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润来源于两条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王薇[2]（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李刚[3]（2021）在《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境保护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任务。多年来,政策一直鼓励养殖户积极参与环境保护,鼓励减少废弃物排放,鼓励养殖户增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意识。虽然环境保护工作从未停息,但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产生的废弃物越来越多,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牢牢坚守生态与发展这两条底线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制定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不断提高环境规制的推广效率,增强养殖户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引导养殖户参与环境保护。当前中国水禽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是水禽废弃物的产生量也成为了世界第一,废弃物排放量在不断增加,污染物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虽然可以依靠环境规制来限制水禽污染物排放,但是这些规制对于小规模养殖户而言,规制的推广和执行效率并不高,养殖户的配合意愿得不到提升。因此,提升水禽养殖户处理废弃物的积极性,是当下整个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肉鸭存、出栏总量超过了整个水禽存、出栏总量的85%,所以本文主要以肉鸭养殖户为线索研究水禽排泄物的处理对策,探讨如何提高肉鸭养殖户废弃物规范化处理意愿,进一步规范肉鸭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再通过分步分析,将组织化程度、养殖技术效率、养殖纯收入、环境规制、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等关键指标结合起来,通过系统的逻辑分析后构建出这些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步讨论肉鸭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的有效策略。在文献梳理和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第三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去估算水禽产业的生产效率及时空分布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分析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状况。运用排泄系数法从揭示污染现状的角度估算了肉鸭乃至整个水禽产业粪便排泄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养分含量及资源量,并从时空分布视角开展变化规律分析;第四章结合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法（SFA）和Cobb-Douglas（C-D）生产函数估算肉鸭的养殖技术效率,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为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检验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的作用;第五章基于肉鸭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视角,运用O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在不同的组织化程度下养殖户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第六章首先借鉴中介效应模型对技术效率和纯收入进行三阶段Sgmediation检验,其次展开中介效应Sobel检验,最后进行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基于意愿与行为分析,检验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在组织化发挥作用时的中介效应;第七章选择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分别用交互项调节和分组调节方法检验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对环境规制行为规范效率的调节作用,并针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实施和推广主体对养殖户接受意愿的影响展开对比,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提升养殖技术效率和增加养殖纯收入去正向作用于废弃物处理行为;第八章系统梳理了前文的研究内容,并阐述了各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最后以结论和建议的方式分析了全文的研究结果。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肉鸭产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明显,废弃物处理不当现象普遍存在。肉鸭及整个水禽产业的生产布局总体为“东退西进,北向南移”。整个产业受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肉鸭废弃物排放量会随着养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肉鸭粪便中含有大量固液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且含有大量植物所需养分,但是养分资源量占比并不高,需要不断探索提升养分资源利用率的策略。（2）组织化程度越高,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越高,对养殖户行为的作用越强,越有利于引导养殖户参与废弃物处理。公司加基地、公司加农户、养殖大户和普通散户模式的养殖技术效率分别为0.9296、0.9231、0.9188和0.8992。技术效率均值的排序为“公司加基地>公司加农户>养殖大户>普通散户”。说明组织化程度越高,肉鸭养殖技术效率越高。雇工投入、自用工投入、饲料及其他生产资料投入在普通散户组中均呈现出显着正向的影响规律,且均高于其他组的影响程度。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后,发现养殖户选择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公司加基地模式,能显着提高养殖技术效率和养殖纯收入,从而作用于养殖户行为。（3）肉鸭养殖户的环境风险认知存在显着差异,不同组织化程度下的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与行为有显着影响。通过分析,不同特征的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认知存在显着差异。进一步分析认知对废弃物支付意愿和处理行为的影响后,发现肉鸭养殖户的水污染认知、受处罚的认知、健康影响程度认知、养殖模式和养殖经验、对空气污染程度的认知、养殖场所废弃物对周围的民众影响程度的认知、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知、行为决策者性别等指标分别与养殖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和处理行为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提高组织化程度能显着调节环境风险认知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的积极性。