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子学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徐亚男[1]（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施瑛[2]（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张礼永[3]（2011）在《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经过几番磨难,终于深刻地体会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教育行政者有感于教育的落后,故而从清末的“预备立宪”开始,到辛亥以后的“五族共和”,以及北伐后的“定都南京”,都将“教育普及”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只是中央政府愿虽宏,力却薄,且贫困至极,又不可能走“先富后教”的道路,只好借助民间的力量,但是千余年来民众未曾有过团体生活的训练,不能全部交由民间,故而只能走官倡民助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新式学堂,树立现代学制,没有丝毫的经验能够传承,也不能依靠一两位学者的个人见解,故而需要众人商议,群策群力,这就使得中国的教育研究,从最初就不是学者的业务,而是众人的事务,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教育会,与西方的不一样,这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一类。随着新式学校的逐渐发展,教育上出现了一些急需要解决、但是行政机关一时无力解决的问题,如职业教育问题、儿童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等,故而出现了指向于各种问题的各式教育社,它们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二类。到了一定的阶段,教育学术落后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并且成为教育继续发展的障碍,故而又出现了新一类的教育研究组织,即教育学会。从地方型的教育会,到事业型的教育社,再到学术型的教育学会,由此构成了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力量,三者随着新式教育发展逐渐出现：民国前期（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前）,立足于地方的教育会,因中央及省级教育行政的萎缩,而联合组成全国性的教育会联合会,并和后起的教育社密切联系,在军阀混战的空隙中,直接指导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实为本国民间教育研究运动的一个高峰。民国后期（北伐战争后至解放前）,执政的国民党鉴于此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感受到了有“威胁”,故而对于社会组织加强了控制,地方的教育会面临着被停摆的困境,其后经过整顿才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不复此前光景。教育社当时亦受波折,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稳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类别、数量、人员诸方面均有进步。此后,它们与教育学会又联合组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继续坚持着教育的研究,展现了我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三级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也有所变化,如从自然人变成了社团法人,从会长制转向了委员制,就教育研究而言,从民间代议的形式,转向了民间合议等等。走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教育,原本为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符合国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至于走这条道路所经受的种种波折,以及道路本身的起起伏伏、疙疙瘩瘩,则可能是学习所免不了的学费。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很不富裕,普及教育的追求也未更改,教育学术研究水平依然需要加以提高,历史的经验值得加以关注。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4]（2002）在《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文中研究说明 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简称华东编协）,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部科技司和华东各高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于1982年9月,在山东泉城济南市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召开过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0年来,华东编协历经了初创、发展与开拓新局面的过程,促进了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繁荣。编协章程规定:华东编协是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群众性和学术性是华东编协的基本性质,20年来,华东编协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努力开展自己的工作。学术性是协会的生命,不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群众性则是基础,是生命之源,协会工作如不依靠群众,
孟德楷[5]（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6]（2002）在《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简称华东编协）,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部科技司和华东各高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于1982年9月,在山东泉城济南市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召开过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0年来,华东编协历经了初创、发展与开拓新局面的过程,促进了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繁荣。
