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欧盟的合作安全（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提出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孙波[2]（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彭昕[3]（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沈丁心[4]（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王海涛[5]（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指出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曹文[6]（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闫亚娟[7]（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赵周欢[8]（2020）在《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的政策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西方多国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文化冲突等现象不断出现,导致民粹主义势力大幅抬头。意大利作为西方大国中经济问题最为严峻、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民粹主义政党更是首先实现了政治突破,入主政府。其上台之后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对国内和欧洲国家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首先运用供求理论分析了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和上台。从需求侧来说,其上台源于选民对全球化的冲击、移民带来的社会冲击及其主流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的不满和焦虑;就供给侧来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善于利用话语叙事,构建一套政党内部的话语叙事,用“互联网直接民主”发动群众进行政治参与。其次,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为维持高福利的社会开支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国外经济政策的变化表现为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如加入中欧倡议国组织等。在国内,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制定了收紧难民和缩小移民规模的政策。最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上台对欧洲各国和世界的政党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改革进程。此外,民粹主义会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还有可能演变为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将对全球治理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提出的短期措施并不会较大程度改善国内现状,执政联盟内部关系也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对他们来说民众的支持率是赢得下一届大选至关重要的条件。
宋亚飞[9]（2020）在《英国脱欧及其对欧洲地缘格局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成为当年最具轰动性的“黑天鹅事件”:多数民调支持脱欧、时任首相卡梅伦宣布辞职、英国经济面临严峻危机。尽管继任者特蕾莎.梅在脱欧协议、最后期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内外压力不仅导致脱欧进程陷入僵局,也迫使首相特蕾莎.梅离职。2019年7月24日,作为“硬脱欧”代表人物的鲍里斯.约翰逊当选新一任首相。英国脱欧前景再次面临不确定性。作为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英国脱欧产生的后续效应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包括英欧关系、欧盟内部权力格局、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俄欧关系在内的欧洲地缘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按照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学派的均势理论,英国脱欧的本质是欧洲数百年地缘政治均势格局的延续。而从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英国脱欧可被视为英欧矛盾和欧洲一体化困境的结合体,也是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的具体表现之一。至于英国脱欧对欧洲地缘格局的后续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往欧盟内部的力量对比平衡局面被打破、国家关系面临重组;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遭受冲击且已出现分化迹象;俄罗斯迎来重大战略机遇,借助变局占据了与美欧博弈的主动权。
玄理[10]（2020）在《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后果、各成员国间持续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的管理困境和英国脱欧问题等。危机中欧盟治理能力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和疑欧情绪,民众与欧盟精英之间的裂痕凸显。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大众政治中的显着性与争议性与日俱增,民众对欧盟的政策制定和国内选举竞争中的欧洲一体化议题更加关注,欧盟精英无法像之前那样通过幕后的协商共识推动一体化进程,不得不将民意因素纳入决策考量。欧盟政治逐渐完成了从“宽容性共识”到“限制性异议”的转变,欧洲议题的政治化现象愈加显着,政治化也成为了理解当今一体化进程症结的关键性概念。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现象意指欧洲议题进入大众政治领域,引发民众参与和争论的进程,主要由欧洲议题显着性和对欧立场极化两个因素构成。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极大挑战。激进右翼政党作为反欧盟势力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团体,擅长利用民众与欧盟精英之间的龃龉,动员民众的排外民族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现象的重要推动者。然而目前学界缺乏对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分析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下,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有着何种内在联系?激进右翼政党为什么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它们在推动政治化时采取了什么政治策略?它们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对于欧洲国内政治和欧洲一体化有何种深远影响?本文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主要采用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主流一体化理论都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一种政治精英之间的共识合作式进程和由其自上而下驱动的政治计划,因此民意和大众政治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或只可能对一体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后功能主义理论则将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化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到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来,认为一体化进程有可能会受到国内政党政治和秉持排外民族认同的民众的阻碍。