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批准“八五”第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论文文献综述）
毕文君[1]（2021）在《孟繁华学术年谱》文中指出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香港岭南大学等客座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着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景李斌[3]（2020）在《田本相学术年谱》文中研究指明一九三二年,出生。五月五日,出生于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即现天津市南郊区葛沽镇。祖父田鹤年（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北洋大学俄文系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师参谋长等职。父亲田澍雨（一九○七-一九三八）,笔名阿农,曾在天津创办《治新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受到迫害。母亲朱文玲具有《北京人》中愫芳那样的默默的耐性,承受生活的重担,有仁慈的心肠。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六岁至十二岁。一九三八年,
贾韬[4]（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张好好[5]（2019）在《东方鳯羽——韩爱萍传》文中指出一中羽伊始韩爱萍和郭鸣伉俪,我在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和他们见面。这一年深秋里的武汉城处处在紧锣密鼓地修葺老建筑,是为迎接二○一九年十月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在武汉的举办。我们见面的地方在老汉口解放公园路,建国初期栽种的巨大梧桐树,七十年岁月,枝繁叶茂——运动,人民,国家,这三个词语会令人悠悠回到祖国初建时。
郭倩[6]（2019）在《《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优良文化传统,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报送的《〈清史〉纂修工作方案》,决定编纂一部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着,《袁世凯全集》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文献丛刊之一。袁世凯一生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等重要历史事件,并且在一些重要事件中处于重要地位,但袁世凯作为在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一直没有全集行世。《袁世凯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套袁世凯存世文字全集,全书共36卷,约3400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袁世凯及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本课题以《袁世凯全集》作为研究对象,从编辑出版学视角出发,主要围绕编辑缘起、编辑理念、编辑出版特色和编辑出版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在编辑缘起方面,主要借鉴蒋广学先生的选题方法研究,从补世之所缺、继往学得新意和执历史之命三方面探析该书的编辑缘起,主编骆宝善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兼具为使命和学术这两种治学态度,这使其一方面可以保持高度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指引其坚持不懈的、持之以恒的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又使其可以坚守科学的专业主义,在《袁世凯全集》的编纂过程中,秉持客观中立,强调对于袁世凯“只论事实,不讲是非”,坚持“史家面前无定论”的原则。在编辑理念方面,骆宝善先生坚持求大而全和史料真实可信的编辑宗旨,对史料的搜集坚持竭泽而渔的原则,史料选编中体现出无一事无根据和无一字无由来的原则,这些编辑理念都值得我们学习。在编辑出版特色方面,《袁世凯全集》作为袁世凯的第一本全集,选题具有开创性,填补了清末历史人物个人全集的一个空白。在内容汇编上采用不分文体的编年体,脉络清晰,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查找资料。选编文献的内容中繁体字的使用准确度高,减少了语言的歧义。排版格式设计清朗大方,对内容传播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编校规范认真,一丝不苟,为《袁世凯全集》成为高质量的图书提供了有力保障。《袁世凯全集》从史料搜集、考证到体例、字体等无不体现出编者致力于信史的编辑追求。《袁世凯全集》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发掘了有关袁世凯的史料特别是未刊史料的价值。对各方零散史料的全面搜罗,汇编有关袁世凯的零散史料为一帙,将内容系统化、集约化,产生整体效应,扩大史料的传播范围,挤压社会上袁世凯书籍的作伪空间,“正本清源”,对社会上流传的袁氏家书具有辨伪的作用,提升每次的信息传播效果,为深入研究袁世凯提供了便利,省去了研究者翻检之劳。对史料严谨的考证和选用,使得《袁世凯全集》的史料可信度高,为袁世凯研究和清末民初历史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袁世凯全集》的出版也为出版行业产生启示意义。
李涛[7]（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林清龙[8]（2019）在《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根据新的实践对宗教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研究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规律对于这一强调具有重大价值。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是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目的在于与我争夺意识形态阵地,西化分化我国,这决定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是党宗教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研究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对于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过去和将来都会长期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阶级根源外,宗教存在之其他根源仍存在,这决定了宗教在我国仍会长期性存在,决定了境外宗教渗透问题在当代中国存在的长期性和反境外宗教渗透工作的持久性。如何面对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境外宗教渗透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境外各种敌对势力都把宗教当作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境内推行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这导致当代中国反渗工作任务日益繁重,正确认识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要素构成和战略策略,明确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和行动成为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研究和反渗工作的重点。前苏东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认真学习其经验,深刻汲取其教训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获得成功的的重要途径。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境外宗教渗透过程中虽然有些失误,遇到些挫折,但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产生不少新的实践做法,这些为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重要的鉴迪。当代中国宗教国情体现为多宗教并存,宗教发展变化迅速,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宗教总体和谐,杂音与乱象并存。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的理论基础。