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论文文献综述）
安娜[1]（2014）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文中提出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任务目标，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还可以深入理解和系统探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八大至十二大的报告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创新和艰辛探索，同时又是新时期的崭新开端，在全国党代会报告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节点。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整体来研究，一方面可以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另一方面又能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如此，研究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历史和逻辑、结构和内容的统一，把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上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中如何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意义、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线索，辅之以国情—理论—路线—党建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对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时期三个阶段对全国党代会报告作了历史性考察，为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研究作铺垫。这一章还分析了中共二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的重要特点。第二章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产生的背景、起草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说明了报告本身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分析。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两个方面了论述了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方位探索的问题。其中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三个方面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初步认识的问题，从国家建设的战略构想、经济建设总方针、民主法制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最后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在全面阐述中共八大报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理论贡献。第三章阐述中共九大至十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曲折探索。对中共九大报告的研究是从五个方面展开的：分别是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起草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对中共十大报告的研究也从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继续坚持中共九大报告的理论和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错误路线产生的主客观因素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中共九大和十大报告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四章的前两节分别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起草经过和国内国际形势。第三节重点阐述了中共十一大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续肯定。第四节从战略决策的中心任务、政治保障、经济政策、文化方面、军事方面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抓纲治国”八项任务。最后分析了中共十一大报告未完成时代课题转折的原因及其具有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第五章突出强调了中共十二大报告对时代课题的新回答。在论述中共十二大报告产生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后，简要地概述了报告本身对国情和世情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从经济建设的宏观战略规划、新的经济建设手段、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境界四个层面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最后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并分析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特点和对时代课题转折意义。结语部分分析全国党代会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和启示。通过对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回顾，分析了报告曲折发展的原因。并说明了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曲折发展的启示。
尹建华[2]（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朱庆跃[3]（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崔言鹏[4]（2019）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党内法规是对党的组织体制与职责的规定,是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行为的规定,是对党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的规定,要求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由党的纪律强制保证实施。党内法规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十分重视党内法规建设,特别是抗战时期,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促使党内法规建设进一步得到重视并初步规范。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建设实践,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形势下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促进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具有重要启示。本文立足于抗战时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建设实践,总结了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究了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在界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概念前提下,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梳理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背景与尝试。首先,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思想源流着手,具体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的“法律”“法规”思想,列宁的党的“法律”“法规”思想,中国传统组织的“法规”思想。其次,分析了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尝试,包括围绕党的革命任务,制定和修改党章及相关法规;以党的组织路线为中心,制定党的组织法规;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制定党的宣传思想法规;扩大党员干部队伍,制定党员干部法规;强化党的纪律建设,制定党的纪律法规。最后,探究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需求,具体包括国内抗战形势任务的变化;党自身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环境。第二章主要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体系。首先对党的章程进行分析,包括起临时党章作用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七大党章。其次对党的组织法规进行分析,包括规定党的组织路线、规定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规定建立并巩固党的组织体制、规定党的三大作风和规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再次对党的宣传教育法规进行分析,包括规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规定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规定完善党内教育工作。再次对党员干部法规进行分析,包括规定大量提高党员干部数量、规定比较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和规定巩固党,增强党性。最后对党的纪律法规进行分析,包括规定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规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第三章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探索。首先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各层级党内法规的制定实践进行分析,具体分析了中央委员及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党内法规,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的党内法规和中央各部制定发布的党内法规。其次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实施,包括进行理论阐释,开展学习教育和加强组织实施三部分。最后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执行情况及评估和抗战时期党内法规的修改或废止两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评估与清理。第四章主要总结概括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经验启示。第一节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前提;面向实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动力源泉;从实践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提高党内法规质量的有效途径;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的重要保障。第二节主要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当代启示:从实际出发,及时的对党内法规立、释、改、废;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党性修养和监督检查,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科学化。结束语主要是对当前党内法规建设的总体思考。今天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要正确处理党内法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党内法规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关系,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定位党内法规建设。
