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新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刘作奎,李清如[1]（2021）在《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该文以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的投资为例进行分析和研究,详解中国为何遇到的海外障碍较多,而日本如何妥善规避了诸多障碍。文章认为,中国多采取政策驱动、企业跟进、市场导向和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模式,而日本则强调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扶助和本土化、融入当地产业链为主的发展模式。两种发展模式的取向与本国治理模式紧密相连,受到的外部阻碍也呈现显着差异。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模式以及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和挑战,提炼日本的做法和经验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最后对优化和完善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提出若干启示性建议。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沈丁心[3]（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李园园[4]（2021）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俄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2019年双方领导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区合作是中俄关系十分重要的部分,远东地区更是由于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丰富等原因在中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远东地区开发已有长期历史,但是在普京第三任期执政以来,随着东进战略的加速实施,远东大开发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本文以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本轮远东地区开发的背景、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对中俄地区合作产生的影响。俄罗斯为开发远东先后出台了多版规划与纲要,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普京第三任期前后的远东开发政策进行对比,认为第三任期以前的远东开发政策存在发展目标模糊、缺乏统筹管理机构、对外开放水平低等问题。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在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加强远东地区交往等方面实施了系列开发政策,本文认为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了注重制度规范化保障、明确开发重点、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特点。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意义重大,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除远东地区本身发展潜力外,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加快远东开发也是为了执政期内“突破性发展”目标的实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制裁不断加剧,俄罗斯在西方的生存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一定程度上被迫转向东方,加之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更是加快了东进的步伐,加快了远东地区开发。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开发政策为中俄地区合作提供了优先合作方向。充分运用联邦政府出台的有利政策,双方可在经贸、能源、农业和人文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但是,也不可忽视中俄地区合作中面临的消极因素。日韩积极参与远东地区开发,三个国家在远东地区的竞争加剧,需妥善应对。此外,中国威胁论在远东依然盛行,如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也是中国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问题。最后运用案例分析法,以贝加尔湖水厂项目为例,分析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应对措施。
周叶华[5]（2021）在《中美欧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欧盟新产业战略分析》文中指出当前,国际格局持续变化。一方面全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欧美国家内部社会撕裂,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同时,中国经济崛起带给西方国家危机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在疫情影响下加速改变世界经济的运行。多重因素下,欧盟决策层更新了欧盟产业战略,意图通过建立独立的高端制造业体系,来促进欧盟在新兴尖端技术上摆脱对域外国家的依赖,从而构建欧盟在数字、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战略自主权”,以欧盟维护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欧盟产业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剧大国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加强。本文主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欧盟新产业产业战略的内容架构。第二部分是核心章,分析欧盟产业战略的决策动因,分为内外两个层面。在外部层面上,美欧矛盾和中欧产业与技术竞争加剧是主要动因。美欧矛盾集中于双方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选择、科技巨头数据垄断等问题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上升、中欧在第三市场上的竞争、疫情下中欧产业合作面临挑战是主要动因;在内部层面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亟待缩小、单一市场的标准化体系亟待建立、成员国和工商业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诉求是主要动因。第三部分是新产业战略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将对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变化、中美战略竞争中欧洲的战略选择、在贸易投资领域和技术竞争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挑战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贺孝康[6]（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研究指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闫晓燕[7]（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曹冰[8]（2021）在《中国电商企业欧洲发展战略研究 ——以阿里巴巴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电子商务起源于于上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于本世纪初,如今也是风头正盛、势不可挡。