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大学学报》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朱德培[1]（2002）在《应重视“总目次”和“索引”的规范编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部分学报编辑对“总目次”和“索引”编排规范执行得不够严格 ,作者查阅了全国 5 0种学报 ,并对照有关标准和规范 ,就各项内容做了量化统计分析 ,发现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建议学报编辑重视并认真做好末期学报“总目次”和“索引”的编制工作
张丽君,熊爱民[2]（2000）在《学术期刊编辑标准化现状》文中研究说明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3]（2009）在《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的发展阶段及特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研究认为,新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初创时期（1949—1965年）;停滞时期（1966—1978年）;恢复与调整时期（1978—1994年）;迅速发展时期（1995年至今）。对近年来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环境、办刊理念、学术期刊评价及自身发展规律等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讨论,在对未来发展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发展路径。
张淑艳,郭立锦,闫杏丽[4]（2011）在《对科技期刊英文整体设计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在调查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工作的基础上,对中文科技期刊的英文整体设计进行研究,提出了常规与扩展的英文工作概念,总结出常见的五种英文整体设计形式,同时分析了期刊定位与英文工作的关系、英文工作的创新发展。此外,讨论了英文工作的重点、整体设计中的英文文摘位置及目次等问题,认为应加强编辑力量,通过提高英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学术性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王昌度,熊云,徐金龙,江源[5]（2003）在《科技期刊论文关键词标引的问题与对策》文中认为鉴于在对科技期刊论文进行分类标引和关键词标引的看法和做法上 ,特别是关键词的标引 ,我国科技期刊界还存在分歧 ,对关键词标引的认识和标引准确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 ,对提高标引质量提出了对策
马宣建,贡娟,李如喜[6]（2001）在《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文中指出采用样刊分析、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目前出版发行的体育学术期刊的刊名、刊期、开本、主管和主办单位、编辑人员状况、管理体制、经费和经营状况、信息量和信息密度、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排质量、印刷装帧质量、发展前景等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为体育科教单位和人员了解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全面情况提供咨询参考,为体育科教发展服务。主要结果与结论:初步调查显示,我国现有体育学术期刊52种,年载论文9500多篇,4200万字,是我国体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在体育科教事业中发挥着基础建设性作用;1980年以来,体育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学术、编辑、出版质量迅速提高;《体育科学》等十几种期刊的学术质量较高;2/3的期刊在稿件采用率、报道时差、信息密度方面达到优良标准;体育学术期刊数量现基本上可满足体育科技发展需要,今后应着重抓好提高质量的工作。主要问题是:载文理论紧密联系体育实际不够;贯彻编排格式标准化要求不够等。建议:加强对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加大人力、财力投入等。
马宣建[7]（1995）在《对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着录项目编排格式标准化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采用文献研究、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我国29种体育学术期刊着录项目的编排格式进行系统分析。发现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刊名、封面、卷期、版面、页眉、页码、目次页、版权标识与封底、总目次、索引的编排格式等,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化要求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体育学术期刊质量的提高。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不足、管理不善和没有认真执行《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等国家标准。
彭杰[8]（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提出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张美霞[9]（2018）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析几何学较为系统传入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解析几何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着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中国解析几何学教学始于何时?中学为何要开设解析几何学?什么原因促使其出现?第二,数学教育制度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是否一致?第三,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有什么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今教科书的建设有什么启示?这也是本文选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本文坚持以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原始文献与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原则,采取系统论述与重点分析的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整体发展情况作为研究主线,重点论述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根据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解析几何学教学、教科书建设、教科书内容等特点,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划分为肇始（1893-1901）、初步发展期（1902-1921）、转型期（1922-1936）和成熟期（1937-1949）四个阶段。从解析几何课程设置、出版情况、审定情况、作者群的知识背景、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内容比较等方面分析不同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特征,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明末清初时期,圆锥曲线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从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科书纷纷传入,第一本从美国传入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代形合参》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意义深远,自此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校正式开始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登州文会馆与四川中西学堂等。