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计委颁布 《“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论文文献综述）
郭书剑[1]（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于晨[2]（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韩联郡[3]（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安志[4]（2019）在《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构建现代化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峰”企业仍然不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各地各部门密集出台了各种“创新新政”,从人才培养和引进、产学研合作、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红包”。政府部门的努力在客观上降低了部分企业的创新成本,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些政策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还存在哪些局限性?为什么政策制定者（科技管理官员）都不约而同地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奖励、补助”作为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科技管理官员在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官员行为模式开展研究,沿着创新激励政策的传导路径,从政府内部激励结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政企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述了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并以我国“条块结合”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为背景,对当前科技创新配套支持政策进行了总结。随后,对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类,本文发现,我国是一个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比较多的国家,政策类型以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为主,功能性创新激励政策为辅。而选择性创新激励政策又以科技认定作为主要的实施手段,即对企业创新成果和创新要素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和认定,并以此为依据给予资金奖励或其他政策优惠。其次,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对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政府激励政策总体落地情况进行了梳理。随后,以苏州制造业为例对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并利用苏州市的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对创新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未表现出显着的效应,本文基于苏州市企业样本的实证检验没有找到支持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着影响的证据。第三,在制度层面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结构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将科技管理官员这一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尝试揭开政策决策机制这个“黑箱”,探讨政府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下的科技管理官员行为。本文认为,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正逐步取代GDP增速成为官员的重要政绩之一,GDP锦标赛也正逐渐演化为创新指标竞赛。密集出台的各种创新激励政策体现了科技管理官员的责任担当和创新精神。但由于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科技管理官员可能在担当作为、晋升激励、设租、避责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择策略性行为,将科技认定作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而较少使用科技项目、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科技认定作为一种能够在短时间内出政绩的“强绩效行为”,可以减轻科技管理官员的工作压力,而且便于个别官员进行设租活动,因此被广泛而大量地使用,成为创新激励政策的主要内容。科技项目、科技认定以及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实施情况构成了科技管理官员政绩的主要内容。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数据构建了 2005-2015年中国省级科技管理官员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展科技认定能够对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兑现税收优惠政策没有表现出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显着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管理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抑制了企业创新,这种抑制作用受到地区市场治理环境的调节,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不显着,在市场治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显着。第四,将研究视野从政策供给转向政策执行,考察了政企博弈对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下,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在立项、评审、技术审查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具有显着的差异性。相比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科技认定具有低风险、高收益、弱监管以及寻租空间大等特点,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策略性创新、材料包装、寻租等行为达到“寻认定”的目的。通过构建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发现科技认定难以使企业产生准确的政策预期,无法对企业研发成本进行有效的分摊,这也制约了其创新激励作用的发挥。利用苏州市微观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科技项目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科技认定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表现出不显着的挤出效应。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我国创新激励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即政府作用同市场机制有效对接,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正确认识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以及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张王勇[5]（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杨超[6]（2018）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构件,是初具规模的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平台,是参与顶尖国际科技竞争的攻坚力量。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是实现“到2020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核心议题。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实验室良性运行和高效发展,国家建立了实验室评估政策并不断调整完善。现行评估政策的目标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科技体制改革要求,更好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能力”,反映出管理部门希望利用评估政策柔性助推实验室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如此,“政策助推”作为一种柔性管理方式,还影响到实验室内外部资源配置,成为影响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心理学、行为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政策助推界定为实验室受到评估政策影响的行为和心理推力,并将研究问题设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然而,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显然是一个间接作用的过程,需要依托和附着在某种常见的行为能力上,而非直接产生影响。在寻找政策助推的“附着物和依托者”的过程中,通过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发现评估政策的目标与创新搜索能力紧密相关,且实验室科研人员随机自发的创新搜索行为能力既是评估政策助推的目标导向,会受到政策助推的影响,又是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的学术讨论集中于创新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或者单纯地探讨政策对创新绩效的作用,鲜有研究将三者同时纳入模型加以讨论和解析,这也成为了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研究方法的逻辑思路为“从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出发,抽取关键性解释因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量化检验”。具体而言:首先,在文献评述和理论建构上,以创新生态理论、创新搜索理论和助推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的理论基础,从文献和理论角度建立了解释逻辑模型图。