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好一头”: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论文文献综述）
付超群[1]（2020）在《资源型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L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与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两部分:政府手握公权力,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服务,干预、调节经济运行,以期达到资源配置更优、就业更充分、产业结构更优等目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无论对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科技进步还是增加国家税收而言,均功不可没。政商关系特别是政府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关系如何直接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的好坏,良好的政商关系能够使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而不良的政商关系会使贫富差距拉大、丧失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恶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奇迹”的创造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关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私营企业家成长。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布局往往紧紧围绕本地资源展开。因为资源开采审批的必要性加上销售的暴利性,导致手握审批、规划权力的官员成为商人极力拉拢的对象。十八大强力反腐之前,企业家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和政府官员勾肩搭背、狼狈为奸,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不法“政商联盟”的个人利益;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强力查处腐败案件,许多官员开始奉行“不办事就不出事”的理念,以至于在反腐初期出现不少政府官员把企业家当作“瘟疫”、避之不及,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影响;为矫正一度畸形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二字准确定位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方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积极响应、采取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系列举措,政商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L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煤炭资源极为丰富。十八大强力反腐以来,L市经历了“塌方式腐败”,一度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资源型地区中比较典型,因此,本文选取L市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大量的案例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知悉人士的访谈,阐述了L市政商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实践探索,分析了资源型地区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包括市场化经济体系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政府市场界限不清,政商沟通不畅,政商主体思想转变不彻底等。通过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分析,最终总结提出资源型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出路,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建立政企间的规范化沟通机制。希望通过研究能为资源型地区政商关系改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促进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有序、健康发展。同时,也希望该研究思路和改进策略对其它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较好的指引和参考作用。
吴超晟[2]（2019）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赖以存在、发展和完成使命的物质基础。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凝聚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达到思想、意志和行动的高度统一。城市基层处于国家、社会、政党三者相互作用的重叠区,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前沿。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城市基层党组织是政党、国家和社会三维架构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方面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城市社会阶层更加多元,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环境、对象、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的历史使命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理论上讲,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和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基层党组织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新形势下,城市基层党组织要主动适应城市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调适与变革,始终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保持高度契合,进一步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才能保持实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效引领城市治理、有力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有机统一。本研究围绕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的调适与变革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从基层党组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回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系统梳理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脉络,并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下对城市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初步分析。其次,对城市基层党组织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概貌性的回顾,运用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对城市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和运作制度,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利益协调、社会整合等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再次,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视角,把城市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重点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内部结构的变革等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再者,运用政党调适理论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困境,揭示了组织内卷化、治理失灵、社会组织力弱化等具体特征,并从基层组织科层化、政治功能弱化、资源汲取能力不足、意识形态创新性欠缺等方面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立足城市基层党建的新形势,从革新组织理念、完善组织体系、提升组织力、提高制度化水平四个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在现代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要坚持开放融合的理念,通过构建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制度化建设,实现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
孔杰[3]（2018）在《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根本,事关国计民生,世界各国历来重视。当下,我国人口数量众多、高居世界第一,粮食安全问题倍受政府和全世界重视。在土地、水等资源条件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囿于粮食生长周期、生命周期和消费的刚性、需求的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当前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作为连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桥梁与纽带,粮食流通对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引导粮食消费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粮食流通整个环节中,购销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一头连着农民,另一头连着市民,生产出的粮食正是通过它及其载体——粮食购销企业,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有序流动。目前,在这中间起主渠道作用的当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市场化大势下,不仅粮食购销实行了全面市场化,而且市场主体也全面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相关主体在市场中通过竞争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缺陷等因素,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有粮食购销体系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政策负效应日益显现,最低收购价引发了国有粮食企业库存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负担增大,粮食补贴政策达效有限;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中企业产权结构单一、竞争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经营品种单一、适应市场能力不强;政企分开不彻底,“九龙治水”、多头管理,企业和职工激励机制不完善;国际大粮商利用优势加强渗透、挤压市场;等等。对此,有必要从界定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国有资产管理、宏观调控、公共政策等理论,针对当前我国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现状和粮食流通面临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典型农业生产大国保护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粮农利益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和现行做法加以总结,在追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理性分析历次变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从推动粮改、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出发,努力寻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同时,着重围绕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济实体、市场主体、宏调载体的定位,进一步制定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政策措施,努力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好、部门落实推进好、企业谋划发展好,促使其最终在市场化改革中真正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并发挥应有的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有效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骆增翼[4]（2017）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文中指出随着社会对以教师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日益强烈,立足于学校层面的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通过学校组织变革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素养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围绕这一课题,在反思以往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组织变革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聚焦研究问题。