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动人口情况复杂 人户分离现象突出——江苏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专题调研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乔晓春[1]（2021）在《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文中研究表明重点针对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合自1953年起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变动、分省人口分布、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人口城镇化、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以及出生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港澳台和外籍人口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描述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和变化。除此之外,结合官方刚刚公布的2011到2019年数据,分析了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人口数量,以及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将调整后的结果与调整前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重点分析了"单独二孩"和"普遍二孩"政策调整前后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陶瑞[2]（2021）在《内地农村人户分离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河南省固始县X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李芳[3]（2020）在《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个案研究 ——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对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问题,学界往往从教育公平、分配正义等视角围绕入园机会、园所质量、影响因素、地方实践等方面展开研究,目前基本形成了标签化的流动儿童教育资源供给图景:“在户籍制度的割裂下,流动儿童教育资源供给与家庭资本密切相关,流动儿童入公办园比例低,所在园所办学条件差、质量水平不高,政府投入缺位,公益组织参与扶持。”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并建构多面立体的认识,我们需要跳脱既有命题,以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上海市闵行区作为研究单元,聚焦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流动儿童,将四所专门面向流动儿童招生的幼儿园作为嵌入性分析单元,进入现实情境,揭示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发展历程。首先通过非沪籍人口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分配规则揭示流动儿童教育资源供给不平等的发生机制。以2005年为时间起点,入园条件变化为主轴,发现:非沪籍人口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由满足本地适龄儿童学前教育需求后的空余学位构成。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政府通过控制幼儿园报名要求并引入竞争机制,根据家长条件进行高低排序分批录取,家庭资本不足的流动儿童往往被排除在外。接着,将视线进一步聚焦于专门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的幼儿园,追溯流动儿童教育资源格局的形成。目前闵行区流动儿童教育资源由2所民办公助二级幼儿园和28所民办三级幼儿园组成,属于市场主导型的教育供给模式。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的格局从非法办学点和学前班为主到民办公助幼儿园、民办三级幼儿园与备案看护点及非法办学点并存,最终演变为由民办公助幼儿园与民办三级幼儿园共同构成。最后,关注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质量提升的局限性与特殊性。局限性在于民办三级幼儿园本身先天条件不足、收费水平受限,加上政府投入缺乏,主要以管理规范为主;特殊性在于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许多公益项目围绕民办三级幼儿园开展,通过玩教具捐赠、志愿服务、师资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其办园质量。必须阐明的是,尽管公共财政针对流动儿童投入不足,但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初期流动儿童教育资源的形成属于民间力量自发行为,主要在利益驱使之下,存在多种安全隐患、克扣幼儿伙食、甚至危害幼儿健康等问题。直到地方政府介入,提出民办三级幼儿园的形式,通过备案看护点过渡,联合多部门开展取缔工作,这才逐步走上规范的道路,并在教育管理体系之下不断发展提升。
王志强,刘园园[4]（2019）在《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及其法律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其人口流动的类型、特点等具有区域性。从京津冀区域性发展角度而言,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是在京津冀三地人口流动基础上的二次转化。相应地,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的调整也不是京津冀三地人口流动调整的简单"相加"。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因素。因而,在将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调整纳入京津冀区域性整体发展的同时,需要注重法律这一重要社会调整手段的运用,使人口流动的法律调整融入区域社会管理与区域发展之中。
栾青霖[5]（2019）在《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关注重心也正逐步由就业率向就业质量转变。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就业质量多年来一直在相对低位徘徊,普遍存在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努力改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学术界在“人口迁移”领域的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基础理论框架,分别从就业歧视、收入差异、就业安全与社会保障等视角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尽管还存在一定争议,但已经足以支撑对就业质量核心指标体系的构建。围绕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的文献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进行的分项研究较多,而从微观视角进行的系统、整体性研究仍显不足。基于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新命题。围绕研究目的,本文做了以下几项主要的研究工作,以充分体现就业理论从侧重就业总量过渡到就业结构分析、就业质量的形势变化。（1）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综合分析国内外关于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和流动人口就业特点,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四个角度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体现了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可操作性。运用该指标体系测评的2010-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虽有所改善但整体上仍旧不高,且不同细分群体就业质量水平及改善情况有所差别。其中,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中,雇员的就业质量高于自雇群体,自雇群体中雇主的就业质量高于自营劳动者;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略高于男性;非农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显着高于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不同行业与职业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差异较大,管理技术人员就业质量最高。（2）按照三重身份属性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进行深入解读。基于自然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三重身份属性,流动人口的跨区就业如同处于生物层、生存层、生态层三个层级,由此构建的理论框架将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因素区分为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集合,每个因素集合下又包括多个子因素,而且每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机理存在差别。