值得一提的是,后功能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以政党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体积极推动的结果。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特性还是在政党动机角度而言,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更有能力围绕认同因素进行政治动员,并通过不同的政治策略将欧洲一体化议题推向政治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欧盟和欧洲一体化与激进右翼政党所秉持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背道而驰,欧盟被激进右翼政党视为“他者”,因为欧盟既破坏本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又是与人民对立的腐朽精英的集中代表。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政治化的动机主要分为需求因素和外部供给因素两个层面。从需求因素来看,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信任危机是由一体化进程中所带来的欧洲民众价值需求危机、认同需求危机、安全需求危机和经济公平需求危机等因素交织而成。在这种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议题在政治社会中的显着度明显提升,普通民众与欧洲精英之间的裂痕也逐渐拉大,为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的政治化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从供给因素看,主流政党多年未变的亲欧共识立场以及大众媒体的推动作用都给予了激进右翼政党政治化欧洲议题的政治机会与空间。激进右翼政党在推动政治化时主要运用了以下策略:在国内政治中,它们主要采取了议题强调和立场极化策略,以及针对欧洲议题的架构策略;而在欧洲议会层面中,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积极寻求跨国合作,形成议会党团,共同推动欧洲议会内部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争论;同时,激进右翼政党的欧洲议员利用在议会的发言时间进一步在欧洲层面强调欧洲议题。这些策略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提高欧洲议题的显着度和对欧立场的对立程度,向民众突出表现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阴暗面,并将欧盟视为应受谴责的“他者”,应对一切社会问题而负责。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策略对欧洲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递进的层级之上:公众议程、政党政治和欧盟政治。首先,在公众议程层级,欧洲议题政治化推动了民意的疑欧化和主流价值观的激进化,使攸关欧盟存续的欧洲认同更加难以形成。其次,在激进右翼政党的主导下,一方面欧洲议题从公众议程逐渐进入政党政治议程之中,导致了政党竞争的议题结构重新洗牌,促进了新分歧线上的新政治对立;另一方面,在政治化和选票流失的压力下,部分主流政党被迫在欧洲及其他相关议题上改变了自身政治话语和选举策略而“右转”,这冲击了主流政党的亲欧共识政治模式。最后,在欧盟政治框架下,因为成员国领袖达成妥协的能力受到了国内政治化压力的削弱,欧盟的共识政治治理模式受到了政治化的威胁。尽管如此,由于激进右翼政党在欧盟机构中的边缘化地位,其所推动的政治化对欧盟政治的消极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相反,欧洲议题的政治化将政治因素纳入到欧盟跨国治理中,是欧盟框架下增加政治讨论和竞争的必要条件,在客观上可以增加欧盟机构的民主合法性。综上而言,本研究认为,尽管后功能主义对于当今欧盟政治生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其关于政治化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的理论假设较为偏颇,不能仅仅从积极或消极的单一视角来看待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的生死成败,取决于欧盟和主流政党精英将政治化转化为欧洲一体化推动力的能力。他们若想解决激进右翼政党所导致的政治化困境,就必须积极参与关于欧洲议题的公开政治讨论,推动惠民政策的实施与宣传。只有倾听底层民众的呼声,使欧洲一体化成果真正惠及底层弱势民众,找寻到一条让民众参与其中的自下而上的一体化进程推动路径,才是欧盟和欧洲政治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全球化与欧盟的合作安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与欧盟的合作安全（论文提纲范文）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选题依据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点 |
| 第一章 群体情感: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中介变量 |
| 一、主流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偏好假定及评价 |
|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解释的可弥合性 |
| 二、群体情感的引入及对两种模式偏好的弥合 |
| (一)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概念阐释 |
| (二)群体情感是国家理性的基线 |
| (三)群体情感是个体情感的趋同 |
| 第二章 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层次 |
| 一、现实变化对对外政策偏好分析要素提出的新要求 |
| 二、单元层次: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 |
| (一)国家是群体情感的载体 |
| (二)共同历史记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时间维度 |
| (三)本土实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空间维度 |
| 三、体系层次: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亲疏关系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回旋镖效应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第三章 群体内情感类别化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 |
| 一、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媒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 |
| (一)从共同历史记忆到政治基调情感 |
| (二)从政治基调情感到对外政策偏好的方向 |
| 二、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介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
| (一)群体决策者引领即时情感的手段 |
| (二)群体决策者利用即时情感进行身份选择 |
| (三)即时情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的途径 |
| 第四章 群体间情感比较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外部路径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 |
| (一)零和竞争结构:欧美焦虑情感与东亚希望情感的碰撞 |
| (二)外源合作结构:欧洲焦虑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三)内源合作结构:东亚希望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转变 |
| (一)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内省能力 |