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跨境电商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驱使电商企业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跨境电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红利期,而中美贸易冲突不断激化,基础设施完善、消费能力高、政治社会相对较为稳定的欧洲市场成为了中国电商企业的新目标,但欧洲进入门槛较高,行业监管严格,对大部分中国电商企业来说也是充满未知与风险的所在。因而对电商企业欧洲发展战略研究能够为那些正在或即将进行欧洲市场拓展的中国电商企业,实现向跨国公司的转型、参与到欧洲市场份额的竞争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与借鉴。本文先从宏观层面入手,对中国电商企业的发展状况、国内政策环境加以概述,而后对中国电商企业的目标市场——欧洲电商市场的宏观市场环境与行业竞争环境加以分析。再转向微观视角,聚焦阿里巴巴欧洲发展战略,深入分析其战略的主要内容、实施保障与实施效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阿里巴巴通过由点及面、层层渗透的低成本方式进入欧洲市场,避免与当地企业的正面冲突,以互利共赢的寻求合作者形象“润物细无声”地开拓市场;进入市场后持续创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持续调整策略与业务重点。除此之外,阿里巴巴在欧洲复制了国内的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尽可能地扩展业务触角,发展互补互利业务,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阿里巴巴仍需加强在欧洲市场的品牌与形象建设。基于阿里巴巴欧洲发展战略的经验,针对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发展面临的企业内部建设、产品服务、合规问题以及政治风险问题,本文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于电商企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健全有关跨境出口电商的法律体系,加快与国际对接,降低电商企业的行政与合规成本;联合国内外高校、企业重点培育跨境电商人才;大力发展电商外交,联动国家机构、政府以及企业促进电商交易中的政策沟通、制度构建与国际化业务拓展,为中国电商企业“出海”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而企业应从巩固内部建设出发,灵活调整组织架构、重视人才挖掘与人才培养、贯彻落实匹配战略的企业文化,为战略实施坚实保障;在实施战略时应循序渐进,保持谨慎态度,优先推进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合作;通过持续创新、强化内部能力及与外部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法律意识,规范国际化经营;采取多种策略加强品牌建设及形象建设。
贾美超[9]（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的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研究 ——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近些年来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现今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欧盟开始愈加强调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内的经济竞争。而港口作为一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不仅具有经济属性,也具有明显的战略属性,使得欧盟核心决策机构对于中国在欧洲区域内不断增加的港口投资建设活动愈加担忧和疑虑。中国企业在欧洲区域内的港口投资建设活动主要集中于地中海沿线的欧洲国家,它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助于对欧盟核心决策机构认知和态度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究。本文首先阐释了地缘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建设这一实践的内在联结,介绍了该理论的适用性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现的新发展。紧接着聚焦于中国企业在地中海区域内开展的港口投资建设活动,对于相关港口项目的情况和投资建设的动因进行了概述,有助于了解中国企业参与相关港口投资建设活动的发展态势和目标意图。之后以中国企业与相关合作方共同选取的投资进入模式为切入点展现双边港口投资建设合作项目产生的地缘经济成效。这些地缘经济成效既是双边合作顺利达成的影响也是合作持续推进的动力。再者本文重点介绍了作为直接相关方的欧洲方面对于中国企业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参与港口投资建设活动的态度和认知情况,结合欧洲概念具有的多重性,将其划分为主要合作对象国与欧盟核心决策机构两部分,介绍它们的差异所在和总体特点。可以看出,欧盟核心决策机构作为超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战略担忧心态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对欧盟核心决策机构担忧心态的具体表现进行论述,并指出这种担忧心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欧之间存在着地缘经济理念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直观表现为双方对港口所具有的经济和地缘属性的关注重点不同。中国谋取的是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市场中的经济收益,而欧盟核心决策机构担心的则是由其带来的地缘战略影响的冲击。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的港口投资建设活动,本文在运用理论的基础上也加入了具体的案例,为进一步解答核心问题做下了铺垫。最后,在对核心问题进行解答后,本文尝试为中欧之间推进以港口为依托的地缘经济合作提出相应的对策。主要从涉及的主体角度入手,指出中国政府今后应重点加强与欧盟核心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对接,中国企业要进一步实现参与类型的多样化和进入方式的灵活化,产生更多能够扩散到欧盟层面的新的功能性外溢。与此同时,中国要兼顾欧洲具有的“多重性”和“整体性”特点,积极利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对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的反作用,借助于第三方市场合作跳脱出地中海区域的限制,为在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管理和指导下的中欧地缘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田野[10]（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二、日本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新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新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情况比较 |
| (一)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
| 1.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
| 2.日本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
| (二)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地区分布情况 |
| 三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模式特点比较 |
| (一)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模式特点 |
| (二)日本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模式特点 |
| (三)中日模式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
| 四 中日在中东欧地区投资面临不同情况的原因分析 |
| (一)从治理模式角度看，中国和日本经济治理模式的差异体现在政策层面就是是否同欧盟规则对接 |
| (二)从技术层面讲，日本通过本土化和产业链融入政策解决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的企业则面临本土化不足的挑战 |