个体因素通常会通往公平就业难题,年轻人在找工作时经验缺失的沮丧有时类似于遭受性别歧视者的感受;家庭因素把流动人口圈入一个就业的生命周期之中,婚姻和家人随迁都会让他们背负家庭责任来确立自已的流动目标;而社会因素则会无形中产生一种资本累积效应,无论是流动的频次和距离还是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都影响着流动人口找工作时的经验值和便利性。（3）基于理论构建的计量模型和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了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各种因素对于流动人口整体就业质量的作用是交错产生的,既有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拥有城市户籍等因素带来的线性正效应,也有家庭随迁、流动次数等因素产生的线性负效应,还有年龄因素带来的先上升后下降的U型效应,以及婚姻状况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各种因素在不同就业质量等级人群中的复杂性,随着就业质量的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类型的影响力都在减弱,而在低就业质量层级男性不如女性的现象却发生了逆转,即在高质量就业层级男性就业质量超越了女性。划分群体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雇员、自营劳动者和雇主群体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在雇员群体中,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家庭因素中初婚状况、家庭收支以及社会因素中的流动时间、非农户口都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同居状况、家庭成员随迁、流动次数等因素则变成了阻力;对于自营劳动者群体而言,年龄的影响表现为一次单调递增函数,党员身份、家庭支出、与子女一起随迁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汉族、再婚、同居、非农户口和流动次数则有负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的作用相对不明显;在雇主群体中,年龄拐点要晚于雇员,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家庭支出都对其就业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汉族、配偶随迁和流动次数的增加则形成相反的力量。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对各因素影响强度和贡献率的分析发现:对雇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贡献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支出情况;在自营劳动者中,年龄、家庭支出和流动次数对就业质量的贡献率较大;对雇主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贡献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家庭支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因素。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探索性地从微观视角对我国流动人口群体性就业质量进行分析,尝试性地构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变化特征,对就业质量基本原理进行了全新阐释,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实证模型,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后续系统地进行不同群体就业质量研究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框架借鉴。
张雅欣[6]（2019）在《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推动力量和价值观念态度体现。同时,社会信任更是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围。社会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人们的经济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信任问题却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分化明显等。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导下,社会信任的提升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信任低下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而诱发的社会认知危机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我国居民的整体社会信任状况持续低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易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的缺失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面临多方位的调整和变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带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变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突然释放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造成社会认知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社会地位和城乡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层次的居民的社会信任产生差异。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应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三大现状,围绕影响社会信任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焦点现象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具体地,本文的研究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社会焦点现象,试图从人口流动经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人口结构差异这三个不同层次辨析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演变机理,凝练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第二,考察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和机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个体的流动经历对于其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短期个人经历和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讨论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并考虑个体回迁经历、受教育水平差异、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权变作用。第三,探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配不均对于居民个体的社会信任的认知传递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受益不均等,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通过加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不均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四,解析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采用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的家庭资源在同胞之间的分配和竞争,可能会对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造成影响,并研究这种差别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居民所生活的城市规模的机制影响。全文共设置为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随后介绍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各章节安排,最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本章主要介绍和阐释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阐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变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逻辑关系。