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六次全国医学伦理学术讨论会将于1991年在成都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0）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世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头雁,代表了国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在美国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国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学科种类较为单一,结构体系尚不完善,质量建设仍有待提升。如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对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源头、发展和变革作深刻的历史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探究,深入分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考察其制度建构及理论演进的基本规律,为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本文应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迁及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呈现特点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并分析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的实用主义人才教育观铺垫了其成长的思想基础;《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直接催生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早期专业协会推动了专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自身无法规避的局限性,使得创办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势所趋。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化肇始阶段为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1908年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由此开启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布开启了专业认证活动,此后各专业协会陆续制定各专业认证标准并展开专业认证活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规范化推进阶段为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该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数量增长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尤为重视对教育质量的提升。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复合化发展阶段为19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复合化发展的特点,不仅出现了大量新兴应用性学科专业硕士,还出现了联合学位和交叉学科专业硕士学位。专业认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全国性认证机构许可组织和社会评估媒介,评估指标呈现出学生结果导向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跃升至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地位,以强势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最后在归纳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其对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及启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在具有鲜明职业背景的学科领域中开设,且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紧密衔接,始终体现着职业导向;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实施教学,实现了理论性与应用性的高度统一,且通过专业认证和专业资格认定来引导和保障其培养方向和教育质量;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学位类型、学制年限、课程种类和教学方法,高度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为此,我国在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倡导探索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建立健全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周博[2]（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张颖欣[3]（2018）在《当代中国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末以来,我国民间开始兴起传统经典教育。无论城乡、不分职业,从儿童到耄耋老人,社会上掀起诵读学习传统经典、体验践行传统经典价值的热潮。旨在接续传统,重建道德秩序,探索全新教育模式,抵御现代性危机。由于发展迅速而且规模较大,部分学界人士将其称为“读经运动”。当代传统经典教育虽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陷入重重困境,引起各方争议。学界需对这一全国性的文化与教育事件给予充分重视,及时关照大众诉求、发现传统经典教育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找出成因、寻求进路,以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新文化与教育事业的有益部分。从性质上来看,传统经典教育是通过教育手段和文化影响力而展开的大众道德教化途径之一。厘清传统经典教育的概念、界定对其进行研究的时空范畴,有利于清晰地分析本文的研究对象且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进路。在教育视域与历史视域下审视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教化并非空穴来风,其产生与发展反映出由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自然生发出的时代诉求。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经历了从酝酿,到试点,到迅猛推广,再到快速发展的过程。20世纪末以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的王殿卿主持了“中华美德教育”项目;1995年赵朴初等九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对传统经典教育采取保护性措施;王财贵自1994年开始在台湾地区尝试“儿童读经”。这些前期的酝酿为后来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在民间复兴做好了准备。王财贵在积累一定“读经”教育经验后,在南怀瑾的帮助下迅速将他的“儿童读经”理念推广到国内20多个省市。受王财贵“读经”理念影响,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希望小学发起“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受到校方与家长的积极支持。