| (二)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外辱压力 |
| 第五章 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塞俄与塞欧之间的比较 |
| 一、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差异的特点 |
| (一)塞尔维亚对欧政策偏好超越经济务实主义 |
| (二)塞尔维亚对欧政策超越个人精英偏好 |
| (三)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原因比较 |
| 二、群体情感在塞对俄欧政策偏好中的中介作用 |
| (一)塞尔维亚国内群体情感的类别化 |
| (二)塞对俄欧的群体间情感比较 |
| 三、结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 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欧盟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作为思想与实践的疑欧主义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 |
| 二、疑欧主义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力量的右翼民粹政党 |
|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 |
|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理念 |
| 三、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多重危机下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模式 |
| 一、危机与民粹主义 |
| 二、欧洲危机与右翼民粹政党 |
| 三、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 |
| 第二章 英法德三国的疑欧主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英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英国民众 |
| 第二节 法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法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法国民众 |
| 第三节 德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德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德国民众 |
| 第三章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与英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英国独立党的政治理念 |
| 一、疑欧主义理念 |
| 二、保守主义理念 |
| 三、民粹主义理念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的兴起与脱欧变局 |
| 一、欧债危机与英国独立党兴起 |
| 二、难民危机与边界管控 |
| 三、英国公投脱欧与独立党的胜利 |
| 四、英国脱欧党成立与脱欧完成 |
| 第三节 英国独立党兴起与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英国疑欧主义的巅峰:英国脱欧 |
| 二、右翼民粹疑欧主义与精英化的疑欧主义的融合 |
| 三、后脱欧时代的疑欧主义 |
| 第四章 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与法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与政策主张 |
| 一、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 |
| 二、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借助选举的进一步崛起 |
| 一、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与影响 |
| 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兴起与法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准主流政党的疑欧主义议程 |
| 二、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法兰西疑欧主义? |
| 第五章 德国选择党与德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选择党的成立和政策主张 |
| 一、德国选择党的成立 |
| 二、德国选择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德国选择党撬动德国政党政治格局 |
| 一、欧债危机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
| 二、难民危机下德国选择党的身份转变与影响 |
| 三、借助欧洲议会选举与地方选举影响政党政治版图 |
| 第三节 德国选择党兴起与德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从隐性疑欧主义到显性疑欧主义 |
| 二、从精英货币疑欧主义到多议题疑欧主义 |
| 三、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的制约 |
| 第六章 英法德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共性 |
| 一、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反映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 二、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差异性 |
| 一、英法德三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与欧盟关系上的差异 |
| 二、英法德三国民粹政党推动疑欧主义发展的路径不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6）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的政策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民粹主义及其在欧洲的回潮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政党的概念探析 |
| 一、民粹主义的定义 |
| 二、民粹主义政党的定义 |
| 三、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在欧洲回潮的表现、原因和特点 |
| 一、民粹主义在欧洲回潮的表现及原因 |
| 二、民粹主义在欧洲回潮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与上台 |
| 第一节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及其政策主张 |
| 一、五星运动党 |
| 二、联盟党 |
| 第二节 供求理论下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原因分析 |
| 一、需求侧因素:选民的焦虑与不满 |
| 二、供给侧因素: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叙事与政党竞争媒体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的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意大利经济政策的调整 |
| 一、调整国内经济政策 |
| 二、积极寻求对外合作 |
| 第二节 意大利移民政策的调整 |
| 一、收紧难民政策 |
| 二、缩小移民规模 |
| 第三节 意大利对外政策的调整 |
| 一、与欧盟关系的变化 |
| 二、意中关系的发展 |
| 三、其它关系的转变 |
| 小结 |
| 第四章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的影响与前景 |
| 第一节 对国内政党政治的影响 |
| 一、加剧意大利政党林立现状 |
| 二、影响传统主流政党的政策制定 |
| 第二节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
| 一、可能进一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
| 三、给区域和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不确定因素 |