第3章: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分类及其测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顾和梳理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地区发展水平、个体特征、博弈、收入不平等因素等宏微观因素。第二,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三,分别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人口结构差异三个具体视角,引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因素。最后,对所有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第4章:人口流动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4）,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对比研究有过流动经历和未发生过流动的人群,其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低。并研究有人口流动经历群体的社会信任状态是否呈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另外,本章进一步考虑了回迁、“人户分离”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文化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章从社会融合度、语言类型及二者叠加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第5章: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主要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结合省际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的差异。进一步地,本章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由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及发展不均衡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从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6章: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以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为例,从家庭资源竞争的角度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并且研究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与社会信任程度的关系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检验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边际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数量特征与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机制作用。第7章: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针对上述章节所作的研究和阐述进行总结,针对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公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相关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有人口流动经历的人群与未流动过的人群相比,其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社区内外地人所占比例测量的社区居住隔离程度和社会融合度,以及下班后使用的语言类型是否为非本地方言测量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其中二者关系的重要机制变量。即人口流动经历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的影响,其中的解释机制与流动人口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能否突破语言障碍相关。流动人口对社会普遍信任和小区邻居信任产生了异质性的时间负面影响,短期内的人口流动行为对社会普遍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而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移民对小区邻居的不信任程度降低。对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分析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和对小区邻居的信任程度均低于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通过流动人口回迁经历的异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具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的不信任状况有所改观,没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更加不信任。通过高技能流动人口和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比较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通过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过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居民入学机会和求学质量的差异,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和集中,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资源越匮乏,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另外,高校扩招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和教育制度变革中的“准自然实验”,其初衷是为了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受益不均,使不同阶层的居民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成本产生差异,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对农村出身的居民造成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第三,原生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个体。特别地是,兄弟姐妹的特征影响社会信任呈现出城乡和性别的显着异质性。城镇居民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男性居民同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通过检验城市规模机制,本文发现大城市代表的公共资源稀缺和激烈竞争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选题视角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变量指标的创新,具体概括如下: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居民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考虑到社会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特点,从微观个体情感认知研究和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有机结合,整合了以往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碎片化研究。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集,分别从人口流动经历引发的社会认知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教育资源感知差异、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引发的个体资源竞争意识差异这三个表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指标,研究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考察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及其演变机理,探讨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整体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第三,变量指标的创新。