从此,针对儿童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以多种形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其承载形式有课余的非营利性传统文本诵读,有民间营利性国学培训,也有专业封闭式纯读经教育活动,参与人员和相关机构数量也与日俱增。与儿童传统经典教育同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还有发起于高校诸多学生社团组织的传统经典诵读与研学活动,这是当代成人层次传统经典教育的开始。1996年山东大学颜炳罡与其学生在山东大学内创办“明心国学社”,由此对在校师生持续十几年义务进行儒家经典教育,为传统经典教育走进民间培养了众多师资人才。在成人中开展的传统经典教育涉及面广泛,推进平稳。随着官方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高校和科研机构逐渐成为中坚力量、现代书院成为德性教化重地、民间学会与教育机构积极担当、民间自发开展多渠道自组织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传统经典教育陆续开展,其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20余年的传统经典教育探索实践中,这场借助本土文化与理论资源开展的大众德性教化活动逐渐显现出其特有的优势:凝聚了民间与官方的力量、爱国人士的民族情怀和专业人士的多方努力,共同推动传统经典回归大众视野,全面彰显了当代中国的凝聚力;通过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老模式新呈现等教育方式的探索,吸引大量群众积极参与、形成广泛的大众基础。而且,经过20余年的各方努力和实践,传统经典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在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秩序意识下树立社会道德秩序,打造和谐社会秩序基础。第二,在现代性漩涡中重建大众德性价值认同,试图将大众的价值判断标准拉出世俗的物质世界,转向对真善美精神世界的关注。第三,大众通过对传统文本的诵读认知,一方面丰富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追求健全人格的养成,参与者个体的综合素质得到较好形塑。第四,为应对商品经济模式,“商业伦理”被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受到关注,不仅推动理论阐释,而且众多企业通过学习与践行传统文本进行了商业伦理的实践性探索。第五,随着传统经典文本在民间重获新生,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得到重视与重新深度发掘。当然,发端于民间的当代传统经典教育不同于近代以来历次官方推动的“读经”活动,大规模民间自发开展存在的盲目性也注定其探索历程中面临种种困境与争议。第一个方面,传统经典教育模式合理合法性困境与争议。一是传统中的经典教育模式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读经方式如“背诵”受到现代教育学界的审视、质疑与批评;二是某些仿照传统的经典教育模式在当代社会合法性受到质疑,从第一个无任何办学资质的“孟母堂”组织儿童“在家上学”形式出现,到参与封闭式纯读经的“郑维生”出现困惑和成长问题,“现代私塾”这种缺乏行业规范标准、资质界定、审查机制和监管机制的办学模式其合法性一直在各方争论中。第二个方面,传统经典教育文本定位与甄选的困境与争议。传统经典文本在当代再次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境遇:在相当大规模群体对传统经典文本报以极大热情的同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延续的否定声音依然强劲。出人意料的是儒家蒙学读本《弟子规》竟在21世纪初短短几年内由无人知晓变为家喻户晓,也由此成为争议最大的单本。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关于《弟子规》的巨大争议均是通过网络平台展开;而学术期刊中对它的学术研究立场,基本都是基于现实分析的其积极作用的阐述与总结,质疑者寥寥。导致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陷入诸多困境与引发争议的原因,深入分析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立场对立,对传统经典文本认知异化、对大众诉求缺乏共情的理解,社会观念撕裂等导致了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步调失衡;二是在当代民间传统统经典教育实际开展中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失范,“读什么”与“如何读”一直是困扰各界的难题,没有传统理论基础的当代中国家长也无从应对与辨别突然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国学培训;三是法律制度保障与保护不足,表现在对相关机构监管不力、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不力等方面。内容如此庞杂、问题如此复杂的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如何走向正规?如何合理利用传统理论资源?如何更好地形成积极的文化影响力?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民间德性教化体系?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探索传统经典教育的进路势在必行。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路径的优化,需要根据其存在的现实困境与争议,在端正立场、敦促传统经典教育现代转型、建构传统经典教育内容体系、完善教育方式方法、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与监督五个方面进行进路设计。第一,端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基本立场。要建立适度的本土立场,树立自觉的文化立场。第二,敦促传统经典教育现代转型。要实现具有生命力的现代转型,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须进行现代理念转化与传统经典教育范式创新。中国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转型,不仅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彰显,而且是文化时代性建构的实践。第三,建构民间传统接经典教育内容体系。首先,以原典为本时代为据进行传统经典甄选,树立困则思变、变中守常、求全保真的甄选原则,以此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选择或摘选,划分层次。其次,与时偕行地对传统文本进行现代诠释,既要强调传统文本的文字考据,又要加强诠释的现代语境意识,还要注重不同文化文本的对读;要和而不同兼容友善地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定位,既要明确中国传统主要理论资源——儒学经典在整个中国传统资源中的定位,也要确定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在世界多元文化共处中的定位,还要明确传统经典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并力求传统经典与民间信仰共筑。第四,完善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方式、方法。一要大力打造传统经典的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人;二要建构传统经典教育课程体系;三要确立传统经典教育开展原则;四要修正传统经典教育方法,要做到适当导读、灵活背诵、分层教学、汇通诵读。第五,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与监督。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新兴体制外办学模式的准入、审查等机制,还要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组织与活动的监管。总之,传统经典教育是当代道德教育资源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仅是人文教育中的传统资源,它不能代替知识技能教育、不能作为儿童教育的全部内容。