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图书馆宋版书叙录(五)（论文文献综述）
赵嘉[1]（2016）在《古籍版本图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顾廷能先生在《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叙》中提到“自杨守敬创为《留真谱》,一书数刻,各抚其形,以便稽览,此言版本而注重於实难验也。若仅闻传本之众多而不获目睹其真面目,则诚有释氏所谓实山空返之憾也。故害影事业尤为从事目录学者当务之急。自《留真藉》问世以来,古籍版本图录诞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产生了为数众多、种类不一的古籍版本图录。学术界目前只对其中个别的几部版本图录做了简单的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划分了古籍版本图录的种类和发展阶段,但往往是参照了封其他种类目录的分类法,并没有反映出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规律,主要原因在于对此类着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未能形成点面结合的研究系统本文充分利用华束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古籍版本图录及相关资料,搜集到出版自1901年至2014年的古籍版本图录85种。在吸收借鉴学术界多年来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结合文献原典的实际情况,努力做到考据出於对事实的梳理,义理源自封考据的概括,写成本文。通过对古籍版本图录百年以来发展史的概括,揭示出我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规律。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第一,学术界对古籍版本图录的定义见仁见智,并不相同。本章通过梳理学界对古籍版本图录的认识过程,总结出共识,在此基础上对古籍版本图录加以定义。第二,从宏观上概括古籍版本图录的历史发展状况,对其加以分期及划分种类。第三,又特别封古籍版本图录的构成要素“图”、“录”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以体现出二者对古籍版本图录在种类上的影响。第四,通过举例说明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功用。第二章：初创期。第一,本章先对古籍版本图录的滥觞——《留真藉》进行重新定位,该书与《日本访书志》、《经籍访古志》是紧密联系的,本文从这一角度明晰了《日本访害志》的版本问题,同时也对《留真谱》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第二,封《寒云书影》、《云间韩氏藏书目录》这两部明显带有1《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叙》.《民国丛书》第5编第100册。古籍版本图录萌芽特点的目录,主要在其成书背景上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受到当时版本学发展水平的影响,还根据存世文献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判断。第三,对《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盋山书影》、《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在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古籍版本图录,本文的侧重点则在於分析成书的过程、编目思想以及与各自所依据的传统版本目录作比较,以说明古籍版本图录独有的特点。对其中不足的分析则是为了指出其受到时代影响的局限性。第四,陶湘所编两部版本图录在编写角度和方法上与以上着作不同,封其研究有助於全面总结这一时期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第三章：发展时期。第一,《明代版本图录》是古籍版本图录进入发展时期的标志,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该书的成书经遇、编目思想以及时代特点造行研究,其中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族认识。第二,《“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作为台湾学者最早编写的两部书目,在接续上一个时期版本图录特点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大陆学者所编写的版本图录存在明显不同,有些更是成为一种“基因”被日後台湾的版本图录所继承,因此对这两部图缘的研究主要在其特点形成的原因及特点自身上。第三,《中国版刻图录》是我国考证型古籍版本图录的巅峰之作,但受印数不多等各种原因的影响,造成以往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将其视为考证相网版本的权威依据。本文则从整体上将孩书在继承与发展方面的特点作为重点,特别是通过其对宋元本与明清本解题的差异比较来说明该书的不足,反映出当时版本学的发展特点。第四章：成熟期。第一,《“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中首次出现了不同於前两时期的新书志体型解题,成为这一时期的划分依据,本文通遇分析这一髓例的特点及与前人理输相通之处,貌明这一燮化是版本学发展的必然。第二,《宋版书特展目录》是台湾学者对《中国版刻图录》的模仿,虽有局部改良,但本收却较为集中地体现出该地区在古籍版本图录编写上所存在的一些积习,本文对此结合事实证据加以说明,用意在於规范版本目录的编写,使其健康发展。第三,《“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是台湾地区较为出色的版本图缘录本文通过对其特点的分析,说明该书是一部采用了新书志体型解题、以上一个时期版本观念为指导思想而编成版本图录,带有过渡的痕迹。第四,《清代版刻一隅》、《清代版刻图录》则是从编写方法和编目思想上都明显与前两个时代不同的版本图录,这也是古籍版本图录成熟的体现之一,本文通过两书在体例的特点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本文还举例说明了《清代版刻图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分不开的。第五章：日本学者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研究。日本学者从事汉文古籍版本的研究由来已久,杨守敬的《留真谱》便是受到了日本学者森立之所编《留真谱》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初至本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先後编写了几十部与汉文古籍相关的古籍版本图录,而其中绝大多数为日文,至今国内对此少有翻译和研究。通过对其中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版本图录进行介绍和研究能够为我们今後古籍版本图录的编写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将这一章作为我国古籍版本图录的比较、补充,将其置於我国古籍版本图录发展史之後。第一,本文在日本学者编写版本图录上的条件上与我国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作比较,以说明前者拥有优越的条件。第二,在日本学者九十余年所出版的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中遴选出考证型、赏鉴型版本图录共九种,重点在於对考证型的分析研究,以说明日本学者在当时的汉籍版本研究中所取得成就。第三,透过表象来分析日本学者所编写的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的不足及根源,这些古籍版本图录在整体编写水平及着录对象上基本与我国发展时期的古籍版本图录大体相当。第六章：馀论。指出现今古籍版本图录所存在的问题,并对版本图录在今後的发展做出展望。总之,古籍版本图录是对传统版本目录学的继承和发展,它诞生于传统版本目录学式微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藉助於新的技术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和发展,古籍版本图录近百年的发展史也反映出我国傅统版本目录学的一些特点。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学术史意义,将古籍版本图录个案放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学科学术史背景中讨论该版本目录的特点、成就和不足,从而揭示出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规律。
