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国1976年的经济回顾和1977年的经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呼法伟[1]（2020）在《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732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偏上水平,依照此发展趋势,我国很快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自2018年3月起,特朗普政府肆意挑起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实行高关税,并且制定了实体清单,打压我国的部分高科技产业,此举严重加剧了我国未来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是否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怎样突破并实现经济的增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然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历史已经呈现出了很多的案例以供参考,因此,本文基于国际经验分析我国当前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本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涉及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对于跨越陷阱的国家,本文选择日本为典型国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主要是以日美贸易摩擦为主线,探究其跨越过程;对于未跨越的,本文选择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主要对其遭受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分析论述。经验表明,是否按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经常账户差额和储蓄率对于一国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其次,本文对前述的经验证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当控制其他变量后,储蓄率和经常账户余额占比对经济增长分别起到正向和负向关系,其中经常账户余额占比的实证结论是在控制储蓄率前提下得出的;经常账户差额和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经验证据。再次,本文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中美贸易摩擦,储蓄-投资情况等。最后,基于国际经验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出了对策,包括（1）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产业升级,（2）保持高储蓄与高投资,（3）资本账户稳健开放。
苗江磊[2]（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张艳[3]（2019）在《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新发展》文中指出在国际交往中,出于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间友好关系之需要,一国通常赋予外国官员免于刑事管辖的特权与人身不可侵犯的待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个人乃至全人类利益为重”的人本化价值深刻影响着国际法发展。在国际刑事司法层面,一国官员无法援引代表国家履行职能的理由主张豁免,使得官员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成为可能。受此影响,国内法院能否以犯下国际罪行、“领土内侵权（territorial tort）”及腐败类犯罪为由对他国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做法存在争议。即使联合国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吉布提诉法国案”中承认了一些国家高级官员享有绝对刑事豁免与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如一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外交部长。但是,国际法院并未阐明豁免是否有限制与例外情形问题,其判决意见被指出确与现行国际人权保护趋势背道而驰,不具有广泛说服力。以编纂与逐渐发展国际法规则为职责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2007年将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问题纳入研究议题之中。时至今日,国际法委员会暂时地通过了《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7条案文文本,涵盖了专题范围、概念界定、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规范性要素、属事豁免之例外情形等内容。国际法委员会2017年最新通过的案文第7条（属事豁免不适用的国际法下的罪行）,不仅在委员会内部,更是在联合国第六委员会会议上存在较大分歧,正如中国、英国、美国为代表国家以普遍性实践不足、特别报告员论证过程不严谨、程序性保障措施缺失为由反对案文通过。本文拟对国际及国内新近司法实践、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案文及注解进行简析,考察影响官员刑事豁免权发展两大因素即国际法“人本化”影响、国际刑事管辖权局限性,结合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学会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豁免权的立场,为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案文提出两项建议,其一,明确规定委员会享有编纂现行国际法规则、拟议新法之职权;其二,为特定罪行下官员所属国创设“起诉或放弃豁免”之义务。据此,揭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缩小化趋势的发展进程。本文正文除引言部分之外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国际法基础,如外国刑事管辖权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理论及国际法渊源等内容进行阐述与分析。第二章是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司法实践进行介绍与分析,具体涉及国际法院判例与新近国家司法实践两方面内容。在国际法院判例方面,通过对国际法院关于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出国际法院认定的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内容。在国家实践方面,通过对非洲国家“巴希尔案”、法国“特奥多罗·恩圭玛·奥比昂·曼戈案”简析,得出国家对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与例外情形问题新主张,以及一国在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合作请求之时存在的第三国官员豁免问题。第三章介绍国际法委员会对于“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编纂与研究,分析该委员会拟订的《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案文形成过程,考察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内部、联合国会员国对专题研究及案文内容的达成的共识及分歧。第四章是对影响官员外国刑事豁免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探究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法学会以及以中国、德国、英国、美国为代表主要国家对官员外国刑事豁免立场,据此,针对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案文提出完善建议,从而揭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范围缩小化的发展进程。
