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开放”一词的译法（论文文献综述）
赵祥云[1]（2018）在《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著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著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著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著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著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著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著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著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著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著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著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尹佳[2]（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许天虎[3]（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崔亚蕾[4]（2019）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文中认为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著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漢文訓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漢文訓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朱义华[5]（2013）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大国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外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关注兴趣与热情也与日俱增，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作为我国目前外宣工作中必不可缺的载体与主要实现形式，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其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具有翻译与传播的双重属性，指的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信息共享与思想交流活动，一种意识形态的国际旅行与传播实践，一种国家形象在国际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与自我建构方式。而外宣翻译研究则相应具备了跨学科、多维度、宽进路的特征，对其之探讨就必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系统性与综合性。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哲学探索进路的主要缘由。本研究从学科培育的角度出发，以哲学话语体系为理论依据，借鉴前人对译学研究的哲学探讨，基于信息传播的七大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场合与传播效果），按照“三贴近”原则的要求，主要采用定性的描写性研究方法对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建构出了包括外宣翻译研究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从而为全面、系统地从事外宣翻译研究架构了颇为科学合理的探索平台。在该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外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外宣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外宣翻译研究独立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而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最终是为了实现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近中国的外宣目标与效果，如何来实现？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技巧加以解决。诚然，在外宣翻译研究理论话语体系的搭建中，还需要运用外宣翻译的实际语料来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确保了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对外宣翻译工作实践的具体开展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与价值。本研究由九大章节组成，其中第三到第八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围绕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两条主线来展开建构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讨论。本研究各章节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含性，又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本研究从绪论与文献综述到主体再到结论的完整研究框架。第一章为本研究的绪论，主要分析了本研究围绕外宣翻译而展开的背景与动因，本研究拟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本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的方法与目标以及本研究的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与不足，可能之探索进路，并以哲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托，建构了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从而为本研究主体部分的展开创造了条件。