张传能[5]（2010）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文中提出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集中体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研究新时期全国党代会报告,是为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党的建设史等方面的研究,还可以对未来党代会报告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将历史和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采用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微观分析等方法,把新时期六个全国党代会报告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环境之中,结合改革开放现实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探讨其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分五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并界定相关的概念,说明研究的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正文以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线索。第一章回顾党代会报告历史,作为研究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的铺垫。第二章概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第三章至第五章围绕线索展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在这一道路上指导党和人民前进方向的理论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理论见诸于实践的形态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章首先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个党代会报告,从报告的产生、地位的演变、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展开,再从报告的产生、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个党代会报告作概述。这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是总论,是对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进行的总体的研究,得出的以下结论也是本文的一个独到之处。这一章指出,新时期六个党代会报告,从产生来看,都是先确定报告的总体设计;起草工作都是在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自中共十三大开始,报告的修改都历经较长时间并数易其稿,报告征求修改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和党外,修改的内容全面;报告的宣读和通过方式上逐步走向规范。从文本来看,其框架和结构都是以对历史及成就（问题）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为起点,内容上围绕报告的主题,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统一祖国、外交、党建等方面展开,报告的各个部分分别用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标题揭示各部分的中心内容;报告的语体是多重风格统一;在语言表达方面,选词凝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词语主线,富有时代气息,有着独到鲜明的风格特征。从作用上看,党代会报告根据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规定国家发展的方向,它首先具有引领中国发展走向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载体;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第三章阐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变化的历程,分析认识转变和深化的原因,并指出,对国情的正确判断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确立和发展的根本依据,是制定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国情是动态、发展的,需要不断重新、反复、深入地认识。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和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在实践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化建设、和平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第四章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概述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分析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之处,指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启示是:必须要清除思想障碍,必须坚持“结合”这个基本方式,必须要解决掌握群众问题。第五章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发展,指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初步提出,经过中共十二大前后的探索,正式确立于中共十三大报告,并被中共十四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中共十五大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贯彻和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演变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内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结语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怎样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的作用及其应该改进的方面提出的以下见解上。如提出了创造党代会报告发挥作用的外在条件的新观点:确立党代会的权威、解决党代会报告与其它报告如政府工作报告等的关系;提出了改进党代会报告产生方式的新主张: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以上一次报告为蓝本,征求意见必须面向全体党代表,并扩大范围;在有换届选举的党代会上使用两个党代会报告,由原总书记作内容上侧重总结过去的报告后,再由新当选总书记作一个内容上侧重规划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完善党代会报告内容结构的新看法:增加论述面临的问题以及民情、民生问题的内容;党的建设部分应该体现法治精神、包括党建现状分析。结语最后指出,这些改进可以更好地发挥党代会报告对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和方向上的指导作用。
张银霞[6]（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百分之九十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都一般地存在严格性程度不同的纪律规矩的约束,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上,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体制外生型的革命政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极为严格的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政治特色和独特组织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就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有哪些经验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纪律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抓住党章依据和纪律建设的主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观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执纪机构的沿革和职能变迁及执纪实践,总结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特点,查找当前纪律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纪律建设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本研究的内容结构而言,除绪论外,主要包括四部分、六章内容:绪论: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界定规矩、纪律、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体系等相关概念,梳理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说明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路径、资料来源及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即第一章。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及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考。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为纪律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借鉴;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为纪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纪律建设的思想观点,为纪律建设提供思想指导。第二部分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总结每一时期纪律建设成效、阶段性经验和特点,汲取其中的挫折教训。