选择典型的G初中作为分析样本,以管理学、教育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理论,运用文献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全面、深入、持续考察G初中成立以来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进行的组织变革真实运行图景。通过分析真实图景,进一步挖掘组织变革背后的影响因素,借鉴约翰·科特“领导变革八步法”,反思与探寻同类型或类似学校组织变革中可能具有的一般逻辑和实践方法。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六章（除绪论和结语外）。第一章,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组织的关系,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从注重个体到关注全体、从学科知识到综合知识、从外在培训到校本研修的变化,但学校组织存在的行政化组织关系、工具化教育取向、分割式学科划分等问题却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学校组织必须以“专业”、“成人”、“发展”为取向,在组织结构、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第二章,G初中成立时学校组织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制约,在调整组织结构、更新核心技术、创设合作文化方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挑战: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缺乏系统性支持;强迫式的技术改造不易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分数为取向的评价文化难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整体提升。第三章,G初中在组织结构改造中,将明确的分工协作体系、规范灵活的工作标准、柔性化的运行机制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学校组织结构的要素,坚持稳定性与创新性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配合、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相结合的学校组织结构改造原则,进一步评估学校变革环境,实行轮岗制、整合职能部门、优化管理人员、修订完善组织运行制度、积极培育非正式组织。第四章,在“互联网+”背景下,G初中一方面积极推进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技术融合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行为,增强教师教学实施、评价与科研能力和教师信息化素养;另一方面,为建构通畅及时的信息管理平台和培育类型多样的网络学习共同体提供信息化管理技术支持。第五章,G初中在秉持彰显人的价值、注重顶层设计、持续稳步推进的文化理念指引下,确定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由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的文化改善路径,以营造学术型的学习氛围、支持反思性的教学常态、提供多元化的展示平台、建构人性化的评价体系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文化改善着力点。第六章,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回顾和反思G初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所实施的组织变革,分析变革中的经验与不足,尝试建构学校组织变革的一般逻辑与实践方法,明确学校组织变革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厘清变革中的几对关系、秉持几种变革意识以及采取变革的环节与步骤。
穆瑞兵[5]（2016）在《转型期重庆云阳县土地制度变迁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土地是农业得以开展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是农村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土地制度的实施在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土地大量闲置、条块分割严重、机械化难以实施等弊端,其制度红利基本释放殆尽。土地制度的新一轮改革已迫在眉睫。然而,现实中的土地问题是历史上的土地问题累积而来,现实中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研究历史上的土地问题。民间文献《李发良工作笔记》的发现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本文即拟以重庆市云阳县为研究地域,利用新近发现的《李发良工作笔记》为史料基础,结合当地档案馆资料及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史料,运用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土地观等理论与方法,对转型期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做一详细考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当今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历史资鉴。全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从选题目的、选题意义、相关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分析和论述了选题的意义以及现实价值。第二部分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出发,阐述了集体化时代土地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公社时期土地制度产权等方面的特点。第三、四部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其中第三部分论述了改革初期云阳县如何破除传统思想禁锢勇敢进行多种土地责任制的试点工作情况。第四部分是在中央的领导下云阳县如何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广大基层干部与村民对不同责任制的理解和感受以及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给农村带来的影响。第五部分主要是在前四部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归纳,即根据转折期云阳县土地制度改革历程提炼出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指导,尊重人民群众的权益,国家上层做好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政策等启示。做好以上几点,我们一定能够制定出更好的土地制度政策,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贡献力量。
金运[6]（2015）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文中指出农村金融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框架体系中的重点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历久常新的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维度看，农村金融改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时期，农村金融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具有相异性，农村金融改革的动机、目标、手段和方向等也具有差异性。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农村金融运动开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成长，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历史阶段，走过了漫长的90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与以往的农村金融改革不同，当下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是如何理解修饰农村金融的定语“全面深化”，这事关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全局。从历史的视角剖析和解读农村金融改革，不仅有利于对农村金融改革进行解构，知悉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脉络，而且有利于更好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全面深化”的内涵和要义。这对于全面深化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更好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和价值，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大繁荣、大发展等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整体把握农村金融改革的概貌，完整再现农村金融改革的全过程，科学分析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梳理农村金融改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演化和发展的视角出发，描绘和勾勒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巨幅画卷。本论文由七部分构成，具体思路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基础性内容，主要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外内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框架等内容。这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保障。第2章为农村金融改革思想溯源。思想和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指导下推进的，同时，又在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本章一方面系统的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和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源头；另一方面，全面的考察了党的五代领导集体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思想，包括毛泽东农村金融改革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金融改革思想两大主体性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了中国化的农村金融理论体系。第3章为农村金融改革历程变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是个动态的过程。本文以时间为节点，把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金融（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金融改革、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解放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等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改革等内容）、改革开放时期农村金融改革（主要从农村正规金融改革、农村非正规金融改革两个维度梳理）和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存量金融与增量金融改革两个方面）四个阶段。在论证过程中采用了文本分析和结构—过程的分析方法，重点阐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方法与内容、原因与逻辑、问题与对策等，旨在系统还原农村金融改革的轨迹，整体勾勒农村金融改革的概貌。第4章为农村金融改革实践效果。经过九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金融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农村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农村金融信用担保体系基本形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建立、农村金融供需格局向高水平均衡递进等六大方面。本章节规避了学术界千篇一律的实证分析方法，而是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形态和形成逻辑进行阐释和分析，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探寻农村金融改革的内在张力。第5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特征、逻辑及经验。为了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经验，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的背后逻辑。