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负担管理》已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金怡[1]（2021）在《清末紫阳县司法档案中的田土讼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末紫阳司法档案,约277卷1900余例案件,时间跨度自1863——1911年,其内容记载的大多为田土讼案,同时包含有大量的司法文书,为客观全面研究清末紫阳田土纠纷案件提供了基础素材。司法档案的研究价值,是目前学界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对紫阳档案来讲,研究的意义也同等重要。紫阳位于陕西南部秦岭大巴山区,档案的区域特征明显,而且档案中记载的数量居多的田土案件,在目前发现的档案中并不多见。土地交易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紫阳档案的研究可以折射出清末陕南经济社会人口的一些新变化,而最重要的,在整理分析档案资料、归纳总结田土讼案解决的手段及类型的基础之上,可以深化对清代民法、清代民事诉讼活动的某些认识。寻找新的方向,提出新的问题,是研究紫阳档案的深远意义。基于对新资料的研究,仍然必须立足于传统的学科研究路径之上。本文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法律史的学科框架,并依托法学规范分析的方法,同时辅佐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对紫阳档案展开研究。因为诉讼本身是人的活动,作为诉讼参加人的两造及官府,同属于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个体,他们形成的诉讼意识及诉讼行为,除了微弱的个体差异之外,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重的社会背景的色彩,基于此,传世文献例如律典、官箴书、地方志、习惯调查等,对研究田土纠纷的解决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紫阳档案记载的田土讼案,具体来讲包括原告状词、被告呈词、官府批词、官府差票、两造及第三人的供词、官府判词及两造的具结状等。契约做为田土交易的物证,档案中也常常可见。这些司法文书完整的构成了一件田土纠纷诉讼过程的形式要件。从司法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看出,田土纠纷的解决也仍以审理、官府批示调处、主动调处等作为常见方式。紫阳档案田土纠纷的审断,以官府裁断的判词和两造的遵结为标志,审断最终能否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关键是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利益）的平衡。紫阳档案田土纠纷的调处,调处主体的身份多见乡约、保长、中人、客头等,而少见亲族戚友。作为契约的见证人,中人是调处中最常见的主体,他不仅是田土交易的见证人,更是田土纠纷的调停者。紫阳档案诉讼文书中最常见的是官府批词,批词可见诉讼的各个阶段,它引领着整个讼案的走向。田土讼案中所涉及到的传统社会的民事交易习惯,官府基于每个个案而进行具体衡量,这也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民间细故案件自理的特点。司法档案是诉讼活动的记载,它客观记录了纠纷起诉、调查、审理、裁断的整个过程。紫阳司法档案田土讼案的研究,所遵循的逻辑关系是纠纷:产生→解决方式→效果,研究的核心要素是田土纠纷。田土纠纷产生的原因是本文的铺垫,田土纠纷如何解决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官府解决纠纷依据的手段呈现了多元化灵活性的特点。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研究方法,学界对于传统的地方司法行政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是通过档案中原告的诉状、被告的诉词的整理分析,可见当事人在田土讼案中对自身利益孜孜以求的维护。通过批词、裁断的整理分析,可见纠纷解决过程中,官府非常重视利益这个核心要素,也在此基础之上达到更高的目标,即秩序的维护与构建。基层社会的秩序是司法档案所反映给我们的一个客观严肃的话题,基层的司法行政不能简单地以腐败低效概之,紫阳档案官府的批词可常见“吊契据呈”“吊契核讯”,因为交易过程中,契约订立的程序、契约订立的要素、契约的约束力是田土关系中最直接最有效的规范形式,官府在纠纷解决过程不可能忽视对于秩序构建所起的基础与核心作用。再比如习惯,它的规范性是直观的特点,但是它本身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因为它的多元化,所以也常见习惯和法律的冲突。如果面临这种问题,官府仍然不审慎度之,既也无法完成秩序的构建,也无法达到其所担当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本文研究紫阳档案的田土讼案,从利益及秩序的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学界对清代民事诉讼的研究成果诸多,也为紫阳档案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更提出了一定的思考。田土讼案关注的是利益,利益背后是秩序的构建。如何实现利益,如何维护秩序建构秩序,是紫阳档案研究始终关注的内容。紫阳档案研究遵循的方法角度也是研究司法档案的一种尝试,所得出的观点也仅能代表清末陕南田土讼案的一些情况,同时丰富和深化清代民事诉讼的某些认识。在这种浅薄探讨的背后,更亟待深层次的挖掘发现田土讼案的某些问题。
张雅倩[2]（2021）在《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支前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投身浩浩荡荡的支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苏北支前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支前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北人民群众是自卫战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重要支援力量,其中民工群体尤其发挥了关键作用。因应战争局势的变化,中共先后建立华中北线支前司令部、华中支前司令部、苏北支前司令部,并建立县区乡村各级支前组织,领导和发动苏北民工参与支前。支前运动是高度的组织工作与动员工作,中共以细致入微且卓有成效的动员技巧顺应、干预和引导民工思想、行为的发展。在动员的基础上,对民工进行编组、整训与支拨,在实践中逐步健全和完善了民力使用制度。巩固民工队伍离不开政治工作的开展,中共要求“把民工队当成学校来办”,在民工队中加强党、团建设,提高民工政治素养,培养后备力量。而且,在民工队中加强群众纪律,开展“民爱民”运动调适新老区群众关系与干群关系。科学地管理民工是保障支前运动高效开展的关键,中共对民工的日常生活有较为严格的管理,使民工从自由散漫的个体逐步向统一、约束的集体生活过渡,努力将民工锻造成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干部群体与民工群体是参与支前运动的两大群体。为巩固地方秩序和开展支前运动,中共在短时间内提拔了大量干部,充实了组织力量。但因培养时间较短且受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党员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支前过程中,基层干部作为中共群众动员理念与政策的执行者与贯彻者,中共对其有抱有较高的期许与职责要求。同时,基层干部也需要承担一定的战勤任务。基层干部扮演着多重角色,群体内部的心态与行为各有不同。