1902-1921年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美国、英国与转译日本为主。解析几何学课程以大学开设为主,中学主要在高中实科一类中开设。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以留学回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版本与“坐标法”的“多样化”、章节结构差异较大、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以及高中几何教科书中出现“圆锥曲线”的内容。第二,1922年至1936年是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正式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随之出现大量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的汉译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由国定制演变为审定制,教科书编写者队伍仍以留学归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中学教师人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课程纲要”与“课程标准”首次对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自编教科书并非完全遵照课程内容编写,稍具“自由性”;汉译教科书大多译自与中国“课程标准”相近的美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在高中代数、初等几何等教科书中出现;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坐标法以“直角坐标”为主,极少使用“斜坐标”等是该时期的几个重要特点。1937-1949年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已趋于成熟,中学仍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自编教科书数量有所减少,汉译本仍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教科书编写群体中中学教师人数增加。此外,章节结构已成型;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内容有删减;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圆锥曲线”与“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解析几何学题解的相继出版是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几个显着特点。第三,对清末民国典型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从教科书的作者、编写理念、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圆锥曲线”的内容编排、概念表述、作图法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整体安排呈现“总-分-总”、“总-分”、“分-总”三种形式。定义方式有统一定义、几何定义与代数定义,抛物线因其自身特点均为统一定义,椭圆与双曲线采用代数定义与统一定义两种定义方式,其中有的教科书以两种形式定义,也有的只使用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以几何定义给出”圆锥曲线”统一定义,没有使用坐标法,编排极为不妥。另外,三种曲线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是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二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三种曲线大多采用器械与坐标定点法的作图方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整体呈现教科书的“多样化”、使用周期长、“滞后性”、自编本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等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美国数学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对中国的解析几何教学影响巨大,解析几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解析几何学课程是否开设、内容的难易与分配比例。此外,设置解析几何学课程不仅可以传播解析几何学知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函数”的思想;可以使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很好的衔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演变,为今天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经验,如:改变从“定义出发”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建立科学的教科书评价机制。本文首次从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论述1893-1921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首次系统论述其出版与审定情况、编写群体,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体现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影响;首次多方面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贺晓利[10]（2015）在《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为了解图书情报领域期刊论文高被引情况,提高期刊在学术界的知名度;以图情类核心期刊2010—2014年各刊、各年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相关信息的统计分析为依据,得出:最高被引频次论文的研究热点主题范围、作者职称状况、作者机构类别等特征;为作者选题提供相关信息,也为编辑部在组稿、用稿、提高期刊被引频次方面提供参考思路。
二、《武汉大学学报》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大学学报》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4）对科技期刊英文整体设计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期刊定位与英文工作 |
| (1) 科技期刊的英文工作与期刊定位有关 |
| (2) 科技期刊的英文工作体现了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
| 二、英文整体设计形式 |
| 三、国外重要数据库收录的基本情况 |
| 四、对英文工作的一些认识 |
| (1) 明确定位, 创新争优 |
| (2) 以篇为重点做好英文工作 |
| (3) 应重视文献英译 |
| (4) 注意目次与总目次工作 |
（8）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收藏及研究回顾 |
| 一、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
| 二、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收藏概况 |
| 三、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的外观研究 |
| 第一节 文书纸张及抄写、刻印的样式 |
| 一、文书的纸张 |
| 二、抄写、刻印样式 |
| 第二节 写经书法艺术 |
| 一、十六国时期 |
| 二、高昌国时期 |
| 三、唐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佛教护国经典与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 |
| 一、高昌的抄经概况 |
| 二、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高昌王麴乾固的供养写经 |
