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山东木材自给（论文文献综述）
吕岩[1]（2014）在《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满足财政需求,唐朝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市场来购买物资,使政府获取物资的方式呈现出赋税征调、聚敛掠夺、自给生产和市场购买并存的状况。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市场购买的比例越来越大,对于政府物资供给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满足政府的消费需求,唐朝政府还通过购买物资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对封建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政府购买是唐朝政府物资供给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政府成为物资的购买者,使政府与市场紧密联系,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市场行为主体。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从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唐朝的和籴、和市、宫市以及财政机构的职能、运作等,作为经济史和财政史研究的重大课题,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将唐朝政府作为市场行为主体,对政府购买进行的整体研究,仍处于薄弱状态。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点上,着重考察古代市场发展中的政府因素和国家财政中的市场因素。从政府购买的发展形态、职官管理体系、经费结构及管理制度、交易制度、运输制度、交纳存储制度、监察制度、审计制度、职务犯罪预防与惩戒制度、制度缺陷及对于唐代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对唐朝政府购买作了全局性的整体考察,具有学术创新价值。通过揭示中国古代专制政府经济行为的规律性特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会为当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提供借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认为,政府购买是唐朝官营贸易的主要形态之一,也是唐朝政府利用市场满足消费需求、调控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举措,具有消费性、生产性、经营性、伴生性等显著特点。唐代经济的繁荣是政府购买发展的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是重要的基础保障,前朝政府购买制度提供了制度规范。政府购买是优化政府收入结构的必然要求,贵族官僚的奢靡性消费刺激了政府购买的发展,政府购买反映出唐朝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意图,政治和军事目的是政府购买的直接推动因素。唐朝政府购买的物资种类庞杂,数量巨大,涉及农、林、牧、副、渔、矿产、加工业产品等领域。除了粮食、马匹、木材等类属明确的物资,各级政府还以土贡、别索、宫市等名目大量地购买物资,这充分表现了唐朝政府购买的广度和规模。唐朝政府购买涉及的领域广泛,在各领域间又有所侧重。农产品、畜产品、矿产资源、加工业产品、手工业品等是唐朝政府购买的主要物资,尤以粮食、马匹、绢帛、珠宝、土特产等为多。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物资,均被纳入购买领域,且在政府购买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购买随着唐朝国力的盛衰,分为兴起、繁荣、变通、扩展、衰落五个阶段,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限于自然条件,政府购买又有独特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北方（东北、西北）边境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岭南地区,呈现出以关中为中心,东南、西北并重的局面。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或在购买地本地使用,或运送长安、边境和战场。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政府购买职官管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以户部为中心转变为由三司主导。政府购买领域使职差遣的大规模出现,改变了事权过于分散、不利集中管理的状况,提高了购买效率。唐朝政府购买经费可大致区分为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预算内资金在政府购买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唐前后期政府购买经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预算内经费的不同。预算内资金数额巨大,应用面广；预算外资金名目多,但资金数额小、临时性强,往往着眼于特定支用,或者用于弥补预算内资金的不足。左藏、右藏、内库、专门库（和籴库、少府监库等）是唐朝政府购买经费的主要库藏来源。购买经费的调拨与支给,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财物出纳要接受比部勾检,大额经费还要由中书门下审核。唐朝政府购买遵行的基本原则是“两和交易”,大体遵循官方买其所需、百姓卖其所余的双方自愿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在执行层面,唐律有诸项细致规定。政府购买的交易场所主要包括诸市、诸仓和专门置场。为了保证购买物资的质量,唐朝政府从生产、流通等环节作了明确规定。唐朝政府购买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两种：“官民”交易和“官一商一民”交易。唐代边境贸易的法律化非常突出,购买海外物资的市舶制度也逐步完善。政府购买物资运输系统以是否使用驿传分为两类,不同运输系统需要不同的证明文书。纲典运输是大宗购买物资运输的主要组织形式；小规模购买的珍贵物资,通常由专使负责运送；购买物资的陆运,主要征发百姓服运役；唐中后期,购买物资的僦运代输逐渐实现了合法化。为了保证运输效率,唐朝政府对各种物资的运输时间和不同运路、不同运输方式的行程作了限定。购买物资的运费来源主要有征收脚钱和从购买物资中抽取两种。此外,政府购买还有一定的配套保障措施。政府购买的各类物资,其交纳存储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诸仓,用于储存粮食；二是中央诸库,用于存诸购买的轻货、珍奇等；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仓库,用于存储本部门固定的购买物资。物资交纳大致包含纳前汇报、交纳检验、立铭书题、书牒为案四个程序。购买物资的存储制度,主要包括以法安置、严密看守、出入检查、建立出纳文书制度等内容。唐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监察制度,一方面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政府购买决策和执行上的质量、效率问题；另一方面,监察官员在廉洁奉公等方面的表现。唐代中央对政府购买实施监察职能的机构主要有尚书都省、中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对地方政府购买的监察,一是由御史台监察御史巡按郡县,或派遣十道巡察使定期监察；二是由地方政府都督刺史系统,录事参军事、主簿系统实施监察。安史之乱后,逐渐形成了以使职为中心的监察体制,主要包括观察处置使系统、巡院系统和录事参军事系统。唐朝政府购买须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尚书省比部是全国最重要的审计机关,预算内、外和中央诸司的固定购买项目都要接受比部的审计。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普遍设置勾官,行使审计职责。对政府购买的审计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两种方式,财务收支是审计的重点。对于政府购买审计的结果,要进行勾征。唐代主要从人事考核制度、法律制度、官员连带责任三个层面,预防和惩戒官员犯罪。人事考核主要从德、能两个方面加强官员的自律和政府对官员的监督。唐律的规定主要涉及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和徇私舞弊三个方面。唐朝还通过监临主守官吏互负连带责任,来加强官吏的互相监督,提高政府购买成效。唐朝政府购买表现出诸多弊端,根源在于其自身的制度缺陷。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非对等、政府购买目标具有不可妥协性、资金配套和管理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价格管理制度不尽合理、钱帛兼行的支付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等,使政府购买在执行环节暴露出强制购买、抑价购买等弊端。政府购买对于唐代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巩固政治中心、保障政府日常运行、发挥社会调控作用；对于国防安全的影响表现在供给军粮、部分地解决军赏问题,以及为军队和牧监提供马源等。政府购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常平仓对小农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和为公田提供了部分种子、肥料、牲畜；在自然灾害或战乱之后,唐朝政府有时会通过政府购买帮助农户解决耕牛缺乏问题。政府购买是唐朝官府手工业生产原料的重要来源,对于唐代官府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购买一方面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又是对民间工商业的一种变相掠夺。政府购买的消费性比较突出,购买的物资主要用于宫廷、官僚、军队消费,尤其是军粮和奢侈性消费；政府购买的物资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而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奢侈品在其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般情况下,唐朝政府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按照自给自足的原则安排其消费。除了军粮、馆驿等个别领域,政府购买在唐朝政府物资供给体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唐朝政府获取物资,主要不是通过购买,而是通过赋税征调、聚敛掠夺,或自给供应。政府购买与征调、掠夺、自给等多种手段共存、伴生,构成了唐朝政府物资供给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