从民工群体来看,民工支前过程中存在诸多顾虑,多以家庭与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在行为上,一方面,许多群众受到土改刺激、阶级觉悟、心理激发、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头等因素的影响而积极支前。另一方面,民工队伍中存在开小差、躲避后勤的现象,中共发现问题后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民主处理逃勤事件,动员民工归队。支前运动的开展并非一蹴而就,期间伴随着多重矛盾,其一是如何平衡土改、支前、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地方支前组织注意在不同区域、阶段对土改、支前与生产有所侧重,并通过合作互助等方式努力解决支前与生产的矛盾。其二是在繁重的战勤压力下如何科学使用民力,各级支前组织通过掌握各地民力状况,前后方等价记工、整理后勤的方式,努力实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负担的平衡。其三是国民党特务及一些地主、土匪等煽动群众制造暴动,破坏支前运动。地方党政军机关灵活应对,逮捕少数暴动分子并对群众加强教育,有效化解了冲突。总体而言,解放战争时期的苏北支前运动是一场广泛、深入、彻底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群众走向中共革命的历程是曲折而又复杂的,群众将自身所附带的地缘、文化属性融入了革命之中,中共也将自身的革命理念、政治文化传递给了群众,努力使中共革命的目标与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干部与群众、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努力贯彻群众路线,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拥护。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樊孝东[4]（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党志勇[5]（2020）在《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文中指出商人作为社会经济流通环节中的主要工作者,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滋长,商品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的角色愈加重要,对这一群体在近代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从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及其运作、商联会主要活动及影响四个方面对商联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通过商联会考察了商人与革命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中共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共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是其成立的政治背景,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成立商联会提供了的条件,根据地内各群众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商联会成立的组织基础,中共对于商人政策的重视进一步促进了商联会的成立。第二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追溯。商联会的沿革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从1940年产生到1947年商联总会撤销,太行区商联会以1945年12月太行区商联总会的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0年至1944年12月为商联会的早期阶段;1944年12月至1945年12月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开始筹备成立商联总会;1945年12月至1947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在商联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太行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商联会。第三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进行了研究。本章分析了商联总会筹备前后有关商联会纲领和组织章程的异同,同时通过对商联会干部群体的出身、阶级成份和对于商联会的态度也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商联会经费的考察,看出商联会在收取会费方面并不顺利,处处受到商人的抵制。第四章对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本章从中共通过商联会对商人的教育和改造、举办商人节、配合革命中心工作以及商联会的功能几个方面叙述了商联会的活动,并从商联会的积极影响和局限性两个方面阐述了商联会所产生的影响。结语在前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革命的关系和商人身份的重塑三个方面的梳理,认为商人在近代经历了从“在商言商”到“在商亦言革命”的转变。
武洋[6]（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研究表明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娜斯佳（Anastasia Vorontsova）[7]（2020）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无论从哪个视角或方面进行讨论都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更决定其生活品质及生活方式。俄罗斯与中国的教育体系大相径庭,教学方法及采用的教学策略也有所不同,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都对俄罗斯汉语教学及课程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研究包括教学法论、课程内容、教师及学生实际情况等方面,将对中俄语文教学方法的拓展及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研究从七个方面介绍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并对这些高等院校进行调查。具体来说,这七方面包括:一、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二、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内容;三、俄罗斯的评价标;四、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环境;五、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方法;六、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队伍;七、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包括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虽然本调研的研究领域宽,研究方面广,但本文提供了真实且可信度极高的调查研究数据。截至目前,本研究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市开设汉语课程的五所高等院校汉语教学最具拓展性的唯一研究。