| 第三节 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的执政前景 |
| 一、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国内形势严峻 |
| 二、执政联盟内部关系可能再次发生变化 |
| 三、两党稳定执政有赖于民众支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英国脱欧及其对欧洲地缘格局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法 |
| (二)层次分析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均势理论与欧洲地缘格局的演变 |
| 第一节 均势理论的概念与模式 |
| 一、均势理论的概念 |
| 二、均势理论的模式 |
| 第二节 欧洲地缘政治均势格局的演变 |
| 一、近代欧洲地缘政治均势格局的演变 |
| 二、现当代欧洲地缘政治均势格局的演变 |
| 第二章 英国脱欧的曲折历程 |
| 第一节 英国与欧盟的复杂关系 |
| 一、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光荣孤立”政策 |
| 二、英国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艰难历程 |
| 三、英国与欧盟的利益矛盾 |
| 第二节 英国脱欧从酝酿到实施的过程 |
| 一、英国脱欧的前期酝酿 |
| 二、卡梅伦政府正式提出脱欧 |
| 三、英国脱欧的实施过程及现状 |
| 第三章 英国脱欧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席卷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 |
| 一、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根源 |
| 二、逆全球化思潮在欧洲的具体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欧洲经济和社会形势长期动荡不安 |
| 一、欧洲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阴影 |
| 二、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破坏欧洲社会稳定 |
| 第三节 英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助推脱欧呼声高涨 |
| 一、欧洲衰落加重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 |
| 二、英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是其脱欧的根本原因 |
| 第四章 英国脱欧对欧洲地缘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英国脱欧重塑欧盟内部大国权力格局 |
| 一、“法德轴心”取代“英法德”三驾马车 |
| 二、法德内部问题以及双边利益矛盾制约“法德轴心”前景 |
| 三、“第三股力量”带来的变数不容忽视 |
| 第二节 英国脱欧冲击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
| 一、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力相对减弱 |
| 二、欧洲迎来发展自主防务力量的战略契机 |
| 三、美英海权与欧洲陆权的战略博弈 |
| 第三节 英国脱欧有助于俄罗斯掌握战略主动权 |
| 一、俄罗斯与欧盟的紧密利益联系 |
| 二、美欧关系紧张有助于俄欧加强合作 |
| 三、俄罗斯在欧洲地缘格局变动中的影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激进右翼政党的研究现状 |
| 二、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与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后功能主义理论 |
| 第一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概念 |
|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 宽容性共识 |
| 二、第二阶段: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向“限制性异议”的转折点 |
| 三、第三阶段: 东扩与欧盟危机——限制性异议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三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与主流欧洲一体化理论 |
| 一、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政治化 |
| 二、政府间主义理论与政治化 |
| 第四节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后功能主义理论 |
| 一、后功能主义理论的理论逻辑 |
| 二、对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评析 |
| 三、激进右翼政党、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及其疑欧主义立场 |
| 第一节 疑欧主义概述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与分类 |
| 二、政党疑欧主义的来源 |
| 第二节 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概述 |
| 一、激进右翼政党的概念界定 |
| 二、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选举突破 |
| 第三节 激进右翼政党与疑欧主义 |
| 一、从亲欧到疑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对欧立场变化 |
| 二、激进右翼政党疑欧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动机 |
| 第一节 需求因素:民众疑欧主义情绪的上升 |
| 一、经济公平需求 |
| 二、移民与安全需求 |
| 三、价值需求 |
| 四、身份认同需求 |
| 五、信任需求 |
| 第二节 外部供给因素:政治机会结构 |
| 一、主流政党的亲欧共识 |
| 二、大众媒体的推动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策略 |
| 第一节 议题强调与立场极化策略 |
| 第二节 架构策略 |
| 一、架构策略的概念界定 |
| 二、激进右翼政党的对欧架构策略 |
| 第三节 欧洲议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策略性场域 |
| 一、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跨国合作 |
| 二、激进右翼政党对欧洲议会发言时间的策略性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公众议程 |
| 一、价值观的激进化 |
| 二、民意的疑欧化 |
| 第二节 国内政党政治 |
| 一、议题重构与新政治对立的出现 |
| 二、“架构扩散”效应与主流政党的右转 |
| 第三节 欧盟政治 |
| 一、对欧盟共识政治的威胁 |
| 二、促进欧盟民主合法性的增加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论文回顾与总结 |
| 二、应对欧洲议题政治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四、全球化与欧盟的合作安全（论文参考文献）
-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2]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D]. 孙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4]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5]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7]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8]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的政策调整研究[D]. 赵周欢. 暨南大学, 2020(04)
- [9]英国脱欧及其对欧洲地缘格局的影响[D]. 宋亚飞. 青岛大学, 2020(02)
- [10]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D]. 玄理. 山东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