第三部分即第五章,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全过程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基于6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考察,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纪律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纵向历史研究,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即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基于以上理论、历史和经验的分析进行现实思考,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在立纪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在知纪方面,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在守纪方面,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在执纪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袁红[7]（2014）在《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它就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进行自身的建设。因此,“布尔什维克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自身建设目标的第一个口号是“群众党”。“群众党”建设是“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准备阶段,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布尔什维克化”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提出的建设目标,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确立起“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并将原来的“群众党”建设目标融入到这一新的目标之中。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等原因,大革命失败,党的组织受到重大打击。这是中共成立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也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连续遭受“左”倾错误的危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成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推进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显著特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在方法上也都简单化为“组织的方法”。这就使得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目标愈来愈远,甚至有背离的危险,从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第二次严重挫折。在“左”倾错误长期统治中共中央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创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逐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和新理论,这是毛泽东突破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尽管毛泽东不断遭受排挤,其正确意见无法影响全党,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却代表着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正确方向。1935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持,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方向。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两个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通过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标准进行新的阐释；通过整风运动这一新的党建方式,通过与国民党关于“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论战,逐渐赋予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以“民族化”的新内涵,这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阶段。“民族化”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只有“民族化”的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自身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这样一个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孙明增[8]（2016）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是党组织吸纳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它制定入党条件的目的,就是筛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将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入党条件,切实提高党员质量,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入党条件的研究,不能充分展现入党条件变迁的整个过程。所以,本文把中共入党条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入党条件变迁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因素、总结历史启示。本文总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入党条件提供了思想内核。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入党条件问题在他们视野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入党条件的基本内涵,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入党条件问题的一般原则。列宁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苏俄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入党条件的一套理论和策略,这为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修改入党条件不可或缺的理论因素。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1921年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入党条件作了基本规定。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做官就可入党。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入党的五条标准。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第六章至第七章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严格入党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开始将存在剥削行为的人清除出党,重点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51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申请入党的对象不能存在剥削行为,必须是成分好的。1956年9月,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剥削他人劳动”者不得入党。“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条件“唯成分论”倾向死灰复燃。九大党章把上中农和中农排除在申请入党的对象之外。十大党章沿袭九大的规定,仍然强调“唯成分论”。而且实际发展党员工作中,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第八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入党条件的变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在入党条件上逐渐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入党资格。1982年9月,十二大党章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入党资格,提出了党员的基本要求,并在党员义务中补充了“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的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02年11月,十六大党章在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截至2014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了8779.3万名。第九章是总结和启示。回顾中共入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中共入党条件的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性的启示。一方面,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入党条件应该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入党条件应该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李勇[9]（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张淑珍[10]（2016）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 研究现状综述 |
| 五、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六、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国党代会报告概述 |
| 第一节 全国党代会报告的发展历程 |
| 一、 全国党代会报告的演变过程 |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国党代会报告 |
| 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全国党代会报告 |
| 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全国党代会报告 |
| 第二节 各个时期全国党代会报告的特点 |
| 一、 中共二大至六大报告:初创与探索 |
| 二、 中共七大报告：奠基与权威 |
| 三、 中共八大报告:创新与规范 |
| 四、 中共九大至十一大报告：停滞与徘徊 |
| 五、 中共十二大报告：开拓与突破 |
| 第二章 中共八大报告：时代课题的开启 |
| 第一节 八大报告的产生 |
| 一、 报告产生的背景 |
| 二、 毛泽东主导、刘少奇主持八大报告的起草和修改 |
| 第二节 八大报告对国情和时代背景的分析 |
| 一、 报告对国内形势的分析 |
| 二、 报告对世界局势的判断 |
| 第三节 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方位探索 |