第二,采用案例分析法和专家评价法,综合利用访谈和问卷等数据搜集法,以H、K、S和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为单案例,陈述了不同类型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源的种类和利用深度,提炼出创新搜索能力的共性特征或管理策略;采用跨案例分析法,分析了评估政策的政策助推工具,以助推力度和助推宽度为分类,将政策助推对创新搜索能力、创新绩效的影响证据进行了象限式划分。案例研究最终形成了科学导向式、实践导向式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政策助推的问卷指标。第三,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单中介模型法和多中介模型法等方法,综合运用SPSS和AMOS软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和创新搜索能力问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和案例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改良设计了符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问卷,对问卷指标的区分度、显着性进行了项目分析;在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和信度上检验了问卷的设计质量;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了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潜变量的稳定性,并最终采用影响关系法和中介分析法检验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假设模型。第四,基于案例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参考国外助推政策改革经验,提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政策如何利用助推实现优化设计和强化创新搜索能力的实施方案,以此说明如何有效利用研究结果形成实验室创新绩效的提升策略。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反映出国立科研机构的创新绩效水平会受到政策助推的影响,这对合理设计实验室绩效管理政策提供了思路。第二,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尤其表现在科学导向式和实践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上,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影响作用则不显着。第三,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在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介检验模型中,科学导向式和实践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显着,且中介效果分别达到60%和39.1%,而问题导向式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不显着,这说明提升创新搜索能力能够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有效转化为创新绩效。第四,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源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但是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待提升空间,学术研究出版物、首席科学家或团队负责人、学术交流活动是提升实验室创新绩效最为重要的创新搜索源。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以政策助推和创新搜索理论为基础,探讨创新资源的获取机制,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方向;第二,结合理论和案例研究改良设计了实验室政策助推量表,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新兴概念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研究中加以应用;第三,解析了政策助推、创新搜索能力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检验了政策助推对创新搜索能力的影响作用以及创新搜索能力在政策助推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既找出了影响创新搜索能力的前置性重要因素,又分析了政策发挥作用的路径,并通过模型测度计算出不同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效果。
吴寿仁[7]（2018）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40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0年为一个阶段,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历程及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在第一个10年里,国家实施若干科技计划加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支持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等,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在第二个10年里,引入高新区、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三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完善软环境,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等,科技成果转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深化。在第三个10年里,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在第四个10年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破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制约。以40年的长跨度来观察并总结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做法与经验,对于今后如何更好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文东[8]（2016）在《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学位与研究教育更是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学科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当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处于关键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福建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改革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数量建设到质量建设的转型,是当前教育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时间为经,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为纬,主要运用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结合、制度与实态并重及比较、统计和定量分析、高校考察等方法,对三十余年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演绎规律、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进行系统与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第一,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福建省学位教育经历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稳步发展（1992-2000年）、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三个阶段;从培养单位和授权点看,福建省1981年开始就有培养单位和授权点,但发展较慢,三十年间仅有硕士培养单位13个,博士培养单位8个,且学科分布相对集中于某些培养单位。这反映了福建省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专业型学位教育虽得到大力发展,但教育体系不够成熟,整体教育水平不高。（2）从培养规模和经费保障看,福建省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经历了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三个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也相应经历了由国家财政完全拨款到逐步呈现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或补偿研究生培养费用的格局。（3）从师资结构看,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但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大;研究生导师呈现高职称、年轻化,并且女性研究生导师比例在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二,通过对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发现:（1）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但与全国比仍然偏小;工科类学位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发展相对滞后,与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研究生教育布局不断完善,但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推进,但培养质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学科建设水平与特色、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不够完善的问题。第三,在剖析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征、对培养高校做了实地考察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概况,提出了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的五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第四,PEST分析表明,当前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协同发展、国际化、质量保障的发展战略思考和建议。总之,本文以时间为主轴,以教育史为视角,基于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两个层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学位制度建立30年（1981-2011年）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演绎特征,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特点,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了 PEST分析法,分析了今后面临的发展环境,提出了战略前瞻和对策思考。