刘鹏[4]（2019）在《以色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文中认为以色列是世界上“微型的超级大国”,更是中东地区的唯一民主工业化国家,这是一个历经1800年流散而不灭的犹太民族创造的奇迹。以色列让散居在世界的犹太人凭借“明年在耶路撒冷”的信念向此迁移而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和社会。这样“镶嵌式”的国家同样也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困境,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有何异同?长期以来以色列为了追求民族统一和国家认同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努力和探索?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真正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其未来发展前景如何?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理论不仅在以色列得到重要的实践和体现,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中认同理论,也为以色列的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及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对中以双方关系的发展也能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以色列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主要是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理论渊源分析,重点以国家认同理论为基础来剖析以色列国家认同问题,突出以色列国家认同对其在中东地区良好发展的必要性。第二章主要对以色列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进一步阐述以色列在建国和国家认同过程中的探寻和努力。以色列的历史源远流长,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同时历经沧桑、亡国、流散的岁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长达2000年的压迫流离,激发犹太人迫切建立以色列国,经过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更渴望国家安全,而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因此,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就迫在眉睫。第三章重点对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内容、特征及目标进行阐述。国家认同的内容主要从以色列制度、国民身份和国家身份三个维度进行解析。其国家认同的特征表现在波动性、对立性、主权性;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目标主要实现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第四章探究以色列在国家认同过程的存在问题、应对措施及以色列发展的前景展望。以色列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等公民”问题、宗教纷争及领土争端问题;以色列针对这些问题,从政治、文化和外交层面展开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以色列对国家安全是极其渴望的,但受到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的影响以及彰显犹太民族优越性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未来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建设和努力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肖姗姗[5]（2018）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议题均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虐待儿童、未成年人监护权事宜、未成年人犯罪等。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多从刑事法领域予以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司法的体系性探索。文章从体系构建的角度入手,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双重理念下,构建以刑事为主导,兼顾民事、行政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恤幼”的传统,现今已经开启了专门立法的进程,如颁发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法。然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相比体系性、全面性、实用性为主导特征的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附属于传统成人司法、缺乏独立性、受理范围狭窄,缺乏全面性、以刑事处罚为主,缺乏健全的保护处遇体系等问题。可喜的是,一体化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体化指导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不仅涉及未成年人实体法规定,还应当包括程序法、组织法与执行法的规定;不仅涉及未成年人为行为人的案件,还应当对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予以处理;不仅涉及刑事法领域,还应当涉及民事法与行政法领域。第二章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的选择。“国家亲权”理念促进了西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儿童利益最大化”思想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国家亲权”理论来看,它起始于英格兰,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从开始对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适用扩大到现今诸多领域的适用,“国家亲权”成为了西方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根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看,虽然其存在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成为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发展来看,显然不能将“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两大舶来品照搬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但两者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而言,必须坚持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双向保护的立场,不仅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同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因此,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选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权权利保护并重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三章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司法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的前提在于对适用对象的厘清。虽然“少年”概念和“未成年人”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但从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能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所用。然而,“少年”概念在某些领域仍可保留使用,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始发展至今的“少年法庭”、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相关“少年”概念。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将十八周岁以下的所有公民归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对管辖行为的厘清。文章根据调研和案例分析,认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类别区分。从一般预防入手,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的抽烟酗酒、校园欺凌、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良交往、不良触网等现状,对未成年人的典型不良行为予以规制;从临界预防入手,取消传统的严重不良行为规定,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行为、涉赌行为、涉毒行为以及性交易行为等触法行为予以规制;从特殊预防入手,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性犯罪等行为予以重点规制。第四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十九大的召开,宣布着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的阶段,我国诸多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如未成年人司法组织。我国的少年法院、未检部门、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和司法社工都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部门经历数年的发展后取得的成效仍不容乐观。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少年法庭,出现了价值理念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形态不一、专业化队伍缺乏等问题。我国在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之后,开始寻求公安机关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探索。