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孔子的阳刚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万志全[1]（2021）在《孔子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和生活美学观之比较》文中指出在文艺美学观上,孔子倡导诗乐舞等文学艺术应肩负起移风易俗之重要使命,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严肃（彰显阳刚之气）;而其政治美学观则倡导仁德礼治,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温情（刚中带柔）;其生活美学观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循礼修德,其风格可谓雅正中透着鲜活（刚柔并济）。在共有风格上,三者皆显"雅正"（阳刚）;在风格差异上,其文艺美学观更为严肃（阳刚）,其政治美学观和生活美学观则更为活泼（阴柔）。
李圣强[2]（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薛冉[3]（2020）在《古言今意—孔子音乐美学思想对声乐演唱的情理导构》文中研究指明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孔子是坚持以“仁”的音乐精神核心,倡导“文质彬彬”、“和”的音乐审美态度,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音乐审美标准,和“尽善尽美、移风易俗”的音乐审美功能。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探究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代声乐演唱和声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与建构的作用。本文通过三个部分来研究和论述,第一部分,首先解读孔子“文质彬彬”的音乐美学思想,然后与声乐演唱中的技术和艺术相对应,提出“文质彬彬”、技艺相融的声乐演唱基本原则。第二部分,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史学解读,然后与声乐表演中的声音与情感尺度相对应,并提出在声乐表演中,声音与情感表现才是表演与审美的最高境界。第三部分,首先,通过深度阐释孔子着名的哲学思想——“移风易俗、尽善尽美”,将此哲学美学思想引用到声乐艺术的功能价值方面来讨论,对声乐艺术的审美主旨与实用功能进行全面理解,并上升到“美善”关系上来分析把握声乐艺术的功能意义。通过对于孔子的这些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并结合本人在声乐艺术学习和演唱过程中的一些启发和体验、自身的演唱和学习的经历通过实例来展现与解读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当代声乐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疑问和难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这方面的研究,使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能够与现代的声乐演唱技巧找到一个有机的契合点,从而焕发出一种新的理论维度和新的理论视角。对于当代声乐学习演唱实践,产生一种新的规范的意义。
贾旭东[4]（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完颜振清[5]（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尚子惟[7]（2020）在《“入世”与“出世” ——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入世”和“出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人生选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学者倾向于将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定义为入世思想,将倡导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定义为出世思想。无论“入世”还是“出世”,其目的实际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在乱世中寻求一个可行的治世之道,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本文从溯源先秦儒道治世之道开始,对先秦儒道思想中两个看似相互对立的方向——“入世”和“出世”及其最终的目的“治世”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先秦儒道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治世之道产生于天下大乱的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分封制与宗法制对家国观念及治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井田制则为大一统王朝统一秩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这些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制度,随着诸侯征战而被破坏殆尽,是“入世”救国还是“出世”救己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抉择;第二部分论述了先秦儒家“入世”的治世之道,孔子和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治世之道,将“亲亲之爱”作为“仁爱”的宗法依据,由此推衍出以“正名”为用的“忠恕”之道和“推己及人”的“恻隐”之心,要求人们不断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人生价值,实现治世;第三部分论述了先秦道家“出世”的治世之道,老子和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代表,