孙蕴[2]（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王璐[3]（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指出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祝平凡[4]（2019）在《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中叶以后,线装书成为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制,而视书籍为艺术品的观念也在此期得到发展。至民国时期,中国书籍制度发生巨变,西式装帧逐渐占据主流。但在此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有识之士从容面对,并维护中国传统中的一脉书香,出版了大量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线装书。本文以其中的代表人物陶湘、鲁迅、郑振铎、周叔弢和吴湖帆等为例,讨论了这一时期线装书中的精品制作,以及书籍之为艺术的观念。
田建平[5]（2012）在《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旨在对宋代书籍出版业作出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与解读，揭示其物质、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主要基于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环境与新趋势，借鉴并采用诸如计量史学、书籍史、阅读史、心灵史、比较史学、文化史等史学理论及方法，试图对研究客体作出整体及微观二方面结合的新的学术关照及探讨。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及书籍的大量生产，促进了中国以往一切知识的聚积、提炼、区分和推广，促进了宋代全部的精神生产及精神生活，开启了对传统经典多重诠释的自由之风和主观之风，从而形成了宋代精神、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多元化、多样性与新意义的生成。宋版书籍是整个宋代精神、生产、知识、思想与文化资源的印刷文本时代之意义客体。宋代出版业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宋代出版业是中国雕版印刷的经典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刷印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的机构、组织及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政府出版、民间出版、私人出版、书院出版、寺院出版、道观出版呈现为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既展现出各自丰富的出版生态，又共同构建出宋代国家出版的整体格局。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意识、文化、教育、技术诸社会要素以印刷书籍此一大众媒体为新载体而讯息化。宋代社会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宋代雕板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为现实。这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宋代书籍雕板印刷术取代了过去的手抄复制生产方式而成为图书生产的主流技术——主要生产方式。雕版印刷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史料表明：一般而言，雕板书籍与手抄书籍成本之比其概率约为1﹕10，书籍出版生产力明显提高。宋代商业资本在整个书籍出版业中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非常活跃的经济因素。即使是中央政府书籍出版，也不失明显的封建国家商业色彩。宋代书籍出版，依其出版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起伏状况，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宋初至真宗朝为奠基时期、真宗朝至北宋末为发展时期、南宋初期为恢复时期、南宋中后期为兴盛时期。宋代雕版技术之于书籍生产的广泛应用，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秦朝“书同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媒介革命”，使宋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媒介生产力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知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进入了标准化时期，从而深刻改变并塑造了宋朝的精神世界，确立了一种基本的精神生活方式。宋代是一个媒介密集与媒介差异空前突出的朝代。媒介发达超越前代，而雕板书籍的凸显则使其他媒介成为了相对次要的媒介。雕版书籍的广泛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媒介共生共振的。所有这些媒介，共同构成了宋代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互相密切联系。雕版书籍作为一种新媒介，不仅使得宋代朝廷获得了传播皇权文化的强大工具，而且也使得宋代文人获得了理解文化、创造文化与传播文化——形成文人精神文化世界无比活跃性、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魔方”，而这一切均得自雕版印刷术神奇的传播功能。民间力量也借此传播民间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形成“合唱”，和谐之中有对抗，管制之下有抗争。总之，宋代的话语——不管是皇权的、宫廷的、官方的，还是文士的、商人的、民间的，都以一种印刷媒介的方式——在此种媒介的自由导性之中绽放。纵观人类媒介史，其实就是一部媒介科技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发生重大的进步。雕版书籍不仅是宋代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媒介，而且也是宋代诸传播媒介中的主导媒介。宋代书籍出版本身即是“宋近世”的一大显着标志。既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也是媒介进步的标志，更是文化乃至文明演进的标志。宋代兴盛的书籍出版，促成了宋代社会广义文化意义上的整一。这种文化及其意义生产的新主流方式为前所未有，实属开创而贯通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印刷技术及“西学”输入中国之际。宋代土地私有制、租佃制、劳动者人身权利的相对解放与自由、新质化的城市及其繁荣、广义上的商品农业、商业的发达、货币化、文化的解放以及精神世界中疑古与思想自由之并举、对自然的探索与思考……凡此种种，其社会所积聚之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不独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及技术，而且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创作、劳动与消费之主体。一言以蔽之，宋代书籍出版蕴含了宋代近世之所有意义，而为其文化之表征。宋代书籍出版自然就是宋学的题中必有之义。因为宋代书籍出版乃是宋代科技、思想与学术文化等文化要素共同演进的结果。宋代观念形态的文化，均因书籍出版而得以传承。无论是在媒介史意义上，还是在书籍功能及书籍传播意义上，雕版书籍——书籍出版均具有最为显着的文化意义。雕版书籍之物理形态固然是一种文化，而其生产的诸环节（写作、编撰、交流、版本比勘、校对、书写、设计、刻印、阅读、传播、反馈）亦是文化无疑。