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张晶[2]（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孙莹[3]（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研究》文中提出
王赛[4]（2021）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文中指出
孙前[5]（2021）在《我国绿色财政指数构建及对环境质量影响实证研究》文中提出
高波[6]（2021）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我国经济活力,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也在我国企业升级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发展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经营绩效不断向好,但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论文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经营绩效进行概述,帮助企业合理利用外资,不断提高经营绩效,获取更高收益。
曹文婷[7]（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阮一也[8]（2021）在《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文中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逻辑。在此过程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承担着以创新破题、用实践检验的重任,而外商资本流入及其相关表现成为评估政策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探究二者关系对于新时期利用领先的对外窗口连接世界市场,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中国外资流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设立对中国外资流入的作用是正向且显着的,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高劳动资本比率及外资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传导机制包括企业的税收减免和贸易协同、区域的交通便利和产业集聚。通过这些途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得以节约,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形成了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和容纳力;区域在充分竞争与合作的情况下逐步建立起特有优势,也将受到全球资本的追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杭州综合保税区的演变和区域内外资企业的发展,介绍各项优惠政策和开创之举,抓取杭州范例证明以促进高水平贸易与投资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建设成效卓着。针对此,建议推动特殊区域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变革,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原有的功能定位和政策设计已难以适应新阶段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需求。在聚力“六稳”“六保”的关键节点,应找准海关监管重心,拓展海关监管时空,积极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制度创新,加强成果提炼,帮助其扮演好“自由试验区的实验室”这一角色。只有通过研究政策组合、试点实施以及监管落地,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投资环境,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
赵永斌[9]（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剑锋[10]（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加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绩效概述 |
| 2.1 实际利用外资 |
| 2.2 企业经营绩效 |
| 2.3 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 |
|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现状 |
| 3.1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趋于减弱 |
| 3.2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过于集中 |
| 3.3 利用外资很难获得核心技术 |
| 4 企业在外资影响下提高绩效的对策 |
| 4.1 提高企业自身吸收能力 |
| 4.2 积极促进国内外企业合作 |
| 4.3 制定利用外资长期战略 |
| 4.4 增强对企业的针对性投资 |
| 4.5 完善投资管理制度 |
| 4.6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 5 结语 |
（7）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不足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置研究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前置研究 |
| 2.2.1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概念 |
| 2.2.2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实现方式 |
| 2.2.3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举措 |
| 2.3 经济功能区的前置研究 |
| 2.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前置研究 |
| 2.4.1 自贸试验区的效应研究 |
| 2.4.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现状分析 |
| 3.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动态 |
| 3.1.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概念 |
| 3.1.2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状 |
| 3.1.3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演变 |
| 3.1.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特征 |
| 3.2 中国利用外资现状 |
| 3.2.1 中国外商投资概述 |
| 3.2.2 外商投资经济运行情况 |
| 3.2.3 外商投资来源分布 |
| 3.2.4 外商投资结构分布 |
| 4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对中国外资流入的影响机制 |
| 4.1 企业层面 |
| 4.1.1 税收减免视角 |
| 4.1.2 贸易协同视角 |
| 4.2 区域层面 |
| 4.2.1 交通便利视角 |
| 4.2.2 产业集聚视角 |
| 5 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中国外资流入的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处理 |
| 5.3 变量设定 |
| 5.4 描述性统计 |
| 6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 分样本回归 |
| 6.2.1 不同地区企业 |
| 6.2.2 不同行业企业 |
| 6.2.3 不同所有制企业 |
| 6.3 机制检验 |
| 6.3.1 企业层面 |
| 6.3.2 区域层面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动态滞后性检验 |
| 6.4.2 安慰剂检验 |
| 6.4.3 更换企业吸引外商投资衡量方法 |
| 7 案例分析——杭州综合保税区的蜕变与外资的成长 |
| 7.1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1.0 时代 |
| 7.2 杭州综合保税区——2.0 时代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税制轻简化和便利化 |
| 8.2.2 促进区港联动化和一体化 |
| 8.2.3 培育区域生态化和智能化 |
| 8.2.4 致力政策示范化和高效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加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张晶. 山东大学, 2021
- [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研究[D]. 孙莹. 辽宁大学, 2021
- [4]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D]. 王赛. 山东工商学院, 2021
- [5]我国绿色财政指数构建及对环境质量影响实证研究[D]. 孙前. 吉林财经大学, 2021
- [6]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分析[J]. 高波.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 2021(07)
- [7]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8]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外资流入 ——基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研究[D]. 阮一也. 浙江大学, 2021(10)
- [9]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10]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