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王扬[2]（2021）在《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研究》文中指出2011年4月16日,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政权代表大会（简称“古共六大”）,大会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简称《纲要》）这一纲领性文件,正式拉开了以经济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序幕,标志着古巴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随后,2016年4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政权代表大会（简称“古共七大”）,大会通过了《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的理念》（简称《理念》）、《到2030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国家的建议、轴心和战略部门》（简称《发展计划》）、《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的更新（2016–2021）》（简称《纲要更新》）三个重要文件,为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指明了方向。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进程中显现了很多的弊端,但在内忧外患的处境当中古巴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领导阶层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更新”已经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持续坚持的方向。文章以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政权代表大会的召开为起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更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文有四部分构成,包括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原因、内容和特点,以及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评价和思考。第一部分阐述了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国内外原因。从国内原因来看,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经济发展缺少活力;古巴的农业发展落后,粮食十分短缺;吸引外资不足,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国内平均主义盛行,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国际原因来看,美国长期的孤立和经济封锁阻碍了古巴经济的发展,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其经济雪上加霜。但是,中国和越南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给古巴带来了希望,对摆脱经济困境的渴望使古巴坚定了经济“更新”的决心。第二部分介绍了古巴共产党制定的经济“更新”的措施以及经济“更新”表现出来的几方面特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农业发展、所有制结构、外贸、投资和分配制度等方面。古巴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本土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凸显了古巴本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包括: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更新”进程强调渐进、谨慎、稳妥性的特点;注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但绝不照抄照搬;经济发展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等。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全方位的评价,包括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经济模式“更新”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优化;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增加;融资渠道拓宽,对外经济发展迅速;就业实现增长,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等。但是,经济模式的“更新”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古巴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国内的消费潜力受阻,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例严重失调,易受外部环境的冲击;“更新”的过程中古巴国内思想解放仍然不够彻底,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不够深刻;经济模式的“更新”依然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以及“更新”进程中面临美古关系趋紧和新冠型肺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深入思考,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古共六大之后,在古巴共产党的带领下,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古巴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的难题,经济模式“更新”任重而道远。从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中不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即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前提,融入全球化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现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保障,走绿色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兼顾效益和公平才能让人民真正享受改革的红利。
程凤娇[3]（2020）在《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承载着底层人民解决温饱、发家致富的愿景应运而生。作为时代的产物,个体工商户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历史动因的推动,更受到主流观念不断发展的深刻影响,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这项制度得以不断自我巩固和发展,个体工商户也随之成为我国规模最占优势的私营经济之代表。但是,由于制度在初始设计上缺乏稳定、明确的定义作为支撑,导致与其他市场主体在概念上出现含混、边界不清的状况,而制度本身的诸多缺陷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愈发凸显,这一切为个体工商户制度带来了“断裂”的危机。在理论界,逐渐出现了有关个体工商户制度去与留的各种讨论。长春市个体工商户的体量很大,承担着当地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底层经济和基础经营,是市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发展力量。同所有改革的启动方式一样,长春市的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具备内涵丰富的动力来源:个体工商户这一群体对于利益的追求以及意识的发展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新技术的适时融入也对改革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给改革带来决定性的外部动力和积极的驱动力。在多元化动力的推动下,长春市的个体工商户制度经历了积极的改革历程,其中比较具备代表性的改革事项包括验照制度改革、“先照后证”改革、“两证整合”改革、“个转企”改革、全程电子化登记制度改革以及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事项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监管难度增大、行政成本提高、制度功能失灵等等,改革的实际效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针对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成因:首先,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一些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明显的瑕疵,而这些不足在执行层面并不能很好的规避,更应当从制度本身寻找完善空间;其次,是意识的问题:无论从执法者或是从经营者角度来看,部分观念的发展水平要落后于改革较高的要求,使其无法成为改革的有力行动者;再次,是配套制度的问题:针对个体工商户改革的各项配套制度未发育成熟,改革的执行环境不够完善,在改革行为的密集推进下,机制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则愈加明显;最后,是干预过度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有摆正自身位置,对于改革问题过度干预,导致改革事项在执行中发生变异,反而妨碍了个体工商户制度自我调节的自由空间。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了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的探索方向。首先,要明确保留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推进构建自愿备案与分层登记相结合的登记模式。本文提出了可豁免登记经营项目的划分标准,并提出,在豁免登记的同时实行自愿备案制度,让具备登记意愿的经营者找到出路。在监管制度方面,本文提出三个改革方向:第一,不再设置强制自行公示的项目,取消“年报制度”,改为“官方公示”,并扩大公示内容的涉及方面,同时保留自愿按需公示环节;第二,推进行业协会制度改革,培育社会组织以行业自律的角度维护市场秩序,减轻行政部门的监管压力,加强服务水平;第三,进行信用监管制度改革,从法规建设、平台建设两方面为协同信用监管做好保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信用监管力度,同时培育第三方社会监管力量,打通社会信用信息与政府信用信息之间的壁垒,更好的适应信用监管体制的需求,最终构成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各个部门、各个方位的监管合力。
