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峡两岸票据立法体例及票据种类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俣璇[1]（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鄢焱[2]（2019）在《民事诉讼自认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自认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但因长期深受苏联学说和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观影响,加之规定出台较晚,我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自认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基本法理作较为全面的探讨,并立足我国大陆地区自认制度的现实状况,针对其中的主要问题点作出理论回应。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演进论。自认制度至迟在古罗马时期即已出现雏形,但现代意义的自认制度则诞生于19世纪的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另一代表国家的日本,其自认制度则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古代中国虽存在形似自认的制度,但现代意义的自认制度入法则肇始于清末修律,并历经修改转化为了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只在司法解释层面规定了自认制度,不过业已体现出向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制度与学理靠拢的趋势。第二章是性质论。在德国普通法时期即有罗马法源说和事物本性说两大阵营的论争,《德意志帝国民事诉讼法》最终采纳了前者中“通过证据放弃引起的系争权利处分”的观点。之后崛起的真实（观念）表示说与各类意思表示说继续对峙,并对学界产生深刻影响。现在,真实（观念）表示说、意欲表示说与双重属性说在德国呈三足鼎立之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观念表示说是通说,但各类意思表示说已成为有力说。我国大陆地区曾深受苏联证据说的影响,但该影响正在消除。立足域外的学理论争,结合我国大陆地区的现行规定与现实需要,宜将自认的法律性质解为真实表示的诉讼行为。第三章是要件论。自认成立宜采四要件说。针对对象要件,其原则上应为主要事实,但针对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事实、不可能的事实以及习惯,仍存在通说的否定说和肯定（部分肯定）说的对立。针对场合要件,自认在言词辩论中成立而不在诉讼外或当事人询问中成立得到普遍认可,但在准备书状以及准备程序中是否成立则存在观点对立。针对一致要件,针对先行自认存在通说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通说认为成立需经过援用;针对等价值陈述理论,学界尚有较大争议;针对附限制的自认和附理由的否认,通说认为陈述一致部分成立自认。针对不利益要件,学界存在败诉可能性说、证明责任说、不利益要件不要说、先行自认调整说和个案判断说等观点,一般认为证明责任说是德国通说,而败诉可能性说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在我国大陆地区,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事实、不可能的事实和习惯应解为不能成为自认对象;要厘清诉讼外自认的范围,当事人询问中不成立自认,审理前的准备中成立自认无需“谦抑性”;不知或不记忆陈述不宜规定为得成立自认,应归入拟制自认范畴;宜采证明责任说来识别不利益要件。第四章是效力论。宜采审判排除效、撤回限制效和证明不要效的三效力说。应将辩论主义解为审判排除效的根据,同时宜将辩论主义下基于信赖保护的禁反言解为撤回限制效的根据,以辩论主义下审判排除效与撤回限制效的联动作为证明不要效的根据。立足我国大陆地区的现实与域外的学理分析,针对作为诉讼要件判断基础之事实的自认,除抗辩事项外,其他均应否定其效力;其他特殊情形则根据现行规定与程序原理来具体分析自认的效力;针对不真实自认,应进行类型化解构并具体分析,运用默示撤回与主张撤回的理论也可以对法官心证与自认不符做出合乎自认制度基本法理的一定解释。第五章是撤回论。针对一般情况下自认的撤回,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并不一致,学界也存在“不真实+错误”二要件说、仅将证明不真实作为要件说、仅将证明错误作为要件说、错过时机的攻击防御方法制约说等不同观点,我国大陆地区宜采仅将证明不真实作为要件说的立场。应针对主张与否认的具体情形来判断其撤回是否构成自认的撤回。针对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撤回,我国大陆地区可以参照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来重构排除非法型撤回;在即时径行撤回中应增加自认成立时与任意的当事人变更与辅助参加中的情形。第六章是特殊对象论。针对间接事实的自认,大体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的对立,同时还有附条件的肯定说、重要间接事实说、折中说等主要学说流派,我国大陆地区宜采否定说的立场。针对辅助事实的自认（主要针对书证的真实性）,存在否定说、肯定说、折中说、区别对待说、修正的否定说等观点,我国大陆地区宜采修正的否定说立场,即将形式上针对辅助事实而实质上针对主要事实的自认解为本来意义上的自认。针对权利自认,就先决性的法律关系而言,存在全面的否定说、附限制的否定说、部分效力肯定说、附限制的肯定说与全面的肯定说的对立;就不特定概念而言,则存在成立权利自认抑或事实自认的分歧;就使用日常法律概念概括表述具体事实而言,通说认为成立事实自认。我国大陆地区宜采附限制的肯定说,并严格限制权利自认的范围和效力。
屈舒阳[3]（2018）在《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文中研究指明刑事没收制度是国家以强制力剥夺犯罪人或第三人所有的,与犯罪有密切关系之特定财物,并收归国库所有的相关法律原则与规则。台湾地区“立法院”在2015年12月30日公布了刑事没收新制,其内容涉及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客体范围、主体对象等诸多方面。台湾地区的此次修法标志着刑罚、保安处分与刑事没收制度“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形成。虽然,没收新制受到了许多质疑,但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制度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形成了系统且完整的规范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惩治犯罪的积极效果。反观祖国大陆的刑事没收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直接影响到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通过对100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样本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因陋就简、各行其是,对与犯罪密切相关之财物的认定与处理极为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基于此,本文以法教义学为分析视角,主要从实体法的层面围绕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与大陆现行刑事没收制度进行比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以实现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与合法财产秩序的维护,并发挥刑事没收制度惩治犯罪之功效。本文采用总分结构。第一部分是刑事没收制度的总论研究,其包括了前三章的内容,主要是对刑事没收制度相关基础性理论的分析与探讨。第二部分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分论研究,其包括了后四章的内容。刑事没收制度实际效用的发挥体现在国家对具体客体的剥夺与处理上,因此,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分别针对不同没收客体的分析与讨论。此四章的行文逻辑基本相同,以概念的界定与特征的总结为前提,明确对不同客体的认定方法,在此基础之上逐一分析没收不同客体的正当性基础及其法律性质。