第三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主要探讨了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的的本质属性或曰本体论解读，涵盖了外宣翻译研究中所涉的主要概念与术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本质，并从翻译学与传播学视角分析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第四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首先从术语概念、表现形态、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等角度介绍了对外宣翻译的全面认识，接着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宏观维度来解读如何认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分别考察了语言符号、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影响。第五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既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宏观目标或曰终极目的，又从外宣翻译三大价值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了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目的。第六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切入视角与外宣翻译实践之具体应对策略与变通技巧。第七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首先探讨了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然后基于外宣翻译在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外宣翻译研究对学科建设与外宣人才培养上的可能作用回答了两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宣翻译的作用何在？其研究的意义又何在？第八章为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基于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外宣翻译具体实例分析为手段，着重探讨了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原则与评判标准。第九章为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论点、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有待深入探讨之论题，并就外宣翻译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是朝改观外宣翻译研究有“实”无“名”的学科现状，大力推进外宣人才的培养，切实提升外宣翻译的成效这一方向而所迈出的基础性一步。本研究的最大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站在学科发展的角度，借鉴哲学话语体系来探索建构涵盖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与批评观在内的外宣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本研究也竭力实现在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内部有所创新与突破。比如，在本体论探讨中创新地从词源学角度对“外宣”与“翻译”以及它们在词源上的本质联系进行了探索；在认识论上将隐藏在外宣翻译及其研究背后诸如语言差异、文化习俗、政治意识形态等的隐形推手进行了一一发掘；在目的论上将国家外宣的整体目标与行业与地方外宣的具体目标以及传播主体的特殊目标相结合来讨论；在方法论上既照顾了传统上微观翻译技巧的探讨，也创新地将理论探索进路纳入方法论体系之中；在价值论中创新地探索了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贡献与对人才培养的实用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外宣翻译的直接效用与经济价值；而在批评观中本研究则尝试搭建了以评价原则为主体的外宣翻译批评话语体系。如此等等，进一步拓展了外宣翻译的研究思路，从而对现有的外宣翻译研究起到了充实、补充的作用。诚然，本研究对外宣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探索仅仅是从学科培育与哲学理论视角出发来回顾、反思、总结外宣翻译研究方方面面的一次尝试与努力，抑或是对笔者多年的外宣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战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整体检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起学界研究外宣翻译的广泛关注与兴趣，为开展外宣翻译研究与指导外宣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指导体系，从而为外宣翻译学科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杨明星[6]（2014）在《中国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文中研究说明外交新词是高文化负载的语言,是国家语言生活和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外交新词是现代汉语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也是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载体和对外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外交新词的政治敏感性、民族性及翻译现状决定了在翻译中国外交新词时需考虑遵循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四大原则。中国外交新词翻译的规范化是外交翻译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难题,关系到国家对外开放水平和中国外交软实力的提升,应尽快成立由国家外事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和外国专家参加的"中国外交术语翻译专门委员会",定期发布中国外交新词的权威译本。