王迪[4]（2020）在《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型住房分配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化分配模式。住房政策的市场化转型虽然有效地提高了居民的住房质量、住房成套率和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但是也引发了房价快速上涨、住房财富在家庭财富之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住房不平等现象急速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上升的房价和住房不平等正在扩大社会分层、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关于上述问题,已有的研究初步得出了如下结论:住房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住房消费受个体自身因素、单位特征、住房公积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户籍等相关政策的影响。住房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基于经济能力和偏好的市场力量和体制性规则共同推动住房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区域不平等。大部分研究指出住房产权、价格和住房面积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着的影响。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住房价值、数量和面积三个维度在省级层面、市级层面的区域不平等状况、构成和变化趋势,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根据2011-2015年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在住房价值、住房数量和住房面积上的区域不平等现状和构成,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产权获得、住房数量、住房面积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以及住房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不平等的贡献率。本研究丰富了住房消费和住房区域不平等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在中国快速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消费不同维度区域不平等的构成和变化趋势。充分认识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冲击。为调控住房区域不平等,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和生活满意度,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提供定量依据与理论借鉴。研究发现:第一、住房区域不平等程度显着。住房数量和面积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分别在0.15和0.4左右,住房价值不平等相对较高,在0.7左右。城市层面的不平等程度要略低于省级层面和全国层面的不平等。第一、二套住房对住房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最大。住房消费的不平等主要来源于省间、城市之间以及城乡内部的不平等。居民个体在省内和城市内部位次变化导致的住房数量不平等变化与住房数量增长导致的不平等变化基本相同,但是位次变化导致的住房价值和面积不平等变化要略小于增长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变化。第二、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具有显着的影响。城市层面住房数量不平等对住房拥有率和拥有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省级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对居民住房价值的影响显着为负,但对住房面积的影响为正。相比之下,城市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对住房拥有率和住房价值均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不同层面住房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一方面是住房消费的示范效应,不平等程度的适度增加会使得个体产生对未来改善住房状况的预期,提高住房消费水平。但超过某一临界值后,个体认为其他人的住房消费水平是无法实现的,进而降低住房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住房具有地位商品的属性,不平等的扩大使得个体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并产生相对剥夺感,为保持现有社会地位,个体会增加当期住房消费或者抑制当期住房消费,通过提高储蓄增加未来的住房消费水平。此外,个体对不同层面的住房消费不平等的认知存在的差异。城市层面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受个体自身控制的“努力因素”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个体认为他人的住房水平是可以达到的,而省级层面不平等更多地是由不受自身控制的“环境因素”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对其认知正好相反。第三、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受住房价值和住房面积区域不平等的影响。省级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主要通过攀比效应对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但城市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通过示范效应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省级层面住房面积不平等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原因是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还是以示范效应为主。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省级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通过影响居民的住房价值和住房面积影响生活满意度;城市层面住房价值不平等通过影响住房拥有率和住房价值来影响生活满意度水平。较高的居民生活满意度主要聚集在住房消费水平较高的群体。住房面积不平等对生活满意度不平等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了12.51%-16.81%,住房价值不平等的贡献率在4.11%-4.27%之间,而住房数量不平等的贡献率最低,在1.74%-1.78%之间。此外,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地区个体住房消费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异质性。
张昕萌[5]（2020）在《C市“个转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从1980年12月11日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诞生于温州,中国个体工商户群体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国数量最大的市场主体。截至2019年12月末,C市共有各类市场主体总数83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61.8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四分之三。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带动就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个体工商户群体的发展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不仅制约了自身的健康发展,还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在这种形势下,“个转企”政策应运而生,成为C市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在深入研究国内较早开展“个转企”、“小微企业升级”的浙江省、江苏省和辽宁省等先进省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方式,借鉴国内相关领域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参考工商系统同行的优秀经验,对C市在“个转企”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出C市在“个转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制约了C市“个转企”发展。二是政策执行不力使“个转企”进程受阻。三是各方参与度不高直接导致了“个转企”转企率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决策部门、一线执行人员、个体经营者角度深入剖析成因,最终从法制、行政、社会等角度提出以下六方面对策: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制保障。二是摸清底数,建立完整的“个转企”培育库。三是构建部门联动体系,促进行政审批提速。四是加强一线人员培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五是加强动员宣传,培养经营者转型意识。六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后续扶持,延长企业生命周期。本文在公共管理框架内研究C市“个转企”问题,得出的结论可以为C市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起到智囊作用,同时也可以对其他正在开展“个转企”工作的省市起到借鉴作用。