通过对两岸相关刑法没收规范的比较,发现大陆在没收具体客体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借鉴台湾地区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来完善大陆的刑事没收制度。第一章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基础理论。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刑事没收制度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为巩固立论之根基,应保证在同一语境之下对刑事没收制度展开比较研究,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事没收制度进行了梳理和阐明。从没收财产刑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已经完成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被世界上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和地区予以废除,现行刑事没收制度仅指特别没收。在明确刑事没收制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刑事没收制度产生的理论渊源、价值取向以及合宪性基础三个方面来论证刑事没收制度的正当性。通过对两岸刑事没收制度历史沿革的比较,展现两岸刑事没收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与价值选择,从而夯实镜鉴之根基,避免制度移植后的“排异反应”。第二章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架构是由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客体范围、主体对象、前提条件及法律效果组成,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密切相关。通过对相关核心内容的比较,能够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制度所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差异背后所展现的制度优劣。第三章是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总体展望。刑事没收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且庞大的工程。鉴于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制度的发展趋势,大陆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修正与完善。在实然的层面上,从刑事制裁体系“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的合理性分析出发,明确大陆当前“有实无名”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基本态样,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大陆构建“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在应然的层面上,大陆刑事没收制度的构建还需要处理和协调好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刑事没收制度内部规范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违禁物的没收。违禁物是整个法律体系通用的概念,违禁物是在相应客观条件之下,依其性质或状况,对公民、社会以及国家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违禁物的危险性是其本质特性,违禁物没收的核心在于其自身危险性的认定上。因此,违禁物的没收并不依赖于刑事不法行为的存在,应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对违禁物没收应当注重对无违禁情形第三人的保护。由于违禁物具有易变性,在违禁物同其他客体发生冲突与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违禁物的没收。第五章是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大陆语境下的供犯罪所用之物包括了犯罪预备之物,但不包括犯罪行为结束之后所用之物。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应当采用“直接专门”理论,供犯罪所用之物是专门用以实行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具有直接关联的物品。除违禁物以外的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被用于犯罪以前属公民合法所有之财物。由于公民对财产权的滥用,违背了使用财物的社会义务,从而使合法所有的财物不再具有正当性,并被纳入职权没收的范畴。在“责任能力为责任要素”的观点下,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应以故意犯为限。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会牵涉到相关物权理论的内容,相关问题应当在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和维护财产秩序的基本立场下进行处理。为防止刑事没收的法律效果受到规避,还应当建立没收及其替代措施的双层体系,并规范没收用语。第六章是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犯罪所生之物是伴随于犯罪行为与犯罪成本的物理上的衍生物,其自始就不具有正当性,应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大陆刑法没收规范并未明确对犯罪所生之物的具体处理方式,但是,与犯罪所生之物同质的一般违法行为所生之物的处理方式却存在着明确的规定。大陆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所生之物的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台湾地区对犯罪所生之物与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同等对待明显忽略了两者不同的特性,应当在检讨与反思的基础上制定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规范。第七章是犯罪所得的没收。大陆“违法所得”的表述是由“定性+定量”的刑法立法模式所决定,但就实际效果而言,“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并不存在差异。犯罪所得是犯罪行为人因犯罪行为而取得之财产性利益,既包括了直接财产性利益,也包括了部分间接财产性利益。“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财物违背了财产权取得之界限,自始不具有正当性,应当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综合考量“总额原则”与“净额原则”适用的利弊,犯罪所得中的犯罪成本也应当纳入没收的范围。犯罪所得的没收可以被定性为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以回复合法的财产秩序。通过对“履行型”、“挪移型”、“代理型”三种案件类型的分析,明确对第三人犯罪所得没收的具体情形。明确界定被害人的范围,在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与被害人回复请求权保护的优先顺序上进行分析并作出选择。推定犯罪所得是高度怀疑相应财物源自于犯罪行为,但事实上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应的财物与哪一犯罪行为存在具体的关联。推定犯罪所得的没收在惩治犯罪的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其正当性也备受质疑。在纾解了推定犯罪所得没收同无罪推定原则之冲突的基础上,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以及规范层面分析大陆借鉴推定犯罪所得的可行性,并对推定犯罪所得没收的适用进行严格的限制。