同时,传统经典教育是一个民族与其全体民众共建情感系统的载体,是社会大众寻找精神与心灵家园的路径。当代传统经典教育虽然始发于民间,但其终点并非止于民间。民间基础是其得以生根的优良土壤,而培育成荫则需多方努力。经过20余年的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探索,结合官方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支持,传统经典文本的诸多内容已被纳入体制内教育教材,传统经典教育渐渐由纯民间开展转向传统经典教育体制化。这是很多体制内学者一直呼吁的局面,即由国家通过相应法规制度保障传统经典教育在体制学校内,凝聚各领域专家学者智慧,集合各职能部门力量,统一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但这并非意味着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结束,作为体制教育的补充,它仍可在个人人格塑造、当代大众文化形成、社会道德秩序建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王辉,陈静,李幼平,张永刚,喻佳洁,吴泰相,卞兆祥,商洪才[4]（2018）在《中国临床研究伦理的发展与变革》文中研究说明临床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从课题申报、临床试验注册到科研论文发表等,都始终贯穿着伦理问题。本文将从中国医学伦理发展、临床研究伦理法律法规制定、医学伦理委员会国际认证、中医临床研究伦理的特点及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体系认证等方面来阐述中国临床研究伦理的发展与变革。
郑言[5]（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贾超翔[6]（2018）在《大学学术委员会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我国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高等教育法》的一系列动作表明要大力推进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发展,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机制,目的在于提高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展现“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特征。本文以学术委员会制度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美两国大学内外部发展历史和特点为研究对象,旨在发现学术委员会制度发展缓慢,教授治学难以实现的本质原因,以及明晰与其相关的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异化等现象的原因。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视角,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访谈法深入分析对学术委员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具体流程为,大学外部环境变化是否会对大学发展走向产生影响;受影响程度是否会导致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变革;领导体制变换对学术委员会和教师群体是否产生作用;具体作用将产生何种反应。本文通过梳理中、美两国大学内外部发展历史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大学外部环境若存在战乱、国策、法律改变等高强度变化因素时,将对大学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有相关人员从中协调,可减小甚至抵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都曾与民国政府进行协商,进而保持了大学多样化和“教授治校”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策、法律变化导致大学内部领导体制反复变革,学术委员会和教师群体受到极大影响;美国借助二战特殊时期以及因个人好恶解聘教授事情的社会反响,将大学推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地位并催生软法保障教授权利和大学评议会制度。第二,中美两国的硬法、软法对大学影响存在本质性差异。中国法律对大学的总体影响呈现规制与命令特点;美国法律在对大学的总体影响呈现增加补助与协商特点,共同特点是两国作为大一统国家都存在干预大学的倾向。本文通过对比国内各大高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术委员会内部依然存在行政干预,或有“学霸”倾向。大学以当然委员的方式安插行政领导;仅少部分案例大学规定了青年委员的比例和任职条件。第二,学术委员会决策权力缺失。仅少部分案例大学给予学术委员会审定权,多数则是审议权、评定权、建议权。第三,学术委员会运行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规定,机构功能定位偏向咨询性。具有领导身份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较难保持中立态度;例会之外的全体会议召集方式多以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个人发起;议题范围不明确;议事规则有关议事程序内容较少;重大事务的规定不明;复议制度过于原则化;信息公开制度不细致。以目前情况而言,只有少部分大学可以建立以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术治理体系。出现以上结果的深层次原因有:（1）大学存在于社会是客观现实,无论中国、美国都曾将大学作为实现国家目标和利益的工具,当政府将干预冠以国家利益时就可名正言顺介入大学内外部事务,进而影响大学。（2）美国大学的管理权属于州政府且多为协商式管理,因此联邦政府制定的法律多以“合同”拨款的方式使大学获得资助;中国大学的管理权历来属于国家,其制定的法律以规定大学运作方式为主,（3）在学术委员会获得合法存在形式之前,大学内部已经形成党委、校长为主的稳固治理体系,以限制行政领导人数比例的方式减少行政干预较难。（4）我国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权利、作用发挥并非源于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是由外部立法统一赋予,除教育部门支持之外还需要党和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来授权。（5）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较长时间,而我国学术委员会的产生带有局促性,随之而来的多方面制度欠缺,需要长时间进行完善。切实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展现“教授治学”特点的对策如下。第一,调整校党委、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三者的工作机制;明确校内最高政治机构、最高行政机构、最高学术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多元化,如增加学生、校友代表;选举方式民主化,尽量减少当然委员的比例,以展现学术机构的民主特色。第三,校党委与校长逐级、逐步按照学术资源的多少、选聘人才岗位的级别、可裁撤何种学术称号等标准赋予学术委员会独立审定权。第四,制定学术、行政复合型权力的行使与归属原则,不建议按学术、行政属性强行划分权力。第五,细化学术纠纷、学术不端事项的受理标准、调查程序和认定规则,在裁决学术纠纷问题中建立学术委员会的威望。综上所述,大学外部环境变化、大学领导体制变革、内部机构设置变换、教师群体的改变四者形成链式反应,共同作用于学术委员会及其制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人士多有评述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异化等负面状态,呼吁大学构建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实现“教授治学”,更有甚者提出“教授治校”。