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文文献综述）
何光全[1]（2010）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胡化凯[3]（2020）在《破而不立 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文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50年代末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其间尽管中共中央采取过一些措施对之进行制止,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使得效果有限,批判活动仍然一再出现回潮。三次批判高潮的出现,既有不同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也有共同的潜在的历史原因。批判者认为,只有清除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其快速发展。但事与愿违,所谓的科学批判不但没有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赵肖荣[4]（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唐卓[5]（2016）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文中认为西方哲学中国化,是21世纪以来学界经过初步提出概念、局部交流探讨、广泛开展研究三个阶段之后所提炼出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学界对于西方哲学和哲学整体研究路向的一定程度的共识。本文所体认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以追求独立解放、民族复兴、文明再造的主体意识,逐步将西方哲学“化”为大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养分,至改革开放后正式形成为明确研究范式的历史活动。由此,文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是特指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哲学研究新范式;而1840至1979年间中国人引进、吸收、批判、转化西方哲学的活动则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的初步传播、研究、批判”等等。当然,后者是前者的历史性基础,而前者则是后者的时代性升华。总体来看,选择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化和对话性地反哺是170多年来中国人在“化”西方哲学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影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就构成了开展本项研究的基本参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划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基本标准,构成了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机制的逻辑线索,构成了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应当遵循的立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炼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本文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初步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思想效应。（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伴随政治形势而跌宕起伏。（4）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模式逐步形成。（5）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获得明确的范式自觉并开启研究热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经验教训:（1）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秉持穷则思变与和实生物原则,积极借鉴西方哲学以救亡自强;基本教训可概括为脱离中国实际、抽象运用西方哲学原则导致水土不服。（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而批判借鉴西方哲学的党性原则;基本教训可概括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泛政治化理解西方哲学造成了武断倾向。（3）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发扬了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首创精神;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极左政治路线对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造成严重破坏。（4）在20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新的文化风貌;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导致西式自由化思潮泛滥。（5）21世纪以来,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科学理性精神维度的关注和汲取;基本教训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崇高超越精神维度的轻视和遗失。改革开放启动至21世纪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不断增强,而西方哲学中国化逐步获得明晰自觉并最终确立研究模式的时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日益鲜明。其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日臻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新要求观照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也日渐清晰,形态发展特色凸显,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拥有自己的“思”、“样”、“范”、“势”。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之“思”,是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如高清海先生“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概念的所指。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样”,是指中国当代哲学家通过研究西方哲学、进行独立思考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形式及其思想效应,如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及其掀起的主体性哲学热。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范”,是指在170多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独有风格和气场,如赵敦华教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邓晓芒教授《让哲学说汉语》,胡海波教授《中华民族生成“思想自我”的西方哲学向度》,张立文教授《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等论着所彰显出的理论自信。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势”,是指近年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课题所开启的思潮化趋势,表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团队化研究;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子课题为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数量持续增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明显增多,等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伴影随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思想财富,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奠定着理论基石。二者在满足中国需要、回应时代课题、相互交融激荡三个方面紧密契合,共同走向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未来之境。