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根据所要研究的反映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社会焦点问题,分别构建了个体人口流动经历指标、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指标、兄弟姐妹数量特征指标等多个变量,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刻画描述,在指标构建和变量运用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段进明[7]（2019）在《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诊断和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个地区历史演变的见证者,它的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由于街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兴起,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在原来的居住功能主体之外,还不断发展起了商业、旅游等多种功能。然而,商业、旅游的发展并不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全部,历史文化街区中始终还是有相当的居民居住的,历史文化及生活氛围的维持与传承也需要依靠这些居民的可持续发展,而长期对居住性问题缺乏重视,也使得一些历史文化街区面临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是艰难的改善难题。本文研究的案例,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街区。大栅栏街区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街区与北京十三片文化精华区之一,多年以来,政府在文化、旅游、商业等各方面对大栅栏街区投入了很多精力与资本,但随着民生问题的越发凸显,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居住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大栅栏街区继续发展的核心短板。因此,本文力图聚焦在对居住性问题的具体剖析上,构建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方法,并探讨相应的发展对策,以期为大栅栏以及其他类似的历史文化街区提供借鉴。论文首先以居住性问题的概念解析出发,在进行相关研究综述和总结理论、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本文居住性问题的分析不只是应该关注和研究历史文化街区发展过程中容易被发现的、改造较为容易的人居环境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关注和研究对这些人居环境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作用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内容,由此本文确定了居住性问题的分析内容为包括空间环境、设施配套在内的浅层居住性问题和包括人口结构、土地资产在内的深层居住性问题。其次在进行相关理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方法。接着运用分析方法从浅层居住性问题和深层居住性问题两个方面对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具体的诊断研究。其中浅层居住性问题的具体诊断可以从空间环境与设施配套两个方面展开,深层居住性问题的具体诊断可以从人口结构与土地资产两个方面展开。最后在对大栅栏街区居住性问题的诊断分析基础上进行居住性问题的对策探讨:在总结影响居住性问题的关键要素基础上,进行引导性对策和操作性对策的探讨,包括制度层面的政策规划、思路层面的人文构建、技术层面的工程探索和实施层面的规划建设四个层面。
王通[8]（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张亚丽[9]（2019）在《基于城市舒适度视角的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或从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中国中小城市面临如何促进劳动力要素在本地区以及本城市集聚以促进地区及城市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的新形势下,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可能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对劳动力流动驱动因素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及其经济效应这一主题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在考虑传统因素的基础上,尤其关注城市舒适度的作用,以揭示新形势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新特征;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分别从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工资溢价、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影响两个角度探讨其微观及宏观两个层面的经济效应,并且考虑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从而为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促进中国劳动力的空间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启示。第2章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研究、劳动力流动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3章在梳理与回顾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的基础上,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规模及特征进行分析,为全文的研究奠定现实基础。第4章将在综合考虑工资、失业率、产业结构等因素基础上,重点关注城市舒适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求更为准确地识别新形势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首先对城市舒适度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之后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1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特征数据,构建涵盖更为全面的城市人为舒适度指数和自然舒适度指数,采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了城市舒适度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更高的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为了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环境而流向人为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具有适宜的天气条件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起拉动作用。（2）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表现出异质性反应: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劳动力对人为舒适度的反应更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劳动者对自然舒适度的反应越弱。（3）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于工资的影响程度。第5章从技能异质性流动劳动力工资溢价的视角,探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效应,并考察城市舒适度对异质性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13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的实证检验表明:（1）城市规模显着提高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居民）和城市流动劳动力（农民工）的名义工资水平。（2）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流动劳动力（农民工）从城市规模中获得的名义工资溢价效应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居民）从中获得的工资溢价效应。（3）不管是城市本地劳动力还是流动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从城市规模中获得的名义工资溢价效应大于低技能劳动者。（4）考虑了生活成本之后,不论是城市本地劳动力还是流动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从城市规模中获得的实际工资效应大于低技能者,而流动劳动力（农民工）从城市规模中获得的实际工资溢价效应大于本地劳动力（城市居民）。（5）城市舒适度对本地劳动力中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均没有显着的影响,但是对流动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的流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具有显着的正影响。