理性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教授治校”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功,并非由于教授掌权,而是“教授治校”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民主管理形式。在中国,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并非依靠大学自身就能完成,更需要党、各级政府、校内各级单位的配合与支持,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李丽娟[7]（2017）在《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道德共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当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对原有道德共识的解构困扰着人们的道德生活,也使道德虚无、行为失范成为社会性问题。道德共识困境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产生的。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其他人一样,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大学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学生是社会的特殊群体,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重托。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是根据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和特殊角色要求,以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共同体所倡导和遵循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内容,运用多种有效的路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提升大学生的共识水平的过程。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是为实现中国梦巩固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迫切需要,是高校道德教育应对多元价值诉求的现实需要,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直面当前价值观多化的时代境遇,把道德价值共识引导作为重中之重,促使大学生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不同时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内容也不同。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和引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和精神实质。本文把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作为转型期高校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必要组成部分,深入阐释了当代大学生共识培育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进行内涵界定、价值挖掘、历史考察、现状调查、问题剖析以及经验借鉴,力求构建起贴近大学生实际的、可能而真实的“道德共识”培育内容和探索行之有效的“道德共识”培育路径方法,力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理论框架,以期更好地指导高校道德教育实践。
刘洋[8]（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闵建颖[9]（2017）在《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基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而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进行局部执政和社会建设的"试验田"。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是以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为开端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医疗卫生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实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医疗卫生实践活动,开创了中国的红色医疗卫生事业。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根据形势不断完善,着重解决了军民的健康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配合党局部执政的战时性、服从战争需要的流动性、服务军民健康的预防性、发动人民参与的群众性等鲜明的特征。开拓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有效途径,通过建设红军医院、大兴卫生防疫运动、创办红色医务学校、自给自足药械资源等,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动人民群众相结合,形成防治合力;汲取传统医学精华注重中西医相结合,达成优势互补;吸收民间人才与兴办医务学校相结合,加强队伍建设。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兴盛,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卫生观,初创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理论体系,并丰富与发展了苏区精神的内涵,即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开展医疗卫生事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造福群众的真心实意践行医疗卫生事业、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拓展医疗卫生事业。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是在艰难困苦中创立并发展起来的,需要一批甘于奉献勇于牺牲、无私忘我一心向党、大医精诚忠诚革命的红色医疗专家,以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排除万难的奋斗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实践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价值支撑,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贡献对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医改方向,如何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医患关系,如何培育现代医德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刘继同,袁敏[10]（2016）在《中国大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前瞻》文中提出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与计量文献学、卫生政策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实地考察与参与观察、理论反思与学术研究等方法,首次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时代特征;重点关注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结构困难、体制障碍和严峻挑战,并分析问题的结构性与体系性成因,总结回应问题的基本思路,概括应对挑战的专业行动策略与政策建议。最后简要勾勒中国特色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发展趋势,指明中国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