张榕[6]（2020）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研究》文中指出若要对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进行研究,首先研究其产生的背景。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发展时期,社会的发展导致思想的变动,思想的变动必会引起学术的讨论,而这场大讨论就是这一时期的必然产物。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我国文学界率先发声,文学家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这十年社会状况进行反思。再者学术界也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尤其是哲学领域,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再次登上我国历史舞台。这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的经济活动为这场大讨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研究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内容,需结合大讨论发展的阶段与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中,大讨论的侧重点不同。纵观大讨论的整个过程,学者们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以及人性理论提出众多观点,甚至出现了对抗性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和五个重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是中心问题;重点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五点:第一,何为人性;第二,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没有关系;第四,社会主义社会有无异化现象;第五,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最后对这场大讨论进行评析。这场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异化问题、人性论、人的价值等问题的理解提出了新思路;对之前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反思;为我国之后社会主义建设、人学的发展做了理论铺垫;为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做了理论思考;并加快人们思想转变的速度,这些是这场大讨论的成果。但我们也要正视这场大讨论的不足之处:首先一些学者对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问题概念不明确,所以大讨论不够深刻;再者讨论中一些学者受情绪化和政治化的影响,大讨论最终变得虎头蛇尾;最后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对于一些学术问题理论依据不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而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这场大讨论具有抽象性。
邓伯军[7]（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刘素娟[8]（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胡化凯[9]（2007）在《“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文中认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的活动.文章探讨了"文革"期间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讨论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学科的主要批判内容,并对批判活动的起因、批判方法和特点作了初步分析.文章认为,"文革"所提出的政治批判任务和"四人帮"的故意操纵是这一时期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主要原因,所采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一时期参与批判活动的人员数量和类型以及所批判的学科领域之多都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
张文毓[10]（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二、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文提纲范文）
（1）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批判"和"教育批判"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的问题、内容与目的 |
| 四、研究的意义 |
| 五、研究文献综述 |
| 六、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 |
| 七、具体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49-1981年教育批判背景与概况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1949-1952)的教育批判 |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与教育批判 |
| 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与我国的教育批判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53-1956)的教育批判 |
| 一、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教育性质的争论 |
| 二、"一五"计划期间的教育矛盾与教育批判 |
| 三、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 四、教育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运动概况 |
| 第三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的教育批判 |
| 一、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的教育批判 |
| 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 |
| 三、教劳结合的提出与对资产阶级教育观的批判 |
| 四、"大改造、大改革"的教学"革命运动" |
| 五、文革前夕毛泽东对教育的批评 |
| 第四节 文革时期(1966-1976)的教育批判 |
| 一、教育领域的斗批改 |
| 二、"教育大革命" |
| 三、教育领域的"评法批儒"及"批林批孔" |
| 四、"四人帮"在教育领域制造的批判事件 |
| 第五节 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揭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 |
| 一、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
| 二、揭批"四人帮"对教育方针的篡改 |
| 三、揭批"四人帮"对招生考试制度的破坏 |
| 四、揭批"四人帮"对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破坏 |
| 五、揭批"四人帮"对教育工作者的打击和迫害 |
| 六、教育极左批判时代的终结 |
| 第二章 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 第一节 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 |
| 第二节 批判武训精神的过程 |
| 一、围绕电影《武训传》展开的学术论辩 |
| 二、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政治定性与否定 |
| 第三节 教育界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 一、《人民教育》评论与"打倒武训精神" |
| 二、批判武训精神与批判改良主义和教育救国论 |
| 三、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 |
| 四、上海、重庆两地对武训精神的批判 |
| 第四节 "武训"作为符号的清除与利用 |
| 第五节 对武训精神批判的小结 |
| 一、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目的与合理性 |
| 二、教育界批判武训精神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 |
| 三、武训精神批判开了新中国教育批判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先例 |
| 第三章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 第一节 建国初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推崇 |
| 第二节 "武训精神是否可以为训"的论辩与对陶行知的评价 |
| 第三节 "5.20"社论后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
| 一、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武训精神关系的评论 |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毛泽东教育思想关系的评论 |
| 三、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性质的评论 |
| 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 第四节 1957年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评 |
| 一、关于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二、关于陶行知与武训及杜威关系的评论 |
| 三、关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评论 |
| 第五节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 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是一场决策失误与性质错误的极左批判 |
