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论文文献综述）
常文相[1]（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认为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袁振东[2]（2006）在《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学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完成其建制化历程,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中国学术界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认识化学学科,但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在高等化学教育方面,官方所办的教育机构在总体上还处于次要地位,还不能与经费相对充足和稳定的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相比。在化学研究方面,除一些教会大学在进行在进行有限的化学研究外,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大都没有进行化学研究。至于专门的职业化化学研究机构,则主要有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范旭东等人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两处。在交流机制方面,作为化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化学共同体尚未形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相对统一使政府能够顾及科学事业的发展。随着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大力资助,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也迅速展开,至1937年抗战爆发,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从整体情况看,1927-1937年的十年（也称南京十年）是现代化学在中国建制化发展较为重要的十年。这十年的发展为其后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此期间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历程,是中国现代化学史的重要课题。通过探讨化学学科在此期间的建制化,有助于我们认识南京十年中国科学建制化的进展,探讨学科发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以高等化学教育、化学研究和中国化学会的发展为线索,依据翔实的史料,对1927-1937年间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高等化学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先,这一时期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建制数量大幅度增加。第二,相对于其他实用科学领域,高等化学教育领域为国家培养了较多的人才。从培养学生的层次看,部分大学已经能够培养硕士研究生,但大多数大学的化学教育终止于学士教育。第三,高等化学教育的质量从整体上得到提高,而且国立大学从总体上已经超过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成为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主流。第四,这一时期的大学化学教师,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他们大都潜心于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五,虽然国民政府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倾向于功利主义,但在科学教育上并没有限制纯粹科学的教育,因此,在化学教育领域,化学家与政府之间没有矛盾冲突。第六,大学化学课程的设置基本规范,教科书的中国化也有所进展。二、化学研究工作迅速兴起。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1）这一时期各大学的化学教员和研究机关的化学工作者大都具备了研究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国外从事研究的经历,并获得了高级学位。（2）国民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资助使化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得以施展。（3）中国化学会的成立使中国有了全国统一的现代化学共同体,从而促进了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多数西方科学
梁初阳[3]（2015）在《岑毓英治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经营近卅载,中间经历了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对岑毓英治滇历史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程。然而由于曾经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入,致此研究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论文采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包容为新的评判标准,通过创新理论、改进研究范式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手段,对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咸同军兴时期,云南地方矛盾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加之主政大臣畏缩逃避,地方武装割据纷争,乡勇团练残暴横行,地方统治秩序混乱,民众生活痛苦。岑毓英经过苦心经营,重新统一地方政局,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其西南主政者的政治地位。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已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岑毓英在云南民生的恢复和发展上,始终坚持“与民休息,培植元气”的方针,他顶住压力,不顾政绩,数次上奏清廷请求减免云南地方田赋和盐课,直至其病逝于云贵总督任上,云南全省每年的田赋没有征足咸丰以前的数额,盐课中的杂捐也没有恢复征收,使战后云南残破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在主持恢复云南铜业开采过程中,他坚持随行定价,拒绝执行清廷制定的官价征收政策,避免铜贱伤民;他还力主裁革夫马弊政,减轻滇省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对云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有深远影响。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殖民浪潮,其中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势力,越南和缅甸逐步沦为其殖民地。岑毓英领导云南地方军民积极经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抚绥土司达到用固藩篱的目的。“马嘉理案”使岑毓英含恨去职,他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经营被迫中断,此事件更坚定其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的决心。再督云贵后,岑毓英更为沉着老练,在处理“浪穹教案”的过程中,他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反抗外国传教士暴行的地方民众。