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论文文献综述）
本刊编辑部[1]（2021）在《党史上的二月》文中认为2月1日整风运动开始。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
朱佳木[2]（2020）在《略论陈云的历史贡献》文中认为陈云在党中央领导岗位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近半个世纪,跨越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陈云具有无比忠诚、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计名利、能上能下的高风亮节,在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中都有所建树,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多方面贡献。这些贡献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党建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
刘婷[3]（2020）在《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文中提出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夯实党中央权威显得尤为迫切。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巩固党中央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要保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支撑。而当前,一些人将权威与专制独裁的概念混淆,说明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所要维护的党中央权威,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也不等价于东方专制主义、新权威主义,而是基于法理基础上的党的中央组织的权威以澄清当前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存在的政治认知误区,并且思考如何在党的政治规矩视角下提高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效性。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对“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展开研究,以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为铺垫,以厘清政治规矩与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逻辑为研究切入点,以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审视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路径为本文的落脚点。因此,在结构内容的安排上,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构成,其中正文又分为四个章节。文章导论梳理了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有研究理论成果,先厘清了此命题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这一章主要是对党中央权威和党的政治规矩进行理论阐释,首先探究党中央权威的内涵,从阐释权威的内涵出发到对党中央权威进行概念界定;接着阐释政治规矩的基本要素,本论文使用的“政治规矩”一词的核心要义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础,按照王岐山在讲话中对政治规矩的定义来划分的,将党的政治规矩界定为党的政治规则、组织约束、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同时阐释党中央权威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威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中央权威思想两个方面梳理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新时代党的政治规矩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逻辑。这一章从党的政治规矩的基本要义出发分析党的政治规矩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逻辑。政治规则是规范全党政治关系的条例和章程,其中党的性质决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立场、党的宗旨凝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信念、党的政治纲领统一全党的政治方向、党的指导思想规定全党的行动指南。组织约束规范组织运行,包括党的组织结构确认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组织原则明确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程序实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的组织监督加强巡视以落实党中央决策。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是党的革命实践的内在体现,其中,群众工作方法夯实党中央执政合法的价值文化、艰苦奋斗作风彰显党中央领导能力的行为文化、党内批评形塑保持党中央肌体健康的制度文化、“向中央基准看齐”营造维护党中央的规则文化。第三章,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存在的现实审视。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意识总体有所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过程有所规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内文化逐步形成。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党内核心意识与大局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工作有待进一步落实、部分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垂范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历史维度上是封建文化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现实维度上是组织工作的改革效能不足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主观维度是部分领导干部认识和能力不足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第四章,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路径。这一章主要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党中央权威面临的困境及原因提出有效对策。主要是加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员政治规则教育、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工作、突出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垂范作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员政治规则教育上明确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教育内容、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规则教育长效机制、发挥网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宣传功能;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程序包括健全党中央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完善中央巡视组自上而下的监督;突出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垂范作用从完善制度保障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注重领导干部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以及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监督三个方面着手。
王国龙[4]（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何晓清[5]（2020）在《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党初建之时就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相关纲领性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探索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强化,在解放战争时期系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充实和完善。历史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其中,少数民族高级干部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治理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尔汉（全名包尔汉·沙希迪）作为新疆维吾尔族人中最早投身于新疆解放事业的少数民族党员之一,作为我党在新疆最早培养和使用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之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建设性政治实践中最为经典和代表性阶段的民族工作,包括从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到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到在新疆建党建政、肃特剿匪、开展民主改革,再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包尔汉作为首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不仅是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是重要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包尔汉也为我国的宗教工作,为促进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广泛团结和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贡献。