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部门所属粮油工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划归地方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周倩倩[1]（2015）在《新中国淮北盐业的国有化进程》文中研究指明1940年至1948年,中共华中部队逐渐实现了对淮北盐场的控制,并通过经营淮北盐业,得到了大量的物资和税收支援。从1948年11月中共全面接管淮北盐场,至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中共在淮北盐场实行了新的盐业政策,建立了统一的管理体制,大力恢复与发展盐业经济。淮北盐场的管理体系以盐场党委和盐务管理局为中心,并在各场、圩务所建立了分支机构。1948-1952年,淮北盐场设立了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和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员会（简称“淮北盐特委”）,由盐特委对淮北盐场进行统一管理。同时设立淮北盐务管理局,实行政企合一的形式,管理淮北盐场的行政、生产、税收等各项业务。1953年江苏建省后,淮北盐场特区以及淮北盐特委被撤销,新成立的盐场党委归新海连市（今连云港市）党委领导。淮北盐务管理局从政企合一的机构变为单纯的工业企业。此外,淮北盐场还注重对管理人员的培养,不但从党团、行政等机关以及盐工群众中大量提拔干部,而且开办了干部训练班,以充实管理队伍。淮北盐场的滩地原属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垣商所有,针对不同的经济成分,中共分别采取了没收、代管、收买、租营、代营等方式进行处理,将盐滩逐渐转变为国有性质,实现了淮北盐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此同时,淮北盐场也实行了生产上的互助合作,组织了集体生产组。它以圩为生产单位,生产资料公有公用,劳动力统一调配,劳动收入统一分配,实行生产组长负责制。集体生产组的出现,改变了淮北盐场传统的一家一户一份滩的个体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集体化。淮北盐场注重对生产的管理,并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发展生产。一是研究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改良了制盐技术,修建与完善了生产设施。二是开展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劳动竞赛运动,发动盐工积极投入生产。三是注重提高产量与质量。四是对盐的驳运入坨和出坨进行严格管理。淮北盐业的运销权先后由国营的盐业公司和盐务管理局掌管,占有销盐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作为对国营运销机构的补充,还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承、代销店,承担零售业务和偏远地区的销售业务。在这种情况下,盐商的发展规模和销盐地域等经营活动都受到很大牵制,数量锐减,并最终消失。国营运销机构统一组织淮北盐的运输,并按国家规定销往固定地区。淮北盐场解放后直至1950年,由于经济形势尚未稳定,淮北盐的税率变动异常频繁,波动幅度很大。直到1950年6月份,盐税最终稳定下来。随着盐税的稳定,1951年淮北盐场的原盐场价也基本确定,很少再有浮动。建国初期的淮北盐区,食盐走私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杜绝食私盐、贩私行为,确保盐税收入,淮北盐场从各个方面入手,采取了严格的缉私护税措施。淮北盐业税收在全国盐税中占有一定比例,连同盐业利润收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淮北盐场将大部分盐民转为国营盐场的工人,对职工进行统一的招收聘用和管理调配。在盐工工资的发放形式上,废除了旧式的“灶粮”和“担头费,”的形式,通过1952年和1956年两次工资改革,建立了新的工资制度,并积极发展盐场职工的住房、医疗、文化教育等福利事业。此外,淮北盐场对防止工伤事故、促进安全生产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马福云[2]（2001）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农民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作为发展主体的广大农村人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总体上而言，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逐步下降，中国人口增长类型正在由此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转变为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但是中国人口的社会结构转型却缓慢得多。中国人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人口数量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更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的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是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因为在人口的现代转型中，社会是基础，个人是主体，而制度却是两者之间的必要纽带。一定背景下实施的制度规范着个人行为，制度是社会运行和人口发展的平台与框架，并对其运行发展具有促进或迟滞的作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制度诱导塑造的结果。对现代化发展进行社会学研究，重视非经济因素的探讨，就不能忽视对制度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正是运用社会学，尤其是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变革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题就是考察中国户籍制度在建国以来体制转规前后所发生的变迁；在考察户籍制度本月变迁过程中，也论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诸多权益配置等制度的调整。因为在我国户籍制度并非仅仅涉及到户籍本身，更重要的是户籍和基于户籍之上的户籍权益相关联，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渗透到个人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制约下，户籍演变为个人身份、地位、社会威望等多方面的表征。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在回顾我国古代和近代史上户籍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将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和调整置于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系与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分两阶段阐释了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和户籍挂靠在一起的权益分配格局是如何出现、强化和进行调整改革的。在阐述制度演变的同时也考察了这一户籍制度体系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探讨了户籍体系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及其特征，剖析了制度改革滞后的缘由及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此后，本文运用在山东省昌乐县进行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体系在这一社区中的运行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后果，因在社会现实中，户籍的权益化比户籍本身更为人们所关注。这一部分在介绍昌乐县镇概况和实际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内容和程序的基础上，考察了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权利义务分配两方面的关系，探讨了户籍对人们的社会流动和婚姻家庭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在分析中笔者认为在我国，户籍获得的先天性、户籍变更的严控和户籍的权益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个人在经济社会行为上所进行的自主选择。尽管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正在进行调整，但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却大大滞后了。到目前为止，我国户籍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功能依然没有大的变革，户籍制度仍然是各种权益配置的基本标准之一，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性极大的背景下，户籍制度依旧在对我国人口迁移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农村人口在权益分配上依然处于劣势，而对人口迁移的控制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难以获得城市居民地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仍需在多方面深化进行，以在户籍平等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过程，改善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加速人口结构的现代转型。
邱国盛[3]（2005）在《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有关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开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早在解放前夕上海市便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上海市的城市化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时期,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更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随之而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是近代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外来人口却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类型上看,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独特群体,而国内因天灾人祸而逃亡至上海者又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除建国初期的灾难民外,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招工、招干名义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日益减少。而所谓倒流人口、“盲流”以及因探亲访友而短暂进入上海者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原因而进入上海者成为上海市外来人口构成的主体部分。上海市不同时期外来人口在类型上的差异也使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各历史阶段都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 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更新是上海推进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前提。近代上海除了租界地区由西方殖民者建立起不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工部局、工董局等管理机构,并引入了西方的近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而外,在传统地方行政机构难以承担起管理责任的前提下,20世纪初期上海市华界也启动了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更新过程。