刘思[9]（2016）在《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学校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显,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智力库和动力源,也是技术创新、思想革新的助推器。推进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的法治化建设,有利于为高等学校营造一个浓厚的科研氛围,激发高等学校科研积极性,协调学术民主管理与学术行政管理的矛盾,保证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充分带动高校教师对于科研的积极性,达到广泛吸收科研人才,提高在教育科研领域的创新和改革能力的目的。本文搜集了新时期我国科研管理法规,并择取高等学校科研法规内容,以高等学校这一特定科研管理主体,对法规内容进行分析,本文具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分析当前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的贡献和不足,并对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新时期进行定义。同时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即激励理论和学术生态理论,强调了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二章对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建设进行回顾,总结出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体系建设的特点。第三章以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流程的环节为线索,重点对高等学校科研立项申请、科研经费、科研课题验收的法规进行分析。第四章对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进行了评价,分析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取得的成绩在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等学校科研法规体系,促使高等学校科研法规更具针对性,加强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激励作用,推动了我国科研工作的规范性。不足在于: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制订未完全形成多元主体的合力、对于科研长远发展的关注不够、执行过程中监督反馈的力度不足,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激励不足。第五章中,提出了在我国法治体系下完善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建议:吸纳以科研创造性和法治人才为中心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到科研法规的制定中;以教育部作为主要牵头部门,连同国家财政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在项目中联席参与,广泛听取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意见;及时监督反馈法规的效果,对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实践进行总结,保持法规的弹性;长远规划,切实落实,保障科研管理法规的联系性,注重前后一致性,避免相关科研管理法规的矛盾;适时对高等学校科研法规进行推陈出新,不断完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
张轶瑶[10]（2015）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现代世界经济竞争已经逐渐演化成人才竞争,中国能否在21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要看培养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特别是一大批博士生能否在知识经济挑战中为世界瞩目。为了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但是在注重量的背后,质的需要却被忽视了,博士生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声讨与质疑。因此,加强博士生培养管理工作,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已成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头等大事。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简称“全国优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鼓励创新,提高博士生教育的整体质量。政策出台后引起了高校、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各高校纷纷出台措施,积极开展全国优博的争创工作,但随着活动的开展,优博评选的弊病日益显现,博士生培养越来越功利化,不少专家学者对全国优博评选开始提出争议,甚至有调查显示博士生教育质量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这一政策的初衷似乎并未能得以实现,持续了15年的评选后,2014年全国优博评选最终却戛然而止。本文从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分析入手,在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中,反思该优博论文评选活动背后的弊端,探索合理有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评价方式。本研究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提出问题,阐述研究的意义,并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界定相关概念,最后说明本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过程。要想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进行整体性研究,首先需要找寻到这一政策的源头,明晰当年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情况。本章主要就优博论文评选政策出台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多方背景,对优博论文评选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解读,并对优博论文评选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以完整、清晰地呈现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情况。第二章主要是对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实施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对历年来全国优博评选办法的变化进行梳理,体现了优博论文评选活动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其次归纳了其评选过程的具体步骤；最后对优博论文的评选结果进行了学科、单位、地域分布分析,归纳其分布特征。第三章在对全国优博论文整体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省、各校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政策以及优秀博士论文培育政策的深入研究,揭示出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背后所带来的跟随效应、利益之争和功利主义弊端,对优博评选政策深入反思,解释其走向终结的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通过分析全国优博论文评选这一“选优”政策的象征性评估本质,预示着这一政策实质上必然阻碍博士生教育,进而提出了必须实现博士生论文评价方式由“选优”向“去劣”转向,才是有助于实现博士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有效途径。
二、国家计委颁布 《“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计委颁布 《“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4）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功能 |
| 第一节 科技创新的阶段 |
| 第二节 科技创新的收益和风险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目标 |
| 第四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历史演进 |
| 第三节 我国科技创新管理体制及政策支撑 |
| 第四节 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 |
| 第五章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政府培育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基于苏州制造业的分析 |
| 第三节 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微观检验 |
| 第六章 政府内部激励结构与科技管理官员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政策工具选择对科技管理官员晋升的影响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科技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第七章 不同激励政策下的企业创新决策 |
| 第一节 政策预期与企业研发投入模型 |
| 第二节 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策略性行为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 |
