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中国行业经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曹文婷[2]（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崔婷婷[3]（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李翠妮[4]（2021）在《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凭借低要素成本优势推动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然而“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并且,伴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触底、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所依靠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尽快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为了摆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结构的变化对于企业生产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表现出“老龄化、技能化、高学历化”特征。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使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发展与人才战略,促使人口质量结构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这两方面事实构成了未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机遇与挑战,而若要更好的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充分厘清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作用和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数量、要素质量及其结构性出发系统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首先,厘清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界定人口结构转变和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构建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利用数学模型予以证明。其次,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与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统计分析,并基于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实证检验、门限面板模型检验、倍差法检验等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将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研究视野进一步延伸与拓宽。最后,试图为中国未来协调人口结构和生产结构转变,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政策启示。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具体结论为: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低时,即低于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的负向作用但并不显着;而当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超过门限值时,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实现了“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促进了出口质量升级。老龄化和人工智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门限效应,老龄化初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作用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前期,由于资产投资回报较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一定的拖累,当跨过门限值后就会对出口质量升级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对影响机制检验后发现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资本形成率三个渠道来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第二,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具体来讲: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显着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增加企业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需求,减少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比提升,实现雇佣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通过实现“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资本-技能互补效应”仅对技能劳动力显着,而非技能劳动力则不显着。第三,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技术创新效应”。具体来讲: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能显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加入所有制性质分组变量后发现,仅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扩张带来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显着为正,而在集体企业和个人企业中显着为负,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并不显着。通过引入“是否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组变量分析后发现,相对于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人力资本扩张对实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会更大。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扩张—技术创新—出口质量升级”这条传导机制对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显着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将包含人口老龄化、技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基于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较为系统地探究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2）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关于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出口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更鲜有文献对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效应,从劳动力结构、技术创新效率和资本形成三个作用机制出发,理论上拓展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边际;经验上利用中国数据填补了老龄化、人工智能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空缺。（3）基于“资本-技能互补性”假说,探索在资本优惠政策的冲击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关系,为探寻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是对“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加以验证,又能进一步拓展出口贸易的理论边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为我国制定有关完善贸易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赵永斌[5]（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田沛佩[6]（2021）在《基于MRIO的中国水-能-碳耦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水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代表了中国三个重要的环境战略要素。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水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之一。