| 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造成的消极影响 |
| 三、对新中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 |
| 第四章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 第一节 对活教育理论批判的过程 |
| 一、50年代初期对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批判 |
| 二、批判实用主义运动中对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
| 三、反右运动期间陈鹤琴及活教育理论的遭遇 |
| 第二节 活教育批判的主要内容 |
| 一、对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 二、对活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关系的评论 |
| 三、关于活教育办学实践与历史问题的批判 |
| 四、关于活教育影响的评论 |
| 第三节 对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的小结 |
| 一、否定了活教育理论的合理成分与历史作用 |
| 二、否定了陈鹤琴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
| 第五章 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关于过渡时期的教育性质问题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
| 三、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关系的争论 |
| 一、强调新民主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的区别 |
| 二、强调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作用 |
| 第三节 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如何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的争论 |
| 一、"逐步过渡"论 |
| 二、"区别对待"论 |
| 三、"彻底批判"论 |
| 第四节 对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争论的小结 |
| 一、争论的特点和局限 |
| 二、争论的结果和影响 |
| 第六章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建国初全面发展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 |
| 第二节 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相关问题的提出 |
| 一、关于新旧全面发展教育与双轨制问题 |
| 二、关于全面发展与平均发展的问题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的全面展开 |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再度提出 |
| 二、教育部主持的座谈会及讨论 |
| 三、全国各地讨论的基本情况及主要倾向 |
| 四、柳湜关于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意见 |
| 五、张凌光的申辩与再辩论 |
| 第四节 因材施教是否可以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 一、全面发展教育问题争论转向为"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争论 |
| 二、反对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 三、赞同将"因材施教"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并列为教育方针 |
| 四、关于"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教育基本内涵的争论 |
| 五、关于贯彻和执行"全面发展"教育方针问题的归因 |
| 第五节 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结果 |
| 一、没有完结的争论 |
| 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的提出 |
| 第六节 对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争论的小结 |
| 一、争论的特点与影响 |
| 二、争论的不足与局限 |
| 第七章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
| 第一节 建国初对美国教育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初步批判 |
| 一、概况 |
| 二、曹孚《杜威批判引论》的简要介绍与分析 |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杜威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全面批判 |
| 一、概况 |
| 二、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 |
| 三、对实用主义人性论的批判 |
| 四、对实用主义经验论的批判 |
| 五、对实用主义教育本质观的批判 |
| 六、对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 七、对实用主义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 八、对实用主义道德教育观的批判 |
| 九、对实用主义教学论与课程论的批判 |
| 十、对实用主义学校观的批判 |
| 十一、对儿童中心主义的批判 |
| 十二、对民主主义教育的批判 |
| 十三、对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批判 |
| 第三节 50年代末期对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思与评价 |
| 一、曹孚的反思与评价 |
| 二、陈友松的反思与评价 |
| 第四节 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 一、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动机、目的与合理性 |
| 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的特点、影响与局限性 |
| 第八章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的批判 |
| 第一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过程与概况 |
| 一、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胡适思想批判 |
| 二、"红学"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 |
| 三、胡适思想批判与教育思想批判的联系 |
| 第二节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的主要内容 |
| 一、对胡适教育思想性质与特点的评判 |
| 二、对胡适的教育目的观的批判 |
| 三、对胡适教育作用观的批判 |
| 四、对胡适教育方法论的批判 |
| 五、对胡适教学思想的批判 |
| 六、对胡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批判 |
| 七、对胡适教育影响的批判 |
| 第三节 对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 一、批判的性质、特点与影响 |
| 二、批判涉及的主要教育问题与评价 |
| 三、对胡适教育影响和贡献的评价 |
| 第九章 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
| 第一节 凯洛夫及凯洛夫《教育学》 |
| 一、凯洛夫其人 |
| 二、凯洛夫《教育学》 |
|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 一、苏联教育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反思 |
| 二、中国教育界的反思与"教育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60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初步批判 |
| 一、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智育第一"的观点 |
| 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与人性论相关的德育原则 |
| 三、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 |
| 第四节 文革时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全面批判 |
| 一、凯洛夫《教育学》被定性为"是一部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 |
| 二、借批凯洛夫《教育学》来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 三、对"全面发展"、"全民教育"的批判 |
| 四、对"智育第一"的批判 |
| 五、对凯洛夫教学论的批判 |
| 六、对"师道尊严"、"教师中心论"的批判 |
| 七、对"专家治校"、"内行领导"的批判 |
| 第五节 对凯洛夫《教育学》批判的小结 |
| 一、"凯洛夫问题"、"凯洛夫教育学情结"与"凯洛夫现象" |
| 二、如何正确评价凯洛夫《教育学》 |
| 三、前苏联与中国的不同批判及经验教训 |