| 第四节 关于科技项目激励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 第八章 构建尊重市场规律的创新激励体制机制 |
| 第一节 创新激励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
| 第二节 规范和完善市场机制 |
| 第三节 强化金融对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
| 第四节 实施基于竞争机制的政府科技项目 |
| 第五节 构建统筹协调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来源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问题与价值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案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启示 |
| 2.1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
| 2.2 创新搜索理论 |
| 2.3 助推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和“政策助推”案例分析 |
| 3.1 案例研究方法梗概 |
| 3.2 案例研究的方案设计 |
| 3.3 单案例分析:创新搜索能力 |
| 3.4 跨案例分析:政策助推机制 |
| 3.5 案例关键因子抽取 |
| 3.6 本章小结 |
| 4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4.1 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创新搜索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假设模型 |
| 4.2 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搜索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假设模型 |
| 4.3 以三种创新搜索能力为中介潜变量的假设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5 问卷设计与研究方法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数据搜集过程 |
| 5.3 描述性统计、变量测度与项目分析 |
| 5.4 问卷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 |
| 5.5 主要研究方法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影响分析 |
| 6.1 多元正态性检定 |
| 6.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6.3 影响关系分析 |
| 6.4 单中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5 多中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6 研究假设验证与影响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助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绩效提升策略 |
| 7.1 以政策“助推”行为研究为内核的智库建设策略 |
| 7.2 以明确评估政策导向为目标的双向沟通策略 |
| 7.3 以创新绩效评价差异化为功能的绩效考核策略 |
| 7.4 以增强创新搜索能力为介质的创新资源利用策略 |
| 7.5 以夯实评估核心内容为中心的多维度内化策略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案例访谈提纲 |
| 附录3 调查问卷 |
（7）中国科技成果转化40年（论文提纲范文）
| 1 全面开花 (1978—1988年) |
| 1.1 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管理体系 |
| 1.2 大力发展技术市场 |
| 1.3 恢复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
| 1.4 支持科技人员合理流动 |
| 1.5 实施一系列科技计划,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3] |
| 1.6 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
| 2 全面深化 (1988—1998年) |
| 2.1 建设一批科技成果转化载体 |
| 2.2 继续实施科技计划,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
| 2.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软环境 |
| 2.4 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
| 3 加速发展 (1998—2008年) |
| 3.1 助推各类主体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
| 3.2 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
| 3.3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
| 3.4 继续实施科技计划,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
| 3.5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
| 4 重点突破 (2008年至今) |
| 4.1 贯彻科技规划 |
| 4.2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4.3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
| 4.4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5 总结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述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三、国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位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二、关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学位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学位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福建学位教育的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 |
| 二、福建学位教育的稳步发展(1992-2000年) |
| 三、福建学位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 |
| 第二节 学位授予单位与授权点的发展历程 |
| 一、学位授予单位发展过程 |
| 二、学位授权点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福建学位授予规模与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一、学位授予规模 |
| 二、学位授予结构 |
| 第四节 福建不同门类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一、不同门类硕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二、不同门类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研究生教育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 |
| 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 |
| 三、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 |
| 第二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历程 |
| 一、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结构 |
| 二、在校研究生规模和结构 |
| 第三节 福建研究生导师规模与结构的发展过程 |
| 一、研究生导师规模 |
| 二、研究生导师的结构 |
| 三、生师比情况 |
| 第四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 |
| 一、福建省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的演化 |
| 二、不同阶段研究生资助保障制度对比 |
| 第四章 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问题与趋势(2012年以来)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与特点 |
| 一、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情况 |
| 二、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特点 |
| 第二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与分析 |
| 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问题 |
| 二、学科建设水平和特色问题 |
| 三、导师队伍建设问题 |
| 四、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问题 |
| 五、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
| 第三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
| 一、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 |
| 二、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 |
| 三、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 |
| 四、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 |
| 五、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 |
| 第四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环境PEST分析 |
| 一、政治、政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二、经济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三、社会、文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四、技术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第五章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前瞻与对策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前瞻 |
| 一、差异化问题 |