提出将“无为”作为人们实现一切目的的重要途径,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约束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由此将“去智”“寡欲”作为“无为”的方式,推衍出反对“人为”、反对圣人的“心斋”“坐忘”等修身方式,引导人们用出世的方式达到实现自身价值、继而实现治世之道;第四部分,通过对比先秦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思想的异同,发现二者在主要内涵、深层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最终目的都指向实现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通过研究发现,儒道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两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思想。两种思想在精神修养、社会治理以及深层结构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外儒内道的互补性,给历代知识分子一种进退有据、从容自若的处事方式,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供罗,李笑频[8]（2020）在《从征引五经看《文心雕龙》的“依经立义”》文中认为"依经立义"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个较新的角度。《文心雕龙》对五经的征引达1 000多次,可归为八类:袭用特有词语、评论儒家经典、评论历史人物、评论作家作品、评析文化现象、支撑材料例证、阐发儒家义理、建立文论主张。除袭用特有词语外,其他七类征引都体现了"依经立义"。其内涵又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文体风格上的"依经立体";二是理论内涵上的"依经立论";三是思维方式上的"依经而思"。
梁耀丹[9]（2020）在《孔子的家庭伦理规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孔子的家庭伦理规范出发,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文献,以其他关于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相关论文或书籍为辅助文献,以探索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要义,目的在于辨析清楚孔子家庭伦理规范中的合理成分,使我们能够学习思考其中的精华,同时,阐述孔子不合理的家庭伦理规范中所包含的不合理的观念,使人们认清并摒弃其中的不合理的观念,期望本文能在稍微深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为改善家庭关系、纠正家庭教育不良现象作出一点绵薄之力。本文前面是引言,阐述选题背景及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选题研究历史与现状和选题研究思路共三个部分。第一章描述孔子提出家庭伦理规范的时代背景,包括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社会背景、思想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共三个方面。第二章讲述孔子倡导的家庭伦理规范,先就儒家的内在依据作简要说明,然后对具体规范进行论述,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听共三个部分。结合现实需求,归类分点论述,分别详细阐述了孔子在为父慈爱、为子孝敬,为兄友爱、为弟恭敬,为夫道义、为妻顺从这六个方面的规范。第三章论述了孔子家庭伦理规范中所包含的不合理观念的扬弃,其中主要是“弃”的部分,包括对孔子家庭等级观念的舍弃、对孔子尊卑顺从观念的丢弃和对孔子不合理男女观和婚姻观的摒弃共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也描述了孔子家庭等级观念的主要体现形式是“礼”和理论依据是以血缘为韧带的爱有差等;第二部分论述了孔子尊卑顺从观念的体现形式是宗法制和理论依据是等级制度;第三方面则分别讨论了对孔子男女观和婚姻观的不合理成因素的扬弃。第四章也是最有一章是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现代价值部分,主要写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现代价值,包括孔子论“不诚则不顺乎亲矣”与修身养性、“婚恋功利观”与孔子贫富观和孔子家庭伦理规范与家庭和睦这三个方面。可以说第一部分是个人层面的,讲述孔子对待“诚”和“顺亲”的态度,也就是从侍奉双亲开始作为个人修养“诚”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阶段,而修养方法不止于“明善”而诚心,即懂得家庭伦理道德规范,“诚”还包括诚信,即在于实践,只有两部分结合才完整。第二部分是适婚群体层面的,叙述了近来不断抬头的“功利婚恋观”以及它背后所暗藏的贫富观不过是过于渴望不劳而获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幸福,而孔子的贫富观倡导的劳动致富则可以给“功利婚恋观”做一些必要的引导。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层面的,结合现状,分别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妻道义三个方面来写述孔子家庭伦理规范对家庭和睦的指导价值。