鞠斐[2]（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闫鑫[3]（2020）在《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正致力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幅员辽阔,省级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全面把握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探寻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确定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驱动因素及其驱动机理,对中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指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在需求侧和供给侧构建了经济-二氧化碳的二维评价体系,定量、动态分析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根据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筛选出低碳发展相对较快的省域作为特定子系统,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重视角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进而基于溢出-反馈效应,探讨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确定溢出-反馈效应的显著影响因素,借鉴回弹效应理论基本框架,将区域关联因素纳入其中,完善其技术指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新的回弹效应框架,评估、确定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驱动机理。最终,本研究从单一省域和省域间协同发展角度提出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如下:（1）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指标,将其与经济影响力、感应度结合,构建低碳经济评价的二维指标,改进现有低碳经济分析框架。以往的低碳经济评价框架多从个别省域自身角度开展研究,较少体现省域间关联作用下的低碳经济交互影响。因此,本研究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省域间经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与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指标相结合,分别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均构建经济-二氧化碳影响力、经济-二氧化碳感应度的二维分析框架,实现更为全面、系统地评价,提出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规律。（2）建立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多区域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弥补了现有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多为单区域模型和需求侧/供给侧单视角模型的不足,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中不同省域角色与作用的系统评价。现有投入产出子系统研究多考虑需求侧或供给侧的单一视角,较少将需求侧和供给侧视角比较探讨。然而,省域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既承担消费者角色也承担生产者角色,单一角度的研究忽略了省域作为消费者的消耗作用或作为生产者的分配作用,具有片面性。因此,本研究结合传统的Leontief模型构建需求侧的子系统模型,借鉴投入产出基本模型中的Ghosh模型构建供给侧的子系统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经济和二氧化碳溢出-反馈效应,系统分析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3）纳入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区域关联作用,构建新的回弹效应框架,弥补了现有碳回弹效应模型忽略区域间关联作用的不足,为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和驱动机理分析提供了新视角和更系统的框架。传统的回弹效应评价框架中采用单一省域的技术进步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驱动因素评价指标,这就忽略了区域关联作用下各省域的技术效率变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二氧化碳排放的溢出和反馈。此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侧重于从环境角度强调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产出的附属物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则是把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一个投入要素,可以衡量省域的经济产出,并能体现减排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本研究纳入区域关联作用,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中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确定溢出-反馈效应的显著影响因素,结合区域关联作用下的经济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构建了新的回弹效应评价框架,更为全面、系统地评估、确定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驱动机理。
张萍[4]（2004）在《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揭示商业发展与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中间的互动与制约机制，进而探求历史商业地理学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意义，以期能够进一步充实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更好地为经济研究服务。 本文主要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明清陕西商业发展的地域特征。 一、围绕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界定，初步尝试建构本文以及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框架，并分析了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史、商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联系与差异。同时对近些年有关明清陕西经济、社会等研究现状进行整理与剖析，阐明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及预期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从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入手，阐述陕北、关中、陕南三区的环境特征及其对形成本地区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格局的影响力。分时段论述了明清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与变化规律，这是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展开的前提条件。 三、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与农村畜养业、林特产资源开发性产品的地域商品生产入手，分析了明清时期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与地域特征。强调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各不相同的产业分工，进而形成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是形成各地不同类型商品输出的前提与基础。 四、分析了明清时期陕西商业运输工具与地区适应性的问题。进而从明清两代商路发展格局变化过程中探讨了陕西商路发展与自然、人文地理因素的关系。