| 二、协同发展问题 |
| 三、国际化问题 |
| 四、质量保障问题 |
| 第二节 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政策和支撑保障,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
| 二、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夯实研究生教育发展基础 |
|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 |
| 四、突出对台合作办学,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
| 五、重构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1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大事记 |
| 附录2 论文相关图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社会发展需要高等学校科研的巨大推动力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亟需完善 |
| （三）我国高等学校科研能力有待提高的需要 |
| （四）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的应有之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的研究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研究 |
| （三）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 |
| （四）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高等学校 |
| （二）科研管理法规 |
| （三）新时期 |
| 四、研究的理论依据 |
| （一）激励理论 |
| （二）学术生态理论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六、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建设回顾 |
| 一、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回顾 |
| （一）高等学校科研奖励法规 |
| （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法规 |
| （三）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立项申请管理法规 |
| （四）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法规 |
| （五）高等学校科研成果验收法规 |
| （六）高等学校科研成果管理法规 |
| 二、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体系建设的特点 |
| （一）1978宪法和1982年宪法关于鼓励发展科研事业的规定为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提供了关键指导 |
| （二）各部委制定科研发展规划构成了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重要内容 |
| （三）纵向科研项目的管理规定构成了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内容分析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 |
| （一）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管理活动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中的其他活动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分析 |
| （一）高等学校科研奖励法规的分析 |
| （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法规分析 |
| （三）高等学校科研申请立项的法规分析 |
| （四）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法规分析 |
| （五）高等学校科研课题验收的管理法规 |
| （六）高等学校科研成果管理法规分析 |
| 三、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特点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政治性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多样性 |
| （三）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复杂性 |
| 四、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特殊性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内在要求的特殊性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主体的特殊性 |
| （三）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客体的特殊性 |
| （四）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内容的特殊性 |
| 五、新时期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作用 |
| （一）规范作用 |
| （二）激励作用 |
| （三）导向作用 |
| （四）筛选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
| 一、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建设取得的成就 |
| （一）形成较为完整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体系 |
| （二）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更具针对性 |
| （三）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激励作用 |
| （四）对我国科研工作的推动与规范 |
| 二、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建设存在的不足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制订未完全形成多元主体的合力 |
| （二）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激励不足 |
| （三）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关注科研长远发展不够 |
| （四）过时法规的清理与废止不及时 |
| （五）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对科研管理者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力度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建议 |
| 一、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研法规的制定 |
| （一）以教育部为主，会同财政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联席参与 |
| （二）广泛听取高等学校科研工作者的意见 |
| 二、监督反馈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效果 |
| （一）对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实践进行总结 |
| （二）保持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的弹性 |
| 三、长远规划，切实落实，保障科研管理法规联系性 |
| （一）注重科研管理法规前后一致性 |
| （二）避免相关科研管理法规的矛盾性 |
| 四、适时对高等学校科研法规进行推陈出新 |
| （一）全面清理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 |
| （二）不断完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 |
| 五、在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中加大对科研机构管理者行为的规范 |
| （一）高等学校科研管理者“双肩挑”容易导致科研腐败 |
| （二）完善对高等学校科研管理者行为约束的法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10）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相关概念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政策的出台 |
| 第一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相关政策 |
| 第二章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全国优博论文的评选办法 |
| 第二节 全国优博论文的评选过程 |
| 第三节 全国优博论文的评选结果 |
| 第三章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反思 |
| 第一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跟随效应 |
| 第二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利益之争 |
| 第三节 全国优博论文评选的功利主义 |
| 结束语 从选优到去劣：我国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转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国家计委颁布 《“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面向企业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效应研究[D]. 安志. 南京大学, 2019(01)
- [5]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国家重点实验室政策助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搜索能力的中介作用[D]. 杨超. 华中科技大学, 2018
- [7]中国科技成果转化40年[J]. 吴寿仁.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0)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张文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9]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法规研究[D]. 刘思. 西华师范大学, 2016(02)
- [10]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及其反思[D]. 张轶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