| 第三节 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一、麹氏王国的政治困局 |
| 二、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刚经》文书及相关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行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金刚经》概况 |
| 一、《金刚经》的主要版本 |
| 二、《金刚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 |
| 第四节 罗什译本流行原因蠡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弥勒上生经》文书与古代吐鲁番地区“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弥勒净土思想的产生 |
| 第三节 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 |
| 一、早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二、唐代西州时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三、高昌回鹘王国的弥勒上生信仰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观无量寿佛经》文书与西域“西方净土”思想的流传——以高昌和龟兹为中心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流传 |
| 一、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 |
| 二、西方净土思想在西域的流传 |
| 第三节 从西方净土变看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妙法莲华经》的盛行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技法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及其传译 |
| 第三节 由《妙法莲华经》管窥鸠摩罗什的译经技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贤愚经》文书及吐峪沟石窟相关壁画的解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贤愚经》概况 |
| 一、《贤愚经》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二、龟兹石窟中的《贤愚经》故事画 |
| 三、《贤愚经》在河西早期流传略述 |
| 第三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中《贤愚经》故事画的解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密教典籍文书述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及内容述略 |
| 一、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 |
| 二、出土密教文书内容述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维摩诘经》文书与伯西哈石窟《维摩诘经变》壁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维摩诘经》主要内容及其传译概况 |
| 一、《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摩诘经》的传译概况 |
| 第三节 吐鲁番伯西哈石窟中的“维摩变”壁画再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佛教文书与汉文《大藏经》 |
| 第一节 佛教三藏典籍的汇辑、汉译与汉文写本《大藏经》 |
| 第二节 汉文刻本《大藏经》概况 |
| 第三节 汉文《大藏经》在西域的流传 |
| 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
| 二、佛经目录的发现 |
| 第四节 出土文书中《大藏经》系统残卷的再发现 |
| 一、出土抄经残片概况 |
| 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作为抄本藏经的功用探析 |
| 三、刻本《大藏经》残卷的新发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总结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时间范围 |
| 1.2.2 “高级中学用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肇始(1893-1901) |
| 2.1 解析几何学发展简介 |
| 2.2 早期传入的解析几何学知识 |
| 2.3 《代形合参》——中国第一本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2.3.1 原着作者与译者简介 |
| 2.3.2 《代形合参》的版次以及前人关于其底本的论断 |
| 2.3.3 《代形合参》与《代微积拾级》非同一底本 |
| 2.3.4 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 |
| 2.3.5 《代形合参》的内容分析 |
| 2.3.6 《代形合参》的编排特色 |
| 2.4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
| 2.5 学校的解析几何学教学 |
| 第3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初步发展期(1902-1921) |
| 3.1 数学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 |
| 3.1.1 清末新式教育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02-1911) |
| 3.1.2 新教育宗旨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12-1921) |
| 3.2 汉译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开始兴起 |
| 3.2.1 翻译英美与转译日本教科书 |
| 3.2.2 教科书翻译群体简介 |
| 3.3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
| 3.3.1 1902 -191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3.2 1912 -192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4 个案分析——以《温特渥斯解析几何学》为例 |
| 3.4.1 原作者与译者简介 |
| 3.4.2 编写理念与编排形式 |
| 3.4.3 主要内容 |
| 3.4.4 知识呈现方式 |
| 3.4.5 名词术语 |
| 3.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02-1921) |
| 3.5.1 翻译版本的“多样化” |
| 3.5.2 教科书章节结构差异较大 |
| 3.5.3 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 |
| 3.5.4 坐标法使用的“多样化” |
| 3.5.5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渗透“圆锥曲线”内容 |
| 第4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1922-1936) |
| 4.1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 |
| 4.1.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3年) |
| 4.1.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9年) |
| 4.1.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2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4.2.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3年) |
| 4.2.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9年) |
| 4.2.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4.3.1 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
| 4.3.2 汉译教科书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 |