张健康[6]（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研究指明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朱泓宇[7]（2019）在《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逐渐繁荣,选择创业这一形式作为家庭生计新来源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创业不仅通过创造额外财富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并可多元化配置资产,更加有效地积累财富,还有助于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乡村社区实现振兴。创业农民是“乡村振兴”中最有活力的“新农人”群体,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力资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边缘化和低层次化问题突出。尽管政府从转移支付、普惠信贷等方面退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总的看来成效仍然有效。一是农民应对创业各类风险的心理素质较为薄弱,风险分担的手段仍然以家庭内部成员分担为主,形式单一;二是信贷排斥长期存在,现有的普惠信贷对农民家庭渗透不足,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家庭依赖传统家庭内部资产积累优化来完成创业资本积累的习惯,外部资源依然被内部挡在门外。因此,整体来看,受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率仍然较低因此。要破解创业难题,就应从农民内生动力入手,风险厌恶程度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主观因素。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较低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创业有关,但现实中风险承受能力与创业实践却非必然。风险态度与行为间的中介客体可能会影响创业实践的产生与退出。部分研究初步表明,家庭资产是制约创业选择的重要客观因素。如果家庭资产既受风险态度制约,又影响创业选择,那农村家庭对资产处理过程则是风险态度与创业选择之间的优先“显变量”。但是,农民的风险厌恶水平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间接影响创业选择在科学上尚无明确答案。本文以探索“农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在个体风险厌恶影响创业选择的路径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为导向,以风险偏好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业资源理论和家庭资产配置理论为基础,剖析了“家庭资产配置作为中介效用”的作用机理,搭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西南三省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669户有效农村家庭样本,同时使用“自主报告（SOEP）”“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和“实验游戏度量（BRET）”三种方法测度了家庭主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厘清了农村家庭在创业前后的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及差异,并结合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进行了历史和现状考察。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从个体和家庭微观尺度首先实证分析了风险态度对农民创业选择、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再分析了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大小。遵循Baron&Kenny（1986）和温忠麟（2004）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成熟思路,针对家庭资产配置可能存在的中介间接效应,在结合前两者实证结果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步骤检验和系数乘数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基于时间维度发现:家庭资产变动与农村创业情况的历史演变有较高相似性。四川、重庆和贵州三省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15年累计增长246%,住宅投资累计增长351%。特别是农民家庭的生产性资产持有水平,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15年累计扩大了1.6倍,“耕地转包面积”累计增长了2倍,而农村家庭户均“私营企业经营者”人数增长了1倍。因此,农村家庭生产性资产规模与农民创业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2）采用不同风险厌恶测度方式,风险厌恶度结果存有较大的差异性。自主报告式（SOEP）和实验性的风险厌恶水平（BRET）测度结果为:SOEP测度的低度风险厌恶比例为27.65%、重度风险厌恶比为16.89%,群体倾向于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此对应,实验性风险态度（BRET）测度结果,低度风险厌恶比为14.65%,同时高度风险厌恶为36.62%。同时,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的简单求和指数分布显示没有样本在高分组（低度风险厌恶）。由于实验性风险态度测量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因此可能更加准确。SOEP测度法倾向于低估风险厌恶,而BERT测度法反映的风险厌恶与多数理论预测更加吻合。（3）农村家庭主事人的个人风险厌恶程度显着影响农民的创业选择:SOEP、DOSPERT和BRET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一致性,表明风险厌恶度越低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结果分别是0.418、1.303和0.032。其中,风险厌恶越低的创业农民越倾向于采用“企业家创业”,结果分别大约0.364、0.481和0.023。综合对比实证,风险厌恶会影响创业农民“组合创业”选择,但风险忍受能力越高的创业农民其经营的项目就越多。（4）农村家庭资产配置显着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二者关系内生于资产配置理论与创业资源理论的逻辑自洽。农民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式是创业选择的显着信号,而潜在创业农民会将低风险、高流动性、低收益率资产转换成低流动性的专用资产,并通过选择创业承担高风险、实现高收入,创业是最终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最优化的长期途径。具体来看,风险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大约为70%,同时对农民经营更多的项目的边际影响有34%,而对选择企业家创业的边际影响大约有60%。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资产之间的互动作用有两类路径:一是间接路径,主要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总效应发挥作用;二是直接作用,即资产与资产之间直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交互关系大多作用于首次创业选择,但对创业后的产业经营选择以及组织选择敏感度不够。（5）家庭风险资产和负债余额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路径中确实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说明:风险厌恶度较低的农民倾向于加大家庭生产性资产（BRET,0.0011）、商业房产资产等的配置（BRET,0.0108）,并使用创业的方式合理保持资产组合中的流动性。说明家庭可能利用创业方式规避“风险资产市场参与之谜”的壁垒问题。但中介效应并非存在于所有资产类别中。比如风险资产内部的作用机制就不一致,其中各类生产资产配置（比如:农机、运输车辆等）均未发现中介效应。此外,发现部分资产与风险厌恶还存在着交互作用,这些变量大多既有中介作用又有显着的交互效果。（6）家庭资产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多体现在农民选择“是否创业”中,共有7类资产的配置结果显着;针对创业农民继续扩大创业的选择,至多有5种类型的“家庭资产配置”对“风险厌恶影响企业家创业选择”存在中介作用;创业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至多有4种资产类型。本文的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本文使用实验场景控制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BRET对农民个体进行风险厌恶的测度,并与主观报告风险厌恶的测度方法SOEP和DOSPERT进行比较,发现实验法的风险测度结果更符合理论的预测。一方面,实验方法BRET可以有效地缓解自主回答方式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认识偏误”问题,基于非生产性场景和货币诱导测度农民的一般风险态度,对传统以自主回答方式为主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形成了较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研究尝试使用智能移动手机再现PC平台的实验过程,并通过入户调查方式将实验流程应用于农民群体,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变。