| (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盟和美国也有意拉拢日本来围堵中国 |
| 五 中国和日本在中东欧投资的几点启示 |
| (一)在进入国际市场包括中东欧市场方面，中国应多学习日本的经验 |
| 1.深入当地生产网络，拓展产业链和供应链 |
| 2.以先进技术和理念作为支撑 |
| 3.国家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 |
| (二)抓住机会利用好中日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保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既要用好日本的经验，也要规避相应的风险 |
| (四)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在融入西方世界体系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地区与地区发展 |
| 二、一区一港 |
| 三、“向东看”战略 |
| 第二节 理论概述 |
| 一、地缘经济学理论 |
| 二、中心—边缘理论 |
| 第二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 |
| 第一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背景 |
| 一、远东地区开发的意义 |
| 二、普京第三任期以前的远东开发政策评价 |
| 三、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东进战略中的远东地区定位 |
| 第二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举措 |
|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
| 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
| 三、扩大远东地区对外开放 |
| 第三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特点 |
| 一、注重规范制度化保障 |
| 二、明确开发重点 |
| 三、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 第三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普京政府“突破性发展”目标与远东地区开发 |
| 一、普京政府的“突破性发展”执政目标 |
| 二、远东地区发展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
| 第二节 俄罗斯在西方战略围堵下寻求发展空间 |
| 一、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美关系 |
| 二、乌克兰危机后的俄欧关系 |
| 第三节 亚太新一轮力量整合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 |
| 一、亚太地区蓬勃发展 |
| 二、俄罗斯积极融入亚太地区 |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远东地区周边国家的防范心理 |
| 第四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对中俄地区合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俄深化地区合作的方向 |
| 一、经贸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
| 二、能源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
| 三、农业领域合作优势互补 |
| 四、人文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中俄地区合作中消极因素及应对 |
| 一、积极应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威胁论 |
| 二、妥善处理当地环境保护问题——以贝加尔湖水厂为例 |
| 三、合理应对日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竞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美欧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欧盟新产业战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理论视角与论文结构 |
| 一、区域层面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欧盟“战略自主” |
| 二、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欧盟新产业战略内容架构 |
| 第一节 2017年容克欧委会新产业战略内容框架 |
| 一、容克委员会新产业战略关注的重点领域 |
| 二、容克委员会实施产业战略拟采取的手段 |
| 第二节 2020年冯德莱恩欧委会新产业战略内容框架 |
| 一、欧盟委员会决策层的战略愿景 |
| 二、欧盟产业转型的基础因素 |
| 三、强化欧洲工业和“战略自主” |
| 四、新的治理模式:合作伙伴关系 |
| 第二章 欧盟新产业战略的决策动因 |
| 第一节 大国竞争层面,中美欧竞争加剧 |
| 一、美欧同盟关系波动引发欧盟战略焦虑 |
| 二、中欧经济、技术等各领域竞争性增强 |
| 第二节 欧盟内部层面,成员国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推动新产业战略出台 |
| 一、欧盟成员国对产业战略的利益诉求 |
| 二、欧盟利益集团希望欧盟强化产业战略决策 |
| 第三章 欧盟产业战略转型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欧盟在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上更偏向竞争 |
| 第二节 欧盟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战略自主性 |
| 第三节 欧盟产业战略推行使中欧在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多于合作 |
| 第四节 欧盟产业战略可能带来中欧在贸易与投资上层面的冲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史中的霸权战略 |
| 二、研究问题:霸权战略的迷思 |
| 三、注定一战?霸权战略的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霸权战略及其解释逻辑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崛起国:定义、测量与经验证据 |
| 第二节 霸权战略:结构条件、中间变量与战略工具 |
|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设计 |
| 第二章 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略(1585-1598) |
| 第一节 战争之前:西班牙霸权及其挑战 |
| 第二节 选择战争:西班牙的“英国大业” |
| 第三节 第三方力量制约:再也无法实施的入侵 |
| 第三章 削弱: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83-1991) |
| 第一节 占优的霸权:美国在1970-80 年代 |
| 第二节 削弱苏联:“里根主义”的出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对苏削弱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同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1996-2016) |
| 第一节 霸权优势:美国的“单极时刻”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的延续与失败 |
| 第五章 绥靖:英国对德国的战略(1932-1939) |
| 第一节 霸权衰落:英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战略 |
| 第三节 有比绥靖更好(合理)的战略吗? |
| 第六章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第一节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中国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件 |