在考虑了生活成本和城市舒适度之后,城市本地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依然可以从城市规模中获得实际工资溢价,从而表明,实际工资并未对城市舒适度进行补偿,中国的城市之间未达到空间一般均衡状态。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并没有改变基本回归的主要结论,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第6章本章从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视角,探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分析表明,异质性劳动力的区位选择通过影响城市规模及城市劳动力技能分布,对城市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13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的实证检验表明:（1）城市迁移率越高,以基尼系数测度的城市内部收入越不平等。（2）劳动力的流动改变了城市的技能溢价,迁移率越高的城市,大学溢价和高中溢价均更大,最终导致城市内部收入更不平等。进一步,使用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不同代理变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仍然没有改变基本回归的结论。第7章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政策启示。（1）大力提升城市舒适度水平,有利于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要素聚集,并通过产业聚集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2）为低技能流动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有利于提升其城市工资溢价。（3）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有利于中国空间一般均衡的实现和城市规模体系的优化。（4）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全覆盖,有利于流动劳动力共享现代化成果,降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福利影响。
孔德斌,李雨洋[10]（2019）在《“人户分离”背景下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困境及改进——以F社区为例》文中认为网格化治理是精细化治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信息反馈及时、责任主体明确、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等优势。但是,通过对J市F社区的调研发现:在"人户分离"背景下,社区精细化治理存在忽视居民需求、难以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等问题。鉴于此,社区治理需要及时转变管理方式,将流动人口纳入网格化管理之中,增加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交流,同时发挥网格员的枢纽作用,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多元参与基础上的精细化治理格局。
二、流动人口情况复杂 人户分离现象突出——江苏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专题调研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流动人口情况复杂 人户分离现象突出——江苏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专题调研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1 人口规模在增加，人口增长率在下降 |
| 2 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 |
| 3 三十年来总和生育率第一次实锤 |
| 4 人口年轻化和老龄化同时出现，老龄化呈现加速态势 |
| 5 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分省人口分布格局差异明显 |
| 6 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出现大幅度提升 |
| 7 人口其他方面的变化 |
（3）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个案研究 ——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必要性:以子女随迁模式为主导的人口流动常态化 |
| 二、现实性: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内涵要求和现实瓶颈 |
| 三、紧迫性:特大城市人口控制与学前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突出矛盾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提供实践经验:妥善治理无证幼儿园,因地制宜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
| 二、揭露价值矛盾:指出普惠性学前教育盲区,维护流动儿童教育平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供给的现状研究 |
| 二、流动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阻碍因素 |
| 三、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上的实践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问题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案例研究 |
| 一、案例分析单元 |
| 二、资料收集 |
| 三、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的真实性 |
| 第三章 居住证制度下非沪籍人口学前教育资源的分配 |
| 第一节 2005-2010 年:凭产权证入公办园和公建配套民办幼儿园 |
| 一、触发机制下出台的“小区生”补贴政策 |
| 二、“小区生”补贴政策的发展完善 |
| 第二节 2011-2018 年:纳入居住证的入园积分制 |
| 一、闵行区创新采用入园积分制 |
| 二、居住证积分成为享受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条件 |
| 第三节 2019 年-至今:居住证与学前教育资源实现完全挂钩 |
| 一、系统招生下的民办三级幼儿园 |
| 二、家长应对——曲折的居住证办理过程 |
| 第四章 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民办公助幼儿园的历史和特征 |
| 一、什么是“民办公助”幼儿园? |
| 二、历史:为解决流动儿童入园难问题,公办园转制为民办公助幼儿园 |
| 三、特征:产权国有、政府扶持、自主运营 |
| 第二节 民办三级幼儿园的发展历程 |
| 一、2008 年之前:乱象丛生——非法办学点野蛮生长 |
| 二、2008-2015:整顿规范——看护点分类治理 |
| 三、2008-至今:引导扶持——民办三级幼儿园平稳发展 |
| 第五章 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质量提升的外部支持 |
| 第一节 政府规范管理 |
| 一、业务主管部门:层级逐渐上移,走向专业管理 |
| 二、办园质量标准:严格要求安全卫生,逐步转向保育教学 |
| 三、多部门参与检查,责任督学全覆盖 |
| 第二节 财政有限扶持 |
| 一、区教育局:零散师资培训 |
| 二、公办幼儿园;结对帮扶,构成办学联合体 |
| 三、多级政府财政:设施设备投放,租金津贴补助 |
| 第三节 NGO公益项目开展 |
| 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合之路专项基金——萌芽计划 |
| 二、上海多阅公益组织——苗苗阅读项目 |
| 三、雨滴儿童基金会——早期儿童发展项目 |
| 第六章 讨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发现与创新 |
| 一、主要发现 |
| 二、新意之处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A普通图书 |
| B期刊论文 |
| C学位论文 |
| D电子文献 |
| E报纸、会议类 |
| 英文文献 |
| 后记 |
（4）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及其法律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 |
| （一）京津冀的人口流动量趋于上升，在“省内非市区”“省内市区”“外省至本省”三种地域流动类型中，京津冀三地存在差异 |
| （二）京津冀的省际人口流动在地域空间范围上具有明显的地理邻接特征，人口流动从外省到京津冀的地域范围较为稳定，围绕京津冀大体形成了主要以“川—鄂—皖—豫—鲁—辽—吉—黑—内蒙古—晋”为邻接线的流动圈，在京津冀地区，北京与天津对河北具有较强的人口吸附性 |
| 1. 流入京津冀地区的外省人口的省籍范围较为稳定。 |
| 2. 京津冀三地之间表现出了较为强劲与稳定的“冀→京”和“冀→津”的人口流动现象。 |
| （三）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的流动时间以3年以下和5年以上的较为集中，与省内流动相比，外省人口流入的省外流动中的短时间流动较明显，相对于北京，天津与河北的人口流动频率较高 |
| 1. 无论省内流动还是省外流动，人口流动的时间分布在京津冀三地均显现了两个较为集中的区间，即3年以下和5年以上。 |
| 2. 与省内流动相比，省外流动偏重于2年以下的短时间流动。 |
| 3. 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天津与河北的短时间人口流动较北京明显，北京的长时间人口流动较天津与河北明显。 |