毛术文[4]（2018）在《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完善的支付清算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而清算法律体系则是保障清算安全、高效进行的法律制度基础。为此,本文从人民币国际化及发展趋势、清算模式考察出发,以安全、高效的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主要法律问题为主线,在分析借鉴美国、欧盟主要货币国际化经济体和国际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清算法律制度基础上,研究建立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第一章主要从美国、欧盟为适应其货币国际化建立的清算体系和法律制度总体考察出发,对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的构造及其相关主要法律问题进行了识别。在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的构造上,我国需以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代支付系统为基础,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推动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发展。在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构造中主要法律问题的识别上:为适应人民币充分国际化的清算需求,我国需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构思和布局,其中,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体系构造是面临的首要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清算需借助国际代理行机制、资金划拨机制进行,为确保人民币清算资金划拨安全、高效进行,需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对相关当事人权利、义务提供确定性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用于转账结算的支付系统运行面临的两大基本风险,结算最终性制度和抵押品制度在两大基本防范风险中具有关键作用,且需要系统的法律变革,才能使其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支付系统是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的核心,存在风险的负外部性、战略重要性以及市场集中与垄断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对支付系统特别是具有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监管。第二章从国际认可、切合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对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需法律体系,在学界首次从“通用法律”和“专用法律”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构思和归纳分析,为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具体法律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及逻辑框架。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需的通用法律主要包括财产法和合同法、银行法、公司法、破产法、抵押品法律、数字签名法及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专用法律主要包括支付工具的法律、支付系统的法律、支付监管的法律等。我国现有的一些通用法律制度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和之外的历史背景和因素出台的,在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需要方面还有所欠缺;而专用法律存在完整性欠缺、效力性偏低、系统性不够等问题。我国需坚持通用法律和专用法律协调并重、当前与长远兼顾、市场主导与政府推动结合、国内法律与国际标准衔接的原则,修订通用法律,完善专用法律,不断健全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体系。第三章主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清算资金电子划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结合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案例,本章对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权利义务调整的主要国际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有益的启示:制定专门立法并及时修订完善;以效率、安全、公平为价值取向;法律适用遵循意思自治优先和最密切联系为辅的原则;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的统一化趋势。目前我国人民币清算资金电子划拨当事人权利义务调整存在相关立法内容局限,法律效力层次低,相关规定分散等问题。为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清算需要,我国应制定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的单行法,这样相较于对大、小额电子资金划拨综合立法,立法风险小,技术难度低。在具体内容和制度建构上,应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资金划拨、支付命令、安全程序等核心概念,建立权利义务开始时间、瑕疵支付命令的处理、跨境法律适用等权利义务配置的核心规则以及资金划拨风险的责任分担机制。第四章对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的结算最终性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在对美国、欧盟及相关国际机构结算最终性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总结出适应货币国际化的结算最终性制度要素主要包括:健全的结算最终性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的结算最终性具体制度建构、明晰的结算最终性时刻规定、破产法与结算最终性密切关系的处置。而我国当前通用法律方面豁免于“零点法则”的制度尚未建立,专用法律方面结算最终性规则法律位阶低、有关结算最终性的标准有待进一步明确,不适应人民币充分国际化清算的需要。我国完善结算最终性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一是夯实结算最终性通用法律制度基础。完善《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避免目前“零点法则”的含糊不清对支付系统结算最终性的影响;在未来民法典合同编中,对净额结算协议等金融交易的结算最终性进行特别规定。二是完善结算最终性专用法律制度保障。提升结算最终性制度的专用法律层次,在《支付系统管理条例》中明确结算最终性,在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立法中明确“接收人终结规则”和“轧差有效性规则”。在支付系统规则层面,细化结算最终性的制度规定。第五章对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抵押品制度进行探讨。从美国、欧盟支付清算体系中抵押品管理主要实践及相关国际机构的主要规定梳理分析入手,本章提炼出适应货币国际化的支付清算体系中抵押品制度要素:健全的抵押品法律框架、广泛的合格抵押品种类、严格的合格抵押品要求、统一高效的抵押品运用。目前我国与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相关的抵押品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抵押品高效管理的通用法律基础存不足、专用法律制度欠完善。完善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抵押品制度的主要路径包括:完善支付清算抵押品通用法律基础,确认让与担保的法律地位,构建高效的抵押品处置法律安排;完善支付清算抵押品专用法律基础,构建中央银行抵押品统一管理框架,扩大合格抵押品法定范围,将信贷资产、境外抵押品列入合格抵押品范围,明确合格抵押品法定标准,完善抵押品估价、托管与处置机制。第六章主要对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支付系统的监管进行研究。在对支付系统监管的国际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提炼出适应货币国际化的支付系统监管制度要素主要包括:主要监管主体明确,监管目标日益清晰;遵循国际最佳实践,监管标准逐渐趋同;监管范畴不断拓展,统筹管理趋势明显;突出监管重点,加强监管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将对包括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在内的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国际化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支付系统监管还存在监管法律依据有待健全,统筹监管制度框架尚未形成,监管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为此,本章建议借鉴美欧等货币国际化经济体支付系统监管经验,积极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等国际准则:提升法律层级,制定《支付系统监管条例》,完善监管依据,突出监管重点;构建支付系统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统筹管理机制,拓展监管范围;深化国内和国际监管合作,推进支付系统法律规制的国际化。