有基于此,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已颇具成效。但是受管理体制及管理思路的影响,直至抗战以后,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才在制度订立、机构设置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政府管理功能不足的情况下,以同乡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其介于官方与民间的特殊位置而在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强势政府的建立,不仅上海市政府管理机构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强化,而且由单位和居委会共同构成的基层控制体系更使城市实现了全面的组织化。由单位执行的支配、依附管理与由居委会执行的监督、控制管理成为新时期上海城市管理不同类型外来人口的基本运作模式。与此同时,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形成也使社会中间组织逐渐失去了其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随之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齐凯君[4]（2014）在《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文中认为“农民进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中一个贯穿性的问题。只有将“农民进城”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框架中审视,才能理清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挖掘其表象后的深层原因,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天津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具备研究的典型意义,同时区域史的考察可以使“农民进城”的整体研究更加深入具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赶超型现代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高速度的特点,给“农民进城”打上鲜明的体制烙印和时代特征。“农民进城”随着现代化的探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1949-1957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农民进城”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相对自由到逐渐受到规范和限制；1958-1976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进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曲折探索,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且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逐渐受到严格地禁止；1977-1985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进城”也开始日趋活跃,进城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从迁入地、迁出地和进城农民个人三个维度,分析不同时期“农民进城”的动力机制、进城渠道和进城后的职业流向与生活处境,纵向地梳理现代化战略与“农民进城”的关系,可以了解“农民进城”与现代化探索,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农民进城”相关政策的演变服务于工业化需要的特点。“农民进城”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又对现代化产生多元复杂的影响：从农民的迁入地看,进城农民是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加速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促进了城市文明的多元化；同时“农民进城”也可能对城市的秩序造成冲击,给城市的管理带来挑战。就迁出地而言,“农民进城”可以缓解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迁；但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优秀人才的流失,导致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后继无人,发展乏力。最后,“农民进城”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促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不断走向现代化。“农民进城”在对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自上而下的教育,工业的生产方式对农民工人的塑造,以及城市生活的熏陶,都促进了农民传统性的嬗变和现代性的生长。在分析农民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寻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首先需要消除制度的区隔和排斥,这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前提；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是农民现代化的关键；输入地和输出地密切配合,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权益,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进城农民的自身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通过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的“农民进城”的纵向地考察和横向地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包括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是影响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农民进城”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消解制度性的障碍因素,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前提；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国家政权在“农民进城”中发挥了主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保证了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但是也遏制了农民在迁移和流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保证；农业现代化在“农民进城”问题上具有基础性地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基础,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赶超型现代化时期,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的脱节现象,影响了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接受和吸纳,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劳动力顺利有序转移的关键。最后,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农民的现代化对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进城”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严士清[5]（2012）在《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产生了城乡隔离、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等的负面效应。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拨乱反正”之前,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不断强化,使城乡隔离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元社会结构更为牢固。“拨乱反正”后中央政府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局部调整,非正常的城乡人口“对流”被遏制、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开始形成。究其原因,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因被绑定了多种社会管理功能,造成城乡隔离、导致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实施“自理口粮户口”政策以来,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到全面放开、由点到面逐步地展开。户籍制度改革首先从小城镇开始,接着大中城市进行多样化尝试,稍后省、自治区在其辖区内进行改革探索。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平等权得到了改善。大中城市政府实施的落户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改革、实施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等措施,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向更广的区域。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统一城乡户口改革的推进,使其辖区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成为历史、公民在身份标识上实现了统一,也加快了革除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的步伐；省、自治区范围内进行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部分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因没有当地户口而导致的工作、学习、子女教育上的困难,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加速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本文对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据此分析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特征。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分析,将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分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两个演化阶段。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前,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空间上隔离,称之为“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同“隔离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所组成的二元户籍结构的空间隔离及其福利待遇差异的矛盾。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内部二元户籍结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中国户籍制度遂演变为“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同“渗透式”二元户籍制度相对应的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福利待遇不平等的矛盾。