（7）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8）中国电商企业欧洲发展战略研究 ——以阿里巴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中国电商在欧洲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电商企业在欧发展支持政策 |
| 小结 |
| 第二章 目标市场——欧洲电子商务市场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市场环境分析 |
| 第二节 行业竞争环境 |
| 小结 |
| 第三章 阿里巴巴在欧洲的发展 |
| 第一节 阿里巴巴集团概况 |
| 一、阿里巴巴集团简介 |
| 二、阿里巴巴集团发展历程 |
| 三、阿里巴巴集团全球投资情况 |
| 第二节 阿里巴巴欧洲发展战略分析 |
| 一、欧洲发展历程 |
| 二、进入欧洲市场动因 |
| 三、在欧发展战略目标 |
| 四、进入欧洲市场的战略选择 |
| 五、国际化战略选择 |
| 六、市场营销战略 |
| 七、非市场战略 |
| 第三节 阿里巴巴欧洲发展战略的实施 |
| 一、战略实施保障 |
| 二、战略实施效果 |
| 第四节 阿里巴巴欧洲发展战略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电商企业在欧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电商企业在欧发展建议 |
| 一、政府层面 |
| 二、企业层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阿里巴巴海外投资情况一览 |
| 附录2 阿里巴巴欧洲发展历程 |
| 附录3 阿里巴巴文化与价值观 |
（9）“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的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研究 ——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回顾 |
| (一) 关于中国在地中海角色和影响力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在欧洲国家进行港口投资建设的研究 |
| (三) 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欧洲的认知和态度研究 |
| (四) 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和本文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五、研究内容与基本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地缘经济学与中国海外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的内在联结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学 |
| (一) 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源头 |
| (二) 地缘经济学融入国际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海外港口投资建设的新理解 |
| (一) 已有地缘经济学理念的类型划分 |
| (二) 中国特色的合作型地缘经济新理念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地中海投资建设港口情况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港口项目的特点 |
| (一) 项目投资数额及持股比例 |
| (二) 中国企业的参与类型及变化 |
| (三) 港口合作方及地理分布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投资建设的动因 |
| (一) 经济危机后欧洲市场港口投资建设需求增长 |
| (二) 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与地中海的区域优势 |
| (三) 国家的政策支持与企业责任感提升 |
| 第三章 中国开展港口投资建设的进入模式及其地缘经济成效 |
| 第一节 中国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的进入模式选择情况 |
| (一) 中国企业进入模式的类别划分 |
| (二) 中国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过程及合作点 |
| 第二节 中国与沿线欧洲国家合作模式选择的地缘经济影响 |
| (一) 控股经营: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化 |
| (二) 多元收购:双边外交关系的助推器 |
| (三) 联合投资: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试金石 |
| 第四章 欧洲对中国在地中海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的态度和反应 |
| 第一节 欧洲概念的多重性 |
| (一) “多层欧洲”的形成与发展 |
| (二) 欧洲在港口投资建设活动中的多重参与 |
| 第二节 欧洲的多重心态和反应差异 |
| (一) 港口投资建设合作国的态度和反应 |
| (二) 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的态度和反应 |
| (三) 不同主体认知与回应的总体特点 |
| 第五章 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竞争性担忧心态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层面的地缘经济战略及其特点 |
| (一) 欧盟地缘经济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
| (二) 欧盟地缘经济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欧盟对中国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的地缘战略担忧 |
| (一) 欧盟区域组织管理权威受到冲击 |
| (二) 内部分化加剧导致区域一体化倒退 |
| (三) 中国发展模式的传播引发制度冲击 |
| 第三节 中欧地缘经济理念的差异性加剧欧盟竞争心态 |
| (一) 中国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的外溢功能性逻辑 |
| (二) 欧盟核心决策机构强调地缘的经济竞争性逻辑 |
| (三) 中欧对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的关注重点偏差 |
| 第六章 推进以港口为依托的中欧地缘经济合作 |
| 第一节 加强与欧盟层面的沟通与对接 |
| (一) 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沟通与对接 |
| (二) 中国企业主动学习和对接欧盟标准 |
| 第二节 推动中国企业参与的多元化 |
| (一) 中国企业参与类型的多样化 |
| (二) 中国企业进入方式的灵活化 |
| 第三节 注重“整体欧洲”的平衡利用 |
| (一) 利用成员国对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的反作用 |
| (二) 加强与欧盟核心决策机构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日本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新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和日本对中东欧投资的比较研究[J]. 刘作奎,李清如. 欧亚经济, 2021(06)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4]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D]. 李园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5]中美欧战略竞争背景下的欧盟新产业战略分析[D]. 周叶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7]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8]中国电商企业欧洲发展战略研究 ——以阿里巴巴为例[D]. 曹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9]“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地中海沿线欧洲国家的港口投资建设行为研究 ——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D]. 贾美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2)
- [10]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