孔祥增[7]（2011）在《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的创办,是其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产物。训政时期,国民党实行“以国养党”之制。党费取自国库,是“以党治国、党国一体”训政体制下诸多国民党人的主观期许,也是“党费自给”的目标在巨额经费需求面前流于空言的一种现实选择。战后,国民政府由训政向宪政过渡,“以国养党”失去合法性基础,国民党党费自筹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渴求。征收党费与捐款等传统党费自给之途,早为事实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故而筹办党营经济事业,以党企盈余作为党务经费的来源,遂成为全党共识。党营经济事业的战后兴办,是国民党党费自筹的历史选择与因应宪政体制下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现实需求。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事业养党”的方针。由国民党主导的敌伪资产的战后大接收,为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缘。国民党以敌伪产业拨补抗战损失为名,通过转账拨付的形式,价购了一批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敌伪产业,基本确立了党营经济事业的规模。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积极筹组下,党营经济事业由中央至地方,从工厂实业到商贸金融,逐步建立来。同时,各地方党部亦因利乘便,陆续建立各地党营经济事业。由此,依托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擘划下,党营经济事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各党营事业公司的年度盈余决算及逐月提拨的利润分成,成为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事业养党”得到一定程度地实现。党营经济事业甫经建立,根基未固,其总体规模与实力难以维持浩大的党务经费开支,“事业养党”的真正实现尚需时日。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日趋恶化与战局的巨大逆转,党营经济事业逐步陷入经营困境,并伴随国民党政权多次播迁直至宣告在大陆的终结。党营经济事业以一般企业的姿态出现,实施企业化经营。透过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央财务委员会对党营事业公司从组织、人事、财务等诸多层面加以管控,是整个党营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对党营经济事业的稽核监察权。党营事业公司既受中央财务委员会的最高控制,又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督导,由此形成党营经济事业的双重管理体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较为周密的制度设计,基本实现了对党营经济事业的控制。党营经济事业融企业经营与政党行为于一体,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践方式,是介乎于国营与民营之间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党营经济事业在战后初创,尚处于奠基时期,其总体规模和实力尚难以与发展已久的民营与国营企业相比。然而各党营事业公司于所在区域和行业,多为规模宏大、实力雄厚之业界翘楚,加之党营事业本身是一整体完备的事业体系,并具有强势的政治背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党营经济事业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在贷款申请、原料采购、成品销售等诸多方面得到政府的庇护,表现出“以政利党”的特色；同时又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法令,成为政府以资利用的重要力量,对维系国民党政权有着重要的政治功用,从而展现出“以党利政”的一面。各党营事业公司多注重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希求树立党营事业的良好形象。但作为国民党“化国家之财为一党之私”的产物,党营经济事业依恃特权庇护,自然备受时人的诟病和责难。
沃红梅[8]（2013）在《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文中研究指明医学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生物医学资料的设计、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由于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人类机体的反应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千差万别,所以需要运用统计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医学统计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逐渐发展。1948年,《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医学统计学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解放前,医学统计学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医学统计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医学统计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六十余年,但关于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却尚不充分,鲜有医学统计学系统的史学研究发表。因此,归纳总结医学统计学发展的史学资料,对于反映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一是学科发展概况；二是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建设；三是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四是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介绍。本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和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解读,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概述,反映出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卫生统计学会成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研究,从侧面反映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最后,我们将中国医学统计学工作者划分成四代人,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重点介绍了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与以往仅有的一些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学会、教材和人物方面,具有更为详尽和系统总结的特点。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梳理,让后人了解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医学统计学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孙大权[9]（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陈明辉[10]（2017）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文中认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社会的救国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体育救国思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然而,重要的国内外赛事和全国性体育组织几乎都掌握在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外国人手中。