| 一、 报告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认识 |
| 二、 报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布署 |
| 三、 对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评价 |
| 第四节 报告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
| 第五节 中共八大报告的理论贡献 |
| 第三章 中共九大至十大报告：错误理论路线的制定及其延续 |
| 第一节 九大报告：确定错误理论和路线 |
| 一、 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起草经过 |
| （一）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九大报告的起草 |
| 二、 报告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
| （一）报告对国内形势的分析 |
| （二）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
| 三、 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系统论证 |
| 四、 报告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
| 五、 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
| 第二节 中共十大报告：错误理论和路线的延续 |
| 一、 十大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及起草经过 |
| （一） 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 报告的起草 |
| 二、 报告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
| （一）报告对国内形势的分析 |
| （二）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
| 三、 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 |
| 四、 十大报告未能纠正九大错误理论和路线的原因 |
| 第三节 中共九大至十大报告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分析 |
| 第四章 中共十一大报告：坚持错误理论与初步纠正的徘徊 |
| 第一节 十一大报告的产生 |
| 一、 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 报告的起草和修改 |
| 第二节 十一大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 |
| 一、 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
| 二、 报告对国内形势的分析 |
| 第三节 中共十一大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肯定 |
| 一、 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继续肯定 |
| 二、 对报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继续肯定的评价 |
|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的“抓纲治国”主要任务 |
| 一、 “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具体内容 |
| 二、 对报告中提出的“抓纲治国”任务的评价 |
| 第五节 十一大报告未完成时代课题转折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分析 |
| 第五章 中共十二大报告：时代课题的新回答 |
| 第一节 十二大报告的产生 |
| 一、 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 报告的起草和修改 |
| 第二节 对国情和世情的分析 |
| 一、报告对国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 |
| 二、报告对世情的判断 |
| 第三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
| 一、 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 |
|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布局 |
| 第四节 十二大报告对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
| 第五节 关于十二大报告对时代课题转折意义的分析 |
| 一、 十二大报告的理论贡献 |
| 二、 十二大报告的历史地位 |
| 结语 |
| 一、 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党代会报告的曲折发展历程 |
| 二、 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的曲折发展的原因 |
| 三、 中共八大至十二大报告曲折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 （一） 行政 |
| （二） 文化 |
| （三） 行政文化 |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干部工人化 |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 （一） 效率至上 |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 （一） 民生为本 |
| （二） 效率优先 |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关于“抗战时期”的界定 |
| (二)关于“党内法规”的界定 |
| (三)关于“党内法规”几对概念关系的辨析 |
| (四)关于“党内法规建设”的界定 |
| (五)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主义研究法 |
| (三)制度研究法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背景与尝试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思想源流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的“法律”或“法规”思想 |
| 二、列宁的党的“法律”或“法规”思想 |
| 三、中国传统组织的“法规”思想 |
| 第二节 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尝试 |
| 一、围绕党的革命任务,制定和修改党章及相关法规 |
| 二、以组织路线为中心,制定党的组织法规 |
| 三、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党的宣传教育法规 |
| 四、扩大党员干部队伍,制定党员干部法规 |
| 五、强化党的纪律建设,制定党的纪律法规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需求 |
| 一、国内抗战形势任务的需要 |
| 二、党的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 |
| 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环境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体系 |
| 第一节 党的章程 |
| 一、起临时党章作用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 |
| 二、七大党章 |
| 第二节 党的组织法规 |
| 一、规定党的组织路线 |
| 二、规定党的基本组织原则 |
| 三、规定建立并巩固党的组织体制 |
| 四、规定党的三大作风 |
| 五、规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原则 |
| 第三节 党的宣传教育法规 |
| 一、规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
| 二、规定加强党的宣传工作 |
| 三、规定完善党内教育工作 |
| 第四节 党员干部法规 |
| 一、规定大量提高党员干部数量 |
| 二、规定比较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 |
| 三、规定巩固党,增强党性 |
| 第五节 党的纪律法规 |
| 一、规定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 |
| 二、规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
| 三、规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各层级党内法规的制定 |
| 一、中央委员会及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党内法规 |
| 二、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的党内法规 |
| 三、中央各部委制定发布的党内法规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实施 |
| 一、进行理论阐释 |
| 二、开展学习教育 |
| 三、加强组织实施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评估与清理 |
|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执行情况及评估 |
|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修改或废止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前提 |
| 二、面向实践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动力源泉 |
| 三、在实践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提高党内法规质量的有效途径 |
| 四、加强宣传教育是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的重要保障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当代启示 |
| 一、从实际出发,及时的对党内法规立、释、改、废 |
| 二、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三、加强党性修养和监督检查,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
| 四、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科学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研究的概况 |
| （二） 已有研究文章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四、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五、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代会报告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中共二大至六大的报告 |
| （二）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 |
| 二、报告地位的演变 |
| （一） 中共二大至六大的报告 |
| （二）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 |
| 三、报告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中共八大报告 |
| （二）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至十一大报告 |
| 二、报告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论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概述 |
| 一、报告的产生 |
