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投资失误与国有企业亏损（论文文献综述）
黄坤耀[1]（2020）在《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加速,国有企业的经营低效和市场竞争力弱的问题逐渐凸显,国有企业发生财务困境也屡见不鲜,如何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并远离财务困境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课题。而理论界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日新月异,但在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补充。本文旨在探索国有企业脱困的有效措施,并丰富财务困境领域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发布的十大破产典型案例中的重庆钢铁进行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典型性。以破产重整作为切入点对其财务困境的成因、应对措施和应对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并有所侧重政府干预的影响。在分析成因时,由外到内进行梳理;在分析应对措施时,将重整前后的应对措施进行纵向对比;在分析应对效果时,从市场反应、会计指标和利益相关者多个角度综合评价。同时加入行业均值作为横向对比,再引入事件研究法,以提高结论的准确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财务困境往往是由内外部原因共同导致的。而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应对措施选择相关。并且市场化系统性应对措施虽然成本高但是效果好。此外,破产重整有利于破除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根据研究发现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建议。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国有企业财务困境与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财务困境与破产重整和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在实务上也为国有企业梳理了财务困境应对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龚敏[2]（2020）在《国有企业财务困境成因及解困对策研究 ——以沈阳机床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传统产业纷纷陷入低端产能过剩的困局,并由此催生出了一大批财务困境企业,其中也包括不少国有企业。机床作为我国的“工业之母”,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然而,自2012年起我国机床行业整体进入下行通道,机床行业上市公司中的龙头国企沈阳机床开始陷入财务困境。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权衡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对沈阳机床的财务困境展开研究后发现:沈阳机床在2012-2018年间均处于财务困境之中,表现在偿债能力不足、盈利水平不佳以及现金流状况恶化。在此期间企业采取了四类重组措施进行自救,但最终解困失败。因此,本文在分析沈阳机床财务困境成因时分为内外部因素展开,内部因素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讨论。首先,沈阳机床陷入财务困境的外部原因主要有宏观经济下行、行业需求转型以及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其次在内部原因方面,2012-2016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投资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以及融资渠道单一;2017-2018年沈阳机床解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解困对策缺乏市场化,导致沈阳机床前期陷入财务困境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使得企业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均处于财务困境状态。最后在明确沈阳机床财务困境成因并汲取解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希望帮助其尽快脱离财务困境。
付春[3]（2020）在《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文中提出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是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保障。然而,企业通过激进避税将本应属于国家的财富更多地留存于公司内部,以图公司扩张或谋求个人私利。激进避税凭借各种节税与避税活动的“暗箱操作”,采用大量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或非法的避税手段有效减少税负,成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形式。激进避税行为愈演愈烈似乎正在成为各国公司的现实选择,其业已构成了对国家税务系统的最大挑战,并最终影响社会福利。企业避税现象日益严重,引致大量研究开始关注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其必然会对源自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激进避税行为产生影响。自从2002年美国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来,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继2006年上交所和2007年深交所分别发布内部控制指引之后,2008年由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于2010年颁布了与之相关的配套指引。截止2017年,财政部已陆续发布行政事业单位及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使建设和评价内部控制有了一个共同可循的标准,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立。2018年11月,财政部等发布上市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上市公司得到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在提高上市公司合规经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那么,内部控制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其作用机理又是怎样的?然而,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滞后和不足。国外鲜有文献关注内部控制对于激进避税的影响,国内现有的二篇文献对内部控制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非但没有形成一致且较为明确的结论,甚至研究结论完全相反。一篇文献基于内部控制的“效率”目标视角,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提高了公司内部税务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了企业的避税行为。然而,另一篇文献则认为内部控制的“合规”目标有助于降低企业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风险,从而对激进避税行为起到抑制作用。此外,“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中处于核心地位,其认知基础与价值观受其性别、年龄、任期、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人口统计特征影响,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与组织绩效。因此,内部控制必定会受到其建设和维护主体——高管人员的影响。由此推断,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通过影响内部控制,进而会对激进避税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研究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的关系时,如果不考虑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基于此,本文将高管背景特征、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等三者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根据上市公司“核心高管”背景特征,将其划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等维度,并以此为视角来考察其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期能够系统地探究多维度的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首先,从内部控制及激进避税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上述三个变量的两两关系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其次,对本文研究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予以界定并依据相关理论阐述三者之间关系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而构建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原型。其中,内部控制的目标与激进避税的含义是后续理论分析的关键基础,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则为理论分析的重要依据。再次,研究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针对核心高管特征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分别从同质性与异质性维度予以理论演绎和实证检验。