经检验发现其科学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广泛适用于各类人群的调查。因此,本文以基于BERT法的风险厌恶研究,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2）基于资产配置理论和创业资源理论,创造性地将两者的逻辑共同点作为嵌入视角,成功构建“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创业”的机制过程,发现:其一,创业是一种典型的投机风险活动,把家庭高流动性资产（如储蓄资产）转换为收益率较高、但流动性较低的专用性生产性资产（如养殖用途厂房）,其关键是实现高收益率与高风险的均衡;其二,农民可以通过调整家庭资产配置进而选择创业。潜在的创业农民会倾向于配置大量低流动性风险资产,特别是生产性资产。由此,实证分析了农民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的关系,打破了过去在创业研究当中只关注某类资产存量而忽视配置效应的不足。（3）构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把家庭资产配置视为一种中介变量嵌入到“风险厌恶度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基本作用路径当中,据此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一般风险态度首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再影响其创业选择的因果过程。本研究基于资产配置视角,不仅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为何部分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农民不会参与创业”的科学争论,还展示了“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民会采取创业行动”以图实现长期家庭资产配置最优的现实路径,对解答“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谜”作出边际贡献。（4）本文将创业选择研究延展到“创什么业”和“如何创业”之上。怎样进一步释放农民创业潜力、激发农村小微企业活力是公共政策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已有文献对创业农民“再创业”,即扩大创业、维持创业或创业退出等衍生性选择的探索不多,在事实上忽视了创业农民群体选择异质性的关注。本文使用“组合创业”考察农民创什么业、选择“企业家创业”考察农民如何创业,在创业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研究结合风险厌恶和家庭资产配置,不仅考察了农民创业再选择的中介作用问题,还将资产配置两条路径延伸到创业农民选择的研究上,扩展了当前中国农民创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邢晓东[8]（2019）在《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和发展思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家观点各异。Lucas（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们夸大了。而鉴于当今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忽视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越发受到学者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到如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两者有显着的正向关系,Rioja和Valev（2004）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笔者认为,金融发展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支持和激励。早在1912年,Schumpeter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克服流动性和市场摩擦,打破原有财富积累的局面,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新企业数量增长和自我雇佣率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贡献最大（Beck,2000;Maksimovic,2000;Levine,2008;Demirgü?-Kunt、Levine,2010;Szabo,2012）,这一点正在当今中国各层面、各区域的发展现实中得到不断验证。从2011年起,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国有单位,之后这一差距便逐步扩大差距。2011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6704万,首次低于私营企业的6912万,到了2017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到606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却快速增长到13327万。Dabla-Norris（2010）等人还发现,金融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助推新技术、新工艺更快转化运用于生产过程。Ayyagari（2007）等人认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会明显改善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越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就越能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论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第4章,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进行事实描述和实证分析;第5章,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第6章,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附录,介绍国外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践和启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论证和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TFP增长的基本假说。同时,论证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孕育之地,更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层面,采用2006—2016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汇总形成区域数据,通过对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验证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家精神相对活跃的区域,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方面参考。
贾力[9]（2019）在《民营经济对共享发展的促进作用及优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并明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而我国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所以,民营经济与共享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营经济对共享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夯实共享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提供有利条件,并且通过税收增加公共财政收入,为社会再分配提供物质条件,此外,民营经济积极参与扶贫开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存在一些制约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作用发挥的不利因素,既包括民营经济自身内部的制约因素,还包括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外部因素。因此,需要以共享发展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要改善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内部环境。不但要创新民营经济的管理模式、完善民营经济的保障体系、优化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而且要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仅要优化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环境、融资环境和税收环境,而且要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公共服务环境,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