| 第十章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对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批判量力性、循序渐进原则为教育大跃进张目 |
| 二、将量力性原则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教学原则 |
| 三、对夸美纽斯教学论的批判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 |
| 一、关于教学原则提出的依据与作用范围的争论 |
|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教学规律关系的争论 |
| 三、关于教学原则性质问题的争论 |
| 四、关于社会主义教学原则体系问题的争论 |
| 第三节 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争论的小结 |
| 一、对量力性等教学原则批判的性质与特点 |
| 二、对夸美纽斯教学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
| 三、对教学原则其他问题争论的局限性 |
| 第十一章 对"爱的教育"批判 |
| 第一节 "爱的教育"批判过程 |
| 一、"斯霞事件"与"爱的教育"批判的引发 |
| 二、"爱的教育"讨论及批判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
| 三、"爱的教育"批判的扩大化 |
| 四、教育专业组织对"爱的教育"批判 |
| 五、对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批判 |
| 六、"爱的教育"批判的结论 |
| 第二节 "爱的教育"批判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关于"爱的教育"起源、性质与作用的评论 |
| 二、关于"爱的教育"与"阶级爱"的评论 |
| 三、关于"爱的教育"能否作为教育原则的评论 |
| 第三节 对"爱的教育"批判小结 |
| 一、"爱的教育"批判性质 |
| 二、"爱的教育"批判影响 |
| 三、对"爱的教育"批判关涉的几个教育问题的思考 |
| 第十二章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 |
| 第一节 对孔子及儒家主要教育思想的批判 |
| 一、对孔子创办私学的批判 |
| 二、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培养目标的批判 |
| 三、对孔子及儒家教育内容的批判 |
| 四、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的批判 |
| 五、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影响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儒家古代教育典籍的批判 |
| 一、"《论语》批注" |
| 二、"《学记》选批" |
| 三、"《三字经》批注" |
| 四、"《弟子规》批注" |
| 五、"《神童诗》批注" |
| 第三节 对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及批孔"漫话"和儿歌 |
| 一、对所谓反动教育谚语和格言的批判 |
| 二、批孔"漫话"和儿歌 |
| 第四节 对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的小结 |
| 一、"批孔"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敲门砖" |
| 二、以阶级斗争标准裁量传统思想文化的错误得到了充分体现 |
| 三、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
| 第十三章 对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反思 |
| 第一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指导思想及其经验教训 |
| 一、建国初期片面强调新旧教育的对立与对旧教育的否定性的批判 |
| 二、整风反右运动后的教育批判中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倾向的激化 |
| 三、文革时期走向异化和全盘否定的教育批判 |
| 第二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
| 一、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交织的主要实践倾向 |
| 二、教育批判方法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
| 三、教育批判组织方式的主要特点为"群众性"、"运动式" |
| 第三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中外教育遗产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 一、关于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与批判 |
| 二、关于教育学中的继承性及教育的社会特点的评论 |
| 三、关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 |
| 四、关于我国教育遗产的批判 |
| 五、关于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 |
| 第四节 1949-1981年我国教育批判对于教育改革问题的认识与处置及其经验教训 |
|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端倪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教育批判来解决教育改革突出矛盾的凸显 |
| 三、文革时期教育斗批改的大博弈及其恶果 |
| 第五节 关于教育批判的思考 |
| 一、正确认识教育批判的本义及其与教育批评、教育评价、教育评论、教育争论之关系 |
| 二、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 三、教育批判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 |
| 四、教育批判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 |
| 五、教育批判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及参加的科研课题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破而不立 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综述 |
| 2 50年代前期的科学批判 |
| 2.1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全面学习苏联 |
| 2.2 对自然科学的批判 |
| 2.3 中央对科学批判行为的制止 |
| 3 50年代后期的科学批判 |
| 3.1 政治运动使得科学批判活动回潮 |
| 3.2 对科学理论和科学家学术工作的批判 |
| 3.3 中央对科学批判行为的再度制止 |
| 4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学批判 |
| 4.1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批判任务 |
| 4.2 对自然科学的批判 |
| 4.3 科学批判活动的终结 |
| 5 三次科学批判高潮之间的历史联系 |
| 6 结 语 |
（4）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参照 |
|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模式厘定 |
| 1.对“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初步解释 |
| 2.“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与西方哲学研究诸历史模式的关系 |
|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课题研究的既有状况 |
| 1.关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意义问题 |
| 2.关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问题 |
| 3.关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逻辑机制问题 |
| 4.关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
| (四)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参照深化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研究的重要意义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对西方哲学的吸收 |
| （一）历史时代与思想理论背景 |
| 1.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救亡图存的文化路径选择 |
| 2.中国社会各阶级理论代表对于西方哲学的具体态度 |
| 3.西方哲学诸流派传入中国之后的基本境遇 |
| （二）太平天国运动领袖对西方基督教哲学的积极借鉴和实际应用 |
|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基督教哲学基础 |
| 2.洪仁玕制定《资政新篇》的基督教哲学基础 |
| 3.借鉴应用基督教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 |
| （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西方进化论的重点引入和自主吸收 |
| 1.严复对进化论的译介：“做”《天演论》 |
| 2.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明辨：“自标吾论”《俱分进化论》 |
| 3.引入吸收进化论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 |