例如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宋代新儒学，无论是荆公新学的主要着作，还是蜀学，特别是理学的主要着作，都以雕版生产方式而得以出版并广泛传播。宋代书籍出版（印刷术）应是宋代真理学的标志之一。具体而言，主要是其物理之学的标志之一。宋代书籍出版不仅本身即是宋学的构成要素，而且极富价值地生产、创造并传播了宋学的文本意义，从而以其媒介功能建构起了宋学的意义世界。宋初诸帝以最高统治者的特殊身份，充分认识到了雕板印刷术的技术优越性及其先进的出版价值，以其高度的媒介素养及政治敏感及时掌控国家书籍出版这一新型而强大的媒介工具及其权力，在御制出版事业上加以利用，出版了佛经及正史书籍，基本上确立了雕版书籍的主流出版方式，从而赋予了雕板书籍出版以完全的政治形态及最高权力品格，这就为雕板书籍在全国的广泛出版作出了最高示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是御制出版的奠定时期，终宋之世，愈益辉煌。国子监是直接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统治与皇权意识的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是宋朝的御用出版机构或皇家出版机构。国子监也是宋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体现了宋朝的国家出版政策及出版意志，是宋朝政府出版的中枢和典范。宋朝在其法律框架内，已经运用国家政权、法律以及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实施治理。宋朝已经形成了从版权及版权保护观念、法律申诉、依法断案、判决与执行乃至民间协调等一系列的版权保护程序。书籍出版业（特别是其印刷业）成为了宋代一种新型的产业——文化产业部门，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对宋朝之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国家税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宋代在书籍出版商业化、出版政治化、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及实践、民间出版自由、出版权益与版权保护、出版体制及类型化出版诸方面均作出了体系化、社会化的历史建树。宋代书籍出版业对宋代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经济上，成为了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并且带动了相关印刷材料产业的发展。文化上，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活跃文化气氛，推动宋代文化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化上，宋代书籍出版构建了完整的宋代文明之意义世界。教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巩固了科举制度，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且造成了社会性的学习环境。宋代书籍出版业主要的历史局限有二：其一是自然科学类书籍出版“短缺”。其二是出版技术改进（创新）“短缺”。300余年，雕版技术没有真正的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也只是“灵光一现”。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近代西方机械化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并迅速促使雕版技术“寿终正寝”为止。宋代书籍出版业显然亦未能摆脱中国封建体制设定的结构性“桎梏”，反而更加强化了此一体制。技术守旧心理及其技术政治体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历史证明，雕版技术在必要的历史时间段内因未能及时创新而蜕变为了一种落后的出版技术。
刘勇[6]（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张玄[7]（2017）在《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影响,笔记体小说被长期忽略,大量作品被排除在小说研究之外。而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又缺乏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理论方面的探索。在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成就,前不及唐、宋,后不如清代,是一个“成就不高”、“地位尴尬”的发展阶段。事实上,明代笔记体小说不但总结了唐、宋笔记体小说发展成果,还对清代笔记体小说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而在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中,中前期显得较为沉寂,随着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转变,晚明时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作品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观念、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而发达的出版业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代笔记体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了解明代笔记体小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文体与文献研究并行。下编为《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对现存的晚明笔记体小说作品进行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发掘新作品、新材料。《叙录》分为作家、着录、版本、内容四个部分。考证作家生平事迹,介绍作品着录情况。标注版本,尽可能的搜罗每部作品的所有版本,详细着录版本信息,并加以研究。内容方面,辑录作品序跋,前人题识。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展开上编文体理论的研究。首先,明确笔记体小说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梳理并思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客观、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考索晚明笔记体小说观念,解决什么是笔记体小说以及笔记体小说有何文体特点,进而对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成书、编撰者等基本问题进行归纳研究,揭示其内在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对晚明笔记体小说在传播中出现的禁毁、评点、插图、增补与摘录等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凸显其独特价值。晚明笔记体小说在文体方面,既有继承,也存在一定新变,对于这些新的文体特点,本文将采取宏观分析结合个案研究的方式,力图完整的呈现出其在叙事、语言、体制等方面的特点。最后,总结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及其在笔记体小说史中的过渡意义,并客观的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和缺陷。本论文在避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使研究贴近文献,从晚明笔记体小说文献中来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理路,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探讨。既有从小说史的宏观角度对晚明笔记体小说进行观照,也有从具体作品出发,来做“以小见大”式的研究。籍此,来管窥明代笔记体小说的发展演变及其独特价值。