陈勇[7]（2020）在《中国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著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著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著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著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著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著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著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著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著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著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著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著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著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张健[8]（2008）在《传媒新词英译：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表明在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汉语中的新词新义也层出不穷。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的新词一般表现为原有汉字的重新组合或原有词语意义的衍生,以运用各种辞格、简缩、借用、婉语等方式构词。新词新义出现速度快,它们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但众多的新词属于个人创造,介于被人接受与被人遗忘之间。随着在大众传媒中的使用,这些新词新义可得到迅速的传播,并往往因获得大众普遍认可而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从而从言语发展成语言的有机成分。由此可见,现代传媒在传播、规范新词新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运用传媒进行外宣报道中,准确并清晰地翻译或表达上述传媒新词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这些词语在时间和语义上的新鲜性,一般在现已出版的汉英词典上无法找到相应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深入研究传媒新词翻译的特点并进行开创性的翻译。与传统翻译标准相比,传媒新词英译在遵循一般的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外国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清晰准确地表达实际内涵,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要做到这一点,译者除了需要正确把握政治立场,拥有广博知识并且熟练驾驭英汉两种语言之外,还需要具备刻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学习翻译理论并经常从事翻译实践,熟悉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并善于使用各类资源来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在传媒新词的英译实践中误译错译屡见不鲜。通过实例分析,我们往往可把这些错误归咎于逐字机械对译,忽视英语语言习惯,没有吃透原文词义,语域应用不当,回译不到位,政治素养欠缺等等。要解决这些实践中的问题,译者应处处留心积累汉语新词在外电外刊中的对等词或准对等词。由于语言功能的相通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很多貌似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可能是“舶来品”,或在英语中早有地道的说法,或在关注中国一举一动的外电外刊中进行过报道。在无法找到现成对等词的情况下,译者要吃透汉语新词的真正含义,摆脱中文字面的束缚,用准确、地道的英语加以表达。必要时可舍弃或转换原词语的形象,根据外国受众清晰理解的需求酌情加以释译或补译,切忌追求形式上的对等,因形害义。对于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或词语,译者在确保译文准确清楚的前提下要找到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形成既能为外国人接受又不失中国文化色彩的译文。这种异化的“中色英译”可保持文化特色词汇的原汁原味,有助于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从而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总之,在多方面分析传媒新词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标准,然后以丰富的实例为依托剖析了误译错译的原因并提出了传媒新词英译的应对策略。
抄诗琪[9]（2019）在《政经文本汉译过程中的衔接问题与解决方案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gional Economic Diplomacy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衔接是构成语篇的重要因素,衔接关系不仅体现在文本的词与词、句与句之间,还体现文章的段落与段落之间。因为中英两种语言的衔接机制有很大差异,译者只有时刻将不同语言的衔接意识谨记心中,才能呈现更好的译文。英语政经文本中的衔接现象非常典型,构成了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基于此,本文的翻译实践就选取了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gional Economic Diplomacy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案例分析对象。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和本次翻译实践,笔者对英文原文本中的衔接手段进行分类,并依据中英两种语言的特点和表达习惯,分析英译中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衔接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和翻译策略,以期为今后相关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一些参考。本文紧密结合“语篇衔接”这一理论视角,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了本次研究中的衔接问题:指代与词汇衔接不明、替代与省略频繁、连接方式不明显和语篇跨类衔接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笔者归纳出英汉翻译过程中处理语篇衔接、词汇衔接和跨类衔接的翻译策略,并做出如下总结:1.指代与词汇衔接不明问题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代词指称替代、复现一致译法和强调指示词;2.用增补名词、增添动词和零替代译法处理替代与省略频繁问题;3.采用增添因果关联词、突出让步关系和添加转折关系词的翻译策略来应对连接方式不明显的问题;4.针对语篇跨类衔接问题,应使用增加情态动词,时间副词和增添词汇语法衔接手段的策略。通过对中英两种语言衔接机制的研究总结,译者需要对中英文的衔接机制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把握中英翻译实践的主要策略。