徐方[10]（2020）在《贵州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间造物是一种具有传统工艺价值的文化,其设计思想和手工生产的理念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传统手工艺所具有的文化艺术价值、社会历史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要,新时代传统手工艺还担任着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任。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研究,从哲学、艺术学的角度对马尾绣和枫香染的技术观、造物观、审美观进行对比梳理,将二者的“神、形、意”进行交融,并通过二者具体的纹样、布局、色彩进行各种融合创新,最后落实到空乘制服设计中。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分析了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第二章梳理了马尾绣的技术观、造物观、审美观的特征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技、艺、道”,分析了马尾绣的“道”作为造物观具体表现为纹样的本源观和伦理观,从“道”统领“技”和“艺”的哲学逻辑关系阐述了马尾绣“技以载道”的工艺特征、“艺以载道”和“艺与道合”的审美特色,提炼出马尾绣神秘抽象的纹样、繁复程式的布局和野性装饰的色彩等艺术特色,继而剖析了其当代价值。第三章梳理了枫香染“技”、“艺”、“道”的特征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比较的方式,分析了枫香染的“道”体现为不同于马尾绣的本源观和伦理观,同样的从“道”统领“技”和“艺”的哲学逻辑关系阐述了枫香染“技以载道”的工艺特色、“艺以载道”和“艺与道合”的审美特征,通过与马尾绣艺术特色的对比,提炼出枫香染阴柔韵致的纹样特色、圆满对称的布局方式、尚青崇朴的色彩特征,最后剖析了其当代价值。第四章对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进行了分析,在融合设计的可行性前提下,运用融合设计的原则,将马尾绣与枫香染进行理论层次上的交融设计和艺术重构,然后通过两者具体的图案、布局、色彩、材料、工艺等进行各种创新分析。第五章通过以上三章的理论基础,在融合设计的具体方法上,对空乘制服进行调研分析后,将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进行了实践应用。综上所述,本课题研究希望通过理论结合实际,更直观、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马尾绣与枫香染融合设计的艺术价值,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活化和融合创新设计探索一条可借鉴的新思路。
二、论孔子的阳刚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孔子的阳刚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子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和生活美学观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孔子“移风易俗”的文艺美学观：雅正中透着严肃 |
| (一)雅正而严肃的诗歌艺术美学观：移风易俗，感化民众 |
| (二)雅正而严肃的乐舞艺术美学观：移风易俗，尽善尽美 |
| 二、孔子“仁德礼治”的政治美学观：雅正中透着温情 |
| (一)倡导社会复古，复兴周礼 |
| (二)倡导君主仁爱有德，以德治国 |
| (三)倡导礼治教化，为国以礼 |
| 三、孔子“循礼修德”的生活美学观：雅正中透着鲜活 |
| (一)醉心于艺术的审美生活观 |
| (二)“寓乐于观”的游乐美学观 |
| (三)洁净精致的饮食美学观 |
| (四)得体舒适的服饰美学观 |
| (五)德行象征的生活器具审美观 |
| (六)文质彬彬的容貌审美观 |
| (七)乐天幽默的审美生活心态 |
| 四、余论 |
（2）《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古言今意—孔子音乐美学思想对声乐演唱的情理导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文题释义 |
| (二)论述逻辑与基本内容 |
| (三)学理意义与应用价值 |
| 一、“文质彬彬”——声乐演唱中的技、艺关系 |
| (一)文质彬彬”的史学解读与美学释义 |
| (二)“文质彬彬”在声乐演唱中的对应理解 |
| 1.“质”对应形式与技术性 |
| 2.“文”对应内容与艺术性 |
| 3.“文”、“质”相合,技艺相融 |
|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声乐演唱中的声、情尺度 |
|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史学解读与美学释义 |
|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声乐演唱中的对应理解 |
| 1.投情、移情之情由心生 |
| 2.理性、理智之理循法度 |
| 3.入情入理,自有其妙 |
| 三、“尽善尽美”、“移风易俗”——声乐演唱的审美性与社会功能性 |
| (一)声乐演唱的审美主旨 |
| (二)声乐演唱的社会功能 |
| 1.认识功能 |
| 2.教化功能 |
| 3.治疗功能 |
| 4.激励功能 |
| 5.娱乐功能 |
| (三)以美通善,美善合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上博简《孔子诗论》概述 |
| 二、《孔子诗论》研究综述 |
| (一)竹简的形制与编连问题 |
| (二)文本考释 |
| (三)诗篇认定与诗义阐释 |
| (四)诗学思想研究 |
| 第一章 《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形制问题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形制问题 |
| (二)《孔子诗论》竹简现状分析 |
| 二、《孔子诗论》“留白”问题研究 |
| (一)1号简的处位 |
| (二)留白简与竹简的编联原则 |
| (三)留白简的“留白”原因讨论 |
| 三、《孔子诗论》的编联与缀合 |
| (一)各家编联意见汇总 |
| (二)本文编联方案 |
| (三)本文分章及释文 |
| 第二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上) |
| 一、关雎组 |
| 二、葛覃组 |
| 三、木瓜组 |
| 四、柏舟组 |
| 五、东方未明组 |
| 六、墙有茨组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下) |
| 七、十月组 |
| 八、宛丘组 |
| 九、皇矣组 |
| 十、总论组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诗篇认定及诗义阐释 |