整个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嵌入我国的制度背景做进一步分析,最终形成具体的研究结论。整体而言,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关于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的关系。（1）全样本视角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激进避税程度越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激进避税。（2）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要显着大于非国有企业。第二,关于核心高管性别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性别的同质性（以女性比例作为替代变量）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女性比例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中女性所占比例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性别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性别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性别异质性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性别的异质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性别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企业。第三,关于核心高管年龄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年龄的同质性（以平均年龄作为替代变量）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年龄长轻分组后,核心高管年龄越长,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年龄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年龄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年龄异质性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年龄的异质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年龄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企业。第四,关于核心高管学历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学历的同质性（以平均学历作为替代变量）并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的关系。按学历高低分组后,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并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学历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明显。（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学历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学历异质性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学历的异质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学历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企业。第五,关于核心高管任期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任期的同质性（以平均任期作为替代变量）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任期长短分组后,核心高管任期越长,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任期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任期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任期异质性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任期的异质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任期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企业。第六,关于核心高管专业背景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同质性（以具有会计、金融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成员的比例作为替代变量）并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的关系。按会计等专业比例高低分组后,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并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明显。（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并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的关系。按专业背景异质性高低分组后,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并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明显。第七,关于核心高管职业背景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1）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同质性（以具有会计、金融或经济管理类职业背景成员的比例作为替代变量）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会计等职业比例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中具有会计、金融或经济管理类职业背景成员的比例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同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2）全样本视角下,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按职业背景异质性高低分组后,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异质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程度越低。进一步区分不同产权性质后,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异质性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抑制作用,其作用程度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企业。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核心高管背景特征视角,系统研究其对于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深入到产权性质层面,以揭示不同产权性质下上述三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差异,在进行理论拓展的同时也为税收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及上市公司相关制度的构建及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深化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影响机理的认识。在实证验证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产权性质纳入考量范围,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对于激进避税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以期能够整体呈现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效应,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其二,有助于拓展高管背景特征之经济后果的理解。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将核心高管特征、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等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整个研究过程中,结合我国当前制度背景,对样本数据进行划分,进而分析不同产权属性下,核心高管背景特征对于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三,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有助于税收监管部门更准确地识别高管背景特征影响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作用机理,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政策,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其次,有助于上市公司加强高管团队建设、遴选和聘用核心高管,为构建及实施税收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创造良好的控制环境,减少企业因激进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保障企业有序合规经营。最后,本文研究对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以抑制激进避税也有所裨益。