| （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领袖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积极借鉴和实际应用 |
| 1.梁启超对康德哲学的鼓吹：进取-保守二律背反的心理共鸣 |
| 2.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西方启蒙哲学基础 |
| 3.宋教仁内阁制学说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基础 |
| 4.借鉴应用西方政治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作用 |
| （五）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吸收西方哲学过程的经验与教训 |
| 1.基本经验：秉持穷则思变与和实生物原则积极借鉴西方哲学以救亡自强 |
| 2.基本教训：脱离中国实际而抽象运用西方哲学原则导致水土不服 |
| （六）本章小结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激荡 |
| （一）历史时代与思想理论背景 |
| 1.辛亥革命后中国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严峻现实 |
| 2.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大力弘扬 |
| 3.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发的思想巨变 |
| （二）中国思想家对意志主义的继续关注和向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的研究拓展 |
| 1.郭沫若等人对尼采哲学思想的选择性吸收 |
| 2.张东荪等人对柏格森哲学的引入和吸收 |
| 3.钱钟书等人对萨特哲学的引入吸收与文学运用 |
|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呈现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垒 |
| 1.胡适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引入及其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
| 2.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扞卫和向实用主义展开的论战 |
| （四）科玄之争背后的西方哲学流派冲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相关评论 |
| 1.玄学派的观点及其背后的西方哲学流派支撑 |
| 2.科学派的观点及其背后的西方哲学流派支撑 |
| 3.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科玄之争的评论 |
| （五）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展开的批判 |
| 1.《实践论》对西方经院化认识论的批判 |
| 2.《矛盾论》对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 |
|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特征、经验与教训 |
|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新特征 |
| 2.基本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新世界观批判借鉴西方哲学的党性原则 |
| 3.基本教训：特定时代背景下泛政治化理解西方哲学所造成的武断倾向 |
| （七）本章小结 |
| 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与西方哲学研究的跌宕起伏 |
| （一）历史时代与思想理论背景 |
| 1.新政权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对各阶级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 |
| 2.阶级斗争形势严重误判所导致的文化发展畸形 |
| （二）过渡时期批判西方哲学的理论浪潮 |
| 1.哲学界通过批判胡适以清除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贺麟通过自我批判以清除黑格尔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3.北大哲学系代表性论文对西方哲学错误观点的总体性批判 |
| 4.哲学界对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广泛批判 |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事业奠基 |
|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建构及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话语权效应 |
| 2.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介和研究 |
| 3.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和研究 |
|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整体沉寂 |
| （五）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启动西方哲学研究的复苏与繁荣 |
| 1.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
| 2.西方哲学研究获得重新发育的政治和理论土壤 |
| （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的特征、经验与教训 |
| 1.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的新特征 |
| 2.基本经验：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首创精神 |
| 3.基本教训：极左政治路线对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造成严重破坏 |
| （七）本章小结 |
| 四、20世纪 80-90年代：改革开放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逐步形成 |
| （一）对作为“照妖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 |
| （二）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深刻转换与冷静沉淀的理论自觉 |
| 1.发展历程特点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
| 2.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及其中国化色彩 |
| 3.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加强及其中国化色彩 |
| 4.近代西方经验论与唯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其中国化色彩 |
| 5.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加强及其中国化色彩 |
| （三）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繁荣及其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思潮的折射 |
| 1.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概况 |
| 2.分析哲学研究的开展及其中国化色彩 |
| 3.欧洲大陆哲学研究的开展及其中国化色彩 |
|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及其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反思 |
| 1.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是否成立的争论 |
| 2.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的争论 |
| 3.20世纪90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课题 |
| （五）20世纪 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特征、经验与教训 |
| 1.20世纪 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特征 |
| 2.基本经验：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创新的文化风貌 |
| 3.基本教训：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导致西式自由化思潮泛滥 |
| （六）本章小结 |
| 五、21世纪以来：文化自信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自觉推进 |
| （一）历史时代与思想理论背景 |
| （二）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多年西方哲学研究历程的自觉梳理 |
| 1.对西方哲学研究热点课题的总结 |
| 2.对西方哲学研究重大意义的总结 |
| 3.对现代西方哲学前沿的追踪 |
| （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两种路径选择 |
| 1.追求呈现“本义”的西方哲学研究路径 |
| 2.肯定“中国式解读”的西方哲学研究路径 |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双重理论自觉 |
| （五）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特征、经验与教训 |