本文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及价值。对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的部分（包括:苏联和俄罗斯评价标准、苏联和俄罗斯教育体系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阶段总览）进行详细的介绍。第二部分,中俄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述了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第三部分,研究的理论基础。这部分介绍了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含义及要点,并且指出这些方面与汉语教学的关系及它们对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此外,第三部分的目标是从理论方面分析两要素对语言教学过程的影响（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俄罗斯汉语教学的状态,并分析俄罗斯汉语教学的主要因素（包括俄罗斯汉语教学目标、俄罗斯汉语教学内容、俄罗斯评价标准、俄罗斯汉语教学环境、俄罗斯汉语教学方法、俄罗斯汉语师资与俄罗斯汉语学习者）。该部分的理论对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的研究就是上述汉语教学的因素。因此,第三部分奠定了本研究汉语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历史。本章介绍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历史、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阶段。其发展共有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汉语教学的发端,即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为汉语教学的稳步发展,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第三阶段为汉语教学的加速发展,即20世纪下半叶至今。这部分还归纳了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四个发展因素（地理因素、人口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此外提出了该地区的三个主要发展特点:一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曲折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形成的缓慢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过程的断续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代发展的稳定性）;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迟缓性;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包括两个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复杂性与迟缓性的因果关系）。第五部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该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本部分介绍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调查,包括七个方面:研究过程、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学开展概况、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定位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教材选择与使用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环境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师资现状、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现状。第六部分,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汉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并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哈巴罗夫斯克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的研究表明,主要问题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目标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教学目标不清晰、汉语教学目标的制定与教学内容脱节、教学目标单一、汉语教学目标制定过低）;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队伍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教学师资收入低、汉语教学师资从事汉语教学的时间短、汉语教学师资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少、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缺乏工具性动机）;三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问题有四点:俄罗斯评价标准缺乏客观性与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教师公平度的判断缺乏明确性）;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课程内容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汉语课堂上只采用俄文版的汉语教材、汉语教材的听力材料不足、汉语教材不符合教学活动、汉语教材提供的中国文化知识不多）;五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教学环境存在问题（问题有三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环境缺乏系统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环境缺乏能动性、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行为模式不利于良好的课堂气氛）;六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存在问题（问题有四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的拼音及声调发音不标准、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汉语语法理解度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识字率低、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缺乏学习动机）;七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问题有三点:教师的教法单一、不符合教学活动、缺乏现代化）。