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基于核心高管背景特征视角研究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通过将研究视角延伸到核心高管层面,深入探讨其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打破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之间作用机制的“黑箱”。将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三者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对内部控制的不同影响下企业激进避税程度的差异,从微观层面对内部控制于激进避税的治理效应予以整体呈现。这既有助于深刻理解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的影响机理,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委托-代理理论等的适用提供了来自我国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高管背景特征之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其二,引入“核心高管”概念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本文紧扣《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会计法》及《公司法》,在研究中引入“核心高管”概念,将“核心高管”界定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及监事会主席等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财务会计及企业避税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四类人员。在避免高管定义随意性的同时,剔除了“非核心高管”对企业内部控制和激进避税决策的噪音影响,提升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其三,涵盖高管背景特征双重维度全面揭示研究对象作用机制。过往文献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类化理论的单一视角考察背景特征的某一维度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对高管特征把握不全面而导致研究结论有失偏颇。本文从核心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对于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以全面揭示高管背景特征视角下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
郝雪[4]（2019）在《国有资产流失防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资产是国家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通过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国家财富,国有资产支撑着国家进行各种公益性建设并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在现代社会中,国有资产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活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离不开大量国有资产的支撑。我国是一个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2017年统计我国的净国有资产总量为109.2万亿元,这样庞大的一笔财富要如何才能管理好,则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但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直都很严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健全和加强。我国在201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这份重要文件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管理好国有资产的决心和信念。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它和社会各个层面以及多方面的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法律法规、社会共识、管理水平、监管力度等等,所以寄希望于某部法规来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现实,要从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量,本文希望通过对现有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途径进行重点分析,对企业改制、合资、经营决策、贪腐浪费以及财务管理等几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究其中的根源问题,并提出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健全相关法律、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健全国有资产的监管体系等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来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张飞雁[5]（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范瀚文[6]（2019）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实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从而建立我国经济质量上的优势。制造业既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又是持续发展的根基,保持制造业健康高效运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了庞大而完备的生产制造体系以及生产能力,但整体上供给质量不高,难以及时应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通过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成为发展面向新时代制造业的必由之路,而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之后,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放缓趋势明显,制造业受累程度更为严重。2015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仅为3.5%,是近十年来最低增速。虽然自2016年开始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已经增长疲态尽显,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和库存高企等矛盾显现出来。在这些表层矛盾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值得注意。当前我国制造业深层次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错配方面,即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市场难以出清。一方面,低端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出现严重的产品过剩,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质量数量都不足,市场份额被国外占有。这种现象源于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过度依靠要素投入获取增长,形成低端路径依赖,而低技术投入的结果必然是低端的产出,无法适应国际和国内逐渐提高的产品精细化、高端化、个性化需求。因此,我国制造业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由无效低端的旧供给逐步转变为高效高端的新供给,实现制造业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和资源重新配置两种,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正是后者,这就建立了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关联。僵尸企业作为低端无效供给的代表,长期占用大量资金、土地、机器设备等宝贵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直接拉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不仅如此,僵尸企业还会对正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它们的健康运行。僵尸企业作为本应该退出市场的无效供给在市场中继续生存,甚至还持续扩大已经过剩的产能,是我国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供给质量提升的一大障碍。由于僵尸企业是微观供给主体,因而僵尸企业问题首先是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任务于当下显得既艰巨又紧迫。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下研究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有助于认清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更好地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扫除这一障碍。本文的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观察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以中国实体经济的支柱制造业为研究主体,以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为核心目标来展开。