然而,这种专门化、专职化的探索并未形成特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成为了司法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法律上明确未成年人警务的地位,并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置未成年警察机构,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无需设置未成年人警察机构,并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警察的职能予以调整。作为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以及对相关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程序的监督的机关,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出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并不清晰,缺乏明确性、稳定性、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名称混乱,缺乏统一性、专业化队伍落后等现象。基于借鉴比较与现实考量,文章提出对未成年人检察机制予以调整和重构,主要从统一称谓、规定层级设置、调整职能范围、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工作在未年成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具有角色优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相契合,具备承接未成年人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人员延伸工作的能力,也符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要求。毋庸置疑,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特色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其运用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中。第五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探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同,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审理也不尽相同,对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因此,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时,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的依据,并以全面调查与迅速简易为基本原则性指导。同时,应当注重对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社会调查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审理程序入手,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体系性构建。第六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文章此部分主要探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以及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机制。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中,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研究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对这一特殊主体的救助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第二次伤害”的需要,也是基于被害人恶逆变的考量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犯罪预防的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主要从被害补偿、司法援助、被害社会援助入手,同时倡导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致力于被害预防机制的构建。对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机制而言,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性戒毒等保护处分措施的实际功效显得十分苍白。因此,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多样化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重视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的运用,并对我国的工读学校予以改革。当然,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也应当设置从调查——决定——审理与裁判——执行的严格程序规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而言,当前的主流观念为禁止死刑、限制自由刑、鼓励非刑罚处罚为基本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已经明文禁止死刑的适用,但是对于自由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看,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基于犯罪预防和权利保护的需要,文章认为除禁止适用死刑外,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应当禁止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罚金刑的适用应当予以特殊化规定。就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而言,应当从监禁执刑和社区矫正入手,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力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矫治,帮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张晓华,林禾雨,孙浩[6]（2018）在《弧菌科分类学研究进展》文中认为弧菌科细菌主要存在于海洋与河口环境中,在淡水中偶尔也有分布。弧菌科中的某些种类如霍乱弧菌、副溶血弧菌、哈维氏弧菌等是人类或水产生物的致病菌。弧菌科细菌多样性高,其成员的准确分类学地位一直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本文回顾了近50年来弧菌科细菌的分类学的研究进展,从经典分类法到多相分类与分子分类法,最后到如今的基因组分类法的发展历程,梳理了弧菌科中现有的所有有效属种,总结了目前的分类状况,弧菌科隶属于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迄今共包含弧菌属、发光杆菌属、另类弧菌属、肠弧菌属、盐弧菌属、格里蒙氏菌属、海胆单胞菌属和链状球菌属8个属,159个种。并展望了弧菌科分类学尚需解决的问题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颜欣[7]（2018）在《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文中研究指明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向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转变。为探究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实质,本文提出核心假设: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作用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其中,体系压力、东盟安全认知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扮演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角色。由于体系压力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不断做出回应。本文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划分为1967—1978年、1978—1991年、1991—2003年和2003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开启了地区安全治理进程。这一阶段,美苏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收缩给东盟带来了体系压力,在其冲击下,东盟认为: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是东盟安全目标,提升自身实力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在组织机构上,东盟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在原则规范上,东盟强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这一时期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及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特征。