岑毓英在迤南调解纳楼土司内斗,设四土舍分而治之,有效化解民族内部矛盾,恢复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赢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上处置得当,赢得了民心,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中法战争及滇越划界期间,云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仅阻止了法国侵略者的进一步入侵,还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力图收复清政府划界中的失地。当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岑毓英慨然请兵,入越抗法,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达到其个人事业的巅峰。滇军在越南战场上与强大的法军对垒,通过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应用电报获取战场情报,锻炼了以丁槐为代表的一批将士,使滇军战力大幅提升,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滇军也在战争中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变。此时期岑毓英还在云南兴办近代工商业,架设电报线,开启了云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法战后,英国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完全吞并,其侵略势力直逼滇西边境。随着越、缅的沦亡,中国西南地区藩篱尽失,堂奥洞开,云南也成为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内陆的滩头阵地。为应对滇边潜在的国防危机,岑毓英积极经营,他在滇边战略要地十洲三猛、都竜及三蓬等处积极经营,或勘界立碑,或驻军防守,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民众回归祖国的正义要求。在中法勘定滇越边界过程中,岑毓英事先搜集边境地区的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迫使法国方面按图定界,其构筑滇南国防优势的目的得到部分实现。岑毓英建设国防主张在滇越划界中的实践,与今天滇越边界走向的形成有重要关联。岑毓英还通过设置临安开广道,加强滇南边境地区的管控。岑毓英在裸黑山地区积极经营,进行改土设流,通过镇边直隶厅的设置,强化了中国在此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存在,使英国殖民者借口此地曾经两属而企图出兵侵占的阴谋破灭,对后来滇缅边界南段的划定产生重要影响。岑毓英在晚清云南地方的经营,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建设巩固的西南边疆有重大贡献。
程其保[4]（1915）在《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孙大权[5]（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祁晴[6]（2021）在《慕寿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二、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论文提纲范文）
（1）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
（2）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部分 高等化学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 |
| 第一章 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概况，1927－1937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中国高等化学教育概述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高等教育法规与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实用科学的注重与化学人才的培养 |
| 第四节 1927-1937 年间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经费、设备及师资状况 |
| 第五节 大学化学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状况 |
| 第二章 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从京师大学堂化学门到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和水平的提高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工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从清华学堂开设化学课程到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筹建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队伍的壮大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创建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 |
| 第四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五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1927－1937 |
| 第一节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创立及其设备的扩充 |
| 第二节 师资梯队的形成 |
| 第三节 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 |
| 第四节 学生培养状况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现代化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
| 第六章 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1927－1937 |
| 第一节 1927 年后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动因分析 |
| 第二节 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研究成果的主要来源 |
| 第三节 各种研究机关的创建：专门的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尝试与扩展 |
| 第四节 各种化学研究刊物的创办：化学研究成果交流媒体的产生 |
| 第五节 化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渐次开展 |
| 第六节 化学家的研究与国民政府的期望：在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之间 |
| 第七章 大学化学系研究工作概况，1927－1937 |
| 第一节 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化学研究工作 |
| 第二节 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研究工作 |
| 第三节 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化学研究工作 |
| 第四节 私立燕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工作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1927－1937 年）：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尝试 |
