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养猪综合技术研究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杨方[1]（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厚权[2]（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冯瑞[3]（2021）在《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教育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类型之一,其主要扶贫方式是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紧密联系,通过培养职业技术技能人才,让贫困家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维西县是迪庆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特殊贫困问题凸显,在全县脱贫后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成为维西县未来扶贫主要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妇女接受职业教育成为其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可以使贫困妇女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增加经济收入,转变思维认知和思想观念。因此本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和教育发展功能理论为依据,选取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为县域案例,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实施现状和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筛选三位接受过妇女职业教育成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典型少数民族妇女,构建了典型案例分析基本思路:“案例妇女基本情况简介-妇女职业教育路理分析-子代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成效”,从这三方面重点阐述和说明案例妇女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旨在总结经验、深入比较、凝练普遍成效,并多角度多方面凝练和分析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的凸显问题,进而从妇女思维观念改变、乡村就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有效开展和持续推动以及妇女教育能力、子代教育质量的提高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多元性、创新性的有效对策建议,更好地巩固维西县脱贫成果、保证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的可持续性。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祥[5]（2020）在《《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多国家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造成了的土壤恶化、水资源污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回顾我国悠久的农耕历史与文明,古代先民为实现生存与发展并重,农业生产稳增长与自然生态协同并进早已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北魏着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着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除了蕴涵农学、经济学、文献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以外,《齐民要术》还具有丰富的生态农业特征,书中着重记录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善于利用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微妙的生态关系,在遵循前代农书总结的农业思想基础上,保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齐民要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大型综合骨干农书,索引了众多前代农书,并对农书中的耕作思想进行了继承,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生态农业思想。首先,作者结合黄河流域农耕区的自然因素,继续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到农业体系当中,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指导农业生产。其次,贾思勰认识到了农业生产中需贯彻“三才”思想,适时而为,有所不为。其三,贾思勰认识到“土脉论”的重要性,详细记录了各种土地耕作方式,以及相应的保持土地肥力的具体措施。最后,在总结农业生产过程中,贾思勰提倡节俭,批判奢靡之风,反对过度开发和滥砍滥伐,并且提出以农治生的发展理念,在增加农民受益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齐民要术》继承的这些先哲思想,虽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农业学概念存在一些差距,但为这门学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的实践,贾思勰也做出了详细的记载:通过观察各区域特点、作物的习性以及天气情况,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利用不同作物合理间作、套种、轮作、实现绿色避害;种植救荒作物替换部分主粮,缓解灾荒造成的饥馑问题;利用生物防治虫、束草防冻、埋藏过冬等方式,以减小灾害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在优良动植物品种的繁殖和培育方面,通过增加人工干预,促进品种的不断优化,并且在实践中总结起一系列兽医技术。由此可见,《齐民要术》在记录各类农业经验和技术的同时,构建了一个循环、稳定、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系统。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治理之本,关乎到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齐民要术》在农业生产中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保护环境,坚持尊天敬地,适时人为。因此,研究《齐民要术》这些宝贵的生态农业思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中国发展生态农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华清君[6]（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张瑜[7]（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刘铮[8]（2020）在《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畜禽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支柱产业,对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畜禽养殖业发展客观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是制约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短板。畜禽养殖污染不仅造成水源、土壤和空气污染,还容易传播疫病、降低养殖效率、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甚至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刻不容缓。畜禽养殖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污染面大以及难以量化等特点,畜禽养殖户应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持续贯彻于畜禽养殖全过程,在养殖生产中积极实施亲环境行为,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降低畜禽养殖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养殖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关系的改善,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赢”格局。