（4）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在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与行为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显着。通过中介效应三步法分析得出结论:肉鸭养殖技术效率和养殖纯收入分别通过了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同时通过了部分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最后通过了放宽假设前提的Bootstrap检验,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的中介效应显着存在。说明养殖户提高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有利于促进组织化程度提高,从而实现促进养殖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和处理行为正向发展的目标。综合分析后进一步发现组织化程度与养殖技术效率、养殖纯收入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5）组织化程度、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在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与行为的调节作用显着。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后结论为:组织化程度、养殖技术效率、养殖纯收入对废弃物处理行为有显着影响,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之间存在相互调节关系。组织化程度、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对环境规制意愿引导效率和行为规范效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调节作用,且这些变量对衡量环境规制效率的指标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说明组织化程度、养殖技术效率和纯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的积极性和处理行为的规范性。（6）对比规制实施主体的规制推广效率,公司推广效率显着高于政府推广效率。组织规章制度对废弃物处理支付意愿和处理行为的作用方向均为显着正向,相较于政府推广,组织化程度、技术效率和纯收入对公司推广的废弃物处理行为规范制度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显着。进一步说明养殖户参与组织合作后,养殖户对公司制定和推广的废弃物处理行为规范制度接受意愿更强,养殖户更倾向于配合公司制定和推行关于废弃物处理的政策,说明组织化程度对环境规制效率有正向调节作用。总结以上结论为“积极鼓励肉鸭养殖户与合作组织达成合作关系,能进一步促进‘公司+’模式形成,从而提高组织化程度与养殖户技术效率、养殖纯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养殖户参与公司合作的积极性,促进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提升’,形成‘公司加’模式后,能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的环境规制意愿引导效率和行为规范效率,最终实现内部引导、外部引导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共同促进养殖户积极参与肉鸭产业废弃物处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分析了肉鸭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积极性不高的内在原因及肉鸭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环境规制政策推广效率不高的因素,科学构建了提升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积极性和提升环境规制推广效率的理论框架,从行为规范的内生动力和外部规制的约束效率展开分析,理论构建思路更清晰,研究框架更完整,进一步提升了废弃物处理策略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为指导养殖户积极参与废弃物处理提供了有益参考。（2）本文以肉鸭为研究对象从养分含量、温室气体含量、养分资源量视角揭示了水禽排泄物的污染问题,将提升组织化程度作为行为引导及约束的外部动力对废弃物处理效率展开分析,为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论证,为解决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视角更适合废弃物污染问题探讨,研究路径更符合废弃物处理效率提升的策略构建,进一步增强了畜禽业废弃物现状揭示及废弃物处理效率提升策略研究的完备性。（3）本文从肉鸭养殖技术效率和养殖纯收入视角来探讨提升肉鸭废弃物处理效率的策略,进一步增强了组织化程度对废弃物处理行为能发挥作用的说服力,为废弃物处理理论框架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验证了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能作用于废弃物处理效率的外部引导效应,验证了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能作用于废弃物处理效率的外部约束效应,为废弃物处理积极性提高的理论框架构建和提升环境规制推广效率提供了理论参考。
帅姝瑶[4]（2021）在《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三阶段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文中指出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当前我国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又面临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我国的人口红利期正在过去,再依赖从前的发展模式必定会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的经济也需要技术创新带来动力。技术创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投入,然而我国逐渐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势必会给技术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结合我国老龄化现状,有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技术创新是怎样的复杂过程?老龄化在不同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老龄化背景下,技术创新是否被抑制或促进?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给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些问题都需要突破已有的框架深入讨论。本文重点借鉴了技术创新价值链理论,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融合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成果,整合并拓展地讨论了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针对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创新领域,本研究分别对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整理和拓展。