毕亚民[10]（2019）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凭借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和较高的效益水平对国有经济改革和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尤其是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在制定公平竞争的博弈规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我国制度变迁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准入歧视和融资渠道匮乏等制度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处理好制度供给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民营经济自身由于先天原因,其内部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种种制度约束,只有通过改革创新,才能突破各种不利制约,实现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本文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将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与国家制度供给的关系,并分析指出目前在宏观制度层面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以及微观层面的内部制度约束,同时从政商关系入手对民营经济面临的制度耦合性约束进行深入探究,以寻求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创新。论文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相应梳理归纳,指出论文的研究特色和研究难点,介绍论文的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在论述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为深入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有力分析工具。第三章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演化轨迹、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第四章是论文的重点论述章节之一,该部分着重论述了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内部制度安排约束、制度耦合性约束,回答了民营经济面临怎样的制度约束以及这些约束怎样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第。五章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例,进一步对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分析浙江民营经济突破发展制约的制度创新。第六章在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突破制度约束,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1）通过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金融制度创新,放宽市场准入、完善竞争环境等措施,构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环境;（2）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管理体制、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等措施,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3）通过优化发展理念、完善商会制度建设以及形塑新型政商关系来促进制度的有效耦合,尤其对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进行了重点论述。
二、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重点难点 |
| 2.创新点 |
| 一、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原因 |
| (一)国内原因 |
| 1.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
| 2.农业发展落后,粮食十分短缺 |
| 3.平均主义盛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不高 |
| 4.投资严重不足,长期处于贸易逆差 |
| (二)国际原因 |
| 1.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
| 2.美国对古巴长期孤立和封锁 |
| 3.中国和越南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二、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一)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主要内容 |
| 1.改造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 |
| 2.更新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
| 3.完善分配制度,维护公平正义 |
| 4.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 |
| 5.加强对外贸易,拓宽国际市场 |
| (二)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特点 |
| 1.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
| 2.“更新”进程强调渐进、谨慎、稳妥性 |
| 3.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但不照搬照抄 |
| 4.经济模式“更新”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三、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评价 |
| (一)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成就 |
| 1.市场经济获得发展,所有制结构得到优化 |
| 2.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增加 |
| 3.分配方式多样化,就业实现增长 |
| 4.融资渠道拓宽,对外经济发展迅速 |
| (二)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问题 |
| 1.经济结构存在缺陷 |
| 2.思想解放不够彻底 |
| 3.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 |
| 4.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增多,阻碍经济发展 |
| 四、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的几点思考 |
| (一)解放思想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前提 |
| (二)融入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 |
|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保障 |
| (四)兼顾效益和公平才能真正让人民享受改革的红利 |
| (五)走绿色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理论研究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数据分析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个体工商户制度概述及理论基础 |
| 一、个体工商户制度概述 |
| (一)个体工商户相关概念 |
| (二)个体工商户制度的由来及演变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意识观”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实施与改革历程 |
| 一、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发展现状 |
| (一)登记情况 |
| (二)变化情况 |
| 二、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动力 |
| (一)内部动力 |
| (二)外部动力 |
| 三、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历程(2013年至2019年) |
| (一)年报制度 |
| (二)“先照后证”制度 |
| (三)“两证整合”制度 |
| (四)“个转企”制度 |
| (五)全程电子化登记制度 |
| (六)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度 |
| 第三章 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一、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年报制度改革的问题 |
| (二)“先照后证”制度改革的问题 |
| (三)“两证整合”制度改革的问题 |
| (四)“个转企”制度改革的问题 |
| (五)全程电子化登记制度改革的问题 |
| (六)经营场所申报承诺制度改革的问题 |
| 二、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制度存在完善空间 |
| (二)意识与改革要求不协调 |
| (三)配套制度不健全 |
| (四)政府干预过度 |
| 第四章 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的探索 |
| 一、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存”与“废”的探索 |
| (一)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存”“废”之争 |
| (二)国外做法的借鉴 |
| (三)长春市保留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二、长春市个体工商户豁免登记的探索 |
| (一)国内做法的借鉴 |
| (二)相关观点的提出 |
| (三)构建自愿备案与分层登记相结合的登记模式 |
| 三、长春市个体工商户监管制度改革的探索 |
| (一)个体工商户年报制度改革 |
| (二)个体工商户行业协会监管制度改革 |
| (三)个体工商户信用监管制度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住房不平等研究 |
| 1.2.2 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住房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
| 1.2.4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和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住房区域不平等 |
| 2.1.2 住房消费 |