本章节运用抽象分析和归纳的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行透视发现：就改革特征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具有以问题为导向倒逼改革、渐进式推进改革、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改革、存量与增量协同改革等特征；就改革逻辑而言，以满足农户信贷需求为价值目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核心动力、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主要手段等是支撑农村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就经验而言，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试点先行的改革方法以及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是党领导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经验。第6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挑战。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又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尽管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随着农村金融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的变革，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信贷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金融外部环境亟待改善、农村金融改革动力式微以及农村金融改革合力效果不显着等问题，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前提。第7章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改善农村金融现状，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本文详细归纳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挑战，整体研判农村金融的未来走势，认为农村金融改革应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具体说来，包括在金融共生和联结中编织农村金融网、开放农村金融系统来提升农村金融增量、以农村金融生态来统筹农村金融发展、发挥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对策。
翟新花[7]（2015）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文中认为人的发展既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人是发展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和价值尺度。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凸显人的发展的主体地位,把握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促进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义,并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农民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中的特殊部分,是人的发展在农民这一群体的具体体现。农民是当代中国人数众多,发展相对滞后,需要反哺和扶持的最大弱势群体,农民发展在当代中国占据特殊的地位和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之故,农民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农民群体的发展状况标志着中国人的整体发展程度与水平,昭示着中国人真正的和充分的发展。然而,农民发展既是历史的、延续的,也是动态的、曲折的,更是现实的、具体的,它不是在想象的、理想设定范围内的孤立存在物,而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受现实物质利益关系和现行经济体制制约之下的合理存在。这意味着农民的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即在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农民的本质力量和本质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调整和变动影响下农民在主体性的确立、自主意识的提升、劳动范围的拓展、劳动方式的变化、社会交往的改变、需要的满足、需求层次的提高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发展内容。现阶段,对农民发展的关注和研究,毕竟与我国的“三农”问题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关于“三农”问题,研究日趋深入和细化,至今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多种解决思路,可是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却并不尽如人意。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发展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和基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钥匙在于农民发展,这样一个看似简单而基本的逻辑,多年来并未达致一种理想的状态。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农民群体虽然得到高度重视、普遍关注和大力扶持,但他们至今依然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限制而并未获得平等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底端,并未走出相对贫困的境地,甚至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此,凸显农民发展问题探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选取中国的农民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分析和综合相统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农民发展内嵌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维度之中,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确立、演进、改革、发展的清晰脉络为背景,阐述历史变迁中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对农民发展的影响；探究农村集体经济演变的不同时期农民发展的主要方面；挖掘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联性和规律性,进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调整以促进农民发展的具体路径。全文共分为导论和六章内容。导论重点阐述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与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发展问题相关的国内外理论,分析评述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确定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研究重点、难点,论述所采用的主要研究和分析方法,指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概念解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界定,必然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为基础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概念内涵,是目前争议较大、分歧较多、理解多元,故而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理论内涵和现实内涵的一个概念。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质内核,需要对其相关理论、历史演化、实践创新做全方位考察,以形成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关于农民发展的基本概念,是从对“农民”的多元认识开始梳理,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农民发展的内涵。并结合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层次体系、理论依据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予以归纳和概括,以奠定全文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二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本章重点探寻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诞生和逐步形成的源头,考察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初步确立时期对农民发展的影响。建国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萌芽是基于广大农民生产劳动需求基础之上的农村互助合作。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下,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促使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不断升级转变。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萌芽到雏形,直至完全确立。此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由旨在解决困难农户基本生存需求的简单劳动互助向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加强劳动协作的转变,农民实现了由传统分散小农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获得了初步发展。第三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稳定持续、单一刚性演进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借助“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以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将广大农民“联合”起来,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合理性。方面,集中统一的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激发了农民“战天斗地”的革命意志,调动了农民饱满的建设热情,肯定了农民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义,赋予农民更加明确的存在价值、尊严和体面感,以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感召农民,奠定了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人民公社体制的合理性并未得到有效实现,不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化了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而且忽视和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与要求,形成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全面依附等,事实上阻碍了农民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第四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发展进入改革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极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赋予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和财产权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潜力的合理挖掘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发展。然而,由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过分强调了“分”,而忽视了“统”,导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关系失衡。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的日渐“衰微”,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服务功能的缺失,削弱了保护农民的集体实力,无法成为农民发展的有效“保护伞”；另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的日益“薄弱”,经营规模过小、组织程度较低、资源配置低效、市场信息较少、交易成本过高等加大了农户所需面对的市场风险,势单力薄的农户无力承担市场风险所引发的后果。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在改革初期释放了蕴藏在广大农民之中的巨大潜力和生产热情,然而,其自身在实践中的推行演进,也对现实中的农民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突破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失衡的困局,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以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和创新型的实现形式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规模经营”和“纵横联合”,培养和造就了农民新的发展。