| 1.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新特征 |
| 2.基本经验：对西方哲学之科学理性精神维度的关注和汲取 |
| 3.基本教训：对西方哲学之崇高超越精神维度的轻视和遗失 |
| （六）本章小结 |
| 六、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紧密契合中走向未来 |
| （一）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范式自觉 |
| 1.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 |
| 2.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 |
| 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态 |
| （二）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紧密契合 |
| 1.满足中国需要：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本规律上的契合 |
| 2.回应时代课题：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节奏上的契合 |
| 3.相互交融激荡：西方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创造上的契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政治:构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必要基础 |
| 一、打破封建礼教对人生存的束缚 |
| 二、粉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政治后的反思 |
| 三、文艺理论界讨论引发思考 |
| 第二节 思想解放: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提供思想引导 |
|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
|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人们的思想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传入及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实践: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提供现实条件 |
| 一、改革开放的提出重新引发对于人的主体性思考 |
| 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明确经济发展目的 |
| 第二章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 |
| 一、人道主义的定义及实质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
| 三、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
| 第二节 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 |
| 一、异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社会主义与异化的关系 |
| 第三节 关于人与人性的讨论 |
| 一、对有无人性问题的回答 |
| 二、对人性的共同性和阶级性的探讨 |
| 三、马克思对人性的观点 |
|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评析 |
| 第一节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成果 |
| 一、有助于正确认识人道主义 |
| 二、有助于正确理解异化理论 |
| 三、有助于正确思考人性问题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不足 |
| 一、大讨论理论准备不足,具有抽象性 |
| 二、缺乏马克思主义认识,评判时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断 |
| 三、传统文化缺失,西化倾向抬头 |
| 第三节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当代价值 |
| 一、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理论价值 |
| 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的实践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 1.2 “在中国”释义 |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1.3 “研究史”释义 |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 2.2.6 “名着精髓” |
| 2.2.7 “简略评介” |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 2.4 短评 |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 3.4 短评 |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3.1 “简要介绍” |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 4.3.2 “专题汇编” |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着选读》 |
| 4.3.3 “语录” |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4.5 短评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 5.2 文献学研究 |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 5.3 文本解读 |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 5.4 思想研究 |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 5.5 短评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部分：中文译着 |
| 第2部分：外文原着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1 “文革”期间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 |
| 2 “文革”期间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 |
| 2.1 物理学批判 |
| 2.2化学批判 |
| 2.3 生物学批判 |
| 2.4 宇宙学批判 |
| 2.5 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批判 |
| 3 “文革”期间科学批判的方法及特点 |
| 3.1 科学批判的论证方法 |
| 2.2 科学批判活动的特点 |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内容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及理论品质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和《自然辩证法》着作译介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 |
| (一)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初步建制化 |
| (三)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曲折中传播和发展 |
| 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规范化 |
| (一)现代科技促进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 |
| (二)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再建制化 |
| (三)在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中促进社会和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文参考文献）
- [1]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08)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破而不立 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J]. 胡化凯.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0(02)
- [4]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5]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D]. 唐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 [6]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研究[D]. 张榕.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9]“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J]. 胡化凯.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03)
-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标签：德意志意识形态; 科学主义; 冯友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