李玥[10]（2018）在《功能对等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四字格日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字格”是汉语中一个独特又独立的语言单位,它构词对称整齐,表意丰富深刻,是能够体现文章主旨和话语精神的一种重要标志。《邓小平文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特点可概括为简洁刚劲,朴实无华,语句短小,四字连珠。通过对《邓小平文选》中四字格的日译研究,可以探索四字格日译的方法和规律,进而为同类中央文献的四字格日译提供参考和启迪。本文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为支撑,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原著、中国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75年-1982年）』和日本中国研究会翻译、日本风媒社出版的『鄧小平が語る（全訳?日本語版）』为研究范围,运用译本比较的研究方法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固定型四字格”日译进行研究。首先,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固定型四字格”分为“熟语类四字格”和“非熟语类四字格”两个方向展开分析。其次,通过译本比较,整理归纳两个译本中四字格相同译文的译文特征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筛选出两个译本中四字格的不同译文,制作问卷对日本受众进行调查,依据调查数据分析日本受众对译文的接受效果,并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受众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四字格日译文的接受特点。最后,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不同类型的四字格日译分别给出翻译策略的建议。本文运用功能对等理论中“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翻译过程四步骤”“读者反应”“翻译与交际”“语言文化与翻译”等核心理论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固定型四字格日译进行分析。通过译本比较可知中日译本在79.3%的四字格日译中采取了相同（或相近）的译文和翻译策略,这证实了中日翻译团队在大多数四字格日译处理上意见一致,这些四字格的日译方略可以为同类中央文献四字格日译提供可靠的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通过对剩余20.7%的四字格的中日不同译文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可知,中译本在“熟语类四字格”日译中受众优势较为明显,中日译本在“非熟语类四字格”日译中各具优势。中国译本的优势在于更能准确、恰当地再现源文的信息和精神,更注重译文在“功能”上的等效传递和“交际效果”。而日本译本在日语译文的搭配上更为自然,在译文的可读易懂性方面值得借鉴参考。本文首次以“四字格”为单位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日译进行研究。通过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四字格的全面梳理归类,分“熟语类”和“非熟语类”两个方向展开分析。通过中日译本比较和问卷调查,用客观详实的译文语料探讨中日译本中四字格日语译文的共性和异性。再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为依据,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四字格译文的功能、翻译过程、交际效果、语言文化等视角对四字格日译进行阐释,证实了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最后,总结出不同类型四字格的日译规律,为同类中央文献的四字格日译提供了有效的方略。
二、“对外开放”一词的译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外开放”一词的译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著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著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著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著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著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著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区别 |
| 2.1.2 外宣翻译的概念及其内涵 |
| 2.1.3 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
| 2.2.1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与代表性理论 |
| 2.2.2 外宣翻译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 |
| 2.2.3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 |
| 2.3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翻译研究 |
| 2.3.1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义 |
| 2.3.2 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
| 2.3.3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及相关研究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及观察语料 |
| 3.1 外宣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 3.2 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 |
| 3.3 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下的外宣翻译过程 |
| 3.4 观察语料——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1 概念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2 人际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3 语篇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 5.1 翻译的生产 |
| 5.1.1 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
| 5.1.2 外宣翻译的主体间性 |
| 5.1.3 译者对外宣翻译互文性的实践 |
| 5.2 翻译的传播 |
| 5.2.1 外宣翻译的传播机制 |
| 5.2.2 译者的把关人作用 |
| 5.3 翻译的接受 |
| 5.3.1 外宣翻译的读者研究 |
| 5.3.2 外宣翻译的读者关照 |