农民自主意识提高,利于克服人的依附关系,增强农民的个性独立；经济价值取向增强,利于强化社会地位的平等,促进农民独立人格的形成；价值实现途径多元化,利于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增强农民的社会交往能力。与此同时,农民发展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困境,农民的发展目标模糊,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淡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民意识长期存在,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先进理念和思维方式长期缺位,阻碍着农民的市场化步伐；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较低,劳动技能、素质的制约,决定了农民难以获得更高层面的发展；农民的发展权益未得到有效的、合理的保护,致使农民发展困难重重。总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既给当前的农民发展带来了“福音”,也使农民发展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惑,亟需探索和解决。第六章,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现实反思。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的深刻考察,以及不同体制下农民发展状况的详细梳理,形成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农民发展的深度反思,即农村集体经济地位不容置疑,不容否定,其体制调整的核心并非是所有制关系越高越纯就好,就会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健康发展,而必须坚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自信”。农民发展是“三农”问题的靶心,其理性追求需不断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需良性互动才能相得益彰。与此同时,总结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促进农民发展的重要启示,即必须深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坚持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重视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必须以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必须正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明确的政府责任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最后,提出了以“利益”为核心调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以实现农民“内源发展”的现实路径。
朱君奇[8]（2014）在《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苏同盟”仅仅存在了十余年，而真正的“蜜月期”更不过是数年而已，但苏联之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直到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党政机关的建制及名称，到政府干预角色突出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再到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苏联红歌《喀秋莎》，乃至城市规划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苏联模式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但苏联之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并非起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而是早在民国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潮。可以说，中国走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而且并非光说不练，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战后都对发展计划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是割不断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新中国继承了民国的计划经济遗产，并系统引进了正统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万余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五计划的锤炼打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初步的搭建了起来，但其统的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之后，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毛泽东主导的两次矫枉过正的大规模“放权”改革运动，把刚刚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破坏殆尽。虽然在随后的两次经济“整顿”中有所恢复，但已经不复当年。取代苏式理性计划经济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运动经济”，即通过诉诸革命激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计划经济是与集约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经济，而运动经济则是脱胎于根据地经济的、与分散的小农生产相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经济。中式运动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的大异其趣，其实质便是“中央集权、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专家治国”与“各自为政、浪漫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分野和对立。两种体制处处针锋相对，它们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改革前经济体制的定性，本文没有因循旧说，而是认为“外生”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冲毁了，“内生”的运动经济只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外观”而已。苏式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幼年早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真正的计划经济在1958年之后便被抛弃了，以致中国最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与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不是破除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是告别运动经济，恢复苏联长期坚持、在中国“一五”时期也一度建立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前经济体制（即改革起点）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中苏两国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实际效果的差异。正所谓“反者道之动”，苏东的计划经济运行得还算成功，这反而增加了转轨的难度，使得苏东的改革就像“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运动经济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反而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运动经济既反市场又反计划，因此相较于苏联、东欧、印度，中国的改革具有“恢复市场”和“重建计划”的双重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恢复重建，市场经济也在体制外潜滋暗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计划和市场此消彼长的“双轨并行”期之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的改革才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才走向根本性的衰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1930年-1957年，计划经济从思潮的勃兴到体制的建构，此为一“起”；1958年-1961年，第一次“放权”改革严重破坏了计划经济，此为一“落”；1962年-1965年，经济整顿重新“收权”，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此为二“起”；1966年-1974年，第二次“放权”改革再次重创脆弱的计划经济，此为二“落”；1975年-1991年，计划经济得以恢复重建，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此为三“起”；1992年-2005年，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式微，此为三“落”。我们从计划经济在中国“兴起、变异、衰败”的“三起三落”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现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曹伟[9]（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周勇[10]（2011）在《“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鞍钢宪法”是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鞍钢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并因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对“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不仅肯定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不回避其中的失误和不足,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一章主要是阐述“鞍钢宪法”诞生之前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是“鞍钢宪法”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第二章阐述“鞍钢宪法”形成的具体过程。先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概括了“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接着阐述了鞍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毛泽东批示关于“鞍钢宪法”的具体过程。最后,结合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分析对“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以及当时的解读作了系统分析。第三章阐述“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命运,也就是在其诞生以后的传播、推广状况及历史影响。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因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没有在国内公开宣传,只是在冶金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宪法”与贯彻《工业七十条》、学解放军、学大庆等结合起来,虽然在客观上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未形成单独的宣传声势。“文化大革命”时期,“鞍钢宪法”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但却被严重的扭曲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前“鞍钢宪法”没有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解读,这为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被忽视埋下了伏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四章是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评价。第一节分析“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作典型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将“两参一改”与天桥经验的“三参一改”进行比较,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从“宪法”的命名方式着手,通过层层剖析,论证“鞍钢宪法”作为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总结的必然性。最后,逐层论证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出现在鞍钢。第二、三节分别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合理内核。
二、“管好一头”: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管好一头”: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论文提纲范文）