自然资源消耗的增加和严重的环境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水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大量的碳排放等问题更加令人担忧,节约水资源,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一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同时这三大挑战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水-能-碳相关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导致人类福祉的下降,恶化了生态系统健康和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协同研究水-能-碳耦合关系,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面向国家水资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和“碳中和”的现实需求,以阐明中国水-能-碳耦合关系为总目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方法,分析中国水资源开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时空变化趋势,理清中国各省市全产业部门的水资源开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背景情况;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探索中国典型年的消费水足迹、能源足迹和碳足迹,刻画虚拟水、虚拟能源和虚拟碳的转移模式,总结虚拟水、虚拟能源和虚拟碳转移的规律;比较分析中国不同时段的消费水足迹、能源足迹和碳足迹变化趋势,识别影响中国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驱动机制;最后构建中国水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生产、流动和消费端的定量关系,丰富现有水-能-碳耦合研究理论体系,为降低中国水-能-碳环境足迹,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统计和再分析数据分析的中国各省市2002-2012年水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时空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水资源开采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全国水资源开采量增加率为77.9亿m3/y,能源消耗增加率为26754万t标准煤/y,生产碳排放增加率为60390万t CO2/y,此外,中国总人口和GDP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人口增加率为758万人/y,GDP增加率为35778亿元/y。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人均水资源开采、人均能源消耗和人均生产碳排放在不断上升,而万元GDP耗水、耗能和碳排放在不断下降。在产业分布方面,第一产业主导了水资源的开采使用（65%）,第二产业主导了中国总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分别占总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71%和85%）。（2）基于MRIO的2012年中国各省市全产业部门的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以及虚拟水、能源和碳转移研究发现:广东、江苏和山东具有较高的消费水足迹,山东、江苏和河南的消费能源足迹较高,山东、江苏和河北具有较高的消费碳足迹,此外,中国人均消费水足迹、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碳足迹最高的省份分别为新疆、青海和宁夏。固定资本形成和城镇消费是中国水、能源和碳消费足迹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存货变化在中国水、能源和碳消费足迹中占比较小。中国各省市的消费足迹主要依赖于内部供应,大部分省市外部足迹占比一般低于50%。中国消费水足迹、消费能源足迹和消费碳足迹占比最高的行业部门分别为农业部门、金属制品及加工部门和电力部门,且各部门的直接水、能源和碳消耗系数差异巨大。西北地区是中国的虚拟水的主要来源,北部沿海地区是最大的虚拟能源和虚拟碳出口地区,总体而言中国虚拟水、能源和碳由中国北部向中国南部流动。（3）基于结构分解分析（SDA）的2002-2012中国水、能源和碳足迹变化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消费水足迹主要省市总体呈现先减少后增大的变化趋势,而消费碳足迹和消费能源足迹呈现持续增大的趋势。2002-2007年,人均最终使用和资源强度对各省消费水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20.9%和-33.3%,人均最终使用和各省生产结构的改变对各省消费能源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3.2%和-10.3%。人均最终使用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对各省消费碳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6.0%和-13.6%。2007-2012年,人均最终使用和资源强度对各省消费水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8.1%和-47.7%,人均最终使用和最终使用结构的变化对各省消费能源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8.0%和7.9%,人均最终使用和最终使用结构的变化对各省消费碳足迹的变化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56.1%和9.3%。（4）中国各省市的水-能-碳耦合关系分析表明:中国各省份和产业部门的水资源开采量、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呈现出高度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人口和GDP呈现出高度联系,水资源开采量大、能源消耗量大和碳排放量多的省市通常具有较多的人口和较高的GDP。在虚拟水和能源转移关系以及净虚拟水和碳转移关系中,类别1的省市与类别2和3省市呈现相反的关系,净虚拟水和能源转移量在类别1的省市中呈现显着正相关,而净虚拟水和能源转移量在类别2和3的省市中呈现显着负相关。直接消耗系数较高的部门通常在总转移中所占比例较大,直接消耗系数较高的部门主导了虚拟水、能源和碳的转移。水-能-碳在外部足迹占比上呈现出一致性,此外,不同省份的消费水足迹、能源和碳足迹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研究结果不仅能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水-能-碳关系的理解;而且能够为中国协同降低水-能-碳环境足迹,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刘廷宇[7]（2021）在《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文中指出技能工资差距是指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差距逐年扩大,引发了学界的思考。以Feenstra&Hanson（1996）为首的研究认为外包这一新兴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是引致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更新迭代,各国企业间的沟通成本迅速降低,使得跨越不同国境的“碎片化”生产模式成为可能。外包的核心原理在于,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为维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非核心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中,从而构成了中间品贸易的图景。发达经济体将中间品生产过程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过程中,对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着影响,中间品生产过程的转移使得大量位于低端制造业的本国非熟练技能劳动力面临绝对工资降低、失业或职业转换等问题。事实上,从接包方视角来看,承接中间品生产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产品制造环节可能会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产品价格变动、技术溢出等渠道作用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要素扭曲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上升可能会通过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进入退出条件的改善、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等途径降低行业内垄断,改善福利损失与要素市场扭曲,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产品价格变动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变化可以引致产品价格变动,进而影响要素相对需求变动,并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技术溢出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途径吸收发包方的前沿技术,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遗憾的是,现有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分析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针对承接外包一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体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承接外包纳入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模型之中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场景。