提出在明代由于受西北蒙汉政权争夺战的影响，陕西驿路建设曾得到官方多方维护与修葺，因此，当时陕西商路走向与驿路重叠，尤其陕北地区表现十分明显。入清以后，政府干预逐渐减少，商路呈多元发展趋势，商路走向也有些改变，甚至影响到这一地区市场分布格局。 五、分层级论述了关中、陕北、陕南三区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与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明清陕西省域商业中心的成长过程。指出明清时期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包括泾阳、三原两县在内，形成超省域商业中心，且受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一商业中心有前后递嬗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如前人所论，是由于商路走向的影响，而是受封建政府政策性因素干扰所致。 六、地区中小城镇的多寡标志着地区商业发展程度高低。本文分陕北、关中、陕南三区剖析了三地商业城镇发展的时段性特征与地区分布差异性，总结了三区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征与分布规律。总体认为明清陕西商业城镇的发展程度不比江南，与同期华北地区相比亦显落后，地区中小商业城镇的发展往往无法超越本州县县城商业发展水平，从这一点能够显示出明清陕西商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另外，地区城镇商业发展具有时段性与地区性差异，不仅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受地区时段性人文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如明代陕北蒙汉对峙区，受军事消费的影响，曾一度出现军事城镇商业化的发展过程，在本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意义。 七、农村市场范围广，数量大，对它的发展程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充分把握广大农村人口的商品需求度问题。明清陕西农村市场大体包括集市与庙会两种形式。本文一方面通过对明清陕西四百余部方志与乡土志的搜集、整理，分四个时段(明中叶、清初、清中叶、清末)统计估算出本省集市市场的总体数量与区域差异，并通过对各区集市密度、集期安排、集市商品构成等要素分析，探讨了明清陕西集市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本文强调庙会市场在本地区商品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影响很大。明清陕西庙会市场往往分层级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发挥的作用不同，甚至成为集市发展的有力补充。 八、分析了陕西三区市场结构及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总结施坚雅针对中国市场研究的理论，剖析了清代陕西各地区商业市场格局的地域特殊性。强调商业集镇在一定地区的分布格局不仅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关联，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制约。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形态形成各地区不网的市场分布格局。清代的陕西，市场地区分布的差异与不平衡性是主流，而区域有规律分布格局仅仅存在小范围地域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对陕西州县级市场结构的分析，进而上升到商业城镇以及区域流通格局的分析，认为清代陕西市场流通格局在各地区具有分散发屏的趋势，但从总体来看，已经形成统一整合的市场流通体系，为今天陕西省域商品流通格局打下了基础。 九、通过对粮食、牲畜、棉花市场的具体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不同形式的市场对不同类型的商品流通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具体分析了清代陕西粮食、牲畜、棉花、药材、木材、食用油等商品的对外输出，部分考察了单项商品的贸易量与贸易额，从中可以看出清代陕西对外输出商品的种类以及部分商品输出量。 十、对明清陕西的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通过对明清陕西牙行的设置与牙税征收数量的分析，阐述了明清陕西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大致情况，
曹万平[5]（2017）在《侗族民间美术研究》文中指出侗族民间美术在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各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样式,有鼓楼、风雨桥、戏楼、飞山庙、萨坛等特色建筑,有堪称活化石的传统染织与服饰,有诙谐有趣、形式多样的民间雕塑,有土中见雅、寓意美好的民间绘画,有形式特别、种类丰富的民间手工艺。侗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美术门类最齐全、保留最完整的民族之一,研究侗族民间美术对认识中国民族民间美术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侗族民间美术为研究对象,从整体视角出发,利用研读文献和田野调查等多种方法,分析了侗族民间美术的历史面貌、生成环境和当下形态,探讨了侗族民间美术的主题、造型手法和主要特征,并为传承和保护侗族民间美术提出看法。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以七章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主要阐明生成背景和侧重于形而下的样态分析;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主要侧重于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发掘与归纳;第三部分为第七章,主要对传承与保护提出看法。第一章,介绍了侗族概况和侗族民间美术概况,并对民间美术概念作了界定。提出侗族民间美术的文化源头是高庙文化并作了论证,以已有文物为依据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了侗族民间美术的历史概况,以当前遗存状况为凭借从共时性角度分析了侗族民间美术的现状特点及南北差异。第二章,从自然条件和文化习俗两方面入手,分析了侗族民间美术的生成环境,提出侗族民间美术传统样式遗存丰富的原因是社会发展滞后,侗族民间美术独具特色的原因是文化习俗奇特。第三章,分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四个类别阐述了侗族民间美术的当代形态,并对各类别下民间美术诸样式的历史记载和子类特征作了探讨。第四章,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成果之一,对侗族民间美术的主题进行了归纳,提出侗族民间美术的主题有资生、人本、求美、自由、共享、耐久。资生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上的共生世界,人本是以身度物的造物准则和价值追求,求美是建立在实用之上的形式美化,自由是慰藉心灵的自在表达,共享是利人利己的快乐践行,耐久是经世致用的造物准绳。第五章,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成果之二,提出侗族民间美术的主要造型手法有拟、渗、臆、比、创、拿、承。拟是率意的取象,渗是想象的联系,臆是心灵的流露,比是多意的象征,创是心物的统一,拿是民族之间相互借鉴,承是对传统的庚续。第六章,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成果之三,首先对侗族民间美术四个类别的特征进行了概括,然后对侗族民间美术的共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提出侗族民间美术特征有多重表现:文化脉络上,远古的高庙文化基因仍然有迹可循,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随处可见。思辩特征上,粗略混沌的思维,万物有灵的逻辑若隐若现。精神内涵上,知足常乐的人生境界、自强不息的求生精神、和谐共生的处世之道四处洋溢。风格特点上,侗族民间美术风格丰富多样,其中以疏野、豪放、奇僻特点尤为突出,疏野是朴拙天然的表现,豪放是旷达不羁的气度,奇僻是集体表象的物化。社会特征上,侗族民间美术表现为农耕典型的“场”,稻作文化的“诗”,发展滞后的“果”,侗族民间美术折射出物质生活贫乏而精神生活富足的社会特点。第七章,对侗族民间美术的传承和保护进行了讨论,认为当前侗族民间美术保护现状总体上表现为喜中存忧,喜在政府重视民间努力,保护和恢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忧在这些保护行动多以发展旅游经济为驱动,未免出现文化保护为经济开发让位现象。认为民俗活动是民间美术应用的主要场域和生存土壤,主张风俗的赓续是民间艺术生存的关键,提出保护民间美术的关键是保护民俗活动。侗族民间美术之所以独具民族个性,缘于生发于相对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环境闭塞使风俗习惯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和发展滞后性,这是侗族民间美术较好地涵养古代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历史样式的原因。侗族民间美术的特点既是侗族文化和民族个性影响的特点,也是侗族社会发展滞后于时代形成的文化落差特点。