包尔汉的工作实践,得到了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肯定,也得到了历届国家领导人和许多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度肯定。研究包尔汉作为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实践和贡献,一方面进一步说明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和重要因素,包尔汉也因此成长为少数民族干部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的新疆的社会变革、发展和进步与包尔汉的具体工作实践联系起来研究,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本文结合民族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客观、系统研究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领导作用,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对外友好交往工作中的实践,梳理他如何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同党的执政理念相结合,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相结合,同新疆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相结合,并最终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卓越贡献。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论是政治生活的大风大浪,还是个人遭遇的大起大落,包尔汉始终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必备的政治品格。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大会上,伊丽苏娅手捧父亲包尔汉的照片光荣牌与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共同出现在“致敬方阵”礼宾车上,这既是党和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模范的礼赞,也寄予了党对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模范后代的期望。包尔汉一生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他把人生追求融入到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利益中,铸造了宝贵的民族精神,包尔汉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继承和发扬。
朱佳木[6]（2020）在《陈云经济思想的几个要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思想。他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主要精力从来是放在观察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上。在经济工作中,陈云始终坚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一最终目的,始终认为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提出了"短线平衡""紧张平衡""不折腾"等主张,始终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始终主张对外开放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我为主、做强自己"。陈云的经济思想,至今仍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历史告诉我们,真理是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也是一定能够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
刘泽[7]（2019）在《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建国以来,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通过梳理发现,从“二五”计划到“六五”计划,发展规划决策过程出现反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规划编制程序逐步回归正常,并日益完善。尤其是从“十一五”规划开始,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增加了“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现在,发展规划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政策之一,那么,发展规划决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何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让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等群体参与其中?为何陆续出台相关意见乃至酝酿出台《发展规划法》对规划编制程序进行规定?为何要增加“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遗憾的是,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纵向角度对建国以来的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过程进行阐述,以及从横向对比角度对我国发展规划与欧盟、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政策编制特征进行对比,并没有深入探究发展规划决策的关键因素。为了更好探究发展规划决策因素,本研究首次选取了“规划实施绩效”这一视角。一方面,对于发展规划而言,规划实施是编制发展规划的根本目的,规划实施绩效是检验发展规划好坏,同时也是检验其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好坏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以结果为导向,审视发展规划决策过程中各个环节和因素,分析哪些环节和因素是有利于实施,并提高实施绩效;哪些环节和因素是对实施和提高实施绩效不起作用,分析背后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界定了决策因素、决策共识、文本质量和规划实施绩效等重要概念,其中,决策因素包括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和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本研究将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两个研究范式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轮”循环。首先,运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以十三个五年规划为案例,深入分析规划决策因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决策共识、文本质量、规划实施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相关命题,并构建理论模型。然后,再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获取一手的官员问卷数据,采用Smart PLS软件对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本研究主要的发现:第一,与一般公共政策不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除了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之外,还包括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第二,相对于决策方式（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调整方式（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对规划实施绩效更重要。第三,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的作用机制有明显差异。其中,民主化只对决策共识而非文本质量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科学化和法治化只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均对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均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第四,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是发展规划决策因素影响实施绩效的重要中介变量。本研究的研究方式和结论具备较好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意义来看,主要是拓展我国发展规划研究的新思路,从学理上发展和丰富我国发展规划理论体系:第一,本研究首次以规划实施绩效视角研究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因素,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发展规划研究的新思路;第二,本研究首次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丰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探寻其内在规律。一是丰富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方法,二是可以对目前关于规划编制决策“似有道理”但又难以决断的多种说法进行澄清,三是对丰富发展规划决策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等大有裨益;第三,本研究首次对利益型公共政策和知识型公共政策二者的不同进行了区分。这有利于细化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得出更精准的研究结论。从现实意义来看,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一,研究结论更坚定了我国发展规划决策优势和决策自信。