二、第六次全国医学伦理学术讨论会将于1991年在成都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六次全国医学伦理学术讨论会将于1991年在成都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学位 |
| (二)专业硕士学位 |
| (三)第一职业学位 |
| (四)专业认证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动因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 |
| 第二节 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
| 第三节 《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 |
| 第四节 早期专业协会对专业教育的推动 |
| 第五节 传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肇始(20世纪初~二战结束) |
| 第一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倡导 |
| 一、艾略特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张 |
| 二、全美大学联合会对专业硕士教育体系的确立 |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初创 |
| 一、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
| 二、密歇根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陆续出现 |
| 第三节 专业认证活动的出现 |
|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开启专业认证活动 |
| 二、专业协会成为专业认证主体 |
| 三、各专业认证标准陆续出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化推进(二战后~1970 年代末) |
| 第一节 战后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需求 |
| 一、新型产业结构对高质量专业人才的需求 |
| 二、联邦政府对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大力资助 |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专业硕士教育的推动 |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系列标准的出台 |
| 一、全美大学联合会建立专业硕士教育标准 |
| 二、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规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标准 |
| 第三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规范化发展 |
| 一、哈佛大学教学文硕士课程的规范 |
| 二、康奈尔大学工程硕士计划及其标准化 |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扩张及规范 |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确立 |
| 一、建立全国性专业协会许可制度 |
| 二、制定统一的专业协会认证标准 |
| 三、规范专业认证的程序和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复合化发展(1980 年代至今) |
| 第一节 世纪之交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变革的需求 |
| 一、高技术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
| 二、联邦政府对跨学科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
| 三、学科高度融合推动跨学科教育发展 |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革新政策的颁布 |
| 一、《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推动跨学科发展 |
| 二、《美国竞争法》之“专业科学硕士课程计划” |
| 第三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复合化发展 |
| 一、凯克研究所开设“生物加商学”交叉学科学位 |
| 二、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与工程硕士联合学位计划 |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多样发展 |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成熟 |
| 一、设立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
| 二、出现社会评估媒介 |
| 三、强化学生学习结果评估指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 |
| 一、始终体现鲜明的职业导向 |
| 二、依托专业学院与专业协会 |
| 三、灵活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 |
| 第二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一、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 |
| 二、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 |
| 三、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 |
| 四、倡导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 |
| 五、建立健全专业硕士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美国部分专业学位发展史概览 |
| 附录2 美国专业硕士学位类型一览表 |
| 附录3 美国专业认证机构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当代中国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概念界定与实践基础 |
| 一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概念界定 |
| (一) 相关概念阐述与界定 |
| (二) 研究范畴界定 |
| 二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实践基础 |
| (一) 教育视域中的理论基础 |
| (二) 历史视域中的现实基础 |
| 第二章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影响 |
| 一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发展 |
| (一) 儿童读经开启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 |
| (二) 多元社会化方式深化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 |
| 二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社会影响 |
| (一) 彰显本土资源情感优势 |
| (二) 重建传统经典当代价值 |
| 第三章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的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发展中的困境 |
| (一) 传统经典教育模式合理合法性困境与争议 |