首先,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做出解释,为展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更好地承接现有研究成果做出针对我国国情和现实的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进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其次,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际流行的僵尸企业识别法进行修正,并分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现状。对僵尸企业危害的分析表明僵尸企业问题是阻碍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转型升级的一大障碍,想要化解制造业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再次,本文基于供给侧角度对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将僵尸企业问题作为供给问题分析有利于从深层发现僵尸企业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进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并深入考察政府干预因素对僵尸企业危害的放大作用,旨在证明依靠市场自发作用才是清退僵尸企业的最优途径。最后,本文选取与我国具有相似之处的东亚模式代表国家日本和韩国作为样本,在分析这两个国家处理僵尸企业问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从现状、危害、形成机理、国际比较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现阶段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能通过刺激政策解决。我国制造业企业作为供给主体对需求的“质”和“量”变化的适应性差,一旦面临需求冲击就会爆发僵尸企业问题。由于刺激政策只能掩盖而不能真正解决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因此刺激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缓解效果是短暂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供给侧管理入手。第二,从正常企业沦为僵尸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产业供给结构失衡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由于产业政策诱导、政府间竞争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产业供给结构会发生失衡。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僵尸企业更容易滋生。其次,企业供给质量低下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创新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合理以及优秀企业文化缺失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企业供给质量的低下,从而逐渐丧失自生能力,只有外力扶持才能继续存活。最后,无效供给无法清除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僵尸企业未能被市场的力量所清退得益于银行和政府造成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低效退市机制的阻碍作用。第三,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产生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成为主要受害者,而政府干预的加强会加深这一危害。僵尸企业作为无效供给不仅大量侵占有限资源,还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加剧正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阻碍了有效供给的增量提质。正常企业作为供给主体适应外部需求变化的能力被削弱,从而对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产生负面影响,即表现为僵尸企业对非僵尸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优势,所受僵尸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而民营经济的活力则受制于僵尸企业问题。此外,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四,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本在于供给侧改革即体制机制改革,落脚点是建立并维持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首先,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僵尸企业问题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其次,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是重要一环。构建完备市场需要同时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国资国企改革,解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并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最后,建立合理的政企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环节。推行有限政府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第五,由于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成因复杂,因此解决对策同样也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发力,协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改革,其中经济结构调整又包含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两方面。产业层面上的对策是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企业层面上的对策是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制度层面上的对策是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沿着减少存量和控制增量的思路来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本文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从供给侧的视角指出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联系。僵尸企业问题从供给侧的视角来分析就是如何顺利淘汰旧供给并转型升级为新供给,如何减少无效供给并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就是消除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供给侧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为化解供给侧的矛盾奠定新的理论基础。第二,在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进行识别时加入政府补贴的因素对现有识别法进行修正,提出一种将补贴软约束情况考虑在内的识别法。本文通过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对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三,本文提出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落脚点是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作用下自行退出。进而,本文据此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易禾[7]（2019）在《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文中认为我国的投资体制经历很多变革,对投资的增长和经济的改善有很大帮助。同时,经济增长对投资效率的要求也就越来越显着,因此高投资效率是企业的追求。然而,企业内部的制度失衡以及外部的监督和管理不够,使得投资效率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上市公司发放的政府补助总额度以及覆盖率在不断增加。长期以来,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都存在着过度投资的现象,非效率投资问题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外部环境和制度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外部因素中,政府补助对于企业投资有着刺激和引导作用,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政府补助对于非效率投资发挥怎样的作用?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是否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产权性质为切入点对财政透明度、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展开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沪深A股市场8273个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围绕政府补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原理进行全面分析,并探究引入财政透明度后,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变化。得出以下结论:1、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正相关,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相关性显着。2、财政透明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着负相关,在企业资本投资中具有治理价值。3、对于过度投资,政府补助的影响和财政透明度的调节作用仅仅体现在国有企业层面;而对于投资不足,政府补助和财政透明也只在非国有企业层面具有显着影响。为此,本文为提高政府补助利用率提出合理建议,并且提醒企业从内外部考虑改善非效率投资行为,便于其提升自身价值。一是完善企业投资机制,制定适应的投资策略;二是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和激励;三是建立完善的政府补助分配机制,加大对政府补助信息披露力度。上述发现对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无效干预,加强对政府补助信息披露的监管具有一定意义。