| 2.1.3 居民生活满意度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消费需求层次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传统市场理论和新市场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 |
| 第三章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理 |
| 3.1 示范效应 |
| 3.2 攀比效应 |
| 3.3 预期机制 |
| 第四章 中国住房区域不平等现状和构成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居民住房消费状况 |
| 4.2.1 全国层面居民住房消费状况 |
| 4.2.2 分省居民住房消费状况 |
| 4.2.3 分城乡居民住房消费状况 |
| 4.3 住房区域不平等状况 |
| 4.3.1 全国层面住房消费不平等状况 |
| 4.3.2 省级层面住房消费不平等状况 |
| 4.3.3 市级层面住房消费不平等状况 |
| 4.4 住房区域不平等构成分解 |
| 4.4.1 不同套次住房对住房消费不平等的贡献率 |
| 4.4.2 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 |
| 4.4.3 住房消费不平等变化分解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的影响 |
| 5.1 模型和变量设置 |
| 5.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 |
| 5.2.1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拥有率的影响 |
| 5.2.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拥有量的影响 |
| 5.2.3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产权获得影响的异质性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价值的影响 |
| 5.3.1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价值的影响:总样本回归结果 |
| 5.3.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价值影响的异质性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面积的影响 |
| 5.4.1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面积的影响:总样本回归结果 |
| 5.4.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面积影响的异质性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 6.1 模型和变量设置 |
| 6.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 6.2.1 总样本回归结果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3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异质性 |
| 6.4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不平等的贡献率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住房区域不平等现状和构成主要结论 |
| 7.1.2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影响主要结论 |
| 7.1.3 住房区域不平等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C市“个转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个体工商户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影响研究 |
| (二) “个转企”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研究 |
| (三) “个转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
| (四) “个转企”相关对策研究 |
| (五) 各地发展“个转企”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一) 个体工商户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
| (二) 企业的概念及分类 |
| (三) “个转企”的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二)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 “经济人”假设 |
| 第二章 C市“个转企”发展概况 |
| 一、C市“个转企”的基础条件 |
| (一) C市基本经济情况 |
| (二) C市个体经济发展状况 |
| 二、C市“个转企”运行的基本情况 |
| (一) C市“个转企”政策实施的必要性 |
| (二) C市“个转企”采取的主要措施 |
| (三) C市“个转企”政策实施取得的成果 |
| 第三章 C市“个转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 一、政策设计存在缺陷,制约了“个转企”发展 |
| (一)“个转企”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 |
| (二) 考核目标设定不合理、机制不健全 |
| (三) 转企对象选择过于片面机械 |
| 二、政策执行混乱使“个转企”受阻 |
| (一) 主导部门选择错误 |
| (二) 办理流程手续繁琐 |
| (三) 部门协同力弱,对新办企业不认可 |
| (四) 政府部门常态化扶持不到位 |
| 三、各方参与度不高导致转企率低 |
| (一) 执行者工作量大且缺乏系统培训 |
| (二) 经营者信心不足 |
| (三) 决策者制定的政策惠及面窄、奖补金额不明确 |
| 第四章 国内其他省市“个转企”经验借鉴 |
| 一、浙江省“个转企”的经验 |
| (一) 明确“个转企”推广对象特征 |
| (二) 采用“拉—压—助”政策手段 |
| (三) 借鉴和推广“桐乡经验” |
| 二、江苏省“个转企”的经验 |
| (一) 打破“个转企”的思想障碍 |
| (二) 比较分析“个转企”后的优势 |
| (三) 解决个体工商户空转现象 |
| 三、辽宁省“个转企”的经验 |
| (一) 开辟绿色通道,加快“个转企”办理步伐 |
| (二) 协调配套关系,促进大小企业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多策并举推进C市“个转企”发展 |
|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治保障 |
| 二、摸清底数,建立完整的“个转企”培育库 |
| 三、构建部门联动体系,促进行政审批提速 |
| 四、加强一线人员培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 五、加强动员宣传,培养经营者转型意识 |
| 六、开展有针对性的后续扶持,延长企业生命周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业与农民创业 |
| 1.2.2 风险厌恶测度 |
| 1.2.3 风险厌恶与创业 |
| 1.2.4 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 |
| 1.2.5 家庭资产与创业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风险厌恶 |
| 2.1.2 家庭资产 |
| 2.1.3 家庭资产配置 |
| 2.1.4 农民创业 |
| 2.1.5 农民创业选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偏好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创业资源理论 |
| 2.2.4 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1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1.1 传统社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2 现代市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3 区分自雇和企业家创业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4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选择是否创业的机制分析 |
| 3.1.5 风险厌恶影响创业农民选择创业形式的机制分析 |
| 3.2 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2.1 全部资产都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2.2 部分资产不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3 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3.1 对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一体两面”的讨论 |
| 3.3.2 家庭资产与农民创业选择的基准模型 |
| 3.3.3 不同种类家庭资产间配置关系与农民创业选择 |
| 3.3.4 家庭资产间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机制分析 |
| 3.4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中介变量的讨论 |
| 3.4.2 家庭资产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路径的中介效应数理分析 |
| 3.4.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作用机理的综合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调研设计与风险厌恶度的测度 |
|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 |
| 4.1.1 样本来源区域 |
| 4.1.2 问卷设计 |
| 4.1.3 抽样规模的确定 |
| 4.1.4 抽样方法及样本选取 |
| 4.1.5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4.2 风险厌恶度测度的原理与方法 |
| 4.2.1 风险厌恶测度的原理 |
| 4.2.2 风险厌恶测度的定性方式 |
| 4.2.3 风险厌恶的定量测度 |
| 4.2.4 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风险厌恶定量测度 |