黄润青[6]（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王鑫[7]（2018）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影响。“七七事变”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局重工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内迁工作计划的分析,发现国民党政府对战争形势存在严重的误判。在重工业计划中,湘赣鄂三省被列为核心区域,内迁计划中武汉又是首选目的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上述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四川、云南等西部省区成为了后方真正的中心。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内迁工作在仓促中进行,加大了转移中的经济损失。其二,利用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核算了206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值,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更具生产效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表现为更少的公营企业）,经营轻工业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对战争的需要,政府开始更多的干预经济,后方省市的重工业才得以在这一时段发展起来。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若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国家的主动干预将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根据《后方工业概括统计（1942）》的相关数据,测算了战时后方工业的集聚情况。计算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仅为0.055,这意味着战时各产业的集聚度较低,区域分布相对均匀。相比空间基尼系数,θ指数考虑了不同企业的规模特征,我们用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也高与空间基尼系数。然而在细分行业的排序上,两个指标提供了足够的共识,即杂项工业、冶炼工业和金属品工业的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而机器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对后方工业贡献较大的重要行业其区域集聚程度则相对较低。为衡量后方各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测算了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其结果表明后方的省份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对指标方面（熵指数）,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相对指标方面（Krugman指数）,甘肃、江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则是最低的。其四,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一套战时工业企业分布的县域数据,并将其和2000年各县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匹配,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抗战的工业遗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抗战时期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的县,在2000年的人均GDP也越高。这意味着战争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可以通过改变初始经济条件和吸引人口迁移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期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增强定性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已有的历史学文献多关注于事实的考证,而本文的研究则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对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思了比较优势战略。大后方在战时的工业结构明显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政策却可能带来正向效应。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要想实现工业化,国家主动干预经济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如何避免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将会成为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孙松林[8]（2018）在《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岷江上游位于四川西北部,连接着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是汉藏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川藏间重要的交通廊道与枢纽。其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气候植被特征、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现象赋予了其独特而神奇的聚落景观,而偏僻、蔽塞的地理、交通环境又使得这些民族瑰宝得以保存,让人得见其神奇雄浑、苍凉悲壮的景观魅力。为了理清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和同一民族中的藏羌聚落景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以及这些迥异的聚落景观特征内在的形成机制与建造逻辑,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GIS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先对岷江上游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概述（第二章）;然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岷江上游的总体聚落景观分布格局、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及11个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三～五章）;接着对同沟谷的藏羌聚落景观及同民族内不同沟谷的聚落景观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区分,并作了总结与评价（第六章）;在此基础上,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七章）;最后总结归纳了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与演替逻辑（第八章）。研究结论如下:1.藏羌聚落景观总体上具有沿岷江水系线性发展、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2.藏族与羌族聚落在海拔、地貌、坡度坡向、资源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3.同一民族的聚落景观在岷江上游有多种表达方式,4.同区域内的藏羌聚落景观存在同质化现象,5.资源匮乏导致不同族群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势力分化,6.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历史人文为辅助变量而综合形成的,7.资源、产业、生产力、道路交通、文化交流、行政干预、自然灾害共同驱动聚落景观的演变。本研究首次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并对藏羌族聚落景观特征的形成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与解答,还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和演替逻辑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初步绘制了的岷江上游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成果有助于拯救与保护岷江上游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助力民族地区的团结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并对西部大开发中的风貌建设、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与地域性景观营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李增金,牛继荃,孙怀锦[9]（1980）在《试论山东木材自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解放以来,我省林业生产取得了不少成绩;森林覆被率由建国初期的1.9％增加到9％;“四旁”植树由1.5亿株发展到26亿株;农田林网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050万亩;桐粮间作也发展到450万亩;林地面积由450万亩发展到2000多万亩.但我省林地少、人口多、木材奇缺,每年都需要由国家供应大量木材。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实现木材自给,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过去许多同志曾提过多次意见,这是全省林业工作者和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