其次,根据户籍制度演变过程中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动情况,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体系进行分析。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人口信息统计功能和身份定格功能是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户籍制度其他功能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是对居民居住、就业、接受义务教育、享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的户籍身份进行规定（划分）,户籍身份一旦确定就难以改变。身份定格功能从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两个方面对居民身份进行界定。身份定格功能是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它为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邦定提供了“接口”。所以,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在城乡隔离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不是“替罪羊”,而是发挥了“助手”或“帮凶”作用。显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从居民等级身份定格和居民空间身份定格两个方面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身份定格功能,使中国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回归到一元户籍制度。第三,根据户籍制度改革中户籍结构变动情况,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分为“先三后一”型、“以一化二”型、“三元过渡”型和“合二为一”型四种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前期阶段出现的“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为有别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第三类户口形式。因此,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期为构建三元户籍结构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后期是将“自理口粮户口”或“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同农村户口、城镇户口合并为城镇户口。这一改革阶段称为三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改革阶段。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构成,故称为“先三后一”型的改革路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三种路径,其中,城市落户制度改革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落户门槛,将农村人口转变城市户口,用二元户籍结构中的城市户口来消化吸收农村户口,最终实现二元户籍结构一元化。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改革形式称为“以一化二”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实行城市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是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建立新的“第三元户口”,同时规定“居住证转城市常住户口”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这种通过第三元户籍形式使二元户籍结构向一元化过渡的改革实践,称为“三元过渡”型改革路径；大中城市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是在其辖区内将城乡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逐步实现所有居民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将城乡两种户籍形式整合为一种,以实现户籍结构的一元化,故被称之为“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显然,省、自治区尺度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种路径区：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属于“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实行区域居住证制度的改革和积分入户制度改革则属于“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第四,分析小城镇、大中城市、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不同路径的实施效果。小城镇采取的“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有效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小城镇户籍结构一元化的进程。但发达地区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中,这一改革路径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特定的城市取得了成功,但也有被迫叫停的事例。若向全国推广,必须谨慎行事。大中城市采取“合二为一”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对迅速推进辖区内城乡居民福利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难以解决非本辖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同户籍人口福利待遇差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在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效果甚微。大中城市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采用“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能够部分解决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所导致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上的困难,让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又能避免因大量人口流入而对城市产生的巨大冲击。第五,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根据采用四种不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状况、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分析不同的户籍改革路径的适用条件。“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户口福利承载量比外来人口户籍地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户口福利承载量同外来人口户籍地户口福利承载量迅速接近的城镇或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较小,对外来人口吸引力小,通过设置适当的落户门槛,能够推动辖区内户籍结构一元化的城市或城镇。“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范围是外来人口数量少、统一辖区内的城乡户口能够迅速推进户籍结构的一元化进程的城市,或者外来人口数量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小的区域。“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适用于户口福利承载量大,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城市或区域。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两种措施,即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首先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乡城流动人口的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同户籍制度相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增加居民福利待遇方面统筹的力度；建立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城市间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动态机制,使农村户口福利承载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城市户口；不断增加大中城市居住证的福利承载量,不断降低城市居住证转常住户口的门槛,有利于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户籍制度改革中,也应该确立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欠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因当地户口的社会福利承载量小,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采取“以一化二”的改革路径,以加速户籍制度一元化步伐。在外来人口数量大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宜采用居住证制度或者居住证制度同积分入户相衔接的“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这样,既可以部分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因户口问题而导致的生活、工作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又能避免大量外来人口对城市或城镇产生的巨大冲击；在特大城市及少数大城市,可以采取“多元居住证制度”以满足不同类型城市外来人口的迫切需求,为部分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王秀丽[6]（2019）在《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器物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又是生活方式或传统精神的物化形态。器物不能只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物质,每件器物的身上都蕴藏着与之相连的当时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内涵。陕西南部地区传统油纸伞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对于梳理二十世纪二十至八十年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起落、工匠群体的身份演化以及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可视化复原,能够留存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遗产,弥缝即将断裂的陕南地域文化记忆,重建历史、回忆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整体来看,本研究以陕南传统油纸伞为研究本体,通过田野考察、档案追踪、伞匠访谈和工艺再造等多种研究路径,致力于三大层面,即理论层面、历史层面和工艺层面的探讨与分析。