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收回体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热心体育事业的社会名流及一批受过体育专业教育的体育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停滞、复会、恢复重建,直至改组的曲折历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先后采用董事制和理监事制,不断完善组织的内部结构,同时制定了较为规范的议事制度和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组织的有序运行。以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董守义等为核心的领导群体成员热心会务,并通过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担任职务等方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中华体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编译、发行体育书刊,举办体育讲习会、体育讨论会和体育培训班,组织体育表演团,派遣体育指导员,联络社会各界名流、放映体育电影及举办体育展览等方式积极传播体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观,而且还通过组建各种社会体育组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使得体育空间不断拓展,逐渐由学校推及社会,由东部地区扩散至西部地区,推动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社会化和普及化进程,促进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在此过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与政府开展广泛的合作,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展、国家渗透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得以增强,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随着各种体育赛事的发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逐渐建立起一个包括统一的赛事规范、多层次的赛事格局、多元化的赛事目标、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及现代化的体育设施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体育赛事制度,推动了民国时期体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此外,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以体育为载体开展体育慈善活动,扩展了社会体育事业的范畴和体育文化的内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起到了补助政府行政之作用。作为民国时期社会体育事实上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积极发展国内社会体育事业,而且代表中国开展国际体育交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致力于加入国际体育组织,主办、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而且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极大地推动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进程的同时,还借助国际体育舞台,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在展示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敦睦邦交及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二、中国电子学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电子学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实际意义 |
| 四、相关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分期评述 |
|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1978-1989年) |
| 一、“精神家园”的重建 |
| 二、形式语言探索的“试验田” |
|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观念表达(1990-1999年) |
| 一、文化研究的深入 |
| 二、机制转变和观念演化 |
| 第三节 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2000-2018年) |
| 一、当代品格的文化定位 |
| 二、本体建设与视觉革命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涵 |
| 第一节 民族大团结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藏区新成就的歌颂 |
|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
| 二、“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 |
| 第二节 民族风情叙事与多元和谐的文化观表达 |
| 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
| 二、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凸显 |
| 三、传统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的研究 |
| 四、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第一节 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探索 |
| 一、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演变 |
| 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语言特征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油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
| 一、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化转换 |
| 二、“油画民族化”命题的延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 一、藏族题材水墨画的扩展与演化 |
| 二、藏族题材工笔画的复兴与重彩演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
| 一、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 |
| 二、风格重构与图景呈现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文诉求 |
| 一、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考 |
| 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一、对民族气派的生动阐述 |
| 二、大国形象的对外塑造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艺术家详情表 |