此外,本部分从本质上解释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七部分,主要从两方面论述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结合部分教学案例、问题调查结果、访谈结果并加以说明。该部分还介绍了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对策及建议。具有七个方面:一、提高高等汉语教学目标的清晰度及适切性（包括两个点:依据不同汉语水平层次设定梯次性教学目标与依据汉语不同需求设定不同功能的教学目标）;二、优化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三、优化俄罗斯汉语教学的评价标准;四、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五、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的适切性;六、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师工作条件与提高汉语教师的动机;七、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效率。研究分析表明,为了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获得成效,应该采取对策改进把汉语教学作为第一语言及第二外语的整个过程。需要改进的方面有四个:改进学习汉语学生学习进度的对策、改进汉语教师课程设置的对策、改进办学机构设备的对策。此外,本章也给中国国家汉办提出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改进建议。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既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进行调查,明确该地区汉语教学的所处发展阶段,了解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基本情况,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探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进的策略,为俄罗斯汉语教学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可供推广的研究成果。
王松[8]（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指出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刘雨点[10]（2019）在《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通俗读物编刊社,是一个创办于抗战时期的出版机构,它专门面向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中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民众,前后出版了600多种、5000多万册的书刊,影响甚着。在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群策群力专心一致地潜心去为下层民众创作的机构。本文围绕通俗读物编刊社展开研究,试图理解非常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民众与民众读物的态度,理解编刊社在抗战时期如何发挥抗战动员功能,实现其出版文化价值,并借此获得对当时社会状况与出版环境的认知。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活动既反映了抗战救国下的时代共性,同时又呈现出其自身的差异性。民间传统与五四传统的交汇,凝聚力量抗战救国的时代潮流,构成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的外在环境,与此同时,希冀通过出版印刷通俗读物,唤起民众成为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则是创办编刊社的重要内在动因,其中反映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独特的民众观与出版观。在“唤醒民族意识,鼓励抵抗精神,激发向上意志,灌输现代常识”的出版宗旨之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三位社长带领社内编辑成员,切实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纵观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历程,这群知识分子具备强烈的民众意识,在编印、推广的路径与方式的选择上,十分重视择取合适的宣传内容与形式,以及知识思想扩散、下渗的方式与渠道。无论是满足与引导民众精神需求、旧瓶装新酒式地改良读物、贴近民众的阅听习惯与心理,还是排印符合民众习见之样式、出版物价格上贴近旧式读物,又或是利用传统固有的分销渠道、多方联络传播推广之中介者、采用多种方式的传播手段,无不以走近民众、唤醒民众为目标。在鼓词唱本、通俗故事丛书、期刊、图画及副刊等典型出版物的具体编创实践中,均体现出编刊社知识分子鲜明的出版意识。总体而言,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个案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时代的痕迹,反映民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实际编刊工作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新的出版尝试,他们兼顾编写、印刷、发行各方面的工作,切实将民众读物送到目标读者的手中。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进步的新型的民众读物,来取代旧式民众读物在群众的影响,既在内容上靠近新式读物,又在民众接受层面上取旧式民间读物之长,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对比较成功。与此同时,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的态度与贡献,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坚定的出版信念,该社的公益性的书刊出版活动,在出版史上应当具备一种出版类型上的价值。另一方面,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面貌,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合力影响的结果。它在面向民众创作读物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自身工作的局限性,也有客观原因的无奈,这些因素使得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目标未能全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问题对于出版机构长远发展的影响、出版工作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以及抗战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从事民众改造的文化实践存在的局限性,不仅揭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民众读物的改良与创作过程中的困境与不足,亦反映出特殊社会形势下民众读物出版主体的历史角色与工作特点,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出版生态环境的窗口。通俗读物编刊社在抗战期间经历重重困难,却仍然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它专门为广大下层民众创作出版了大量通俗的新文学作品,引导民众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与思想,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抗战精神在下层社会中的传播以及文学创作方法的融合发展,均作出极大的贡献。尽管通俗读物编刊社后来消失在历史之中,但其社会价值却是显着的,于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二、《农民负担管理》已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负担管理》已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紫阳县司法档案中的田土讼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论文背景 |