在人口老龄化方面,本研究不仅考察了老龄化在技术创新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地域视角,考虑门槛模型,讨论老龄化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或是边际效应改变的规律,进而探究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技术创新方面,根据创新价值链理论,本研究将技术创新分为三个阶段——技术研发、新产品生产和新产品销售,进一步拓展了两阶段创新理论,考察了老龄化在三个阶段中的不同表现;（2）基于“提出问题-文献分析-数理模型-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分析框架,构建N时期的OLG模型,引入中间生产部门,将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创新拓展到数理模型中,在理想状态下分析老龄化给技术创新三个阶段带来的影响,提出基本假说;（3）基于分析框架,对老龄化和三阶段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不仅探究人口老龄化分别对技术创新三个阶段的影响,还讨论人口老龄化和各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分析中,本研究对老龄化给技术创新带来的年龄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倒逼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分析。根据研究内容,得到了以下结论:（1）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第一个阶段——技术研发存在显着的消极影响,讨论得到老龄化在该过程中通过年龄作用和挤出作用影响技术研发过程,同时本研究此过程中考察了地域差异带来的敏感度的不同,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给技术研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其他地区要更大一些;（2）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第二阶段——新产品生产存在显着的积极影响,讨论得到老龄化在该过程中通过年龄作用和倒逼作用影响新产品销售过程,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老龄化在新产品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倒逼作用超过了年龄作用;（3）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第三阶段——新产品销售存在显着的积极影响,同时分地区样本研究发现老龄化初期会有效地促进新产品销售过程,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促进作用会减少,甚至不显着,故此还讨论得到老龄化与新产品销售之间存在门槛效应,门槛点是老龄化程度达到19.8%的时候,老龄化给新产品销售将会带来消极作用;（4）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整个过程总的影响,采用DEA测算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着促进的结果,还考察了老龄化在过程中带来的年龄效应的抑制作用,挤出效应阻碍了技术创新,而倒逼效应有效地促进了整个技术创新过程。通过对我国各省市技术创新三阶段的讨论,认识到我国目前在技术创新的价值实现过程上还存在薄弱处,一方面需要谨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避重就轻,缓解老龄化的年龄作用和挤出作用。一方面可以利用人口老龄化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整个过程的完成,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实现,对于我国全面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参考路径。此外由于外部条件的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1）我国城乡差距较大,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只采用了省级面板的数据,模糊了地域差异带来的变化和影响;（2）一些专家学者对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拓展,使其更为贴近实际地经济活动,而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家庭生育决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也发生变化,这些不可量化因素无法代入模型,只是构建了简单的离散时期世代交叠模型,假设条件过于理想化,也没有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模拟预测;（3）国际人口流动,以及相关创新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使得技术创新三个阶段可能存在不连续,而本文只是利用对外贸易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外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会给结果带来误差。
朱冠平[5]（2021）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文中认为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因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涵、特征、规模和影响机制不了解,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和扩张,这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高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政府的信用环境和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更是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政府债务管控政策文件。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要求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并对地方政府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限额标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责办法》文件的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防范,有效推进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频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文件出台,传递了中央在“遏制债务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因此,开展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准确理解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我国才能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接着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规模测度、影响因素和管控对策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便明确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关键点和创新点。然后,立足于当前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数据可得性、重要性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导致的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扎根、代理和道德风险等理论,本文又分别从内部体制、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过研究后,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 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需要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以2006-2018年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而政治激励则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正向调节效应。