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理论层面的文化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指引;历史层面的陕南油纸伞的空间分布、匠人主体、行业组织、档案记忆、报纸记忆、商标记忆等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地域维度的历史钩沉;工艺层面的材料再造、工艺复原、技术原理、工艺传承、文化记忆、工匠精神等形而下之“器”和形而上之“道”的复原与重建,旨在勾勒陕南地区传统油纸伞的生产和发展格局,复原并留存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以“理论纲领”为导引,以“历史和社会”为基础,以“工艺复原”为核心,以“传承发展”为旨归的研究脉络。具体内容按章节分述如下:第一章即绪论。此部分在呈现陕南油纸伞濒临失传、无人抢救、研究缺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需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一是“史沉”,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碎片化,并趋于消亡化;二是“工陨”,陕南油纸伞的制作工匠陆续离世,文化记忆难以留存:三是“材逝技凋”,陕南油纸伞的制作材料与手作技艺失传,工艺复原困难重重。这三大难题同时也是本研究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第二、第三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体,分别从陕南油纸伞的历史追踪、社会记忆和工艺复原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其中第二章在概述油纸伞历史流变和陕南油纸伞生产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陕南地区安康市汉阴县油纸伞业为研究个案,重点从油纸伞在此地的源起、发展和雨伞社的兴衰历程展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油纸伞为代表的陕南手工业匠人体系、行业组织等生产、传习方式变迁。第三章借助地方档案中油纸伞的生产、销售资料及其它历史文献,对其商贸景象进行区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手工业的盛衰升降与区域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水平休戚相关的结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和多元特性。第四章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研究背景,重点从实践层面进行陕南传统油纸伞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可视化复原。制伞材料因工艺生发环境的变迁和工匠的离世等诸多原因,在陕南地区已难以再觅,它地寻访、多点支撑成为解决困难的有效途径。在具体执行上,笔者跟随伞匠学习制作技术,以获得隐性经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白描图稿,通过可视化展现和解析制作工序、原理,将既往不易于流传的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为陕南传统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留存示范性图像“秘籍”,以挽救这项濒临失传的手工制作技艺。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主要讨论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陕南油纸伞所属的地方手工业文化体系已经出现“失忆症”,导致文化链条断裂,使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之中。记忆危机伴随而来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危机正发生于陕南油纸伞这个个案之中,但时间和历史性的强流卷走的远不止陕南油纸伞这一例。历史见证者的经验记忆需要转化成流传后世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续存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记录”层面上,也不能仅站在时间的某一历史刻度上去讨论其曾经的存在状态。探索如何使其成为植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通过研究,笔者认为:（1）社会变迁的身影并非仅在“大处”体现,器物再小,同样能够见证社会跳动的脉搏并与其同步兴衰。陕南油纸伞的发展历史亦是一部社会的变迁史。油纸伞作为一个微观媒介,能够镜像出我国手工业生产和工匠文化的诸多历史风貌。（2）器物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空间“适宜性”。但当此“适宜的”空间不再,器物亦将被迫下线。陕南传统油纸伞的源起是历史上移民文化“在地化”的产物,其当下濒临失传的困境亦是由不断前进的时代引发的新一轮文化变迁浪潮所致。（3）工匠是使“器”成“器”的创造者和赋“器”生命的源头。随着老工匠的离世,陕南活生生的油纸伞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现在和过去的脱节也将最终导致记忆的危机和文化的断层,为失去历史声音的人“树碑立传”成为当务之急。（4）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工匠精神”。从严格的制伞规范和质量标准中体现出的精益求精、以用为上、恪守规范的工匠精神在现代浮躁的、“娱乐至死”的社会世相下显得如此珍贵,值得现代人学习。（5）传统手工技艺的断流与现代转型之痛并非陕南油纸伞这一例。“滑铁卢”境遇下更应冷静思考传统手工技艺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现实出路。
王瑾[7]（2017）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交织着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充分展现着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其中,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重要措施之一。2000多万人的大迁徙,城市农村人口的大流动,工农业生产布局的大调整,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也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精简城镇人口的背景、过程、安置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探求其历史经验与启示。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出台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兴起。为了完成工业领域的高指标,各地开始盲目招工,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城镇人口急剧膨胀。囿于急转直下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从1959年初就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1959年,北京市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同时通过严格处理私招乱雇人员、整顿劳动组织等措施初步精简城镇人口。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后,再次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精简工作被中断。这次精简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在短期内遏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动员了一批城镇职工返乡,并整顿了劳动组织,为后来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积累了经验。第二章,主要是梳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历史过程。新一轮的“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粮食问题日益严重。迫于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深刻反思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而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从1960年到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精神,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大致经历了酝酿、初步开展、高潮和扫尾四个阶段。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北京市主要从处理私招人员、精简机构和编制、精简非生产人员三个方面落实精简城镇人口政策。在精简城镇人口的初步开展阶段,北京市在工业系统、城市人民公社系统和教育系统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这一阶段的精简工作也存在着精简政策执行不到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借机“甩包袱”等问题。在精简城镇人口的高潮阶段,北京市通过鼓励职工自愿还乡、严格控制增加职工、调整工业企业规模和精简事业机构等措施,取得了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决定性胜利。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错减精简对象、生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突出和精简对象“一刀切”等现象。在精简城镇人口的扫尾阶段,为了抓紧完成精简工作,北京市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动员家属回乡、节制生育等措施精简城镇人口,并灵活执行中央政策,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总之,北京市根据中央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过四个阶段稳步开展精简工作,坚决完成了精简城镇人口的重任。第三章,主要是分析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城镇人口被精简后,如何安置是精简工作的重要一环。为了使被精简人员能够在安置地安心生活和从事生产,北京市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际的情况结合起来,对不同安置人员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安置工作的基本完成。从总体上看,北京市的安置效果是比较好的。接收地大都妥善安置了被精简人员,而且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能稳定情绪,安心从事生产。北京市被精简人员的安置工作,有很多可取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被精简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做好精简单位和接收地的衔接工作、原精简单位加强回访调研、提高被精简人员生产技能等。安置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一些被精简人员在安置地不能安心生活、部分安置地不愿意接受被精简人员、有些地方对安置政策执行不力等。第四章,主要是评价精简城镇人口的成败得失和总结精简城镇人口的经验启示。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之所以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与北京市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是分不开的。它的成功也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轻了城市粮食等供应的压力,缓解了国民经济的困局,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各方面建设。