| (二)选题要解决的问题 |
| (三)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及述评 |
| (一)清代司法及民事诉讼活动研究的现状 |
| (二)对上述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清代司法档案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论文的基本文献资料 |
| (一)传世经典文献 |
| (二)契约文书 |
| (三)官箴书、判牍 |
| (四)地方志、契约资料 |
| (五)清代地方规则、民事习惯、宗族族规等文献资料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紫阳的历史与社会 |
| 第一节 紫阳县大体情况介绍 |
| 第二节 紫阳知县的设置及职能 |
| 一、清代州县的大体介绍 |
| 二、紫阳知县及职权 |
| (一)紫阳知县的设置 |
| (二)知县的职掌 |
| 第三节 清末秦巴山区的人口与土地 |
| 一、清秦巴山区人口的构成 |
| 二、土地产权的取得 |
| (一)插占 |
| (二)购买 |
| 第四节 紫阳档案所见田土讼案的历史背景 |
| 一、流移对土地的原始垦荒 |
|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转招客佃” |
| 第二章 紫阳正堂司法档案与田土讼案 |
| 第一节 紫阳正堂司法档案 |
| 第二节 紫阳司法档案中的田土讼案 |
| 一、田土讼案的类型 |
| 二、田土讼案费用 |
| 三、诉讼费用与田土讼案 |
| 第三章 清末紫阳田土讼案中的审断 |
| 第一节 紫阳司法档案审断概述 |
| 一、审断的涵义 |
| 二、紫阳档案中的田土讼案 |
| (一)以紫阳档案记载的两件契约为例: |
| (二)以档案记载的两例诉状为例 |
| 三、田土讼案的裁断过程 |
| (一)审讯 |
| (二)裁断 |
| (三)出具“遵结” |
| 第二节 田土讼案审断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 |
| 一、判词内容逻辑化的形式 |
| (一)事实 |
| (二)理由 |
| (三)裁断 |
| 二、判词内容实质的表达 |
| (一)契约神圣 |
| (二)利益实现 |
| 三、审断中的国家法的问题 |
| 第四章 清末紫阳田土讼案中的批词 |
| 第一节 通过批词受理讼案 |
| 一、“批令自处” |
| 二、“批令谕约保处理” |
| 三、“批侯集讯查夺” |
| (一)契约 |
| (二)诬告 |
| 四、“批令等候讯究” |
| 第二节 通过批词拒绝受理讼案 |
| 一、拒绝受理——未准 |
| 二、六例具体“未准”的案件 |
| (一)“陈显舜诉陈治平一案”未准 |
| (二)“谢益寿诉谢仕忠一案”未准 |
| (三)“李大云诉宋功耀一案”未准 |
| (四)“张成栋诉张成喜一案”未准 |
| (五)“刘述相诉阮钧和一案”未准 |
| (六)“张永达诉程达越一案”未准 |
| 第三节 对田土讼案批词的总结性思考 |
| 第五章 清末紫阳田土讼案中的调处 |
| 第一节 田土讼案调处的缘起 |
| 第二节 田土讼案调处的主体 |
| 一、乡保 |
| (一)乡约甲长主持的调处 |
| (二)保长约正联合戚友主持的调处 |
| (三)保长约正联合户族主持的调处 |
| 二、戚谊 |
| (一)戚谊主持的调处 |
| (二)戚谊联合中人主持的调处 |
| 三、监生、生员、武生 |
| (一)监生、生员主持的调处 |
| (二)乡约联合监生、生员主持的调处 |
| (三)武生主持的调处 |
| 四、客头 |
| (一)客头联合保长调解纠纷 |
| (二)客头联合生员监生调解纠纷 |
| 五、耆賔 |
| 六、中人 |
| (一)何为中人 |
| (二)中人是契约订立不可缺失的要件 |
| (三)中人主持调处纠纷 |
| 第三节 官府批示的调处 |
| 一、官府批示调处的方式 |
| 二、官府批示调处的结果 |
| 三、调处不成转为裁判 |
| 第四节 对于田土讼案调处的总结与思考 |
| 一、调处的动机 |
| 二、田土纠纷的调处 |
| 三、调处最终的目的 |
| 第六章 清末紫阳田土讼案的地域民事习惯 |
| 第一节 习惯对于纠纷解决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先买 |
| 一、亲族先买习惯 |
| (一)官府的支持态度 |
| (二)官府的反对态度 |
| 二、地邻先买习惯 |
| 三、当主先买习惯 |
| 第三节 顶、转顶、永顶 |
| 一、顶 |
| 二、转顶 |
| (一)永佃权的形成 |
| (二)转顶 |
| (三)永顶 |
| 第四节 存留、除留 |
| 一、无存留 |
| 二、除留阴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支前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史料综述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群众支前的历史回溯与抗战胜利后苏北社会 |
| 第一节 战争与中共的民众动员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苏北群众支前概况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苏北社会与民众 |
| 第二章 苏北支前民工的动员与组织 |
| 第一节 苏北支前组织机构的设置 |
| 第二节 民工的动员 |
| 第三节 民工的编组与支拨 |
| 第三章 民工的政治工作与日常管理 |
| 第一节 党、团建设 |
| 第二节 民爱民运动 |
| 第三节 民工的日常管理 |
| 第四章 支前运动中的苏北干部群体 |
| 第一节 支前干部的提拔、培养与抽调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支前中的心态与行为 |
| 第三节 干部的惩处与纠偏 |
| 第五章 支前运动中的苏北民工群体 |
| 第一节 支前民工群体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民工支前的顾虑 |
| 第三节 民工支前表现与中共的应对 |
| 第六章 支前中的多重矛盾与中共的应对 |
| 第一节 土改、支前与生产的矛盾 |
| 第二节 战勤压力与合理负担 |
| 第三节 国民党与地方势力策动的暴动事件 |
| 结语 |
| 一、苏北支前运动的特点 |
| 二、苏北支前运动的成效与限度 |
| 三、支前运动中的党群、干群关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重点、难点与创新 |
| 四、主要人物、概念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饶阳县与五公村的自然环境 |
| 第一节 饶阳县的基本情况 |
| 一、饶阳县的建置沿革 |
| 二、饶阳县的自然条件 |
| 三、饶阳县的人地关系 |
| 四、自然环境制约下的农家经营行为 |
| 第二节 五公村的基本情况 |
| 一、五公村的建置沿革和自然条件 |
| 二、五公村的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合伙组”时期的自发组织(1944-1949) |
| 第一节 从打绳组到土地合伙组 |