（3）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型政府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长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在地方领导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影响,但在地方领导年龄层面未检验出差异性影响,而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倒U型关系,不仅在地方领导任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而且在地方领导学历层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4）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具有抑制功能,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在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效应,而资源错配则在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增长型政府和政府审计不足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发展型政府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又从财政金融、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分别提出防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管控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在“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政策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黄志[6]（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樊思嘉[7]（2021）在《建造中的装置 ——15至16世纪欧洲机械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机械艺术的“产生-发展-演化”的完整过程,并对其中的建造实践、设计思想与建造精神进行了重点剖析。在系统梳理层面,首先从欧洲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自然资源条件分析了机械艺术的缘起,然后从发展模式、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三个角度分析了机械艺术的发展繁荣过程,最后研究了在后机械时代,现代建筑、当代艺术、当代装置创作等领域以机械艺术为灵感,而产生的演化性创作。在机械艺术的整体脉络理清后,文章以“绘图-模型-建造”层层递进的逻辑框架,深入研究了机械艺术的实践探索,以及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建筑与机械领域不断的交叉、分离与集成过程。其中,以机械艺术时期的建造实践作为特色研究:从技术角度分析了为特定建筑部件的建造而发明的吊车装置,解读了装置的机械性能、一对一的建造过程,以及装置与建筑部件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艺术角度讨论了为建筑局部定制的吊车装置与建筑部件在建造中的共生与一体化,这种一对一的定制使得用于建造的装置与所建造的建筑同时成为了艺术,建造过程也因此成为了类似于雕塑的建造艺术景观。通过对于建造中的装置的研究,体现了机械艺术时期,“精在体宜”的设计建造思想,与技术与艺术趋向统一的建造精神。
崔婷婷[8]（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潘秋晨[9]（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蔡丹炎[10]（2021）在《双边投资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关联的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投资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已然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环节,探究双边投资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对我国双边贸易关系建立、制造业升级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从国家战略来看,符合我国现阶段双向投资同贸易出口有效互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为中国加强国际合作和投资促进提供政策建议。第二,从产业升级来看,面对新型贸易壁垒,作为国家强盛重要基石的制造业发展面临着“重构性”冲击,通过双边投资提升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能力是短期内最快速的渠道。因此,从理论与实证分析双边投资提升制造业价值链关联既具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中国双边投资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出发,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探究双边投资提升价值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提出双边投资通过产业共生和技术共生两条路径提高了双边价值链关联。实证部分以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国2003-2014年1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表明:IFDI、OFDI与双边投资互动均显着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价值链关联程度。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双边投资通过促进两国产业共生效应和技术共生效应提高了两国价值链关联。最后,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从产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角度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一是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产业异质性探讨,发现双边投资协调发展有利于提高价值链关联,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更大。二是将贸易伙伴国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国家异质性分析,对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可以提高两国价值链关联;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其影响可能为负但并不显着。
二、利润来源于两条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润来源于两条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宏观数据说明 |
| 1.5.2 微观数据说明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组织化程度 |
| 2.1.2 环境风险认知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无害化处理行为 |
| 2.1.5 资源化利用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循环经济理论 |