曾大鹏[5]（2017）在《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商事代理规范体系在形式上由民事基本法、商事特别法及行政型特别法三个层级构成,而在实质上却内容繁杂多变且不乏抵牾之处,亟待构建兼具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商事代理规范。在我国未来商法通则之中全面确立商事代理制度只是一种理想的立法状态。更为现实的立法选择是,基于当前民商合一的价值趋向及体系化的立法技术要求,我国宜在民法典总则编代理制度中设置商事代理的一般规范及转介规范,而且在民法典总则编主体制度中规定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代理,以及在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经理及其他商业使用人合同、代理商合同,藉此构造体系融洽、功能健全的商事代理制度。
陈晓烨[6]（2017）在《论“银行中心”票据体制的修正》文中研究表明《票据法》立法之初所形成的“银行中心”票据体制对我国票据法律关系及规则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明确银行地位、提出存在问题、分析修正必要性以及具体制度设计四个部分对修正我国“银行中心”票据体制展开论述,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第一部分对我国当前票据法上银行是何地位作出说明并分析此种规定的原因。首先,从票据种类这一角度入手,目前存在的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本票及支票,占据了票据的绝大多数,且都为银行票据。其次,银行在票据业务的各流程均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是连接票据相关当事人的枢纽。最后,在我国的票据体制中银行信用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尚未确立时期的作法,基于商业信用不健全及全国性票据市场制度尚未形成的现实状况而如此规定。第二部分分析此种“银行中心”票据体制规定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对于商业票据签发的限制性规定,我国票据法上缺少融通性票据及相应商业本票的规定,对出票人资格作出了极大的限制。第二个方面是票据法赋予了银行强势的市场地位和管理资质,分别从同城结算、一部付款、票据时效、银行规则效力、银行责任几方面进行论述其权利义务规定上的不合理之处。第三部分提出修正“银行中心”票据体制的依据所在,首先是基于市场主体平等性的要求,银行开始由准行政机构向市场主体转化,各类商事主体都有着平等发展的愿望。其次是出于培育市场信用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票据的信用融资功能需要得到发挥。最后是基于健全票据体制的要求,适度修正此种票据体制对于发展全国性票据市场制度,构建平等的票据法观念有着积极意义。第四部分为修正我国当前票据体制提出建议,通过具体制度的构建对票据法上不合理的银行地位做出改变。文章主要从发展和推动商业信用,全面承认商业票据;建立银行与其他民商事主体票据权利、义务平等一致性三个方面展开。
王楚云,贺葸葸[7]（2017）在《海峡两岸证券法上“证券”概念辨析》文中认为两岸证券市场的合作客观上要求对两岸证券法律制度作出正确理解和辨析。何为"证券","证券"概念在证券法上的内涵和外延是明确该法调整范围的先决条件。广义"证券"的外延包括金券、有价证券和资格证券,证券法所称的"证券"仅指有价证券,具言之,为有价证券中的资本证券。两岸证券法制定法所规范的"证券"范围又有所不同,非公众公司股票、投资契约不是大陆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
李树正[8]（2016）在《两岸语文词典法律词条对比研究 ——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和《新编国语日报辞典》》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步伐的加快,两岸词典的对比越来越得到重视。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两岸汉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在如今这个法治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社会以及自己的行为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词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将《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两部语文词典中的法律词从收词与释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分析了两部语文词典在编纂方面的优缺点,旨在为两岸共同语文词典的编纂提供建设性建议。本论文共分五章,各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理论依据、研究价值以及有关法律词的研究综述。第二章为两岸语文词典中法律词收词对比研究。本章我们将两部语文词典中收录的法律词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是一方独有的法律词。二是同名异实法律词,主要包括完全异义法律词和部分异义法律词两类。三是异名同实法律词,我们根据造词理据理论将其分为六类,分别是:（一）同素逆序法律词;（二）同义语素（词）构成的法律词;（三）关注角度不同的法律词;（四）部分存在语形缩略的法律词;（五）语体色彩不同的法律词;（六）翻译不同造成的异名同实法律词。第三章为两岸语文词典中多义法律词的对比研究。一是从单音多义法律词的义项处理比较入手,可以分为两类:（一）一方独有的义项;（二）义项的拆分。二是运用语义桥的理论去对比分析复音多义法律词的义项,从名词型法律词、动词型法律词、名词型转动词型（或动词型转名词型）法律词、动词型转形容词型（或形容词型转动词型）法律词以及名词型转形容词型（或形容词型转名词型）法律词五个方面进行对比。三是将两部语文词典中同形法律词的认定方式进行比较。第四章是两岸语文词典中法律词语的专科释义因子对比分析。着重分析了两部语文词典中收录法律词的专科释义因子的运用对比,并且对这两部词典中相关法律词的释义因子载体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五章是结语部分。主要对本论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两部语文词典中收录法律词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两岸具有代表性的语文词典中收录的法律词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运用造词理据理论、语义桥理论以及专科释义因子理论将两岸法律词进行对比分析。
王文宇[9]（2015）在《从商法特色论民法典编纂——兼论台湾地区民商合一法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说明商法兼具管制与交易的双重结构,再厘清民商法间特别法与普通法（一般法）的关系,凸显商法原则与解释的重要性;其次探讨民事与商事契约（合同）的分际,梳理契约解释与契约法任意规定的关系;接着讨论当今商事组织灵活发展的特性,指出传统主体分类的缺失及商事单行法的必要性,并呼吁重视国际商人法的发展。本文参酌以上商法特色,检讨台湾地区民商合一体制的利弊得失,并提出修订方向。文末针对中国大陆民法总则如何融入商法特色,建议采取精简分工、轻装前进的编纂原则,为商法保留茁壮的成长空间。