| 5.3.3 外宣翻译的读者反应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 |
| 6.1 外宣翻译与权力关系之关联 |
| 6.2 外宣翻译与社会身份之关联 |
| 6.3 外宣翻译与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之关联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 7.2 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7.3 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8.2 本研究的发现及创新之处 |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3）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医药文化英译的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中医药”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降噪” |
| 2.2 中医药文化英译史简述 |
| 2.2.1 17—18世纪：中医英文译介的起步阶段 |
| 2.2.2 19世纪：传教士中医英文译介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初—文革前：中国译者开始参与译介的阶段 |
| 2.2.4 文革—80年代末：中医译者广泛参与及中医翻译理论初探阶段 |
| 2.2.5 90年代初—今：理论争鸣阶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英译“噪音”源及“降噪”策略研究 |
| 3.1 传播学中的“降噪”理论 |
| 3.1.1 传播学发展概述 |
| 3.1.2 “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
| 3.2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与“降噪” |
| 3.2.1 宏观“噪音”源 |
| 3.2.2 宏观“降噪”策略 |
| 3.2.3 微观“噪音”源 |
| 3.2.4 微观“降噪”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素问》9译本的英译“降噪”策略对比 |
| 4.1 《素问》英译现状简述 |
|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 |
| 4.1.2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 4.2 各译者翻译“降噪”策略分析 |
| 4.2.1 伊尔扎·威斯的“以介为主,贴近读者” |
| 4.2.2 文树德的“保留文化元素,遍列各家观点” |
| 4.2.3 李照国的“译古如古,求同存异” |
| 4.2.4 罗希文的“简化医理,面向大众” |
| 4.2.5 吴氏父子的“注重医理阐释” |
| 4.2.6 倪懋兴的“大胆增删,为我所用” |
| 4.2.7 吕聪明的“尊重传统,适度阐释” |
| 4.2.8 朱明的“通俗阐释,精简内容” |
| 4.2.9 杨明山的“保留古体风格,注重结构对应” |
| 4.3 各译本“降噪”策略的综合对比分析 |
| 4.3.1 增译—充分运用文本的阐释功能 |
| 4.3.2 省译和改译—避免译文产生理解“噪音” |
| 4.3.3 考证—中医文本准确翻译的重要手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研究的内容总结 |
| 5.1.1 翻译的本质 |
| 5.1.2 可译性问题 |
| 5.1.3 如何译的问题—“降噪”与“视域融合” |
| 5.1.4 文本分析所得结论 |
| 5.2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5.2.1 创新 |
| 5.2.2 局限 |
| 5.2.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及《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综述 |
| 2.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
| 2.1.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 2.1.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2.2 中央文献中译外研究 |
| 2.3 多译本对比研究 |
| 2.4 《邓选》的中译外研究 |
| 2.5 《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研究 |
| 2.5.1 《邓选》中文版出版情况 |
| 2.5.2 《邓选》日译本出版情况 |
| 2.5.3 《邓选》日译本译者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同形词研究 |
| 2.6.1 同形词的界定与分类 |
| 2.6.2 同形词的先行研究 |
| 2.6.3 同形词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1 本文的同形词语料 |
| 3.2 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2.1 问卷调查概要 |
| 3.2.2 问卷的选词标准 |
| 3.2.3 问卷的题目设定 |
| 3.2.4 问卷的调查结果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受众问卷调查的同形词日译研究 |
| 4.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意差 |
| 4.1.1 译为非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1.2 译为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2 问卷调查结果没有显示有意差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译法分析 |
| 5.1 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分类 |
| 5.2 具体译例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的总结 |
| 6.2 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6.3 今后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語要旨 |
| 附录 I 风媒社译本译者访谈记录 |
| 附录 Ⅱ 《邓选(1975—1982 年)》卷日译本同形词译文对比 |
| 附录 Ⅲ 受众问卷调查表 |
| 附录 Ⅳ 受众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 附录 Ⅴ 受众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附录 Ⅵ“《邓小平文选》日本版出版纪念会”的相关照片资料 |
| 附录 Ⅶ 胡耀邦同志为祝贺《邓小平文选》在日本出版所作的题词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 |
（5）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动因 |