| 2.2.2 行为经济学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畜禽排泄物对环境污染的研究现状 |
| 2.3.2 养殖户废弃物中养分及温室气体研究现状 |
| 2.3.3 养殖生产效率研究现状 |
| 2.3.4 农户参与研究现状 |
| 2.3.5 产业组织模式研究现状 |
| 2.3.6 文献评述 |
| 2.4 分析框架 |
| 2.4.1 总体分析框架 |
| 2.4.2 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行为内在认知调节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4.3 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行为外部引导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4.4 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行为外部约束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肉鸭生产现状及废弃物污染现状剖析 |
| 3.1 中国水禽产业分布现状 |
| 3.1.1 中国水禽主产区总产值分布现状 |
| 3.1.2 中国水禽主产区总产量分布现状 |
| 3.2 中国水禽生产效率分布现状 |
| 3.2.1 中国水禽TFP指数分布现状 |
| 3.2.2 中国水禽产业生产效率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 中国肉鸭养殖废弃物排放现状 |
| 3.3.1 水禽排泄物处理现状 |
| 3.3.2 肉鸭排泄物研究现状 |
| 3.4 排泄物估算 |
| 3.4.1 水禽排泄物估算方法 |
| 3.4.2 中国肉鸭粪便鲜基、养分及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结果 |
| 3.4.3 中国肉鸭粪便排泄量时空变化及影响分析 |
| 3.4.4 中国水禽排泄物排放现状总结 |
| 3.5 中国肉鸭产业组织化体系现状分析 |
| 3.5.1 生产环节中的组织模式现状分析 |
| 3.5.2 组织模式中的生产主体现状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逻辑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2.1 随机前沿分析 |
| 4.2.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4.3 指标解释 |
| 4.3.1 变量说明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
| 4.4.1 技术效率值比较分析 |
| 4.4.2 劳动力投入分析 |
| 4.4.3 资本投入分析 |
| 4.4.4 资本和劳动力平方项与乘积项分析 |
| 4.5 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技术效率和收入的影响分析 |
| 4.5.1 不同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4.5.2 不同组织化程度对养殖纯收入的影响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肉鸭产业组织模式下内在认知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5.2 模型构建 |
| 5.3 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认知、支付意愿及行为现状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环境风险认知频率分布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3.4 相关性分析 |
| 5.3.5 VIF检验 |
| 5.4 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4.1 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意愿的影响 |
| 5.4.2 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 |
| 5.5 不同组织模式下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5.1 不同组织模式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5.2 不同组织模式下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意愿的影响分析 |
| 5.5.3 不同组织模式下环境风险认知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不同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外部引导效应影响分析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2 模型构建 |
| 6.3 描述性统计 |
| 6.4 组织化对废弃物处理意愿与行为的作用中养殖收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养殖收入的中介效应Sobel检验 |
| 6.4.3 养殖收入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
| 6.5 组织化对废弃物处理意愿与行为的作用中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养殖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Sobel检验 |
| 6.5.3 养殖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不同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外部规制约束效应影响分析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7.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7.3 外部行为约束政策现状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描述性分析 |
| 7.3.3 养殖户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接受现状 |
| 7.3.4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
| 7.3.5 相关性分析 |
| 7.4 合作组织差异下养殖收入、技术效率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外部约束规制调节 |
| 7.4.1 合作组织差异下环境规制对废弃物处理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分析 |
| 7.4.2 合作组织差异下养殖收入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4.3 合作组织差异下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5 肉鸭产业组织化在外部约束规制对废弃物处理意愿与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 7.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7.5.2 不同环境规制在不同组织化程度中的T检验 |
| 7.5.3 肉鸭产业组织化对环境规制意愿引导效率的调节效应 |
| 7.5.4 肉鸭产业组织化对环境规制行为规范效率的调节效应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调查问卷 |
| 附录B: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三阶段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概述 |
| 一、内生增长理论 |
| 二、人口转变理论 |
| 三、创新价值链理论(IVC)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人口老龄化对技术研发的影响 |
| 二、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生产的影响 |