| 4.3 基于实验方法和自主报告的综合风险厌恶测度的研究设计 |
| 4.3.1 基于BRET实验方法的测度 |
| 4.3.2 基于DOSPERT的自主报告方式复式度量 |
| 4.3.3 测度的流程 |
| 4.4 风险厌恶测度结果 |
| 4.4.1 SOEP报告的结果 |
| 4.4.2 DOSPERT报告的结果 |
| 4.4.3 BRET实验的结果 |
| 4.5 三种风险态度测度结果的比较与讨论 |
| 5 西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及农民创业的现实考察 |
| 5.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与创业的历史变化 |
| 5.1.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的历史变化 |
| 5.1.2 农民创业的历史情况及与家庭资产的联动分析 |
| 5.1.3 分省域进行比较和讨论 |
| 5.2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及总资产情况考察 |
| 5.2.1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 |
| 5.2.2 家庭总资产的情况考察 |
| 5.3 基于结构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3.1 关于资产结构指标的介绍及统计 |
| 5.3.2 固定资产情况 |
| 5.3.3 金融资产情况 |
| 5.3.4 借入款情况 |
| 5.4 基于配置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4.1 资产配置指标的确立 |
| 5.4.2 风险资产情况 |
| 5.4.3 安全资产情况 |
| 5.4.4 综合耐用消费品情况 |
| 5.5 调查农户家庭的创业选择情况考察 |
| 5.5.1 创业选择情况 |
| 5.5.2 创业绩效情况 |
| 5.5.3 创业行业情况 |
| 5.5.4 经营与组织情况 |
| 5.6 创业视角下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6.1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价值量的变动 |
| 5.6.2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7 本章总结 |
| 6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 |
| 6.1 风险厌恶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
| 6.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1.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1.3 变量的选取 |
| 6.1.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5 模型检验、主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1.6 进一步回归及其分析 |
| 6.1.7 比较回归及其分析 |
| 6.1.8 实证分析小结 |
| 6.2 风险厌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
| 6.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2.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2.3 变量的选取 |
| 6.2.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5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2.6 稳健性回归结果分析 |
| 6.2.7 实证分析小结 |
| 6.3 两次实证分析结果汇总及讨论 |
| 6.4 本章总结 |
| 7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的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3.3 内生性检验、稳健性回归及分析 |
| 7.3.4 进一步回归及分析 |
| 7.3.5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3.6 实证小结 |
| 7.4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4.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3 进一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4.5 实证小结 |
| 7.5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5.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3 稳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5.5 实证小结 |
| 7.6 本章总结 |
| 8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8.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8.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8.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8.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4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内生中介效应分析 |
| 8.4.1 中介效应识别的思路 |
| 8.4.2 影响农民选择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3 影响农民选择组合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4 农民选择企业家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5 对中介效用进行系数乘积法检验及对检验结果的比较和讨论 |
| 8.5 进一步研究: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的潜在交互作用 |
| 8.5.1 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交互效应分析 |
| 8.5.2 中介效应与交互作用的比较及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2.1 重视农民个体风险态度,构建评估平台普及农民创业咨询服务 |
| 9.2.2 着力农村家庭风险感知,探索“市场+政府+农户”创业风险共担机制 |
| 9.2.3 家庭资产配置是农民创业重要指标,应纳入到农民创业评估体系当中 |
| 9.2.4 生产性资产是农民创业重要启动器,应发展专门中介组织支持农民创业 |
| 9.2.5 盘活固定资产金融价值,增强农民选择创业的意愿 |
| 9.2.6 利用资产促进创业的配置效应,探索以多元资产包为对象的创业补贴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补充表格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及测算 |
| 三、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 四、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途径和差异 |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
| 一、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 |
|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 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价值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 一、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途径 |
| 二、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 三、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 |
| 一、动员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项目 |
| 二、信息处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三、风险管理分散技术创新风险 |
| 四、激励和监督改善公司治理 |
| 第二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区域性差异 |
| 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三、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描述 |
| 第三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
| 二、计量模型、指标测算与数据描述 |
| 三、实证结果、检验及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状况和衡量指标 |
| 一、选取民营企业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 |
| 三、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 |
| 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融资约束事实描述及存在问题 |
|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证券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精神 |
| 四、区域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小结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三、计量模型主要结论及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附录 国外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TFP增长的实践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案例及启示 |