朱兰春[10]（2015）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二、海峡两岸票据立法体例及票据种类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峡两岸票据立法体例及票据种类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民事诉讼自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自认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国外自认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自认制度在古代的萌芽 |
| 二、自认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以德国和日本为中心展开 |
| 第二节 我国自认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一、自认制度在我国古代的遗痕 |
| 二、自认制度在清末修律中的确立 |
| 三、自认制度在我国近现代的发展 |
| 第二章 自认的法律性质论争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说的流布与真实(观念)表示说的崛起 |
| 一、德国普通法时期的意思表示说概观 |
| 二、CPO制定后意思表示说与真实(观念)表示说的对立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自认证据说的分野 |
| 一、德国普通法时期及嗣后的各种证据说 |
| 二、围绕日本《旧民法》兼收并蓄形成的证据说 |
| 三、苏联立足于职权探知主义的证据说 |
| 第三节 现代自认法律性质观的多元化发展 |
| 一、德国的学说：对近代学说的继受与修正 |
| 二、日本的学说：对德国学说的继受与创造 |
|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对德日学说的继受与创造 |
| 第四节 域外自认法律性质观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影响与启示 |
| 一、苏联的证据说对我国大陆地区的深刻影响 |
| 二、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自认法律性质认知的艰难转型 |
| 三、现代自认法律性质观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启示 |
| 第三章 自认的成立要件解构 |
| 第一节 自认成立的对象要件 |
| 一、自认的对象原则上应当是主要事实 |
| 二、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事实和不可能的事实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三、习惯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第二节 自认的场合要件 |
| 一、成立自认的一般场合 |
| 二、不成立自认的一般场合 |
| 三、准备书状中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四、准备程序中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第三节 自认的一致要件 |
| 一、先行自认及其一致判定 |
| 二、自认的可分性及其一致判定 |
| 第四节 自认的不利益要件 |
| 一、针对不利益要件的论争 |
| 二、对判例立场的分析：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中心 |
| 第五节 我国大陆地区有关自认成立要件的规范及其解释论展开 |
| 一、关于自认的对象要件 |
| 二、关于自认的场合要件 |
| 三、关于自认的一致要件 |
| 四、关于自认的不利益要件 |
| 第四章 自认的效力及其根据 |
| 第一节 自认效力的构成 |
| 一、三效力说、二效力说与一效力说的分野 |
| 二、自认各效力的内涵解析 |
| 第二节 自认效力根据的差异化解释 |
| 一、审判排除效的根据 |
| 二、撤回限制效的根据 |
| 三、证明不要效的根据 |
| 第三节 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效力 |
| 一、对作为诉讼要件判断基础之事实所为自认的效力论争 |
| 二、其他特定诉讼形态或情形下自认的效力 |
| 三、不真实自认的效力 |
| 第五章 自认的撤回及其类型化分析 |
| 第一节 一般情况下自认的撤回 |
| 一、对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规范与判例的考察 |
| 二、针对一般情况下自认撤回要件的论争 |
| 三、明知不真实所为自认的撤回与真实义务的关系 |
| 四、从自认撤回的视角对撤回主张与否认的效力分析 |
| 五、对我国大陆地区一般情况下自认撤回要件的反思 |
| 第二节 特殊情况下自认的撤回 |
| 一、对方同意型的自认撤回 |
| 二、排除非法型的自认撤回 |
| 三、即时径行撤回型的自认撤回 |
| 第六章 有关特殊对象自认的探讨 |
| 第一节 间接事实的自认 |
| 一、间接事实是否成立自认及其效力的论争 |
| 二、我国大陆地区宜采否定说的立场 |
| 第二节 辅助事实的自认——以书证的真实性为中心 |
| 一、书证的真实性是否成立自认及其效力的论争 |
| 二、我国大陆地区宜采修正的否定说立场 |
| 第三节 权利自认 |
| 一、权利自认的对象界分 |
| 二、一般情况下是否成立权利自认及其效力的论争 |
| 三、不特定概念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四、包含法律概念的主张是否成立自认的论争 |
| 五、我国大陆地区宜采附限制的肯定说的立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刑事没收制度总论研究 |
| 第一章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一、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二、台湾地区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四、还原大陆刑事没收制度的“本来面目” |
| 第二节 刑事没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刑事没收制度的理论渊源 |
| 二、刑事没收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三、刑事没收制度的合宪性考问 |
| 第三节 刑事没收制度镜鉴的根基 |
| 一、中国古代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二、中国近代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三、两岸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章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
| 第一节 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三、中国大陆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及缺漏 |
| 四、刑事没收客体范围的精确划分 |
| 第二节 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三、中国大陆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及弊端 |
| 四、刑事没收独立法律效果的明确界定 |
| 第三节 刑事没收的前提条件与法律效果 |
| 一、刑事没收前提条件的阶层论分析 |
| 二、刑事没收法律效果的物权论分析 |
| 第三章 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总体展望 |
| 第一节 构建大陆“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刑事制裁体系的“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 |
| 二、大陆现行刑事制裁体系的基本态样 |
| 三、“有实无名”双轨刑事制裁体系的发展趋向 |
| 第二节 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具体路径 |
| 一、刑事没收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的明确 |
| 二、刑事没收与民事没收、行政没收的协调 |
| 三、刑法没收规范与刑事没收程序的融合 |
| 四、刑事没收客体范围的细化与增补 |
| 五、刑事没收前提条件的确定与法律效果的重塑 |
| 第二部分 刑事没收制度分论研究 |
| 第四章 违禁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违禁物的基本内涵 |
| 一、违禁物的界定 |
| 二、违禁物的划分 |
| 第二节 违禁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违禁物没收的正当性基础 |