| （四）在流动原因方面，就业型流动在京津冀的省内与省外人口流动中最突出，其中，移居型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婚嫁型流动在省内流动中较突出，在省外流动中较突出的是就业型流动、附随型流动、学习型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内流动中的移居型流动和省外流动中的附随型流动成为京津冀三地的新特征，但人口流动在流动原因方面仍存在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差异 |
| 二、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调整的区域性问题 |
| （一）同心圆中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 |
| 1. 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流动状况是全国的一部分。 |
| 2. 全国流动人口流动的某些特点的扩散影响着京津冀地区。 |
| （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 |
| （三）区域间梯度与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 |
| （四）类型多样与变化中的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 |
| 三、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的法律调整 |
| （一）在国家相关立法的框架内，以区域社会管理与区域发展为户口制度“松绑” |
| （二）注重地方性立法的“三个协调”，提高地方性立法的统一性与协调性 |
| （三）注重现行地方性立法的实践过程，完善以居住证为主导的流动人口居民化管理与服务 |
（5）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文章逻辑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2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研究综述 |
| 2.1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相关研究 |
| 2.1.1 流动人口的内涵 |
| 2.1.2 流动人口的统计界定与规模变化 |
| 2.1.3 就业质量的内涵界定 |
| 2.1.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测评与分析 |
| 2.2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理论研究 |
| 2.2.1 人口迁移理论 |
| 2.2.2 就业质量与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家庭效用与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理论 |
| 2.3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分项研究 |
| 2.3.1 个体异质性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研究 |
| 2.3.2 家庭化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研究 |
| 2.3.3 群体异质性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研究 |
| 2.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研究 |
| 2.4.1 从宏观视角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研究 |
| 2.4.2 从微观视角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分析 |
| 2.4.3 对特定流动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整体性分析 |
| 2.5 本章小结:相关研究述评 |
| 3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及我国经验事实 |
| 3.1 就业理论回顾和就业质量评价 |
| 3.1.1 从就业总量到就业结构的就业理论 |
| 3.1.2 就业质量的提出及指标化探索 |
| 3.2 国外主要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
| 3.2.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就业质量指标体系 |
| 3.2.2 欧洲就业质量指数(EJQI) |
| 3.2.3 雇佣质量指标体系(QEI) |
| 3.3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标筛选及体系构建 |
| 3.3.1 变量范围及分类整理 |
| 3.3.2 变量比较与层级变量取舍 |
| 3.2.3 指标维度赋权的处理 |
| 3.3.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
| 3.3.5 流动人口的统计说明及数据来源 |
| 3.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分析 |
| 3.4.1 不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 |
| 3.4.2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 |
| 3.4.3 不同户籍性质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 |
| 3.4.4 不同行业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 |
| 3.4.5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比较 |
| 3.5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变化趋势特征分析 |
| 3.5.1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变化特点 |
| 3.5.2 流动人口工作时间的变化特点 |
| 3.5.3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变化特点 |
| 3.5.4 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签订的变化特点 |
| 3.6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异质性分析 |
| 3.6.1 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差异 |
| 3.6.2 不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差异 |
| 3.6.3 不同行业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差异 |
| 3.6.4 不同职业的就业质量差异 |
| 3.7 本章小结 |
| 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4.1.1 基于身份属性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1.2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2 个体因素与平等/公平就业难题 |
| 4.2.1 年龄差异与就业市场中的区别对待 |
| 4.2.2 流动人口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
| 4.2.3 人力资本与就业市场机会平等落差 |
| 4.2.4 个体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 |
| 4.3 家庭因素与扩展的就业生命周期 |
| 4.3.1 婚姻状况、家庭角色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
| 4.3.2 家庭化流动、就业期望与职业选择 |
| 4.3.3 家庭成员就业状况与流动就业中的利益平衡 |
| 4.3.4 家庭收支状况与流动就业中的共同负担 |
| 4.3.5 家庭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 |
| 4.4 社会因素与就业的资本累积效应 |
| 4.4.1 流动因素与跨区就业中的经验储备 |
| 4.4.2 社会资本与网络化流动就业中的便利性 |
| 4.4.3 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 |
| 4.5 本章小节 |
| 5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和方法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 5.1.2 回归方法的选取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1 流动人口就业类型和就业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2 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不同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 5.3 基准回归分析 |
| 5.3.1 回归模型的说明 |
| 5.3.2 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5.4 不同维度的扩展分析 |
| 5.4.1 个体因素对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 |
| 5.4.2 家庭因素对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 |