| 三、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销售的影响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数理模型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第一节 世代交叠模型(OLG) |
| 第二节 DEA-Malmquist指数 |
| 第四章 人口老龄化与技术研发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
|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检验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研发的实证结果 |
| 一、实证结果说明 |
| 二、分样本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研发影响经济意义分析 |
|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生产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
| 二、回归模型构建和单位根检验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生产的实证结果 |
| 一、模型结果说明 |
| 二、地域差异性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生产影响经济意义分析 |
| 第六章 人口老龄化与新产品销售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
| 二、模型构建与单位根检验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销售的实证结果 |
| 一、基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地区结果分析 |
| 三、门槛效应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对新产品销售影响经济意义分析 |
| 第七章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总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
| 二、计量模型设计与数据检验 |
| 第二节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总效应的实证结果 |
| 一、总效应说明 |
| 二、分机制结果说明 |
|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总效应经济意义分析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的相关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控对策的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测算 |
| 3.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概念界定 |
| 3.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思路 |
| 3.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方法 |
| 3.3.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 |
| 3.3.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 |
| 3.3.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 |
| 3.3.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 |
| 3.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分类测算结果 |
| 3.4.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测算结果 |
| 3.6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 |
| 4.1 内部体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4.1.1 直接影响 |
| 4.1.2 间接影响 |
| 4.2 内部体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4.2.1 数据选取 |
| 4.2.2 模型设计 |
| 4.3 内部体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主回归结果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部体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2 金融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3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4 金融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 |
| 5.1 政府动机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1.1 直接影响 |
| 5.1.2 情景分析 |
| 5.2 政府动机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5.2.1 数据选取 |
| 5.2.2 模型设计 |
| 5.3 政府动机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主回归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政府动机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4.1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性别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2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年龄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3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4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学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 |
| 6.1 外部机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1.1 直接影响 |
| 6.1.2 间接影响 |
| 6.2 外部机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6.2.1 数据选取 |
| 6.2.2 模型设计 |
| 6.3 外部机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主回归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外部机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政府审计、信贷扩张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2 政府审计、投资支出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3 媒体关注度、资源错配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5 本章小结 |
| 7 管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政策建议 |
| 7.1 从财政金融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1.1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间财事关系 |
| 7.1.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风险财政化 |