| 二、违禁物没收的法律性质 |
| 第三节 大陆违禁物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违禁物的范围界定模糊 |
| 二、没收前提条件设置不当 |
| 三、第三人合法权利的漠视 |
| 四、没收客体认定杂乱无章 |
| 第四节 大陆违禁物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明确违禁物的认定方法 |
| 二、没收前提条件的特殊处理 |
| 三、重视第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
| 四、化解不同客体间的冲突与竞合 |
| 五、违禁物没收规范溯及力的特殊考量 |
| 第五章 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基本内涵 |
| 一、大陆语境下的“供犯罪所用之物” |
|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认定方法的选择 |
|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的逆向界定 |
| 第二节 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犯罪实行阶段中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二、犯罪预备阶段中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三、供犯罪行为结束后所用之物的特殊考量 |
| 第三节 大陆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没收的前提条件不明 |
| 二、没收的方式过于严苛 |
| 三、没收的主体存在缺漏 |
| 四、没收不动产态度保守 |
| 五、没收替代手段的缺失与用语的混乱 |
| 第四节 大陆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没收前提条件的进一步限制与解放 |
| 二、职权没收的采用与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三、物权理论下没收主体的扩展与延伸 |
| 四、动产没收与不动产没收的同等对待 |
| 五、统一用语并建立层次分明的执行措施 |
| 第六章 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犯罪所生之物的基本内涵 |
| 一、犯罪所生之物的特性与范围 |
| 二、犯罪所生之物的认定方法 |
| 第二节 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正当性基础 |
| 二、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法律性质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犯罪所生之物没收规范的反思与借鉴 |
| 一、职权没收方式的再思考 |
| 二、没收前提条件的再推敲 |
| 三、没收主体对象的再商榷 |
| 四、没收替代措施的再考量 |
| 第七章 犯罪所得的没收 |
| 第一节 犯罪所得的基本内涵 |
| 一、“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 |
| 二、犯罪所得的界定与认定 |
| 三、推定犯罪所得的界定与认定 |
| 第二节 犯罪所得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一般犯罪所得的没收 |
| 二、推定犯罪所得的没收 |
| 第三节 大陆犯罪所得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没收的前提条件过于严苛 |
| 二、比例原则适用的空间有限 |
| 三、第三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存有疏漏 |
| 四、替代措施的欠缺与没收用语的混乱 |
| 五、被害人合法财产权保护手段的匮乏 |
| 六、含混不清的推定犯罪所得没收规范 |
| 第四节 大陆犯罪所得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明确没收的前提条件 |
| 二、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 |
| 三、强化对第三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
| 四、构建没收及其替代措施双层体系 |
| 五、完善对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 |
| 六、推定犯罪所得没收的反思与借鉴 |
| 结语 |
| 附件:刑事没收制度适用之思维流程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4）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理论及实际意义 |
| 三、国内外已有研究现状评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及其法律问题概述 |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清算制度的重要性 |
|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及发展 |
| 二、清算之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
| 三、法之于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美欧适应其货币国际化而建立的清算体系与制度 |
| 一、美欧适应货币国际化而建立的清算体系 |
| 二、美欧适应其货币国际化而建立的清算法律制度 |
| 三、比较与借鉴 |
| 第三节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的构造与主要法律问题识别 |
| 一、人民币跨境清算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的构造 |
| 三、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体系构造中的主要法律问题识别 |
| 第二章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体系构造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支付清算法律体系的现状 |
| 一、法律渊源视角下支付清算法律体系 |
| 二、法律规范性质视角下支付清算法律的构成 |
| 三、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对支付体系法律的分类 |
| 四、本文的研究分类 |
| 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需法律体系、现存问题与完善构想 |
| 一、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需要的法律体系 |
| 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法律体系现状与主要问题 |
| 三、完善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法律体系的构想 |
| 第三章 人民币清算资金电子划拨中当事人权利义务配置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清算机制及相关法律关系分析 |
| 一、国际清算的发展历程 |
| 二、当前国际清算机制及法律解析 |
| 三、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的主要法律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权利义务配置的域外实践及启示 |
| 一、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中权利义务配置的域外实践 |
| 二、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中权利义务配置的域外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对人民币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权利义务配置的构想 |
| 一、我国有关人民币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的法律规定 |
| 二、现有规定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清算需要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人民币国际清算资金电子划拨当事人权利义务配置的构想 |