本研究以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辽宁省白羽肉鸡养殖户实地调查获得所需数据,将肉鸡养殖户亲环境养殖生产划分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三个阶段,了解各阶段中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实施状况,揭示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理,明确影响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效应,设计并完善促进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出激励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政策措施,以期为推进肉鸡养殖业绿色发展和激励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1）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分析。运用卢因行为模型、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动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进行心理学分析,发现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可能是出于肉鸡养殖户内心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或者是外界环境因素对内部动机产生的影响,不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都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为前提。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对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进行经济学阐释,发现肉鸡养殖户是否实施亲环境行为决定于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期望总效用,而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期望总效用由感知利益与感知风险两个维度共同决定。利用博弈论理论分析政府、产业合作组织以及其他肉鸡养殖户对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发现激励型政府规制对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产生促进作用,约束型政府规制对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产生规范作用。加入产业合作组织的肉鸡养殖户需要遵照相关标准实施亲环境行为,产业合作组织会为肉鸡养殖户提供组织支持,能够激发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经济利益诱因越强、示范效应越好、预期收益越高,肉鸡养殖户越倾向实施亲环境行为。（2）肉鸡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和亲环境行为实施状况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受访的466名肉鸡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和亲环境行为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分析了肉鸡养殖户的个体特征、经营特征、认知特征、预期收益特征、社会规范特征、政府规制特征和产业合作组织特征等基本特征。结果显示,85.19%的肉鸡养殖户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14.81%的肉鸡养殖户未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39.48%的肉鸡养殖户减量使用兽药,60.52%的肉鸡养殖户超量使用兽药;84.12%的肉鸡养殖户进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15.88%的肉鸡养殖户未进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3）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效用函数分析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然后构建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最后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影响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是由两个连续决策的过程构成,即肉鸡养殖户是否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和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程度。产量上升预期、养殖保险、政府补贴、合作组织参与、技术培训、信息服务、标准化养殖场认知、环境风险认知、受教育程度和养殖规模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产量上升预期、政府补贴、合作组织参与、信息服务、标准化养殖场认知、环境风险认知和养殖规模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程度。（4）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借助生产函数模型阐释肉鸡养殖户兽药使用的内在机理,其次构建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的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损害控制模型对肉鸡养殖户的兽药超量使用水平进行测算,最后运用OLS回归和Probit模型分析影响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肉鸡养殖户的兽药实际平均使用量为112.27元/百只,兽药最优使用量为89.93元/百只,兽药实际平均使用量超过最优使用量的24.84%,每百只肉鸡超量使用兽药22.34元,19.90%的兽药实际平均使用量属于超量使用,表明受访肉鸡养殖户兽药超量使用现象较为普遍,超量使用兽药的肉鸡养殖户比例和兽药超量程度较高。兽药监管、检验检疫、合作组织参与、垂直协作方式、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兽药残留危害认知、兽药使用责任认知和养殖规模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产量下降预期显着负向影响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5）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借助生产函数模型阐释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内在机理,然后构建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分析框架,最后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影响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堆肥还田、制作沼气和出售赠送的处理方式均能实现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随意废弃不能实现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府监管、合作组织参与、声誉诉求、预期收益和养殖规模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选择堆肥还田、制作沼气和出售赠送;基础设施配备、从众行为和环境风险认知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选择堆肥还田;政府补贴、基础设施配备和环境风险认知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选择制作沼气;信息服务显着正向影响肉鸡养殖户选择出售赠送。在不考虑任何影响因素的情境下,肉鸡养殖户更倾向选择随意废弃的方式处理养殖废弃物。（6）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效应分析。