胡晓光[8]（2018）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国有企业高管拥有“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身份,“政治人”身份赋予国企高管行政级别以及政治晋升的空间与通道。通常,我们将国企高管行政级别的升迁称为政治晋升;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企高管的“政治人”身份更加明显,行政级别的升迁比职位的薪酬收入更具吸引力。中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是高管自利性行为所致,而解决高管自利性行为的有效措施是高管激励契约。那么,政治晋升作为国企高管的特殊激励契约,是否可以抑制国企高管的自利性行为,从而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顽疾”。另一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掌握着国企高管考核与晋升的权利,具有政治晋升动机的国企高管往往表现出政治迎合行为,那么政府干预是否会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激励效应,从而影响国企高管自利性行为引发的企业过度投资?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创建“政府干预、高管政治晋升、代理成本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以及政府干预与代理成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机制;从而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激励效应,揭示中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制度性成因。本文依据“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通过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阐释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选取2009-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衡面板数据与混合截面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与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检验并比较国企高管“内部晋升”与“外部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的差异性;检验代理成本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政府干预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3）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归纳本文研究结论与创新点,并且向国资监管部门与国有企业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本文围绕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机制这一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理论演绎、统计分析与面板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总体而言,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呈正相关,尤其是国企高管“外部晋升”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的相关性更为显着。（2）代理成本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尤其在“外部晋升”样本中中介效应更为显着。（3）政府干预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中起到调节效应,并且这种调节效应在“内部晋升”与“外部晋升”样本中同样显着存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拓宽了中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研究。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过度投资的“政府干预”理论,揭示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机制,即阐释了代理成本的内部传导机制,以及政府干预的外部调节机制。（2）在研究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的研究。本文研究证明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负向激励效应的存在性,并且这种负向激励效应受到政府干预强度以及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通道的影响。（3）在研究方法上,从中国国有企业异质性特征的视角构建了复合指标的政府干预指数。本文选取地区市场化差异、产业特征类型、政府控制类型与控股股东类型四个指标,采用赋值法构建复合指标的政府干预指数,研究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
梁宏中[9]（2018）在《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也即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突破个体性的限制和束缚,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经济危机的治理方式根据治理效果不同,可划分为根本性治理和周期性治理两类。前者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新社会经济制度,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产权社会化的要求。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局部提高产权社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解决经运行层面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暂时解决经济危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化产权形式,能弥补私人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产生的各种弊端,因而成为经济危机治理的有效工具。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策调控工具;二是作为所有制基础,通过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两者的实质都是不同程度地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性、协调性。作为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能有效降低周期性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其也存在一些低效性问题,需要选择合适的使用时机、领域、方式、时限,提升作用效果。作为新社会所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旨在构建系统性制度安排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代表性现实探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既作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发挥经济危机治理作用。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危机治理的绩效,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下,从长期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能彻底消除,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与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所以经济危机依然存在。当然从短期来看,信息化发展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化经济调控,局部暂时缓和这种矛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全面国有化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消除经济危机的主客观条件仍未成熟;但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国有企业将能更好发挥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治理的政策工具功能。
徐纯[10]（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二、国有企业投资失误与国有企业亏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投资失误与国有企业亏损（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资本结构理论 |
| 2.1.4 效率差异化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财务困境形成原因的研究 |
| 2.2.2 关于财务困境应对措施的研究 |
| 2.2.3 关于财务困境应对效果的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述与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述 |
| 3.1.1 财务困境的概念 |
| 3.1.2 破产重整的概念 |