但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精简城镇人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精简城镇人口如此棘手的工作还是做得比较稳妥和顺利的,其成功之道能给后人带来深刻的启示: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出现大的政策波动;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和安置保障;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我们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李建中[8]（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高其荣[9]（2011）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接连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转入调整轨道,到1960年11月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农业调整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历时五年多,至1965年底结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首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文件,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财物,坚决纠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错误。其次,1961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党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大调查。“农业六十条”是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党领导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废除了供给制,划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调至生产队。再次,党逐步确立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采取了清理和下放农村劳动力、精简城镇人口、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四,党制定了恢复社员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实行“借田渡荒”,进行包产到户试验等休养生息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党还通过降低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虽然存在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否定包产到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没有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等历史局限,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成功的,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六十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导和中心,带动和促进了工业等其他战线的调整,促进了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第二,它阻止了饥荒的继续蔓延,杜绝了社会动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已觉察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纠“左”的继续,主要纠正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的急于过渡错误,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庐山会议前的纠“左”。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并成为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六十年代的农业调整给我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这些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探索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史晓玲[10]（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部门所属粮油工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划归地方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部门所属粮油工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划归地方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淮北盐业的国有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家盐业政策的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盐区概述 |
| 第二节 明清以前的盐业政策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盐业政策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盐业政策 |
|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盐业政策 |
| 一、机构设置与调整 |
| 二、资产处置与资本国有化 |
| 三、生产政策 |
| 四、运销政策 |
| 五、税收政策 |
| 第二章 两淮盐区概述 |
| 第一节 江苏境内的传统盐区 |
| 第二节 淮北盐区的崛起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淮北盐业 |
| 第四节 中共对淮北盐区的控制 |
| 一、中共华中部队夺取淮北盐场的过程 |
| 二、淮北盐业的生产和运销 |
| 三、淮北盐业对华中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支持 |
| 第三章 淮北盐场的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接管与统一领导机构的建立 |
| 一、接管盐场 |
| 二、党委组织的建立 |
| 三、淮北盐务管理局 |
| 第二节 基层组织系统的形成 |
| 一、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员 |
| 二、基层干部的培养 |
| 第三节 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一、小组长负责制 |
| 二、一长制的短暂变革 |
| 第四章 资产的接收、整理与改造 |
| 第一节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
| 一、盐场滩地产权的处理 |
| 二、评定滩地等级 |
| 第二节 生产方式的集体化 |
| 一、时宝玉经验 |
| 二、集体生产组运动 |
| 三、集体生产组的管理和分配 |
| 第五章 生产管理 |
| 第一节 制盐技术的改进 |
| 一、盐的生产流程 |
| 二、滩地建设 |
| 三、技术改良 |
| 第二节 劳动竞赛运动 |
| 一、接管后的劳动竞赛 |
| 二、“一五”时期的劳动竞赛 |
| 第三节 产量和质量 |
| 一、质量的提高 |
| 二、产量的增加 |
| 第四节 盐坨管理 |
| 一、入坨 |
| 二、出坨 |
| 第六章 运销与税利 |
| 第一节 销售体系的建立 |
| 一、经销权的明确 |
| 二、三级销售渠道的建立 |
| 三、私营盐商的清理 |
| 第二节 运输管制 |
| 一、销区划分 |
| 二、运输方式 |
| 三、销量统计 |
| 第三节 取缔走私 |
| 一、走私现象与原因 |
| 二、缉私措施 |
| 第四节 盐税与盐价 |
| 一、盐税 |
| 二、盐价 |
| 三、税利上缴制度 |
| 四、税利统计 |
| 第七章 盐场职工 |
| 第一节 盐民的身份转换 |
| 一、从盐民到盐场职工 |
| 二、职工管理 |
| 第二节 工资改革 |
| 一、淮北盐场解放初期的盐民工资 |
| 二、1952年工资改革 |
| 三、1956年工资改革 |
| 第三节 福利待遇与文化教育 |
| 第四节 工伤事故与安全生产 |
| 结语 |
| 附录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2）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编、 引言 |
| 第一章、 选题与研究背景 |
| 一、 选题的由来及其意义 |
| 二、 研究背景：中国人口发展 |
| 三、 研究现状：现有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研究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
| 一、 研究的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的理论铺垫 |
| 三、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
| 1、 基本研究假设 |
| 2、 研究方法选择 |
| 第二编、 户籍制度：历史与现实 |
|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 |
| 一、 古代中国户籍制度 |
| 1、 编户的产生和完善 |
| 2、 保甲法的出现及其演变 |
| 二、 近代中国户籍制度 |
| 1、 近代意义上户籍制度的引入 |
| 2、 保甲制度的重现 |
| 三、 历史上户籍制度的启示 |
| 1、 中国户籍制度存延的原因 |
| 2、 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 |
| 一、 户籍管理的初建 |
| 1、 建国初期户籍管理 |
| 2、 农村人口外流与户籍管理的法制化 |
| 二、 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 1、 “大跃进”时户籍管理的混乱和强化 |
| 2、 “文革”时户籍制度的混乱 |
| 三、 户籍权益化 |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 2、 住房制度 |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 5、 兵役制度 |
| 6、 婚姻家庭制度 |
| 四、 当代户籍制度形成的反思 |
| 1、 户籍制度形成的原因 |
| 2、 户籍制度的影响及后果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
| 一、 户籍制度的初步调整 |
| 1、 户籍制度的恢复和强化 |
| 2、 调整“农转非”政策 |
| 3、 实施“自理口粮户口”制 |
| 4、 暂住人口管理方法的出台 |
| 5、 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 |
| 二、 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 |
| 1、 试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 |
| 2、 流动人口管理的有序化 |
| 3、 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试点及其户籍的放开 |
| 4、 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解决 |
| 三、 户籍权益调整 |
| 1、 粮食、食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 |
| 2、 住房制度 |
| 3、 医疗、养老和劳动保护制度 |
| 4、 教育和就业制度 |
| 5、 兵役制度 |
| 6、 婚姻家庭制度 |
| 四、 当代户籍制度改革的再探讨 |
| 1、 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特征 |
| 2、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 |
| 3、 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及后果 |
| 第三编、 个案研究：户籍与权益 |
| 第六章、 一个县城镇的户籍管理 |
| 一、 昌乐县镇概况 |
| 二、 行政机构及其户籍管理 |
| 三、 户籍管理的内容 |
| 1、 户籍管理的基本内容 |
| 2、 户籍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程序 |
| 四、 户籍管理中的问题 |