| 第四章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结算最终性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结算最终性问题概述 |
| 一、典型案例 |
| 二、结算最终性的功能 |
| 第二节 结算最终性法律安排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
| 一、主要货币国际化经济体结算最终性法律安排 |
| 二、国际机构的结算最终性相关规定 |
| 三、适应货币国际化的结算最终性的制度要素提炼 |
| 第三节 我国有关结算最终性的法律规定、问题及完善建议 |
| 一、我国有关结算最终性的法律规定 |
| 二、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结算最终性法律制度的建议 |
| 第五章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抵押品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支付清算体系抵押品管理的主要国际实践 |
| 一、主要货币国际化经济体支付清算体系中抵押品管理制度 |
| 二、国际机构对支付清算体系中抵押品管理的规定 |
| 三、货币国际化支付清算体系的抵押品制度要素的提炼 |
| 第二节 我国支付清算体系抵押品制度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 |
| 一、我国支付清算体系中的抵押品法律制度 |
| 二、我国现有规定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所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支付清算抵押品制度的建议 |
| 第六章 人民币国际化清算中支付系统监管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对支付系统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支付系统及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的定义 |
| 二、对支付系统监管的缘由 |
| 第二节 支付系统监管的主要国际实践及启示 |
| 一、美欧对支付系统监管的实践 |
| 二、国际机构有关支付系统监管规定 |
| 三、支付系统监管的国际实践的制度启示 |
| 第三节 我国支付系统监管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
| 一、我国支付系统监管的现状 |
| 二、我国支付系统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支付系统监管的建议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观点 |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陆法系商事代理立法的两种模式 |
| (一)民商分立模式下的商事代理立法 |
| (二)民商合一模式下的商事代理立法 |
| 二、我国商事代理立法的三层规范体系 |
| (一)民事基本法 |
| (二)商事特别法 |
| 1. 保险表见代理。 |
| 2. 票据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及表见代理。 |
| (三)行政型特别法[41] |
| 三、商事代理的类型区分及其立法价值 |
| (一)代理商的商事代理 |
| (二)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代理 |
| (三)经理的职务代理 |
| (四)销售人员等其他商业使用人的职务代理 |
| 四、商事代理立法体例的应然选择 |
| (一)制定单行法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现实及体系化要求 |
| (二)将商事代理制度规定于商法通则是一种理想的立法状态 |
| (三)将商事代理制度一并纳入民法总则有违民法总则的抽象化要求 |
| (四)将商事代理制度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是契合民商合一的现实选择 |
| 五、商事代理立法内容的应然构造 |
| (一)代理概念的确立标准与体系整合 |
| (二)民法典总则编对商事代理制度的规范配置 |
| (三)民法典合同编对商事代理制度的规范配置 |
| 六、结语 |
（6）论“银行中心”票据体制的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我国票据法对银行地位的规定 |
| 1.1 以银行为中心的票据体制 |
| 1.2“银行中心”票据体制形成的原因 |
| 2“银行中心”票据体制的问题分析 |
| 2.1 限制商业票据的签发 |
| 2.1.1 融通性票据的缺失 |
| 2.1.2 限定出票人资格 |
| 2.1.3 本票制度因己付汇票存在丧失意义 |
| 2.2 银行强势的市场地位和管理资质 |
| 2.2.1 部分票据限于同城结算 |
| 2.2.2 否认一部付款效力 |
| 2.2.3 出票人和承兑人适用相同时效期间 |
| 2.2.4 银行结算规则效力不明 |
| 2.3 银行票据责任失衡 |
| 2.3.1 付款人和承兑人责任混淆 |
| 2.3.2 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责任规定过宽 |
| 3“银行中心”票据体制修正的根据 |
| 3.1 取消银行票据市场垄断地位的需要 |
| 3.2 发展票据信用融资功能的要求 |
| 3.3 构建平等票据法观念的要求 |
| 4 适度修正“银行中心”票据体制 |
| 4.1 发展和推动商业信用 |
| 4.1.1 发展融通性票据 |
| 4.1.2 取消出票人资格准入限制 |
| 4.1.3 全面承认商业本票 |
| 4.2 建立银行票据权利平等性 |
| 4.2.1 打破同城结算模式 |
| 4.2.2 承认一部付款 |
| 4.2.3 明确出票人和承兑人适用时效的差别 |
| 4.2.4 界定银行结算规则的效力范围 |
| 4.3 实现银行票据责任一致性 |
| 4.3.1 区分付款人和承兑人票据责任 |
| 4.3.2 修订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票据责任制度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海峡两岸证券法上“证券”概念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法学理论中的证券概念 |
| (一)第一层概念———广义的证券 |
| (二)第二层概念———有价证券 |
| (三)第三层概念———资本证券 |
| 二、两岸证券法所认定的证券范围 |
| (一)“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范围 |
| (二)《证券法》的有价证券范围 |
| 三、两岸证券法所认定证券范围的异同 |
| (一)相同的体例———“有限列举并概括授权” |
| (二)对非公众公司股票的认识不同 |
| (三)对投资契约的认识不同 |
| 四、结语 |
（8）两岸语文词典法律词条对比研究 ——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和《新编国语日报辞典》（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法律词语的研究 |
| 1.2.2 关于两岸语文词典的对比研究 |
| 1.2.3 关于两岸词汇的对比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封闭域的研究方法 |
| 1.3.2.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3.3.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1.4 研究材料及提取步骤 |
| 1.4.1 研究材料 |
| 1.4.2 语料的提取步骤 |
| 1.5 理论依据 |
| 1.6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2章 两岸语文词典中法律词收词对比研究 |
| 2.1 一方独有的法律词 |
| 2.2.同名异实法律词 |
| 2.2.1 完全异义法律词 |
| 2.2.2 部分异义法律词 |
| 2.3.异名同实法律词 |
| 2.3.1 同素逆序法律词 |
| 2.3.2 同义语素（词）构成的法律词 |
| 2.3.3 关注角度不同的法律词 |
| 2.3.4 部分存在语形缩略的法律词 |
| 2.3.5 语体色彩不同的法律词 |
| 2.3.6 翻译不同造成的异名同实法律词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两岸语文词典中多义法律词的对比研究 |
| 3.1《现汉》与《新编》中单音多义法律词的义项处理比较 |
| 3.1.1 一方独有的义项 |
| 3.1.2 义项的分合不同 |
| 3.2 基于语义桥的复音法律词的义项处理对比 |
| 3.2.1 概述 |
| 3.2.2 基于语义桥的复音多义法律词数量对比研究 |