| 附录二 《美术》杂志中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收录情况(节选) |
| 附录三 相关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2）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建筑教育本体研究 |
| 1.2.2 建筑教育发展历程 |
| 1.3 研究范围 |
| 1.3.1 本课题研究的空间范围---华南地区 |
| 1.3.2 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华南理工大学 |
| 1.3.3 研究的时间范围---（1932 年-1966 年） |
| 1.4 华南建筑教育研究现状 |
| 1.4.1 相关着作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 |
| 1.4.2 期刊文章研究 |
| 1.4.3 其他研究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与架构 |
| 1.7 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
| 1.8 研究价值 |
| 1.9 研究成果 |
| 1.10 研究创新之处 |
| 1.10.1 研究对象的创新 |
| 1.10.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10.3 研究成果的创新 |
| 1.11 文章结构 |
| 1.12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2.1 学院派 |
| 2.1.1 布杂学院（巴黎美术学院） |
| 2.1.2 宾夕法尼亚建筑学系 |
| 2.1.3 苏联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
| 2.2 现代主义设计教育 |
| 2.2.1 德意志制造联盟 (Deutscher Werkbund) |
| 2.2.2 包豪斯 |
| 2.3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
| 2.4 TEAM X-反思国际现代主义建筑 |
| 2.5 日本早期的现代建筑教育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早期现代建筑教育发展历程概要 |
| 3.1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 |
| 3.2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 |
| 3.3 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开设建筑课程 |
| 3.4 中华民国教育部大学令 |
| 3.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
| 3.6 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7 东北大学建筑系 |
| 3.8 勷勤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 |
| 3.9 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建筑系 |
| 3.10 国立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系 |
| 3.11 私立之江大学建筑系 |
| 3.12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
| 3.13 香港早期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14 解放后的中国建筑院校早期“老八校” |
| 3.14.1 清华大学建筑系 |
| 3.14.2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 |
| 3.14.3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
| 3.14.4 天津大学建筑系 |
| 3.14.5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
| 3.14.6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7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
| 3.14.8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
| 3.1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华南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时期 |
| 4.1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学系（1932-1933） |
| 4.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1.2 教学体系 |
| 4.1.2.1 教学思想 |
| 4.1.2.2 教学计划 |
| 4.1.2.3 师资情况 |
| 4.1.2.4 学生情况 |
| 4.1.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1.3.1 开启华南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4.1.3.2 广东全省教育展览会 |
| 4.2 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33-1938） |
| 4.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2.2 教学体系 |
| 4.2.2.1 教学思想 |
| 4.2.2.2 教学计划 |
| 4.2.2.3 教材建设 |
| 4.2.2.4 教学方法 |
| 4.2.2.5 教学条件 |
| 4.2.2.6 师资情况 |
| 4.2.2.7 学生情况 |
| 4.2.3 学术科学研究 |
| 4.2.3.1 科研论文与着作 |
| 4.2.3.2 教授演讲 |
| 4.2.3.3 对外交流 |
| 4.2.4 建筑工程实践 |
| 4.2.4.1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校园建筑设计 |
| 4.2.4.2 勷勤大学石榴岗校区规划与建筑设计 |
| 4.2.4.3 其他建筑实践 |
| 4.3 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抗战时期（1938-1945） |
| 4.3.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4.3.2 教学体系 |
| 4.3.2.1 教学思想 |
| 4.3.2.2 教学计划与教材建设 |
| 4.3.2.3 教学方法 |
| 4.3.2.4 师资情况 |
| 4.3.2.5 学生情况 |
| 4.3.3 学术及科学研究 |
| 4.3.3.1 举办展览 |
| 4.3.3.2 中英文论文竞赛 |
| 4.3.4 建筑工程实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华南建筑教育定位与起步时期 |
| 5.1 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广州复课（1945-1952） |
| 5.1.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1.2 教学体系 |
| 5.1.2.1 教学思想 |
| 5.1.2.2 教学计划 |
| 5.1.2.3 教材建设 |
| 5.1.2.4 教学方法 |
| 5.1.2.5 教学设施建设 |
| 5.1.2.6 师资情况 |
| 5.1.2.7 学生情况 |
| 5.1.3 学术科学研究 |
| 5.1.3.1 论文着作 |
| 5.1.3.2 举办、参与展览 |
| 5.1.3.3 访问交流 |
| 5.1.4 建筑工程实践 |
| 5.1.4.1 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 |