| 第七章、 户籍制度与资源利益分配 |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2、 非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资源利益配置 |
| 1、 农业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2、城市户口的资源和利益 |
| 三、 户籍：一种重要的资源 |
| 第八章、 户籍制度与权利义务分享 |
| 一、 改革前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义务 |
| 二、 改革后的户籍与权利义务分配 |
| 1、 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 2、 非农业户口的权利和义务 |
| 三、 户籍，一种必要的资格 |
| 第九章、 户籍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
| 一、 改革前的社会流动 |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二、 改革后的社会流动 |
| 1、 农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2、 城镇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
| 三、 户籍，一道无形的壁垒 |
| 第十章、 户籍制度下的婚姻家庭 |
| 一、 改革前的婚姻家庭 |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 二、 改革后的婚姻家庭 |
| 1、 农村的婚姻家庭 |
| 2、 城镇的婚姻家庭 |
| 三、 户籍，一道人为的屏障 |
| 第四编、 结语 |
|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思索 |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构建理念 |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特征 |
| 三、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逻辑 |
| 1、 从户籍到身份分野 |
| 2、 由身份到平等化 |
| 第十二章、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前瞻 |
| 一、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 |
| 二、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途径 |
| 三、 余论：制度和发展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 附录1、 社会调查大纲 |
| 附录2、 调查问卷 |
| 附录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
| 附录4、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年表 |
| 后记 |
（3）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 裂变与转换: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840 - 1949) |
| 第一节 海纳百川:管理视角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构成 |
| 一、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 |
| 二、寻求发展机会的中国人 |
| 三、亟需帮助的灾难民 |
| 第二节 解体与重构:多元格局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840-1937) |
| 一、外力楔入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二、秩序重构与近代上海租界外来人口管理 |
| 三、模仿、再造与近代上海华界外来人口管理 |
| 第三节 政治与社会:抗战以后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38 - 1949) |
| 一、高压后的调适:日趋规范的外国人管理 |
| 二、户籍与保甲:政治斗争中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强化 |
| 三、政治主导与社会失衡:抗战以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分析 |
| 第四节 国家让渡与民间介入:社会中间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 |
| 一、国家让渡下的社会中间组织与开埠前后的外来人口管理 |
| 二、社会中间组织的组织更新与现代性成长 |
| 三、控制、协调与社会整合:中间组织的管理 |
| 第二章 计划与控制:当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949 - 1978) |
| 第一节 计划发展与上海外来人口构成的新变化 |
| 一、作为历史余绪之灾难民 |
| 二、难以舍弃城市的倒流人口 |
| 三、来沪谋生的农村人口 |
| 四、以投亲靠友的名义 |
| 第二节 新政府的建立与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演变 |
| 一、人民政府的建立及其管理特征分析 |
| 二、从单位制到居委会的基层控制体系的建立及演变 |
| 三、社会中间组织的萎缩 |
| 第三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
| 一、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二、劳动用工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三、粮油供应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第四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由宽至严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积极而深入的外来人口迁出管理 |
| 三、全方位的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管理 |
| 第三章 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78 - 2000) |
| 第一节 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一、改革开放与上海外来人口的增加及其原因分析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群体特征分析 |
| 三、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第二节 调整与更新: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演进 |
| 一、由静态向动态: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二、由纵向到横向: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历史性更新 |
| 三、由行政化向法律化:管理制度的现代性转变 |
| 四、由防范向服务:管理主题的时代性演进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日益灵活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由强制到救助的外来人口徙出管理 |
| 三、由限制到接纳的外来人口务工管理 |
| 四、由单一向多元的外来人口治安管理 |
| 第四节 当前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
| 一、身份与歧视:由二元化向一体化的人口管理思考 |
| 二、矛盾与协调:社会中间组织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思考 |
| 三、融合与统一:未来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
|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城门渐关：1949-1957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与“农民进城” |
| 1.1.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农民自由进城 |
| 1.1.2 吸纳与排斥并存：“一五”时期的“农民进城” |
| 1.1.3 规范与限制共生：计划经济体制与“农民进城” |
| 1.1.4 工业化减负前行的保证：动员进城农民还乡 |
| 第二节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农民进城” |
| 1.2.1 推动“农民进城”的自然因素分析 |
| 1.2.2 影响“农民进城”的社会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民进城”的目的和渠道 |
| 1.3.1 比较利益触动下的劳动型迁移 |
| 1.3.2 为实现家庭团聚的随靠型迁移 |
| 1.3.3 传统进城渠道的延续：社会关系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城门紧闭：1958-1976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与“农民进城”的潮起潮落 |
| 2.1.1 “大跃进”的起落与“农民进城”的顿挫 |
| 2.1.2 举步维艰：城乡二元壁垒下的“农民进城” |
| 2.1.3 农村合同工：工业化的“候补部队”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与规范 |
| 2.2.1 “以粮为纲”、“劳力归田”：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导向 |
| 2.2.2 “以农补工”的关键：人民公社对“农民进城”的规范 |
| 第三节 城乡二元壁垒下“农民进城”的目的与渠道分析 |
| 2.3.1 执着前行：劳动型迁移进城 |
| 2.3.2 阻碍重重：生活型迁移进城 |
| 2.3.3 屡禁不止：社会关系网络渠道进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门初开：1977-1985年的“农民进城” |
| 第一节 转折与解冻：“农民进城”的日趋活跃 |
| 3.1.1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增强 |
| 3.1.2 选择性和有限性：城市对进城农民的接纳 |
| 3.1.3 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与“农民进城” |
| 第二节 推力与引力并存：农村改革与“农民进城” |
| 3.2.1 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进城”的推动 |
| 3.2.2 改革的深化：统购制度的解体与农民进城经商的活跃 |
| 3.2.3 改革的创举：社队工业对“农民进城”的分流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的原因和渠道分析 |
| 3.3.1 进城脚步的坚定：城乡差距的明显化和清晰化 |
| 3.3.2 “农民进城”渠道的拓宽和途径的多样化 |
| 3.3.3 “农民进城”社会关系网络的规范和现代意义的探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进城”与社会现代化 |
| 第一节 “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发展 |
| 4.1.1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推动 |
| 4.1.2 “农民进城”对城市现代化的冲击 |
| 4.1.3 “农民进城”对城市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民进城”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
| 4.2.1 “农民进城”对农村发展的积极影响 |
| 4.2.2 “农民进城”与农村空心化 |
| 4.2.3 农村的“半边户”与留守现象 |
| 第三节 “农民进城”与社会管理现代化 |
| 4.3.1 拆除进城藩篱：户籍制度的破冰与改革 |
| 4.3.2 消解制度排斥：收容制度的沿革与废止 |
| 4.3.3 消除就业歧视：用工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
| 4.3.4 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特征分析和改革方向 |
| 第五章 “进城”与农民自身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进城农民传统性的嬗变与现代性的生成 |
| 5.1.1 有形的塑造：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人的教育 |