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缓和并建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由于体系压力原因,东盟安全认知发生变化: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是东盟安全目标,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加强互助与合作,东盟一是将组织机构常态化并扩大其规模;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三是在内部特定议题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区域平衡色彩浓厚、凸显东盟意志及强调机制规约性的特征。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终结,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大幅提升、日印积极“涉入”地区及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在体系压力影响下,东盟产生新的安全认知: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东盟一是进一步提升组织机构机制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以合作求安全;三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四是内部以海盗、反恐等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量涌现。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突出综合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及包容开放性特征。2003年东盟签署了《巴厘第二协议》,开启了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迈进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发生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地区同时美国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在体系安全压力作用下,东盟安全认知发生重大变化: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构建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一是明显提升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主张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三是通过东盟—印度峰会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四是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几乎囊括各安全领域。透过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可发现其具有构建安全共同体、规则的增加及复合性的特征。最终,通过以上四个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逻辑,本文核心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孙秀红[8]（2018）在《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博弈 ——以犹太大屠杀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随后,文化记忆理论在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蓬勃发展。二战后,关于犹太大屠杀这一创伤记忆的建构,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家拒绝接受犹太大屠杀这段历史,将现实与历史割裂。这些国家拒绝承认犹太大屠杀这一创伤性记忆,认为这是其现代文明中不耻的一幕,将其排斥出本国的历史。因此,在建构集体认同的时候,对犹太大屠杀刻意选择“遗忘”,认为这一创伤记忆对其合法性的建构是一种威胁,将会对其集体认同的建构起解构作用。直到6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些国家才开始逐渐承认不光彩的历史也可以在塑造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反思犹太大屠杀这一创伤性事件,并通过幸存者的证词证言等行为,让公众对犹太大屠杀这一事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在这个信息技术发达、各种媒体纷纷介入大屠杀记忆争夺的大众媒体时代,影视在建构有关大屠杀创伤记忆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多样化的媒体微平台,利用智能化的传播技术,促进观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实现创伤记忆由个体记忆层面上升为共同的文化记忆。犹太大屠杀在全球形成的共同的创伤记忆,起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教育作用。一个国家与其有关犹太大屠杀记忆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官方机构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目的明确地塑造犹太大屠杀记忆,记忆被服务于民族的集体利益。而另一方面,记忆一旦被创造就被赋予了生命,并倔强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国家的初衷。在许多情况下,依据国家认同的理念来建构记忆,但记忆被新的一代在一种新的环境下重新召回,并被赋予新的意义。结果,在新的框架之下,记忆被重新定义。文化记忆理论的出现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对待犹太大屠杀记忆的问题上,政治权力机制逐渐减弱,文化记忆的大众参与性逐渐增强,大屠杀记忆进入公众意识之中,形成了一种集体认同,并上升为全球性记忆。
马晓云[9]（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沙蒙迪（Phouva SAMOUNTY）[10]（2014）在《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5年，老挝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以及冷战结束的影响催生了老挝新时期经济外交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主要的世界潮流，各国纷纷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经济外交在各国外交的地位上升，作用不断加强。老挝党和政府在这一极好的外部环境下大力发展国家经济，以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不断深化“革新开放政策”。经济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在日本、美国、中国、越南等国得到充分展示并取得巨大成就，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外交的这种发展势头引起了老挝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外交”一词也因此在2011年3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九·大”上被首次正式提及，成为老挝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经济外交成为老挝外交界、政治界和经济界耳熟能详的话题。实际上，在“九·大”之前，老挝的经济外交已经开展。在重建家园阶段离不开经济外交，虽然经济外交受到了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经济外交为国家重建工作赢得了极为重要的经济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在老挝实施“革新开放政策”的初步阶段经济外交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革新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同样也推动了经济外交的发展，形成了良好互动。另外，自1997年老挝加入东盟以来经济外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2012年老挝加入世贸组织则意味着老挝经济外交开辟了更大的舞台。如何发挥和利用经济外交的作用成为政府的重要关切。老挝作为经济外交的“初学者”在实施经济外交的过程中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这些挑战与机遇既是经济外交实施和发展的障碍，也是推动经济外交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为顺利实施经济外交，老挝党、政府积极向中国和越南学习与借鉴宝贵经验。同时，积极寻找符合老挝国情的经济外交手段、方法。在实践中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经济外交，加强与中国、越南以及泰国的传统经济外交，重视与日本、韩国、美国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经济外交，以传统的经济援助外交为跳板丰富老挝与欧洲经济外交的内涵。与此同时，全方位、多形式、多层面，成为近期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特征。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努力，经济外交成为老挝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之外，其正文由五章组成分，其中第一章为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1975年–1985年），本章主要阐述和分析解放初期国内外形势对老挝外交尤其是经济外交的影响。