马培洁[8]（2012）在《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文中指出鲍廷博是清代乾嘉时期藏书家的杰出典范,一生致力於书籍的收藏、校勘和刊刻,为古代文献的传播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中国古代藏书史、出版史,乃至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云:"然则吾人敢为一言,即吾人欲明清学之所以盛者,虽知其由多端,要不能与藏书之盛漠无所关。" ①陈氏之言正中肯綮,清代的藏书活动大力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知不足斋藏书宏富,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鲍廷博即命长子鲍士恭上呈家藏善本书籍七百余种,多为宋元旧本、校勘精本,为《四库全书》的纂修积极出力。在收藏大量典籍的基础上,鲍廷博刊刻了如《名医类案》、《陶说》、《岭云诗钞》、《庚子销夏记》和《古今姓汇》等一批单刻本,刊刻精美,纸墨俱佳,是清代版刻中代表一时风气之作。其用一生心血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收书二百余种,均为有益世道,有资考证之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巾箱小本,独具特色,是私家刻印丛书的精品。《丛书》自陆续刊行以来,风行海内外,影响较大,好评不断,当时众多名家竞相仿效,使辑刻丛书成为一时风气。其中刊刻的从海外访求的五种中土久佚的书籍,不仅为古籍的回传不懈努力,而且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鲍廷博一生为书籍的收藏和刊刻倾尽家资,他为古代珍本文献的保存和传播所作的卓越贡献,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在借鉴前人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中尚未涉及,或已有所涉但深度远远不够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对鲍廷博着述《花韵轩咏物诗存》的版本作了全面的比勘,指出八千卷楼本比已影印出版的中山大学藏本多收录二十三首诗歌,且文字多优,版本价值更高;依据多种文献辑录了为知不足斋刻书的刻工姓名,彰显了这一群体在知不足斋刻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上图藏《诗传注疏》刊刻底本保存的鲍廷博手书的刻书费用清单,是清代出版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国图藏鲍廷博抄本《一角编》保存的鲍廷博画像,以及众多名家手识、像簧,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也是用力最多的部分,是利用寓目的各大图书馆藏善本,各种藏书志的间接记载,以及现有研究成果,通过抽样校勘,对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总目》稿本未曾交代的七十二种书籍刊刻底本的考察。笔者独立考察出的底本有五种,考察出底本源自何本的有五种,根据交游情况判断的有三种,考察出底本和校本收藏地的有三十六种借鉴前人成果并考察後认为结论可信的有九种,根据《丛书》跋文和版心等信息直接作出判断的有十四种。对刊刻底本和校本的版本优劣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将寓目之底本与鲍刻本进行校勘,从而判断鲍廷博刻书态度的忠实程度。校勘精审是《知不足斋丛书》古往今来受到学者重视的根本所在,因而校勘研究亦是论文重点之一。笔者以南图藏《归潜志》、《吹剑录外集》刊刻底本为例,从第一手的最为迫近鲍廷博校勘实践的材料出发,通过细致讨论,总结其校勘的方法、原则及特点,并发现一条鲍廷博以意补字的实例,客观指出其校勘中偶而背离校勘原则的做法。并以《知不足斋丛书》本《石刻铺叙》末的鲍廷博校勘记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对其校勘予以全面考察。《丛书》的刊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鲍廷博在初次刊刻印行後,挖改了一些书籍的板片。本文通过大量对比《丛书》初印本与後印本,指出两者存在的褚多差异,认为以後印本为优。尤以国图藏两种鲍廷博、吴骞校勘《金楼子》的稿本入手,指出《丛书》印行之後一再校改之事实,对鲍廷博校勘和刻书时孜孜以求的态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知不足斋丛书》保存的大量随文校勘记、考订案语,附录的存疑、附订、校补,无一不显示出这部丛书精於校雠的特点,藏书家和乾嘉学者的双重校勘群体保证了丛书的较高质量。对鲍廷博生平的研究,刘尚恒《鲍廷博年谱》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调查所获得的新资料,以及旧资料的重新解读,对刘氏《年谱》进行了一些订正和补充。笔者还通过寓目的各大图书馆珍藏的稿本、抄本,以及各种藏书志等多种文献,辑录了鲍廷博及其後人撰写的题跋六十篇,可补季秋华《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之不足。目前研究涉及鲍廷博刊刻《永乐大典》辑佚书者较多,笔者主要从鲍廷博与四库馆臣、乾嘉学者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获得《永乐大典》辑佚书副本的途径,进而对鲍廷博的辑佚学贡献作了探讨。《宛委别藏》是清代着名学者阮元编抄的一部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收录的十种书籍亦见载於阮氏《别藏》,笔者通过版本的比较,考察了宛委本的底本及相关问题,从而肯定了鲍刻本的版本价值。在考察鲍刻本的刊刻底本时,还考察出两种四库本的底本,并对《四库全书总目》着录进呈者的问题亦有考订,这对考察知不足斋藏书总量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本文还以《曲洧旧闻》为例,对"鲍刻六种"和鲍氏四库进呈本的副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本文下编对《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二百余种书籍逐一进行叙录,在各种版本的比较下,尽量凸显鲍刻本的版本价值,并对各书点校整理情沉和优秀研究成果予以述及,为论文上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宁[9]（2014）在《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现代文献编目理论为参照,将研究视角凝聚于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形式、方法和体例,通过对书目基本款目中着录信息的挖掘、归纳与分析,探讨和揭示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根据辑佚资料,对中国古代宋以前已经亡佚的经典目录文献,如《别录》、《七略》、《晋中经簿》、《七志》、《七录》、《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等的着录形式、方法和体例,进行了推测、分析和概括。结合宋以后现存目录的着录面貌,总结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的基本特点并分析了其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在对汉代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汉志》修订《七略》书目题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向歆父子在编撰书目过程中选取文献题名和自拟题名的方法与原则进行了细致研究;对《七略》与《别录》提要之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汉志》“篇卷”和“家”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汉志》中着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着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而《汉志》中的“家”并不以“一行”或“一书”计算,“家”的划分只在父子师徒之间。有直接师承关系的父子师徒（含活动时代相近的宗师与再传弟子）即便各自有署名着作,如无“更张义例,别有发明”的具体记载,原则上也应合为一家。在对魏晋以来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今书七志》的书名及附录构成进行了考证;对《隋志》的参考书目特别是“梁有”书目的来源做了推测分析。针对中国古代“目”和“录”的产生与发展变迁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类书”与“类人”体例皆发端于《汉志》,而成型于南北朝时期,且“类人”在前而“类书”在后,进而对唐以后两种体例的交替变化、利弊得失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的传录体提要,可能在隋唐以后还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宋元才退出提要体例的主流地位,而其余脉则一直延续到明清。