首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然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亲环境行为对肉鸡养殖户养殖生产绩效的影响,最后运用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CSI）评价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整体绩效和单项绩效。研究发现: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均值为0.958,说明受访肉鸡养殖户的养殖生产率较高。在克服样本自选择所产生的偏差问题后,分析结果仍然显示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和兽药减量使用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均为负;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为正。稳健性检验发现,无论是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还是兽药减量使用行为,亦或是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都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不显着。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的整体绩效评价为3.85,达到“良好”水平;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的生态效益（3.98）>社会效益（3.74）>经济效益（3.38）,均达到“良好”水平。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的整体绩效评价为3.49,达到“良好”水平;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的社会效益（3.60）>经济效益（3.45）>生态效益（3.23）,均达到“良好”水平。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整体绩效评价为4.12,达到“优秀”水平;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生态效益（4.14）>经济效益（3.82）>社会效益（3.72）,均达到“良好”水平。（7）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激励机制优化与政策措施。结合发达国家在激励畜禽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方面的成功经验,设计并完善促进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包括立法支持、财税支持和技术支持三个方面,约束机制包括经济约束、法律约束和社会约束三个方面。从政府、产业合作组织、市场和肉鸡养殖户四个方面提出激励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政策措施:第一,政府应加大亲环境养殖的宣传推广力度,制定合理的亲环境养殖补贴政策,加大肉鸡养殖生产的监管力度;第二,应积极引导肉鸡养殖户加入产业合作组织,完善产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产业合作组织的监督职能;第三,应建立健全亲环境肉鸡产品的市场体系,加强亲环境肉鸡产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第四,肉鸡养殖户应提高亲环境行为的认知水平,增强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
孙雪[9]（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Angarkhaeva Dulma[10]（2020）在《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伏,先是经历了下滑期,然后又经历了不断上升期,养猪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水平,即使是在严峻的非洲猪瘟疫背景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业反而越来越壮大。自2006年开始,俄罗斯生猪养殖数量开始恢复增长,猪肉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市场自给能力逐渐加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主体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家庭散养模式为主转变成了农业组织集约化养殖模式,商业化规模猪场的数量正在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而且生猪养殖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但是,俄罗斯生猪养殖业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基于对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环境与现状的分析,探讨当前俄罗斯生猪养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对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路径的探寻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统计分析法和描述性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了1990-2019年俄罗斯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并归纳总结出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着手,剖析了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导致问题的不利环境。研究结论为:宏观层面,俄罗斯支持生猪养殖业的生产政策、出口政策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等都在不断作出调整为支持生猪养殖业发展;中观层面生猪养殖业的上游产业链在不断扩大,下游产业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微观层面,养殖户的层次不断提升,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在逐渐加强。从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俄罗斯的生猪养殖已经转变为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模式,生猪养殖数量在逐渐恢复为独立初期,生猪养殖产量已从过去的供不应求变为了部分出口,并为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还发现,因来自不同层面的原因,造成了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俄罗斯生猪养殖因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生猪养殖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因缺少健全的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体系以及育种能力不足,导致俄罗斯的进口需求依然较大;因缺少健全的瘟疫防控体系,使得瘟疫仍难以有效防控;因宏观政策体系与中观服务体系的不健全,导致产业化养殖场资金链条短,生猪养殖成本高,融资渠道单一,肉类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低等一系列问题仍是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统计分析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阶段性特征和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剖析得出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的成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的针对性对策建议。
二、现代化养猪综合技术研究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化养猪综合技术研究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迪庆州是国家“三区三州”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 |
| 二、多元扶贫是迪庆州维西县稳固脱贫的长久之计 |