| 第一节 成立的动因及其筹备 |
| 第二节 设备的扩充 |
| 第三节 研究梯队的形成和壮大 |
| 第四节 研究工作的进展和特点 |
| 小结 |
| 第九章 抗战前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 |
| 第一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沿革及组织 |
| 第二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及其研究工作 |
| 第三节 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及其化学研究工作 |
| 第四节 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中国现代化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
| 第十章 1932 年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中国现代化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 |
| 第一节 教育部召集化学讨论会的原因 |
| 第二节 化学讨论会的议程及成果 |
| 第三节 对与会人员的社会状况分析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化学讨论会的影响 |
| 第十一章 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和壮大，1932-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各机关的设立和完善 |
| 第二节 各分会的设立和会员的扩充 |
| 第三节 中国化学会的经费困境及会所的筹建与流产 |
| 第十二章 中国化学会的三种期刊，1933－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会志》（JournaloftheChineseChemicalSociety） |
| 第二节 《化学》（Chemistry） |
| 第三节 《化学通讯》（TheChemicalNewsReagent）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谋取刊物合作、提高稿件质量以确保本会刊物的中心地位 |
| 小结 |
| 第十三章 中国化学会第一至五届年会，1933－1937 |
| 第一节 中国化学会第一、二届年会：交流活动的初期尝试 |
| 第二节 中国化学会第三届年会：与其他学术团体合作交流的尝试 |
| 第三节 中国化学会第四届年会：基本成熟的合作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中国化学会第五届年会：筹备充分却草草收场的交流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岑毓英治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镝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岑毓英与晚清云南 |
| 第一节 滇边长城岑毓英 |
| 第二节 岑毓英研究史料目录概说 |
| 一、《岑襄勤公奏稿》 |
| 二、《岑襄勤公勛德介福图》 |
| 三、《襄勤显考岑府君行状》 |
| 四、《岑襄勤公年谱》 |
| 五、《岑毓英档》 |
| 第三节 学术回顾 |
| 一、对岑毓英治滇事迹的综合论述 |
| 二、岑毓英与云南边防建设 |
| 三、岑毓英与云南地方治理的专题研究 |
| 四、其他相关研究 |
| 五、岑毓英治滇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问题与思考及本文创获 |
|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
| 二、本文的创新与收获 |
| 第一章 重整纲纪主政云南 |
| 第一节 晚清咸同时期云南的政局败坏 |
| 一、主政官员畏缩 |
| 二、地方团练的横暴 |
| 第二节 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崛起 |
| 一、提孤军介嫌疑危险之际 |
| 二、组建武装 |
| 三、赢得清廷信任 |
| 第三节 重整纲纪 |
| 一、严明军纪 |
| 二、地方统治残缺 |
| 三、整顿吏治 |
| 四、抚绥土司 |
| 第四节 主政云南 |
| 一、独当一面的帅才 |
| 二、清除地方割据势力梁士美 |
| 三、排挤马如龙 |
| 第五节 岑毓英统一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意义 |
| 第二章 恢复教育 振兴文化 |
| 第一节 开科取士 重聚民心 |
| 第二节 呼吁增加云南的中、学额 |
| 第三节 恢复学校 兴办教育 |
| 第四节 修复祠坛寺观 重建地方文化 |
| 第五节 济困助学 救助孤寡 |
| 第六节 恢复与建设的意义 |
| 第三章 苏民困 振民气 |
| 第一节 蠲免钱粮 赈济灾黎 |
| 一、战乱之后的云南社会情况 |
| 二、蠲免钱粮 休养生息 |
| 三、设赈济以救穷黎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社会的恢复与建设 |
| 一、裁撤练勇 |
| 二、以工代赈 |
| 三、整顿盐务 |
| 四、征收盐厘 |
| 五、恢复滇铜生产 |
| 第四章 应对边疆危机 建设西南边防 |
| 第一节 “马嘉理事件” |
| 一、背景和经过 |
| 二、岑毓英早期的边防思想 |
| 三、滇案之后重视边防 |
| 四、被迫去职 |
| 五、岑毓英与马嘉理事件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再督云贵 |
| 一、办理浪穹教案 |
| 二、裁革夫马 |
| 三、再查田亩 续请蠲免 |
| 四、经营滇越边境地区 |
| 第五章 保滇护越与滇军抗法 |
| 第一节 岑毓英西南国防思想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滇军在滇越边境的布防及首次入越参战 |
| 第三节 岑毓英入越抗法思想一度动摇及事实被隐藏 |
| 第四节 岑毓英思想动摇的根源探析 |
| 第五节 滇军再次入越抗法 |
| 第六章 勘分中越边界 巩固滇南国防 |
| 第一节 岑毓英国防领土观的变化 |
| 第二节 构筑滇南边防战略纵深的努力 |
| 第三节 按图定界 |
| 第四节 争取边防战略要地 |
| 第五节 设置临安开广道 |
| 第七章 滇军近代化开端与滇西国防建设 |
| 第一节 岑毓英与滇军的创建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中滇军的近代化建设 |
| 第三节 开云南近代化之先声 |
| 一、开办云南机器局 |
| 二、架设电报线 |
| 三、发展云南近代工商业 |
| 第四节 岑毓英与镇边厅的设置 |
| 一、裸黑山问题由来 |
| 二、未雨绸缪筑长城 |
| 三、经营裸黑山及设置镇边厅 |
| 四、镇边厅设置的意义和影响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命运同轨”看岑毓英在中国西南的经营 |
| 第二节 岑毓英治滇思想探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著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著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著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四、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2]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D]. 袁振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06(11)
- [3]岑毓英治滇研究[D]. 梁初阳. 云南大学, 2015(06)
- [4]业录——中国盐产调查誌略[J]. 程其保.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15(00)
- [5]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6]慕寿祺诗歌研究[D]. 祁晴. 西北师范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