| (二) 传统经典教育文本定位与甄选困境与争议 |
| 二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困境的成因 |
| (一) 文化立场成因分析 |
| (二) 本体成因分析 |
| (三) 外在成因分析 |
| 第四章 当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优化路径 |
| 一 端正民间传统经典教育基本立场 |
| (一) 适当的本土立场 |
| (二) 自觉的文化立场 |
| 二 敦促传统经典教育现代转型 |
| (一) 实现传统经典教育的理念转化 |
| (二) 实现传统经典教育的范式创新 |
| 三 构建民间传统经典教育内容体系 |
| (一) 原典为本时代为据的传统经典甄选 |
| (二) 与时偕行生生不息的传统经典现代诠释 |
| (三) 和而不同兼容友善的传统经典当代定位 |
| 四 完善民间传统经典教育方式方法 |
| (一) 打造传统经典的文化影响力 |
| (二) 构建传统经典教育课程体系 |
| (三) 确立传统经典教育实施原则 |
| (四) 修正传统经典教育方式方法 |
| 五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与监督 |
| (一)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
| (二) 建设体制外办学的相关制度 |
| (三) 加强民间教育活动与组织的监管措施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大学学术委员会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回望过去：中国大学缘何“平平无奇” |
| (二)凝望现在：中国大学仿若“突飞猛进” |
| (三)展望未来：中国大学如何“傲视群雄” |
| 二、研究意义 |
| (一)政策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学术委员会 |
| (二)法律制度 |
| (三)学术权力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论述 |
| 五、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难点与特点 |
| (三)预测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治理与法治化发展 |
| 一、中国大学产生与发展 |
| (一)旧中国时期大学发展 |
| (二)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大学发展 |
| (三)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发展 |
| 二、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嬗变 |
| (一)旧中国时期：西式色彩的自治 |
| (二)新中国时期：反复多变的体制 |
| (三)新时代：中国大学学术地位评价 |
| 三、法治与大学治理 |
| (一)学者是大学的“统治阶级” |
| (二)法治精神的内涵 |
| (三)大学章程的法律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大学治理法治化考察 |
| 一、美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平淡发展时期 |
|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繁荣发展时期 |
| (三)总统对美国大学的推动和引导 |
| 二、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
| (一)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进 |
| (二)美国公立大学评议会制度 |
| (三)美国私立大学评议会制度 |
| 三、美国大学治理与法律的联系 |
| (一)“硬法律”对美国大学的直接影响 |
| (二)“软法律”对美国大学的间接影响 |
| (三)“判例法”对美国大学的深远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产生制度 |
| 一、学术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萌芽实行阶段(1912-1949) |
| (二)潜藏重拾阶段(1949-1998) |
| (三)全面发展阶段(1998-至今) |
| 二、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制度 |
| (一)委员的组成规则 |
| (二)委员的任免规则 |
| (三)主任的产生与委员的义务 |
| 三、学术委员会分支机构的产生制度 |
| (一)分委员会的产生制度 |
| (二)专门委员会的产生制度 |
| (三)常设机构的产生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制度 |
| 一、学术权力的功能与性质 |
| (一)学术权力概念的学术论争 |
| (二)学术权力的“国际规范” |
| (三)符合我国的学术权力标准 |
| 二、校级学术委员会的权力 |
| (一)校学术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
| (二)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权利 |
| (三)学术委员会与党委、校长的权力关系 |
| 三、学术委员会分支机构的权力 |
| (一)专门委员会权力 |
| (二)分委员会的权力 |
| (三)二级单位学术委员会权力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运行与监督制度 |
| 一、学术委员会运行制度的逻辑选择 |
| (一)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制度本位”解析 |
| (二)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基本逻辑 |
| (三)学术会员会制度的构建逻辑延伸 |
| 二、学术委员会运行制度 |
| (一)基本运行制度 |
| (二)决策制度 |
| (三)议事规则 |
| 三、学术委员会监督机制 |
| (一)年度报告与复议制度 |
| (二)学术委员会外部监督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主要结论与对策 |
| 二、不足之处与展望 |
| 三、问卷调查与访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全球四种大学排行榜评价体系 |
| 附录2：中国案例大学章程与其他资料 |
| 附录3：美国案例大学与其他资料 |
| 附录4：学术委员会调查问卷 |
| 附录5：访谈提纲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践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五、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理论概说 |
| 第一节 道德共识的界定 |
| 一、道德共识的概念 |
| 二、道德共识的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界定 |
| 一、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概念 |
| 二、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当代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 |
| 第三节 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学说是理论基础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重要指导 |
| 三、传统儒家道德教化思想是可贵资源 |
| 四、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学说是有益借鉴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必然性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必要性 |
| 一、巩固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现实需要 |
| 二、高校德育应对多元价值诉求的迫切需要 |
| 三、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可能性 |