此外，本章还分析和探讨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以及形成老挝经济外交构想与特点的因素；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面临的难题成为本章的最后部分；第二章为老挝经济外交探索阶段（1986年-1997年），本章包含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老挝外交政策的调整对老挝经济外交的影响，同时还分析和探讨由国内外形势决定的经济外交探索阶段的特点；第三章为大力推进经济外交的阶段（1997年-2014年），本章就左右老挝经济外交发展的国内外形势进行探讨；本章认为外交政策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本章还就这一阶段的老挝经济外交的效果及特点进行分析与阐述；第四章为老挝经济外交指导思想与原则，本章就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指导思想与原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另外，推动老挝经济外交发展的经济外交发展趋势以及老挝经济外交的运行机制成为本章重点探讨之一；第五章为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本章主要深入研究对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认为影响老挝经济外交最大的国家分别是：中国、越南、泰国、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另外，加入东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推进老挝经济外交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举措。最后是论文的结论部分，由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效果、影响与不足、改善老挝经济外交的建议、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研究得出的结论以及为进一步研究提出的建议组成。
二、太国1976年的经济回顾和1977年的经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国1976年的经济回顾和1977年的经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思路和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收入水平等级 |
| 2.1.2 中等收入陷阱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际宏观视角的储蓄-投资分析 |
| 2.2.2 新结构经济学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国际贸易摩擦理论 |
| 第三章 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分析 |
| 3.1 日本经济发展与日美贸易摩擦 |
| 3.1.1 日美贸易摩擦进程 |
| 3.1.2 日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1.3 日本经济的增长问题 |
| 3.1.4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
| 3.2 货币危机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
| 3.2.1 三代货币危机 |
| 3.2.2 拉美金融危机过程 |
| 3.2.3 拉美金融危机的原因 |
| 3.2.4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 |
| 3.2.5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
| 第四章 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陈述 |
| 4.1.1 国际收支理论 |
| 4.1.2 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
| 4.2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2.1 指标的选取 |
| 4.2.2 数据描述统计 |
| 4.3 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计量结果 |
| 4.4 典型国家经验教训总结 |
| 第五章 中美贸易摩擦与当前经济现状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 |
| 5.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
| 5.3 中美贸易失衡的储蓄-投资分析 |
| 5.4 进出口的增长拉动作用 |
| 第六章 国际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启示 |
| 6.1 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产业升级 |
| 6.2 保持高储蓄与高投资 |
| 6.3 资本账户稳健开放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后记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 一、错置年时 |
| 二、抵牾思想 |
| 三、脱离环境 |
| 四、乖悖史录 |
| 五、文辞荒诞 |
| 六、情理难通 |
| 七、重复叙事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 一、无中生有型 |
| 二、同中有异型 |
| 三、踵事增华型 |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 一、承前集成性 |
| 二、创造致新性 |
| 三、开拓启示性 |
| 结语 |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3）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国际法基础 |
| (一)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国际法依据 |
| 二、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司法实践 |
| (一)有关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国际法院判例 |
| (二)有关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国家实践 |
| 三、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编纂与发展 |
| (一)国际法委员会专题研究概况 |
| (二)暂获通过的《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案文及评注 |
| (三)国际法委员会研究“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特点 |
| 四、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发展展望 |
| (一)有关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发展考量因素 |
| (二)国际社会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立场 |
| (三)中国对待“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态度及原因分析 |
| (四)有关“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发展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以色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关于国家认同的相关理论的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民族认同 |
| 二、政治认同 |
| 三、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国家认同的理论渊源 |
| 一、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的国家认同理论 |
| 二、塞谬尔·亨廷顿: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视域的国家认同 |
| 三、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下的民族主义认同 |
| 第三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必要性 |
| 一、以色列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 |
| 二、以色列的国家认同推进了以色列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
| 三、以色列国家认同有利于中东地区和平发展 |
| 第二章 以色列在建国和国家认同过程中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
| 第一节 以色列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以色列建国的艰辛历程 |
| 一、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135年:异族频侵时代 |
| 二、公元135年—19世纪末:流散时期屡遭迫害的犹太人 |
| 三、1887年—193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
| 四、1939年—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屠杀及建国 |
| 五、1948年建国后的存亡之战:五次中东战争 |
| 第三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探寻和努力 |
| 一、以色列国家认同在国内层面的探索 |
| 二、以色列国家认同在国际层面的努力 |
| 第三章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内容、特征及目标 |