| 一、美国TFP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 |
| 二、美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
| 三、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经验 |
| 四、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TFP增长的启示 |
| 第二节 德国案例及启示 |
| 一、德国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 二、德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德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三节 英国案例及启示 |
| 一、英国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
| 二、英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 三、英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 第四节 典型国家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启示 |
| 一、资金流向企业家精神聚集的创新企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二、通过解除融资约束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
| 三、风险投资基金助力企业家大胆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民营经济对共享发展的促进作用及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与共享发展的概述 |
| 一、民营经济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一) 我国民营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演变 |
| 二、共享发展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一) 共享发展的理论渊源 |
| (二) 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 |
| 三、民营经济与共享发展的内在联系 |
| (一)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共享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具有内在联系 |
| (二) 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共建”要求相一致 |
| (三) 民营经济通过税收夯实公共财政与“全民共享”相一致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对共享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民营经济有力夯实了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 |
| (一) 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 |
| (二) 民营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有利于利润总额的增加 |
| 二、民营经济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提供有利条件 |
| (一) 民营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有利于共建共享 |
| (二) 民营经济有利于促进人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
| 三、民营经济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共享发展 |
| (一) 民营经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有利于再分配 |
| (二) 民营经济在扶贫开发与承担社会责任中起重要作用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 |
| 一、民营经济自身内部的制约因素 |
| (一) 民营经济自身制度属性与共享发展存在相悖性 |
| (二) 民营经济自身发展不规范不利于共享发展 |
| 二、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 |
| (一) 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妨碍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 |
| (二) 市场准入羁绊重重妨碍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 |
| (三) 融资难、税费重妨碍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 |
| (四) 公共服务的不完善妨碍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 |
| 第四章 新时代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优化路径 |
| 一、改善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内部环境 |
| (一) 创新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管理模式 |
| (二) 完善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保障体系 |
| (三) 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产业结构 |
| (四) 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 二、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外部环境 |
| (一) 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市场准入环境 |
| (二) 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融资环境 |
| (三) 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税收环境 |
| (四) 优化民营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公共服务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评述 |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难点 |
| 二、制度约束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制度变迁与制度耦合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四)关于制度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三、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及特征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轨迹 |
| (二)民营经济的发展成效与挑战 |
| (三)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 |
| 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分析 |
| (一)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约束 |
| (二)民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制度安排约束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耦合性约束 |
| 五、民营经济突破制度约束的案例分析 |
| (一)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外部制度约束 |
| (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内部制度约束 |
| (三)浙江民营经济制度耦合性约束 |
| (四)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制度创新 |
| (五)制度变迁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绩效实证分析 |
| 六、突破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约束的思路及对策 |
| (一)构筑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环境 |
| (二)优化制度安排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
| (三)促进制度有效耦合与型塑新型政商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研究[D]. 王扬.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长春市个体工商户制度改革研究[D]. 程凤娇. 吉林大学, 2020(04)
- [4]住房区域不平等对个体住房消费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D]. 王迪. 吉林大学, 2020(08)
- [5]C市“个转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昕萌.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D]. 朱泓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
- [8]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D]. 邢晓东. 武汉大学, 2019(05)
- [9]民营经济对共享发展的促进作用及优化路径研究[D]. 贾力. 扬州大学, 2019(02)
- [10]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问题研究[D]. 毕亚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