| 1.2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1.4 研究的方法与目标 |
| 1.5 研究的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之现状与不足 |
| 2.1.1 国内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外宣翻译之研究现状 |
| 2.1.3 现有外宣翻译研究之不足 |
| 2.1.4 外宣翻译研究之可能进路 |
| 2.2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架构 |
| 2.2.1 翻译研究之哲学探索进路 |
| 2.2.2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哲学架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本体论 |
| 3.1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1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1.1 宣传的词源学解读 |
| 3.1.1.2 翻译的词源学解读 |
| 3.1.1.3 宣传与翻译之词源学关联 |
| 3.1.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1 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2 对外宣传及其本质属性 |
| 3.1.2.3 外宣与内宣之别 |
| 3.1.3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1 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1.3.2 外宣翻译及其本质属性 |
| 3.2 外宣翻译研究及其学科属性 |
| 3.2.1 外宣翻译研究之本体论思考 |
| 3.2.2 外宣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 |
| 3.2.2.1 外宣翻译研究的翻译学属性 |
| 3.2.2.2 外宣翻译研究的传播学属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认识论 |
| 4.1 外宣翻译术语之辨 |
| 4.1.1 外宣翻译与对外宣传 |
| 4.1.2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 4.1.3 对外宣传与对外报道 |
| 4.1.4 对外宣传与国际传播 |
| 4.1.5 对外宣传与国际新闻 |
| 4.1.6 对外宣传与中译外 |
| 4.2 外宣翻译形态之辨 |
| 4.3 外宣翻译之研究对象 |
| 4.3.1 外宣翻译之主体 |
| 4.3.1.1 外宣翻译之政府主体 |
| 4.3.1.2 外宣翻译之译者主体 |
| 4.3.1.3 外宣翻译之审稿主体 |
| 4.3.1.4 外宣翻译之传媒主体 |
| 4.3.1.5 外宣翻译之其他主体 |
| 4.3.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4.3.3 外宣翻译之客体 |
| 4.3.3.1 外宣翻译客体之政治文献 |
| 4.3.3.2 外宣翻译客体之新闻语篇 |
| 4.3.3.3 外宣翻译客体之公示语 |
| 4.3.3.4 外宣翻译客体之专业文献 |
| 4.3.3.5 外宣翻译客体之文化典籍 |
| 4.3.3.6 外宣翻译客体之多模态演艺作品 |
| 4.3.4 外宣翻译之媒介 |
| 4.3.5 外宣翻译之受众 |
| 4.3.6 外宣翻译之情境 |
| 4.3.7 外宣翻译之效果 |
| 4.4 外宣翻译之特点与要求 |
| 4.4.1 外宣翻译之特点 |
| 4.4.1.1 政治敏感性与严肃性 |
| 4.4.1.2 文体正式性与庄重性 |
| 4.4.1.3 内容准确性与灵活性 |
| 4.4.1.4 基调积极性与正面性 |
| 4.4.1.5 中国民族性与特色性 |
| 4.4.2 外宣翻译之要求 |
| 4.5 外宣翻译之原则与标准 |
| 4.5.1 外宣翻译之原则 |
| 4.5.1.1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树立科学态度 |
| 4.5.1.2 以正确立场为方向，维护国家利益 |
| 4.5.1.3 以服务受众为宗旨，注意内外有别 |
| 4.5.1.4 以交流互动为契机，输出文化资本 |
| 4.5.2 外宣翻译之标准 |
| 4.6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认识维度 |
| 4.6.1 语言维 |
| 4.6.2 文化维 |
| 4.6.3 政治维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目的论 |
| 5.1 外宣翻译与外宣翻译研究之整体目标 |
| 5.1.1 整体目标之历史阐述 |
| 5.1.2 整体目标之今日表达 |
| 5.1.3 整体目标之内部关系 |
| 5.2 外宣翻译之目的 |
| 5.2.1 外宣翻译主体之目的 |
| 5.2.2 外宣译者之目的 |
| 5.2.2.1 外宣译者之“知之”目的 |
| 5.2.2.2 外宣译者之“告之”目的 |
| 5.2.2.3 外宣译者之“好之”目的 |
| 5.2.2.4 外宣译者之“乐之”目的 |
| 5.2.3 外宣受众之目的 |
| 5.3 外宣翻译研究之目的 |
| 5.3.1 外宣翻译研究之理论型目的 |
| 5.3.2 外宣翻译研究之实用型目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方法论 |
| 6.1 外宣翻译之理论研究方法 |
| 6.1.1 传播学视野 |
| 6.1.2 功能论（目的论）视野 |
| 6.1.3 关联理论视野 |
| 6.1.4 其他研究视野 |
| 6.1.4.1 修辞认同视野 |
| 6.1.4.2 建构主义视野 |
| 6.1.4.3 生态译学观视野 |
| 6.2 外宣翻译之实践操作方法 |
| 6.2.1 外宣翻译之宏观翻译策略 |
| 6.2.1.1 归化与异化策略 |
| 6.2.1.2 变通策略 |
| 6.2.2 外宣翻译之具体应对技巧 |
| 6.2.2.1 增译 |
| 6.2.2.2 减译 |
| 6.2.2.3 编译 |
| 6.2.2.4 其他译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价值论 |
| 7.1 外宣翻译之整体价值追求 |
| 7.2 外宣翻译之价值 |
| 7.2.1 外宣翻译之信息价值 |
| 7.2.2 外宣翻译之政治价值 |
| 7.2.3 外宣翻译之经济价值 |
| 7.2.4 外宣翻译之社会文化价值 |
| 7.3 外宣翻译研究之价值 |
| 7.3.1 翻译质量提升价值 |
| 7.3.2 学科建设价值 |
| 7.3.3 人才培养价值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宣翻译研究体系之批评观 |
| 8.1 翻译批评概说 |
| 8.1.1 翻译批评的定义 |
| 8.1.2 翻译批评的作用 |
| 8.1.3 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 外宣翻译批评 |
| 8.2.1 外宣翻译批评的特殊性 |
| 8.2.2 外宣翻译批评的原则 |
| 8.2.2.1 传播效果原则 |
| 8.2.2.2 政治准确性原则 |
| 8.2.2.3 文化传真原则 |
| 8.2.2.4 跨文化交流原则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本研究总结 |