| 第二节 合伙组的迅速扩张与退组风波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合伙组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省、国模范(1950-1951) |
| 第一节 从“合伙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
| 第二节 从河北省农业劳模到全国丰产模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一波三折的大社(1952—1955年) |
| 第一节 初建“大社” |
| 第二节 “整社” |
| 第三节 恢复“大社”与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 |
| 小结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的高级社(1956-1958) |
| 第一节 成立高级社 |
| 第二节 高级社的巩固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绩效: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合伙组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大社和高级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一、社员入社、出社 |
| 二、组织系统和干部选举 |
| 三、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商会史研究 |
| (二)中共革命根据地群众组织研究 |
| (三)中共与商人关系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不足 |
| 五、研究视角与创新 |
| 第一章 太行区商联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太行区的创建与巩固 |
| 二、太行区的财经建设 |
| 三、太行区的群众组织 |
| 四、太行区的商人政策 |
| 第二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历史沿革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成立 |
| (一)早期商联会 |
| (二)筹备商联总会 |
| (三)正式成立商联总会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发展 |
| 三、太行区商联会的转型 |
| (一)商联会机构建设中的问题 |
| (二)向工商业联合会转型 |
| (三)商联会转型原因 |
| 第三章 太行区商联会组织体系及其运作 |
| 一、商联会的组织体系 |
| (一)商联会组织章程 |
| (二)商联会工作纲领 |
| 二、商联会的干部群体 |
| (一)干部的产生 |
| (二)干部状况 |
| (三)干部对商联会的态度 |
| (四)干部的待遇 |
| 三、商联会的经费 |
| 第四章 太行区商联会的活动及其影响 |
| 一、教育、改造与新商人的诞生 |
| (一)中共对旧商人的认识 |
| (二)中共教育商人的形式 |
| (三)中共教育商人的内容 |
| (四)新商人的诞生 |
| 二、举办商人节 |
| (一)太行区商人节的设立 |
| (二)商人节的革命化 |
| (三)商人节对商人的动员 |
| 三、配合革命中心工作 |
| (一)参与群众运动 |
| (二)大生产运动 |
| (三)支援解放战争 |
| 四、商联会的功能 |
| (一)改善劳资关系 |
| (二)扶植行商摊贩 |
| (三)帮助商人克服困难 |
| (四)管理市场 |
| (五)调解纠纷 |
| 五、太行区商联会活动的影响 |
| (一)太行区商联会的积极影响 |
| (二)太行区商联会的局限性 |
| 结语:现代中国商人角色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时限划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革命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东北社会的区域特征 |
| 一、移民社会 |
| 二、农业与农村 |
| 三、工业发展与工人队伍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兴起 |
| 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东路沿线的传播 |
| 二、朝鲜移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北 |
| 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规模与组织系统演化 |
| 一、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
| 二、组织系统的演化 |
| 第二节 党员构成情况 |
| 一、党员的民族构成 |
| 二、党员的阶级构成 |
| 第三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形态与经费状况 |
| 第一节 层级关系与组织运行 |
| 一、领导方式与信息沟通 |
| 二、巡视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 第二节 基层组织形态 |
| 一、基层组织概况 |
| 二、支部形态 |
| 第三节 东北党的经费状况 |
| 一、东北党组织的经费来源 |
| 二、东北党组织的经费困境 |
| 三、经济困难的解决途径 |
| 第四章 东北党组织对工人的发动 |
| 第一节 东北工人群体概况 |
| 一、东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考察 |
| 二、历史上的斗争与东北工人阶级的特点 |
| 第二节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党与工人运动 |
| 一、工运力量的积蓄与爆发 |
| 二、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工人的争夺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中共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的走向 |
| 一、工运形势的转机与工运政策的滞后 |
| 二、“统一战线”与满总的成立 |
| 三、工人运动与抗日游击运动的融合 |
| 第五章 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 |
| 第一节 农村革命力量的积蓄 |
| 一、东北党组织农村工作的开拓 |
|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酝酿与激化 |
| 三、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与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
| 第二节 游击根据地内的农民与党 |
| 一、事变后的农村社会与游击队的生存空间 |
| 二、农民的拥护与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
| 三、将农民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党与农村依存关系的形成与打破 |
| 一、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的相互依存 |
| 二、日伪高压政策下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7）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课堂观察法 |
| (三)半结构访谈法 |
| (四)问卷调查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六、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研究现状 |