| 3.1.3 财务困境的成因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财务困境应对措施与应对效果 |
| 3.2.2 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财务困境 |
| 3.2.3 破产重整与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 |
| 第四章 案例介绍 |
| 4.1 重庆钢铁及行业基本情况 |
| 4.1.1 重庆钢铁基本情况 |
| 4.1.2 钢铁行业基本情况 |
| 4.2 重庆钢铁陷入财务困境的表现 |
| 4.2.1 获利能力下降 |
| 4.2.2 债务负担沉重 |
| 4.2.3 偿债能力不足 |
| 4.2.4 退市风险警示 |
| 4.3 重庆钢铁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 |
| 4.3.1 周期下行,产能过剩 |
| 4.3.2 不当干预,政府兜底 |
| 4.3.3 盲目扩张,杠杆畸高 |
| 4.3.4 改革滞后,管理低效 |
| 4.3.5 供需错配,成本偏高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5.1 重庆钢铁重整前的财务困境应对措施 |
| 5.1.1 资产重组:出售资产以弥补亏损 |
| 5.1.2 财务重组:政府补助和定向增发 |
| 5.1.3 公司治理重组:集团选派继任董事长 |
| 5.1.4 战略运营重组:整体上市和经营转型 |
| 5.2 重庆钢铁重整后的财务困境应对措施 |
| 5.2.1 资产重组:实施混改和资产剥离 |
| 5.2.2 财务重组:以股抵债和低息贷款 |
| 5.2.3 公司治理重组:业界大咖和薪酬改革 |
| 5.2.4 战略运营重组:成本领先和满产满销 |
| 5.3 重庆钢铁重整前后财务困境应对的效果及对比分析 |
| 5.3.1 市场反应分析 |
| 5.3.2 财务指标分析 |
| 5.3.3 利益相关者分析 |
| 5.4 案例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国有企业财务困境成因及解困对策研究 ——以沈阳机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架构及创新 |
| 1.3.1 论文架构 |
| 1.3.2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权衡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财务困境的表现 |
| 2.2.2 财务困境的成因 |
| 2.2.3 财务困境解困对策 |
| 2.2.4 文献评述 |
| 3 案例介绍 |
| 3.1 我国机床行业发展状况 |
| 3.2 沈阳机床公司介绍 |
| 3.2.1 基本信息 |
| 3.2.2 业务结构 |
| 3.2.3 主要财务状况 |
| 3.3 沈阳机床财务困境情况简介 |
| 4 案例分析 |
| 4.1 沈阳机床财务困境的表现 |
| 4.1.1 F分数模型 |
| 4.1.2 偿债能力不足 |
| 4.1.3 盈利水平不佳 |
| 4.1.4 现金流状况恶化 |
| 4.2 2012-2018年沈阳机床财务困境外部成因 |
| 4.2.1 宏观经济下行 |
| 4.2.2 行业需求转型 |
| 4.2.3 政策性负担 |
| 4.3 2012-2018年沈阳机床财务困境内部成因 |
| 4.3.1 2012-2016年沈阳机床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 |
| 4.3.2 2017-2018年沈阳机床解困失败的原因 |
| 5 结论及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5.2.2 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
| 5.2.3 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
| 5.2.4 转变经营理念 |
| 5.2.5 重点化解短期有息负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 |
| 2.1.1 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 |
| 2.1.2 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 |
| 2.2 关于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 |
| 2.2.1 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 |
| 2.2.2 高管背景特征的异质性 |
| 2.3 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
| 2.4 关于激进避税的研究 |
| 2.4.1 激进避税的影响因素 |
| 2.4.2 激进避税的经济后果 |
| 2.5 高管背景特征对激进避税的影响 |
| 2.6 文献评述 |
| 3 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的理论概述 |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1 内部控制 |
| 3.1.2 核心高管 |
| 3.1.3 核心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
| 3.1.4 激进避税 |
| 3.2 核心高管背景特征影响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高阶理论 |
| 3.2.4 社会类化理论 |
| 3.3 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的机理分析 |
| 3.3.1 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的关系 |
| 3.3.2 核心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4 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4.2.1 变量定义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4.3.1 样本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3.3 相关性分析 |
| 4.3.4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进一步测试 |
| 4.5 稳健性测试 |
| 4.6 本章小结 |
| 5 核心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核心高管性别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1.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1.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1.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1.4 进一步测试 |
| 5.1.5 稳健性测试 |
| 5.1.6 本节小结 |
| 5.2 核心高管年龄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2.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2.4 进一步测试 |
| 5.2.5 稳健性测试 |
| 5.2.6 本节小结 |
| 5.3 核心高管学历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3.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3.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3.4 进一步测试 |
| 5.3.5 稳健性测试 |
| 5.3.6 本节小结 |
| 5.4 核心高管任期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4.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4.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4.4 进一步测试 |
| 5.4.5 稳健性测试 |
| 5.4.6 本节小结 |
| 5.5 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5.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5.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5.4 进一步测试 |
| 5.5.5 稳健性测试 |
| 5.5.6 本节小结 |
| 5.6 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同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5.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6.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6.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6.4 进一步测试 |
| 5.6.5 稳健性测试 |
| 5.6.6 本节小结 |
| 6 核心高管背景特征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核心高管性别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1.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1.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1.4 进一步测试 |
| 6.1.5 稳健性测试 |
| 6.1.6 本节小结 |
| 6.2 核心高管年龄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2.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2.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2.4 进一步测试 |
| 6.2.5 稳健性测试 |
| 6.2.6 本节小结 |
| 6.3 核心高管学历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3.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3.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3.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3.4 进一步测试 |
| 6.3.5 稳健性测试 |
| 6.3.6 本节小结 |