研究发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衔接协调和适时调规均不同程度上通过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对规划实施绩效产生显着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何我国发展规划决策过程中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让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等群体参与其中,要陆续出台相关意见乃至酝酿出台《发展规划法》对规划编制程序进行规定,以及要增加“规划间衔接协调”和“中期评估及调整”两项编制程序;第二,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发展规划决策制度提供重要依据。研究发现,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限于主体多、时间短、形式单一等因素,各主体只是提出粗浅零散的浅层次意见或发展诉求,因此民主化只对决策共识而非文本质量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由于对发展思路、发展定位、核心指标等核心要素深入论证的决策者主要集中在党政一把手、分管发改委（局）领导和发改委（局）核心成员,这类决策者规模少、级别高,主要代表整体利益而非部门（地方）利益和诉求,因此,科学化总体是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因为无法确切保证每个决策程序中参与征求意见的各部门（地方）的覆盖面、参与意愿以及诉求吸纳情况,因此法治化对文本质量而非决策共识产生正向显着影响。这有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后续努力在以下方向深化研究:第一,后续可以把诸如组织化特征、人格化特征等因素变量考虑进来,同时,继续探索除了决策共识和文本质量之外的中介变量,以此丰富理论模型;第二,进行更多的案例研究,通过多案例对比丰富理论模型;第三,可以继续深化研究,与更多富有规划编制决策经历的官员和学者探讨,逐步修正完善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随着研究的深入、人脉的拓宽,抓住机会开展面向更多地区、更高级别、更广人群的调研,努力提高调研的科学性,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稳健性。
廉晓红[8]（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李慧勇[9]（2010）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认为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杨正泉[10]（2009）在《特殊岁月里的幕后新闻》文中研究说明悲痛交集的治丧活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论文提纲范文）
（2）略论陈云的历史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3）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解析 |
| (一) 党中央权威的概念界定 |
| (二) 党的政治规矩释义 |
| 二、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权威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中央权威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的政治规矩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逻辑 |
| 一、政治规则塑造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自觉意识 |
| (一) 党的性质决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立场 |
| (二) 党的宗旨凝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信念 |
| (三) 党的政治纲领统一全党的政治方向 |
| (四) 党的指导思想规定全党的行动指南 |
| 二、组织约束规范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过程 |
| (一) 党的组织结构确认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
| (二) 党的组织原则明确全党服从中央 |
| (三) 党的组织程序实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
| (四) 党的组织监督加强巡视以落实党中央决策 |
| 三、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营造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内文化 |
| (一) 群众工作方法夯实党中央执政合法的价值文化 |
| (二) 艰苦奋斗作风彰显党中央领导能力的行为文化 |
| (三) 党内批评形塑保持党中央肌体健康的制度文化 |
| (四) “向中央基准看齐”营造维护党中央的规则文化 |
| 第三章 党的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取得的成就 |
| (一) 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意识总体有所增强 |
| (二) 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过程有所规范 |
| (三) 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内文化逐步形成 |
| 二、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存在的问题 |
| (一) 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核心意识和大局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二) 部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工作有待进一步落实 |
| (三) 部分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垂范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
| 三、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历史原因:封建文化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二) 现实原因:组织工作的改革效能不足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三) 主观原因:部分领导干部认识和能力不够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 |
| 第四章 党的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实践路径 |
| 一、加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员政治规则教育 |
| (一) 明确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教育内容 |
| (二) 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规则教育长效机制 |
| (三) 发挥网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宣传功能 |
| 二、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工作 |
| (一) 健全党中央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
| (二) 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 |
| (三) 完善中央巡视组自上而下的监督 |
| 三、突出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率先垂范作用 |
| (一) 完善制度保障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二) 注重领导干部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习惯 |
| (三) 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创新点和难点 |
| 四、理论与方法 |
| 五、本文基本概念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历史与社会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地理与人文概况 |
| 一、新疆地理及资源概况 |
| 二、多民族聚居和多宗教并存的新疆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概况 |
| 一、民国时期的新疆治理概况 |
| 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渗透和蔓延 |
| 第三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疆的传播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早期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包尔汉的政治成长历程 |
| 第一节 包尔汉思想中形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
| 一、包尔汉生平概述 |
| 二、包尔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
| 三、包尔汉成为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个人素养 |
| 第二节 在党的培养下走上主政新疆的重要岗位 |
| 一、在新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高级干部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
|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包尔汉的充分信任和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包尔汉在新疆的工作实践 |
| 第一节 包尔汉与新疆和平解放和人民政权在新疆的建立 |
| 一、包尔汉与新疆和平解放 |
| 二、新旧政权转换并主政新疆 |
| 第二节 包尔汉与新疆社会变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 |
| 一、开辟新疆工作中的社会变革和民主改革 |
| 二、包尔汉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包尔汉在宗教工作和对外友好工作中的实践 |
| 第一节 贯彻和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
| 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
| 二、提倡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