| 一、《孔子诗论》篇名的认定 |
| (一)原本未释或误释的诗篇名 |
| (二)归属有分歧的诗篇名 |
| (三)简文所涉诗篇名汇总 |
| 二、《孔子诗论》诗义阐释 |
| (一)《国风》类 |
| (二)《小雅》类 |
| (三)《大雅》类 |
| (四)《周颂》类 |
| 第五章 《孔子诗论》论诗特点及诗学思想研究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和特点 |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 |
| (二)《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二、《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 |
| (一)简文以“情”、“性”论诗 |
| (二)简文“以礼节情”的论诗思想 |
| (三)简文“情”与“志”的关系论述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论着提要 |
| 凡例 |
| 一、编联、形制类 |
| (一)编联类 |
| (二)形制类 |
| 二、字词考释类 |
| 三、文本思想类 |
| (一)诗篇认定、诗义阐释类 |
| (二)诗学研究类 |
| 四、其他类 |
| (一)简文作者类 |
| (二)综述类 |
| 附录二 论着提要索引 |
| 一、作者、论着名索引 |
| 二、关键词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研究对象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研究对象的“异”与“同” |
| 第二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理论体系的“异”与“同” |
| 第三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三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材料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方法观的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三部着作“三观”的比较 |
| 第四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
| 第一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写作特点的认识与评价 |
| 第二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价值的认识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入世”与“出世” ——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先秦儒道思想产生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血缘关系下的西周制度 |
| 一、宗法制与分封制 |
| 二、经济基础——井田制 |
| 三、周公“制礼作乐” |
| 第二节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 |
| 一、“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 |
| 二、县制取代分封制 |
| 三、被破坏的井田制度 |
| 四、教育思想的兴起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入世”的治世思想 |
| 第一节 孔子的仁爱思想 |
| 一、孔子的思想溯源 |
| 二、“克己复礼”以维持秩序 |
| 三、“亲亲之爱”的宗法依据 |
| 四、“君臣父子”的正名之法 |
| 第二节 孟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
| 一、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继承 |
| 二、以“仁政”约束统治者 |
| 三、“性善论”的人性依据 |
| 第三章 先秦道家“出世”的治世之道 |
| 第一节 老子的无为思想 |
| 一、老子的思想源溯 |
| 二、“无为”的治世之道 |
| 三、“寡欲”“去智”的“无为”方式 |
| 第二节 庄子对老子的继承及发展 |
| 一、反对“人为”,反对圣人 |
| 二、对自由的追求 |
| 第四章 先秦儒道治世思想互补及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儒道思想互补的可行性 |
| 一、最终目的的同一性 |
| 二、主要内涵的贯通性 |
| 三、深层结构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儒道治世思想的现实意义 |
| 一、儒道互补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
| 二、外儒内道的处世形态 |
| 三、儒道互补的现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从征引五经看《文心雕龙》的“依经立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征引五经的数据统计 |
| 二、征引五经情况归类 |
| (一)袭用特有词语 |
| (二)评论儒家经典 |
| (三)评论历史人物 |
| (四)评论作家作品 |
| (五)评析文化现象 |
| (六)支撑材料例证 |
| (七)阐发儒家义理 |
| (八)建立文论主张 |
| 三、“依经立义”举隅 |
| (一)依经立体 |
| (二)依经立论 |
| (三)依经而思 |
| 四、结语 |
（9）孔子的家庭伦理规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R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选题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孔子提出家庭伦理规范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三节 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家庭背景 |