本文将从要素扭曲改善渠道、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技术溢出渠道以及工资分布视角入手,通过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探究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能够扩展与丰富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而且对新时代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政府定位不平等现状、实施民生举措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并探讨了异质行业的情形。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能够有效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现状;（2）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促进了其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抑制作用;（3）承接外包的扭曲改善效应主要集中于低技术行业,在高技术行业中不显着。其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Hijzen（2007）的贸易外包模型,随后利用委托工资结构模型探究了异质性承接外包指标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引致的产品价格变动可通过要素偏向效应与行业偏向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工资差距;（2）狭义承接外包对于行业整体工资水平与产品价格均产生了显着负向的影响;（3）狭义承接外包的产品价格效应显着降低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并且这一作用主要由要素偏向效应所主导。再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技术溢出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Acemoglu&Autor（2011）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随后基于多年份CHIP数据,并结合多层线性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模型推演得到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与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均引致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中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缩小的工资极化现象;（2）承接外包对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的工资具有明显的非对称影响,相对而言其更偏向于促升高技能劳动群体的工资水平;（3）承接外包进一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诱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极化。最后,文章从工资分布视角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结合微观数据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不同工资分位群体的影响差异,随后进一步结合随机截距多层线性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无条件分位数分解法等计量手段,从组内效应、组间效应等多维度视角剖析了技能工资差距的形成机理以及承接外包影响工资分布的作用途径。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显着促进了工资分布的两极分化,但对工资多极极化的影响不显着;（2）承接外包在职业和教育层面上均存在显着的极化促进作用;（3）承接外包对于高工资群体的偏向逐渐减弱,从而降低了其对于工资极化的推动作用,并且此作用源自其工资结构效应而非工资构成效应。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承接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本文研究显示承接外包能够显着降低技能工资差距,但工资差距的降低主要源于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主。随着贸易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产业链话语权的不断提高,未来中国的贸易产品中,创新驱动产品与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市场份额必然会不断扩大,这会进一步刺激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有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福利措施,否则在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下,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从而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翟梦瑜[8]（2021）在《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内部的物质代谢和城市间的资源交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城市“病”问题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解析城市系统管理多过程、多要素、多重不确定性的复杂特征,量化各过程与要素间的互动效应,表征多维风险对不同尺度城市系统的影响,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已成为制约城市系统管理方案有效性的关键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做好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和优化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工作迫在眉睫。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针对中国典型城市和多区域城市群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考虑能源、环境、经济、水资源和气候之间的制约关系,提供全链条的“数据收集-现状评估-风险识别-责任预判-决策管理”系统评价和城市综合管理方法体系。具体地,本文通过13个案例研究,解释上述城市系统复杂性辨识、责任划分和集成管理等问题。城市代谢系统多要素复杂性辨识方面:1)考虑不同能源使用形式（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广东省能源代谢系统的动态分析,探索广东省城市能源代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通过回顾性分解（1997-2017年）和前瞻性预测（2035年）,从供应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回顾能源代谢变化并预测广东省未来能源系统发展风险;3)识别水利工程对长江经济带各部门用水变化的影响,以提供水利工程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4)采用自上而下的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三废问题的管理问题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以实现废水、废气、废渣的集成优化管理;5)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制定不同视角（供应、生产、消费）下中国地区产业级别的具体碳排放清单。多区域城市代谢模拟与环境责任划分方面:1)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及环境现状进行区域间的创新聚类,识别区域贸易中存在的环境不平等问题;2)以南方电网为例,模拟随着大规模电力运输而转移的碳减排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3)模拟国家电能替代政策的干预下,输电网络体现的跨区域碳排放转移问题;4)量化隐藏在食物中的虚拟水的跨区域转移,以实现中国实体水和虚拟水的综合管理;5)考虑变化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地区的能源、水和空气污染物的复杂关系,并探究三者的协同治理方式。多尺度城市系统集成管理方面:1)模拟广东省阶梯碳税政策对本省和全国各省份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影响;2)分析中国碳政策（两阶阶梯碳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对系统的交互效应;3)探究贸易战背景下,考虑环境约束情境下的未来中国能源系统管理方案。