封树芬[10]（2015）在《汲古阁刻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晋是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家与刻书家,声名远播,贡献卓着。论文以毛晋汲古阁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刻书活动,包括汲古阁之藏书、刻书目录、校勘情况、底本选择、印本先後等方面。全文共六章并一附录,首冠以绪论,以明研究现状。主体部分依次为:第一章介绍毛晋家世生平及着述。利用常熟图书馆藏抄本《汲古阁毛氏家谱》,补充其生平家世。对学界很少关注的毛晋着述进行文献学的考察,着录其作品内容、版本、流传及收藏地等信息,以供参考。第二章论述毛晋藏书,考察其来源及流散,重点研究最具有价值的毛抄本。初步汇编《存世汲古阁抄本目录》,并由此归纳分析毛抄本的特点、价值及影响。另详述毛扆所编鬻书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版本情况,以补前人阙漏。第三章研究其刻书目录,详细介绍并辑补“知而未见书目”及“代刊书目”;利用陶、顾二目分析毛晋刻书类别,结合明末社会背景及学术背景分析其选刊缘由。第四章研究其校勘,运用毛晋手校本诸多案例,分析归纳其校勘方法、内容,并将手校本与刻本相对校,还原校书至刻书的整个过程,研究其校勘改字处理方式,指出清代以来学人所谓的毛刻“好臆改”的观点,实有偏颇,不足为信。并汇编整理《毛氏手校本经眼录》;充分利用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及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考察毛本与诸本异文,具体分析其致误之由,进一步考实毛晋刻书并未如前人所言“舛讹甚多”。第五章考查汲古阁刻本采用底本情况,以《津逮秘书》及毛刻唐人集为代表,考察出毛晋在底本选择上,遵循择善而从的原则,以宋元旧本、抄本及家藏本为主,多为罕见之本。毛氏既不迷信宋本,亦不排斥坊本,而是从实际版本价值出发来选定底本,从而厘清了清人所谓毛晋刻书不据家藏善本而妄改的说法。第六章研究汲古阁本初印本及後印本的情况,略补前人研究之漏,了解毛晋刻书过程及其认真态度,批评了叶德辉称毛晋“亦妄庸者流”的不实之论。当时书坊据汲古阁原版重印及重刻本情况亦作了些汇编及论述。此外,研究清代以来汲古阁本的流传及影响,重点是《四库全书》采用汲古阁本的情况及馆臣对汲古阁本的评价问题。毛晋藏书刻书成就突出,为一时之冠,其刻书方法及思想极大影响後来者,为古籍保存及流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北京图书馆宋版书叙录(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图书馆宋版书叙录(五)（论文提纲范文）
（1）古籍版本图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古籍版本图录的定义 |
| 二、古籍版本图录的分类 |
| 三、古籍版本图录的构成要素及关系 |
| 四、古籍版本图录的特点及功用 |
| 第二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初创期(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 |
| 一、杨守敬《留真谱》 |
| (一) 《留真谱》与《日本访书志》 |
| (二) 《留真谱》的特点 |
| (三) 後世对《留真谱》的评价 |
| 二、袁克文《寒云书影》 |
| (一) 《寒云书影》在我国古籍版本图录中的地位 |
| (二) 《寒云书影》着录简略及选书过少的原因 |
| 三、《读有用书齐古籍目录》、《云间韩氏藏书目》 |
| (一) 《读有用书齐古籍目录》编者曹元忠生平介绍 |
| (二) 曹元忠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和《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 |
| (三) 曹元忠所编韩氏藏书目的最初体例及编写时间 |
| (四) 《云间韩氏藏书目》的体例特点 |
| 附 征订样本三种 |
| 四、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 |
| (一) 铁琴铜剑楼历代楼主及藏弆简介 |
| (二)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体例的形成及特点的发展 |
| (三)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的成书过程 |
| (四)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的体例及特点 |
| (五) 《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存在的不足 |
| 五、柳诒徵《盋山书影》 |
| (一) 编者柳诒徵生平简介 |
| (二) 《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刊》的特殊意义 |
| (三) 《盋山书影》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盋山书影》存在的不足 |
| (五) 《盋山书影》所带来的启示 |
| 六、《故宫善本书影初编》 |
| (一)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的成书经过 |
| (二)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的体例及特点 |
| (三)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存在的不足 |
| 七、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书影目录》、《涉园所见宋版书影》 |
| (一) 陶湘生平及藏书、刻书活动 |
| (二)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书影目录》的编写目的和特点 |
| (三)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的体例特点与学术价值 |
| (四) 《涉园所见宋版书影》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发展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
| 一、潘景郑、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
| (一) 编纂缘起及经过 |
| (二)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当时版本观念的变化 |
| (三)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存在的不足 |
| 二、昌彼得《“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 |
| (一) 编目所据善本图书的由来 |
| (二) 体例特点 |
| (三) 《“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国立中央图书馆”金元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三、赵万里等《中国版刻图录》 |
| (一) 《中国版刻图录》编写成功的原因 |
| (二) 《中国版刻图录》的编写思想 |
| (三) 《中国版刻图录》的体例及特点 |
| (四) 《中国版刻图录》存在的不足 |
| 第四章 古籍版本图录的成熟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
| 一、吴哲夫《“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二、王福寿、张月云《宋版书特展目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宋版书特展目录》存在的不足 |