| 9.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9.3 本研究之缺陷与不足 |
| 9.4 外宣翻译研究之前景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中国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著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著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著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著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著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著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著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著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传媒新词英译：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Abstract |
| 0.引言 |
| 1.新词概览 |
| 1.1 传媒与新词 |
| 1.1.1 传媒新词的出现与流行 |
| 1.1.2 传媒语言的纳新与规范 |
| 1.2 新词的界定 |
| 1.2.1 时间上的新鲜性 |
| 1.2.2 语义上的新鲜性 |
| 1.3 新词的内容 |
| 1.3.1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
| 1.3.2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
| 1.3.3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
| 1.3.4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
| 1.3.5 社会问题与社会心态 |
| 1.3.6 "热"现象+"多"现象 |
| 1.4 新词的特点 |
| 1.4.1 单义现象 |
| 1.4.2 同义现象 |
| 1.4.3 见词明义,具体形象 |
| 1.4.4 辞格运用,魅力四射 |
| 1.4.4.1 以比喻、借代方式来丰富词义 |
| 1.4.4.2 以仿词格引申来创造新词语 |
| 1.4.4.3 以摹声音译来增加新词语 |
| 1.4.4.4 将用于某事物的词语移用到它事物中 |
| 1.4.4.5 以增加限制和压缩简称丰富词语 |
| 1.4.4.6 传统的组词方式及词语的活用来丰富词义 |
| 1.4.5 新简缩词应运而生 |
| 1.4.6 方言俗语不断渗透 |
| 1.4.6.1 方言词语涌入,丰富国语词汇 |
| 1.4.6.2 两岸语汇交融,助推汉语发展 |
| 1.4.7 流行语琅琅上口 |
| 1.4.8 委婉语迂回含蓄 |
| 1.4.9 外来语无孔不入 |
| 1.4.9.1 外来语的基本种类 |
| 1.4.9.2 外来语的构成形式 |
| 1.4.9.3 外来语的吸收原则 |
| 1.4.9.4.外来语的"入侵"因素 |
| 1.5 新词的由来 |
| 1.5.1 产生条件 |
| 1.5.1.1 社会的改革,历史的进步 |
| 1.5.1.2 科学的发展,科技的运用 |
| 1.5.1.3 思想的解放,世界的沟通 |
| 1.5.1.4 边缘的交叉,时代的需要 |
| 1.5.1.5 传统的继承,词语的创新 |
| 1.5.2 产生途径 |
| 1.5.2.1 新事催生新词 |
| 1.5.2.2 旧词衍生新义 |
| 1.5.2.3 借用方言俗语 |
| 1.5.2.4 吸收外来词语 |
| 1.5.2.5 变死词为活词 |
| 1.5.2.6 词缀派生新词 |
| 2.英译原则 |
| 2.1 翻译的定义 |
| 2.2 翻译的标准和性质 |
| 2.3 传媒新词英译的标准和性质 |
| 2.3.1 传媒新词英译并非逐字英译 |
| 2.3.2 传媒新词英译要求清晰易懂 |
| 2.3.3 对内对外传播接受对象有别 |
| 2.4 译者的修养 |
| 2.4.1 三大基本功 |
| 2.4.1.1 政治基本功 |
| 2.4.1.2 语言基本功 |
| 2.4.1.3.知识基本功 |
| 2.4.2 四个必备条件 |
| 2.4.2.1 刻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 |
| 2.4.2.2 学习翻译理论,经常进行翻译实践 |
| 2.4.2.3 熟悉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 |
| 2.4.2.4 善于使用工具书 |
| 3.误译透视 |
| 3.1 想当然和"中式英译" |
| 3.2 忽视语言习惯 |
| 3.3 不辨原文词义 |
| 3.4 译文语域不分 |
| 3.5 译文词序颠倒 |
| 3.6 回译不到位 |
| 3.7 政治词语不够慎译 |
| 4.英译对策 |
| 4.1 搜检原义,配以佳译 |
| 4.1.1 使用等值对应词 |
| 4.1.2 使用准对应词 |
| 4.2 背景注译,显明词义 |
| 4.3 吃透原文,准确翻译 |
| 4.4 补全词义,再译不迟 |
| 4.5 文化差异,正确处理 |
| 4.5.1 使用外国受众可接受的语言 |
| 4.5.2 具体区分相对不可译性情况 |
| 4.6 "中式"、"中色",宜作考虑 |
| 4.7 区分异同,注意契合 |
| 4.8 巧用英语前后缀,译文简洁又达意 |
| 4.8.1 借用英语中对应词缀 |
| 4.8.2 巧译"……化"字新词 |
| 4.9 数字式新词新语,直译意译宜糅合 |
| 4.9.1 直译数字,略作补义 |
| 4.9.2 免去数字,意译全义 |
| 4.10 尊重贯译,兼收并蓄 |
| 5.结论 |
| 6.跋语 |
| 参考文献 |
（9）政经文本汉译过程中的衔接问题与解决方案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gional Economic Diplomacy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二、任务描述 |
| 2.1 翻译任务背景内容 |
| 2.2 翻译任务的意义价值 |
| 2.3 政经类文本特征分析 |
| 2.3.1 词的特点 |
| 2.3.2 句的特征 |
| 2.3.3 语篇的特征 |
| 三、翻译过程 |
| 3.1 译前准备 |
| 3.1.1 相关资料准备 |
| 3.1.1.1 学术内容相关的资料准备 |
| 3.1.1.2 翻译工具类资源准备 |
| 3.1.1.3 翻译理论知识书籍准备 |
| 3.1.1.4 制定术语表 |
| 3.1.2 语篇衔接理论综述 |
| 3.1.2.1 国外相关衔接理论研究综述 |
| 3.1.2.2 国内相关衔接理论研究综述 |
| 3.2 翻译过程 |
| 3.2.1 初译阶段 |
| 3.2.2 改译阶段 |
| 3.2.3 审校阶段 |
| 3.2.4 翻译问题界定 |
| 四、翻译中的语篇衔接问题及解决方案 |
| 4.1 翻译当中遇到的语篇衔接问题 |
| 4.1.1 指代与词汇衔接不明问题 |
| 4.1.2 替代与省略频繁问题 |
| 4.1.3 连接方式不明显 |
| 4.1.4 语篇跨类衔接问题 |
| 4.2 解决衔接问题的方案 |
| 4.2.1 指称与词汇衔接不明问题的解决方法 |
| 4.2.1.1 代词指称替代 |
| 4.2.1.2 复现一致译法 |
| 4.2.1.3 强调指示词 |
| 4.2.2 替代与省略频繁问题的解决方法 |
| 4.2.2.1 增补名词 |
| 4.2.2.2 增添动词 |
| 4.2.2.3 零替代译法 |