综上,本文通过引入城市代谢的概念,整合投入产出分析、生态网络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能源系统优化模型,构建了涵盖城市、多区域与国家三个尺度的城市系统管理模型,探讨了城市系统管理面临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利用等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不同尺度城市系统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结果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朱翠明[9]（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认为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白继山[10]（2021）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而在上述瞩目成绩的背后,也需认识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应逐步实现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到资本要素驱动主导,再到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的进程中,从供给侧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来源。工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其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拉动向TFP增长驱动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跃迁。目前对于中国工业TFP增长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大部分研究均局限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进行,使用索洛余值的方式理解TFP增长。根据诱致性技术变革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可知,TFP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而研发行为本身具有偏向（Biased）特征,并总是体现为使用充裕要素和节约稀缺要素。如果打破新古典中性TFP增长的设定方式,则能够为研究技术进步打开新的局面,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存在偏向特性的情况下,探讨这种偏向是否适宜于中国工业TFP的增长,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应如何定义和测度?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其产生的来源有何不同?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如何判断,其评价维度有哪些?中国工业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多大程度来源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阶段,是否拥有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地区和行业层面有何差异特征?若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目前有何提升空间?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通过调节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一个能够体现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下,构造了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程,明确技术进步偏向的判定标准和依据;然后进一步根据Acemoglu（2002）的导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两种决定效应;并在一个嵌入技术进步偏向的经济核算框架,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了定义,并明确了适宜性的评价维度与总体原则。随后,本文基于中国工业宏观层面、31个省份的地区层面以及35个行业层面的全面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工业要素禀赋以及要素稀缺性的演进历程,明确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然后通过使用Klump等（2012）提出的非线性三方程联立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采用非线性似不相关估计（NLSUR）方法,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全方位的识别,明确中国工业三个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以及决定机制。再次,本文进一步使用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框架,从两个维度对中国工业在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全面评估,明确现有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确定未来适宜性的可改进空间。最后,在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改进方向之后,本文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明确未来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提高三个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加强技术进步偏向对于工业TFP增长的促进作用,为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理论上来看,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由市场规模决定效应和价格决定效应联合决定,前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充裕要素,后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稀缺要素,两种决定效应的作用力完全相反,效应更强的一方决定了技术进步偏向的最终走向。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存在两个评价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当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者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之后,两者对工业TFP增长的总效应为正,技术进步偏向方能满足适宜性的要求,从而保障工业TFP的增长。（2）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来看,宏观层面资本持续深化引发的市场规模决定效应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决定效应均存在加强的趋势,但近期劳动力稀缺引发的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可能引发价格决定效应作用出现快速增强的特征,从而诱发工业技术进步朝着劳动偏向转换。此外,中国东、中、西部省份和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3）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来看,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大多呈现出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趋势,价格决定效应取代市场规模决定效应,成为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主导效应,绝大部分行业和地区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机制已经完成了转换,但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点存在先后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发生转折的时间较早,约在2004年左右;而西部省份发生2006年前后。另一方面,资源密集型行业在2001-2016年期间未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在2008年转为劳动偏向。（4）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的评估结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微弱,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判断均由第二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所决定,说明在中国工业劳动效率水平更具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偏向的工业技术进步才是适宜的。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完成了资本偏向到劳动偏向的转变,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总体上呈现出了由强非适宜状态向弱适宜状态的过渡,也就是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的耦合作用由抑制工业TFP增长,转向促进TFP增长所影响。其次,西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转折早于东部和中部省份,但东部和中部省份的适宜性程度高于西部省份。