| 5.1.4.2 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工学院图书馆） |
| 5.2 华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建筑学系）（1952-1966） |
| 5.2.1 背景与历史沿革 |
| 5.2.2 教学体系 |
| 5.2.2.1 教学思想 |
| 5.2.2.2 教学计划 |
| 5.2.2.3 教材建设 |
| 5.2.2.4 教学方法 |
| 5.2.2.5 师资情况 |
| 5.2.2.6 学生情况 |
| 5.2.3 学术科学研究 |
| 5.2.3.1 科研机构 |
| 5.2.3.2 展览会 |
| 5.2.3.3 调查测绘 |
| 5.2.3.4 民居调查与研究 |
| 5.2.3.5 举办校内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 |
| 5.2.3.6 科学报告会 |
| 5.2.3.7 学术论文与着作 |
| 5.2.3.8 设计竞赛 |
| 5.2.3.9 对外学术互访和交流 |
| 5.2.4 建筑工程实践 |
| 5.2.4.1 生产实践的机构 |
| 5.2.4.2 人民公社规划与建筑设计 |
| 5.2.4.3 典型工程实践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成就和特色 |
| (一) “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华南建筑教育理念 |
| (二) 教学成就与特色 |
| （1）创立华南地区第一个大学级别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 |
| （2）建立起以“全面型”建筑人才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标准 |
| （3）建立了注重基础训练、重视建造技术、知识结构完备的课程体系 |
| （4）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专业人才 |
| （5）为华南建筑教育的后续发展积蓄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
| (三) 学术研究成就与特色 |
| （1）开启了华南建筑教育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学术研究 |
| （2）树立了注重调查，理性分析的学术研究传统 |
| （3）确立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学术研究方向 |
| （4）取得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建筑降温措施研究的丰硕成果 |
| (四) 建筑实践成就与特色 |
| （1）坚持功能实用、合理经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 |
| （2）广泛运用适应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特点的建筑降温措施 |
| (五) 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文化特质 |
| (一)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呈现的开放多样性 |
| （1）师资的开放性 |
| （2）对外交流的开放性 |
| （3）学科建设的多样性、全面性 |
| (二)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包容并蓄性 |
| （1）教学思想的包容性 |
| （2）教学内容的兼容性 |
| (三)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务实性 |
| （1）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的务实性 |
| （2）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敏锐性 |
| (四) 华南建筑教育的锐意创新性 |
| （1）“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 |
| （2）基于地域特色的学术科研创新性研究 |
| 三、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教育历史沿革 |
| 附录.2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大事记 |
| 附录.3 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谭天宋生平 |
| 附录.4 调研访谈录 |
| 附 4.1 金振声访谈 |
| 附 4.2 陆元鼎、魏彦钧访谈 |
| 附 4.2.1 第一次访谈 |
| 附 4.2.2 第二次访谈 |
| 附 4.3 何镜堂访谈 |
| 附 4.4 蔡德道访谈 |
| 附 4.5 邓其生访谈 |
| 附录.5 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之历届系主任、院长 |
| 附录.6 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之历届毕业生名单 |
| 附录.7 教师担任历界中国建筑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名单（1993 年以前）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告别"鸡肋"的教育组织之研究 |
| 一、本项研究的缘起 |
| 二、相关研究之发达 |
| 三、既有研究之不足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教育组织再认识:中国探索教育建设之路 |
| 一、从"教育政论"走向"教育新政" |
| 二、谋求新式教育在中国之普及 |
| 三、贫困之国不可能"先富后教" |
| 四、贫困之国宜选"第三条道路" |
| 第三节 以教育研究推动教育普及的实现 |
| 一、教育研究从学者事业到众人事务 |
| 二、教育研究合众人之力的取向 |
| 三、官办的教育研究组织之不良 |
| 四、民治的教育研究组织之得力 |
| 第一章 教育会:地方自治制下教育事业的推动者 |
| 第一节 教育会的"前三阶" |
| 一、努力兴学的各地学务会 |
| 二、补助行政的奏定教育会 |
| 三、改行研究的部定教育会 |
| 第二节 各省教育会的事业 |
| 一、教育会与地方自治 |
| 二、教育会与地方教育 |
| 三、教育会的权力漩涡 |
| 第三节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
| 一、教育研究的民间代议 |
| 二、"双十节"的集议及议案 |
| 三、全教联的建树与冒进 |
| 四、全教联的消退与再议 |
| 五、全教联的毁誉共存 |
| 第四节 教育会的"后三段" |
| 一、教育协会的兴起及冲击 |
| 二、教育会的恢复与调整 |
| 三、成为法人的教育会 |
| 第二章 教育社:以推进教育事业为中心任务 |
| 第一节 教育的"目的之会" |
| 一、地方之会与目的之会 |
| 二、联合而成与扩充而来 |
| 三、教育研究的民间合议 |
| 第二节 业有专攻的教育社 |
| 一、传播"新教育"的共进社 |
| 二、改进中国教育的改进社 |
| 三、发展职业教育的职教社 |
| 四、推动儿童教育的儿教社 |
| 五、促进社会教育的社教社 |
| 第三节 教育社的事业 |
| 一、对内的交流与向外的传播 |
| 二、实现和未克实现的教育丛书 |
| 三、拓宽了教育实验的范围 |
| 四、与国际教育组织的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 一、应对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之产物 |
| 二、由联合办事处至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 三、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之解散 |
| 第三章 教育学会:以开展教育学术研究为重点 |
| 第一节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考 |
