻译动机强调创作冲动和激情 |
| 三、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 |
| 四、翻译过程中的情感感悟 |
| 第三章 郭沫若的翻译实践活动 |
| 第一节 诗歌翻译 |
| 第二节 小说和戏剧翻译 |
| 一、小说翻译 |
| 二、戏剧翻译 |
|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着作翻译 |
| 一、政治经济学着作翻译 |
| 二、学着作翻译 |
| 第四节 其他类型着作的翻译 |
| 一、《生命之科学》 |
| 二、《艺术作品之真实性》 |
| 三、《隋唐燕乐调研究》 |
| 第四章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
| 第一节 对“翻译的动机与意义”的阐释 |
| 第二节 “翻译的标准”观 |
| 第三节 “风韵译” |
| 第四节 对“重译与复译”的态度 |
| 第五节 媒婆处女论 |
| 第六节 译者的主体性 |
| 一、译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素质 |
| 二、译者能动性的发挥 |
| 三、译者的情感植入 |
| 第七节 论“古诗今译” |
| 第五章 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郭沫若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观点 |
| 第二节 郭沫若翻译与创作相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 |
| 一、五四运动 |
| 二、文学革命 |
| 三、文学翻译的高潮 |
| 第三节 郭沫若的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以《鲁拜集》和《雪莱诗选》为个案 |
| 一、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
| 二、郭沫若的诗歌翻译 |
| 三、《鲁拜集》、《雪莱诗选》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为个案,分析郭沫若的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10）夹缝中的抉择 ——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嬗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意义 |
| 第二节 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方法 |
| 第四节 “鸳鸯蝴蝶派”的命名与界定 |
| 第一章 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 |
| 第一节 “新小说”语境下鸳蝴派国族话语的沿袭与更替 |
| 一、早期鸳蝴派期刊的国族话语特征 |
| 二、“英雌”形象的嬗变 |
| 三、科幻小说中国族话语的嬗变 |
| 第二节 晚清小说政治话语的消解及其文学资源 |
| 一、晚清“新小说”政治话语的建构 |
| 二、晚清“新小说”政治话语的解构 |
| 第二章 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 |
| 第一节 觉世大文杂滑稽,唤醒人间百万迷 |
| 一、以觉世为旨归的戏讽话语方式 |
| 二、戏讽话语诞生的语境及作家体验 |
| 第二节 “共和”语境中的哭悼 |
| 一、断裂?哭悼的诗文·娱乐的小说 |
| 二、哀情小说背后的潜流与漩涡 |
| 第三章 怀旧与忘却：民初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分野 |
| 第一节 美学沉潜：“共和”语境远离中的怀旧与隐逸 |
| 第二节 滑落世俗：“共和”语境远离中的忘却 |
| 一、鸳蝴派全新创作范式的生成 |
| 二、裂痕：新老鸳蝴派作家的代际分野 |
| 三、统一：新老鸳蝴派作家的道德认同 |
| 第四章 沉落与勃兴：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内部更迭 |
| 第一节 多元面相并置的民初鸳蝴派 |
| 第二节 老派作家：古典文学世界的营构及其消解 |
| 第三节 新派作家：新的艺术世界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中国土地黑幕解构（论文参考文献）
- [1]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D]. 陈秋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复调合声与边缘逆写——张艺谋电影中的暴力美学[J]. 金明. 电影文学, 2020(23)
- [3]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D]. 赵苓岑. 南京大学, 2020(12)
- [4]北京人艺舞台美术“民族化”的探索与演变[D]. 闫冬. 云南艺术学院, 2020(12)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家国情理的再表达 ——论后期张爱玲的家族故事书写[D]. 陈莹. 宁波大学, 2019(06)
- [7]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及其治理[D]. 陈箫. 浙江大学, 2016(10)
- [8]赛珍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土地主题”研究[D]. 魏兰.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9]郭沫若翻译研究[D]. 谭福民.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4)
- [10]夹缝中的抉择 ——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嬗变论[D]. 鲁毅. 山东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