| 第二章 孔子倡导的家庭伦理规范 |
| 第一节 父慈子孝 |
| 一、为父慈爱 |
| 二、为子孝敬 |
| 第二节 兄友弟恭 |
| 一、为兄友爱 |
| 二、为弟恭敬 |
| 第三节 夫义妇听 |
| 一、为夫道义 |
| 二、为妻顺从 |
| 第三章 孔子家庭伦理观念的扬弃 |
| 第一节 对孔子家庭等级观念的扬弃 |
| 一、“礼”——孔子家庭等级观念的主要体现形式 |
| 二、爱有差等——孔子家庭等级观念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对孔子的尊卑顺从观念的扬弃 |
| 一、宗法制度——孔子尊卑顺从观念的体现形式 |
| 二、等级制度——孔子尊卑顺从观念的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对孔子男女观、婚姻观的扬弃 |
| 一、对孔子的男女观扬弃 |
| 二、对孔子的婚姻观扬弃 |
| 第四章 孔子家庭伦理规范的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孔子论“不诚则不顺乎亲矣”与修身养性 |
| 第二节 “功利婚恋观”与孔子贫富观 |
| 第三节 孔子家庭伦理规范与家庭和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贵州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及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马尾绣与枫香染研究现状 |
| 1.3.2 空乘制服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4 课题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1.4.1 课题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2 课题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4.3 课题研究框架 |
| 2.马尾绣的艺术分析与价值 |
| 2.1 马尾绣的起源发展 |
| 2.2 “技、艺、道”统一的艺术分析 |
| 2.2.1 “技以载道”的技术观 |
| 2.2.2 马尾绣的“道” |
| 2.2.2.1 纹样的本源观 |
| 2.2.2.2 马尾绣纹样的伦理观 |
| 2.2.3 “艺以载道”与“艺与道合”的审美观 |
| 2.2.3.1 神秘抽象的纹样 |
| 2.2.3.2 繁复程式的布局 |
| 2.2.3.3 野性装饰的色彩 |
| 2.3 马尾绣的当代价值 |
| 2.3.1 文化历史价值 |
| 2.3.2 艺术审美价值 |
| 2.3.3 经济社会价值 |
| 2.4 本章小结 |
| 3.枫香染的艺术分析与价值 |
| 3.1 枫香染的起源发展 |
| 3.2 “技、艺、道”统一的艺术分析 |
| 3.2.1 “技以载道”的技术观 |
| 3.2.2 枫香染的“道” |
| 3.2.2.1 纹样的本源观 |
| 3.2.2.2 纹样的伦理观 |
| 3.2.3 “艺以载道”与“艺与道合”的审美观 |
| 3.2.3.1 阴柔韵致的纹样 |
| 3.2.3.2 圆满对称的构图 |
| 3.2.3.3 尚青崇朴的色彩 |
| 3.3 枫香染的当代价值 |
| 3.3.1 文化历史价值 |
| 3.3.2 艺术审美价值 |
| 3.3.3 社会经济价值 |
| 3.4 本章小结 |
| 4.马尾绣与枫香染的融合设计分析 |
| 4.1 融合设计的可行性分析 |
| 4.1.1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的需求 |
| 4.1.2 现代审美观念及情感需求 |
| 4.1.3 文化视域下旅游场域的构建需求 |
| 4.2 融合设计的原则 |
| 4.2.1 文化性原则 |
| 4.2.2 民族地域原则 |
| 4.2.3 整体协调原则 |
| 4.3 马尾绣与枫香染交融设计的艺术重构 |
| 4.3.1 设计的精神统领——“神”的交融 |
| 4.3.2 设计的形式系统——“形”的交融 |
| 4.3.3 设计的价值体系——“意”的交融 |
| 4.3.4 “神”、“形”、“意”三位一体的艺术重构 |
| 4.4 马尾绣与枫香染融合设计的创新分析 |
| 4.4.1 纹样的融合创新 |
| 4.4.2 布局的融合创新 |
| 4.4.3 色彩的融合创新 |
| 4.4.4 工艺的融合创新 |
| 4.4.5 材料的融合创新 |
| 5.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实践 |
| 5.1 空乘制服的调研分析 |
| 5.1.1 现状分析 |
| 5.1.2 设计调研 |
| 5.2 马尾绣与枫香染的融合设计实践 |
| 5.2.1 设计理念 |
| 5.2.2 设计实例 |
| 6.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成果 |
|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图片来源 |
| 附录 :(二)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 :(三)调研相关图片 |
| 附录 :(四)研究生学习阶段发表论文和获奖 |
| 致谢 |
四、论孔子的阳刚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子文艺美学观与其政治和生活美学观之比较[J]. 万志全. 宜春学院学报, 2021(01)
- [2]《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D]. 李圣强. 山东大学, 2020(12)
- [3]古言今意—孔子音乐美学思想对声乐演唱的情理导构[D]. 薛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入世”与“出世” ——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D]. 尚子惟.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8]从征引五经看《文心雕龙》的“依经立义”[J]. 朱供罗,李笑频. 昆明学院学报, 2020(02)
- [9]孔子的家庭伦理规范研究[D]. 梁耀丹. 南京大学, 2020(02)
- [10]贵州马尾绣与枫香染在空乘制服中的融合设计研究[D]. 徐方. 中原工学院,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