| 三、吴哲夫《“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 |
| (一) 体例及特点 |
| (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四、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黄永年及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 |
| (一) 赏鉴型版本图录的回归 |
| (二) 《清代版刻一隅》体例及特点 |
| (三) 《清代版本图录》体例及特点 |
| 《清代版本图录》存在的不足 |
| 第五章 日本学者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 |
| 一、日本学者编写汉文古籍版本图录的条件 |
| 二、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举要 考证型 |
| (一) 《善本影谱》三期(第一期十辑、癸酉十辑、甲戌十辑) |
| (二) 《静嘉堂宋本书影》 |
| (三) 《宋本书影》 |
| (四) 《十三经注疏影谱》 |
| (五) 《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 |
| 三、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举要 赏鉴型 |
| (一) 《恭仁山庄善本书影》 |
| (二) 《真福寺善本书影》 |
| (三) 《富罔文库善本书影》 |
| (四) 《图书寮宋本书影》 |
| 四、日本所编汉文古籍版本图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五、启示 |
| 第六章 余论 我国古籍版本图录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 |
| 附录 古籍版本图录经眼录(1901-2014) |
| 参考文献 |
| 专着类 |
| 论文类 |
| 後记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2）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 |
| 第一节 卫湜《礼记集说》的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的版本 |
| 一、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本 |
| 二、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新定郡斋刻本 |
| 三、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刻本 |
| 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四库荟要本 |
| 五、其他明清抄本 |
| 第三节 四库本《集说》的版本价值管窥 |
| 第四节 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与清初学风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记集说》引书研究 |
| 第一节 《礼记集说》引诸家考 |
| 一、唐及以前诸家 |
| 二、宋代诸家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引书体例略考 |
| 一、引宋以前书 |
| 二、引朱熹论着 |
| 三、《集说》征引标准蠡测 |
| 四、《集说》的辑佚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礼记集说》所见汉-宋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集说》在汉-宋经学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原境说礼”:宋儒还原行礼情境 |
| 第三节 “以理说礼”:宋儒注重礼外之意 |
| 第四节 自汉至宋孔子形象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礼记集说》所见宋-清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宋儒与清儒对《礼记》注疏态度之异同 |
| 一、作为清代“考据学”原点的宋学 |
| 二、宋儒、清儒对经典注疏之态度不同 |
| 第二节 宋儒与清儒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之异 |
| 第三节 时代导致的对经典理解的差异 |
| 第四节 《集说》所见宋儒治学粗疏举隅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湜《礼记集说》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后世对卫湜《礼记集说》的评价 |
| 一、“汇辑前修,有资考述” |
| 二、“备列众说,不加论断” |
| 第二节 陈澔与《陈氏礼记集说》 |
| 第三节 郑元庆与《(芷畦)礼记集说》 |
| 第四节 杭世骏与《续礼记集说》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礼记集说》相关序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民国年间的书籍世界 |
| 一、莫里斯的书籍艺术 |
| 二、张元济与陶子麟 |
| 三、蒋汝藻与郭葆昌 |
| 第二章 陶湘及其刻书 |
| 一、陶湘与藏书 |
| 二、刻书与石印 |
| 第三章 鲁迅、郑振铎的《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 |
| 一、国故与利器 |
| 二、寻访与编刻 |
| 三、古物与新董 |
| 第四章 周叔弢的书籍五美与刻书艺术 |
| 一、藏书与五美 |
| 二、刻书与新标准 |
| 第五章 吴湖帆与书籍装潢 |
| 一、书籍的收藏 |
| 二、书籍的装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状况 |
| 二、 预设与创新 |
| 三、 研究范围、理论及方法 |
| 四、 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宋代书籍出版总论 |
| 一、 宋代书籍出版概述 |
| 二、 宋代书籍出版的四个阶段 |
| 三、 宋代书籍出版媒介生态环境 |
| 四、 儒释道三教并举与宋代书籍出版 |
| 五、 唐宋社会变革对宋代书籍出版的深刻影响 |
| 六、 宋学视域中的宋代书籍出版 |
| 七、 宋代对唐末五代书籍出版变革、技术及成就的继承 |
| 八、 宋初三朝确立的读书理念及书籍观 |
| 第二章 宋代书籍出版体制及其生产（上） |
| 一、 中央政府书籍出版体制 |
| 二、 地方政府书籍出版体制 |
| 三、 教育组织书籍出版体制 |
| （一） 书院书籍出版体制 |
| （二） 学校书籍出版体制 |
| 四、 寺院与道观书籍出版体制 |
| 第三章 宋代书籍出版体制及其生产（下） |
| 一、 私家书籍出版体制 |
| 二、 私家出版之个案研究 |
| （一） 朱熹与书籍编撰出版 |
| （二） 廖莹中与书籍编撰出版 |
| （三） 朱熹、廖莹中书籍出版比较 |
| 三、 书坊书籍出版体制 |
| 四、 书坊出版之个案研究 |
| （一） 陈起与书籍编撰出版 |
| （二） 余仁仲与书籍编撰出版 |
| （三） 陈起、余仁仲书籍出版比较 |
| 第四章 宋代书籍发行与贸易 |
| 一、 国内发行与域外发行 |
| 二、 发行方式呈现多元化 |
| 三、 图书价格实现平民化 |
| 四、 牌记广告诉求大众化 |
| 第五章 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价值 |
| 一、 简单经典的设计理念 |
| 二、 朴实直观的基本形制 |
| 三、 古代书籍平装的典范 |
| 四、 规范丰富的版面语言 |
| 五、 精美细腻的书籍插图 |
| 六、 神韵至上的美学特征 |
| 第六章 宋代书籍版权保护 |
| 一、 版权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 版权观念的萌芽 |
| 三、 书籍盗版现象及其他违法行为 |
| 四、 版权保护的法制规范及案例分析 |
| 五、 研究结论 |
| 第七章 宋代书籍出版的地域经济特征 |
| 一、 书籍出版业经济属性之特殊性 |
| 二、 书籍出版业总体分布之不平衡性 |
| 三、 区域分布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致性 |
| 四、 城市分布：京城及蜀浙闽特色产业城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宋版书籍书影选辑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范围的界定 |