|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提供理论支持 |
| 二、社会主流价值提供方向引导 |
| 三、国家教育方针提供政策支持 |
|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现实保障 |
| 第三章 我国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历史和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我国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历史回顾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的现状考察 |
| 一、调查资料来源和调查对象分析 |
| 二、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的调查内容分析 |
| 三、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影响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环境因素审视 |
| 一、市场化下利益分化对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影响 |
| 二、全球化下多元文化对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影响 |
| 三、网络化下大众传媒对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影响 |
| 四、社会不正之风对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影响 |
| 第二节 影响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教育因素审视 |
| 一、传统高校道德教育的乏力 |
| 二、多元教育场域的部分反差 |
| 第三节 影响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度的主体因素审视 |
| 一、大学生的道德公共理性有待培养 |
| 二、大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有待提升 |
| 三、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还需强化 |
| 四、大学生的道德意志力还需磨炼 |
| 第五章 我国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国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经验 |
| 一、新加坡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经验 |
| 二、英国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经验 |
| 三、美国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国外道德共识培育经验的启示 |
| 一、官方引导,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的作用 |
| 二、协同育人,建立整体德育机制 |
| 三、以情感人,重视隐性教育的价值渗透 |
| 四、以文化人,依托本国的文化资源 |
| 五、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
| 第六章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内容的建构依据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 |
| 二、以国家对大学生的培养要求为依据 |
| 三、以大学生的角色特点和需求为依据 |
| 四、以东西方文化中的先进价值元素为借鉴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内容凝练 |
| 一、为人之德:爱国、守法、责任、尊重、诚信、友善 |
| 二、为学之道: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敬业、创新 |
| 第七章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路径方法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路径探索 |
| 一、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结合,重视自我教育路径 |
| 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创新网络化培育路径 |
| 三、校内与校外相结合,拓展社会化培育路径 |
|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倡导生活化培育路径 |
| 五、显性和隐性相结合,开发隐性化培育路径 |
| 第二节 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方法创新 |
| 一、实行道德对话,增进道德价值的交流和共识 |
| 二、借助价值商谈,产生道德价值的理解和共悟 |
| 三、创设道德情境,促进道德情感的体验和共鸣 |
| 第八章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教育引导机制 |
| 一、建立不同大学生群体的分类引导机制 |
| 二、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统筹教育机制 |
| 三、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衔接机制 |
| 四、规范主流校园舆论引导机制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管理保障机制 |
| 一、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组织保障 |
| 二、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队伍保障 |
| 三、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制度保障 |
| 四、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的评价保障 |
| 结语 |
| 附录1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背景解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厘定与内涵关联解析 |
| 一、苏区 |
| 二、中央苏区 |
| 三、医疗卫生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
| 一、赣南、闽西的地理条件 |
| 二、赣南、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
| 三、赣南、闽西的军事战争形势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建立前当地医疗卫生状况分析 |
| 一、中央苏区建立前赣南、闽西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 |
| 二、赣南、闽西医疗卫生状况落后的成因 |
| 第二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探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医疗卫生思想探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医疗卫生思想内涵 |
| 二、列宁的医疗卫生思想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医疗卫生思想探析 |
| 一、毛泽东早期的医疗卫生思想 |
| 二、朱德的军事思想与中央苏区党的医疗卫生思想的关系 |
| 三、其他共产党人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思想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思想的理论特点 |
| 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人民性 |