（1）资源型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L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 选题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内容 |
|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1 研究方法 |
| 2 案例介绍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介绍 |
| 1.1 政商关系的概念界定 |
| 1.1.1 政商关系的内涵 |
| 1.1.2 资源型地区政商关系特点 |
| 1.2 新型政商关系的概念解析 |
| 1.2.1 “亲”的含义 |
| 1.2.2 “清”的含义 |
| 1.2.3 “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内涵 |
| 1.3 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基础 |
| 1.3.1 政企关系理论 |
| 1.3.2 政府干预理论 |
| 1.3.3 寻租理论 |
| 第二章 L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
| 2.1 L市政商关系的历史演变 |
| 2.1.1 十八大以前的“亲”而不“清” |
| 2.1.2 十八大后强力反腐初期的“清”而不“亲” |
| 2.1.3 优化营商环境后的既“亲”又“清” |
| 2.2 L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行动路径 |
| 2.2.1 强化政治自觉,推动构建亲清关系 |
| 2.2.2 规范权力权限,构建亲清交往机制 |
| 2.2.3 完善政策措施,优化亲清政商环境 |
| 2.2.4 加强思想教育,涵养亲清廉洁文化 |
| 2.2.5 加快法治建设,打造亲清法治环境 |
| 第三章 L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困境 |
| 3.1 市场化经济体系不健全,政商异化难以根除 |
| 3.2 法律体系不健全 |
| 3.2.1 矿产产权界定、流转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
| 3.2.2 惩治腐败等法律不健全 |
| 3.3 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 |
| 3.3.1 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履行缺位 |
| 3.3.2 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履行错位 |
| 3.3.3 地方政府监管职能履行越位 |
| 3.4 政府市场界限不清,政商沟通不畅 |
| 3.4.1 政府市场界限不清,政务诚信不够 |
| 3.4.2 沟通平台缺乏,政商交流不畅 |
| 3.5 政商主体思想转变不彻底,未形成正确利益观 |
| 3.5.1 政府官员官本位、当官也想发财的思想依旧存在 |
| 3.5.2 企业人员围猎官员诱导腐败 |
| 3.5.3 政商利益输送形式更加隐蔽多样 |
| 3.5.4 我国传统人情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资源型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出路 |
| 4.1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4.1.1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 |
| 4.1.2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
| 4.2 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
| 4.2.1 进一步明晰政府权力清单 |
| 4.2.2 强化相关政策的落地落实 |
| 4.2.3 健全行政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 |
| 4.2.4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党员干部教育 |
| 4.3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
| 4.4 引导推进现代企业建设 |
| 4.4.1 完善公司治理体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4.4.2 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
| 4.5 建立政府与企业间沟通的规范化机制 |
| 4.5.1 建立政商沟通平台 |
| 4.5.2 企业打通与政府沟通渠道 |
| 4.5.3 发挥行业协会的沟通桥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内涵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概念 |
| 二、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要素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 |
| 二、列宁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领袖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三节 现代化视角下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一、现代化理论及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内在机理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在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角色 |
| 第二章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第一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变迁 |
| 一、居委会党建阶段(1949—1987) |
| 二、社区党建阶段(1987—2012) |
| 三、城市基层党建阶段(2012— )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 |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架构与形态 |
| 二、城市基层党组织党员的构成与管理 |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与机制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考察 |
| 一、政治领导功能 |
| 二、社会治理功能 |
| 三、公共服务功能 |
| 四、社会整合功能 |
| 五、利益协调功能 |
| 第三章 现代化对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城市基层党组织 |
| 一、开放系统的输入与输出 |
| 二、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压力输入 |
| 第二节 结构的失衡: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
| 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
| 二、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
| 三、社会原子化趋势明显 |
| 第三节 功能的失调:现代化进程伴生的城市治理危机 |
| 一、人口无序集聚带来的社会治理压力 |
|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带来的挑战 |
| 三、社会利益分化引发社会整合困境 |
| 四、互联网潜藏着社会治理风险 |
| 第四节 组织的失序:现代化对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影响 |
| 一、“全覆盖”下的遗漏:党建“空白”点 |
| 二、来自市场的挑战:传统组织边界的突破 |
| 三、组织认同危机:党员组织意识的淡化 |
| 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政党调适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组织结构 |
| 二、意识形态 |
| 三、体制制度 |
| 第二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性问题的表征 |
| 一、组织“内卷化” |
| 二、治理失灵 |
| 三、社会组织力弱化 |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问题产生的动因 |
| 一、基层组织结构科层化 |
| 二、政治功能弱化 |
| 三、社会资源汲取能力不足 |
| 四、意识形态创新引领不足 |
| 第五章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系统性回应与变革 |
| 第一节 创新理念:注重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 |
| 一、从单向发力到全面统筹 |
| 二、从“各自为战”到系统集成 |
| 三、从封闭独立到开放融合 |
| 第二节 优化结构:构建网络化扁平化的城市基层组织体系 |
| 一、优化城市基层党组织设置 |
| 二、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 |
| 三、推动城市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互联互动 |
| 四、促进党建传统优势与互联网技术有机融合 |
| 第三节 突出政治功能:提升城市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
| 一、提升政治领导力 |
| 二、提升思想引领力 |
| 三、提升群众动员力 |
| 四、提升社会号召力 |
| 五、提升发展推动力 |
| 第四节 走向现代化:推进城市基层党组织制度化建设 |
| 一、权威的领导制度 |
| 二、灵活的工作制度 |
| 三、高效的联动制度 |
| 四、有效的监督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四、经验总结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粮食 |
| 二、粮食安全 |
| 三、粮食流通 |
| 四、粮食流通体系 |
| 五、国有粮食购销体系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国有资产管理理论 |
| 二、宏观调控理论 |
| 三、公共政策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发展演变和组织架构 |
| 一、发展演变 |
| 二、当前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现状 |
| 一、粮食流通主渠道 |
| 二、粮食储备载体 |
| 三、国家粮食政策执行主体 |
| 第三节 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政策的负效应羁绊了市场化 |
| 二、激发整个体系活力的难度较大 |
| 三、管理体系与形势要求不相适应 |
| 四、国际大粮商先发优势带来冲击 |
| 第三章 国内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世界粮食生产最发达国家 |
| 二、欧盟：世界粮食主要生产和消费区 |
| 三、日本：地少人多的发达国家 |
| 四、巴西：地广人稀的发展中大国 |
| 第二节 我国粮食政策历史沿革及主要成效 |
| 一、我国粮食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二、粮食生产直补政策及成效 |
| 三、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四、后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第四章 完善市场化下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理顺粮食流通管理体系 |
| 一、粮食须有工作部门管理 |
| 二、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科学制定粮食政策 |
| 一、制定科学的粮食收购政策 |
| 二、合理调整粮食信贷政策 |
| 第三节 提升粮食储备管理水平 |
| 一、更新观念,强化运用新技术,着力推广生态储粮 |
| 二、运用现代物流理论,指导粮食储备管理,降低流通成本 |
|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做好粮食储备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
| 第四节 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强化市场竞争意识 |
| 二、确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深入探索多种经营 |
| 四、优化选人用才机制 |
| 第五节 拓展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服务功能 |
| 一、在“强身健体”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二、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三、在“多元服务”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第六节 加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现代化改造 |
| 一、确立现代管理理念 |
| 二、完善现代管理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
| 附件2 |
（4）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教育工作实践的反思 |
| 二、个人研究旨趣的聚焦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学校组织变革的研究 |
| 二、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教师专业发展新变化对学校组织的挑战 |
| 第一节 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变化 |
| 一、从注重个体到关注全体 |
| 二、从学科知识到综合知识 |
| 三、从外在培训到校本研修 |
| 第二节 原有学校组织不适应新变化的表现 |
| 一、行政化的组织关系 |
| 二、工具化的教育取向 |
| 三、分割式的学科划分 |
| 第三节 新变化对学校组织变革的新诉求 |
| 一、以“专业”为取向的扁平化组织结构 |