| 3.2.3 不同词性多义法律词引申对比 |
| 3.3 同形法律词的认定方式比较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两岸语文词典中法律词语的专科释义因子对比分析 |
| 4.1 概述 |
| 4.2 两岸语文词典中专科释义因子的运用对比 |
| 4.2.1 两岸语文词典中专科释义因子的总体运用量对比 |
| 4.2.2 两岸语文词典中各类专科释义因子的分布对比 |
| 4.3 专科释义因子在两部语文词典中的因子载体对比 |
| 4.3.1 两岸语文词典中的法律关系因子载体对比 |
| 4.3.2 两岸语文词典中的法定因子载体对比 |
| 4.3.3 两岸语文词典中的犯罪因子载体对比 |
| 4.3.4 两岸语文词典中的行为因子载体对比 |
| 第5章 结语 |
| 5.1 研究总结 |
| 5.2 两岸语文词典编纂方面的优缺点 |
| 5.3 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
| 5.4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现汉》与《新编》收录法律词的释义因子载体对比 |
| 附录B 《新编》中收录的法律词表 |
| 附录C 《现汉》中收录的法律词表 |
| 个人简历 |
（9）从商法特色论民法典编纂——兼论台湾地区民商合一法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梳理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
| (一)商法的双重结构:管制面与交易面 |
| (二)厘清特别法与普通法关系 |
| (三)商事与民事合同的双元发展 |
| (四)商事组织的灵活弹性 |
| (五)商事单行法的推陈出新 |
| (六)国际商人法的深远影响 |
| 三、台湾地区民商合一制度的检讨 |
| (一)背景特色与实践上疑难 |
| (二)改进方向 |
| 四、论中国大陆民法典与商事通则 |
| (一)民法总则融入商法特色之可行性 |
| (二)制订商事通则之议 |
| 五、结语 |
（10）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导论四元结构：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现有研究方法分析 |
| 1、实务研究方法 |
| 2 、理论研究方法 |
| 3 、现有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
| 三、四元结构分析法 |
| 1、逻辑起点：法的重新理解 |
| 2、逻辑中介：回归民法理论 |
| 3、逻辑终点：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4、理论观点与司法统计 |
| 5、体例说明 |
| 第一章 界定民事主体 |
| 一、主体资格的司法扩张 |
| 二、主体资格的扩张依据 |
| 三、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 |
| 1、直接权利义务 |
| 2、合同相对性 |
| 3、当事人选择 |
| 4、以工商登记为准 |
| 5、以资质为准 |
| 6、以专营制度为准 |
| 7、以中央文件为准 |
| 四、几种特殊主体的认定 |
| 1、分支或内设机构 |
| 2、吊销营业执照和破产企业 |
| 3、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
| 4、外国代表处 |
| 5、职工持股会 |
| 6、业主委员会 |
| 7、国家机关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一 地方政府的民事主体资格认定：以最高法院椒江大桥航道通行权案为例 |
| 第二章 判断法律行为 |
| 一、审查诉讼请求 |
| 1、不告不理原则 |
| 2、诉求的识别、释明与选择 |
| 二、查明案件事实 |
| 1、待查事实的影响因素 |
| 2、无法查明事实的处理方式 |
| 3、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 |
| 4、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摇摆：以土地使用证为例 |
| 5、法律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冲突：以民刑交叉证据为例 |
| 6、视为与推定 |
| 三、定性法律关系 |
| 1、性质决定审理方向 |
| 2、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处理 |
| 3、法律关系的内外之别 |
| 4、法律关系的流变与转化 |
| 四、认定行为效力 |
| 1、区分成立和有效 |
| 2、法院能否主动审查合同效力 |
| 3、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 |
| 4、合同效力：渐宽与反复 |
| 5、论无效合同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二 从合同成立之诉到合同效力之诉：以最高法院布吉公司股份代理转让合同案为例 |
| 第三章 保障民事权利 |
| 一、物权 |
| 1、物权确认基本原则 |
| 2、关于物权追及力 |
| 3、土地与房屋分别确权 |
| 4、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 |
| 5、几类特殊物权归属 |
| 6、担保物权若干问题 |
| 7、相邻权 |
| 二、股权 |
| 1、工商登记与股权认定 |
| 2、审批手续与股权认定 |
| 3、出资与股权认定 |
| 4、股权行使诸问题 |
| 三、债权 |
| 1、债权债务转移 |
| 2、代位权与撤销权 |
| 3、外部善意债权人 |
| 4、外部过错债权人 |
| 四、知识产权 |
| 1、司法保护取向 |
| 2、平衡与限制 |
| 五、民事权益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三 从利益平衡到禁止权利滥用：以最高法院采乐商标案为例 |
| 第四章 划分民事责任 |
| 一、主体性质与责任归属 |
| 1、职务行为 |
| 2、管理过错 |
| 3、个人行为 |
| 二、各方责任的分别认定 |
| 1、违约中的责任认定 |
| 2、侵权中的责任认定 |
| 3、公平中的责任分担 |
| 三、民事责任的连带与扩张 |
| 1、恶意串通 |
| 2、挂靠关系 |
| 3、追加开办单位 |
| 4、验资等中介机构责任 |
| 5、人格混同或否认 |
| 四、民事责任的加重、减轻与免除 |
| 1、加重 |
| 2、减轻 |
| 3、免除 |
| 五、强制执行中的民事责任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四 非诉行政执行的合法性审查：以最高法院普华凯达公司执行监督案为例 |
| 结论 |
| 一、四元结构是统摄宏观司法资源的有效理论工具 |
| 二、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已相对成型并正在转型 |
| 三、司法实践是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相对成型的最终塑造者 |
| 四、相对成型的最高法院审判思维,尚不稳定和不确定 |
| 五、审判思维的未来走向,受制于最高法院复杂多元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补记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海峡两岸票据立法体例及票据种类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
- [2]民事诉讼自认制度研究[D]. 鄢焱.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3]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D]. 屈舒阳. 厦门大学, 2018(12)
- [4]人民币国际化清算的法律问题研究[D]. 毛术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5]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代理的制度构造[J]. 曾大鹏. 法学, 2017(08)
- [6]论“银行中心”票据体制的修正[D]. 陈晓烨. 宁波大学, 2017(02)
- [7]海峡两岸证券法上“证券”概念辨析[J]. 王楚云,贺葸葸.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1)
- [8]两岸语文词典法律词条对比研究 ——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和《新编国语日报辞典》[D]. 李树正. 鲁东大学, 2016(08)
- [9]从商法特色论民法典编纂——兼论台湾地区民商合一法制[J]. 王文宇. 清华法学, 2015(06)
- [10]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