| 第二节 包尔汉在对外友好工作中的实践 |
| 一、中东地区的破冰之旅 |
| 二、为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交往作出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包尔汉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贡献 |
| 第一节 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
| 一、始终如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对人民解放军的拥戴 |
| 三、爱国主义家风的传承 |
|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一、旗帜鲜明的反对分裂主义 |
| 二、民族教育必须以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为基础 |
| 第三节 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陈云经济思想的几个要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建设和改革都要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 |
| 二、经济建设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基础之上 |
| 三、搞活经济要建立在宏观控制基础之上 |
| 四、对外开放要建立在“以我为主”基础之上 |
（7）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
| 1.3 框架结构与内容简介 |
| 1.4 本研究主要理论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发展规划决策相关研究 |
| 2.2 公共政策决策相关研究 |
| 2.2.1 决策主体视角 |
| 2.2.2 决策议程视角 |
| 2.2.3 决策过程视角 |
| 2.2.4 “决策与执行”系统分析视角 |
| 2.3 文献评述 |
| 3 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理论模型建构 |
| 3.1 研究视角与核心概念 |
| 3.1.1 研究视角 |
| 3.1.2 核心概念 |
| 3.2 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历史演进 |
| 3.2.1 民主化决策 |
| 3.2.2 科学化决策 |
| 3.2.3 法治化决策 |
| 3.2.4 衔接协调 |
| 3.2.5 适时调规 |
| 3.2.6 决策共识 |
| 3.2.7 文本质量 |
| 3.2.8 规划实施绩效 |
| 3.3 理论模型建构 |
| 3.3.1 民主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 3.3.2 科学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 3.3.3 法治化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 3.3.4 衔接协调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 3.3.5 适时调规与决策共识、文本质量 |
| 3.3.6 决策共识、文本质量与实施绩效 |
| 4 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相关变量的测量 |
| 4.1.1 决策方式和调整方式相关概念的测量 |
| 4.1.2 文本质量和决策共识的测量 |
| 4.1.3 规划实施绩效的测量 |
| 4.1.4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4.2 问卷的相关介绍和说明 |
| 4.2.1 问卷的设计、发放及回收 |
| 4.2.2 关于问卷获取数据必要性、科学性的说明 |
| 4.3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4.4 问卷信效度检验 |
| 4.5 问卷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
| 4.6 分析和讨论 |
| 4.6.1 民主化的作用 |
| 4.6.2 科学化的作用 |
| 4.6.3 法治化的作用 |
| 4.6.4 衔接协调的作用 |
| 4.6.5 适时调规的作用 |
| 4.6.6 决策共识的重要性 |
| 4.6.7 文本质量的重要性 |
| 5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后续研究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3 后续研究方向和努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奖项 |
| D. 调查问卷 |
| E.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三、国民党党团 |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基本研究概况 |
| 二、相关研究内容综述 |
| 三、研究状况评析 |
| 第三节 选题的初步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与限度 |
| 第二章 "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政治与行政体制运行及社会环境状况 |
| 一、国家政治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二、中央行政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中共十大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一、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与党政领导体制的恢复性调整 |
|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
| 三、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 |
| 一、周恩来面临政治处境的变化 |
| 二、周恩来协调与各政治主体的关系 |
| 三、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维护 |
| 第三章 重整过程中的政治较量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第一节 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的力量角逐 |
| 一、四届人大的筹备 |
| 二、围绕"组阁"的较量 |
| 三、周恩来受命"组阁" |
| 第二节 四届人大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设计与决策 |
| 二、四届人大与政治格局的变动 |
| 三、重整后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 |
| 第三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理论分析 |
| 一、宪法修改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行政学分析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面临的政治环境 |
| 第四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与再调整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及成效 |
| 一、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对各项工作的整顿 |
| 二、整顿的社会成效及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整顿中的良性政治效应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与政治格局的再变动 |
| 一、新政治格局中的较量 |
| 二、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
| 三、毛泽东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
| 第五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终结"文革"的影响 |
| 一、对粉粹"四人帮"的影响 |
| 二、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启动改革的影响 |
| 一、周恩来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评价毛泽东与重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六章 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利弊得失分析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作用 |
| 一、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 |
| 二、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限制 |
| 第三节 启迪与反思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 |
| 二、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对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三、反思"文革"教训与对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资料要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史上的二月[J]. 本刊编辑部. 山西财税, 2021(02)
- [2]略论陈云的历史贡献[J]. 朱佳木.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0(05)
- [3]政治规矩视角下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D]. 刘婷. 山东大学, 2020(12)
- [4]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5]少数民族高级干部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的贡献研究 ——以包尔汉为例[D]. 何晓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6]陈云经济思想的几个要点[J]. 朱佳木.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02)
- [7]发展规划决策因素研究 ——基于规划实施绩效的视角[D]. 刘泽. 重庆大学, 2019(05)
- [8]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08)
- [10]特殊岁月里的幕后新闻[J]. 杨正泉. 时代文学, 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