| 二、以“成人”为取向的技术运行机制 |
| 三、以“发展”为取向的自主合作文化 |
| 第二章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阶段实践 |
| 第一节 G初中成立时学校组织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制约 |
| 一、G初中成立前后的概况 |
| 二、G初中成立初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表现 |
| 第二节 G初中指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组织变革十年实践 |
| 一、G初中组织变革的阶段划分 |
| 二、G初中组织结构的调整 |
| 三、G初中核心技术的更新 |
| 四、G初中合作文化的创设 |
| 第三节 G初中组织变革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新困境 |
| 一、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缺乏系统性支持 |
| 二、强迫式的技术改造不易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 |
| 三、分数为取向的评价文化难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整体提升 |
| 第三章 立足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结构改造 |
| 第一节 组织结构与学校组织结构 |
| 一、组织结构理论与内涵 |
| 二、学校组织结构特征与类型 |
| 第二节 G初中学校组织结构改造的目标与原则 |
| 一、促进教师发展的理想组织结构 |
| 二、学校组织结构改造的原则 |
| 第三节 G初中学校组织结构改造的内容 |
| 一、学校组织环境的评估 |
| 二、2011年G初中组织结构的改造 |
| 三、2014年G初中组织结构的再改造 |
| 第四章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技术改进 |
| 第一节 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组织技术 |
| 一、“互联网+教育”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
| 二、“互联网+教育”下的学校组织技术 |
| 第二节 G初中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技术融合 |
| 一、课程改革面临的技术诉求 |
| 二、教师教学行为的技术改进 |
| 第三节 G初中促进教师发展的管理技术更新 |
| 一、建构通畅及时的信息管理平台 |
| 二、培育类型多样的网络学习共同体 |
| 第五章 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文化改善 |
| 第一节 教师文化与学校组织文化 |
| 一、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文化 |
| 二、教师文化与学校组织文化 |
| 第二节 G初中学校组织文化改善的方法 |
| 一、学校组织文化改善的理念 |
| 二、学校组织文化改善的路径 |
| 第三节 G初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文化着力点 |
| 一、营造学术型的学习氛围 |
| 二、支持反思性的教学常态 |
| 三、提供多元化的展示平台 |
| 四、建构人性化的评价体系 |
| 第六章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逻辑 |
| 第一节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关注的基本问题 |
| 一、学校组织变革的内容 |
| 二、学校组织变革的主体 |
| 三、学校组织变革的方法 |
| 四、学校组织变革的评价 |
| 第二节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需厘清的关系 |
| 一、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学校发展关系 |
| 二、问题导向与优势挖掘的关系 |
| 三、变革愿景与变革行动的关系 |
| 四、科层式管理与专业自主的关系 |
| 五、变革频率与变革效果的关系 |
| 六、内部参与与外部支持的关系 |
| 第三节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的意识与行动 |
| 一、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坚持的意识 |
| 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环节 |
| 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步骤 |
| 结语 在教师专业自主发展中凝聚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5）转型期重庆云阳县土地制度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相关学术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资料来源及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 |
| 2.1 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地权 |
| 2.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状况 |
| 2.3 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制度 |
| 第三章 云阳县农村土地生产责任制的试点 |
| 3.1 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 |
| 3.2 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试行与推广 |
| 3.3 包产到户的试行与选择 |
| 3.4 包产到户的实行 |
| 第四章 云阳县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以及影响 |
| 4.1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办法 |
| 4.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可喜变化 |
| 4.2.1 农民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与农民自主性的释放 |
| 4.2.2 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家庭副业的繁荣 |
| 4.2.3 就业结构的变化 |
| 4.2.4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 4.3 云阳县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出现的问题 |
| 4.3.1 土地极度细碎化，影响农业长远发展 |
| 4.3.2 土地产权的模糊 |
| 4.3.3 发展山区农业“公共秩序”的混乱 |
| 4.3.4 农业生产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
| 4.3.5 不利于农业生产产业化、专业化 |
| 第五章 云阳县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的启示 |
| 5.1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指导 |
| 5.2 尊重人民群众的权益 |
| 5.3 国家上层做好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 |
| 5.4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政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概念 |
| 1.3.1 农村金融 |
| 1.3.2 农村金融改革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研究 |
| 1.4.2 农村金融改革反思与批判研究 |
| 1.4.3 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与对策研究 |
| 1.4.4 农村金融改革评价研究 |
| 1.5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性创新及不足 |
| 1.6.1 可能性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思想溯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金融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金融思想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金融信用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高利贷思想 |
| 2.2 列宁金融思想 |
| 2.3 毛泽东金融思想 |
| 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思想 |
| 2.4.1 邓小平金融思想 |
| 2.4.2 江泽民金融思想 |
| 2.4.3 胡锦涛金融思想 |
| 2.4.4 习近平金融思想 |
| 第3章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变迁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前的农村金融改革（1921-1949） |
| 3.1.1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金融改革 |
| 3.1.2 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 |
| 3.1.3 解放战争时期农村金融改革 |
| 3.2 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及改革（1949-1978） |
| 3.2.1 农村金融骨干框架的形成及改革 |
| 3.2.2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改革 |
| 3.3 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1978-2002） |
| 3.3.1 农村正规金融改革 |
| 3.3.2 农村非正规金融改革 |
| 3.4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03-） |
| 3.4.1 深化农村金融存量改革 |
| 3.4.2 加快农村金融增量改革 |
| 第4章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实践效果 |
| 4.1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
| 4.1.1 农村金融体系内涵 |
| 4.1.2 农村金融体系组织形态 |
| 4.2 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
| 4.2.1 农村金融风险的内涵及特征 |
| 4.2.2 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体系 |
| 4.3 中国农村金融信用担保体系基本形成 |
| 4.3.1 正式制度安排下的担保体系 |
| 4.3.2 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的信用体系 |
| 4.3.3 中国农村金融信用担保体系构建 |
| 4.4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
| 4.4.1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 |
| 4.4.2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
| 4.5 农村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建立 |
| 4.5.1 农村金融存量“蓄水”政策体系 |
| 4.5.2 农村金融增量“注水”政策体系 |
| 4.6 农村金融供需格局向高水平均衡递进 |
| 4.6.1 “量”上的高水平均衡演进 |
| 4.6.2 “质”上的高水平均衡演进 |
| 4.6.3 农村金融高水平演进轨迹 |
| 第5章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特征、逻辑及经验 |
| 5.1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特征 |
| 5.1.1 以问题为导向倒逼农村金融改革 |
| 5.1.2 渐进式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
| 5.1.3 以点带面整体性推进农村金融改革 |
| 5.1.4 存量改革与增量发展协同推进 |
| 5.1.5 机构观与功能观包容共生的改革范式 |
| 5.2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逻辑 |
| 5.2.1 以满足农户信贷需求为价值导向 |
| 5.2.2 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核心动力 |
| 5.2.3 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主要手段 |
| 5.3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基本经验 |
| 5.3.1 坚持党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领导 |
| 5.3.2 以试点方法推动农村金融改革 |
| 5.3.3 强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 |
| 第6章 当代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挑战 |
| 6.1 农村金融信贷效率低下 |
| 6.1.1 农村金融信贷效率低下的表现 |
| 6.1.2 农村金融信贷效率低下的成因 |
| 6.2 农村金融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
| 6.2.1 体制机制失衡抑制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 |
| 6.2.2 行政力量不当干预破坏农村金融市场秩序 |
| 6.2.3 农业弱质性增加潜在系统性风险 |
| 6.2.4 信用担保体系滞后制约农户信贷可得性 |
| 6.2.5 法制环境落后影响农村金融市场治理 |
| 6.3 农村金融改革动力式微 |
| 6.3.1 农村金融改革动力主体失重 |
| 6.3.2 农村金融改革动力结构不合理 |
| 6.4 农村金融改革合力效果不显着 |