李增金,牛继荃,孙怀锦[10]（1980）在《试论山东木材自给》文中提出 解放以来,我省林业生产取得了不少成绩;森林覆被率由建国初期的1.9%增加到9%;"四旁"植树由1.5亿株发展到26亿株;农田林网从无到有,已发展到3050万亩;桐粮间作也发展到450万亩;林地面积由450万亩发展到2000多万亩。但我省林地少、人口多、木材奇缺,每年都需要由国家供应大量木材。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实现木材自给,加速实现四
二、试论山东木材自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山东木材自给（论文提纲范文）
（1）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唐朝政府购买发展形态 |
| 第一节 政府购买发展的历史条件 |
| 一、客观条件 |
| 二、主观条件 |
| 小结 |
| 第二节 唐朝政府购买涉及的领域 |
| 一、农产品购买 |
| 二、林产品购买 |
| 三、畜产品购买 |
| 四、渔产品购买 |
| 五、矿产与资源产品购买 |
| 六、加工业产品购买 |
| 七、其他物资的购买 |
| 小结 |
| 第三节 唐朝政府购买的发展阶段 |
| 一、兴起阶段 |
| 二、繁荣阶段 |
| 三、变通阶段 |
| 四、扩展阶段 |
| 五、衰落阶段 |
| 小结 |
| 第四节 唐朝政府购买的地域分布 |
| 一、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主要区域 |
| 二、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地域流向 |
| 三、唐朝政府购买物资的运路流向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朝政府购买管理制度(上) |
| 第一节 唐朝政府购买职官管理体系 |
| 一、唐前期的政府购买职官管理体系 |
| 二、唐后期的政府购买职官管理体系 |
| 三、具有购买职能的使职 |
| 小结 |
| 第二节 唐朝政府购买经费管理制度 |
| 一、唐朝政府购买的经费构成 |
| 二、唐朝政府购买经费的库藏结构 |
| 三、唐朝政府购买经费调拨制度 |
| 小结 |
| 第三节 唐朝政府购买交易管理制度 |
| 一、国内购买交易制度 |
| 二、互市购买交易制度 |
| 三、海外购买交易制度 |
| 小结 |
| 第四节 唐朝政府购买物资运输管理制度 |
| 一、关禁文书审批制度 |
| 二、购买物资运输的人事安排 |
| 三、购买物资运输时限及行程的规定 |
| 四、购买物资的运输方式 |
| 五、购买物资的运费 |
| 六、运输配套保障措施 |
| 小结 |
| 第五节 唐朝政府购买物资交纳与存储制度 |
| 一、购买物资交纳制度 |
| 二、购买物资存储制度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朝政府购买管理制度(下) |
| 第六节 唐朝政府购买监察制度 |
| 一、唐朝政府购买中央监察制度 |
| 二、唐朝政府购买地方监察制度 |
| 小结 |
| 第七节 唐朝政府购买审计制度 |
| 一、唐朝审计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二、唐朝政府购买审计方式 |
| 三、唐朝政府购买审计结果的处理 |
| 小结 |
| 第八节 唐朝政府购买职务犯罪预防与惩戒制度 |
| 一、人事考核制度方面的预防与惩戒 |
| 二、法律制度方面的预防与惩戒 |
| 三、官员连带责任方面的预防与惩戒 |
| 小结 |
| 第九节 唐朝政府购买制度缺陷 |
| 一、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非对等 |
| 二、购买目标具有不可妥协性 |
| 三、购买资金配套与管理不完善 |
| 四、监管机制不健全 |
| 五、价格管理制度不尽合理 |
| 六、钱帛兼行的支付体系有重大缺陷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购买与唐代社会 |
| 第一节 政府购买对唐代政治和军事的影响 |
| 一、政府购买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
| 二、政府购买对唐代军事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政府购买对唐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政府购买与唐代农业生产 |
| 二、政府购买与唐代手工业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政府购买对唐代社会消费的影响 |
| 一、唐代的阶级结构与基本消费品结构 |
| 二、政府购买与皇室基本生活消费 |
| 三、政府购买与官僚生活基本消费 |
| 四、政府购买与贵族官僚的奢侈性消费 |
| 五、政府购买与其他阶层消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著与著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著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著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低碳经济发展依赖省域转型 |
| 1.1.2 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省域异质性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3.1 低碳经济相关研究:基于区域层面 |
| 1.3.2 低碳经济的评价方法相关研究 |
| 1.3.3 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1 科学问题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理论 |
| 2.1.1 低碳经济相关理论 |
| 2.1.2 产业关联相关理论 |
| 2.1.3 区域关联相关理论 |
| 2.2 理论框架 |
| 2.3 概念界定 |
| 2.3.1 二氧化碳排放效率 |
| 2.3.2 低碳经济 |
| 2.3.3 碳回弹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3 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与省域特征 |
| 3.1 能源使用 |
| 3.2 二氧化碳排放 |
| 3.3 宏观经济 |
| 3.4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效率 |
| 3.5 本章小结 |
| 4 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基于经济-碳排放的二维分析 |
| 4.1 低碳经济评价模型构建 |
| 4.1.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
| 4.1.2 区域间经济影响力系数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力系数 |
| 4.1.3 区域间经济感应度系数和二氧化碳排放感应度系数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 |
| 4.2.1 需求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 |
| 4.2.2 供给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 |
| 4.3 本章小结 |
| 5 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基于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 |
| 5.1 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构建 |
| 5.1.1 需求侧Leontief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构建 |
| 5.1.2 供给侧Ghosh投入产出子系统模型构建 |
| 5.2 需求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分析 |
| 5.2.1 需求侧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分析 |
| 5.2.2 需求侧的显著效应识别 |
| 5.2.3 需求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分析 |
| 5.3 供给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分析 |
| 5.3.1 供给侧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分析 |
| 5.3.2 供给侧的显著效应识别 |
| 5.3.3 供给侧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路径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驱动机理:基于一个新回弹效应框架的分析 |
| 6.1 低碳经济的驱动因素 |
| 6.1.1 技术进步率 |
| 6.1.2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
| 6.2 新回弹效应框架构建 |
| 6.2.1 区域关联 |
| 6.2.2 新回弹效应框架 |
| 6.3 驱动因素及机理分析 |
| 6.3.1 需求侧驱动因素及机理分析 |
| 6.3.2 供给侧驱动因素及机理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单一省域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2.2 省域间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三、 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的选题宗旨 |
| 四、 与本选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
| 五、 目前存在的基本问题与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西自然地理分区与环境特征 |
| 一、 地貌特征 |
| 二、 气候特征 |
| 三、 河流与水文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特征 |