| 二、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科学性 |
| 三、解决军民健康问题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务实性 |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路径考察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源 |
| 一、南昌起义后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 |
| 二、秋收起义后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 |
|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初创 |
| 一、积极探索卫生组织建设 |
| 二、大力加强红军医院建设 |
| 三、努力扩大医务人员队伍 |
| 四、拓展获取药械资源渠道 |
| 五、树立军民卫生防疫理念 |
| 第三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一、完善管理机构和组织体系 |
| 二、初步建立战时医疗救治体系 |
| 三、大力创办红军医疗卫生学校 |
| 四、深入开展群众卫生防疫工作 |
| 五、积极创办刊物做好宣传卫生 |
| 第四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巩固 |
| 一、颁布各种医疗卫生规章制度 |
| 二、巩固完善战时医疗救治体系 |
| 三、不断扩大医疗卫生学校规模 |
| 四、各级医疗卫生组织紧密结合 |
| 五、持续深入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医疗卫生事业具有配合党局部执政的战时性 |
| 一、服务于中央苏区的扩大与巩固 |
| 二、服从于战争形势的发展与需要 |
| 三、提高了反"围剿"的战斗力 |
| 第二节 医疗卫生事业具有服从战争需要的流动性 |
| 一、发展了适应战事需要随时转移的流动式医疗 |
| 二、开展了适应药械匮乏就地取材的实用性医疗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具有服务军民健康的预防性 |
| 一、建立完善卫生防疫制度 |
| 二、发动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
| 三、逐步培养军民健康理念 |
| 第四节 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发动人民参与的群众性 |
| 一、群众需求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原动力 |
| 二、群众参与是医疗卫生事业的生命线 |
| 三、群众受益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落脚点 |
| 第五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贡献 |
| 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卫生观 |
| 二、构建了毛泽东卫生思想的雏形 |
| 三、初创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卫生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经验 |
| 一、加强党的领导与发动人民群众相结合形成防治合力 |
| 二、汲取传统医学精华注重中西医相结合达成优势互补 |
| 三、吸收民间人才与兴办医务学校相结合加强队伍建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实践丰富了苏区精神的内涵 |
| 一、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开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二、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以造福群众的真心实意践行医疗卫生事业 |
| 四、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拓展医疗卫生事业 |
| 第六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价值支撑 |
| 第一节 革命人道主义的崇高境界 |
| 一、救死扶伤——为革命服务 |
| 二、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 |
| 第二节 为正义而战的坚定信念 |
| 一、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信念 |
| 二、无私忘我、一心向党的家国情怀 |
| 三、大医精诚、忠诚革命的医德品格 |
| 第三节 不惧艰难险阻的敬业精神 |
| 一、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创新精神 |
| 二、排除万难、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 |
| 三、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的工作作风 |
| 第七章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方向 |
| 一、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困境 |
| 二、深化医疗卫生改革的突破方向 |
| 第二节 践行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宗旨下的群众路线 |
| 一、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的主要问题 |
| 二、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现实启示 |
|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医患关系 |
| 一、我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吸取中央苏区经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
| 第四节 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观照下的医德建设 |
| 一、当前医德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
| 二、中央苏区医德建设的现代启示 |
| 结语: "红色医疗"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精神财富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第六次全国医学伦理学术讨论会将于1991年在成都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王薇. 河北大学, 2020(08)
- [2]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当代中国民间传统经典教育研究[D]. 张颖欣. 山东大学, 2018(09)
- [4]中国临床研究伦理的发展与变革[J]. 王辉,陈静,李幼平,张永刚,喻佳洁,吴泰相,卞兆祥,商洪才.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8(08)
- [5]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6]大学学术委员会法律制度研究[D]. 贾超翔. 西南大学, 2018(01)
- [7]当代大学生道德共识培育研究[D]. 李丽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9]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闵建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中国大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历史、现状、问题与前瞻[J]. 刘继同,袁敏. 社会工作,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