| 7.2 从政府行为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2.1 转变政府职能观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2 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
| 7.3 从外部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3.1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
| 7.3.2 建立问责长效机制,防范问责效果被弱化 |
| 7.3.3 改进预算编制制度,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 |
| 8 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
| 8.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研究局限 |
| 8.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6）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建造中的装置 ——15至16世纪欧洲机械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 |
| 一、国内缺乏机械艺术的深入研究 |
| 二、机械艺术发明启发当代设计 |
| 三、机械艺术文化在当代广泛传播 |
| 四、个人建筑与装置设计经验作为基础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路径与意义 |
| 一、体系梳理:以历史视角理清机械艺术脉络 |
| 二、线性深入:以设计视角剖析机械艺术实践 |
| 三、重点特色:以艺术视角升华建造中的装置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达芬奇手稿类研究 |
| 二、欧洲机械艺术研究 |
| 三、机械技术类研究 |
| 四、当代艺术类研究 |
| 五、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类研究 |
| 六、达芬奇其他类研究 |
| 七、国内论文类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机械艺术的产生缘由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与范围界定 |
| 一、工具、机械、机器 |
| 二、建造中的装置 |
| 三、“机械艺术”与“机械的艺术” |
| 四、机械发明家达芬奇 |
| 第二节 欧洲的社会文化背景 |
| 一、时空文化的转变 |
| 二、资本与科学的催化 |
| 三、宗教的变革 |
| 第三节 意大利的自然与人文优势 |
| 一、区位优势:海陆商贸枢纽,平原水能丰富 |
| 二、政治格局:城邦发展成熟,转向文化竞争 |
| 三、经济发达:城邦财力雄厚,资本主义崛起 |
| 四、文化语境:古典文化遗迹,市民人文主义 |
| 第四节 机械发展的东西方同步 |
| 一、东西方机械繁荣在时间上重叠 |
| 二、东西方机械发展阶段基本同步 |
| 章节小结 |
| 第二章 机械艺术的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在技术史体系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机械艺术萌芽的外在客观体系 |
| 一、驱动能源:水能、风能、畜能 |
| 二、媒介材料:木材 |
| 三、制作方法:科学实验 |
| 四、外在客观体系总结 |
| 第三节 机械艺术发展的内在驱动模式 |
| 一、特色激励机制:优先权 |
| 二、劳动者技能需求:全能型人才 |
| 三、劳动场所与机构:手工作坊 |
| 四、核心驱动力:科学实验与资本激励 |
| 第四节 代表性机械发明与人物 |
| 一、代表性机械发明 |
| (一) 水车与风车 |
| (二) 磨坊:机械与建筑的集成 |
| 二、代表性人物 |
| (一)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
| (二)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
| (三) 弗朗切斯科·迪·乔尔乔·马尔蒂尼亚 |
| (四) 莱奥纳多·达·芬奇 |
| 第五节 机械艺术时代的优势与劣势 |
|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机械艺术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传统“几何学实践”发展 |
| 一、用于土地与构筑物测量--斐波那契 |
| 二、转向建筑与建造场地--阿尔伯蒂 |
| 三、导向建筑绘图技术--皮耶罗 |
| 四、用于地形地貌的测绘--卢卡 |
| 第二节 建筑、机械与“几何学实践” |
| 一、用于机器建筑工程--弗朗西斯科 |
| 二、向科学拓展的机械研究--达芬奇 |
|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机械艺术的绘图实践 |
| 第一节 从多样到系统的建筑绘图 |
| 一、多样化的建筑绘图 |
| (一) 建筑结构-“Xray”节点透视 |
| (二) 建筑立面细部-平立剖轴测并存 |
| (三) 建筑整体空间形态--轴测与平面简图 |
| (四) 城市规划-总平面图 |
| 二、系统化的建筑绘图 |
| (一) 工程化的统一比例图纸 |
| (二) 专业化的视觉抽象图纸 |
| 第二节 从装配到集成的机械绘图 |
| 一、装配属性的图标式绘图 |
| (一) 服务于专家的图标式绘图 |
| (二) 服务于装配式制造的绘图 |
| 二、整体框架中的精细化绘图 |
| (一) 框架中的爆炸视图 |
| (二) 框架中的透视收缩 |
| (三) 框架中的视点扭转 |
| (四) 框架中的中心透视 |
| 三、实用的集成式机械绘图 |
| (一) 达芬奇的单向交替起重机 |
| (二) 达芬奇的单轴纺织旋转机 |
| (三) 达芬奇的连贯的图示语汇与图像独立性 |
| 四、机械与建筑图纸的分离与集成 |
| (一) 机械与建筑图纸的分离发展 |
| (二) 两者在建造场地图纸中的集成 |
|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机械艺术的模型实践 |
| 第一节 模型的产生与应用 |
| 一、模型的产生缘由 |
| (一) 建筑领域中的尺度转换与静态模型 |
| (二) 机械领域中的尺度转换与阻力科学 |
| (三) 模型作为解决机械尺度转换的实验品 |
| 二、模型在工程中的应用 |
| (一) 设计竞赛环节 |
| (二) 公众辩论环节 |
| (三) 施工指导环节 |
| (四) 建造施工环节 |
| 三、模型在设计中的合法化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集成的转变 |
| 一、以模型作为建筑创造中的形式控制-阿尔伯蒂 |
| (一) 模型在建筑创作中的作用 |
| (二) 模数理论与古典形式修正 |
| (三) 被分离的实际操作问题 |
| 二、以模型推进机械中能效与力学的研究--弗朗西斯科 |
| (一) 模型在磨坊中的重要性 |
| (二) 用模型进行水能计算研究 |
| (三) 科学的模型融合机械与建筑 |
| 三、以模型的集成应用推动实践-达芬奇 |
| (一) 达芬奇对模型的信赖 |
| (二) 达芬奇对模型的集成应用 |
| (三) 以模型的集成应用作为媒介 |
| 第三节 专利下的模型文化 |
| 一、模型在专利中的角色 |
| (一) 模型在专利中的普遍使用 |
| (二) 模型在专利中的行政功能 |
| (三) 模型在专利中的证明功能 |
| (四) 模型在专利中的实验属性 |
| 二、模型与专利主导的机械发明实践 |
| (一) 机械发明用于军事防御 |
| (二) 机械发明参与真实建造 |
|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机械艺术的建造实践 |
| 第一节 中世纪教堂建造中的起重装置 |
| 一、抬升重物的吊车 |
| (一) 单一机械垂直抬升重物 |
| (二) 多机械配合,梯级抬升重物 |
| (三) 垂直向抬升重物+水平向少量位移 |
| 二、建堂塔顶的吊车 |
| (一) 脚手架+塔顶吊车 |
| (二) 符合教堂尺寸的吊车 |
| 第二节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中的吊车装置 |
| 一、大教堂塔亭简介 |
| (一) 生长于穹顶之上 |
| (二) 塔亭的功能、结构、空间 |
| (三) 建造塔亭需要的机器 |
| 二、有砝码的旋转吊车 |
| (一) 发明背景:在穹顶高度安装石块 |
| (二) 对应部件:穹顶石链与塔亭外圈扶壁柱 |
| (三) 特色功能与机械原理:重物平衡系统与自由悬臂 |