| 一、 明代陕西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二、 清代陕西经济发展的时段性特征 |
| 第三章 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上)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西农业商品生产 |
| 一、 粮食种植业的区域特征 |
| 二、 植棉业的发展与集中棉产区的出现 |
| 三、 其它经济作物的商品性生产 |
| 四、 嗜食类作物的集中种植区 |
|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产品产地 |
| 一、 关中、陕北的毛皮加工业 |
| 二、 陕南与关中地区的造纸业 |
| 三、 陶冶业的地域分布格局 |
| 四、 秦巴山区的木耳、香菌培植业 |
| 第四章 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下) |
| 第一节 畜牧与农村畜养业的区域发展特征 |
| 一、 耕牛的养护与各地耕牛品种 |
| 二、 马、骡、驴的饲养与地方良种培育 |
| 三、 牧羊业的地域分布 |
| 四、 农村养猪业的区域特征 |
| 第二节 林特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一、 中草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二、 秦巴山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 第三节 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 一、 明清陕西商品生产的时段特征 |
| 二、 明清陕西商品生产的地域特征 |
| 第五章 商业运输条件与商路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明代陕西驿路建设及商业利用 |
| 一、 明以前陕西的交通格局 |
| 二、 明代陕西的驿路建设 |
| 三、 驿路的商业利用及成效 |
| 第二节 清代陕西商路的新发展 |
| 一、 关中商路的多元发展趋势 |
| 二、 陕北商路的北向与东向发展 |
| 三、 陕南汉江水运及支流商贸运输 |
| 第三节 商路与陕西市场分布格局 |
| 一、 商路走向与市场层级 |
| 二、 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 |
| 第六章 商业中心城市及其分布格局 |
| 第一节 三原、泾阳、西安商业发展及超省域商业中心的递嬗 |
| 一、 明清时期三原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二、 明清时期泾阳商业发展特征 |
| 三、 明清西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
| 四、 超省域商业中心的确立及地点的递嬗 |
| 第二节 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商业中心 |
| 一、 关中地区商业中心城市--咸阳 |
| 二、 榆林作为陕北地区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 |
| 三、 陕南地区商业中心城市--汉中 |
| 第七章 商业城镇与城镇市场区位 |
| 第一节 明清陕北城镇商业的发展 |
| 一、 明代陕北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
| 二、 清代陕北城镇商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明清关中商业城镇的成长 |
| 一、 明代关中城镇商业发展概述 |
| 二、 清代关中商业城镇的成长 |
| 三、 清代关中州县城镇商业发展表现形式 |
| 四、 清代关中城镇市场空间格局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 一、 明代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 二、 从厘局没置看清中后期陕南商业城镇的发展 |
| 第四节 清代陕西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 一、 陕北、关中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 二、 陕南商业城镇的区域分布规律 |
| 附录: 从杂捐税征收看清末陕西部分州县商铺的多寡 |
| 第八章 农村市场的发展及地域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明清陕西集市的发展及地域分布 |
| 一、 明清陕西集市发展的时段特征 |
| 二、 关于“明清陕西集市分府、分区统计表” |
| 三、 明清陕北、关中、陕南各时期集市数量分析 |
| 四、 清中后期陕西三区集市密度 |
| 五、 集市集期的地区特征 |
| 六、 集市的商品构成及其在地方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区域发展特征 |
| 一、 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的发展进程 |
| 二、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的规模与组织形式 |
| 三、 清代关中、陕北地区庙会市场的时间结构 |
| 四、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及其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
| 五、 清代陕西庙会市场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
| 第九章 城乡市场结构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性 |
| 第一节 州县城镇与市场层级 |
| 一、 关于市场的空间结构与市场层级 |
| 二、 清代陕西州县城镇与市场层级 |
| 三、 个案研究:黄土高原塬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 |
| 第二节 区域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一、 地区商业发展进程与地区市场结构体系 |
| 二、 部分区域市场组合的空间不完善性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陕西省域市场体系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省域市场体系的形成 |
| 三、 清代陕西的市场等级体系 |
| 第十章 商业市场与商品输出 |
| 第一节 粮食市场与商品粮输出 |
| 一、 余粮区与缺粮区的分布 |
| 二、 粮食市场与商品粮输出 |
| 第二节 牲畜市场与牲畜输出 |
| 一、 清代陕西的牲畜市场 |
| 二、 牲畜输出及主要销行地区 |
| 附录: 牲畜税征收与牲畜交易量的考察 |
| 第三节 清代陕西的棉花产销 |
| 一、 清代陕西棉花产额分析 |
| 二、 棉花运销路线与棉花集散市场 |
| 第四节 其它生活资料的地区性输出 |
| 一、 陕北、关中食用油产地与销行区域 |
| 二、 果品加工业与果品输出 |
| 三、 清代陕西的药材输出 |
| 四、 木材的输出与输出路线 |
| 五、 生活用陶瓷器皿的流通 |
| 六、 嗜食类商品--鸦片的输出 |
| 第十一章 商贸中介与金融市场 |
| 第一节 商贸中介--牙人与牙行 |
| 一、 明清陕西的牙人与牙行设置 |
| 二、 牙税税额及相关问题 |
| 三、 从牙税征收看清代陕西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 |
|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雏形--典当业 |
| 一、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发展历程 |
| 二、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经营形式 |
| 三、 清代陕西典当业的经营者 |
| 四、 清代陕西当铺的地域分布特征 |
|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陕西的地域商贸特征及形成因素 |
| 第一节 明清陕西商贸发展的地域特征 |
| 一、 商业市场发展的地域特征 |
| 二、 商品流通的地域特征 |
| 第二节 商贸特征的形成因素 |
| 一、 自然环境因素 |
| 二、 经济结构因素 |
| 三、 人文环境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侗族民间美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一、选题源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前期准备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主要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1章 侗族及侗族民间美术概况 |
| 第一节 侗族概况 |
| 一、分布概况: 偏远而自由的三省交界 |
| 二、历史概况: 王化缓慢的边缘性历程 |
| 第二节 民间美术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侗族民间美术概况 |
| 一、探本溯源:高庙文化源远流长 |
| 二、历史寻踪:悠久而零散的记忆 |
| 三、当今遗存:南丰北寡参差不齐 |
| 第2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与社会条件 |
| 一、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 |
| 二、相对滞后的社会发展 |
| 第二节 风俗与文化环境 |
| 一、古老的风土人情 |
| 二、奇特的文化习俗 |
| 三、强大的文化引力 |
| 第3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形态 |
| 第一节 建筑 |
| 一、侗寨: 侗族民间美术场域 |
| 二、鼓楼: 侗寨的标志性建筑 |
| 三、花桥: 沟壑与心灵的桥梁 |
| 四、寨门: 防卫到象征的转变 |
| 五、民居、粮仓与禾晾 |
| 六、庙坛 |
| 七、戏楼 |
| 八、凉亭 |
| 九、古井和井亭 |
| 十、石料路桥、保寨林等 |