| 三、妇女职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举措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 |
| 二、妇女职业教育相关研究 |
| 三、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
| 四、已有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六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现状调查及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
| 第一节 迪庆州维西县社会经济的现状 |
| 一、维西县区位与自然现状 |
| 二、维西县人口与经济现状 |
| 三、维西县的教育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现状调查 |
| 一、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的现状调查 |
| 二、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实施现状 |
| 第三节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奠定了基础 |
| 二、多元妇女教育探索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指明了方向 |
| 三、妇女职业培训需求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动力 |
| 第二章 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典型案例描述 |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研究设计 |
| 一、典型案例研究对象的遴选原则 |
| 二、典型案例分析的逻辑思路 |
| 第二节 XYM:职业教育育己育子,阻断子代贫困代际传递 |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 第三节 HCF:抓住职业教育机遇,斩断家庭贫困代际传递 |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 第四节 SSY:赋妇女以职业技能,奠定阻断贫困代际基础 |
| 一、案例妇女情况简介 |
| 二、妇女职业教育过程分析 |
| 三、子代贫困代际阻断成效 |
| 第三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案例特征比较及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案例特征比较 |
| 一、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案例的同质特征 |
| 二、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案例的异质特征 |
| 第二节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成效分析 |
| 一、职业教育提升妇女健康意识,提高家庭人口质量 |
| 二、职业教育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增加妇女增收渠道 |
| 三、职业教育促进妇女个体发展,提升妇女综合素养 |
| 四、职业教育增强妇女主体意识,提高妇女家庭地位 |
| 五、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凸显教育强大力量 |
| 第四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性别分工与家庭观念束缚交织制约妇女自主发展 |
| 一、传统性别分工,妇女发展范围局限 |
| 二、家庭观念束缚,妇女独立发展较慢 |
| 第二节 增收渠道单一与就业岗位有限制约家庭经济收入增长 |
| 一、传统农业限制,家庭增收渠道单一 |
| 二、扶贫产业缺乏,妇女就业岗位有限 |
| 第三节 政府管理分散与宣传力度薄弱制约妇女职业教育规模 |
| 一、政府管理联动机制不完善,妇女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
| 二、妇女职业教育宣传力度不够,非正规职业教育认可度低 |
| 第四节 教育供给单一与需求多元错位制约职业培训质量提升 |
| 一、职业教育主体单一,各地教育内容同质 |
| 二、妇女实际需求多元,教育与就业相脱节 |
| 第五节 家庭文化贫困与妇女教育水平低下制约子代教育发展 |
| 一、家庭文化贫困,子代阶层突破难度较大 |
| 二、教育程度较低,妇女家庭教育能力不足 |
| 第五章 迪庆州维西县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更新妇女家庭观念,转变妇女思维认知 |
| 一、借助教育转变妇女家庭观念,提高妇女家庭身份地位 |
| 二、实现妇女独立自主脱贫致富,激发妇女自我发展意识 |
| 第二节 挖掘妇女发展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机会 |
| 一、挖掘妇女发展潜力,多措并举地促进家庭经济增收 |
| 二、提供良好就业环境,拓宽妇女就业领域和就业机会 |
| 第三节 完善职业教育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
| 一、完善部门联动合作机制,健全妇女职业教育协同机制 |
| 二、增强职业教育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大信息传播宣传力度 |
| 第四节 分层实施职业教育,促进社会供需匹配 |
| 一、多元化展开妇女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饱满发展 |
| 二、分层次实施妇女职业教育,展现职业教育的区域特色 |
| 第五节 增强家庭教育能力,提高家庭人口质量 |
| 一、关注贫困家庭的妇女教育,提升妇女的家庭教育能力 |
| 二、完善家庭子代教育的支持,提高阻断代际贫困现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文献 |
| 三、学位论文 |
| 四、其他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现实依据 |
| 1.2.2 理论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渊源 |
| 2.1 《齐民要术》的生态农业特征 |
| 2.2 黄河流域农耕区的自然环境与悠久的生产实践 |
| 2.2.1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
| 2.2.2 黄河流域的生产实践 |
| 2.3 天人合一思想 |
| 2.4 阴阳五行学说 |
| 2.4.1 阴阳学说 |
| 2.4.2 五行学说 |
| 2.5 三才理论 |
| 2.6 土脉论 |
| 2.7 反奢倡俭思想 |
| 第三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内涵 |
| 3.1 朴素的三才和谐思想 |
| 3.1.1 尊天之时 |
| 3.1.2 重地之力 |
| 3.1.3 尽人之力 |
| 3.2 变恶为美的循环思想 |
| 3.2.1 踏粪增肥 |
| 3.2.2 美田增肥 |
| 3.2.3 锄地增肥 |
| 3.3 减灾救荒的避害思想 |
| 3.3.1 杂植五谷 |
| 3.3.2 栽种代粮作物 |
| 3.4 以时禁发,取之有度思想 |
| 3.5 以农治生的发展思想 |
| 第四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实践 |
| 4.1 变废为利 |
| 4.1.1 食物链的循环 |
| 4.1.2 氮元素的循环 |
| 4.2 抗旱保墒 |
| 4.3 作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3.1 植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3.2 动物间的相生相克 |
| 4.4 灾害防治 |
| 4.4.1 虫害防治 |
| 4.4.2 冻害防治 |
| 4.5 精耕细作 |
| 4.5.1 区种技术 |
| 4.5.2 中耕技术 |
| 4.6 移栽嫁接与植树造林 |
| 4.7 五谷六畜的良种选育 |
| 4.7.1 作物的选种与催芽 |
| 4.7.2 家畜的选育与疫病治疗 |
| 第五章 《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之当代价值 |
| 5.1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下反思当前危机 |
| 5.2 在新农村建设中培树农民的生态认知 |
| 5.2.1 助推乡村生态文化建设 |
| 5.2.2 增强农民对乡村生态文化的主体意识 |
| 5.3 引导全社会树立积极的生态文明观 |
| 5.4 继承传统生态农业思想中的宝贵经验 |
| 5.4.1 传承先贤的农耕智慧 |