| （一） 报告的总体设计 |
| （二） 报告的起草 |
| （三） 报告的修改 |
| （四） 报告的宣读和通过 |
| 二、关于报告的文本 |
| （一） 报告的框架和结构 |
| （二） 报告的语体 |
| （三） 报告的语言表达 |
| 第二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作用的分析 |
| 一、引领中国发展走向的作用 |
| 二、中共领导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 |
| 三、对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指导作用 |
| 第三章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国情的认识 |
| 一、党代会报告对国情认识的脉络 |
| （一） 中共十三大报告完整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 （二） 中共十五大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特征 |
| （三） 中共十七大报告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党代会报告科学揭示中国国情的原因 |
|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 （二） 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 |
| （三） 对西方国家的新认识 |
| 三、正确认识国情的意义和启示 |
| 第二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的认识 |
| 一、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认识的脉络 |
| （一） 中共十二大报告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的传统观点 |
|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并被十四大报告坚持 |
| （三） 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坚持这一认识 |
| 二、党代会报告对时代特征认识转变的原因 |
| （一） 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改善 |
| （二） 全球发展问题凸显 |
| （三） 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
| 三、正确认识时代特征的意义 |
| 第四章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期党代会报告对党的基本理论的建设 |
| 一、中共十二大报告至十五大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一） 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首次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 （三） 中共十四大报告阐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
| （四） 中共十五大报告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 |
| 二、中共十六大报告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
|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系统阐述 |
| （二） 十六大报告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
| 三、中共十七大报告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 |
| （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阐述 |
| （二） 中共十七大报告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 |
| 第二节 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及启示 |
| 一、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 |
| （一）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 |
|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 |
| （三） 科学发展观的创新 |
| 二、党的基本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几点启示 |
| （一） 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 （二） 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结合”这个基本方式 |
| （三） 理论建设和发展要解决掌握群众问题 |
| 第五章 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 |
| 一、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 |
| （一） 党确立基本路线（总路线）的回顾 |
| （二） 新时期党对基本路线的探索 |
| 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确立 |
| （一） 中共十三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阐述 |
| （二） 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贯彻 |
| （三） 中共十五大报告全面阐述党的基本纲领 |
| 第二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 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 （二）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的任务 |
| （三） 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 |
| 二、中共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和发展 |
| （一） 阐述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
| （二） 确定了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社会建设的任务 |
| （三） 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 |
| 第三节 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演变的启示 |
| 一、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内容 |
|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 （三） 关于改革开放 |
| （四）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动摇 |
|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结语 |
| 一、创造进一步发挥党代会报告作用的条件 |
| （一） 加强党代会的权威 |
| （二） 从执政的角度考虑全国党代会报告的作用 |
| 二、从党的建设科学化着眼改进党代会报告产生的方式 |
| (一) 规范报告出台的程序 |
| (二) 关于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问题 |
| 三、完善党代会报告的内容结构 |
| (一) 增加论述面临的问题的内容 |
| (二) 突出党的建设部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缘起 |
| (二) 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意义 |
| 二、党的纪律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 国(境)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 |
| 三、党的纪律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规矩和纪律的概念 |
| (二) 中国共产党纪律体系的概念 |
| (三)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 |
| 四、研究思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路径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对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批判继承 |
| 一、中国传统的纲纪法规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中国优秀传统纲纪法规文化向党规党纪的创造性转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 |
| 二、列宁对纪律建设的科学论述和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毛泽东纪律建设思想 |
| 二、邓小平纪律建设理论 |
| 三、江泽民的纪律建设思想 |
| 四、胡锦涛的纪律建设思想 |
| 五、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发展和挫折 |
| 第一节 新中国头七年执政党纪律建设的继承发展 |
| 一、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团结制定新的纪律规范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立 |
| 三、执政党执纪实践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 一、以八大党章为依据制定各项纪律 |
| 二、党的监察机构的重建和监察工作的加强 |
| 三、开展以整风肃纪为重点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和党的纪律建设的严重挫折 |
| 一、党的纪律遭受严重破坏 |
| 二、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 |
| 三、党的执纪实践偏离正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体系的重建和执行 |
| 一、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建立党纪体系 |
| 二、恢复重建纪检监察机构,发挥纪检监察整体效能 |
| 三、按照整党整风的工作要求,狠抓党风党纪建设 |
|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加强和发展 |
| 一、首次颁行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和党政监督体制改革 |
|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党的执纪实践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发展 |
| 一、修订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从政准则 |
| 二、调整纪检监察体制,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建设 |
| 三、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促进执纪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全面强化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 |
| 一、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纪律建设”的新概念 |
| 二、坚持尊崇党章,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