| 5.1.2 无声的教育：“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 |
| 5.1.3 城市的熏陶：进城农民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
| 第二节 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与认同困境 |
| 5.2.1 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优势和阻碍 |
| 5.2.2 进城农民对乡村的归属与疏离 |
| 5.2.3 兼业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途径 |
| 5.3.1 农民现代化的前提：消除区隔性的制度障碍 |
| 5.3.2 农民现代化的动力：提高农民的素质 |
| 5.3.3 农民现代化的保障：“组织起来” |
| 结语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阶段的研究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 |
| 四、新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及分析框架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二元经济结构 |
| 二、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人口数量巨大、人均资源贫乏 |
| 四、紧张的国际形势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过程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萌芽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形成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开始形成 |
| 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 |
|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追赶战略”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直接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时期户籍制度的功能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空间特征 |
| 第三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背景 |
| 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
| 二、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 |
| 三、“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内政治状况恶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过程 |
| 一、“大跃进”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态进一步强化 |
| 二、城乡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强化的原因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第四章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局部调整 |
| 第一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背景 |
| 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 |
| 二、“上山下乡”运动暴露的问题 |
| 三、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
| 四、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终结 |
| 五、城乡差距的存在 |
| 六、城市容量的限制 |
| 第二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过程 |
| 一、对“农转非”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
| 二、“冤假错案”平反中相关人员城市户口的恢复 |
| 三、返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市户口的恢复 |
| 四、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政策的出台 |
| 五、不迁移户口的人口流动得到认可 |
| 第三节 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的社会效应 |
| 一、城乡隔离状况发生了变化 |
| 二、城市常住人口间的等级性开始形成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二、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空间特征的变化 |
| 三、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局部调整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五章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
| 一、城镇外来人口的迅速增长 |
| 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
| 三、就业制度同户籍制度绑定关系的变化 |
| 四、义务教育制度同户籍制度的绑定关系的变化 |
| 五、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
| 六、城市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第二节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
| 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小城镇“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一、绝大多数小城镇户口已经失去吸引力 |
| 二、发达地区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需求强烈 |
| 三、发达地区的部分小城镇落户门槛被逼抬高 |
| 第四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动力 |
| 五、“先三后一”型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风险特征 |
| 第六章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化尝试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背景 |
|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 |
| 三、户口管理“四项举措”的出台 |
| 四、西部大战略的实施 |
| 五、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设立 |
| 第二节 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路径特征 |
| 一、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历程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多样化尝试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大中城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湖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二、石家庄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三、郑州市“以一化二”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大中城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重庆市“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中城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 |
| 一、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市“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六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户籍制度功能的变化 |
| 三、大中城市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七章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小城镇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
| 二、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需不足 |
| 三、最高决策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高度重视 |
| 第二节 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及其路径特征 |
| 一、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推进过程 |
| 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路径特征 |
| 第三节 区域性“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江苏省“合二为一”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性“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的典型实践 |
| 一、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
| 二、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社会条件 |
| 三、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情况分析 |
| 第五节 讨论与启示 |
| 一、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二、户口福利承载量对广东省“三元过渡”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
| 三、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对户籍制度身份定格功能的影响 |
| 四、地方政府进行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 |
| 五、区域性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社会风险特征 |
| 第八章 未来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过程特征 |
| 一、新中国户籍结构的演变过程 |
| 二、新中国户籍制度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三、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及选择的依据 |
| 一、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 |
| 二、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 |
| 三、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的理想路径 |
| 四、中国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理想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采用理想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路径的前提 |