| 二、已有研究成果之梳理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上编 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 |
| 第一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观念考索 |
| 第一节 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概观及其整理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序跋的分类及其特点 |
| 三、创作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节、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为研究对象 |
| 一、官修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文渊阁书目》和《内阁藏书目录》为中心 |
| 二、史志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国史经籍志》为中心 |
| 三、私家目录对于笔记体小说的着录——以《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澹生堂藏书目》、《脉望馆书目》为中心 |
| 四、接受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三节、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以晚明笔记体小说出版为研究对象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概况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出版特点 |
| 三、传播者视域下的笔记体小说观念 |
| 第二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分类 |
| 第一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及其特点 |
| 一、传承与创新的交融 |
| 二、中国笔记体小说史中的昙花一现 |
| 第二节 从分类来看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发展 |
| 第三节 晚明笔记体小说分类的意义 |
| 第三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方式: 自撰和杂抄 |
| 一、自撰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二、杂抄类笔记体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成书方式: 集腋为裘和集中写作 |
| 一、集腋为裘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二、集中写作式成书的概况及其特点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方式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的特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命名与文体意识 |
| 四、晚明笔记体小说命名与成书方式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材料的来源 |
| 一、读书 |
| 二、见闻 |
| 三、藏书 |
| 四、稗贩 |
| 第四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来源及其特点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编撰者的编撰动因 |
| 一、广见闻、资考证、益教化、供谈助 |
| 二、居家无聊时的消遣 |
| 三、补史之不足 |
| 四、文献的保存和流传 |
| 第三节、影响编撰者创作的因素 |
| 一、环境 |
| 二、个人经历 |
| 三、学问、出身 |
| 四、职业 |
| 第四节、藏书家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藏书家与笔记体小说关系之概述 |
| 二、晚明藏书家的编撰活动 |
| 三、藏书家对笔记体小说发展的贡献 |
| 余论 |
| 第五节、“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一、明代“博学之风”源流论 |
| 二、“博学之风”影响下的晚明笔记体小说 |
| 三、“博学之风”与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时代特征 |
| 第五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传播研究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禁毁研究 |
| 第二节、晚明笔记体小说评点研究 |
| 第三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研究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类型 |
| 二、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形式和内容 |
| 三、晚明笔记体小说插图的特点 |
| 余论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的增补与摘录 |
| 第六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性 |
| 第一节、晚明笔记体小说文体的自觉与多元化 |
| 一、文体认知的自觉 |
| 二、理论的自觉 |
| 三、文体的多元化 |
| 第二节、清真隽永: 独树一帜的小品体语言风格 |
| 第三节、叙事的张力: 传承创新的《续耳谈》 |
| 第四节、晚明笔记体小说体制的新变 |
| 一、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丛编与类编 |
| 二、辑稗为史: 《名山藏广记》的纪传体体例 |
| 第七章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价值和地位 |
| 第一节、钩沉历史: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献价值 |
| 第二节、考镜源流: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理论价值 |
| 第三节、传承开拓: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
| 第四节、承前启后: 晚明笔记体小说的过渡意义 |
| 结语 |
| 下编晚明笔记体小说知见传本叙录 |
| 凡例 |
| 志怪 |
| 杂事 |
| 杂录 |
| 谐谑 |
| 小品 |
| 说丛 |
| 说汇 |
| 存目 |
| 附录: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晚明笔记体小说订补 |
| 参考文献 |
| 樱桃河忆往(代后记)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8）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鲍廷博生平及学术活动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问题展望 |
| 第二章 鲍廷博着述研究 |
| 第一节 鲍廷博着述考 |
| 第二节 鲍廷博《花韵轩咏物诗存》版本评述 |
| 第三章 鲍廷博刻书研究 |
| 第一节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 |
| 第二节 鲍廷博与《永乐大典》辑佚书研究 |
| 第四章 《知不足斋丛书》校勘研究 |
| 第一节 《知不足斋丛书》校勘述略 |
| 第二节 从《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看鲍廷博的校勘——以南图藏《归潜志》、《吹剑录外集》为例 |
| 第三节 《石刻铺敍》鲍廷博校勘记研究 |
| 第四节 《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後印本的差异 |
| 第五节 印行之後一再校改的代表——《金楼子》 |
| 第五章 《知不足斋丛书》刊刻底本及校本考 |
| 第一节 刊刻底本及校本考(上) |
| 第二节 刊刻底本及校本考(下) |