| 5.4.3 社会因素对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 |
| 5.5 分位数回归分析 |
| 5.5.1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设定 |
| 5.5.2 个体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
| 5.5.3 家庭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
| 5.5.4 社会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不同群体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
| 6.1 不同就业身份的差异性分析 |
| 6.1.1 雇员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2 雇主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3 自营劳动者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 不同就业质量的异质性分析 |
| 6.2.1 对雇员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6.2.2 对雇主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6.2.3 对自营劳动者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6.3 不同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 |
| 6.3.1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
| 6.3.2 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提高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
| 7.1 实证分析结论与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政策框架 |
| 7.1.1 从实证分析结论到政策启示的思路梳理 |
| 7.1.2 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政策框架 |
| 7.2 基于政府视角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建议 |
| 7.2.1 消除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制度性障碍 |
| 7.2.2 构建面向家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体系 |
| 7.2.3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 |
| 7.2.4 鼓励流动人口多形式就业,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
| 7.2.5 建立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监测和保障体系 |
| 7.3 基于企业视角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建议 |
| 7.3.1 保障流动人口工资报酬权益,落实同工同酬原则 |
| 7.3.2 规范用工制度,加强流动人口职业健康保护 |
| 7.3.3 重视流动人口职业培训,树立正确用人观和效益观 |
| 7.4 基于工会视角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建议 |
| 7.4.1 积极吸收流动人口加入工会 |
| 7.4.2 推动流动人口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
| 7.4.3 引导流动人口树立正确的劳动理念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 |
| 2.1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
| 2.1.1 社会信任:影响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决策和经济结果 |
| 2.1.2 社会信任:经济社会转型及社会信任危机 |
| 2.1.3 社会信任: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2.2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三个集中体现 |
| 2.2.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的身份、情感认知和社会融合问题 |
| 2.2.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
| 2.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异质化家庭人口结构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资源竞争不公平问题 |
| 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逻辑关系 |
| 2.3.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经济学机制 |
| 2.3.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社会经济学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3.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 |
| 3.1 社会信任的概念与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
| 3.1.1 社会信任的概念界定、分类和测度 |
| 3.1.2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
| 3.1.3 影响社会信任的一般性因素 |
| 3.2 社会信任的内涵: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 3.2.1 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和研究发展 |
| 3.2.2 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展 |
| 3.3 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转型期社会焦点问题 |
| 3.3.1 人口流动现象和流动人口问题 |
| 3.3.2 基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
| 3.3.3 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以不同数量的兄弟姐妹和同胞效应为例 |
| 3.4 文献总结与分析述评 |
| 3.5 本章小结 |
| 4.人口流动经历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文献综述:人口流动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4.3 人口流动经历影响社会信任的理论探讨 |
| 4.3.1 人口流动经历与社会信任 |
| 4.3.2 人口流动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社会信任 |
| 4.3.3 人口流动、社会融合与社会信任 |
| 4.3.4 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表现 |
| 4.4 实证研究设计 |
| 4.4.1 数据来源 |
| 4.4.2 实证模型设定 |
| 4.4.3 变量描述 |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1 人口流动经历对一般化信任的影响 |
| 4.5.2 人口流动经历对个人化信任的影响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4.7 本章附录 |
| 4.7.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4.7.2 有序(ordered)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 5.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综述:教育不平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描述 |
| 5.4 实证模型设定、结果与分析 |
| 5.4.1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5.4.2 高校扩招政策的城乡受益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5.6 本章附录 |
| 5.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5.6.2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相对数值指标 |
| 5.6.3 本章部分变量指标的构造 |
| 6.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文献综述: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描述 |
| 6.3.2 实证模型设定 |
| 6.3.3 变量描述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有无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6.4.2 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 6.4.3 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机制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6.6 本章附录 |