| 6.4 核心高管任期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4.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4.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4.4 进一步测试 |
| 6.4.5 稳健性测试 |
| 6.4.6 本节小结 |
| 6.5 核心高管专业背景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5.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5.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5.4 进一步测试 |
| 6.5.5 稳健性测试 |
| 6.5.6 本节小结 |
| 6.6 核心高管职业背景的异质性对内部控制与激进避税关系的影响 |
| 6.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6.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6.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6.4 进一步测试 |
| 6.6.5 稳健性测试 |
| 6.6.6 本节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构建税收合规的内部控制制度 |
| 7.2.2 加强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遴选 |
| 7.2.3 制定切实有效的税收监管措施 |
| 7.2.4 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国有资产流失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目的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 |
| 1.2.1 国有资产概念 |
| 1.2.2 国有资产的管理 |
| 1.2.3 国有资产流失 |
| 1.2.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2.5 国外相关经验 |
| 1.2.6 各国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利弊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我国国有资产流失主要环节 |
| 2.1 企业改制造成的流失 |
| 2.2 合资过程中造成的流失 |
| 2.3 经营决策失误造成的流失 |
| 2.4 贪污、浪费造成的流失 |
| 2.5 财务管理造成的资产流失 |
| 第3章 国有资产流失原因分析 |
| 3.1 监督体制不完善 |
| 3.1.1 职能不明确监管部门缺失 |
| 3.1.2 权力干预较多 |
| 3.2 融资监管不到位 |
| 3.2.1 监管内容缺失 |
| 3.3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3.3.1 责任和权力不对等 |
| 3.3.2 追责体系不健全 |
| 3.4 未建立起相应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
| 3.4.1 用人机制不完善 |
| 3.4.2 缺乏相应的奖惩机制 |
| 3.5 对国有资产监管力度不够 |
| 3.5.1 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 |
| 3.5.2 对无形国有资产缺乏重视 |
| 第4章 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防控建议 |
| 4.1 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
| 4.1.1 明确相关职能 |
| 4.1.2 完善部门设置 |
| 4.1.3 健全财务审计制度 |
| 4.1.4 加强对无形国有资产的监管 |
| 4.1.5 对相关人员权力加以限制 |
| 4.2 对融资活动加强监管 |
| 4.2.1 明确相关部门职责 |
| 4.2.2 完善监管内容 |
| 4.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 4.3.1 建立追责体系 |
| 4.3.2 权责相应 |
| 4.4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
| 4.4.1 建立公开透明的用人机制 |
| 4.4.2 建立现代的激励制度 |
| 4.4.3 明确企业产权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 |
| 二、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解释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僵尸企业的内涵与识别 |
| 二、僵尸企业的产生原因与不良影响 |
| 三、僵尸企业的处置方式 |
| 四、文献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现状与危害剖析 |
| 第一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 |
| 一、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的发展演进 |
| 二、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在我国的适用性 |
| 三、针对我国僵尸企业的识别法修正 |
| 第二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现状 |
| 一、整体变化趋势 |
| 二、分地区分布情况 |
| 三、分行业分布情况 |
| 四、分所有制分布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危害剖析 |
| 一、加剧供需结构的错配 |
| 二、抑制有效供给的产生 |
| 三、阻碍制造业转型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基于供给侧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选择性产业政策诱导 |
| 二、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 |
| 三、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 |
| 第二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企业供给质量低下 |
| 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
| 二、管理体制问题突出 |
| 三、工匠精神普遍匮乏 |
| 第三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无效供给无法清除 |
| 一、银行提供僵尸信贷支持 |
| 二、地方政府父爱主义保护 |
| 三、市场低效退出机制阻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的影响：基于出口规模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出口规模挤出效应分析 |
| 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政府干预作用的进一步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实证检验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改变僵尸企业识别的严苛度 |
| 二、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处理 |
|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僵尸企业问题处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二节 韩国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三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从供给侧视角审视僵尸企业问题 |
| 二、正常的银企关系衍生于完备市场 |
| 三、合理的政企关系产生于有限政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产业层面：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合作机遇 |
| 二、推进“互联网+”战略培育产业新业态 |
| 三、推行区域差异化策略促进产业转移承接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 |
| 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创新动力 |
| 二、激发企业家活力催生高效率民营企业 |
| 三、鼓励企业服务化转型实现价值链攀升 |
| 第三节 制度层面：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 |
| 一、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提高破产程序效率 |
| 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培育独立市场主体 |
| 三、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7）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 |
| 1.2.2 政府补助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相关文献 |
| 1.2.4 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相关文献 |
| 1.2.5 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补助相关文献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非效率投资的内涵 |
| 2.1.2 政府补助的内涵 |
| 2.1.3 财政透明度的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寻租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预算软约束理论 |
| 2.2.5 转移支付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
| 3.1.2 产权性质,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3.1.3 财政透明度、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3.2 变量设计及度量方法 |