我国党和政府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反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我国党和政府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具体工作为反渗透斗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当前我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为反渗透提供了现实经验。当代中国面临境外基督教和境外天主教的世界性宗教渗透,面临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区域性宗教渗透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反渗透部分尚需进一步完善发展,宗教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反境外宗教渗透政策的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使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理论、政策供给不足。反渗工作中存在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政治意图警惕性不够,对境外宗教渗透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的精准性不足,对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比较低要求中国党和政府反渗工作本领需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境外宗教渗透的新形势,科学的反境外宗教渗透对策是反渗透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立足中国国情和教情,新时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可从三方面入手,即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反境外宗教渗透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之一,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深刻认识反渗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增强反渗透本领以夺取新时代反境外宗教渗透斗争新胜利。
杨学平[9]（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韩厚明[10]（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指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二、关于批准“八五”第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批准“八五”第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论文提纲范文）
（1）孟繁华学术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五一年，一岁。 |
| 一九五八年，七岁。 |
| 一九六五年，十四岁。 |
| 一九六八年，十七岁。 |
| 一九七一年，二十岁。 |
| 一九七三年，二十二岁。 |
| 一九七四年，二十三岁。 |
| 一九七七年，二十六岁。 |
| 一九七八年，二十七岁。 |
| 一九八〇年，二十九岁。 |
| 一九八一年，三十岁。 |
| 一九八二年，三十一岁。 |
| 一九八三年，三十二岁。 |
| 一九八四年，三十三岁。 |
| 一九八五年，三十四岁。 |
| 一九八六年，三十五岁。 |
| 一九八七年，三十六岁。 |
| 一九八八年，三十七岁。 |
| 一九八九年，三十八岁。 |
| 一九九〇年，三十九岁。 |
| 一九九一年，四十岁。 |
| 一九九二年，四十一岁。 |
| 一九九三年，四十二岁。 |
| 一九九四年，四十三岁。 |
| 一九九五年，四十四岁。 |
| 一九九六年，四十五岁。 |
| 一九九七年，四十六岁。 |
| 一九九八年，四十七岁。 |
| 一九九九年，四十八岁。 |
| 二〇〇〇年，四十九岁。 |
| 二〇〇一年，五十岁。 |
| 二〇〇二年，五十一岁。 |
| 二〇〇三年，五十二岁。 |
| 二〇〇四年，五十三岁。 |
| 二〇〇五年，五十四岁。 |
| 二〇〇六年，五十五岁。 |
| 二〇〇七年，五十六岁。 |
| 二〇〇八年，五十七岁。 |
| 二〇〇九年，五十八岁。 |
| 二〇一〇年，五十九岁。 |
| 二〇一一年，六十岁。 |
| 二〇一二年，六十一岁。 |
| 二〇一三年，六十二岁。 |
| 二〇一四年，六十三岁。 |
| 二〇一五年，六十四岁。 |
| 二〇一六年，六十五岁。 |
| 二〇一七年，六十六岁。 |
| 二〇一八年，六十七岁。 |
| 二〇一九年，六十八岁。 |
| 二〇二〇年，六十九岁。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5）东方鳯羽——韩爱萍传（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羽伊始 |
| 二初识韩爱萍 |
| 三韩爱萍在一九七四 |
| 四磨剑 |
| 五磨难 |
| 六武汉的女儿 |
| 七至亲 |
| 八恩师 |
| 九伉俪 |
| 十归来 |
| 十一羽毛球外交 |
| 十二理想 |
| 十三双姝 |
| 十四东渡 |
| 十五脉络 |
| 十六澳洲 |
| 十七心愿 |
| 十八妈妈 |
| 十九韩南鹏 |
| 二十朋友 |
| 二十一桃李 |
| 二十二四十年 |
| 二十三华年 |
| 二十四薪火 |
| 二十五刘霞 |
| 二十六姐妹 |
| 二十七新健将 |
| 二十八李玲蔚 |
| 二十九韩爱萍赛事 |
（6）《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关于袁世凯现有作品出版的现状 |
| 二、《袁世凯全集》的编辑缘起 |
| (一)时世所需 |
| (二)研究所获 |
| (三)历史使命感所促 |
| 三、《袁世凯全集》的编辑理念 |
| (一)全而真的编辑宗旨 |
| (二)“竭泽而渔”的搜集原则 |
| (三)言之凿凿的选编原则 |
| 四、《袁世凯全集》的编辑出版特色 |
| (一)以“袁世凯全集”命名具有创新性 |
| (二)采用编年体例,脉络清晰 |
| (三)繁体字的使用准确度高 |
| (四)版式设计清朗大方 |
| (五)编校规范认真,一丝不苟 |
| 五、《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的意义及启示 |
| (一)《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的意义 |
| (二)《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述评 |
|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二)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法治与改革及法律制定释义 |
| 第一节 法治与改革的意义阐释 |
| 一、法治的内涵 |
| 二、改革的内涵 |
| 三、法治、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 一、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
| 二、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 |
|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释义 |
| 一、法律制定概念的界定 |
| 二、法律制定的法理价值 |
| 三、法律制定与立法及法律创制、制订、拟走的关系 |
| 第二章 1978—1992年:法律的制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制定 |
| 一、改革开放的开启 |
| 二、法律制定:改革为先导 |
| 第二节 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的保障 |
| 一、制定的主要法律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特点和成就 |
| 三、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秩序法治观 |
| 一、社会秩序法治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先行,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1992—2012年:法律的制定指引改革开放 |
| 第一节 改革的重新启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
| 一、法律制定的改革背景:发展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向“四位一体” |
| 二、法律制定的法治建设背景:从“法制”到“法治” |
| 三、深入推进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目标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制定的法律 |
| 一、制定的法律:为改革的推进保驾护航 |
| 二、改革深入推进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成就 |
| 三、法律制定需要改进的方向: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