| 4.2.3 连接方式不明显问题的解决方法 |
| 4.2.3.1 增添因果关联词 |
| 4.2.3.2 突出让步关系连词 |
| 4.2.3.3 添加转折关系连词 |
| 4.2.4 语篇跨类衔接问题解决方法 |
| 4.2.4.1 增加情态动词 |
| 4.2.4.2 增补时间副词 |
| 4.2.4.3 丰富词汇语法衔接手段 |
| 五、翻译实践总结 |
| 5.1 翻译实践中的收获与经验 |
| 5.2 翻译中的不足与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术语表 |
| 附录2 原文 |
| 附录3 译文 |
| 致谢 |
（10）功能对等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四字格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难点与价值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
| 2.1.1 中央文献翻译的本体研究 |
| 2.1.2 中央文献翻译的关联元素研究 |
| 2.1.3 翻译理论视域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
| 2.2 国家领导人著作外译研究 |
| 2.3 四字格翻译研究 |
| 2.3.1 中外四字格比较及翻译研究 |
| 2.3.2 各类文本中的四字格翻译研究 |
| 第三章 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
| 3.1 奈达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
| 3.1.1 奈达的主要研究成果 |
| 3.1.2 功能对等理论发展略述 |
| 3.2 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 |
| 3.2.1 关于“翻译”的全新定义 |
| 3.2.2 关于“翻译过程四步骤”的阐述 |
| 3.2.3 关于“翻译相关元素”的阐述 |
| 3.2.4 关于“翻译与交际”的阐述 |
| 3.2.5 关于“语言文化与翻译”的阐述 |
| 3.3 中国对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研究 |
| 3.3.1 奈达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历程 |
| 3.3.2 中国对功能对等理论研究的分类 |
| 3.4 功能对等理论对本文的指导意义 |
| 第四章 《邓小平文选》的四字格日译 |
| 4.1 《邓小平文选》的译本概述 |
| 4.1.1 《邓小平文选》中文版 |
| 4.1.2 《邓小平文选》日语译本 |
| 4.2 《邓小平文选》的语言特征 |
| 4.2.1 邓小平的话语风格 |
| 4.2.2 《邓小平文选》的语言特征 |
| 4.3 《邓选》(第二卷)中的四字格 |
| 4.3.1 四字格分类及特征 |
| 4.3.2 本文的四字格语料 |
| 4.3.3 本文的四字格问卷调查概述 |
| 第五章 熟语类四字格日译研究 |
| 5.1 熟语类四字格 |
| 5.1.1 熟语的分类 |
| 5.1.2 熟语类四字格的翻译 |
| 5.1.3 功能对等理论中的熟语翻译 |
| 5.1.4 本文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2 中日译本译文相同的四字格日译 |
| 5.2.1 译文相同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2.2 译文相近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2.3 小结 |
| 5.3 中日译本译文不同的四字格日译 |
| 5.3.1 中译本选择率较高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3.2 日译本选择率较高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3.3 两译本选择率相近的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5.3.4 小结 |
| 第六章 非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6.1 非熟语类四字格 |
| 6.1.1 术语 |
| 6.1.2 专有名词 |
| 6.1.3 固定搭配 |
| 6.1.4 本文非熟语类四字格日译 |
| 6.2 中日译本译文相同的四字格日译 |
| 6.2.1 译文相同或相近的四字术语日译 |
| 6.2.2 译文相同或相近的四字专有名词日译 |
| 6.2.3 译文相同或相近的四字固定搭配日译 |
| 6.2.4 小结 |
| 6.3 中日译本译文不同的四字格日译 |
| 6.3.1 译文不同的四字术语日译 |
| 6.3.2 译文不同的四字专有名词日译 |
| 6.3.3 译文不同的四字固定搭配的日译 |
| 6.3.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成果 |
| 7.1.1 四字格日译方略 |
| 7.2 功能对等理论对中央文献翻译的指导 |
| 7.2.1 宏观指导意义 |
| 7.2.2 微观指导意义 |
| 7.3 创新与不足 |
| 7.3.1 创新点 |
| 7.3.2 局限与不足 |
| 7.4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語要旨 |
| 附录 |
| 附录一.《邓选》(第二卷)46篇文章题目列表 |
| 附录二.问卷调查 |
| 附录三.问卷调查数据 |
| 附录四.《邓选》(第二卷)熟语类四字格词条列表 |
| 附录五.《邓选》(第二卷)非熟语类四字格词条列表 |
| 附录六.熟语类四字格中日译本译文相同或相近词条译文对照表 |
| 附录七.非熟语类四字格中日译本译文相同或相近词条译文对照表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 |
四、“对外开放”一词的译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领导人著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3]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D]. 崔亚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5]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基于哲学视野的反思[D]. 朱义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6]中国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原则与策略[J]. 杨明星. 中国翻译, 2014(03)
- [7]中国领导人著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8]传媒新词英译：问题与对策[D]. 张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04)
- [9]政经文本汉译过程中的衔接问题与解决方案 ——Australia and China in Regional Economic Diplomacy翻译实践报告[D]. 抄诗琪. 辽宁师范大学, 2019(01)
- [10]功能对等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四字格日译研究[D]. 李玥.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