| 第六章 鲍廷博知不足斋书事丛考 |
| 第一节 《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补遗 |
| 第二节 《鲍廷博年谱》订补 |
| 第三节 鲍廷博抄本《一角编》与鲍廷博画像 |
| 第四节 《宛委别藏》与《知不足斋丛书》同收书版本考 |
| 第五节 《四库全书》底本及进呈本考 |
| 第六节 鲍廷博知不足斋研究二题 |
| 结语 |
| 下编 《知不足斋丛书》子目叙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花韵轩咏物诗存》 |
| 附录二 论文书影 |
| 後记 |
（9）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着录释义与研究范畴 |
| 一、着录释义 |
| 二、研究范畴 |
| 第二节 现、当代“古代书目着录”研究综述 |
| 一、古代书目中的书名着录 |
| 二、古代书目中的责任者着录 |
| 三、古代书目中的篇卷着录 |
| 四、古代书目中的版本若录 |
| 五、古代书目中的提要及其体例 |
| 六、古代书目中的“互着”与“别裁” |
| 七、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本文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到两汉: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开端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献的时代特点 |
| 一、载体形式上的简帛兼用 |
| 二、图书流传中的单篇别行 |
| 三、文献书名与责任者信息的大量缺失 |
| 第二节 《七略》和《汉志》的书名与责任者着录 |
| 一、《汉志》修订《七略》书名之考证 |
| 二、《七略》的书名着录 |
| 三、《七略》的责任者着录 |
| 四、《七略》书名与责任者着录的顺序 |
| 第三节 《七略》与《汉志》的篇卷着录 |
| 一、两汉目录中的“篇”“卷”概念 |
| 二、《七略》和《汉志》中的“篇”、“卷”着录方法 |
| 第四节 《别录》叙录、《七略》提要与《汉志》附注的着录 |
| 一、刘向《别录》之叙录 |
| 二、刘歆《七略》之提要 |
| 三、《汉志》之附注 |
| 第五节 《七略》和《汉志》中“家”的概念与统计方法 |
| 一、“家”的概念分析 |
| 二、“家”的统计方法 |
| 第三章 魏晋到隋唐: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体例的确立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目录的着录特点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目录与宗教目录的着录特点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隋书·经籍志》的着录特点 |
| 二、《古今书录》与《旧唐志》的着录特点 |
| 第三节 提要体例的分化:传录体的兴起与延续 |
| 一、传录体提要的兴起及其社会原因 |
| 二、传录体提要的内容特点与结构形式 |
| 三、传录体提要的历史延续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宋元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与融合 |
| 一、《崇文总目》与《新唐志》: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 |
| 二、宋元目录对“类人”与“类书”着录体例的选择与融合 |
| 三、南宋私家目录书中的版本信息着录 |
| 第二节 宋元书目提要体例的完善与发展 |
| 一、叙录体提要的改进与完善 |
| 二、辑录体提要的酝酿与定型 |
| 第三节 郑樵“书目着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
| 一、郑樵的“书目着录”理论研究 |
| 二、郑樵的书目着录实践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与规范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一、明代书目着录项目的增加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书目提要与注释 |
| 一、明代目录:叙录体的衰落与注释体的兴盛 |
| 二、清代目录:叙录体的巅峰与版录体的兴起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一、明代书目着录方法的进步:以祁承(?)为例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第六章 结论: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特点及对当代之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目的着录特点 |
| 一、以“辨考”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现 |
| 二、以书名为核心着录要素 |
| 三、着录体例之分化缘于不同的书目类型需求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 |
| 一、古代“辨考”思想与当代FRBR理论的融合 |
| 二、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确定当代古籍编目着录单位的启示 |
| 三、中国古代目录之书序在当代书目系统中的定位 |
| 四、中国古代书目责任者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规范控制之影响 |
| 参考文献 |
| (一) 史料部分 |
| (二) 专着部分 |
| (三) 论文部分 |
| 致谢 |
（10）汲古阁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毛晋生平与着述 |
| 第一节 毛晋家世生平及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毛晋着述考 |
| 第二章 毛晋藏书 |
| 第一节 汲古阁藏书来源及流散 |
| 第二节 汲古阁抄本 |
| 第三章 汲古阁刻书书目 |
| 第一节 《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版本述略 |
| 第二节 陶湘“知而未见书目”考 |
| 第三节 毛氏代刊书目 |
| 第四节 毛晋刻书之类别与特点 |
| 第四章 汲古阁校勘研究 |
| 第一节 校勘者 |
| 第二节 校勘示例 |
| 第三节 毛氏手校本经眼录 |
| 第四节 毛晋校勘方法及内容 |
| 第五节 校刻改字问题 |
| 第五章 汲古阁刻书采用底本情况 |
| 第一节 《津逮秘书》底本考 |
| 第二节 《津逮秘书》本与《秘册汇函》本 |
| 第三节 汲古阁本唐集底本情况 |
| 第六章 汲古阁本之刻印与流传 |
| 第一节 汲古阁本之刻印 |
| 第二节 汲古阁本与《四库全书》 |
| 结语 |
| 附录 毛氏题跋拾遗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北京图书馆宋版书叙录(五)（论文参考文献）
- [1]古籍版本图录研究[D]. 赵嘉.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2]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4]书籍之为艺术—民国时期的线装书[D]. 祝平凡.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5]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D]. 田建平. 河北大学, 2012(05)
- [6]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7]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D]. 张玄.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8]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丛书》研究[D]. 马培洁. 南京大学, 2012(07)
- [9]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D]. 曹宁. 南京大学, 2014(05)
- [10]汲古阁刻书研究[D]. 封树芬.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