| 第三节 经济法治观 |
| 一、经济法治观:法治在于指导和保障经济建设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为主,法治指引 |
| 第四章 2012年以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律制定 |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治与改革 |
| 一、法律的制定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使命和历史任务 |
| 三、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定 |
| 一、制定的法律:良法善治的根基 |
|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与成就 |
| 第三节 新时代的治国方略法治观 |
| 一、新时代的法治观: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二、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 |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治的转向 |
| 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时代进路 |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
| 二、在法治引领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法治 |
| 第三节 新时代法律制定的面向 |
| 一、新时代法律制定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主体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宗教问题与反境外宗教渗透 |
| 第一节 宗教与宗教问题 |
| 一、宗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 |
| 二、宗教与社会主义 |
| 三、宗教问题 |
| 第二节 境外宗教渗透 |
| 一、境外宗教渗透的含义、本质和要素构成 |
| 二、境外宗教渗透的战略和策略 |
| 三、境外宗教渗透与宗教交流、宗教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一、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体 |
| 二、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主要行动 |
| 三、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意义和评价 |
| 第三章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鉴迪 |
| 第一节 前苏联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一、前苏联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二、前东欧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三、前苏联东欧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经验教训 |
| 第二节 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一、越南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二、老挝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三、朝鲜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四、古巴的反境外宗教渗透 |
| 第三节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比较 |
| 一、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差异 |
| 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共性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宗教及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现状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国情 |
| 一、多元宗教并存与宗教变化发展迅速 |
| 二、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杂 |
| 三、总体和谐与杂音、乱象并存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政策和法律框架 |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理论基础 |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政策依据 |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实际运作与成效 |
| 一、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践基础 |
| 二、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实际运作 |
| 三、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成效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多股宗教势力及其变种的渗透 |
| 一、世界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 二、区域性的宗教渗透问题 |
| 三、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渗透问题 |
| 第二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理论、政策供给不足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中的反渗透理论尚需完善发展 |
| 二、宗教理论研究中的反渗透部分比较薄弱 |
| 三、宗教政策中的反渗透部分空白点多且衔接度不够 |
| 第三节 反境外宗教渗透的本领尚须增强 |
| 一、对境外宗教渗透政治意图的警惕性不够 |
| 二、对境外宗教渗透的手段反击、环境判断和对手辨识精准度不足 |
| 三、对境外宗教渗透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较低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思想上:高度重视,提高认识 |
| 一、从战略高度看反境外宗教渗透,提高对反渗工作的重视程度 |
| 二、深刻领会宗教方针反渗透指向,提高对反渗工作规律的认识 |
| 三、处理好与反渗透相关关系,提高对反渗工作界限的认识 |
| 第二节 理论上:面向实际,深化研究 |
| 一、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三性”特征 |
| 二、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爱国宗教力量建设 |
| 三、深入研究反境外宗教渗透的工作思路 |
| 第三节 实践上:加强领导,完善管理 |
| 一、加强党对反渗工作的领导,确保反渗透的正确方向 |
| 二、完善宗教管理工作,提供反渗透的组织、体制和治理保障 |
| 三、完善宗教自我管理,激发反渗内在动力和筑牢反渗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四、结构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原则 |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 一、理论成果 |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 二、制度成果 |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 三、道路成果 |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关于批准“八五”第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论文参考文献）
- [1]孟繁华学术年谱[J]. 毕文君. 东吴学术, 2021(02)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田本相学术年谱[J]. 景李斌. 东吴学术, 2020(02)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东方鳯羽——韩爱萍传[J]. 张好好. 芳草, 2019(04)
- [6]《袁世凯全集》编辑出版研究[D]. 郭倩. 河南大学, 2019(01)
- [7]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当代中国反境外宗教渗透研究[D]. 林清龙. 华侨大学, 2019(05)
- [9]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