| 四、强调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五、着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纪律建设 |
| 六、着力把纪律建设成果固化为制度 |
| 第二节 “两准则、一条例”实现党纪体系的新发展 |
| 一、十八大党章关于纪律建设的新规定 |
| 二、首次颁布廉洁自律准则和修订纪律处分条例 |
| 三、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细化“六大纪律” |
| 四、制定相关党内法规,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 |
| 第三节 全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的改革 |
| 一、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
| 二、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倒逼执纪机构责任担当 |
| 三、注重转变执纪方式,聚焦监督执纪问责 |
| 第四节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实践 |
| 一、始终把纪律要求挺在前,持续开展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
| 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纪律监督实践 |
| 三、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倒逼监督执纪落实 |
| 四、打虎拍蝇猎狐,统筹国内外反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与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思想为指导 |
| 二、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 |
| 三、必须始终把纪律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四、必须把构建科学的纪律体系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前提 |
| 五、必须注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专门机关和队伍 |
| 六、必须把党纪教育与严惩违纪行为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两个重要手段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 |
| 二、党的纪律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
| 三、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机结合 |
| 四、始终注重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有机结合 |
| 五、始终注重处理“高标准”和“守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 |
| 六、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放在纪律建设的首位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立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知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守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执纪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新形势下强化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对策 |
| 一、立纪环节: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纪体系 |
| 二、知纪环节:加强党纪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 |
| 三、守纪环节:领导干部带头遵规守纪,发挥表率作用 |
| 四、执纪环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切实增强纪律的执行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 |
| 四、本文的结构和创新 |
| 第一章 “群众党”：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前奏 |
|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指导思想及其建党模式 |
|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建党模式 |
| 二、建党初期的“群众党”建设目标 |
| (一)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确立及结构分析 |
| (二)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背离、回归与发展 |
| (三) 中共“群众党”建设目标的实现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确立 |
| 一、共产国际提出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 |
| (一) 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理论的内涵 |
| (二) 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理论的特点 |
| (三) 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开始 |
| (一)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和结构分析 |
| (二)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左”倾演变与毛泽东的突破 |
| 一、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 |
| (一)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 |
| (二) 中共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与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 |
| 二、“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 |
| (一) “左”倾盲动错误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二) 中共六大开始的全面“布尔什维克化” |
| (三) “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四)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期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
| (五) “左”倾错误指导下的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结构分析及其后果 |
| 三、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探索与突破 |
| (一) 毛泽东创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 |
| (二) 毛泽东对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创新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民族化”新内涵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
| (一)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新变化 |
| (二)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新内涵的政治与理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立 |
| 二、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新内涵 |
| (一) 党的性质“两个先锋队”的新概括与中共的大发展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理论 |
| (三) 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总目标的提出与整风运动的开展 |
| (四) 毛泽东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新解释 |
| (五) 中共“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新内涵的结构分析及其新方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 |
| (一)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各国共产党的“民族化” |
| (二) 中共的“民族化”与“布尔什维克化”的本质联系 |
| (三) 中共七大对自身建设的总结与“伟大的工程”的完成 |
|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发展规律 |
| 一、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的特征 |
| 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 |
| 三、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发展规律 |
| 四、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的波浪式推进 |
| 五、党的建设目标与党的建设方式的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专门以入党条件为对象的研究 |
| （二）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研究 |
| （三）关于党员标准与发展对象的研究 |
| （四）关于党员条件的研究 |
| （五）关于党员成分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表现必须符合共产主义 |
| （二）制定入党条件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
| （三）革命视角下各个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
| （四）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问题 |
| 二、列宁关于入党条件的观点 |
| （一）凡入党者必须对党思想上认同、物质上支持、组织上服从 |
| （二）欢迎真正拥护共产主义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入党 |
| （三）列宁对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和对策 |
| （四）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同其他阶层联盟中的领导权 |
| 第二章 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一、中共入党条件的影响因素 |
| 二、建党前夕几乎“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
| 三、中共一大：愿忠诚于党者只要不跨党即可入党 |
| 四、从广州会议到西湖会议：“不跨党”逐渐取消 |
| 五、党员发展状况与入党条件中党员成分问题 |
| 第三章 有阶级觉悟且忠于革命者可以入党 |
| 一、取消不跨党限制，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