| 第二节 雕塑 |
| 一、建筑装饰雕塑 |
| 二、家具装饰雕塑 |
| 三、宗教雕塑 |
| 四、食材雕塑 |
| 五、工艺品雕塑 |
| 第三节 绘画 |
| 一、建筑装饰绘画 |
| 二、年画 |
| 三、宗教绘画 |
| 四、农民画 |
| 第四节 工艺美术 |
| 一、侗族染织与服饰 |
| 二、侗族器具工艺 |
| 第4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主题 |
| 第一节 中国民间美术的共通主题 |
| 第二节 侗族民间美术的典型主题 |
| 一、资生-万物有灵的共生世界 |
| 二、人本-以身度物的价值追求 |
| 三、求美-实用之上的形式美化 |
| 四、自由-慰藉心灵的自在表达 |
| 五、共享-利人利己的快乐分享 |
| 六、耐久-经世致用的造物主张 |
| 第5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造型手法 |
| 第一节 拟-率意的取象 |
| 第二节 渗-想象的联系 |
| 第三节 臆-心灵的流露 |
| 第四节 比-多义的象征 |
| 第五节 创-心物的统一 |
| 第六节 拿-相互的借鉴 |
| 第七节 承-传统的庚续 |
| 第6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特征 |
| 第一节 分类形式特征 |
| 一、侗族建筑特征 |
| 二、侗族雕塑特点 |
| 三、侗族绘画特点 |
| 四、染织服饰特征(工艺特征之一) |
| 五、器具工艺特征(工艺特征之二) |
| 第二节 文化内涵特征 |
| 一、文化基因的传承 |
| 二、粗略混沌的思维 |
| 三、万物有灵的逻辑 |
| 四、知足常乐的境界 |
| 五、和谐共生的希望 |
| 六、自强不息的精神 |
| 第三节 艺术风格特征 |
| 一、疏野-天然朴拙的表现 |
| 二、豪放-旷达不羁的气度 |
| 三、奇僻-集体表象的物化 |
| 第四节 社会历史特征 |
| 一、农耕典型的“场” |
| 二、稻作文化的“诗” |
| 三、发展滞后的“果” |
| 第7章 侗族民间美术的传承与保护 |
| 第一节 保护价值: 文化多样性的典型 |
| 一、侗族民间美术具有典型性 |
| 二、手艺的人文价值不容忽视 |
| 第二节 保护现状: 探索实践喜中存忧 |
| 一、喜: 政府重视民间积极 |
| 二、忧: 急功近利低质同化 |
| 第三节 保护建议: 保护促进民俗活动 |
| 一、保护需要系统性考量 |
| 二、民间美术的生存动力 |
| 三、保护和促进民俗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研究侗族民间美术完成的田野调查 |
| 二、田野调查工作剪影 |
| 三、图例目录 |
| 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业绩 |
| 后记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资料与概念界定 |
| 1.3.1 资料 |
| 1.3.2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史实与因果 |
| 第一节 企业内迁:组织过程、案例和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转移与后方工业兴起 |
| 2.2.1 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
| 2.2.2 后来者的历史研究:史料整理与评价 |
| 第三节 基于计量方法的因果性研究 |
| 2.3.1 历史事件的长期效应 |
| 2.3.2 对中国历史的量化研究 |
| 2.3.3 冲突与战争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评价与探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工业 |
| 第一节 战前全国工业发展概况 |
| 3.1.1 战前工业的区域分布 |
| 3.1.2 产出情况 |
| 3.1.3 产业结构 |
| 3.1.4 产权构成 |
| 第二节 战前工业的技术效率 |
| 3.2.1 数据与变量 |
| 3.2.2 模型选择 |
| 3.2.3 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的西部工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工业内迁——基本史实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战前准备及内迁政策 |
| 第二节 兵工企业的内迁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的内迁 |
| 4.3.1 第一次内迁 |
| 4.3.2 第二次内迁 |
| 第四节 内迁的完成与复工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方的工业发展:行业和地域 |
| 第一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行业的视角 |
| 5.1.1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5.1.2 时间序列的分析 |
| 第二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地域的视角 |
| 5.2.1 抗战初期的工业概括 |
| 5.2.2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的比较 |
| 5.3.1 空间基尼系数 |
| 5.3.2 θ指数 |
| 5.3.3 熵指数(SPEC) |
| 5.3.4 Krugman专业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方工业兴起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1.1 被解释变量 |
| 6.1.2 核心解释变量 |
| 6.1.3 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分位数回归 |
| 第四节 历史的耦合:三线建设 |
| 第五节 理解工业内迁的长期效应 |
| 6.5.1 改变初始发展条件 |
| 6.5.2 移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研究区域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相关概念解析 |
| 1.3.1. 聚落 |
| 1.3.2 传统聚落 |
| 1.3.3. 村庄、村寨与村落 |
| 1.3.4. 聚落景观 |
| 1.3.5. 景观特征 |
| 1.4. 相关研究进展 |
| 1.4.1. 国内外在乡土聚落景观方面的研究进展 |
| 1.4.2. 岷江上游大地景观与宏观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3. 岷江上游藏族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4. 岷江上游羌族聚落景观的研究进展 |
| 1.4.5. 其他与藏族、羌族聚落景观相关的研究进展 |
| 1.4.6.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发展方向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数据 |
| 1.5.4. 研究框架 |
| 2. 岷江上游地区聚落生长的背景环境 |
| 2.1. 自然地理环境 |
| 2.1.1. 地形地貌 |
| 2.1.2. 地质土壤 |
| 2.1.3. 气候条件 |
| 2.1.4. 水文水系 |
| 2.1.5. 动物植被 |
| 2.1.6. 自然灾害 |
| 2.2. 历史人文环境 |
| 2.2.1. 民族迁徙与历史演替 |
| 2.2.2. 民族组成与区域分布 |
| 2.2.3. 语言文字 |
| 2.2.4. 风俗习惯 |
| 2.2.5. 宗教信仰 |
| 2.3. 社会经济环境 |
| 2.3.1. 社会结构与等级制度 |
| 2.3.2. 经济组成及产业支撑 |
| 2.3.3. 经济沟通与对外交往 |
| 2.4. 小结——特殊、复杂、落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3. 宏观视野下的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特征 |
| 3.1. 西南边陲的过渡地带 |
| 3.1.1. 大地阶梯的过渡地带 |
| 3.1.2. 胡焕庸线上的分界带 |
| 3.1.3. 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走廊 |
| 3.2. 岷江上游的大地景观风貌 |
| 3.2.1. 高山深谷的地理风貌 |
| 3.2.2. 线性的对外通道 |
| 3.2.3. 垂直划分与水平分异的景观格局 |
| 3.2.4. 资源分布的垂直带谱现象 |
| 3.3. 岷江上游的聚落分布特征 |
| 3.3.1. 沿水系道路呈线性分布 |
| 3.3.2. 沿深谷两侧的垂直分布 |
| 3.3.3. 按民族分野的分布特征 |
| 3.3.4. 与坡度坡向相关的分布特征 |
| 3.3.5. 与生产资料密切耦合 |
| 3.4. 小结——沿水系、道路、海拔分异的区域景观 |
| 4. 中观视域下的各沟谷聚落景观特征 |
| 4.1. 杂谷脑河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1.1. 杂谷脑河中段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1.2. 孟屯河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 黑水河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1. 黑水河中段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2.2. 赤不苏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 岷江干流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1. 黑虎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3.2. 小姓沟的聚落景观特征 |
| 4.4. 小结——按区域分异的自然景观特征与藏羌族群势力分化 |
| 5. 微观视角下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1. 杂谷脑河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1.1. 样本01:屯堡聚落——甘堡藏寨 |