| 第一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内容 |
| 一、以色列制度 |
| 二、国民身份 |
| 三、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特征 |
| 一、波动性 |
| 二、对立性 |
| 三、主权性 |
| 第三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目标 |
| 一、政治合法性 |
| 二、维护社会稳定 |
| 三、营造良好周边环境 |
| 第四章 以色列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应对措施及前景 |
| 第一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存在的问题 |
| 一、二等公民问题 |
| 二、宗教纷争 |
| 三、领土争端 |
| 第二节 以色列国家认同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
| 一、完善政治上民族平等 |
| 二、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 |
| 三、积极地开展和平外交 |
| 第三节 以色列在未来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前景展望 |
| 一、由于民族平等政策不到位使社会矛盾不断 |
| 二、宗教纷争导致社会分化 |
| 三、以色列扩张主义思想对中东和平局势将产生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我国需要研究的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现状 |
| 一、中国对未成年人特殊规定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困境 |
| 一、未成年人法律规定缺乏体系性 |
| 二、未成年人司法缺乏独立性 |
| 三、未成年人案件的受理缺乏全面性 |
| 四、未成年人保护处遇体系缺乏健全性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司法在全球的发展及特征 |
| 一、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的发展 |
| 二、现代未成年人司法的三大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路径选择—体系化 |
| 一、体系化作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方法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化的基本构想 |
| 第二章 体系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司法产生的基础——“国家亲权”理论 |
| 一、国家亲权的起源 |
| 二、国家亲权在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延伸 |
| 三、国家亲权的基础:家长主义 |
| 第二节 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理论 |
|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沿革与发展 |
|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发展中的困境与应对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一、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评析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三、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实质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适用范围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的主体 |
| 一、“未成年人”概念的选择 |
| 二、未成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的侵害行为 |
| 一、我国现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
| 三、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 |
| 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的被害案件 |
|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特征 |
| 二、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情形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 |
| 第一节 少年法院的构建 |
| 一、中国少年法庭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中国少年法院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基本构思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警务机制的构建 |
| 一、域外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
| 二、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作用及职责 |
| 三、中国未成年人警务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
| 四、中国构建未成年人警务制度的设想 |
| 第三节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构建 |
| 一、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困境 |
| 二、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调整与重构的可能性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机制的构建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机制的创建 |
| 一、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角色优势 |
| 二、社区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 |
| 三、社工与未成年人保护 |
| 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机制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
|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原则 |
| 二、全面调查原则 |
| 三、迅速简易原则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特殊制度 |
| 一、不公开审理制度 |
|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
| 三、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程序 |
|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 |
|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审理 |
| 一、中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现行规定 |
| 二、中国当前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件审判机制的缺陷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制度的构建 |
| 第五节 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程序性探索 |
| 一、中国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未成年人行政审判的现状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行政审判机制的构建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被害救助制度的构建 |
| 一、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概念及基本理念 |
| 二、未成年人被害救助机制的构建 |
| 三、未成年人被害预防机制 |
| 第二节 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实践与问题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完善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 |
| 一、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基本理念 |
|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适用 |
| 三、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弧菌科分类学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弧菌科细菌特征概述 |
| 2弧菌科分类学研究方法的递进 |
| 2.1经典分类 |
| 2.2多相分类与分子分类 |
| 2.3基因组分类 |
| 3弧菌科细菌的分类地位与系统发育关系的发展 |
| 3.1弧菌科分类地位的历史变化 |
| 3.2弧菌科目前最新的分类状态 |
| 4中国的弧菌科分类学研究 |
| 5总结与展望 |
（7）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假设和理论分析框架 |