| 一、别有隐情的成立 |
| 二、三重的成立动机 |
| 三、教育学者的自由结合 |
| 第二节 教育学会的定位及事业 |
| 一、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 |
| 二、教育学会的七项任务 |
| 三、教育学会与教育部的关系 |
| 四、教育学会与编译馆的合作 |
| 五、构建中国的教育专业组织 |
| 第三节 中国教育学会的终结 |
| 一、两支教育大军的会师 |
| 二、又一次的教育七团体 |
| 三、中国教育工会的兴起 |
| 结论 |
| 第一节 民治教育研究组织发展的趋势及特征 |
| 一、作为社会组织之一员有五点变化 |
| 二、作为教育组织之一类有五点变化 |
| 三、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亦有五点变化 |
| 第二节 教育研究意识的觉醒与规范之追求 |
| 一、教育合群之道心智为上 |
| 二、追求教育研究的规范性 |
| 第三节 教育研究组织与教育行政机关的距离 |
| 一、辅助机关与咨询机关之间 |
|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中 |
| 第四节 教育建设需契合本国国情的缩影之一 |
| 一、贫困之国的权宜之计 |
| 二、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分析 |
| 三、国民党党营事业概说 |
| 四、研究主题的界定与解析 |
| 五、研究的基础与创新点 |
| 六、论文的基本架构 |
| 第一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缘起 |
| 第一节 从国民党党务经费问题谈起 |
| 一、政党经费概说 |
| 二、国民党党务经费的基本范畴及支用原则 |
| 三、国民党党务经费的来源 |
| 第二节 “以国养党” |
| 一、“以国养党”的政治基础——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 |
| 二、“以国养党”的心理写照 |
| 三、“以国养党”的具体实践 |
| 第三节 从“党员养党”到“事业养党” |
| 一、“党员养党”的提出与具体实践方式 |
| 二、对重塑革命精神的期许与党外批评的因应 |
|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
| 四、宪政实施与党务财政体制变革 |
| 五、宪政实施前景下“事业养党”方针的逐步确立 |
| 第二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筹组兴办 |
| 第一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萌生 |
| 一、革命党人利用党营经济事业的最初设想与实践 |
| 二、“大家都成资本家”——鼓励党员个体经营经济事业 |
| 三、各级党部经营党营经济事业的实践 |
| 第二节 组织调整与基金筹募 |
| 一、党营事业的组织管理者 |
| 二、党费基金的筹募 |
| 第三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一)——国民党的审慎投资与党营经济事业的创办 |
| 一、移花接木——巧夺民营银行为党的金融机构 |
| 二、国民党的贸易公司——树华公司的建立 |
| 三、由地方党营事业而来的安徽农产公司 |
| 四、中统局的党营事业 |
| 第四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二)——价购敌伪资产与中央党营经济事业的大规模兴办 |
| 一、战后接收与资金瓶颈的突破 |
| 二、齐鲁公司暨兴济公司的成立 |
| 三、恒大公司的筹组成立 |
| 四、益华公司及兴台公司的成立 |
| 第三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发展与落幕 |
| 第一节 党营事业体系的有机协调 |
| 一、党营事业体系的建立 |
| 二、党营事业间的协作配合 |
| 第二节 党营事业的经营境况 |
| 一、经营的艰难困境与应对 |
| 二、一定时期内的发展 |
| 三、经营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党营事业的经营模式与市场营销——以齐鲁公司与恒大公司为主体的探讨 |
| 一、产销结合的经营模式 |
| 二、业务推展与市场分析 |
| 三、营销方式的探析 |
| 第四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衰败与落幕 |
| 一、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与党营经济事业走向衰落 |
| 二、战局的根本逆转与党营事业公司的应变 |
| 三、大陆时期党营经济事业的终结 |
| 第四章 党营公司的内部管理 |
| 第一节 股权与经营决策权的探析 |
| 一、股东与股东会 |
| 二、董事与董事会 |
| 第二节 公司的组织管理体系 |
| 一、公司的组织体系 |
| 二、党营企业的当家人——董事长 |
| 三、专门人才的支撑——党营企业的经理人 |
| 第三节 党营企业职工管理探析 |
| 一、党营企业的职员管理 |
| 二、党营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与管理 |
| 第五章 党营公司的“党有、党治与党享” |
| 第一节 党营事业公司的所有权 |
| 一、党营事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
| 二、中央所有与地方所有间的冲突 |
| 三、团营经济 |
| 第二节 党营经济事业与国民党派系关系的探讨 |
| 一、党营经济事业与CC豪门资本的交织 |
| 二、党营事业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
| 第三节、国民党对党营事业的控制体系 |
| 一、组织人事与经营决策权的控制 |
| 二、财务的控制与监督 |
| 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营事业的监察权 |
| 第四节 党企盈余与党务经费供给 |
| 一、党营事业对党务经费的有限反哺 |
| 二、变相的党库通国库 |
| 结语：党营经济事业的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事业养党”的探析 |
| 第二节 介乎于国营与民营之间——企业形态与经济地位的考察 |
| 一、民生主义的实践方式 |
| 二、以民营企业的姿态出现,又具国营企业同样的官方色彩 |
| 三、党企经营及其地位评析 |
| 第三节 以政利党与以党利政——党企与党、政府、社会关系的探讨 |
| 一、党营事业的特权庇护 |
| 二、对国民党政权的维系功能 |
| 三、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期许与社会舆论对“党僚资本”的批判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学科建设进展回顾 |
| 1、课程结构与专业建设 |
| 2、教材建设 |
| 3、师资队伍建设 |
| 4、研究生培养 |
| 5、科研工作 |
| 6、学术交流 |
| 7、小结 |
| 第二部分 对卫生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会——记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原中国卫生统计学会） |
| 1、初创时期(1984-1997年) |
| 2、发展时期(1998年至今) |
| 3、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国后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回顾 |
| 1、郭祖超教授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 |
| 2、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卫生统计学相关教材 |
| 3、卫生部统编教材《卫生统计学》 |
| 4、改革开放后迄今其他一些教材 |
| 5、小结 |
| 第四部分 对医学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 1、第一代人物 |
| 袁贻瑾 |
| 许世瑾 |
| 李光荫 |
| 薛仲三 |
| 郭祖超 |