最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较早转为弱适宜状态,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弱适宜状态尚未完全稳定,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强非适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5）从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导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劳动稀缺性是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要因素。在确定劳动偏向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适宜性状态之后,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稀缺性的上升,能够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资本深化水平的提升则将降低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需注意的是,各因素对工业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凝练了三条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程度的政策建议: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已经完成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状态下,需顺应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背景,既要在内因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强其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价格决定效应,提高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也要在外因方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内外结合,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从而为工业TFP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二是从地区层面来看,对于东部和中部省份来说,应进一步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保持适宜性程度稳定在较高水平,其中东部省份还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中部省份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并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宜性的促进作用。西部省份应紧跟中部和东部省份的脚步,尽快促使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跨过门槛,早日成为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劳动偏向适宜性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提升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三是从行业层面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提升行业规模、盈利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将其技术进步偏向性稳定在适宜状态,并不断提升其适宜性程度。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应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效应重新回到市场化调节之中,并有效发挥各影响因素对其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由非适宜状态尽快转向适宜状态,并以适宜性转变成为扭转其TFP负增长的契机。
二、2002年中国行业经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中国行业经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人口结构转变相关研究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
| 2.2 出口质量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概念 |
| 2.2.1.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
| 2.2.1.3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
| 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2.2.2.1 出口产品质量的概念 |
| 2.2.2.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
| 2.2.2.3 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3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1.1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贸易 |
| 2.3.1.2 人口老龄化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2 关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2.1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3.2.2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3.3 关于人力资本扩张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3.3.1 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 |
| 2.3.3.2 人力资本与出口质量升级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1.1 人口结构转变的内涵界定 |
| 3.1.2 出口质量升级的内涵界定 |
| 3.2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分析框架 |
| 3.3 人口结构转变影响出口质量升级的数理模型 |
| 3.4 人口结构转变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人工智能-老龄化补偿替代效应 |
| 3.4.1.1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
| 3.4.1.2 人口老龄化对出口质量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人工智能的补偿作用 |
| 3.4.2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
| 3.4.2.1 资本积累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2.2 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 |
| 3.4.2.3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 人力资本对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技术创新效应 |
| 3.4.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升级 |
| 3.4.3.2 人力资本、所有制与出口质量升级 |
| 第四章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 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特征性事实 |
| 4.1.1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2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性事实 |
| 4.2.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
| 4.2.2 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特征分析 |
| 4.2.3 人力资本的特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老龄化、人工智能与出口质量升级的实证检验 |
| 5.2.2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2.3 老龄化、人工智能的出口质量效应的机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检验 |
| 6.2.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实证检验 |
| 6.2.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力资本扩张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说明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2.2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2.3 人力资本扩张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的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基于MRIO的中国水-能-碳耦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面临水资源短缺和能源危机挑战 |
| 1.1.2 水资源系统、能源系统和气候变化三者紧密相连 |
| 1.1.3 水-能-碳协同研究的必要性 |