| 一、参考文献基本情况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俄罗斯汉语教学机构 |
| (二)俄罗斯汉语教学师资的情况 |
| (三)俄罗斯汉语学习者的情况 |
| (四)俄罗斯汉语教材的情况 |
| (五)俄罗斯汉语教学方法 |
| (六)俄罗斯远东汉语教学历史 |
| (七)俄罗斯远东汉语教学内容的情况 |
| (八)俄罗斯远东汉语教学师资的情况 |
| (九)俄罗斯远东汉语学习者的情况 |
|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一)研究不够充分 |
| (二)研究缺乏整体性 |
| (三)研究不够深入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汉语教学 |
| (一)跨文化交际的含义 |
| (二)跨文化交际的理论要点 |
|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对俄罗斯汉语教学的启示 |
| 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汉语教学 |
| (一)第二语言习得的含义 |
| (二)第二语言习得教学的理论要点 |
| (三)第二外语习得理论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
| 三、从所述理论对俄罗斯汉语教学现状进行解构分析 |
| (一)俄罗斯汉语教学目标 |
| (二)俄罗斯汉语教学内容 |
| (三)俄罗斯远评价标准 |
| (四)俄罗斯汉语教学环境 |
| (五)俄罗斯汉语教学方法 |
| (六)俄罗斯汉语教学师资 |
| (七)俄罗斯汉语学习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历史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历史阶段 |
| (一)第一个阶段:汉语教学的发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 |
| (二)第二个阶段:汉语教学的稳步发展(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 |
| (三)第三个阶段:汉语教学的加速发展(20世纪下半叶至今) |
| 二、影响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内在因素 |
| (一)地理因素 |
| (二)政治因素 |
| (三)人口因素 |
| (四)经济因素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特点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迟缓性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复杂性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的曲折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现状调查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的概况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的研究过程 |
| (一)半结构式观察 |
| (二)调查对象及选取 |
| (二)调查问卷回收率及有效率 |
| (四)调查的信度与效度 |
| (五)问卷调查的过程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现状调查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情况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目标的情况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的情况 |
| (四)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情况 |
| (五)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的情况 |
| (六)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学师资的情况 |
| (七)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目标存在的问题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 |
| (四)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存在的问题 |
| (五)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
| (六)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
| (七)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存在的问题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目标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评价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四)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五)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六)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师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七)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 |
| 一、提高高等汉语教学目标的清晰度及适切性 |
| (一)依据不同汉语水平层次设定梯次性教学目标 |
| (二)依据汉语不同需求设定不同功能的教学目标 |
| 二、优化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内容 |
| (一)提高汉语教材的系统化 |
| (二)提高汉语教材的有效度 |
| 三、优化俄罗斯汉语教学的评价标准 |
| (一)改善俄罗斯的“五分评价标准” |
| (二)提高俄罗斯汉语教学评价的客观性 |
| 四、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环境 |
| (一)改进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环境的管理 |
| (二)促进汉语教学环境外在因素 |
| 五、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汉语教学方法的适切性 |
| (一)修订2019年新的《普通高等教育的联邦州教育标准》教学方法的部分 |
| (二)优化高等院校的配备与教师管理 |
| (三)促进汉语活动教学及教法 |
| (四)提高汉语教师的工作有效率 |
| 六、改善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教师工作条件与提高汉语教师的动机 |
| (一)提高汉语教师福利 |
| (二)优化汉语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
| (三)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教师的动机 |
| 七、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院校汉语学习者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效率 |