| 祝绍琪 |
| 高润泉 |
| 倪江林 |
| 郑戈 |
| 杨纪柯 |
| 2、第二代人物 |
| 田凤调 |
| 杨树勤 |
| 李天霖 |
| 张照寰 |
| 杨建伯 |
| 周有尚 |
| 史秉璋 |
| 丁道芳 |
| 陆守曾 |
| 顾杏元 |
| 金丕焕 |
| 杜养志 |
| 王均乐 |
| 杨瑞璋 |
| 戴旭东 |
| 高玉堂 |
| 王仁安 |
| 何大卫 |
| 余松林 |
| 周燕荣 |
| 陈启光 |
| 方积乾 |
| 苏炳华 |
| 孙振球 |
| 3 、小结 |
| 第五部分 总结 |
| 1、学科建设 |
| 2、人才培养 |
| 3、校际合作 |
| 4、一点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目录 |
| 中国统计发展简史(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10）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一) 近代体育社团研究概况 |
| (二) 中华体协研究概况 |
| (三) 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四、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中华体协的成立及其演变 |
| 一、中华体协成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 (二) 民族危机笼罩下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
| (三) 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与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 |
| (四) 中国体育人才的成长和推动 |
| 二、中华体协的发展演变 |
| (一) 萌芽期(1910-1924) |
| (二) 发展期(1924-1937) |
| (三) 停滞期(1937-1941) |
| (四) 复会期(1941-1945) |
| (五) 恢复重建期(1946-1949) |
| 第二章 中华体协的治理结构 |
| 一、中华体协的组织结构 |
| (一) 会员制度 |
| (二) 组织形态的演变:从董事制到理监事制 |
| (三) 领导群体分析 |
| 二、中华体协的运行机制 |
| (一) 议事制度 |
| (二) 内控机制 |
| 第三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内传播 |
| 一、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大众传播 |
| (一) 编辑、出版体育刊物 |
| (二) 编译、撰写体育着作 |
| (三) 放映体育电影 |
| 二、中华体协与体育的群体传播 |
| (一) 开展体育巡回表演 |
| (二) 举办体育讨论会和体育演讲 |
| (三) 举办体育讲习会和培训班 |
| 三、中华体协与体育的人际传播 |
| (一) 联络社会各界名流 |
| (二) 派遣体育指导员 |
| 四、中华体协的体育观 |
| (一) 对体育内涵的理解 |
| (二) 对体育精神的阐扬 |
| (三) 对体育功能的解读 |
| 第四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空间的拓展 |
| 一、体育空间扩散:由学校推及社会 |
| (一) 成立各种体育联合会 |
| (二) 组建各地分支会 |
| 二、体育空间迁移:由东部走向西部 |
| (一) 西部地区分支会陆续建立 |
| (二) 西部地区体育赛事兴起 |
| 第五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赛事制度的确立与规范 |
| 一、制定统一的赛事规范 |
| (一) 制定运动竞赛规则 |
| (二) 制定业余运动原则 |
| (三) 审订各项运动记录 |
| 二、推动体育设施建设 |
| (一) 建设体育场地 |
| (二) 推动国产体育器材的创制和发展 |
| 三、构建多样化的赛事类型 |
| (一) 多层次的赛事格局 |
| (二) 多元化的赛事目的 |
| (三) 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 |
| 第六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慈善活动的开展 |
| 一、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 |
| (一) 社会救济 |
| (二) 同业救济 |
| (三) 抗战募捐 |
| (四) 赞助卫生、教育事业 |
| (五) 赞助体育事业 |
| 二、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方式 |
| (一) 举办体育慈善比赛 |
| (二) 举办体育慈善拍卖 |
| (三) 设立体育基金 |
| 三、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与影响 |
| (一)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 |
| (二)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际交往 |
| 一、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
| (一) 参加远东业余体育协会 |
| (二) 融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
| (三) 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二、主办及参与国际体育赛事 |
| (一) 主办及参与综合性国际运动会 |
| (二) 主办及参与国际单项锦标赛 |
| 三、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 |
| (一) 走出去:派遣体育专家、运动队出国考察与交流 |
| (二) 引进来:邀请外国优秀运动员、体育专家指导体育 |
| 四、中华体协国际交往之透视 |
| (一) 推动体育进步,融入国际体坛 |
| (二) 展示和重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寻求国际化 |
| (三) 开展体育公共外交,敦睦邦交,促进世界和平 |
| (四) 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电子学会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2]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3]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D]. 张礼永.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4]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J].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 学报编辑论丛, 2002(00)
- [5]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6]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A].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 学报编辑论丛（第十集）, 2002
- [7]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D]. 孔祥增. 南京大学, 2011(08)
- [8]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D]. 沃红梅. 南京医科大学, 2013(02)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10]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D]. 陈明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