| 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内涵与阐释 |
| (一) 地区的概念厘定 |
| (二) 安全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 |
| (三)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内涵 |
| 二、核心假设 |
| (一) 核心变量 |
| 1、体系压力 |
| 2、安全认知 |
| (二) 变量间关系:从冲击到回应 |
| (三)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967—1978年) |
| 一、体系压力(1967—1978年) |
| (一) 二战后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延续 |
| (二) 美国、中国在越南战争的博弈 |
| (三) 英国、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收缩战略 |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67—1978年) |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 |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 |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提升东盟自身实力 |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67—1978年) |
| (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67—1978年) |
| 1、组织机构: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 |
| 2、原则规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 |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67—1978年) |
| 1、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 |
| 2、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 |
| 3、协商一致决策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
| 一、体系压力(1978—1991年) |
| (一) 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 |
| (二) 中国、美国关系缓和及建交 |
| (三) 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及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78—1991年) |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 |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 |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 |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78—1991年) |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
| 1、组织机构:常态化且规模扩大 |
| 2、原则规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 |
| 3、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关注柬埔寨与核议题 |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78—1991年) |
| 1、区域平衡色彩浓厚 |
| 2、凸显东盟意志 |
| 3、强调机制的规约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
| 一、体系压力(1991—2003年) |
| (一)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
| (二) 日本、印度积极“涉入”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 |
| (三) 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 |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91—2003年) |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 |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 |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 |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91—2003年) |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
| 1、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
| 2、原则规范:以合作求安全 |
| 3、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 |
| 4、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聚焦海盗、反恐等安全议题 |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91—2003年) |
| 1、突出综合安全 |
| 2、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3、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 |
| 4、包容开放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
| 一、体系压力(2003年至今) |
| (一) 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化 |
| (二) 日本、印度与俄罗斯深度介入东南亚地区 |
| (三) 美国的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 |
| 二、东盟安全认知(2003年至今) |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 |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 |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构建安全共同体 |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2003年至今) |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
| 1、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明显提升 |
| 2、原则规范: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 |
| 3、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 |
| 4、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囊括各领域安全议题 |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2003年至今) |
| 1、构建安全共同体 |
| 2、规则的增加 |
| 3、复合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博弈 ——以犹太大屠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 概念界定 |
| 1. 文化记忆 |
| 2. 历史书写 |
| 3. 犹太大屠杀 |
| (四) 研究综述 |
| (五) 文章架构与题旨 |
| 第一章 文化记忆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主要内涵 |
| (一) 文化记忆理论兴起的背景 |
| 1. 社会背景 |
| 2. 学术背景 |
| (二) 文化记忆理论的主要内涵 |
| 1. 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 |
| 2. 仪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织形式 |
| 3. 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身份认同 |
| 4. 创伤记忆——文化记忆的重要机制 |
| 第二章 战后犹太大屠杀的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 |
| (一) 战后初期现代性历史书写的遗忘 |
| (二) 犹太大屠杀:从仪式到文化记忆 |
| (三) 犹太大屠杀创伤记忆对集体认同的建构 |
| 第三章 文化记忆理论与“现代性”“宏大叙事”历史书写 |
| (一) 记忆与历史的关系 |
| (二) 文化记忆理论与历史书写在塑造集体认同中的关系 |
| 1. 文化记忆的权力机制探讨 |
| 2. 文化记忆理论与历史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来源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及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确定基调: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演变 |
| 第二节 “新工党”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疑欧主义”: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特征及其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卡梅伦联合政府对欧盟政策的背景和外交理念 |