| 6.4.1 农村金融改革合力要素分析 |
| 6.4.2 农村金融改革合力结构失衡 |
| 第7章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 |
| 7.1 根本出路：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
| 7.1.1 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
| 7.1.2 强化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改革 |
| 7.1.3 深化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改革 |
| 7.2 基本方向：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
| 7.2.1 政府角色的转化及定位 |
| 7.2.2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
| 7.3 关键布局：在金融共生和联结中编织农村金融网 |
| 7.3.1 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共生环境 |
| 7.3.2 完善农村金融机构联结的制度安排 |
| 7.4 突破重点：开放农村金融系统提升农村金融增量 |
| 7.4.1 农村金融系统开放的基本原理 |
| 7.4.2 全面开放农村金融系统的思路 |
| 7.5 核心内容：改善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 |
| 7.5.1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改进目标 |
| 7.5.2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进原则 |
| 7.5.3 中国农村金融生态改进指标体系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概述 |
| 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内涵 |
| 1.1.1 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内涵 |
| 1.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概念 |
| 1.2 农民发展的内涵 |
| 1.2.1 农民发展的理论依据 |
| 1.2.2 农民发展的概念界定 |
| 1.2.3 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 |
| 1.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与农民发展的关系 |
| 1.3.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实现农民发展的重要形式 |
| 1.3.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规制农民发展的要素载体 |
| 1.3.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决定农民发展方向的现实依据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 |
| 2.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初建 |
| 2.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的社会历史条件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 |
| 2.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前的农民发展 |
| 2.2.1 土地改革前的农民发展 |
| 2.2.2 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发展 |
| 2.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 |
| 2.3.1 农业合作化对农民发展的正面提升 |
| 2.3.2 农业合作化对农民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4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初建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2.4.1 集体化道路突破了个体小农的历史局限 |
| 2.4.2 农业合作社提供了农民发展的坚实平台 |
| 2.4.3 梯级组织化夯实了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2.4.4 优先工业化弱化了农民发展的主体地位 |
| 2.4.5 “赶超”冒进超越了农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 |
| 3.1 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演变 |
| 3.1.1 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背景 |
| 3.1.2 人民公社体制的主要特点 |
| 3.1.3 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调整 |
| 3.2 人民公社体制蕴含着促进农民发展的价值诉求 |
| 3.2.1 农业工业化开辟农民发展的新途径 |
| 3.2.2 “以粮为纲”、综合经营强化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3.2.3 社内供销、信用合作构建农民发展的服务保障 |
| 3.2.4 多层次教育普及承载农民发展的智力支持 |
| 3.2.5 集体福利普遍推行惠及农民发展的基本需求 |
| 3.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 |
| 3.3.1 人民公社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现实性 |
| 3.3.2 人民公社体制阻碍农民发展的局限性 |
| 3.4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固化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3.4.1 人民公社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合理性 |
| 3.4.2 人民公社形式超越农民需求的阶段性 |
| 3.4.3 忽视经济规律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
| 3.4.4 拔高生产关系制约农民发展的能动性 |
| 第四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 |
| 4.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 |
| 4.1.1 “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 |
| 4.1.2 “双层经营体制”的宏观设计 |
| 4.1.3 “家庭承包制”的稳固发展 |
| 4.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 |
| 4.2.1 双层经营体制对农民发展的正负影响 |
| 4.2.2 家庭承包制对农民发展的重要影响 |
| 4.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4.3.1 变革集体所有制结构打破农民发展体制束缚 |
| 4.3.2 尊重农民发展意愿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
| 4.3.3 增强经济自主性实现农民社会地位理性复归 |
| 4.3.4 兼业经营的多种形式鼓励农民的多样化发展 |
| 4.3.5 良性互动体制创新形成农民发展的激励机制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 |
| 5.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 |
| 5.1.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必然 |
| 5.1.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多样化创新 |
| 5.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 |
| 5.2.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利农民发展的促进因素 |
| 5.2.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农民发展的现实困境 |
| 5.2.3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农民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3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创新时期的农民发展评析 |
| 5.3.1 “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
| 5.3.2 社会理性追求日趋鲜明 |
| 5.3.3 多元深度分层持续加速 |
| 5.3.4 社会心理交融推进变迁 |
| 第六章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现实反思 |
| 6.1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深度反思 |
| 6.1.1 农村集体经济地位不容置疑,其具体体制需不断完善 |
| 6.1.2 农民发展是“三农问题”靶心,其理性追求需不断实现 |
| 6.1.3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需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
| 6.2 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农民发展的重要启示 |
| 6.2.1 必须深化理解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农民发展的正确方向 |
| 6.2.2 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
| 6.2.3 必须重视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 |
| 6.2.4 必须依托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 |
| 6.2.5 必须正视发展中的集体经济问题,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 |
| 6.3 调整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促进农民发展的现实路径 |
| 6.3.1 满足经济利益,奠定农民发展的物质根基 |
| 6.3.2 维护政治权利,保证农民发展的共富方向 |
| 6.3.3 增进社会福利,提供农民发展的制度保障 |
| 6.3.4 丰富文化需求,孕育农民发展的价值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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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及展开 |
| （二） 研究现状分析 |
| （三）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一、 倒转红轮：计划经济从理论模型到现实体制 |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源起 |
| 1. “羊吃人”的社会 |
| 2. 计划经济“乌托邦” |
| （二）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构想及实践 |
| 1. 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
| 2.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 |
| 3.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 |
| 4. 计划经济的制度悖论 |
| 二、 1930-1957：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
| （一） 计划经济思潮的勃兴 |
| 1. 国际背景 |
| 2. 知识精英对计划经济的推崇 |
| 3. 国民党对计划经济也跃跃欲试 |
| （二） 国民政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
| 1. 战前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
| 2. 抗战期间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 3. 战后的“国营工业三年建设计划” |
| （三） 跨越 1949：计划经济道路的延续性与继承性 |
| 1.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延续性 |
| 2. 新中国对民国计划经济资源的继承 |
| （四） 新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
| 1. “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扫清障碍 |
| 2. “一五计划”的实施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 |
| 三、 1958-1975：“放权”改革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 （一）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 |
| 1. 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 |
| 2. 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共识 |
| （二） 第一次“放权”改革 |
| 1. 毛泽东的“放权”思路 |
| 2. 中央经济权力的全面下放 |
| 3. “放权”改革被大跃进扭曲 |
| 4. “放权”对计划经济的破坏 |
| （三） 第一次“收权”整顿 |
| 1. “收权”整顿决议的形成 |
| 2. “收权”整顿的具体措施 |
| （四） 第二次“放权”改革 |
| 1. “哑铃型”经济领导体制的形成 |
| 2. 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越革命 |