| (一)提高汉语学习者的物质生活状况 |
| (二)改善生活与学习环境 |
| (三)提高学习效率 |
| (四)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汉语学习者的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时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农业问题: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与作用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史料出版 |
| (二)馆藏档案 |
| (三)学术成果 |
| (四)其它方面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重点 |
| (三)难点 |
| (四)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主体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山东种植业发展述评 |
| 第一节 山东农业种植地域的专门化发展 |
| 一、土地占有状况与作物致诱性变迁 |
| 二、天灾人祸与农业种植专门化 |
| 三、专门化生产的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农业种植的商品化发展 |
| 一、赋税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二、交通与农业商品化发展 |
| 三、农业商品化的局限 |
| 第三节 农业种植的科学化发展 |
| 一、化肥与农药的施用 |
| 二、水利灌溉的发展 |
| 三、农业机械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教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传教士来源及其见闻 |
| 一、来鲁传教士的差会来源与发展概况 |
| 二、传教士眼中的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传教士的早期农业活动 |
| 一、优质品种的引进 |
| 二、推动副业发展 |
| 三、先进科学技术的宣传 |
| 第三节 乡建运动与农业现代化——以齐鲁大学为例 |
| 一、被教会忽视的山东农业 |
| 二、振兴农业的尝试 |
| 三、迟滞的进程——齐鲁大学农事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政府和团体与山东农业近代化 |
| 第一节 外国在山东的农业活动 |
| 一、山东农业调查 |
| 二、外国的农业投资与援助 |
| 三、棉麦借款与山东农业 |
| 第二节 德日在青岛的农业建设 |
| 一、德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二、日占时期的农业建设 |
| 第三节 外国团体与山东农业:以山东华洋义赈会为例 |
| 一、组织架构与资金来源 |
| 二、赈济工作 |
| 三、农业活动 |
| 四、成就与局限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农业机构 |
| 第一节 农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 |
| 一、中央农业部门的近代化进程 |
| 二、山东地方农业部门的近代化沿革 |
| 三、山东农业部门近代化局限 |
| 第二节 山东基层农业机构建设 |
| 一、各级农事试验场沿革 |
| 二、农业部门人员构成 |
| 三、基层农业机构发展:以青岛为例 |
| 第三节 政府与农业活动:以青岛防治赤星病运动为视角 |
| 一、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农业状况 |
| 二、运动发起及筹备 |
| 三、官民矛盾的形成 |
| 四、围殴村长事件与政府应对 |
| 五、官民矛盾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教育机构 |
| 第一节 山东各级农业学校沿革 |
| 一、山东高等农业教育 |
| 二、山东初、中等农业教育 |
| 三、成就与局限 |
| 第二节 高等农业人才培养:以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中心 |
| 一、教员情况及管理 |
| 二、癸卯学制与学校生源 |
| 三、课程安排与学生管理 |
| 四、学业、就业、职业:由成绩表引发的审思 |
| 第三节 山东地方农业教育 |
| 一、士绅与山东农业学校 |
| 二、山东地方农校运行及学界反思 |
| 三、乡建运动与农业教育实践 |
| 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及创新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概念厘定 |
| 2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缘起与概略 |
| 2.1 成立编刊社的原因及目的 |
| 2.1.1 民间传统与五四精神交汇 |
| 2.1.2 鲜明的民众观与出版观 |
| 2.1.3 编刊社的出版宣言 |
| 2.2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人员 |
| 2.2.1 编刊社的三位社长 |
| 2.2.2 编刊社主要编辑成员 |
| 3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行为与策略 |
| 3.1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历程 |
| 3.1.1 三户书社经营初探 |
| 3.1.2 北平时期的兴盛发展 |
| 3.1.3 战乱中的六次迁徙 |
| 3.2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策略 |
| 3.2.1 为民众编创适当的读物 |
| 3.2.2 尽心尽力推广通俗读物 |
| 3.2.3 创作上的发展与研究 |
| 3.3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具体实践 |
| 3.3.1 出版鼓词唱本 |
| 3.3.2 编创通俗故事丛书 |
| 3.3.3 发行定期出版物 |
| 3.3.4 重视图画及副刊 |
| 4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编辑出版活动评价 |
| 4.1 独特的民众读物出版尝试 |
| 4.1.1 以全方位的实践影响民众 |
| 4.1.2 出版理念突破已有读物 |
| 4.1.3 具备出版类型上的价值 |
| 4.2 提供民间公益性出版的反思 |
| 4.2.1 经济问题关乎长远发展 |
| 4.2.2 出版工作与政治密不可分 |
| 4.2.3 民众改造实践存在局限性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通俗读物编刊社宣言 |
| 附录二 ：通俗读物编刊社书目 |
| 致谢 |
四、《农民负担管理》已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紫阳县司法档案中的田土讼案研究[D]. 金怡. 吉林大学, 2021(01)
- [2]解放战争时期苏北支前运动研究[D]. 张雅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5]商人与革命：中共太行区商人联合会研究（1940-1947）[D]. 党志勇.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7]俄罗斯远东地区高等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研究[D]. 娜斯佳（Anastasia Vorontsova）.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活动研究[D]. 刘雨点.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