| 第一节 卡梅伦联合政府的执政背景 |
| 第二节 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重要调整 |
| 第三节 自由保守主义:卡梅伦联合政府外交理念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新定位:卡梅伦政府与欧盟防务合作关系的调整 |
| 第一节 独特的角色:英国对欧洲防务合作方针的演变 |
| 第二节 脱离介入: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防务合作方针的调整 |
| 第三节 英国与法国防务合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对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政策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疑欧”的发展:卡梅伦政府对欧盟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关于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争议 |
| 第二节 欧债危机与英欧分歧的公开化 |
| 第三节 “疑欧”新动力:卡梅伦政府与美欧自贸协定谈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疑欧”还是“脱欧”?卡梅伦政府与欧盟的政治关系 |
| 第一节 初露端倪:联合政府执政之初的对欧政策 |
| 第二节 英欧关系新危机: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 |
| 第三节 “脱欧”还是筹码?卡梅伦“留/脱欧”全民公投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投“脱欧”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公投“脱欧”:民粹主义的胜利? |
| 第二节 英欧关系的未来模式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与英美特殊关系 |
| 第四节 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目标 |
| 三、 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 四、 研究现状 |
| 五、 研究创新 |
| 六、 经济外交的概念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的老挝经济外交（1975年– 1985年） |
| 一、 国内外形势的背景 |
| （一）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
| （二） 困难重重的战后重建和保家卫国工作 |
| 二、 解放初期老挝外交政策特点 |
| （一） 向社会主义“一边倒”外交政策 |
| （二） 外交政策的两度调整 |
| （三） 争取世界各国对新老挝的认可 |
| 三、 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的构想与特点 |
| （一） 先政治，后经济的外交特点 |
| （二） “单一”形式的经济外交 |
| （三） 经济外交服务于“两大中心任务” |
| （四） 警惕和限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外交 |
| 四、 解放初期老挝经济外交面临的难题 |
| （一） 人才流失和财政短缺 |
| （二） 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 |
| （三） 计划经济牵制经济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老挝经济外交的探索阶段（1986年– 1996年） |
| 一、 国内外形势特点 |
| （一） 冷战的结束 |
| （二）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 |
| （三） “革新开放”政策的实施与初步成效 |
| 二、 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一） 和平、独立、友谊与合作外交政策成新主题 |
| （二） “少树敌多交友”成新观念 |
| （三） 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 |
| 三、 经济外交探索阶段的特点 |
| （一） 落实革新开放政策 |
| （二） 先经济，后政治的外交行动 |
| （三） 经济外交的作用效果显着 |
| 第三章 大力推进经济外交的阶段（1997年– 2014年） |
| 一、 国内外形势决定老挝经济外交的走向 |
| （一）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体 |
| （二） 东盟经济共同体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 |
| （三） “革新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 |
| 二、 外交政策的不断完善 |
| （一） 不断丰富“和平、独立、友谊与合作”外交政策的内涵 |
| （二） “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及“与世界接轨”成特点 |
| （三） 经济外交被重视和推广 |
| （四） 积极提高国家地位 |
| 三、 经济外交政策落实的效果 |
| （一） 经济援助外交效果显着 |
| （二） 能源外交地位上升 |
| （三） 经济合作外交突飞猛进 |
| （四） 推动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
| 四、 大力推进经济外交阶段的特点 |
| （一） 政经结合的外交特点 |
| （二） 外交方针与经济外交 |
| （三） 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 |
| （四） 积极向中国和越南学习和借鉴经济外交的成功经验 |
| （五） 自身发展潜力推动经济外交的发展 |
| 第四章 老挝经济外交指导思想与原则 |
| 一、 老挝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 |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外交 |
| （二） 邓小平经济外交 |
| （三） 凯山·丰威汉经济外交 |
| 二、 老挝经济外交的指导原则 |
| （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二）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原则 |
| 三、 经济外交发展趋势推动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 |
|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势头 |
| （二） 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 |
| （三） 无法阻挡的经济全球化 |
| 四、 老挝经济外交运行机制 |
| （一） 国会、国务院 |
| （二） 国家主席、政府总理 |
| （三） 外交部与外交部长及老挝驻外机构 |
| （四） 财政部、央行 |
| （五） 计划与投资部 |
| （六） 能源与矿业部 |
| （七） 工业与贸易部 |
| 第五章 对老挝经济外交产生影响的因素 |
| 一、 影响老挝经济外交的主要国家 |
| （一） 巩固的政治关系构造老–中经济外交 |
| （二） “特殊关系”左右老–越南经济外交 |
| （三） 地理与文化因素推动老–泰经济外交 |
| （四） 援助成为老–日经济外交的主旋律 |
| （五） 突发猛进的老–韩经济外交 |
| （六） 历史与现实构建独特老–美经济外交 |
| （七） 援助拉近老挝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外交 |
| 二、 老挝与东盟及世贸组织的经济外交 |
| （一） 东盟舞台使老挝经济外交充满活力 |
| （二） 世贸组织为老挝经济外交提供宽广的舞台 |
| 结论 |
| 一、 老挝经济外交的特点、效果、影响与不足 |
| 二、 改善老挝经济外交的建议 |
| 三、 展望老挝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 |
| 四、 研究得出的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四、太国1976年的经济回顾和1977年的经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典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 呼法伟. 吉林财经大学, 2020(07)
- [2]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3]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的新发展[D]. 张艳.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以色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D]. 刘鹏.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D]. 肖姗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6]弧菌科分类学研究进展[J]. 张晓华,林禾雨,孙浩.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08)
- [7]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D]. 颜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博弈 ——以犹太大屠杀为例[D]. 孙秀红. 天津师范大学, 2018(01)
- [9]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
- [10]解放后老挝经济外交研究（1975-2014）[D]. 沙蒙迪（Phouva SAMOUNTY）. 外交学院,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