| 5.4.2 健全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关于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心理认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政府规制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关于产业合作组织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5 关于成本收益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6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分析 |
| 3.1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
| 3.2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经济学阐释 |
| 3.3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博弈分析 |
| 3.3.1 肉鸡养殖户与政府的博弈分析 |
| 3.3.2 肉鸡养殖户与产业合作组织的博弈分析 |
| 3.3.3 肉鸡养殖户与肉鸡养殖户之间的博弈分析 |
| 3.4 逻辑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调查设计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调查问卷设计流程 |
| 4.1.2 调查问卷设计依据 |
| 4.2 数据来源 |
| 4.3 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1 肉鸡养殖户个体特征 |
| 4.3.2 肉鸡养殖户经营特征 |
| 4.3.3 肉鸡养殖户认知特征 |
| 4.3.4 肉鸡养殖户预期收益特征 |
| 4.3.5 社会规范特征 |
| 4.3.6 政府规制特征 |
| 4.3.7 产业合作组织特征 |
| 4.4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1 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 |
| 4.4.2 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 |
| 4.4.3 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5.2 变量选取 |
| 5.3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2 变量选取 |
| 6.3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7.2 变量选取 |
| 7.3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效应分析 |
| 8.1 亲环境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变量选取 |
| 8.1.3 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测算 |
| 8.1.4 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 |
| 8.1.5 兽药减量使用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 |
| 8.1.6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对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 |
| 8.2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效益评价 |
| 8.2.1 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 8.2.2 评价依据与变量选取 |
| 8.2.3 肉鸡养殖户标准化养殖场建设参与行为的效益评价与差异分析 |
| 8.2.4 肉鸡养殖户兽药减量使用行为的效益评价与差异分析 |
| 8.2.5 肉鸡养殖户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效益评价与差异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激励机制优化与政策措施 |
| 9.1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激励机制的基本框架 |
| 9.2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激励机制 |
| 9.2.1 立法支持 |
| 9.2.2 财税支持 |
| 9.2.3 技术支持 |
| 9.3 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的约束机制 |
| 9.3.1 经济约束 |
| 9.3.2 法律约束 |
| 9.3.3 社会约束 |
| 9.4 激励肉鸡养殖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政策措施 |
| 9.4.1 政府方面 |
| 9.4.2 产业合作组织方面 |
| 9.4.3 产品市场方面 |
| 9.4.4 肉鸡养殖户方面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9）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山河为患:徐水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计选择 |
| (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 |
| (二) 连年被灾之下的生计选择与社会关系 |
| 第二章 “大家发财”:集体化导向在徐水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
| (一) 抗战与灾荒中的党政军民互助合作 |
| (二) 解放战争时期徐水的土改、救灾与生产 |
| 第三章 “铁打的江山金饭碗”:新中国成立后徐水的集体化实践 |
| (一) 救荒、治贫、共富:上下互动中的集体化理想与实践 |
| (二) 改土、造田、治水:1957年徐水农田水利建设的浩大实践 |
| (三) 生活、劳动、战斗:1958年徐水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 |
| 第四章 从沸腾到冷却:“徐水经验”的幕后与台前 |
| (一) 陈正人与“徐水经验”的初步总结 |
| (二) “沸腾的徐水”:毛泽东的徐水之行 |
| (三) 北戴河会议与“徐水经验”的泛化和异化 |
| (四) “徐水经验”的冷处理及时人的反思 |
| 结论: 中共集体化理想的传承与变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环境与现状分析 |
| 2.1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环境 |
| 2.2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分析 |
| 2.3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不同阶段特征 |
| 第3章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3.1 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
| 3.2 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4章 促进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1 严格做好瘟疫防控工作 |
| 4.2 延伸生猪养殖业的资金链 |
| 4.3 健全肉类产品加工质量与安全标准体系 |
| 4.4 加强市场调节作用,健全猪肉价格稳定机制 |
| 4.5 提高环境污染防治能力 |
| 4.6 加强现代化农场建设与育种研究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现代化养猪综合技术研究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2]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迪庆州维西县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案例研究[D]. 冯瑞.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齐民要术》生态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6]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8]肉鸡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研究[D]. 刘铮.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9]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10]俄罗斯生猪养殖业发展问题研究[D]. Angarkhaeva Dulma. 吉林农业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