| 一、确立中央政府在户籍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
| 二、建立缩小户口福利承载量空间差异的动态机制 |
| 三、及时准确地把握户籍制度改革两种路径的适用范围 |
| 四、尽快寻找新的“管理平台”以取消户籍制度的异化功能 |
| 第九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趋势 |
| 四、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体系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三大难题 |
| 六、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匠人主体与行业组织 |
| 1.1 陕南油纸伞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1.1 伞的历史流变 |
| 1.1.2 油纸伞在陕南的历史空间分布 |
| 1.2 汉阴油纸伞的历史源起与匠人主体 |
| 1.2.1 源起于技艺移民 |
| 1.2.2 生发受自然条件护佑 |
| 1.2.3 孙氏伞匠家族记忆再现汉阴油纸伞历史 |
| 1.2.4 民国档案中的油纸伞匠铺历史残片 |
| 1.3 汉阴雨伞社的行业组织 |
| 1.3.1 印章更迭见证汉阴雨伞社组织变迁 |
| 1.3.2 汉阴雨伞社组织成员考略 |
| 1.3.3 汉阴雨伞社砍竹运输路线暗合古商道 |
| 1.3.4 伞社皮纸供应的地方性发展与退化 |
| 1.4 小结:传统手工业生产与传习方式变迁 |
| 第2章 基于文献的陕南油纸伞社会记忆 |
| 2.1 档案文献中的油纸伞记录 |
| 2.1.1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生产规范与质量评定标准 |
| 2.1.2 陕南地方档案: 油纸伞的产销记录 |
| 2.2 民国广告文献中的伞业贸易及手工业变迁 |
| 2.2.1 民国报纸广告作为镜像媒介 |
| 2.2.2 民国报纸上的油纸伞广告样本分析 |
| 2.2.3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贸盛况 |
| 2.2.4 油纸伞广告镜像民国商业设计 |
| 2.2.5 油纸伞商贸盛景中的手工业社会变迁 |
| 2.3 近代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中的社会记忆 |
| 2.3.1 油纸伞商标图像文献 |
| 2.3.2 近代油纸伞商标及其竞争记忆 |
| 2.3.3 油纸伞商标的图像语义与社会记忆 |
| 2.4 小结: 手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与多元特性 |
| 第3章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 |
| 3.1 传统制伞材料再造 |
| 3.1.1 柿子油 |
| 3.1.2 桐油 |
| 3.1.3 头发绳 |
| 3.2 传统制伞工艺复原 |
| 3.2.1 备料 |
| 3.2.2 伞骨 |
| 3.2.3 伞键 |
| 3.2.4 伞托 |
| 3.2.5 组装 |
| 3.2.6 网伞 |
| 3.2.7 糊伞 |
| 3.2.8 晾伞 |
| 3.2.9 扣扎 |
| 3.2.10 伞杆 |
| 3.2.11 上油 |
| 3.2.12 渡伞,成器 |
| 3.3 传统制伞工艺原理分析 |
| 3.3.1 自然的立场: 油纸伞中的竹骨担当 |
| 3.3.2 科学的立场: 油纸伞结构设计 |
| 3.3.3 地域的立场: 油纸伞制作工艺差异 |
| 3.4 小结: 陕南油纸伞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的技术路径 |
| 第4章 陕南油纸伞文化及工艺复原的当代价值 |
| 4.1 文化符号: 器物的逝去与再生 |
| 4.2 记忆留存: 历史记忆的危机与转化 |
| 4.3 实验作品: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油纸伞记忆存储的媒介 |
| 4.4 工匠精神: “传统”与“现代”的和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陕南油纸伞工匠及家庭谱系调研表 |
| 附录二: 陕南油纸伞工匠照片 |
| 附录三: 2016-2018年田野调查进程 |
| 附录四: 工匠访谈手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资料 |
| 第一章 “大跃进”运动与城镇人口膨胀 |
| 第一节 “大跃进”导致城镇人口膨胀 |
| 一、北京市“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 二、工业领域城镇人口急剧膨胀 |
| 三、教育领域城镇人口大幅增长 |
| 第二节 1959年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及措施 |
| 一、精简城镇人口的提出 |
| 二、处理私招乱雇人员 |
| 三、整顿劳动组织 |
| 四、成效与评价 |
| 第三节 北京市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的必要性 |
| 一、新一轮“跃进”导致城镇人口再次膨胀 |
| 二、城镇人口膨胀引起市场供应紧张 |
| 三、机构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 |
| 第二章 精简城镇人口工作的大规模开展 |
| 第一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酝酿阶段 |
| 一、处理私招人员 |
| 二、精简机构和编制 |
| 三、精简非生产人员 |
| 第二节 精简工作的初步开展阶段 |
| 一、精简政策的出台 |
| 二、精简的成效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精简工作的高潮阶段 |
| 一、1962年再次加大精简力度 |
| 二、制定精简措施 |
| 三、精简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精简工作的扫尾阶段 |
| 一、开展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 |
| 二、动员家属回乡 |
| 三、开展节制生育工作 |
| 四、灵活执行中央政策 |
| 第三章 被精简城镇人口的安置 |
| 第一节 城镇职工的安置 |
| 一、发放工资和补助 |
| 二、发放口粮 |
| 第二节 其他城镇人口的安置 |
| 一、干部和城市人民公社生产服务人员的安置 |
| 二、商业人员的安置 |
| 三、社会闲散劳动力的安置 |
| 四、外地精简来京人员的安置 |
| 第三节 安置效果分析与评价 |
| 一、安置的基本效果 |
| 二、安置的成功经验 |
| 三、安置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章 精简城镇人口的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成功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 |
| 一、系统的政策和措施 |
| 二、有效的社会动员 |
| 三、充分运用经济和制度手段 |
| 第二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影响 |
| 一、产生的积极作用 |
| 二、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精简城镇人口的启示 |
| 一、城镇化进程要与国力民情相匹配,避免大的政策波动 |
| 二、要加强“三农”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 三、城市人口调整和移民安置,要注重制度化保障 |
| 四、要发扬传统体制优势,改革不能以牺牲原有体制优势为代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第2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背景 |
| 2.1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农业形势 |
| 2.3 应对农业危机的临时之举 |
| 2.4 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出台 |
| 第3章 坚决纠正“五风”错误 |
| 3.1 “十二条”紧急指示信 |
| 3.2 整风整社运动 |
| 3.3 退赔平调财物 |
| 第4章 调整人民公社体制 |
| 4.1 全党农村大调查 |
| 4.2 解散公共食堂 |
| 4.3 废除供给制 |
| 4.4 划小社队规模 |
| 4.5 确定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 第5章 大力加强农业战线 |
| 5.1 确立农业基础地位 |
| 5.2 清理、下放农村劳动力 |
| 5.3 精简城镇人口 |
| 5.4 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
| 5.5 对农业实行财政倾斜 |
| 第6章 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
| 6.1. 恢复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 |
| 6.2 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
| 6.3 实行“借田渡荒”政策 |
| 6.4 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
| 6.5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
| 第7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定位 |
| 7.1 促进农业生产全面恢复 |
| 7.2 促进其他战线的调整 |
| 7.3 杜绝社会动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 7.4 孕育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 |
| 7.5 农业调整的历史局限 |
| 第8章 农业调整的历史经验 |
| 8.1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 |
| 8.2 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 |
| 8.3 农业兴则百业兴,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
| 8.4 农村经济政策必须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基本出发点 |
| 8.5 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避免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
| 8.6 进一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完善我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博期间的科研和奖励情况 |
（10）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部门所属粮油工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划归地方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淮北盐业的国有化进程[D]. 周倩倩. 南京大学, 2015(05)
- [2]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D]. 马福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01)
- [3]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D]. 邱国盛.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4)
- [4]现代化视野下的“农民进城” ——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1949-1985）[D]. 齐凯君. 南开大学, 2014(04)
- [5]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与改革路径研究[D]. 严士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6]陕南油纸伞历史文化与传统制作工艺复原研究[D]. 王秀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精简城镇人口研究[D]. 王瑾.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9]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D]. 高其荣. 湘潭大学, 2011(05)
- [10]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