| 4.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4.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4.4.1 以留学回国者及大学教师为主 |
| 4.4.2 中学教师人数较少 |
| 4.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4.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复兴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22-1936) |
| 4.6.1 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 |
| 4.6.2 自编本内容在遵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有增删 |
| 4.6.3 大多使用“直角坐标”,极少数以“斜坐标”为主 |
| 4.6.4 高中代数、几何教科书中出现“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内容 |
| 第5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成熟期(1937-1949) |
| 5.1 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课程设置 |
| 5.1.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1年) |
| 5.1.2 “修订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8年) |
| 5.2 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5.2.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1年) |
| 5.2.2 “修订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8年) |
| 5.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5.3.1 自编教科书数量略有减少 |
| 5.3.2 汉译《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数量增加 |
| 5.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5.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5.4.1 以大学教师为主 |
| 5.4.2 中学教师人数增加 |
| 5.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5.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37-1949) |
| 5.6.1 教科书章节结构成型 |
| 5.6.2 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标准有删减 |
| 5.6.3 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 |
| 5.6.4 “圆锥曲线”、“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 |
| 5.6.5 解析几何学题解大量出现 |
| 第6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的演变 |
| 6.1 研究对象 |
| 6.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编排的比较 |
| 6.2.1 “圆锥曲线”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整体编排 |
| 6.2.2 “圆锥曲线”中知识点的编排 |
| 6.3 解析几何教科书中“圆锥曲线”概念表述之演变 |
| 6.3.1 “圆锥曲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2 “抛物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3 “椭圆”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4 “双曲线”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5 “圆锥曲线”及其概念编排形式之比较 |
| 6.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作图法之比较 |
| 6.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特点分析 |
| 6.5.1 关于“圆锥曲线”的定义问题 |
| 6.5.2 抛物线、椭圆与双曲线的排序问题 |
| 6.5.3 “圆锥曲线”统一定义的给出方式与出现的时间问题 |
| 6.5.4 “极坐标”与“圆锥曲线”的编排顺序问题 |
| 第7章 结论 |
| 7.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特点 |
| 7.1.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多样化 |
| 7.1.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滞后性” |
| 7.1.3 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 |
| 7.1.4 解析几何学教辅的出现对教科书的补充 |
| 7.1.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的特点 |
| 7.2 影响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演变的主要因素 |
| 7.2.1 外部因素 |
| 7.2.2 内部因素 |
| 7.3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
| 7.3.1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意义 |
| 7.3.2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启示与借鉴 |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1.2 统计范围 |
| 1.3 数据的剔除与选择 |
| 2 数据整理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均值以上论文的期刊分布 |
| 2.3 篇被引频次大于平均值的论文情况 |
| 2.4 各刊5年论文最高被引频次 |
| 2.5 高被引论文作者身份分布 |
| 2.6 高被引论文产出机构分布 |
| 2.7 高被引论文基金情况 |
| 2.8 主题分布 |
| 3 结果分析与启示 |
| 4 建 议 |
| (1)给作者的建议。 |
| (2)给编辑部的建议。 |
| 5 结 语 |
四、《武汉大学学报》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应重视“总目次”和“索引”的规范编排[J]. 朱德培. 编辑学报, 2002(01)
- [2]学术期刊编辑标准化现状[J]. 张丽君,熊爱民. 出版发行研究, 2000(02)
- [3]新中国体育学术(科技)期刊发展研究[J]. 李晓宪,邱剑荣,李晴慧,郑芳,何培森,姚峰,詹东,李伟. 体育科学, 2009(05)
- [4]对科技期刊英文整体设计的思考[J]. 张淑艳,郭立锦,闫杏丽.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3)
- [5]科技期刊论文关键词标引的问题与对策[J]. 王昌度,熊云,徐金龙,江源. 编辑学报, 2003(05)
- [6]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J]. 马宣建,贡娟,李如喜. 体育科学, 2001(06)
- [7]对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着录项目编排格式标准化的研究[J]. 马宣建.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995(04)
- [8]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9]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D]. 张美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10]图书情报领域最高被引频次论文分析与启示——以2010-2014年图书情报类核心期刊为例[J]. 贺晓利. 情报科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