| 1.2 研究目标、关键科学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水-能-碳耦合关系研究进展 |
| 2.2 投入产出方法研究进展 |
| 2.3 中国水-能-碳相关研究进展 |
| 2.4 文献综述总结 |
| 第三章 中国水资源开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特征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 中国水资源开采、能源消耗以及生产碳排放的时空特征 |
| 3.3 中国典型年水资源开采、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部门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MRIO的中国各省水-能-碳足迹及虚拟水-能-碳转移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投入产出模型基本原理 |
| 4.1.2 环境扩展的MRIO模型 |
| 4.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 中国水-碳-能消费足迹 |
| 4.2.1 中国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的空间特征 |
| 4.2.2 中国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的构成 |
| 4.2.3 中国主要产业部门水、能和碳的直接消耗系数 |
| 4.3 中国虚拟水、能和碳的转移模式 |
| 4.3.1 中国各省虚拟水、能源和碳转移量 |
| 4.3.2 中国虚拟水、能和碳转移的空间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SDA的中国各省水、能源和碳足迹演变及驱动机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5.1.2 中国各省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SDA分解 |
| 5.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中国各省消费水、能源和碳足迹的变化 |
| 5.3 2002-2007中国各省消费水、能和碳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 |
| 5.3.1 2002-2007中国各省消费水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3.2 2002-2007中国各省消费能源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3.3 2002-2007中国各省消费碳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4 2007-2012中国各省消费水、能和碳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 |
| 5.4.1 2007-2012中国各省消费水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4.2 2007-2012中国各省消费能源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4.3 2007-2012中国各省消费碳足迹变化驱动力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水-能-碳耦合关系分析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6.1.2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6.2 典型年生产端的水-能-碳关系 |
| 6.3 典型年流动环节的水-能-碳关系 |
| 6.4 典型年消费端的水-能-碳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相关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与技能劳动力的界定 |
| 1.2.1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 |
| 1.2.2 技能劳动力的二分法界定 |
| 1.2.3 技能劳动力的三分法界定 |
| 1.3 国际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现状 |
| 1.3.1 传统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2 外包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3 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渠道研究 |
| 1.4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基础 |
| 2.1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1.1 相对工资差距 |
| 2.1.2 稳态均衡条件 |
| 2.1.3 进出口交换比率 |
| 2.2 任务贸易理论 |
| 2.2.1 基准模型 |
| 2.2.2 离岸外包对工资影响的分解 |
| 2.3 李嘉图工作任务理论 |
| 2.3.1 基准模型 |
| 2.3.2 稳态均衡条件 |
| 2.3.3 常规任务替代型离岸外包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承接外包、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与技能工资差距 |
| 3.1 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承接外包与要素市场扭曲改善 |
| 3.1.2 要素市场扭曲改善的行业异质性 |
| 3.2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3.2.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
| 3.2.2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算 |
| 3.2.3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3.3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要素扭曲改善渠道检验 |
| 3.3.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
| 3.3.2 基于低技术行业与高技术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
| 3.3.3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承接外包、产品价格变动与技能工资差距 |
| 4.1 扩展的贸易外包模型 |
| 4.1.1 基准模型 |
| 4.1.2 承接外包的引入 |
| 4.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及其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3.1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介绍 |
| 4.3.2 委托工资法的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检验 |
| 4.4.1 3SLS回归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承接外包、技术溢出与技能工资差距 |
| 5.1 扩展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 |
| 5.1.1 基准模型 |
| 5.1.2 承接外包和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引入 |
| 5.2 数据说明与职业技能排序 |
| 5.2.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5.2.2 职业技能排序 |
| 5.3 多层线性模型的设定与结果分析 |
| 5.3.1 多层线性模型设定 |
| 5.3.2 分技能职业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4.1 技术溢出渠道的引入 |
| 5.4.2 承接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工资分布视角下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 |
| 6.1 数据说明与典型化事实 |
| 6.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6.1.2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变动的典型化事实 |
| 6.2 基于极化指数的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 |
| 6.2.1 承接外包对多极极化指数的影响 |
| 6.2.2 承接外包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3 离岸外包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组间与组内异质性分析 |
| 6.3.1 组间效应:随机截距多层线性回归 |
| 6.3.2 组内效应: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 6.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变动的作用途径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城市代谢概念的历史与演变 |
| 1.2.2 城市代谢的核算与模型方法发展 |
| 1.2.3 城市系统的范围研究 |
| 1.2.4 城市系统的管理研究 |
| 1.3 问题提出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城市代谢系统多元复杂性协同识别 |
| 2.1 问题阐述: 系统复杂性特征分析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投入产出分析 |
| 2.2.2 生态网络分析 |
| 2.2.3 多元统计分析 |