| 3.2.1 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度量 |
| 3.2.2 政府补助的度量 |
| 3.2.3 财政透明度的度量 |
| 3.2.4 其他控制变量的度量 |
| 3.3 模型构建 |
| 3.4 样本数据选取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 回归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回归检验 |
| 4.4.2 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2.1 完善企业投资机制,制定适应的投资策略 |
| 5.2.2 规范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管和激励 |
| 5.2.3 为企业投资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
| 5.2.4 加大对政府补助的披露力度 |
| 5.2.5 建立政府补助分配机制 |
| 5.2.6 完善政府补助使用效率评价制度 |
| 5.3 研究局限 |
| 5.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B 实证研究部分样本数据表 |
（8）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企高管 |
| 1.3.2 政治晋升 |
| 1.3.3 过度投资 |
| 1.4 论文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究综述 |
| 2.1.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概念内涵 |
| 2.1.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 |
| 2.1.3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激励效应 |
| 2.2 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研究综述 |
| 2.2.1 内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
| 2.2.2 外部治理环境与过度投资 |
| 2.2.3 政府干预与过度投资 |
| 2.2.4 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 |
| 2.3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 |
| 3.1 基础理论 |
| 3.1.1 企业投资理论 |
| 3.1.2 现代产权理论 |
| 3.1.3 委托代理理论 |
| 3.1.4 政府干预理论 |
| 3.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制度分析 |
| 3.2.1 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与治理特征 |
| 3.2.2 国企高管的绩效考核与交流任职 |
| 3.2.3 国企高管的“晋升锦标赛”机制 |
| 3.3 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3.1 政府不当干预与国企过度投资 |
| 3.3.2 “内部人控制”与国企过度投资 |
| 3.3.3 “预算软约束”与国企过度投资 |
| 3.3.4 管理者激励扭曲与国企过度投资 |
| 3.4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假设 |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选择与度量 |
| 4.3.1 过度投资的度量 |
| 4.3.2 政治晋升的度量 |
| 4.3.3 政府干预的度量 |
| 4.3.4 代理成本的度量 |
| 4.3.5 其他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 4.4 研究过程与模型设定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1.1 企业背景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
| 5.1.2 企业过度投资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
| 5.1.3 高管政治晋升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
| 5.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2.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均值差异性检验 |
| 5.2.4 多元回归分析 |
| 5.3 代理成本在政治晋升对过度投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政府干预在政治晋升对过度投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4.1 政府干预指数的构建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均值差异性检验 |
| 5.4.4 多元回归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政治晋升对过度投资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5.5.2 政治晋升、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5.5.3 政府干预、政治晋升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拓展性检验 |
| 5.6.1 政治晋升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6.2 公司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6.3 政府干预、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7 实证结果讨论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建议 |
| 6.2.2 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技术路线和文章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原因 |
| 2.2 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方式和效果 |
| 2.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质疑和批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3.1 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3.2 经济危机的具体性原因:经济运行性因素 |
| 3.3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第4章 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功能与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 |
| 4.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4.2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历史考察 |
| 4.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福利效果分析 |
| 4.4 国有企业的调控工具功能与其他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工具的比较研究 |
| 4.5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效果、存在问题与优化对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基础功能与经济危机的根本性治理 |
| 5.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本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5.2 基于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现实探索 |
| 5.3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的现实探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未来趋向:基于大数据时代趋势的探讨 |
| 6.1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向 |
| 6.2 大数据时代趋势下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功能 |
| 第7章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国有企业投资失误与国有企业亏损（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D]. 黄坤耀. 广西大学, 2020(07)
- [2]国有企业财务困境成因及解困对策研究 ——以沈阳机床为例[D]. 龚敏. 暨南大学, 2020(04)
- [3]内部控制、核心高管背景特征与激进避税[D]. 付春.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7)
- [4]国有资产流失防控研究[D]. 郝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5]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D]. 范瀚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政府补助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D]. 易禾. 长沙理工大学, 2019(06)
- [8]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D]. 胡晓光. 辽宁大学, 2018(05)
- [9]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D]. 梁宏中. 暨南大学, 2018(03)
- [10]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标签：投资; 内部控制; 国企;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制度理论;