| 3. “放权”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 |
| （五） 第二次“收权”整顿 |
| 1. 周恩来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 2. 邓小平恢复计划经济的努力 |
| 四、 1958-1975：“计划经济”还是“运动经济” |
| （一） 苏联模式下的“中央计划经济” |
| 1. 计划经济的“完美”构想 |
| 2. 围绕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 |
| 3. 苏式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 |
| （二） “延安模式”与“运动经济” |
| 1. 延安模式：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 |
| 2. 运动经济：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 |
| 3. 运动治国：毛泽东的运动经济思想 |
| 4. 激情退潮：运动经济的“失灵” |
| （三） 从苏联专家在华境遇看计划经济的兴衰 |
| 1. 1958 年之前：苏联专家大显身手 |
| 2. 1958 年之后：苏联专家备受排挤 |
| 五、 苏式“计划经济”与中式“运动经济”之比较 |
| （一） 运行机制之比较 |
| 1.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
| 2. “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 |
| 3. “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
| 4. 现代性的“异化”与现代性的“反动” |
| （二） 运行效果之比较 |
| 1. 绩效比较 |
| 2. 质量比较 |
| 小结 |
| 六、 计划经济的“夭折”及其原因 |
| （一） 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破坏 |
| 1. 中国徒有虚名的“五年计划” |
| 2. 中国没有认真搞过计划经济 |
| 3. 学界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 |
| （二） 计划经济“夭折”的原因 |
| 1. 计划经济在农耕社会“水土不服” |
| 2. 严酷的政治环境压抑理性的声音 |
| 3. 中央领导人在经济路线上存在分歧 |
| 4. 计划经济与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相抵牾 |
|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格格不入 |
| 6. 强大“革命惯性”的冲击 |
| 小结 |
| 七、 中苏两种迥异的“计划经济”对转轨的影响 |
| （一）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逆性不同 |
| 1. 苏式计划经济的“不可逆性” |
| 2. 中式运动经济的灵活“可逆性” |
| （二） 两种“计划经济”的可放弃性不同 |
| 1. “效率”方面的可放弃性 |
| 2. “公平”方面的可放弃性 |
| 3. 中国改革初期高度一致的社会共识 |
| 八、 1975-2013：计划经济从“重建”到“谢幕” |
| （一） 1975-1978：计划经济的恢复重建 |
| 1. 改革的实质是恢复计划经济 |
| 2. 第三次经济“整顿” |
| 3. 重拾“马钢宪法” |
| 4. “大清朝、北大荒”现象 |
| （二） 1979-2013：从“双轨经济”到“市场经济” |
| 1. 1979-1984：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 2. 1984-1987：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3. 1987-1991：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
| 4. 1992 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目录 |
| 图示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已有研究述评 |
| 1.2.1 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 |
| 1.2.2 经济转型中政企关系的类型划分 |
| 1.2.3 地方政企关系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
| 1.2.4 简要的评论 |
| 1.3 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2.1 政企耦合的概念阐释 |
| 2.2 政企耦合的时空背景：中国经济转型 |
| 2.3 政企耦合的结构分析 |
| 2.3.1 政企耦合的结构主体 |
| 2.3.2 政企耦合的行为场域 |
| 2.4 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
| 3 地方政府、政企耦合与经济转型：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
| 3.1 温州模式概况 |
| 3.1.1 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
| 3.1.2 温州模式的背景与条件 |
| 3.1.3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影响 |
| 3.2 经济转型的温州模式：政企耦合的视角 |
| 3.2.1 政治场域：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的地万试验 |
| 3.2.2 市场场域：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变奏 |
| 3.2.3 社会场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 |
| 3.3 政企耦合动态性与温州地方政府的角色之争 |
| 3.3.1 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理性“无为” |
| 3.3.2 民营经济壮大阶段温州地方政府的适当“有为” |
| 4 政企耦合畸形化的形成逻辑：基于温州模式的困境研究 |
| 4.1 陷入困境的温州模式 |
| 4.1.1 温州模式“由盛而衰” |
| 4.1.2 已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
| 4.2 政企耦合外部环境改变：政府竞争背景下温州人才与资本的外流 |
| 4.2.1 地方政府竞争的形成 |
| 4.2.2 政府竞争与要素流动 |
| 4.2.3 政企耦合畸形化与温州人才和资本的外流 |
| 4.3 政企耦合内在基础影响：人情社会对温州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 |
| 4.3.1 经济转型中的“人情悖论” |
| 4.3.2 温州人情社会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 |
| 4.3.3 人情社会与温州政企耦合的畸形化 |
| 4.4 政企耦合主体行为偏差：政企耦合动态性与地方政府的转型迟滞 |
| 4.4.1 地方政府行为法治化水平低下 |
| 4.4.2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
| 4.4.3 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不力 |
| 4.4.4 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 |
| 5 政企耦合的构建路径：基于温州与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方法 |
| 5.1.1 案例选择 |
| 5.1.2 数据收集方法 |
| 5.2 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2.1 温州灯具产业的兴起过程 |
| 5.2.2 温州东方灯具市场的建立 |
| 5.2.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外迁 |
| 5.3 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 |
| 5.3.1 古镇灯具产业的初期发展 |
| 5.3.2 古镇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 |
| 5.3.3 温州灯具企业的集体迁入 |
| 5.4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
| 5.4.1 客观条件的差异 |
| 5.4.2 政府治理的优劣 |
| 5.5 政企耦合如何构建：个案的拓展讨论 |
| 5.5.1 经济转型中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
| 5.5.2 政企耦合与“转型陷阱”突破 |
| 5.5.3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资料文献 |
| 第一章 “鞍钢宪法”产生前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1949—1959)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思想的积淀 (1949-1952) |
| 一、企业民主管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 二、企业民主改造中的思想积淀 |
| 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思想积淀 |
| 四、着名班组管理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时期管理思想的积淀（1953-1956） |
| 一、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探索及思想积淀 |
| 二、五三工厂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三、技术革新运动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三节 整风及“大跃进”中的思想积淀(1957—1959) |
| 一、从“干部参加劳动”开始的伟大实践 |
| 二、“两参一改”的内容 |
| 三、从“两参一改”到“两参一改三结合” |
| 第二章 “鞍钢宪法”的诞生（1960 ）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十年积累 |
| 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 |
| 三、“大跃进”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 |
| 一、鞍钢的技术“双革”运动 |
| 二、鞍钢的一系列报告 |
| 三、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 |
| 四、当时对“鞍钢宪法”的解读及评价 |
| 第三节 “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 |
| 一、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解读 |
| 二、本文对“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理解 |
| 第三章 “鞍钢宪法”的曲折命运 (1960—2009) |
| 第一节 诞生之初宣传上的内紧外松 (1960.3—1960.12) |
| 一、在钢铁行业的传播及影响 |
| 二、未形成全国性的传播热潮 |
| 第二节 与国民经济调整同行 (1961—1965) |
| 一、“鞍钢宪法”与《工业七十条》 |
| 二、“鞍钢宪法”与“学习解放军” |
| 三、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精神 |
| 第三节 经历“文革”的风风雨雨 (1966—1976) |
| 一、企业管理秩序的破坏 |
| 二、“鞍钢宪法”被扭曲 |
| 三、对“鞍钢宪法”基本精神的坚持 |
| 第四节 在新时期的曲折发展 (1977-2009) |
| 一、企业民主管理的恢复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探索 |
| 三、“鞍钢宪法”的遗忘与回归 |
| 第四章 对“鞍钢宪法”的评价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中心的典型分析 |
| 二、“两参一改”与“三参一改”的比较分析 |
| 三、透过“宪法”的命名方式进行解读 |
| 四、“鞍钢宪法”诞生在鞍钢的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 |
| 一、“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
| 二、“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合理内核 |
| 一、对当前关于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 |
| 二、基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特色的考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管好一头”: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一环（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源型地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L市为例[D]. 付超群. 山西大学, 2020(01)
- [2]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与变革[D]. 吴超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孔杰. 东南大学, 2018(12)
- [4]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G初中为例[D]. 骆增翼.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5]转型期重庆云阳县土地制度变迁实证研究[D]. 穆瑞兵. 重庆交通大学, 2016(04)
- [6]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D]. 金运. 吉林大学, 2015(08)
- [7]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历史变迁中的农民发展[D]. 翟新花. 山西大学, 2015(02)
- [8]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D]. 朱君奇. 曲阜师范大学, 2014(02)
- [9]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10]“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