| 6.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 7.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诊断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历史文化街区面临多方面问题 |
| 1.1.2 精细化管理背景下街区诊断兴起 |
| 1.1.3 居住性问题的影响日渐增大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历史文化街区相关问题研究 |
| 1.3.3 研究小结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历史文化街区 |
| 1.4.2 居住性问题 |
| 1.5 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 |
| 1.5.1 研究对象概况 |
| 1.5.2 研究范围界定 |
| 1.6 研究内容 |
| 1.6.1 主要研究内容 |
| 1.6.2 基本分析方法 |
| 1.6.3 研究框架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案例研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
| 2.1.3 人口均衡理论 |
| 2.1.4 地租理论 |
| 2.1.5 研究小结 |
| 2.2 国外案例借鉴 |
| 2.2.1 法国里昂红十字坡地街区复兴 |
| 2.2.2 意大利“邻里合约计划”实践 |
| 2.2.3 法国巴约那历史城区改造 |
| 2.2.4 国外案例小结 |
| 2.3 国内案例借鉴 |
| 2.3.1 陟山门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
| 2.3.2 扬州文化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
| 2.3.3 北京菊儿胡同更新 |
| 2.3.4 国内案例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建立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方法 |
| 3.1 分析方法建立的作用和原则 |
| 3.2 居住性问题的分析体系构建 |
| 3.2.1 分析方法建立的基础 |
| 3.2.2 数据的确定与获取方法 |
| 3.2.3 研究方法的确定 |
| 3.3 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流程 |
| 3.3.1 分析要素的选取 |
| 3.3.2 浅层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流程 |
| 3.3.3 深层居住性问题的分析流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大栅栏街区浅层居住性问题诊断研究 |
| 4.1 空间环境问题诊断 |
| 4.1.1 居住建筑室内空间拥挤性分析 |
| 4.1.2 居住院落空间拥挤性分析 |
| 4.1.3 绿地广场空间覆盖率与服务人口强度分析 |
| 4.1.4 街巷空间风貌品质分析 |
| 4.2 设施配套问题诊断 |
| 4.2.1 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分析 |
| 4.2.2 交通与环卫设施便利性分析 |
| 4.2.3 公共安全设施分布分析 |
| 4.2.4 配套建筑面积协调性分析 |
| 4.3 浅层要素对居住性问题的影响诊断 |
| 4.3.1 空间环境对居住生活舒适性的影响 |
| 4.3.2 设施配套对居住生活便利性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栅栏街区深层居住性问题诊断研究 |
| 5.1 人口结构问题诊断 |
| 5.1.1 人户分离要素分析 |
| 5.1.2 昼夜人口要素分析 |
| 5.1.3 年龄结构要素分析 |
| 5.2 土地资产问题诊断 |
| 5.2.1 用地要素分析 |
| 5.2.2 产权要素分析 |
| 5.3 深层要素对居住性问题的影响诊断 |
| 5.3.1 人口结构对居民社区归属感与设施使用体验感的影响 |
| 5.3.2 土地资产对居住环境与人地关系变更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大栅栏街区居住性问题对策探讨 |
| 6.1 影响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的关键要素总结 |
| 6.1.1 空间环境、设施配套是影响居住性问题的显性浅层要素 |
| 6.1.2 人口结构、土地资产是影响居住性问题的隐性深层要素 |
| 6.2 引导性对策探讨 |
| 6.2.1 制度层面的政策规划 |
| 6.2.2 思路层面的人文构建 |
| 6.3 操作性对策探讨 |
| 6.3.1 技术层面的工程探索 |
| 6.3.2 实施层面的规划建设 |
| 6.4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基于城市舒适度视角的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2 劳动力流动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
| 2.3 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演变和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劳动力流动数据的来源说明 |
| 3.2 中国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演变 |
| 3.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舒适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城市舒适度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机制 |
| 4.3 城市舒适度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工资溢价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劳动力城市工资溢价形成的理论机制 |
| 5.3 异质性劳动力城市工资溢价的实证检验 |
| 5.4 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 |
| 6.1 引言 |
| 6.2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理论机制 |
| 6.3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10）“人户分离”背景下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困境及改进——以F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
| 二、网格化治理: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新模式 |
| (一) 案例:F社区概况 |
| (二) 网格化治理:F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 |
| (三) 社会组织:精细化治理的辅助力量 |
| (四) 模式总结:精细化治理的经验推广 |
| 三、“人户分离”:社区精细化治理的现实境况 |
| (一) “人户分离”: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困境 |
| (二) 成效与不足:精细化治理的具体实践 |
| 四、治理完善: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新要求 |
四、流动人口情况复杂 人户分离现象突出——江苏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专题调研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J]. 乔晓春. 人口与发展, 2021(04)
- [2]内地农村人户分离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河南省固始县X乡为例[D]. 陶瑞. 江南大学, 2021
- [3]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个案研究 ——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D]. 李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京津冀区域性人口流动及其法律调整[J]. 王志强,刘园园.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9(05)
- [5]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栾青霖. 北京交通大学, 2019(12)
- [6]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雅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问题诊断和对策研究[D]. 段进明. 北京建筑大学, 2019(01)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9]基于城市舒适度视角的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D]. 张亚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人户分离”背景下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困境及改进——以F社区为例[J]. 孔德斌,李雨洋.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