| 5.1.2. 样本02:半山哨卡——木卡羌寨 |
| 5.2. 孟屯河谷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2.1. 样本03:河谷藏寨——日波寨 |
| 5.2.2. 样本04:半山羌寨——水塘村 |
| 5.3. 赤不苏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3.1. 样本05:以水源为中心——大寨子 |
| 5.3.2. 样本06:河谷防御型堡寨——大瓜子 |
| 5.4. 黑水河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4.1. 样本07:藏羌交汇处——色尔古 |
| 5.4.2. 样本08:高山上的藏寨——大别窝 |
| 5.5. 黑虎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5.1. 样本09:高碉林立的羌寨——鹰嘴河寨 |
| 5.6. 小姓沟的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 |
| 5.6.1. 样本10:林区中的藏寨——姑纳村 |
| 5.6.2. 样本11:林区中的羌寨——大尔边 |
| 5.7. 小结——按民族和区域双向划分的聚落景观 |
| 6. 岷江上游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评价 |
| 6.1. 同沟谷内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1. 杂谷脑河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2. 黑水河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1.3. 岷江干流流域藏羌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 同民族内不同沟谷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1. 不同沟谷中藏族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2.2. 不同沟谷中羌族聚落景观的对比与区分 |
| 6.3. 藏羌民族间聚落景观的总体对比与评价 |
| 6.3.1. 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相似性 |
| 6.3.2. 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异质性 |
| 6.3.3. 藏羌聚落景观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
| 6.4. 小结——藏羌聚落景观的总体差异性与地区同质化 |
| 7.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内在形成机制 |
| 7.1. 因“地”制宜——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1.1. 地形地貌与聚落景观的关系 |
| 7.1.2. 气候水文与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式 |
| 7.1.3. 地域环境决定聚落景观的构筑材料与建造方式 |
| 7.1.4. 自然灾害引起聚落景观突变 |
| 7.2. 生存之“道”——资源竞争与合作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2.1. 资源承载决定聚落的选址与规模 |
| 7.2.2. 资源竞争与合作构成聚落的势力范围与典型模式 |
| 7.2.3. 资源争夺与合作影响下的聚落联盟与区域交通体系 |
| 7.2.4. 资源影响下的自然生态观与聚落景观生态格局 |
| 7.3. 安全保卫——族群战争与防御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3.1. 族群认同、区分与敌对关系 |
| 7.3.2. 族群势力与聚落的选址、布局和景观意象 |
| 7.3.3. 战争、掠夺与聚落的防御性景观 |
| 7.3.4. 心理安全与实用性、舒适性之间的权衡 |
| 7.4. 神明庇佑——宗教与风俗习惯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4.1. 宗教文化与聚落景观的空间布局关系 |
| 7.4.2. 宗教文化与聚落景观的垂直分布关系 |
| 7.4.3. 宗教文化影响聚落景观的形态、色彩和符号 |
| 7.4.4. 风俗习惯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 交流融合——社会交往与民族融合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1. 道路沟通与经济交往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5.2. 文化交流对聚落景观的影响 |
| 7.5.3. 民族融合形成聚落景观的渐变与过渡 |
| 7.6. 改革变迁——社会经济与行政干预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6.1. 资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聚落景观演变 |
| 7.6.2. 产业变化与经济发展导致聚落景观的跳跃式革新 |
| 7.6.3. 社会等级制度影响下的聚落景观 |
| 7.6.4. 政府行政干预导致聚落景观的变化 |
| 7.7. 小结——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共同决定聚落景观的表达 |
| 8.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与演替逻辑 |
| 8.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分类与基本模式 |
| 8.1.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分类 |
| 8.1.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 |
| 8.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建造与演替逻辑 |
| 8.2.1.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建造逻辑 |
| 8.2.2.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演替逻辑 |
| 8.3. 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因图谱 |
| 8.3.1. 景观基因组(基因胞) |
| 8.3.2. 景观联接通道(基因链) |
| 8.3.3. 景观文化与能量(基因信息) |
| 8.3.4. 景观整体形态(基因形) |
| 8.3.5. 景观基因图谱 |
| 8.4. 小结 |
| 9. 总结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藏羌聚落景观总体上具有沿岷江水系线性发展、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 |
| 9.1.2. 藏羌聚落在海拔、地貌、坡度坡向、资源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 |
| 9.1.3. 同—民族的聚落景观在岷江上游有多种表达方式 |
| 9.1.4. 同区域内的藏羌聚落景观存在同质化现象 |
| 9.1.5. 资源匮乏导致不同族群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势力分化 |
| 9.1.6. 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历史人文为辅助变量而综合形成的 |
| 9.1.7. 资源、产业、生产力、道路交通、文化交流、行政干预、自然灾害共同驱动聚落景观的演变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2.1. 首次将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特征作全面的比较研究 |
| 9.2.2. 首次对岷江上游藏羌聚落景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 |
| 9.2.3. 首次对藏羌族聚落景观的特征给出科学的解释并解构其形成逻辑 |
| 9.2.4. 利用GIS、统计学等分析方法对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进行了定量研究 |
| 9.3.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试论山东木材自给（论文参考文献）
- [1]唐朝政府物资购买研究[D]. 吕岩. 山东大学, 2014(11)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中国低碳经济的省域演化趋势及其驱动机理研究[D]. 闫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4]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D]. 张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04(04)
- [5]侗族民间美术研究[D]. 曹万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3)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7]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D]. 王鑫. 南开大学, 2018(03)
- [8]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D]. 孙松林.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9]试论山东木材自给[J]. 李增金,牛继荃,孙怀锦. 山东林业科技, 1980(02)
- [10]试论山东木材自给[J]. 李增金,牛继荃,孙怀锦. 林业经济, 19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