| (四) 建造方式:装置在两柱之间,四队工人协作建造 |
| (五) 装置略高于扶壁柱,呈相似形 |
| 三、有中心支点的灯笼吊车 |
| (一) 发明背景:在局促的内圈柱空间内安装石块 |
| (二) 对应部件:塔亭内圈半露壁柱 |
| (三) 特色功能与机械原理:装置抬升与框架旋转 |
| (四) 建造方式:抬升与建造同步进行 |
| (五) 吊车与建筑的一体化 |
| 四、有环形平台的灯笼吊车 |
| (一) 发明背景:在极小的尖顶空间内,精确建造圆锥形顶 |
| (二) 对应建筑部件:塔亭的圆锥尖顶 |
| (三) 特色功能与机械原理:柔性绳索吊装与螺杆移动完成倾斜安装 |
| (四) 建造方式:装置操作与人工调整并行 |
| (五) 包含着塔尖的吊车 |
| 第三节 “精在体宜”的建造装置 |
| 一、建造装置与建筑部件的集成 |
| 二、人力操作的“一对一”装置 |
| 三、建造中的特殊艺术景观 |
| 四、“精在体宜”的建造美感 |
| 五、突破极限的精神追求 |
| 六、建造精神的延伸 |
| 章节小结 |
| 第七章 机械艺术在后机械时代的演化 |
| 第一节 基于机械艺术的现代科学发展 |
| 一、以机械艺术作为发明灵感的科技创新 |
| 二、以机械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 |
| 三、以机械艺术为研究主题的科学理论 |
| 第二节 基于机械发明手稿的数字化绘图 |
| 一、数字化视觉语言简介 |
| 二、达芬奇的绘图特点 |
| 三、数字视觉语言的传承与进步 |
| 四、数字化衍生的相关产品设计 |
| 第三节 基于机械模型的当代艺术创作 |
| 一、对于“达芬奇热”的艺术回应 |
| 二、《农民达芬奇》简介 |
| 三、《农民达芬奇》的模式与意义 |
| 四、达芬奇在《农民达芬奇》中的角色 |
| 五、当代艺术中的机械艺术 |
| 六、艺术、科学与工程的融合 |
| 第四节 基于机械建造的现代建筑创作 |
| 一、建造的“艺术化”--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 |
| 二、“建筑的机械化”与“机械的建筑化”--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 |
| 三、建筑空间中的机械感 |
| (一) 脚手架引发的建筑设计--隈研吾 |
| (二) 脚手架引发的建构设计—如恩设计 |
| (三) 室内设计中的机械感 |
| (四) 家具设计中的机械感 |
| (五) 公共装置中的机械感 |
| 第五节 基于传统机械的当代装置创作 |
| 一、传统织造机械中的技术与艺术 |
| (一) 妆花 |
| (二) 妆花织机 |
| (三) 白局 |
| 二、“妆花”系列装置—南艺设计学院 |
| (一) “妆花”实验艺术展-2016年 |
| (二) “妆花”装置-江宁织造博物馆-2020年 |
| 三、 “诗意的机器”工作坊—南艺设计学院 |
| (一) “诗意的机器”工作坊简介 |
| (二) 机械艺术形式的自鸣性体现 |
|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双边投资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关联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与内容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 2.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IFDI对本国影响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2.1 IFDI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
| 2.2.2 IFDI没有明显作用 |
| 2.2.3 IFDI存在抑制作用 |
| 2.3 OFDI对本国影响效应的文献综述 |
| 2.3.1 OFDI存在逆向促进作用 |
| 2.3.2 OFDI逆向促进作用不确定 |
| 2.3.3 OFDI不存在逆向促进作用 |
| 2.4 价值链关联的文献综述 |
| 2.4.1 价值链关联的概念 |
| 2.4.2 价值链关联的度量指标 |
| 2.4.3 价值链的影响因素 |
| 2.5 双边投资与价值链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5.1 IFDI与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5.2 OFDI与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5.3 双边投资与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6 文献评述 |
| 3 双边投资与价值链关联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特征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 |
| 3.2.1 投资规模 |
| 3.2.2 投资特征 |
| 3.3 中国双边投资发展概况 |
| 3.3.1 双边投资持续增长 |
| 3.3.2 双边投资发展问题 |
| 3.4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概况 |
| 3.4.1 中国制造业总出口增加值分解 |
| 3.4.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3.4.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
| 4 双边投资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共生理论 |
| 4.2 产业共生效应 |
| 4.2.1 理论基础 |
| 4.2.2 影响路径 |
| 4.3 技术共生效应 |
| 4.3.1 理论基础 |
| 4.3.2 影响路径 |
| 5 双边投资对价值链关联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5.2 变量选取和处理 |
| 5.2.1 价值链关联的指标说明 |
| 5.2.2 双边投资的指标说明 |
| 5.2.3 控制变量 |
| 5.2.4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选择 |
| 5.3.2 基准回归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分样本回归 |
| 5.4.1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5.4.2 国家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检验 |
| 5.5.1 基于产业共生的机制检验 |
| 5.5.2 基于技术共生的机制检验 |
| 6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6.1 总结 |
| 6.1.1 现状研究结论 |
| 6.1.2 机制研究结论 |
| 6.1.3 实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四、利润来源于两条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3]肉鸭产业组织化程度对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研究[D]. 李刚.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 [4]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三阶段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D]. 帅姝瑶.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D]. 朱冠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7]建造中的装置 ——15至16世纪欧洲机械艺术研究[D]. 樊思嘉.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8]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9]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10]双边投资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关联的理论与实证[D]. 蔡丹炎. 浙江大学,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