| 2.3 案例一: 基于不同能源使用形式的广东省动态能源投入产出分析 |
| 2.3.1 引言 |
| 2.3.2 模型建立 |
| 2.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3.4 主要结论 |
| 2.4 案例二: 未来能源系产业级预测与互动风险评估 |
| 2.4.1 引言 |
| 2.4.2 模型建立 |
| 2.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4.4 主要结论 |
| 2.5 案例三: 水利工程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各部门用水变化分析 |
| 2.5.1 引言 |
| 2.5.2 模型建立 |
| 2.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5.4 主要结论 |
| 2.6 案例四: 基于逐步聚类假设提取模型的中国三废治理 |
| 2.6.1 引言 |
| 2.6.2 模型建立 |
| 2.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6.4 主要结论 |
| 2.7 案例五: 中国地区三视角多层次产业级的具体碳排放清单 |
| 2.7.1 引言 |
| 2.7.2 模型建立 |
| 2.7.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2.7.4 主要结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区域城市代谢模拟与环境责任划分 |
| 3.1 问题阐述: 环境不平等分析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 3.2.2 网络平衡方法 |
| 3.2.3 多元统计分析 |
| 3.3 案例一: 集群规模下的区域贸易中存在的环境不平等分析 |
| 3.3.1 引言 |
| 3.3.2 模型建立 |
| 3.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4 主要结论 |
| 3.4 案例二: 南方电网碳排放转移轨迹下的具体环境责任分配 |
| 3.4.1 引言 |
| 3.4.2 模型建立 |
| 3.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4.4 主要结论 |
| 3.5 案例三: 电能替代政策干预下的输电网络中体现的跨区域碳转移 |
| 3.5.1 引言 |
| 3.5.2 模型建立 |
| 3.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5.4 主要结论 |
| 3.6 案例四: 中国地区隐藏在食物中的虚拟水的跨区域转移研究 |
| 3.6.1 引言 |
| 3.6.2 模型建立 |
| 3.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6.4 主要结论 |
| 3.7 案例五: 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能源,水和空气污染物关系的经济模拟 |
| 3.7.1 引言 |
| 3.7.2 模型建立 |
| 3.7.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7.4 主要结论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系统交互式生态环境经济均衡优化管理 |
| 4.1 问题阐述: 城市系统管理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系统优化模型 |
| 4.2.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 4.3 案例一: 阶梯碳税清单下的多级区域均衡联动响应分析 |
| 4.3.1 引言 |
| 4.3.2 模型建立 |
| 4.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3.4 主要结论 |
| 4.4 案例二: 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交互均衡分析 |
| 4.4.1 引言 |
| 4.4.2 模型建立 |
| 4.4.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4.4 主要结论 |
| 4.5 案例三: 贸易战背景下的未来中国电力系统管理 |
| 4.5.1 引言 |
| 4.5.2 模型建立 |
| 4.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5.4 主要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贡献与创新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荣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价值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价值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1.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新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工业技术进步的测度 |
| 2.2.2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 |
| 2.2.3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1.1 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3.1.2 非中性技术进步 |
| 3.1.3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2 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决定效应 |
| 3.2.1 市场规模决定效应 |
| 3.2.2 价格决定效应 |
| 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概念界定与评价维度 |
| 3.3.1 Kmenta级数展开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 |
| 3.3.2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定义 |
| 3.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两种评价维度 |
| 3.3.4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总体判断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 |
| 4.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说明 |
| 4.2 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1 宏观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2 地区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3 行业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3 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3 行业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法 |
| 5.1.1 标准化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5.1.2 要素效率增长率的动态改进 |
| 5.1.3 非线性供给面系统估计方程 |
| 5.1.4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中国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3 中国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评估 |
| 6.1 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1 宏观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2 地区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3 行业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2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3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2.1 指标选择 |
| 7.2.2 数据说明 |
| 7.3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 |
| 7.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2002年中国行业经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3]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D]. 李翠妮. 西北大学, 2021(12)
- [5]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6]基于MRIO的中国水-能-碳耦合关系研究[D]. 田沛佩.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7]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D]. 刘廷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8]复杂条件下城市生态环境及经济系统均衡优化管理[D]. 翟梦瑜.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10]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D]. 白继山. 西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