| 二、吸收工农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中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 |
| 三、吸收社会一切革命分子，扩大自己的党为群众的党 |
| 四、国共联合战线的危机和对工农等群众运动的压制 |
| 五、入党条件与党员发展状况 |
| 第四章 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 |
| 一、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归为“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化” |
| 二、八七会议:党的灵魂和躯壳都要换 |
| 三、白区：党员要工农化，排斥、反对知识分子入党 |
| 四、苏区：吸收革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入党，党员要从思想上入党 |
| 五、重点吸收工农等劳苦群众入党政策下党员队伍发展状况 |
| 第五章 愿为党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入党的主要条件 |
| 一、瓦窑堡会议：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加入共产党 |
| 二、党内关于民族革命领导权的争论与解决 |
| 三、抗战初期发展和壮大党组织任务下发展党员工作的多途径展开 |
| 四、大力发展党组织之后对党的审查和整顿 |
| 五、“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
| 六、党的七大正确处理了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关系：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 |
| 第六章 入党积极分子要成分好且不能存在剥削行为 |
| 一、将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清除党内，重点吸收工人入党 |
| 二、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成分好，不能剥削他人劳动 |
| 三、中共八大：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不能入党 |
| 四、反右派斗争扩大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起变化 |
| 五、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的十大标准 |
| 第七章 大量吸收造反派分子 |
| 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
| 二、“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酝酿“整党建党” |
| 三、整党建党的典型：“六厂二校”的“一学二批三吐四纳” |
| 四、“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
| 第八章 恢复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入党资格 |
| 一、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 |
| 二、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 |
| 三、向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打开党的大门 |
| 四、十八大以来：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
| 第九章 总结与启示 |
| 一、中共入党条件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入党条件的认识构成入党条件的思想内核 |
| （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动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宏观背景 |
| （三）中国国情是构成入党条件变迁的直接的客观因素 |
| （四）党的政治路线成入党条件变迁的重要政治因素 |
| 二、中共入党条件的历史演变的启示 |
| （一）入党条件应重视社会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 |
| （二）入党条件要同时坚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标准 |
| （三）吸纳新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 结语 |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框架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框架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 |
|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 |
| （一）苏联模式的内涵 |
| （二）苏联模式的特征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 |
| 三、向苏联学习的原因 |
| （一）向苏联学习的客观原因 |
| （二）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 |
| 第二章 学习苏联模式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一）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建设 |
| 二、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一）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原因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 |
| （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学习 |
| 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一）学习苏联模式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
| （二）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 |
| 第三章 以苏为鉴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
|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
| （一）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的初步改革 |
| （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思考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和意义 |
| （一）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 |
| （二）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局限性 |
| （二）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认识的局限性 |
| （三）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局限性 |
| （四）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反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的局限性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 |
| 一、中苏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分歧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 |
| （二）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歧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左”转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左”转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左”转 |
| （三）“左”倾理论的升级和“反修防修”任务的提出 |
| 三、“反修防修”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挫折 |
| （一）“反修防修”与“左”倾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升级 |
| （二）“反修防修”、固守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
| 一、实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 |
| （一）理论准备 |
| （二）实践准备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 |
|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起步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起步 |
| （五）对“修正主义”的重新认识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发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政治建设道路的初步形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新进展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 |
| （一）对中国的意义 |
| （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
| （二）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
| （四）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
|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 |
| （一）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必须注意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 |
| （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
| （四）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八大至十二大全国党代会报告研究[D]. 安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2]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3]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研究[D]. 崔言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D]. 张传能.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银霞. 武汉大学, 2017(06)
- [7]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目标研究[D]. 袁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8]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变迁研究[D]. 孙明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10]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